第二节　同盟会的成立"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同盟会的成立

一　逐渐增长起来的联合因素" class="reference-link">一　逐渐增长起来的联合因素

分散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的出现，是反清革命力量走向联合的基础，它们各自汇聚着一部分社会上反清的力量。当时有远见的革命党人都清楚，要推翻清朝政府，需要民众的广泛动员，需要革命党人联合一体，需要有指导革命的中心。他们不断地发出呼吁，总企图以自己的团体作为中心来联合全国的革命力量。但是，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并不由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它只能是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发展的产物。

每个革命小团体的发展都是有限的。兴中会诞生于华侨之中，与国内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关系很浅。军国民教育会的成员包括了近十个省的人士，但实际上只是东京一隅留学生的联合。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组织植根于国内反清革命力量之中，但它们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它们都是区域性的团体，活动范围限于一省或数省，有些小团体仅在某一个城市活动。它们之间联系薄弱，一些偏远地区的团体，差不多是在孤立地活动。其次，它们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都保留着很大的原始性，或者明显地受到民间会党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影响，没有达到完全的政治团体的规模。再次，它们都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些弱点使得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都无法成为革命派的中心。

不过，革命小团体的涌现，是革命运动必经的发展阶段。革命小团体的弱点是由于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充分造成的，而其深刻的背景则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发达状态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态。但是就在这些具有重大弱点的小团体及其活动中，逐渐产生了革命力量进一步联合的因素。这种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小团体之间或其成员之间的联系，因革命活动的展开而加强。

华兴会的活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华兴会的某些骨干也就是军国民教育会的骨干；华兴会为发动长沙起义，组织了联络会党的同仇会，推动了武昌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的成立，它在长江沿岸还建立了几个联络点。特别是在上海成立了爱国协会，协会的成员包括了中国教育会、争存会、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人们，这实际上是随后成立的光复会的班底。光复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除去同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华兴会、福建学生会、岳王会等团体的联系外，光复会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它的活动区域较广，涉及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已不局限于一城一省。鉴于革命力量分散的弱点，小团体的领导者还产生了联合的愿望，武昌群学社和日知会的合并便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这些事实表明，反清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不仅是革命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是在革命运动中已经产生出来的实际趋势。

第二，各革命小团体在其活动中，同国内社会各阶层发生了比较广泛的联系。

军国民教育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团体的建立，突破了兴中会以华侨为主要成分的局限。这些团体的主要成分虽然都是新型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出身于不同的阶级、阶层，并且具有很大的活动能力，加强了各革命团体与国内社会各阶级、阶层的联系，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的成员都包括有相当数量的新军官兵。多数小团体都与会党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革命派与农民、工人、士兵、游民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会党间接实现的。除此之外，各个小团体还在自己势力所及的地区内将大批社会人士直接间接地纳入革命活动之中，这些人士中有官吏、幕僚、军官、资本家、商人、职员、艺人、医生、教士等，至于受革命宣传影响的人们，则更为广泛。可以说，通过革命小团体的活动，一切可能参加反清革命的社会阶级、阶层都已经与革命发生了深浅不同的联系。这种比较广泛的社会联系的建立，造成了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和联合的可能，同时，也突出了建立能以调动这些力量的指导中心的需要。

第三，由于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展，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孙中山最早提出的以推翻满清为中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以建立民主国家为中心的民权主义思想，在1903年至1904年间，通过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以及其他革命宣传家们独创的发挥，得到丰富和发展。这种宣传使得革命党人、爱国志士的前进方向日益明确，思想逐渐趋于一致。“天下救时之彦、爱国之儒，万喙一辞，众声同应，莫不曰民族主义哉！民权主义哉”⁽¹⁶⁾！这段时期革命党人思想演进的最大成就，是孙中山提出了革命组织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提出，标志着后来定名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的内容已基本具备。1904年4月26日，《警钟日报》通过发表孙中山的一封信，首先在国内公开介绍了这一誓词。尽管这十六字誓词未能概括当时革命宣传家们的全部成就，但它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可以共同遵循的政治纲领。

第四，反清革命运动的开创者孙中山被革命党人公认为这场革命的领袖。

当十九世纪末，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的时候，在国内人士包括进步人士心目中，他“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也”。但是，一旦孙中山所开创的反清革命被认为是挽救祖国危亡的根本之路，孙中山也随之被国内的革命志士普遍认为是自己的领袖。1902年，宫崎寅藏写成了记载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三十三年之梦》。很快，这本书就被译为中文。几种译本中，以黄中黄（章士钊）所译的《孙逸仙》影响为最大。章士钊在序言中指出，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孙逸仙者，非一民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章太炎、秦力山、刘光汉等都为该书题词作序。章太炎的题辞说：“索虏猖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嗌，揜迹郑洪为民辟，四万兆人视兹册。”他把孙中山比作刘邦那样的创业者和郑成功、洪秀全的后继者。《警钟日报》则指出：“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则皇皇汉族庶有复兴之一日。”⁽¹⁷⁾孙中山首倡革命的威望使人们自然地拥护他为领袖。梁耀汉在群学社、日知会酝酿联合时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党人应以孙中山为“共主”。而章太炎在狱中给孙中山的信中，也尊之为“总统”。有了共同拥护的领袖，互不相属的小团体才有走向联合的可能。

以上这些因素，为资产阶级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中心准备了条件。但是，这种联合并没有迅速和直接地在国内实现，联合的活动是在日本进行的。海外给革命党人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活动条件，可以免去清政府的直接干涉和镇压；而对于革命派自身，又可以避免由于分散活动和落后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不利因素。因此，东京这个1903年各省留学生联合建立革命团体——军国民教育会的地方，又成了各省革命党人和留学生联合建立全国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地方。

二　留日学生的政治动向" class="reference-link">二　留日学生的政治动向

从1904年夏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解体，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归国，直到1905年夏孙中山返日，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和留学生中，并没有发生振聋发聩的大事，革命力量在默默地经历着重要的变化。

在此期间，留学生人数的增加是惊人的。据留学生会馆统计，1904年5月为1189人，至次年8月，则已激增至五千余人。更为重要的是，在留学生中，革命情绪有了显著的增长。

1905年初，留学生中主张革命者和主张保皇立宪者作了一次有力的较量。当时，日本报纸有消息说：各国商业统计表在中国领土中没有列入长城以北，意即承认该地已为俄国属地。留学生闻讯大为震动。四川学生邓孝可在梁启超授意下，发起四川同乡开会，通过《要求归政意见书》六条，准备于夏历正月初一电奏清廷，请求“归还大政以一主权”、“宣布立宪以定国是”，张澜等并自告奋勇愿意入京伏阙陈奏。当四川同乡会将意见书送交留学生会馆及各省同乡会讨论时，受到了多数人的反对。留学生会馆干事及各省评议员会议，反对者占十分之九。广东、广西、直隶、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山东、贵州十省学生宣布反对，湖南学生中仅有二人赞成。留学生会馆的参议簿上，留下了连篇累帙的反对意见。两广学生的态度最为激烈，他们在清风亭集会讨论，发表演说，驳斥意见书。二百名与会学生一致同意，在留学生会馆贴出“两粤学生全部大反对川策六条”的标语。反对意见书的学生并不都是革命分子，多数人的反对出于对清政府的失望和不信任，这种情绪使革命派占了上风。梁启超、邓孝可等将保皇立宪主张强加于全体留学生的计划终于破产。

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始终是革命力量发展的重要源泉。主张革命的学生们，少部分组成了秘密的革命小团体，多数人则以同乡等关系，结成为一个个不十分固定的政治小集团。比较活跃的政治小集团有这样一些：

1．广东学生胡衍鸿、汪兆铭、朱大符、古应芬、张树柟、李文范等，是一个结合得比较紧密的小集团。胡汉民（1879—1939）名衍鸿，字展堂，番禺人，幕僚的儿子。1902年留学日本，因风潮归国，曾任《岭海报》主笔、梧州府中学堂教习、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1904年冬，重行东渡。胡后来在《民报》上用“汉民”的笔名发表政论，影响颇大，于是便以“汉民”为名。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番禺人，也是幕僚家庭出身，1904年留学日本。“精卫”这个名字，也是从《民报》上发表文章的笔名来的。朱执信（1885—1920）名大符，番禺人，幕僚子弟，1904年留学日本。这些人几乎都是大家子弟，过去在广州同学，在东京又同学于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有些人之间还有亲戚、世交关系，部分人在广州时就有过益智社的结合，因此关系较深。他们通过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和兴中会的成员有着联系。

2．广东人廖仲恺、何香凝、胡毅生、黎勇锡、朱少穆、萧友梅、饶景华、刘维焘等也维持着一个无形的小集团。廖仲恺（1877—1925）名恩煦，归善（今惠阳）人，出身侨商家庭。1903年初从香港赴日留学。何香凝（1879—1972）名谏，南海人，是廖的妻子，1903年春赴日。胡毅生（1883—1957）名毅，幕僚家庭子弟，1903年春赴日，这时，在横滨华侨学校任教。他们到达日本稍早，与孙中山有过直接的接触，有的人还参加过青山军事学校等团体。他们与广东学生联系比较广泛，但团体内部很松散。

此外，香山来的林君复、刘思复等弘文学院学生也自成一个集团。

3．湖北学生大都来自武昌各学堂，以李书城、耿觐文、时功玖、白逾桓、居正、田桐、余仲勉（诚）、吴昆、但焘等为核心，联系比较紧密。李书城（1882—1965）字小垣，潜江人，父亲是塾师。本人卒业于两湖书院，1903年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他与吴禄贞、黄兴都是好友，参加过武昌花园山的革命活动，也加入过华兴会。居正（1876—1951）当时名毓崧，字觉生，广济人，出身地主家庭，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弘文书院。田桐（1879—1930）字梓琴，蕲春人，出身农民家庭，父亲是塾师。两湖书院学生，留学东京时与居正同入弘文书院。他俩与白逾桓、吴昆后来在同盟会中被联称为居田白吴，是湖北会员中的骨干。这个集团中的人大都有点革命活动的经历，他们同湖南学生串连一气，都围绕在流亡的华兴会周围。

4．安徽学生吴春阳、蒯寿枢、王天培、孙棨、潘赞化等也维持着一个政治小集团。他们人数不多，却善于活动。吴春阳（1883—1911），合肥人，出身地主家庭，光复会成员。早年在皖创办强国会，后在沪办青年学社。学社因万福华案被封，流亡日本。因历史渊源，他们与国内外主要革命小团体都有联系。程家柽则因同乡关系，成为他们的指导者。程家柽（1874—1914）字韵荪，安徽休宁人，出身地主家庭。1899年由武昌两湖书院被选赴日本留学，1904年秋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很早就是革命运动的活跃分子。

5．四川学生邓家彦、黄树中、吴鼎昌、康宝忠（陕西城固籍）、陈道循、林启一等十余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但没有名称，只叫做革命团体。这些学生主要来自成都的学堂。邓家彦（1884一1966）字孟硕，广西临桂人，出身幕僚家庭。他随父在成都读书，因而成为来自成都学生的中坚。至于从重庆来的童宪章、陈崇功、杨霖等，他们另有自己的小集团。

6．留日女生不多，革命分子更少，但她们却很活跃。陈撷芬、林宗素、唐群英等数人，友谊很深。秋瑾于1904年夏来到日本后，和陈等一同组织了共爱会、女子雄辩学会等公开团体。秋瑾年纪稍长，并且极为活跃，凡有团体，无不参加，因此在陈撷芬赴美后，她就成了这个妇女小集团的头领。

这许多政治小集团通过同学和公开团体等关系互通声气，同时还通过同乡关系联络了更多的学生。在1904年至1905年间，在留学生会馆的干事、评议员、各省同乡会会长中，保皇立宪分子的数目虽超过革命分子，并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小集团，但由于革命小集团活动积极，理直气壮，保皇立宪分子无法控制留学生的动向。

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很需要进一步组织起来，但当时在日本的革命党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军国民教育会的组织实际上已不存在，惟一在日本积极活动的会员是程家柽。他主张革命力量实行联合，但孤掌难鸣。

兴中会在日本的组织也早已涣散。在横滨的寥寥几名会员，除冯自由以外，都很少活动。而中和堂这样的团体，又对政治毫无兴趣。冯自由（1882—1958）名懋龙，广东南海人。他是横滨侨商冯镜如的儿子。十四岁即加入兴中会，毕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冯镜如倒向梁启超之后，他仍然忠实地追随孙中山。冯自由是一个热心于革命活动的人物，他一方面通过胡毅生、李自重、朱少穆等原革命军事学校的成员同广东学生保持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又通过留学生中的老资格程家柽、张继、马君武等和各省留学生保持着联系。冯自由极力想发展革命的组织，1904年春，他与梁慕光在横滨组织三点会，受洗礼者冯自由、胡毅生、李自平、廖翼朋、陈撷芬等五人，胡被封为洪棍，李为纸扇，冯为草鞋。李自平是冯的妻子，她与秋瑾友善，秋听到组织三点会的消息，自愿加入。于是又由李自平约定第二次拜盟，加入者秋瑾、刘道一、刘复权、仇亮、王时泽、曾贞等十人，刘复权被封为洪棍，秋为纸扇，刘道一为草鞋。但三点会的组织以后未再得到发展。当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时，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已经无法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因此，冯自由当时的重要作用，仅在于他是在日本的留学生、革命党人与孙中山、其他各地党人之间联系的桥梁，人们都乐于从他那里了解孙中山的动向。

因苏报案流亡横滨的东南革命人士黄宗仰、陈范等与兴中会的成员联系密切。陈范通过其女撷芬和侍妾在外面活动。孙中山赴美后，陈范想组织一个会馆接纳各方志士，得到孙中山的赞许；不过，他的声望、才能和财力都不能胜任，结果一无所成。因为经济困窘，黄、陈先后归国，东南革命党人未能在日本造成什么势力。

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依然非常关心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联系了不少革命分子。不过，他也只能充当革命党人之间互通声气的桥梁。

比较而言，在留学生中影响最大的革命小团体是华兴会。华兴会的主要骨干多数流亡到了日本，他们推动革命运动和筹划武装起义的功绩受到留学生们的崇敬。环绕在他们周围的，主要是湖南、湖北学生和学习军事的学生。在这些学生中，也有落后因素的影响，湘鄂学生中有府属、县属的界限，军校学生中有省界的差别。但因为有华兴会的骨干们作为联系的中心，这界限就不像其他学生中那么明显。

华兴会在日本并没有扩大组织，没有将它周围的许多学生纳入自己的团体，而是更多地利用个人影响进行活动。这些学生中也有秘密的革命组织。新华会是1904年春间为响应长沙起义组织起来的，成员有仇鳌、罗杰、余焕东，赵缭、仇亮、葛谦、覃振等两湖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曾回国准备参加起义。革命同志会是在1904年12月组成的，成员主要是军校学生，有湖南程子楷、曾继梧、陈强、仇亮、欧阳振声、程潜，云南杨振鸿、罗佩金、殷承、唐继尧，直隶姜登选，江苏章梓，河南曾昭文等，黄兴也是该会成员。1905年，两湖学生还组织了大湖南北同盟会。华兴会没有将这些团体统一起来，没有组织他们从事具体的反清活动，甚至连文字宣传也没有积极开展。

总而言之，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情绪在增长，但是革命党人却未能因势利导，将这股力量组织起来。比起1903年来，反清革命运动此时在日本的局面是停滞的、沉闷的。这种局面给革命力量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最明显的问题是无法有力地抵御保皇、立宪派对留学生的争夺。当时，立宪运动萌芽不久，它的主张比保皇更有诱惑力，主张立宪的人也积极在留学生中吸取力量。留学生中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许多人初至日本时倡言革命，等到快要毕业时却极力主张保皇或立宪。旧日青年会、拒俄义勇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中的一些积极分子，一部分已埋首学业，不问政治；另一部分人，如汤尔和、谢晓石、林长民、胡镇超、汪荣宝、陈福颐等则明显地倒向立宪或保皇一边去了。流亡而来的革命分子的队伍也不稳定。这种情况甚至影响到华兴会。到日本后，华兴会骨干彭渊恂、徐佛苏、薛大可等日渐向立宪派靠拢。在革命宣传中崭露头角的章士钊，1905年到达日本后，借口想多读些书以待革命后用，也不愿再从事革命工作。更使革命党人痛心的是，名震一世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竟然也动摇了。1905年1月，正当留学生群起反对邓孝可的六条意见时，陈天华却受梁启超引诱，暗自起草了一份意见书，要求清廷归政，实行立宪，并准备亲自到北京去呈递。幸亏被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及时劝止了。陈天华有他自己的弱点，他是一位慷慨悲歌之士，激流之中不会吝惜热血和头颅，却容易被崎岖的道路和腻人的琐务消磨掉意志。他的动摇突出地反映了当时革命运动处于停滞、沉闷状态所产生的危机。

宋教仁想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他联合田桐、白逾桓、鲁鱼等人发起组织杂志社，定名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宋教仁（1882—1913）字钝初，别署桃源渔父，湖南桃源人。出身地主家庭。在武昌文高等学堂读书时，加入华兴会、科学补习所。流亡日本后，非常活跃，在留学生中声誉日大，因此由他出头办杂志。但是，黄兴、刘揆一、陈天华都不太重视这一行动，仅得到程家柽的大力帮助。6月，《二十世纪之支那》发刊，在留学生中反响并不十分大。

国内革命小团体的发展和留日学生中革命情绪的增长，为革命力量的联合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关键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能否发现和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克服不利条件，推进这一发展过程。当然，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雄伟魄力。这个历史任务的解决，终于落在了孙中山的肩上。

三　孙中山在留欧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 class="reference-link">三　孙中山在留欧学生中建立革命团体

1904年初，署湖广总督端方等为瓦解武昌学生中的革命活动，将主张激烈的学生派去游学，其中一部分人被派往欧洲。武昌进步学生不愿这些中坚人物离开，朱和中安慰他们说：“事已至此，岂能自由？然如此伟大革命，我辈群龙无首，岂等夷所能领导？正好借此机会，往西洋觅孙逸仙耳！”⁽¹⁸⁾他们抱着寻找真理的愿望离开了故乡。当年春天，湖北以及四川、两江派出的学生都到达欧洲，分往比利时、法国和德国入学。

清政府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1875年，两江总督沈葆桢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数人赴法国学船政。次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派青年军官数人赴德国学军事。第三年，李鸿章又派福州船政学堂学生十余人赴英国学驾驶。此后，中国游学生即源源西行，但是总人数不多，在九十年代即落于留日学生人数之后。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学生绝大多数学的是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他们远离祖国，对国内发生的政治变动，远不如留日学生关切。在1904年，当受过国内革命风气熏陶的湖北等地学生到达后，留欧学生中的政治状态才有所转变。

湖北赴欧学生出国前经过上海时，在戢翼翚处遇到了湖北留日学生刘成禺。刘因为在癸卯新年学生会上发表革命排满演说而被取消了官费。孙中山抵美后，推荐他出任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这时正在上海办理出国手续。他们向刘成禺打听了孙中山的情况，并请他向孙中山转达敬意，刘和他们约定经常联系。1904年12月下旬，孙中山从美国纽约到达英国伦敦。刘成禺自美国写信把孙中山赴英的消息告诉在比利时的湖北学生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要他们直接与孙中山联系。贺之才等立刻写信到伦敦，邀请孙中山来游欧陆。孙中山此时经济极为困窘，他们又凑集了旅费汇去。1905年春，孙中山从英国渡海到比利时。

孙中山在比利时俄斯敦港受到湖北、四川学生代表的欢迎，随后抵达布鲁塞尔同当地中国留学生会见。孙中山同贺之才、史青、朱和中等人连续进行了几天几夜的长谈，他向学生们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政治主张、实行方法和对未来的理想。他们对反清革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争论得最激烈的，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孙中山问学生们革命应用何种方法进行，朱和中等答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朱等详细介绍了武汉地区革命运动发展的经过，孙中山很高兴，但还是认为利用会党暴动最为可靠。朱等却认为“会党之志在抢掠，若早成功，反为所制”。他们指出：“革命者，最高之理论，会党无知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者，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他们还指出，过去虽然有陆皓东、史坚如等追随孙中山，但“人数甚少，无济于事，必大多数智识分子均赞成我辈，则事半功倍矣。”孙中山非常重视这些学生的意见，他开始认为可以会党、知识分子双方并进；在听取了进一步的申述后，得出结论说：“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¹⁹⁾

在距离中国本土万里之遥的布鲁塞尔所进行的这场辩论，是密切关系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展前途的历史性辩论；这场辩论是反清革命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此以前，孙中山在国内的活动，主要放在运动会党方面，会党是兴中会举行武装起义的主要力量。这种情况是当时国内的阶级关系所决定的。孙中山回忆说，在1895年到1900年间，“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入耳”⁽²⁰⁾。但是，在1900年以后，这种情况改变了，新型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地倾向革命排满，并在日本和国内形成了以这些人为主体的革命运动。朱和中等的意见正反映着这股刚刚崛起的政治力量的自信心。在1900年以后，孙中山在日本同留学生、政治流亡者的接触日益增加，但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他们的革命运动，不完全的历史经验还局限着他。1904年在美期间，介绍孙中山赴各埠演说的《致公堂公启》在谈到新型知识阶层的革命活动时说：“无如新进志士，虽满腔热血，冲天义愤，而当此风气甫开，正如大梦初觉，团体不大，实力未宏，言论虽足激发一代之风潮，而事实尚未能举而措之。”⁽²¹⁾这段话和辩论中的说法，反映出孙中山对革命知识阶层的保留态度。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当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站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时，这位旗手却不完全理解这股政治力量。通过这次辩论，这个矛盾解决了。朱和中等人是有辩才的，但更有说服力的是事实，是国内以新型知识阶层为主体的反清革命运动的兴起。

在新型知识阶层中发展革命势力的结论对于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这不仅因为新型知识阶层是这次革命的基本群众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资产阶级对这次革命的领导作用，差不多完全体现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活动上。这一结论促进了新的统一的革命团体的建立，并且促进了革命运动在国内更广泛的发展。

但是，这次辩论也有着根本性的弱点，孙中山等人关于革命依靠力量的讨论实际上只进行了半截，即只讨论了领导力量的问题，而没有全面讨论革命的动力问题。朱和中等关于会党的看法具有片面性，这种片面性后来也影响了孙中山。对于新军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会党和新军的主要成分都是农民，孙中山等人除了考虑要利用这种已经有组织的力量进行暴动外，并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如何直接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以壮大革命力量的问题。

在连续数日的辩论结束后，孙中山提议举行宣誓，组织革命团体。于是留学生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誓词进行了宣誓。孙中山在美改造洪门成绩甚微，经济上又十分拮据，他在困境之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异常高兴。宣誓完毕，即席演说，“亦若痛饮黄龙即在目前者”⁽²²⁾。孙中山在比利时中国留学生中共发展了三十多人加入革命组织。这个团体当时叫什么名称，已无可查考。

5月，在贺之才陪同下，孙中山访问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同第二国际负责人王德威尔德的秘书进行了长谈。孙中山表示了自己和中国革命党人对西方工人运动的关切和同情，同时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社会主义主张——民生主义。

在比利时会见孙中山的朱和中是留德学生，他代表留德学生坚决邀请孙中山去柏林。于是，孙中山又在德国引导了刘家佺、周泽春、宾步程等二十余人加盟。接着，他又到法国巴黎，发展了王鸿猷、唐豸、刘光谦等十余人。至此，在留欧学生中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孙中山在欧洲了解到国内和东京反清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决计东归。他在巴黎逗留时，遇到了一起革命组织破坏事件。加盟的留德学生王发科等意志不坚定，害怕因革命断送了升官发财的前途，跑到巴黎和那里的动摇分子汤芗铭等勾结在一起，设计叛卖。他们到旅馆去见孙中山，伪装殷勤，邀孙中山外出，然后偷偷回到旅馆，将留学生们加盟的盟书窃去，送交清朝驻法使馆。但是，公使孙宝琦不愿惹麻烦，没有接受。因为这一变故，比、德、法的革命组织都进行了改组，清除了不坚定的人。改组后的革命组织，成员减少，但却巩固了。他们为孙中山筹集了路费，孙中山便很快于6月间离开了法国，前往日本。

四　同盟会的成立" class="reference-link">四　同盟会的成立

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结束了历时一年半的美欧之行，自法国马赛登舟东返。他一路经过新加坡、西贡、香港，略事停留，于7月19日抵横滨。行前，孙中山将归讯告诉了冯自由等。湖北、四川等省留欧学生也将此讯转告留日的同乡。孙中山即将前来的消息在留学生中不胫而走。他在横滨上岸时，受到了程家柽等一百余名留学生代表以及兴中会员、广东同乡的热烈欢迎。

孙中山这次重回日本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组织一个新的联合的革命团体。他很快前往东京，紧张地和留学生中的革命分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

7月下旬经宫崎寅藏介绍，孙中山、黄兴两位反清革命的著名领袖会面了。孙、黄的会晤是极富情趣的。宫崎寅藏回忆说：“我当时住在新宿，孙来到我的住处说：‘近来增加这么多留学生，当中有非同一般的留学生，有否我党之士？’我说：‘有，我正要向你介绍一个叫黄兴的湖南人。’他听了名字便要马上去找。我止住他说：‘连口茶都不喝就要去，真够性急，而且你是他的前辈，还是我去将他带来见你好了。你就在这里喝点茶等着吧。’他不允许这样，说道：‘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后辈之分，是我打听到他的消息，所以还是应该我前去拜访他。’当时黄兴在神乐阪的边上租房住着。我带着孙到了那里，打开窗子往里一看，见地上有一大堆拖鞋，一大帮学生围坐成一圈。我看到人太多了，便让孙在外边等着。我向里边喊道：‘小黄，小黄。’黄兴急忙跑了出来。我手指着孙让他看，他一看便认出了是谁。”⁽²³⁾黄兴与张继、宋教仁请孙中山在神乐阪凤乐园饭馆入宴，畅谈革命的形势和办法。孙中山建议把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致力革命，得到黄兴的赞同。

随后，程家柽又邀集黄兴、陈天华、张继、宋教仁、吴春阳、但焘等在北辰社自己的住所里与孙中山会商组织革命团体问题。

在此前后，湖北留学生李书城、耿觐文、田桐、时功玖等，四川留学生邓家彦、康宝忠、吴鼎昌等，广东留学生何天炯、胡毅生、汪精卫等，以及其他一些省的留学生，也先后拜会了孙中山。他们都拥护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

孙中山所接触到的革命分子，多数是没有参加过革命小团体的青年，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各个革命小团体的成员。当时，只有华兴会在留学生中影响较大。因此，革命的力量能否顺利联合，华兴会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虽然黄兴同意联合，但会内意见并不完全一致。

7月28日，孙中山偕同宫崎亲往二十世纪支那社，与陈天华、宋教仁晤谈。孙中山在谈话中指出了过去各省的反清起义“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的缺点，强调说明：“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²⁴⁾

次日，华兴会成员在神乐阪黄兴处集会，讨论关于同孙中山联合的问题。会上，陈天华主张以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黄兴主张形式上加入而精神上保持独立，刘揆一则不主张加入。最后，作出了加入与否个人自由的结论。

华兴会的合作态度保证了统一的革命团体得以迅速建成，并且提供了一批经过锻炼的骨干。

7月30日下午，各省革命志士聚集到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会所，共同讨论发起新的革命团体问题。与会者有孙中山、黄兴、陈天华、张继、程家柽、冯自由、胡毅生、吴春阳、宋教仁、田桐、黎勇锡、朱少穆、马君武、邓家彦、但焘、时功玖、何天炯、康宝忠、刘道一、蒋尊簋、朱执信、古应芬、李仲揆（四光）等七十余人，除孙中山、黄兴等已经成了职业革命者，大部分都还是在校的留学生，他们分别来自国内的十个省。其中，曾经参加过小团体者：兴中会二人，军国民教育会八人，青山军事学校三人，华兴会九人，科学补习所四人，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二人，光复会一人。此外，日本人宫崎寅藏、末永节也参加了会议。

孙中山首先向大家作了长篇讲话，演说革命形势和实行方法。他提议将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成一个大团体，协力从事反清革命。这个建议获得一致赞成。孙中山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有人提议将新成立的组织定名为“对满同志会”。孙中山指出，革命的目标不专在排满，还要反对君主专制，创建共和，因此以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好。人们认为，使用“革命”字样，对未来这个秘密组织的活动不利，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大家还接受了孙中山的建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宗旨。于是，黄兴提议“请赞成者立誓约”，孙中山起草了盟书，内容如下：

联盟人　××省××府××县×××　当天

发誓：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逾此，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

主盟人　×××

介绍人　×××

与会者纷纷缮写签署盟书，再进入另一小房间内，由孙中山领导各人同举右手向天宣誓，然后教以各种暗号和秘密口号。宣誓毕，孙中山向会员们祝贺道：“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大家又推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程家柽、汪兆铭、蒋尊簋等起草会章，待成立会时提出讨论。人们正要离开会场时，室内后部的木板忽然坍倒，声如裂帛。孙中山诙谐地说：“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大家兴奋地鼓掌欢呼。

从这一天起，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中国同盟会就出现了。

孙中山到东京后，广大留学生都想一瞻这位革命伟人的丰采。在黄兴的推动下，留学生决定召开大会欢迎孙中山。8月11日，清国留学生会馆门前贴出开会告示，学生们争相传告，相约与会。此前，横滨保皇党听说孙中山在东京顺利组党的消息，派了徐勤到东京，发起组织“青年同学会”，企图以此抵制孙中山和革命派的影响。但是，经过几个党徒千方百计的活动，一无成就。这时，徐见到学生们的情绪已无法挽回，只好在8月12日下午悄悄地跑回横滨。

8月13日下午二时，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麴町区富士见楼开会欢迎孙中山。当时，正值暑假期间，许多留学生他游或回国，可是到会的竟达一千八百余人。会场挤满了人，后到者进不去，却不忍离开，佇立街边仰望楼上者，有六七百人之多。孙中山身穿洁白的西装，从容步入会场，满场立即鼓掌欢迎。站在后面的人，被前面的人遮住视线，跂足以望，挤得更加厉害，但整个会场仍肃静异常。自东京留学生有集会以来，从没有这样的盛况。

宋教仁致欢迎词后，孙中山登台作了近两小时的演说。孙中山以饱满的热情和雄伟的气魄向学生们展示了中国的光明前途。他号召用革命的方法，建立共和国，改变积弱的国势，跃居世界先进国家之林。他说：“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他呼吁人们在改造中国时取法乎上，抛弃不合于中国的君主立宪，而“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把中国建成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²⁵⁾。孙中山的演说并不十分激烈，娓娓说来，打动了所有企图挽救祖国危亡的青年的心弦，博得一阵阵经久不息的掌声。陈天华欢呼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²⁶⁾！之后，程家柽、蒯寿枢、张继、宫崎寅藏、末永节也发表了演说。富士见楼欢迎会实际上是建立中国同盟会的动员大会，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示威大会，它的盛况标志着反清革命运动新高潮的临近。这次大会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清朝驻日公使馆非常注意孙中山的动向，派人混入会场探听情况，扬言要取消演说者和与会者的官费。但是大家却说“要取消就让他取消好了”。有的人还说：“我无论如何要革命，要参加孙黄一派的革命党。大不了把官费退还回去。”⁽²⁷⁾同盟会在群众革命情绪高涨中得到迅速的发展。

8月20日，同盟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一百余人，包括了十四个省籍的人士。这天，在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召开了成立会。会上通过了黄兴等起草的会章。会章共三十余条，以后（1906年5月6日）经过修改，成为二十四条，这就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总章对会名、会址、宗旨、会员、本部机构和职员、分支机构、会费、会章的修改等问题，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组织原则等重大问题都在总章中得到了反映。当天，还选举了总部的主要干部。孙中山被一致推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被推为负责执行部的庶务。

同盟会的本部设在日本东京。本部的组织系统如下：

总理是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依照会章规定：“总理对于会外，有代表本会之权，对于会内，有执行事务之权，节制执行部名员，得提议于议会，并批驳议案。”总理由本部所在地的会员选举产生。同盟会的总理一职始终由孙中山担任。

执行部是本部权力最重的机关，负责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它的职员由总理指定，调查科职员则由总理及该科科长指定。执行部庶务实际是该部负责人，相当于协理。总理他适时，可代行总理职权。先后担任庶务一职的有：黄兴、朱炳麟、张继、孙毓筠、刘揆一。

执行部所属的机构有过多次变动，其名称也说法不同。先曾设过输送部、教育（编纂）部、经理部、参谋部，后来又增设联合部、谍报部、暗杀部。暗杀部实际上在同盟会成立之后就建立了，由黄兴亲自负责。著名的女会员方君瑛曾担任过暗杀部长。

评议部又称议事部，其议员也由本部所在地会员选举，议员“以三十人为限，每年公举一次”。评议会的议长是汪精卫。曾经担任过评议员的有田桐、曹亚伯、梁慕光、张树柟、熊克武、周来苏、但懋辛、朱执信、胡瑛、吴永珊（玉章）、康宝忠、吴鼎昌等。

司法部的职员亦由选举产生。该部判事长为邓家彦，检事长为宋教仁。

同盟会的本部是按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建立起来的，它采取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机构，并使用选举的办法推定自己的最高领导和评议员、司法部职员。

在1905年至1906年间，东京同盟会本部的机构逐渐健全起来。当时，为便利起见，三部联合开会多，分别开会少。三部的机构也时有兴革。1906年修改的同盟会总章没有设立司法部的条文，显然这个部被取消了。

同盟会正式成立的第二天，二十世纪支那社移交与同盟会总部。不久，改组为民报社，出版《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社是同盟会的唯一公开机关，它不仅担负着宣传革命宗旨的任务，在孙中山、黄兴离日以后，留在东京的同盟会干部经常把它当作集会议事的地点。　　

同盟会总部建立以后，便积极地活动起来。从此，中国的反清革命运动有了统一的指导中心。这使孙中山感到无比的高兴。他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²⁸⁾他兴奋地向在南洋的同志报告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将来总可待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²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