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湖北军政府的建立

一　黎元洪被逼任都督" class="reference-link">一　黎元洪被逼任都督

为了夺取起义的胜利，湖北革命党人以长期的努力，作了出色的准备。但是起义胜利后怎么办，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怎样巩固和发展胜利，却准备得很不充分。当胜利来到的时候，这些在武装的敌人面前猛打猛冲的英雄们，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了。

11日上午，枪声停息之后，革命党人就聚集在阅马场谘议局开会，商议建立军政机构。参加者有蔡济民、张振武、李作栋、高尚志、陈宏诰、吴醒汉、徐达明、邢伯谦、苏成章、黄元吉、朱树烈、高震霄、王文锦、陈磊等。会上，在讨论都督人选的时候，“各军领袖，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¹⁹⁾。有人提议推举一个德高望重、为全国所知的人，大家表示同意。他们派陈磊等去找议长汤化龙，建议他出任都督。汤有些心动。他在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对清政府已经绝望，但一时还拿不定主意，“未有绝对拒绝意”⁽²⁰⁾。他的儿女亲家、谘议局议员胡瑞霖顾虑到汤“与革命党素无密切关系，又其时成败尚未可知”，就“力持不可”⁽²¹⁾。但是，他们还是到谘议局参加了会议。被邀参加会议的还有副议长张国溶、夏寿康，秘书长石山俨，议员阮毓崧、沈维周等。这些人在隆隆的枪炮声中过了一夜，现在惊魂未定地来到谘议局，却意外地发现革命党人对他们是十分尊重的。汤化龙发表演说称：“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²²⁾于是，有人就改推黎元洪。议员刘赓藻说：“黎元洪现在城中，如果大家认为合适，我愿带人找他。”⁽²³⁾会议决定派蔡济民随刘前往，但是，这时工程营的士兵已经把黎元洪找出来了。

黎元洪是武昌地区仅次于张彪的清军头领。张彪出身“丫姑老爷”⁽²⁴⁾，没有多少文化，经常吞蚀巨额官饷，虐待士兵。黎元洪则出过洋，受过资本主义的军事教育，以善于治军著称；平时，他注意笼络士兵；铁路风潮中，他是湖北铁路协会的军界代表；因此，新军士兵对他普遍存有好感。

10日晚上，他先想用血腥手段镇压革命，后来看到形势不妙就换上便衣，跑到黄土坡他部下一个参谋刘文吉家里躲藏了起来。当革命士兵把他从卧室中搜查出来的时候，他吓得浑身打颤。士兵们要他到楚望台见吴兆麟，他不肯；士兵们以强硬的口气威胁，他才勉强答应。到了楚望台，他满脸愁苦地对吴说：“你为什么要革命？这是要全家诛戮的事！”“快叫大众各回各营，事情太闹大了，更不得了！”⁽²⁵⁾正午时，被身不由主地送到了谘议局。

黎元洪到了，与会诸人鼓掌欢呼。这时，继续到会的有吴兆麟、邓玉麟、向谟、李翊东、方兴等。当黎元洪被告知要他出任都督时，面色惨白，急得大喊：“我不能胜任，休要害我！”胡瑞霖、吴兆麟等婉劝，张振武、蔡济民等胁迫，但黎仍坚决拒绝，不肯就任⁽²⁶⁾。一时满座哗然。有人大声叫骂：“黎元洪，太不识抬举了！”这时，有人送来一份预先写好的安民告示，要黎元洪签署。黎瑟缩着用颤抖的声音说：“莫害我！莫害我！”拒不肯签。李翊东气得举枪对黎说：“我们不杀你，要你作都督，你还不愿意！再不答应，我就枪毙你！”黎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就拿起笔来签了一个“黎”字，说：“我代签了，看你还能否认不成！”⁽²⁷⁾这样，经过书记缮写后，一张张《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当天贴遍了全城。布告的全文如下：

今奉军政府令，告我国民知之：凡我义师到处，尔等不用猜疑。我为救民而起，并非贪功自私。拔尔等出水火，补尔等之疮痍。尔等前此受虐，甚于苦海沉迷。只因异族专制，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纵有冲天义愤，报复竟无所施。我今为民不忍，赫然首举义旗。第一为民除害，与民戮力驰驱。所有汉奸民贼，不许残孽久支。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有人激于大义，宜速执鞭来归。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建立中华民国，同胞其毋差池！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军行素有纪律，公平相待不欺。愿我亲爱同胞，一一敬听我词！

这是宣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死亡，号召建立中华民国的第一个布告。它强烈地表达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的深恶痛绝。布告贴出后，立即在广大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应。满城居民，奔走相告，扶老携幼地出来观看，到处喜气洋洋，欢声雷动。

与安民告示同时发布的还有刑赏令，规定了“买卖不公者斩”、“扰乱商务者斩”、“奸掳烧杀者斩”、“邀约罢市者斩”等各项纪律。

都督推举出来了。一个昨天还手刃革命党人的旧军官，一夜之后，突然被推上了革命领导者的宝座。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固然是由于临时的原因：孙武被炸伤，刘复基等被杀害，蒋翊武和刘公被迫逃离，使革命领导在起义前夕就处于空缺的状态。但更主要的是革命党人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首先是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有威望的领导核心。文学社和共进会是在起义前半个月才实现联合的。革命的军政领导机构也是从那个时候才开始酝酿的。派别的成见使他们不能选出一个军政首脑。推蒋翊武当总指挥，孙武当参谋长，用意就是由他们两人共掌军权，而且只限于军权。刘公在日本东京时当过共进会的总理，回到湖北后被共进会内定为湖北都督。但是在两团体实现联合的时候，他就声明放弃这个名义。当时大家把希望寄托在由黄兴来任首脑。认为这样可以避免双方争夺领导权之嫌。黄兴迟迟没有来，都督的位子也就空缺着。

其次是许多革命党人都是根据种族而不是根据政治态度来划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他们认为，满人是革命的敌人，而汉人不论是立宪派也好，清朝的官僚也好，革命胜利后都会赞成革命。既然如此，让那些有资望、有地位的人来当领导，比起普通兵目、低级军官来，不是更足以“号召天下”吗？1911年4月，文学社在洪山宝通寺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会，就曾提议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理由之一是黎是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理由之二是黎在湖北新军中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²⁸⁾。

不能说革命党人的考虑毫无道理。黎元洪出任都督有助于稳定局面，可以发生较大的社会影响。问题是革命党人对黎元洪的处理过于简单了。像黎元洪一流人，有条件地争取他附和以至支持革命是可能的，利用他的影响以助革命的发展也是可以的，但是，要他来领导革命则是不可能的，由他来掌握革命兵权则是万分危险的。

都督推选出来之后，在谘议局开会的人们松了一口气，才发现时间已是下午了。胡瑞霖感慨地说：“革命党已经占领了武昌省城，公家有藩库，有官钱局，有粮储善后局，金店钱庄，到处皆是，不去一染指，不去一征发，秋毫无犯，市廛不惊，不但宗旨正大，举动文明，党人心理，更是纯洁，实在令人感激佩服。诸同志如需用款项，谘议局可先垫借五万元，以作临时开支。”⁽²⁹⁾会后，他送来了一批银元和银锭⁽³⁰⁾。立宪派这时最关心的是社会秩序。革命未起之前，他们希望尽可能避免革命；革命既起之后，他们希望尽可能温和地进行。武昌革命党人的严明纪律使他们满意。推举黎元洪一事使他们放心，觉得可以给予某种支持了。

当天下午还推举了各种职事人员。汤化龙被任命为总参议⁽³¹⁾。其他如参谋部、民政部、交通部、外交部、庶务部、书记部、军需部等，也都纷纷成立。其人员或由推举，或由自荐。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大家）不知怎样作才好，又没有组织规程，七嘴八舌，莫衷一是。”⁽³²⁾除立宪派外，参加会议的大多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士兵和学生，幼稚和忙乱使他们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二　军政府的组织及其内部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二　军政府的组织及其内部斗争

署名“鄂军都督黎”的布告是贴出去了，但是，这个都督却变成了“泥（黎）菩萨”，像木偶似的呆坐着，不言不语，甚至不吃不喝。一些革命党人看到黎元洪这样顽固，感到自己不能不将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任务挑起来，因此，由蔡济民提议组织谋略处，作为筹划和决定军政大事的机关。大家推选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徐达明、王文锦、陈宏诰、谢石钦、李作栋、黄元吉、吴兆麟、蔡大辅等任谋略。当时，胡瑛已被从武昌狱中接了出来，也参加了谋略处。谋略处在10月11日晚于谘议局开始办公，作出了如下一些重要决议：（一）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二）称中国为中华民国；（三）以本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四）都督暂用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五）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等等。

建立谋略处表明了革命党人建立领导核心的企图，但是，这个领导核心一开始就具有临时的性质。革命党人仍在对黎元洪“劝驾”，准备随时把最高权力移交给他。同时，谋略处和军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不明确。很快，它的作用就被不断成立的其他机构挤掉了。

当晚十时，原三十标一营管带郜翔宸，啸聚旗兵多人，进攻谘议局。李作栋、邓玉麟等带着黎元洪到蛇山脚下躲避，黎要求回私宅一行。甘绩熙、李翊东指挥担任守卫的陆军中小学、测绘学堂学生反击，郜部被击败。李翊东又把黎元洪接了回来。第二天，黎元洪的态度仍然如前。有时，革命党人去看他，黎就自言自语地说：“我的脑袋被你们这些人送掉了！”然后就一言不发，盘膝闭目⁽³³⁾。但是，由于武汉三镇全部克复，胜利消息不断传来，黎元洪的心眼终于活动起来。特别是有人用“黄袍加身”的故事来启示他，这就在他面前展现了一个极富于诱惑力的天地⁽³⁴⁾。于是，10月13日，沉默不语的“泥菩萨”忽然开口了，他同革命党人聊起天来。有人责问他为什么还留着辫子。黎元洪说：“你们说要去辫子，我也有此意。从前我在军中曾出过‘剪发听便’的通令。你们明天叫理发匠来，将我的剪去就是。”⁽³⁵⁾第二天，黎元洪果然把辫子剪掉了。天真的革命党人一个个因此而兴高采烈，他们哪里想到，不开口的都督开口之后，摆在自己面前的矛盾和难题更多。

和黎元洪不同，汤化龙、胡瑞霖等很忙了一阵子。他们胸前挂着标明职衔的白布条子，在军政府中进进出出，显出很热心的样子。但是，他们却日益对革命党人鄙视起来。军政府的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加，忙乱现象也随着发展，出现了“人人都能作主，人人都不能作主”的现象⁽³⁶⁾。这自然是汤化龙等所看不惯的。13日，汤化龙留日时的同学黄中恺访问汤和胡瑞霖。汤唯唯诺诺地不表态。胡则谓“秩序棼乱，行同草寇，万非吾辈所能合作”⁽³⁷⁾。显然，胡的态度也就是汤的态度。黄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说是：“正赖我辈文人为之治理。”于是，汤、胡、黄、加上前候补知县舒礼鉴四人一起去见黎元洪。黎声色瘖暗，拱手低语说：“余以武人素不习民事，革命又起仓卒，其中多非余所素识，公等皆乡中优秀分子，务望出而相助。”⁽³⁸⁾14日，四人再次见黎。两次见面，汤化龙、黄中恺等发现了一个事实：“黎公之为都督，傀儡耳。一切大权，操之党人手中。”⁽³⁹⁾当夜，汤化龙约黄中恺在家起草《军政府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军政府设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各部均受命于都督。条例对军事方面的三部作了细致的规定。而政事部，则只笼统地说设内务、外务、财政、交通、司法、文书、编制七局，声明其细则另订。显然，这是一个军民分治，大权统于都督一人的方案。15日，汤化龙等四人兴冲冲地将《条例》献给黎元洪。黎连呼妙！妙！但是，这个条例却遭到了看守黎元洪的革命党人的冷落，被扔到了字纸篓里⁽⁴⁰⁾。汤化龙等正在意兴索然之际，碰上了新到武昌的居正。他也正为军政府的秩序“棼乱”叹息。经过商谈，居正同意出面劝说革命党人接受《条例》。当即在江汉书院谘议局临时会址召集革命党人开会。居正诡称，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预订的，于是，一致通过。

条例通过了，迅速确定了各部职员，名单如下：

军令部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政事部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在上述四个部长中，革命党人只有孙武一个。政事部各局局氏名单为：

内务局局长：舒礼鉴（谘议局议员）

外务局局长：黄中恺（汤化龙同学）

财政局局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局局长：马中骥（商人，汉口宪政同志会成员）

司法局局长：徐声金（立宪派，汤化龙友人）

文书局局长：阮毓崧（谘议局议员）

编制局局长：张国溶（谘议局副议长）

在上述七个局长中，革命党人一个也没有。条例没有谋略处，自然被取消。刘公从12日进入武昌之后，一直主持谋略处。这时无法安排，被任命为总监察。

16日，胡瑞霖劝黎元洪登坛誓师，得到同意⁽⁴¹⁾。17日，在阅马场的中央搭起一座高耸的帅台，四周军队林立。黎元洪全身军服，腰悬军刀，到台前下马，威武地被拥护登台。台上放着黄帝牌位，剑、旗分立两侧。由谭人凤授旗、授剑，居正宣讲革命意义，黎元洪宣誓。由舒礼鉴起草的《祭告天地文》公然说：“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能及哉！”⁽⁴²⁾就是说，黎元洪的权力，不是由革命人民流血奋斗得来的，而是由上天赐给他的。一个清朝的旧军官，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了。阅马场上，“欢声雷动”。“兵士对都督之爱戴，亦大有加”⁽⁴³⁾。慷慨激昂的誓师变成了对黎元洪个人的鼓吹。

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和封建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资产阶级上层，他们和黎元洪这样的旧军官结合乃是必然的。

汤化龙等所拟订的《军政府暂行条例》和人事安排，虽然通过了，终因排斥革命党人的企图过于明显，激起了强烈的反对。不少人声称：汤化龙是主张君主立宪的，与革命主义不能相容。各种流言也出来了。善于观察时势的汤化龙也就迟迟不肯到职。10月25日，在孙武、刘公、张振武、居正等人提议下，军政府再次开会，改订了暂行条例。这个条例增加了政治色彩和民主气氛。第一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公约推倒满政府，恢复中华，建立民国，暂组织军政府，统辖政务。”第三条规定：“军政府都督代表军政府人民施行职务；除关于战事外，所有发布命令关系人民权利、自由者，须由都督召集军事参议会议决施行。”第五条、第七条和第十条规定，军政府设立稽查员，任务是稽查各部、各行政机关和各军队，稽查员由起义人公推。这显然是为了加强革命党人对军政府的监察⁽⁴⁴⁾。《改订暂行条例》的最重要之点是取消了包揽大权的政事部，所属各局都改称为部，直辖于都督。各部人事安排为：

军令部长：杜锡钧（清军管带）

军务部长：孙武（共进会员）

参谋部长：杨开甲（清军标统）

内务部长：冯开濬（留日学生）

外交部长：胡瑛（同盟会员）

理财部长：胡瑞霖（谘议局议员）

交通部长：熊继贞（同盟会员）

司法部长：张知本（同盟会员）

编制部长：汤化龙（谘议局议长）

上述安排中，新增加的胡瑛、熊继贞、张知本等都是革命党人，编制部长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职。革命党人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在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上，革命党人注意保持对立宪派的优势，这是必要的。但是，革命党人并没有在军政府中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改订暂行条例》所规定的都督权力仍然很大，“军事参议会”虽具有限制都督个人专权的作用，但并没有组织起来。黎元洪是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军人，革命对他来说终究显得生疏而可怕，当他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几个革命党人部长就很难控制住局面了。

与湖北军政府同时建立的还有汉口军政分府。

汉口克复，詹大悲、何海鸣出了狱。他们立即渡江，和湖北军政府联络。军政府派蔡济民率兵二队随同他们返汉，驻扎四官殿。詹、何等对黎元洪、汤化龙身居高位、掌握大权不满，但是又觉得当时还不便公开反对，因此决定成立汉口军政分府。13日自外归来的蒋翊武也支持他们。军政府以詹大悲为主任，下设司令、参谋、军需、军政、军械、军法、交涉、稽查各处，由温楚珩、吴昆、何海鸣等负责。詹大悲等准备以此为基础，在局势稳定时对武昌军政府进行改组。汉口军政分府以文学社为主体，完全掌握在革命党人手里。在武汉保卫战中，它作出过贡献。但是，它有些自行其是的做法也加深了和武昌军政府之间的矛盾。

在汉阳，也建立了革命政权，由日知会员、系狱多年的李亚东任知府。

三　军政府的初期活动" class="reference-link">三　军政府的初期活动

湖北军政府建立于戎马倥偬中，它的主要任务是进行革命战争，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围绕这一任务，它进行了下列活动：

（一）发表文电

12日晨，革命党人即用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宣告武昌光复。同时致电上海，催促居正、黄兴、宋教仁到鄂，并请转电孙中山，要他从速回国，主持大计。陆续发出的文电有：

《布告全国电》。宣布革命目标，呼吁全国人民奋起响应：“深望于十八省父老兄弟，戮力共进，相与同仇，还我邦基，雪我国耻，永久建立共和政体，与世界列强并峙于太平洋之上，而共享万国和平之福。”⁽⁴⁵⁾

《宣布满清罪状檄》。指责清政府“使汉人永远降为满清之奴隶”，“割吾民之膏，吮吾民之血”等罪状八条⁽⁴⁶⁾。

《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劝告清军中的汉族将士反正：“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虽立于反对地位，然情谊尚在，心事又未尝不合也。”⁽⁴⁷⁾

《檄各督抚电》。劝告各省督抚反正：“幸贵大臣勿拘君臣小节，而贻万世殷忧。”⁽⁴⁸⁾

《免税公告》。宣布豁免湖北境内一切“恶税”：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豁免；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⁴⁹⁾。

《谕湖北各府州县政务及自治公所电》。宣布全鄂地方一律改为共和政体，要求各地清吏一律呈缴伪印，听候支配录用；不愿者缴印后听其自由；“人地相宜，民间倚重者”经自治公所推荐，可以留任⁽⁵⁰⁾。

《通告城、镇、乡自治职员电》。要求各城、镇、乡自治团体速筹自保之计：“赶办团练，守卫乡里，贫者效力，富者输财，既使游手无事之民，有谋食用武之地，而富足之家，得因以保全。”⁽⁵¹⁾

《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要求各地巡警坚守职事：“深恐饥寒无告之民，乘间窃发，施其抢劫之手段，而本军政府军事旁午之际，势难兼谋并顾，所有保护人民之生命财产，维持地方之安宁秩序，皆惟我同胞巡警是赖。”⁽⁵²⁾

湖北军政府发表的文电很多，不能一一列举。上述文电大体完整地宣示了军政府的对内政策：满清政府是全国的公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共和政体；它准备减轻人民所承担的苛重赋税，但是，决不允许“饥寒无告之民”侵扰“富足之家”的利益，也就是要确保一切有产者的财产。

在军政府用黎元洪的名义通电全国的同时，汤化龙也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暨全体同人的名义致电各省谘议局，指责清政府“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电文表现了对清政府设置皇族内阁的强烈愤懑：“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它宣称：“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电文要求各省谘议局人士：“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⁵³⁾清政府已经扶不起来了，希冀经过“不血刃”的和平转变取得政权，这是立宪派心理和立场的表现。

当时，各省尚在清吏控制之下，军政府所发电文不能流传公布。胡瑞霖建议，采用反宣传法，假托瑞澂名义发电，夸张武汉革命军势力，借以摇撼各省人心。汤化龙和革命党人李作栋等赞同胡的建议。汤并提出，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处有密码本。于是即由汤起草电文，托人冒充瑞澂委托，请俄领事馆发出。这封电报后来讹传为汤化龙勾结柯逢时等通敌的电报，加深了革命党人对立宪派的猜忌⁽⁵⁴⁾。

（二）对外交涉

汉口设有英、俄、法、德、日五国租界和瑞典、比利时等十一国领事馆。军政府一成立，就在《刑赏令》中明确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等条。12日，军政府又照会各国领事，声称“对各友邦，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幸福”。照会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担任；各国既得权利和在华外人财产，一体保护。但照会声明：各国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军政府者，概以敌人视之；如有接济清政府战事用品者，一概没收⁽⁵⁵⁾。照会发出后，军政府又派人分访各国领事，要求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17日，驻汉英、俄、法、德、日各国领事照会军政府，声称“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军互起战争”，“领事等自应严守中立”。同时声称：不准携带军械的武装人员进入租界，不得在租界内储藏各式军械及炸药等物；勿论任何方面，如将炮火损害租界，当赔偿一亿一千万两⁽⁵⁶⁾。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帝国主义十分震动。武汉的江面上，帝国土义的军舰一时竟增加到二十艘（英八艘，德五艘，美三艘，日二艘，俄、奥各一艘），瑞澂所坐的兵舰就躲在英国炮船的后面。他曾请求英舰阻止革命军过江。11日，英公使朱尔典应允，“请英水师统帅竭力相助”⁽⁵⁷⁾。13日，他又电示驻汉总领事葛福，除“不得已之事外”，“一概不准与革党首领公文往来”⁽⁵⁸⁾。但是，为了使即将爆发的战争不致波及租界，影响帝国主义者在华的利益，他们又不得不摆出一副“中立”的姿态。革命党人对此十分重视，炫为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军政府曾以黎元洪的名义发表文告说：“由此以观，足见外国人之爱独立、爱自由，而亦爱人之能独立、能自由也。”⁽⁵⁹⁾但事实上，进攻武汉的清军里有外籍教官，帝国主义者的轮船公司也仍在为清军运送军火、给养。他们自己也承认，“所谓中立，只是千方百计掩护清军。”⁽⁶⁰⁾在递送“中立”照会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顽固地拒绝承认湖北军政府。11月8日，朱尔典说：“至其自谓各领事已认彼军为交战团，据本大臣所闻，则实无其事。”⁽⁶¹⁾

湖北军政府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对同盟会既定方针的运用。明确地保护在华外人的生命和财产，宣布愿与各国建立睦谊关系，这是正确的。为了不给帝国主义的干涉造成口实，禁止轻率地触动租界和教堂也是必要的。国际舆论因此很快就消除了出现又一次义和团事件的担心。东京报纸盛赞革命军“深合文明举动”⁽⁶²⁾，巴黎报纸认为革命军“明智异常”⁽⁶³⁾。比起义和团的笼统的排外主义来，革命党人的对外政策确实文明、也高明得多。但是，它并非不得已地宣布赔款和外债等照旧承担，这就和劳动群众那种坚决的反帝精神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劳动群众的反帝精神也应该给以恰当的领导。

（三）清除奸细

当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13日夜间，有一个大汉提着灯笼给都督府卫队司令官方定国送来一张纸条，方定国阅后慌忙将信撕碎，丢在口中咽了。李翊东发现可疑，赶紧过来责问：“送来的是什么东西？你为什么把它咽掉？你敢通敌！”方定国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李翊东喝令将来人拿下审讯，发现他竟是为张彪传递消息的旗兵，当场就被判处死。当李翊东喝令拿问方定国时，方手持快枪，身佩军刀，使卫兵不敢上前。李翊东冲上去一把抓住方的衣领，夺过他的枪刀。在革命党人的凛然正气面前，方定国瑟缩不敢动。经过严厉审讯，方供出混入都督府的有蔡登高、张振标等奸细多人。当即把蔡、张抓住，同方定国一起判罪处决，清除了隐患。

（四）扩军备战

经过10月10日的战斗，部分战士牺牲，部分逃亡，湖北军政府所能掌握的士兵仅存三千余人，远不足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13日，军政府决定募兵，暂编部队四协，马队一标，炮队二标，工程、辎重各一营。武汉地区的工人、农民、学生积极响应号召，在海关、租界为帝国主义分子服务的苦力、更夫、仆役们也纷纷辞工从军。汉口外侨报纸说：“应募而来的新兵从四乡涌进。募兵的军曹太热心了，他们不了解租界的特殊地位，竟然跑到租界里来。”⁽⁶⁴⁾又说：“武昌显得比以前更活跃，下层人民比前更满足了。募集的新兵成百地在操练着，这样的军队有两万多人。”⁽⁶⁵⁾16日，蔡济民、熊秉坤等商量，决定成立第五协，同时成立两个敢死大队。结果，五协兵员，几天工夫就满额了。军政府不得不出示停招。

为了加紧生产武器、军火，汉口军政分府命李亚东转令兵工厂迅速召回工人，开工生产。宋锡全以军政府第一镇分部统领的名义出示，鼓励工人积极生产，革新创造：“倘能于旧式之中，改良翻新，造成便捷利器者，本部定从优奖赏。”⁽⁶⁶⁾在阳夏战争期间，汉阳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工，为保卫革命政权和支援各地起义作出了贡献。

（五）策反清军

张彪逃到汉口刘家庙后，仍拥有一部分兵力，构成对武汉的直接威胁。13日，军政府以黎元洪的名义写信给张彪，劝他反正，遭到拒绝。同日，军政府又派人运动辎重营清军，也未成功。其后，黎元洪两次写信给他的老师清海军提督萨镇冰。20日信中，黎真实地叙述了自己被逼任都督的经过：“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他以起义以来的进展说明：“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国民与运尽之满清抵抗”，事机大有可为。他力劝萨镇冰归顺革命军⁽⁶⁷⁾。这封信反映了形势发展对黎元洪的影响。

（六）安定社会秩序

起义后不久，军政府就组织演说队，派人沿街演说，安定人心。同时，颁布了严格的纪律。继《刑赏令》之后，16日又颁布军令八条，规定“军队中上自都督，下至兵夫，均一律守纪律，违者斩”，“擅入民家，苛索钱财及私行纵火者斩”⁽⁶⁸⁾。整个起义期间，湖北革命军始终纪律严明。后来有人回忆道：“军队寄寓民家，绝不妄取一物。如有所借贷，必按时交还。升米斤油之类，请其勿用交还，亦必坚决偿还。至于买卖，则公平交易，不见强买勒卖的行为。”⁽⁶⁹⁾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军政府除成立临时警察筹备处外，又支持武昌商会会长吕逵先等组织保安社。在汉口，则赞助商会组织商团，发给枪支，作为巡逻、保卫之用。

武汉地区的良好秩序使帝国主义分子惊讶，他们不得不承认：“武昌到处人满，商店都开门，生意很好，人民安居乐业。”⁽⁷⁰⁾“我们也没有想到，革命军在这里统治着，秩序竟然很好！”⁽⁷¹⁾

（七）稳定金融，保护工商业

起义前，武汉市面通用湖北官钱局所发制钱票、银元票和交通、通商等银行发行的钞票，起义后，纸币信誉下跌，人们纷纷挤兑银元和铜钱，引起银根紧迫，市面恐慌。为此，军政府特别发出照会，声明纸币照常通行，要求各界停止挤兑。照会保证：“合当详定办法，竭力帮助金融机关。”⁽⁷²⁾事后，军政府接受武昌商会要求，设立商界兑换处，又拨解铜元十万，交汉口商务总会，接济市面⁽⁷³⁾。

革命党人特别注意保护商业。13日，林翼支在汉口就出示宣布，以“保商”为“第一宗旨”⁽⁷⁴⁾。汉阳知府李翊东也宣称：“首以保卫治安，恤商爱民为务。凡我良善同胞，殷实商贾，无不极力保护。”⁽⁷⁵⁾12月，湖北军政府特别颁布了保护矿山的命令：“凡银、铜、铁、煤、硝磺各矿场所在地点，皆责成该管知事严加封禁，妥为保护。”⁽⁷⁶⁾1912年春，专门成立实业部，以同盟会员李四光为部长。

由于革命党人的正确政策，湖北军政府得到了汉口和武昌商会以及汉阳商团的积极支持。汉口各团联合会正干事、回族商人马中骥并参加了军政府，任交通部部长。阳夏战争中，汉口商人购办军需，供给粮饷，出力不少。

（八）招纳人才

为了延揽各方面的人才，接待投效人员，军政府于12日晚成立招纳处。13日下令：“无论文武员弁，有一技之长，即送府委用。”⁽⁷⁷⁾至15日，投效人员即达四百余人。同日改名为集贤馆。总计起义期间，集贤馆共接待各方志士约万余人。其中，有五千人分送各机关办事或资遣回省运动革命。有六千余人在馆外听用。留馆备用人员则经常保持五六百人之数⁽⁷⁸⁾。第一集贤馆容纳不下，又陆续开辟了第二、第三集贤馆。

（九）创办《中华民国公报》

起义后不久，共进会会员牟鸿勋即倡议创办一种报纸，定名为《中华民国公报》，10月16日发刊，由张樾任主笔。出版简章称：“即以军政府之宗旨为宗旨，大要以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改建共和民国为主义。”它是湖北军政府的机关报，也是军政府的主要宣传工具，以发表军政府的文件、公告为主，也发表部分新闻、评论和文艺作品。11月5日，曾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大汉同胞，群策群力，复仇报国。但是，从全面看来，它对同盟会和孙中山宣传不多。后来更发展为孙武一派的派报。

在汉口，革命党人胡石庵办有《大汉报》，出版第一日即销行三万余份，曾得到军政府奖励。

（十）改革司法制度

10月30日，军政府司法部发表文告，谴责清政府司法机关灭绝人道、冤屈良善等种种罪恶，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以来在司法制度上所作的假改革。文告宣布设立江夏临时审判所和临时上诉审判所，受理民事和刑事案件。随后，公布了有关条例。《江夏临时审判所暂行条例》第一条称：“本所为图司法独立，特提前办理，以为各属之先导。”第四条称：“本所民事、刑事两庭均用合议制组织。”第十三条称：除特别事件外，“诉讼之辩证及判断之宣告均公开法庭行之”⁽⁷⁹⁾。条例的有关规定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特色。

（十一）制订《鄂州约法》

宋教仁随黄兴到鄂后，即埋头起草《中华民国鄂州约法》。11月9日，由军政府公布，共七章六十条。《总纲》规定：鄂州政府由都督、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法司等部分构成。《人民》章规定：人民一律平等，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营业、保有财产、身体、家宅等自由，有诉讼于法司、陈请于议会、陈诉于行政官署、任官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都督》章规定：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以一次为限。《议会》章规定：议员由人民中选举产生，议会可以向政务委员提出条陈、质问、要求答辩或弹劾，可以受理人民的陈请，送交政务委员。这部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承认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把资产阶级地方共和政权的设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对促进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有巨大意义。它是以后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的蓝本。

湖北军政府在革命大风暴中诞生，是开天辟地的新事物。它的出现，使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受到了极大的震动。过去被视为无上尊严的君主专制制度崩溃了，人人讲平等的思想成为一种不可阻拦的潮流。革命党人李亚东当了汉阳知府，每逢出衙都要乘坐四人抬的绿呢大轿。有人劝告他说：“你是革命党出身，还摆这臭架子，不怕同志们耻笑吗？”他不以为然，说：“有威可畏，才好管教百姓。”他乘轿到都督府，被卫兵喝令下轿：“官僚派！满清怪物！打！”李亚东又惊又愧，不敢作声，从此再也不敢坐轿了。而且，全武昌城也没有人坐轿了。这种平等思想还反映在薪饷上。有人提议要给军政府的官员定薪俸，革命党人极力反对。结果议决职官薪给自都督以下，每人支津贴二十元。兵士的月饷则有所增加，兵士十元，副目十一元，正目十二元，后来才逐渐改为等差较大的薪饷制。

湖北军政府的活动有它成功的方面，也有它严重不足和失败的方面。它注重社会秩序的安定，但是，却没有把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放在第一位。当时，各地城、镇、乡自治公所一类的组织大都把持在上层士绅手里，军政府要求他们赶办团练、巡警，赋予他们推荐官吏，保护“富足之家”等权利，这就捆住了群众的手脚，维护了旧社会的基础。

中国是一个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国度，不动员千百万群众起来造成一个大的社会变动，便不能摧毁封建制度的根基，这场革命只能半途而废。

四　革命向武汉周围地区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四　革命向武汉周围地区发展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武汉革命党人和周围地区建立了联系。武昌起义、三镇光复的消息传出后，湖北各地纷纷响应。

汉川起义。汉川是日知会会员梁钟汉的老家。10月13日，梁辉汉、宋振东等在系马口起兵，直捣汉川。革命党人把关在狱中的梁钟汉接出来，推他为司令，组织汉川军政分府。

黄冈清军巡防营兵变。黄冈为黄州府治所在，是个很早就受到革命影响的城市。日知会员吴贡三判刑后就被关押在这里。10月14日，驻防营兵群起向府县衙门索要欠饷，烧毁标统衙门。知县和地方绅士无法控制局面，便把吴贡三迎接出狱，要他全权处理。16日，湖北军政府得到报告，立即派人前往招抚，成立鄂东军政支部。清知府、知县、标统等逃避，黄州府属各县纷纷反正。20日，麻城县议会议长屈开埏召集四乡议员，准备宣布反正。屈是自立军首领，事败逃亡，到1911年春天才回到麻城。当议员们按期集会时，县令在地方劣绅煽动下，命巡防营包围议场，杀死屈开埏⁽⁸⁰⁾。事后，鄂东军政支部向湖北军政府作了报告，军政府迅即派兵到县，将凶手捕杀。

除麻城外，鄂城、蕲春、蕲水、大冶、黄石港、阳新、广济、武穴等县的反正大多是顺利的。

京山刘英起义。刘英是共进会的湖北副都督，出身于大商人家庭。归国后在故乡积极发展会员，并以巨资开设商店，作为秘密机关。他力主在湖北首先举义，曾致书孙武等表示：“倘我省毅然发难，英虽不敏，必先树一帜于上游，上拒襄樊之敌，下为武汉声援。”⁽⁸¹⁾10月9日，武汉各机关被破坏，他于12日晚接获消息，立即紧急动员，于15日夜率领一千多人，袭击驻在该处的襄阳巡防营，夺得了枪支。当时，他们还不知道武昌已经起义，第二天早晨抱着首义的精神，集合在永隆河畔，高竖起革命的旗帜。刘英的号召力很大，很快占领了武汉西边的京山、天门、潜江、监利等县大片地区。11月，季雨霖受军政府委派，任安（陆）、襄（阳）、郧（阳）、荆（门）招讨使，进军湖北中部和西北部各府县，刘英和梁钟汉的队伍都被收编。

武胜关起义。湖北与河南交界的武胜关，是控扼南北的战略要地。当时信阳以南铁路，全由湖北新军驻守，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就驻在信阳车站。该营文学社营代表为刘化欧。他已联络好部分农民、铁路工人和会党群众，但是一直得不到消息。直到15日，清廷派荫昌率北洋军到达信阳，刘化欧才下令发动。16日晚，农民、铁路装卸工、会党、士兵约千余人集合于武胜关附近，定名为湖北革命军独立第一协。义军随即拆毁关南、关北铁路各二三里。22日，会党群众和清军相遇，战败溃散，士气受到影响。25日，刘化欧将队伍解散，自率少数人回到武汉。这以后，留在铁路沿线的士兵和工人仍然坚持战斗，或破坏路轨、兵车，或焚烧粮库、弹药，但终因人少势单，缺乏领导，不能在阻击清军南下中发挥更大作用。11月7日，工界代表余大猷被捕，壮烈地牺牲于清军皮鞭下。

宜昌新军起义。宜昌是湖北西部重镇，当地有川汉铁路公司所属筑路工人数万。1910年，革命党人胡冠南等在该地秘密建立了公益会。保路风潮中，共进会张百祥也到该地发动。他联络胡冠南等，组成川汉铁路研究会，因聚众数千人演讲，被清吏逮捕。为了防止事变，瑞澂派三十二标二营和四十一标一营驻防。10月14日，军界、警界、学界的代表在东山寺秘密会商。随后，宜昌商会总理曹启荣等又和新军排长、文学社社员唐牺支等进行会谈，取得一致意见。18日晨，唐牺支将兵力作了适当配置，派代表到川路弹压局向管带索取弹药，管带逃逸。当日，宜昌光复，张百祥等出狱。次日，成立宜昌司令部，各界公举唐牺支为司令。

宜昌司令部鉴于铁路一时无法开工，遣散了大部分工人，挑选了一千多名“自愿效力”的精壮充实队伍。后来进攻荆州的决死队中，这部分工人占多数，表现得也最为勇敢⁽⁸²⁾。

施南起义。施南僻处湖北西南，但受到革命影响并不晚。吕大森、朱和中等都是施南人。1904年，为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吕大森即回乡运动。次年，在施南组织日知会分会。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改名天锡会。不久，会员刘汉卿被捕，天锡会解散。

保路风潮掀起之后，武汉革命党人派施南来凤人向炳焜回乡发动。10月13日，向抵达施南府治恩施。当时，施南驻有新军三十二标第三营和施防、宜防两营。最初，向准备利用会党夺城，因会党不愿遵守不得杀人劫财等规约，只好改变计划。26日，向炳焜、品大森等以地方绅民或革命机关特派员的名义向新军管带李汝魁发函，劝他反正。第二天，向又亲见李汝魁进行说服，李及宜防营管带陈金瑞表示同意。28日，宣布反正⁽⁸³⁾。

反正后，李汝魁被推为分司令部部长。陈金瑞不服，改名朱扬武，自称明代后裔。11月3日，刺杀李汝魁，自任部长。12月21日，湖北军政府派冯仁铨为施（南）鹤（峰）安抚使，调朱扬武回省，准备将他正法，朱得悉后潜逃。

郧阳起义。郧阳位于湖北西北部群山中，1911年9月，瑞澂调新军二十九标三营驻防该地。武昌起义后，知府伍铨萃和三营管带张楚材密商，将该营调散，留守郧阳的仅后队队官沈权所率士兵数十人。在地方参事会聂炳基、翁人健等支持下，沈权等积极筹划反正。

11月14日，参事会邀请绅、商、学各界人士六十余人集会，规定只准进，不准出。会上，沈权要大家立即表态。他说：“神明贵胄，为人作二百余年之奴隶，有何面目见我黄帝祖宗乎？若再迟延，真非人类矣！”⁽⁸⁴⁾他带头在“兴汉灭满”柬帖上签名，与会诸人一一照办。随后，找来知府伍铨萃等，也一一签名。在组织军政分府时，有人认为：伍铨萃“虽为汉奸，却为六县人民视线所注。现伊既表同情，何必追其既往”⁽⁸⁵⁾。因此，伍被推为分府总裁，沈权任司令官。

安陆新军起义。新军二十九标三营张楚材部原驻郧阳，10月下旬，奉襄阳道喜源命调赴襄阳。喜源对这支队伍不放心，不久，又将该部调赴安陆，并命安陆知府满人桂荫会办营务。11月下旬，民间传说武昌革命军将到，张楚材便与原陆军小学堂学生樊松等计划起义。25日，张分兵把守四城要隘，自率一队进攻府署，卫队已事先作了联络，立即响应。桂荫仓皇逃出，在学宫自缢。张楚材随即成立军政府，自称大总裁⁽⁸⁶⁾。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报请黎元洪委张为支队司令，张不愿受季节制。1912年1月，季率部到达安陆，二人矛盾加深，季下令攻击，张楚材潜逃。

老河口江湖会起义。老河口是襄阳府光化县属的一个市镇。地当要冲，商业发达。当地早有洪门组织江湖会活动。1911年，瑞澂派第八镇骑兵八标三营出守襄阳，士兵张国荃、李秀昂被派驻老河口。他们积极串联江湖会群众。11月28日，老河口一邢姓绅士办喜事，光化知县黄仁菼等文武官员都前往参加。乘此机会，张国荃率江湖会群众赶来，强迫官员们画押反正。30日，进攻襄阳，士绅开城迎接。清吏襄阳道喜源、巡防营统领刘温玉等先后逃遁。起义人员推黄仁菼主持襄阳军政分府，张国荃为总司令官，李秀昂等为协统。12月1日，军政分府致电黎元洪，要求指示方略，接济军械。次日，出示招兵。后来有人回忆：“生活困难的贫民都踊跃参军”，“不论是什么人，在衣袖上缠上白布，都一律收留。”⁽⁸⁷⁾地主阶级文人则记载：“闾左卖菜奴，未几亦穿军装，挂指挥刀，从者数十人。”⁽⁸⁸⁾可见下层群众支持革命。

起义迅速波及襄阳府属各县和邻近地带，谷城、均州、南漳、枣阳、宜城先后反正。

义军的粮饷主要依靠向富户和商店摊派。按资产分为上中下三等，按等认捐。他们曾向均州大地主、当地首富苏清泉摊款二十万缗，被拒绝，随即抄没了苏家财产。此外，刘公及其亲友在襄阳的财产也都受到触动。义军的这些做法使得它和地主、绅商们的矛盾日益尖锐。1912年2月，季雨霖准备收编张国荃的队伍，首先派人刺杀了李秀昂，迫使张接受改编。几个月后，刘公率军北伐，又进攻张部，迫使张逃亡。

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有不少人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主张反清，赞同共和，但是，却决不允许侵犯地主阶级的利益。江湖会起义被镇压一事正说明了这一点。

荆州旗兵投降。11月16日，宜昌司令部决定进攻荆州。该地驻有旗兵二千余人。进攻前，司令部首先传檄驻防将军连魁等人，说明“我军革命，不过推翻君主贵族，建设民主共和；普通旗人，原无仇视。且人道主义，世界公认，凡我黄种，尽属同胞”⁽⁸⁹⁾。檄文要求连魁等“效顺来归”。连魁企图拖延观变，请沙市日本领事转请英国驻宜昌领事出面，斡旋“中立”。唐牺支命连魁开具切实办法，得不到答复，决定武力解决。19日夜，革命军向荆州外围阵地发动攻击。25日，占领沙市。28日，唐牺支再次致书连魁等，说明只要对革命持同情态度，“无论为满为汉，皆宽其既往，一视同仁”⁽⁹⁰⁾。连魁仍然不作答复。12月9日，革命军向荆州城发动总攻。在革命军的军事威力的逼迫和正确政策的感召下，第二天，连魁要求投降。13日，双方达成协议。革命军方面表示：旗民生命财产，一律保护；生活中极困苦者，给恩饷六个月；民国各种学校，准许旗民报考。16日，革命军入城，成立荆宜司令部。

除荆州外，湖北各地的起义大多没有经过严重的战斗。它说明了武昌起义是很得人心的，也说明了清政府的极端腐朽和虚弱。经过起义，湖北各府州县都建立了新政权，到处飘扬着作为革命标志的白旗。但是，革命党人的力量毕竟太小了，对旧制度的触动也太少了。不少地方只是改换了旗号，其他一切照旧。有的清吏当了民国官员，却仍然拖着长长的辫子。

在湖北各地起义、光复的过程中，新军仍是一支活跃的力量。瑞澂将新军调驻各地，本意在防止革命，然而，事与愿违，结果却扩散了革命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