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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战争后期日本对华“谋和”的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一 战争后期日本对华“谋和”的失败
抗日战争后期，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战况每况愈下，日本政府和军部开始策划通过汪政府实现对华“和平”。1943年5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制定的《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规定：“解决中国问题”的要点，是彻底实现“对华新政策”，“应伺机加以领导，使国民政府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等(86)。这是日本政府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运用汪政府来“诱和”重庆政府的策略。根据日本方面得到的情报：重庆政府在宋美龄访问美国时得知，“英美对于苏联潜在实力之强大重新作估计，大为恐慌。可以对此防御的，西为德国，东为日本，所以认为打倒此两国，并非得计。从这个观点，蒋介石也不得不考虑与日本谈判。”(87)
汪政府的要员们是否愿意充当日本政府的“劝降”使者呢？最初，日本方面曾表示疑忌，担心汪政府会阻碍日蒋“全面和平”的实现，曾设想让汪精卫担任华北地方政权的主席，以解决“全面和平”实现后最为困难的蒋、汪关系问题(88)。但日方很快发现“汪似乎希望由他自己这一派尽快完成”中日“和平”的任务。陈公博、周佛海则积极性更高。汪精卫向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表示：“我是一个探险家来发见大陆，如果不能发见，重庆一定拍手笑我，如果能够发见，全中国的民众会感谢。”汪精卫的所谓“大陆”就是指“和日本以好的条件达成和平”(89)。
自1943年1月汪政府对英美宣战后，汪精卫等不断就“中日全面和平问题”派人与重庆当局进行联络，出面较多的是周佛海。1月4日，周佛海委托即将赴重庆的国民党“中统”特工陈宝骅，“带缄交孔庸之（祥熙）、钱新之、杜月笙及果夫、立夫、布雷六人，劝其时机如到，主张和平，余在外力助其成”(90)。2月2日，周佛海又对刚从重庆返回上海的国民党“军统”特工刘百川说：“国际关系瞬息万变，英美必留日本之势力以牵制苏联，故日美妥协迟早必实现，渝方应注视此点，如日美有妥协之倾向，即宜著先鞭与日和平，不可追随美国之后与日妥协，盖前者为主动，后者为被动，利害得失固可预见也。”刘百川表示同意周的意见，并允将此“转达渝方”(91)。4月5日，在汪政府要人的一再疏通下，日本占领军方面同意将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并软禁已一年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用飞机送广州，转道回重庆，传递“和平信息”。周佛海是这样向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解释的：“欲求全面和平，与其走许多不正确的冤枉路，不如把他送回重庆，让他把目睹的一切，向当局面陈，也可以把汪先生与日方的意思，代为转达，这是求取全面和平的一个捷径。”(92)
同时，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不断与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以及日本军部在华代表辻大佐、都甲大佐、永井大佐、川本大佐等商谈实现所谓“全面和平”的条件。1943年9月，汪精卫、陈公博等多次与谷正之会谈，“最关心的是撤兵问题，如果蒋提出与英美切断关系，希望日本也撤兵时，日本是否肯答应？”要求日方明确表示态度(93)。9月29日，周佛海会见日本军部代表都甲大佐，也提出“重庆所惧者，脱离英美后，而日本不履行条约也。故如何能有切实保证，使重庆信任日本，此日本必须反省者也”(94)。10月2日，周佛海又向日本军部代表川本大佐指出：“重庆对日不信任，如何取信于渝，乃为先决问题，而欲取信于渝，先须见信于南京政府下之人民，今日本所约定者多不能实行，其能使重庆信任日本之诺言耶？”(95)10月4日，周佛海在与谷正之会见时再次强调：“中日全面和平”之能否实现，“全在日本做法如何而定，如以在和平区日本之做法视之，则重庆决不和。‘言必信，行必果’为日本做法今后应取之途径。”(96)这表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企图利用日本决策者们急于希望结束战争的心情，迫使日本方面向汪政府做出更多的让步。
1943年10月30日，《日汪同盟条约》签署，日本政府答应在“中日全面和平”实现时，从中国撤兵，并放弃根据《辛丑条约》取得的驻兵权，这使汪精卫等大为振奋，趁势向重庆政府发动了一次“和平攻势”。汪精卫在重病之中，仍亲自撰文，指责重庆方面据以抗日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以今日的状态而言，不仅回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且超过若干倍了”，劝告重庆政府“赶快决定自己应走的路”，“抛下抗战，回复和平”(97)。然而，由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汪政府的“和平攻势”成效甚微。
1944年初，日本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了更为惨重的失败。日本大本营为了消灭美军在中国的空军基地，确保日本本土与南方占领地的大陆交通线，于1月24日下达了“一号作战”命令，要求日军“攻占湘桂、粤汉及京汉铁路南部沿线的重要地域”，并于4月中旬开始发动河南攻势作战。日本军部执行了一种“和”、“战”自相矛盾的方针，即“一面希望对渝和平，一面又常取攻势”。这说明日本政府面对每况愈下的战局，举措无定，执行着混乱的对华政策。
在汪政府方面，1944年3月，汪精卫病重赴日就医后，实权已落入陈公博和周佛海手里。他们虽然表面上仍然热衷于居间“劝降”，但从心底里已深信日本必定战败，暗中向重庆政府表示“输诚”，积极地为自己寻找退路。他们考虑“全面和平”的出发点已较前有了很大的变化，其重点已放到如何取悦于重庆政府了。
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一方面对日本方面的“谋和”要求虚与周旋，另一方面婉转批评日本方面“对渝军事上施加压力，只足以促渝之坚决抵抗，和平更难”(98)，并以“谋和”为由，向日本方面交涉“撤兵”、取消伪满洲国等，力争在较好的政治条件下，实现所谓“全面和平”，争取重庆当局对他们的宽容和谅解。对于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的这种心态，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也有所意识。他说：“日本政府对南京政府的这个提议（即由汪政府居间“谋和”中日关系），南京方面明白看出日本的战意消退，除了只派遣一名表面形式上的使者到重庆以外，似在煞费苦心地寻求同重庆方面的要人进行联系。”(99)但这种状况却未为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的日本政府决策者们所认识，由汪政府出面进行的“谋和”活动仍在继续。
1944年7月，日本东条英机内阁倒台，继起的小矶国昭内阁面临比它的前任更为严重的局面，战况愈加险恶，为了“尽快解决中国事变”，已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他们把与重庆政府“谋和”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分崩离析的汪政府身上，迫不及待地要以更大的步伐，与重庆政府取得沟通和联系，实现所谓的“全面和平”。8月，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制定了《世界形势的判断及战争指导大纲》，规定在“战局已经进入最后阶段的情况下”，对外政策“以斡旋德苏和解及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为中心课题”(100)。9月5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制定了《实施对重庆工作方案》，规定“对重庆的政治工作的重点，在于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使重庆政权迅速停止对日抗战”，具体方式是“使国民政府进行活动，制造彼此之间会谈的机会”，并由“国民政府派遣适当人员到重庆去”；同时，“有效地运用由于日苏邦交的迅速好转而造成的政治压力，设法促进这项工作”；“如果需要，使苏联成为这项工作的居间人”；强调“讲求一切手段，助长日华和平思想，并贯彻宣传重庆依靠美、英，终于会招致中国民族的被奴役，造成东亚的灭亡”等。在这个文件中，日本政府还决定了一旦中日直接会谈实现时，日本方面最大的让步腹案，主要内容是：
1．中国对日本、英美关系“采取善意中立”，“自发地使在中国的美、英军队撤退”；
2．“同意蒋介石返回南京，建立统一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的国内问题，由两者直接谈判”；
3．“废除《日华同盟条约》，重新签订全面和平后日华永久和平的友好条约”，“不干涉中国的一切内政问题”；
4．“如果在中国的英、美军队撤退，帝国也撤退全部军队”；
5．“满洲国不改变现状”；
6．“蒙疆问题作为中国的问题处理”；
7．“把香港让给中国”；
8．尽量答应“中国方面对帝国提出的保障安全的要求”，“为了反对美、英军队再度侵入中国，使中国承认（日本向中国）派遣必要的军队”。(101)
在日本方面看来，这是一个很为宽大的条件，“将使1932年以来日本在中国的成果，除满洲国外，一概化为乌有”(102)。反映了日本侵略者已入穷途末路，急于从中国战场脱身。
四天后，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通过了《对国民政府传达有关〈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的要点》，决定“先由中央派遣适当人数，并会同当地机关，共同向国民政府进行传达”(103)。随即，日本政府派遣陆军省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赴南京，向汪政府要员陈公博、周佛海等传达日本政府的决策。柴山中将原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与汪派人物关系密切，刚调任陆军省新职，即受命再次来华。
9月13日—14日，柴山中将与陈公博、周佛海进行会谈。柴山表示：“日政府虽明知形势不利，时机不顺，不易成功，但仍盼积极进行全面和平工作”，但此次“谋和”，日本政府不出面，由汪政府出面进行，“且不可使外间知系日方所发动”；提出日本方面实行“全面和平”的条件，主要内容是：1．纯以平等立场讲和；2．如美国撤退在渝空军，日即全部撤兵；3．渝与英美之关系，尊重渝方意见决定；4．关于保证问题，俟确知渝方意见后决定；5．关于宁渝汪蒋问题，乃中国内政问题，由双方商办等(104)。为了保证“谋和”工作的顺利进行，柴山特别强调该项工作今后“由首相和外相联系，一切要南京方面采取措施，不让当地军方干预”(105)。
在会谈中，陈公博提出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后，“是否要在此线驻屯相当兵力？”柴山表示：“日本政府现在没有考虑这样的驻兵问题”，但“如果中国宣布中立，而美、英侵犯了中立”，“那时只凭中国政府的力量当然阻止不了美、英的侵犯”，“日本不能不考虑到在必要地点的必要驻兵问题”。陈公博又提出：“重庆在与日本言和时，必定担心日本果真能否如约执行？为了消除这个疑问，感到有第三国担任保证的必要。”柴山答称：日本对由苏联来作为中间人，“有充分的考虑”。随即，陈公博表示“可以提出反共问题作为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相接近的方法，现在能作为两方的共同目标的就是反共”。柴山当即表示赞同，并说：“日本对南京政府的政策，不加掣肘。”最后，双方谈及伪满洲国的存废问题，陈公博指出：如不撤销满洲国，“终为中日间一个极大障碍，而为中国生存的致命伤”，与重庆政府讲和也将“无从谈起”。柴山回答：“现在无法回答，在具体情况有发展时再行协商”(106)。经过双方会谈，陈公博表示：对于日方企图，“当努力求其贯彻”，周佛海也说要“遵命办理”，“无论如何都要抓住机会，完成预定目标”，并商定：“通过无线电与重庆联系，不是很好的办法”，必须派人去联络。9月28日，陈公博与周佛海决定派遣朱文雄赴重庆，向重庆最高当局转达日方“和谈”条件。直到次年5月底，朱文雄才返回上海，但“并无具体结论”。实际上，汪政府“大部分首脑内心认为此项工作不可能实现，对之表示消极”(107)。
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这一决策，招至日本军方及政界不少人士的反对。战后，时任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在其回忆录中批评说：“中央并未深入考虑南京政府与重庆政府的关系，也未很好研究南京国民政府近一年来几乎完全失去信心而放弃努力的实际情况，即行作出如此决定。”(108)差不多在柴山来华的同时，日本政府为了推进此项工作，还特派和重庆不少要人保有长远历史关系的宇垣一成大将来华活动，以私人名义试探与重庆政府进行谈判的可能。9月中旬，宇垣一成偕坂西利八郎等，从中国东北开始，视察了华北、华中地区，先后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和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王揖唐、缪斌等会面，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宇垣一成回到东京后，曾向日本最高当局建议：“重庆工作需要开辟新路线，南京政府的存在对工作反有妨碍。”表示了反对由汪政府居间进行“谋和”活动的意见(109)。
但是，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矢崎中将却赞成并坚决执行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使得通过汪政府进行的“谋和”活动持续到1945年初。然而，这一工作的日方主管部门却一变再变，反映了日本统治集团在对华工作上的混乱。最初，日本方面确定“由首相和外相直接联系”；10月25日，改由日本驻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矢崎担任当地日方负责人，受日本首相的直接指示行事；12月13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又决定改由日本驻南京“大使”及在华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协商进行工作，并“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中央联系，以统一掌握并进行上述工作”(110)。
1945年春，由于“谋和”工作毫无进展，小矶国昭内阁决定改变方针，改由“日本政府自己直接进行缪斌工作”。“缪斌工作”是日本对蒋介石政府进行“谋和”活动的最后一幕。缪斌，虽为汪政府考试院副院长，却不属于汪精卫派，也与陈公博没有历史关系。他原为国民党在野政客，抗战爆发后，在华北投日，任新民会副会长，汪政府成立时，由日方推荐参加该政府，在政治上一直是汪派集团的反对派。他以为日军情报机关搜集重庆方面情报的机会，与重庆的友人经常联络，并与反对汪政府的日本人士交往，炫耀自己与重庆当局关系密切，建议由他居间进行“全面和平”的谈判。1945年3月16日，自称代表重庆政府的缪斌受日本首相小矶国昭之邀抵达东京活动。当晚，他与日本内阁国务大臣兼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会谈，向日本当局提出了《中日全面和平案》，主要内容是：1．“南京政权立即宣布自动取消，成立留守政府”；2．“日本政府在南京留守政府成立时，立即与重庆国民政府谈判停战撤军事宜”；3．“停战协定正式发表时，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等(111)。3月21日，小矶国昭在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提议：“以缪斌案为基础正式进行和平交涉”，“允许缪斌使用无线电与重庆联络”等(112)。
小矶国昭的这一举动遭到日本驻南京“大使”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反对，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致电日本政府，指出：“这种计划既违反过去的决定，也轻视汪政权，决无成功的希望，况且从缪斌的地位看，他所提出的使日本让步的方案的结果仅是被他个人及重庆政府所利用，不能达到真正和平的目的。”日本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对“缪斌工作”均不表赞同，外相重光葵直接面告天皇，认为“国家处于危局，日本应当采取的态度必须走大路，只要无亏大义名分，即使一旦国破，将来还有复兴的希望；若是玩弄不当的手段走入歧路，日本也许将永远灭亡”(113)。日本天皇亦反对“缪斌工作”，表示“和平工作通过缪斌这种人是不能成功的，此时不应采取策略的手段，对整个大局是无益的”(114)。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严重分歧、争吵及天皇对此的决断，不仅使“缪斌工作”很快停止，而且使小矶内阁也因之而垮台。日本政府小矶内阁进行的“缪斌工作”表示日本政府在中日战争后期假手汪政府进行的“谋和”活动已遭彻底失败。
二 日本无条件投降" class="reference-link">二 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4月7日，铃木贯太郎继小矶国昭成立新内阁。战局迅速恶化，4月5日，苏联政府通知日本，宣布废除届期的《日苏中立条约》。5月7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次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总统祝贺，表示：“纳粹政权既已崩溃，吾人深信贵国强大之军事力量，与其他盟国勇敢之军队通力合作以击败吾人远东敌人日本，必不在远。”(115)随即，日本海军在冲绳岛决战中失利，苏军移师远东，日本陆军声明准备本土决战，但已只剩下7000架飞机。日本天皇私下哀叹：“战况似乎较我想象的更坏。”(116)
日本政府在对华谋和失败后，转而试图邀请苏联出面斡旋媾和。5月11日—14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作出重大牺牲，诱使苏联斡旋媾和。其主要内容是：1．防止苏联参战，“目前日本正以全部国力与英美交战，此时如苏联参战，帝国将被置于死地，因此无论对英美战争出现如何状态，帝国必须竭力防止苏联参战”；2．诱导苏联采取善意态度，“苏联的要求必将以废除《朴次茅斯条约》为重点，帝国当然要力争降低其要求，为达成协议，决定承认废除《朴次茅斯条约》和《日苏基本条约》，结果是：A．归还桦太，B．取消渔业权，C．开放津轻海峡，D．出让北满各铁路，E．苏联在内蒙的势力范围，F．租借旅顺、大连也需做好思想准备，不得已也可割让千岛北半部，但最希望将朝鲜留在我方，南满作为中立地带，尽可能维持满洲帝国的独立，关于中国，则建立日、苏、中三国共同体制”；3．邀请苏联作为结束战争的斡旋者，“迅速开始日苏两国的会谈，我方应使苏联了解，苏联此次对德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是由于帝国维持中立之故，并应说明，考虑到将来苏联与美国可能发生对抗的关系，使日本保持相当的国际地位，是对苏联有利的。此外并要阐明日、苏、中三国有团结的必要，应极力诱导苏联达到上述目的”等(117)。
据此，5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废除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及三国间一切协定，缓和对苏关系。6月3日起，日本前首相广田弘毅奉命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两次会谈，转达日本政府的意向。6月22日，美军完全占领冲绳岛，战况进一步恶化，日本天皇下令：“关于结束战争问题，此时希望不拘泥于历来的想法，从速进行具体研究，力求促其实现。”24日、29日，广田再度两次与马立克会谈，并面交了日方起草的日苏互不侵犯协定文本，马立克答应向政府报告，但随后便避不见面。7月7日，天皇召见首相催促派遣特使赴苏。12日，近卫公爵奉派为遣苏特使，准备携带天皇亲笔信前往苏联，日本外相与马立克交涉，希望苏联同意其入境。13日，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奉命将日本外相的电报内容转告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18日，苏方答复：“鉴于近卫特使的使命不明确，不能回答诺否。”19日，佐藤将此结果报告外相东乡，并劝告东乡说，日本将不得不明确地阐明自己的意图，同时，也不得不接受无条件投降。21日，日本政府针对苏联的答复，再电佐藤大使批示说：近卫使团是为了请求苏联斡旋以结束战争，并明确表示日本很希望奉行一项在战争中和战后都与苏联实行合作的政策；同时宣布“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无条件投降”，但只要不是以彻底投降为代价，日本是要和平的，亦即近卫将要求苏联政府为日本争取到他们可能争取到的最好的条件，而日本政府则准备为此付出相当高的代价。”24日，佐藤收到电报，25日转达给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并向苏方保证近卫一定会带来明确的建议，这些建议将包括结束战争和改善日苏关系的内容，暗示近卫将带来某些东西奉献给苏联。但苏联方面仍未答复(118)。这表明日本请苏联斡旋媾和，完全是单方面的想法。日本外交重臣重光葵就对此表示疑义，他对于苏联迟迟不答复一事评价说：“答复是会来的，但答复的内容恐怕与日本期待的完全相反吧！”(119)
更为严峻的考验正摆在日本政府和军部面前。7月17日，为处理德国善后问题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在波茨坦举行。其时，美国在新墨西哥的原子弹爆炸试验已获成功，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建议杜鲁门总统，在对日本使用原子弹以前应劝告日本投降，警告日本如不投降，就将使用这种毁灭性的炸弹。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其主要内容是：1．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2．《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现，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3．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4．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等等(120)。该公告给了日本政府一次结束战争的机会，也断绝了日本有条件议和之路。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发生激烈争吵。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发表谈话称：“该宣言只是《开罗宣言》的翻版，政府并未予以重视，只有置之不理。我们坚决完成战争。”(121)表明了日本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态度，仍寄希望于苏联的斡旋。7月30日，佐藤拜会苏联外交部，声称要日本无条件投降是办不到的，但是，假如日本的体面和生存能得到保证，日本准备“以重大妥协的条件”结束战争，日本准备为苏联调停付出高代价。但苏联方面答复，由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在柏林，无法答复(122)。日本的顽固态度，给日本人民再次造成灾难性的打击。8月6日，美国在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其巨大的杀伤力，使日本朝野极为震惊。同日，杜鲁门总统发表谈话，宣布“吾人现已开始使用此具有可怕威力之炸弹攻击日本，势将完全击毁日本之作战能力，日本不投降则自招毁灭矣！”随即，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宣布：“不久有一种改良之原子弹出现，其效力且将‘数倍’于目前之新武器”，进一步给日本施加压力(123)。8月8日，莫洛托夫应约会见佐藤，送交了苏联对日进入战争状态宣言书，内称：日本拒绝《波茨坦公告》，使日本要求苏联调解远东战争的建议“失去了一切根据”，苏联决定“参加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这样使战争结束的时间更加接近，减少牺牲者的数目，并加速一般和平的最早恢复”(124)。苏军对日作战十天，歼灭关东军、伪满军和伪蒙军约70万人，其中8.3万人被击毙，60.9万人被俘，苏军伤亡3.2万人(125)，这使日本请苏联斡旋媾和的最后希望破灭。
8月9日，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军部坚持须在四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1．维持天皇制；2．敌人既不在本土登陆，也不得占领；3．在海外各地日军的撤退由日本自主地实行；4．战犯之裁判处罚由日本自行办理；外务省则主张只保留第一个条件。正当两种意见争执之时，美军又在长崎扔下第二颗原子弹(126)。
8月10日，日本政府将在坚持天皇制条件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通过驻瑞士和瑞典公使转达美英苏中四国。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盟国答复日方，主要内容是：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必须听从盟军最高统帅之命令；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表示之意愿确定之；同盟国之武装部队将留于日本，直到达到《波茨坦公告》所规定之目的为止等(127)。消息传出，中国陪都重庆彻夜欢腾，庆贺战争胜利结束(128)。
日本接获同盟国复照后，内部继续发生争吵，军部反对接受同盟国公告，少壮派军人甚至计划发动叛变，铲除主和派阁员，挟持和拥护天皇继续实行战争政策，阻止盟军登陆，主张在本土与敌人决一雌雄，万一战败的话，全国国民即使都自杀，也在所不惜。他们击杀近卫师团长和参谋长，伪造命令，袭击宫城，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全力搜寻天皇录音唱片，阻止天皇对国民的投降广播(129)。14日，日本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接受同盟国答复。15日，日本天皇的停战诏书录音通过叛乱者所未探知的电台向全国播送，宣告向同盟国投降。16日，日本大本营向全体陆海军发布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17日，皇族东久迩内阁成立，重光葵重任外交大臣，处理日本投降问题。9月1日，日本大本营根据盟军统帅部命令通令国内外日军，立即放下武器，停止作战，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中国方面（东三省除外）及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日军向中国战区蒋委员长投降；东三省及朝鲜（北纬38度以北）及南库页岛方面之日军向苏军投降；安达曼、尼科巴、缅甸、越南（北纬16度以南）、马来亚、婆罗洲、荷属东印度、新几内亚俾士麦及所罗门岛方面之日军，向蒙巴顿元帅或澳军司令投降；日本本土及朝鲜（北纬38度以南）及菲岛之日军，向美太平洋方面陆军总司令投降(130)。
8月15日，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致电美、英、苏三国领袖，庆贺盟邦获得全面胜利。同日，致电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指示6项投降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立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之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留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所有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但长江内之船舰应集中宜昌、沙市；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等等(131)。次日，命令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全权处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事宜。自8月21日至9月5日，何应钦将军共向日军冈村宁次发出20个备忘录，指示有关日军投降事宜(132)。
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仪式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和日本大本营代表梅津美治郎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参加了该仪式。仪式结束后，数千架飞机越过“密苏里号”上空，庆祝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时刻。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在南京原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就座受降席，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向中国无条件投降，从而宣告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终告结束。
在正面战场，从9月11日至10月中旬，由国民政府军接受投降的日军共有1个派遣军总司令部、3个方面军、10个军、33个步兵师团、1个坦克师团、2个飞行师团、41个独立旅团，以及警备、守备、海军等部队共计128.32万人，接收日军的武器装备有：步骑枪68.5897万支、手枪6.0377万支，轻重机枪2.9822万挺、主要火炮1.2446万门，步枪弹1.80994亿发、手枪弹203.5万发，各种炮弹207万发颗，炸药6000吨，坦克383辆，装甲车151辆，卡车（包括特种车）1.5785万辆，各种飞机1068架，飞机用油1万余吨，舰艇船舶1400艘，共5.46万吨，马匹7.4159万匹等(133)。在敌后战场，从8月11日至10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发起全面的大反攻，对于不肯投降的日本军队发起猛烈的进攻，共收复国土31.52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7万，收复城市190座，毙伤日伪军23万人(134)。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三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class="reference-link">三 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载入史册。这场战争的结果对于世界、亚洲，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影响和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长期以来，西方有关“二战史”的著作和回忆录往往忽视中国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135)，战败国日本的某些著作更是别有用心地贬低中国抗战对于战胜日本所起的作用，甚至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历史翻案(136)。中国在所有的反法西斯国家中最早举起抗击日本侵略的旗帜，最后结束战争，是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时间最长的国家。在战争的每一个阶段，中国人民英勇卓绝的悲壮斗争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1937年7月7日至1939年9月3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部战争阶段。日本悍然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法西斯侵略战火逐渐蔓延到亚、欧、非三大陆，日、德两大战争策源地在远东和欧洲形成，整个世界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高举反侵略战争的旗帜，实行全民族全面的抗日战争，独力抵抗日本法西斯的百万大军，不仅粉碎了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打击了日本法西斯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而且使日本深陷中国战场，在长时间内无力扩大侵略范围。同时，中国抗战也给予面临德、日西东夹击危险的苏联以有力的支持，再者，中国抗战不仅捆住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而且导致德、日协调其全球战略的谈判一再搁浅，从而延缓了日、德、意结成军事同盟的进程，使英、法在欧战爆发时未遭日本在远东的夹击。总之，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推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并使英、法、苏在大战来临时处于较好的政治军事态势。
1939年9月3日至1941年12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全面战争的新阶段，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较前更为重要。除中国正面战场坚持抗战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中国敌后战场大显神威，创造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光辉典范。据日方资料统计，仅1940年中共敌后部队就与日本华北方面军交战2.0123万次，足见战斗之频繁和激烈(137)。日本天皇曾忧心忡忡地以侵入莫斯科的拿破仑最终败在消耗战和游击战上为例，担忧日军在中国的前途。而中国敌后抗日游击战的经验却为同盟国军队所借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财富。在这一阶段，由于中国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继续牵制着日本军队的主力，使德、日始终未能将欧亚战场连成一片，使美、英、苏得以实施“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苏联得以避免东西两线作战，集中兵力对付德国，并使太平洋战争推迟爆发，美、英、荷等国取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这是中国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又一重要贡献。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扩展至61个国家和地区，卷入20多亿人口，战火燃遍了亚、欧、非、大洋四大洲，作战区域面积达到2200万平方公里。中国战场始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之一，日本陆军主力被牢牢地牵制在中国5000公里的正面战线和130余万平方公里的敌后战区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的正面战场吸引了大批日军。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而发动“一号作战”，攻占了河南、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大面积国土，也使其当时所能调动的机动兵力全部陷于中国战场而无法动弹。同时，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英美军队配合下，入缅作战，于次年3月打通中印公路，为结束战争作了重要的准备。在敌后战场，尽管日军进行了疯狂的“大扫荡”，使敌后根据地在1941年—1942年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开展了英勇卓绝的反扫荡战争，不仅保卫、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而且从1944年春开始局部反攻，为转入全面大反攻创造了条件。1945年更开展大反攻，收复了250余座中小城市和大片国土。
中国军民的英勇斗争，与盟军在苏联、欧洲、北非以及太平洋上的攻势作战互相呼应，彼此支援，共同为夺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在此期间，中国还积极参加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普遍安全宣言》、《开罗宣言》、《联合国宪章》、《波茨坦公告》等重要的国际文件，为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以及联合国的建立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军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人员伤亡3500万，直接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人民连续八年的英勇抗战是打败日本法西斯和胜利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原因之一。任何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地位与作用的论调都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中国抗日战争也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百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由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自1840年起，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进行无数次斗争，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但其结局却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日本是近代以来对中国侵略最为频繁、残酷、贪欲最强的国家，从19世纪70年代起，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相继吞并了原属国琉球、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将其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的华北、华东、华中的广大地区，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企图灭亡中国。从1931年起，中国人民经历六年局部战争、八年全面战争，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国门之外，中国东北和台湾、澎湖列岛收归中国版图，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民族耻辱。中国抗日战争以弱胜强的成功典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极大推动了世界，尤其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大批亚洲新独立的国家紧随中国抗战胜利之后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国际格局由此而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抗日战争，使中国近代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废除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的强烈愿望和奋斗目标。20世纪以来，中国曾经出现过北京政府的“修约”运动、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废约”运动、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虽也取得过若干进展，如中俄、中德、中奥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部分租界的收回、中国关税自主的实现等，但列强对华不平等条约的体系却始终未能打破。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及中国军民对于战争的巨大贡献，为中国人民废除不平等条约、提升国际地位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性机遇。首先，中国成为《联合国家共同宣言》的四大领衔国之一，后又因签署《普遍安全宣言》（亦称“四强宣言”）而成为“四强”国家，奠定了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其次，1943年1月，中美新约和中英新约同时签署，除中国与日德意处于战争状态，已自动废除互相间一切条约外，其他在中国享有不平等条约特权的国家，先后仿照中美、中英新约的成例，与中国签署新约，尽管个别条约中还有某些缺陷，但从总体上说外国在华享有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已予废除，中国收回了除香港、澳门之外的所有失地、租界、租借地、铁路附属地以及北平使馆界的主权。美国还主动废除了为时数十年之久的排华法案，借此表示美国“不仅视中国为进行战争中的伙伴，而且将视为和平时期的伙伴”(138)。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这是抗日战争的重大成果之一。
抗日战争，也是中国实现民族觉醒和国家重振的历史机遇。日本法西斯企图灭亡中国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入侵，激发起全民族空前的爱国热情，中华民族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所积聚起来的民族凝聚力在亡国灭种的威胁面前如同火山般地喷发出来。被外国人称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沉睡中的睡狮”的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骤然觉醒，奋起抗争。血战了十年之久的国共两党重新携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长期以来的分裂局面结束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一切炎黄子孙，中华儿女，不分阶级、党派、民族、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同心协力，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知识出知识，有技能出技能，一齐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民族主义始终高涨，其呼声之高，传播之广，民众发动之普遍，同仇敌忾精神之旺盛，使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潮达于顶点(139)。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个阶段，使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起，出现一个伟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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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国战略情报局长多诺万致罗斯福备忘录（1944年6月中旬），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2) 参见姜克夫编著：《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80页。
(3)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316页；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280页。
(4) 《战时外交》（三），第611页。
(5) 《蒋委员长致罗斯福总统电》（1944年7月8日），郭荣赵编译：《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282页。
(6) 《战时外交》（三），第643页。
(7)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3卷，第6365、6368页。
(8)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中译本），第172页。
(9) 参见姜克夫：《民国军事史略稿》第3卷下册，第783页；冷欣：《从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年版，第104页。
(10) 国民政府国防战史局及战史会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一），第724—727页。
(11) 参见石源华著：《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17页。
(1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三），第278—279页。
(13)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4) 左史：《汪伪军事机构及伪军概况》，《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
(15) 陈公博：《对于起诉书的答辩》，上海高等人民法院档案室藏。
(16) 张耀宸：《汤恩伯勾结敌伪的一个例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7) 徐向宸等：《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8) 徐向宸等：《汪伪军事组织和伪军的变迁》，《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
(19)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江苏档案馆藏。
(20) 周佛海：《简单的自白》，江苏档案馆藏。
(21) 陈公博：《八年来的回忆》，上海高等人民法院档案室藏。
(22) 参见吕芳上：《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及其活动》，《中国近代史事论集》，近代中国杂志社1994年版，第477—485页。
(23) 《大公报》，1942年4月14日。
(24) 参见薛军力、徐鲁航：《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250页。
(25) 参见吕芳上：《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及其活动》，《中国近代史事论集》，第491—496页。
(26) 萧宜增：《台湾党务工作意见书提要》（1944年1月4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7) 国民党台湾党部：《“四一七”告国内外同胞书》（1944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8) 国民党台湾党部：《请求恢复台湾省制呈文》（1944年4月28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29) 台湾义勇队：《代拟统一加强台湾革命工作，以利收复台湾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0) 《台湾调查委员会一年来工作状况》（1945年6月2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1) 《台湾调查委员会一年来工作状况》（1945年6月2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2)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33) 谢东闵等：《拟请中央统一加强对台湾工作之领导案》（1945年5月），抄自台北国民党党史会展览照片。
(34) 据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台北东北文献杂志社2000年版）研究：“综括国民政府在对日抗战八年期间，对接收东北的筹划，其荦荦大者，在政府方面为恢复东北四省政府建制，以表收复失地之决心，成立东北调查委员会，以规划战后东北之建设。在中国国民党方面，于敌后设立东北四省革命行动委员会，以策动沦陷区民众及伪军；组织东北四省抗敌协会，以整合后方东北民众之行动；成立东北四省党务高级干部会议，以决定东北工作方针。于敌后继续发展党务组织，结合东北青年，以待光复。”本专题的写作参考了陈立文的研究成果，表示感谢。
(35) 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89—97页。
(36) 转引自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21—123页。
(37) 吴铁城、陈立夫：《为研拟彻底调整东北党务及各团体意见呈蒋委员长文》（1942年2月26日），转引自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22—123页。
(38) 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08—111页。
(39) 参见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1卷，第70—71页。
(40) 吴焕章：《日本投降后东北接收的回顾》，《东北研究论丛》（一），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7年版，第148页。
(41) 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第123—127页。
(42) 张希哲：《记抗战时期中央设计局的人与事》，《传记文学》第27卷第4期。
(43) 国民党当局这一坚定立场在海外宣传中得到充分贯彻。转引自陈志奇《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1卷，第5323页。
(44) 邵毓麟：《如何解决日本事件》，《大公报》，1943年1月3日。
(45) 《大公报》，1943年1月5日、6日。
(46) 原件无时间，当在1945年春，台北“国史馆”藏。
(47)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3卷，第387页。
(48) 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665—666页。
(49) 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文化》（二），第639—641页。
(50) 军事委员会：《旧金山会议外应与美英苏商议之各项方案请示案》，台北“国史馆”藏。
(51)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4卷，第866页。
(52) 《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应接受遵办之条款草案》，台北“国史馆”藏。
(53) 军事委员会：《旧金山会议外应与美英苏商议之各项方案请示案》，台北“国史馆”藏。
(54) 关于英、美、苏对朝政策。参见朱宗震：《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
(55)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38页。
(56)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39页。
(57) 张群、黄少谷：《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第288页。
(58) 邵毓麟：《使韩回忆录》，第50页。
(59) 《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致金九函》（1945年5月16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0)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中央吴秘书长之人抄6月8日韩国情报》（1945年6月20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1) 重庆《大公报》，1945年5月22日。
(62) 《中央秘书处特6711号上总裁签呈》（1944年8月19日），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延世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80页。
(63) 《外交部关于韩国临时政府请示承认事上主席签呈》（1944年7月），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4) 《蒋主席致吴秘书长（32）字晋侍秦电》（1944年1月21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5) 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函送军事委员会之《太平洋战争与朝鲜现况情报》（1945年3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史会藏。
(66) 《蒋主席致吴秘书长（34）卯尤（1）侍秦电》（1945年4月12日），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三），第385页。
(67) 《军事计划书》，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第170—171页。
(68) 《扶助韩国独立方案》，原件无时间，应为1945年初；台北“国史馆”藏。
(69) 《中央日报》，1945年8月25日。
(70) 张群、黄少谷：《蒋总统为自由正义与和平而奋斗述略》，第209页。
(71) 《金九致蒋介石备忘录》（1945年8月24日），转引自［韩］秋宪树：《韩国独立运动》（一），第461页。
(72) ［韩］爱国同志援护会：《韩国独立运动史》，第381页。对于韩国光复军的人数，1946年1月10日军事委员会核准的人数为1021人，与5万人的说法相去甚远。参见中国军事委员会：《韩国光复军各部队及驻地人数表》，上海档案馆藏。
(73) 《战时外交》（二），第720—781页。
(74) 参见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104页。
(75) 《顾维钧回忆录》第4卷，第457页。
(76)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44页。
(77)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44页。
(78) 参见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8—31页。
(79) 1943年8月27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但同时声明并非承认其为法国政府，参见《大公报》1943年8月28日。
(80)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32页。
(81) ［法］戴高乐：《战争回忆录》（中译本）第3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397页。
(82) 军事委员会：《旧金山会议外应与美英苏商谈之各项方案要请示案》，国民政府档案第403卷，台北“国史馆”藏。
(83) 陈修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人入越受降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84)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14—15页。
(85) 凌其翰：《在河内接受日本投降内幕》，第38—39页。
(86)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583页。
(87)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
(88)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4月15日）。
(89)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21日）。
(90) 《周佛海日记》1943年1月4日。
(91) 《周佛海日记》1943年2月2日。
(92) 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1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3年版，第151—152页。
(93) 《木户幸一日记》（1943年9月18日）。
(94) 《周佛海日记》1943年9月29日。
(95)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2日。
(96) 《周佛海日记》1943年10月4日。
(97) 《中华日报》，1943年11月1日。
(98) 《周佛海日记》1944年6月4日。
(99)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221页。
(100)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601—602页。
(101)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604—605页。
(102)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195—196页。
(103) 日本参谋本部：《战败的记录》，第175—176页。
(104) 《周佛海日记》1944年9月13日。
(105)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译本），第221页。
(106) 《柴山中将报告》，参谋本部：《战败的记录》，第177—179页。
(107)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08)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09)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10)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11)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431—432页。
(112) 《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175页。
(113)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95—396页。
(114) 台北“国史馆”：《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1月—4月，第988—989页。
(115) 《大公报》1945年5月9日。
(116)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第414页。
(117)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卷，第622—623页。
(118)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编）下卷，第638—639、642—643页；［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译本）第8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206页。
(119)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第418页。
(120) 《美英中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转引自《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298—299页。
(121)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下卷，第644页。
(122) ［英］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译本）第8卷，第209页。
(123)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6卷，第649、655页。
(124) 《苏联对日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的宣言书》（1945年8月8日），《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5页。
(125) 参见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6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9页。
(126) 第二颗原子弹原定8月11日投掷，提前投掷的原因，与其说是由于预测11日天气不佳，不如说是与苏联参战有关。美国驻苏军事使节团团长曾有如下回忆：“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时，苏联的报纸无任何报道，但苏联最高当局无疑对之非常关切。苏联不能不取得太平洋和平会议的入场券，因而必须加快步伐。否则，舞台幕启，观众满座，恐怕将无法挤进。对于阻碍苏联插手远东战争并尽量抑制其打败日本所作的贡献，其方法即尽早投掷原子弹。而苏联既已参战，则必须尽早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27) 《中美英苏对日本乞降照会的复文》（1945年8月11日），《反法西斯战争文献》，第319页。
(128) 日本无条件投降消息于10日晚8时许，经中央通讯社收获，发布号外，“顷刻震动全市，街头人山人海，遍处欢呼呐喊，爆竹与锣鼓声，打破山城八年来之沉寂，超过十万以上之男女老少市民，纷纷手持火棒，自各处奔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前欢呼，向蒋主席致敬，市区交通因行人拥挤，几难维持，无数盟国将士手持啤酒或川产大曲沿街边走边饮，欢喜若狂。”“记者于8时30分起，自上清寺出发，步行全市，直至过街楼为止，一路可见兴奋之情形，为生平所未有，都邮街爆竹声响震天，火花四射，织成美丽之火网，行人穿越其间，识与不识，彼此点头握手。各处舞厅闻讯后，即奏联合国国歌及中华民国国歌”，“不久均开放门户，任人出入，载歌载舞，心花怒放矣。三年来无空袭之重庆，探照灯早已销声匿迹，乃今晚大放光明，光芒满天，已变为象征和平之火炬”。参见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6卷，第668—669页。
(129) ［日］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中译本），第422—423页。
(13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5年8—9月，第723页，台北“国史馆”藏。
(131) 何应钦：《八年抗战》，台北1969年印行，第315页。
(132) 陈志奇主编：《中华民国外交史料汇编》第15卷，第7219—7247页。
(133) 蒋纬国总编著：《国民革命战争史》第3部《抗日御侮》第10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18—119页。
(134) 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6卷，第680页。
(135) 如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把1940年7月“不列颠之战”到1941年6月苏联参战这段期间称为“单独作战”时期，并把该书第2卷的标题定为“英国人怎样单独坚守堡垒”，完全不提中国抗战早自1937年7月就开始单独抵御日本侵略，也间接打击了德国和意大利。
(136) 数十年来，日本人的此类谬论一直有着相当的市场，近年来更有发展滋长的势头。日本历史研究委员会编撰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是反映日本右翼势力荒谬历史观的代表作。该书从根本上否定日本侵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叫嚣“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的“防卫战争”，“大东亚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胡说1943年大东亚会议发表的《大东亚宣言》明确宣布“解放亚洲”的思想，战后十年为亚非会议所继承等，并批评日本的进步史学观为“历史自虐症”和“民族自虐症”，扬言要恢复日本的“民族精神”，重树“大和民族正确的历史观”。
(137) ［日］《现代史资料》第9卷，日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470—471页。
(138)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108页。
(139) 姜义华认为：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曾有过三次浪潮，第三次浪潮即发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这次大浪潮“激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而起，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后达于顶点”（《论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复旦学报》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