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昌战役、随枣战役与枣宜会战"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南昌战役、随枣战役与枣宜会战

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双方在正面战场的主要对峙区域转移至湘、鄂、赣地区。1939年起，驻武汉日军为巩固已占领地区，不断发动有限攻势，中国军队本着持久消耗的原则，对日军采取攻防并举的策略，双方在湘、鄂、赣及周边地区开展了多次重要战役。

一　南昌战役" class="reference-link">一　南昌战役

南昌地处南浔、浙赣两条铁路的交会处，毗邻鄱阳湖，与长江相通，战略地位重要。武汉会战时期，南昌本是日本攻略的目标之一，但当时由于薛岳兵团的顽强阻击，日军被迫受阻于修水以北之线。尽管如此，南昌地区中国军队的存在，对日军利用长江交通线及控制武汉而言始终是一个威胁。

南昌战役，是日军为巩固武汉、切断浙赣路而发动的，也是自武汉会战后，中日军队之间的一次大规模的交战。南昌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如下：国军方面为第一、第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二等集团军，合计13个军，34个师，无海、空军支援。日军方面为第十一军第六、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及第一一六师团之一部，另有各型作战舰艇40余艘，战机约600架次⁽¹⁰⁾。

1939年1月底，日军第十一军即制订了《对南昌作战要领》，决定“军约以两个师团及强大的重炮及战车部队等，沿南浔路一线地区进攻南昌。另外，以有力的一部向箬溪-修水公路挺进，以利于上项作战”。2月6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又向第十一军发出《对南昌作战要领》称，“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¹¹⁾。

中方最高统帅部于2月下旬即已判明日军的进攻企图，最初，中方考虑先发制敌。1939年3月7日，军事委员会令第九战区于3月15日向赣北日军出击，但第九战区因部队调整与补给尚未完成，请求展期，军事委员会遂改令赣北中国军队对日军采守势。此时，日军第一〇一、一〇六师团主力已在赣北德安以南地区完成集结，第六师团亦在箬溪一带完成攻击准备。随后不久，日方即向中国守军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1939年3月17日晨，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一部向赣北修水涂家埠北岸青山一带的中国军队进袭，并强渡南岸。东路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以及海军陆战队一部，则自鄱阳湖向吴城方向进犯，中国守军奋起应战，南昌会战由此拉开序幕。

3月19日，日军第一〇一师团于涂家埠、穗津间南渡修水，并向中方阵地炮击300余发混用毒气弹，中方部队旅长龚传文及另两名团长中毒⁽¹²⁾。不久，日军占据涂家埠以北六七里处之大路叶一带。中方守军第一四二师组织反攻，战事十分激烈，大路叶阵地三易其手，双方伤亡均重⁽¹³⁾。与此同时，双方还在涂家埠西北之陈村一带进行了数日交战。由于在涂家埠地区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20日晚起，日军主力转向永修至虬津之间，分由狗子岭、刘庄、廖家渡和花园魏四处强渡修水。日军以战车、炮火和毒气弹为掩护，向中国军队发起猛攻。中方第四十九军和第七十九军与敌军血战四日，双方均有较大伤亡。此后，日军一路西进至狮子山与太子岭一带，迫使中国守军向南转移，另一路则向滩溪方面进攻。22日，日军在滩溪以北之大源桥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遂增加兵力，并且向中方阵地大量放射毒气，中国守军牺牲颇众，只得转退滩溪以南一带的高地续守。

东路在鄱阳湖西岸登陆进犯的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在狮子山附近受到中方预五师和第一四一师的阻击，鄱阳湖内之日军舰艇亦被中国军队击毁数艘。在激战数日后，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分路向吴城进攻，并出动飞机狂轰滥炸，兼以连续施放毒气，中方守军伤亡惨重，吴城于24日陷入敌手。基于万家埠阵地已受日军优势兵力之压力，中方第三十二军遂转退至乐化以北的第二线阵地。

为便于作战指挥，蒋介石于3月23日下令重新划分第三、第九两战区的作战地境，暂定为鄱阳湖南岸，沿抚河，经南丰，再沿闽赣边境之线，线上属第三战区。同时，蒋令第三战区速调第一〇二师开赴南昌增援，归罗卓英指挥⁽¹⁴⁾。同日，日军第一〇六师团一部沿公路向万家埠和安义进犯，另一路则向安义与靖安之间的乾州突袭。当日，日军占领了安义城，并进至奉新附近，中方第四十九、第七十、第七十九等军逐次南移，未能予日军有效阻击，不久奉新陷敌。

日军第一〇六师团攻占安义、奉新后，除以一部向高安突进外，其主力部队由安义左旋，径向南昌突进。为迟滞日军攻势，中方第一〇二师于25日奉命扼守奉新通往南昌之公路，但随着日军主力的抵达，第一〇二师很快被击破，不得不退至丰城一带。第三战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急调第三十二军自乐化赶赴南昌守备，但第三十二军尚未全部抵达，从西南方向之新洲、生米街迂回攻袭南昌的日军已经攻入城内。双方随即发生遭遇战，为争夺渡河，双方均伤亡重大。27日，日军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向南昌城发起猛攻，蒋介石致电中方守军第三十二军宋肯堂部，命其死守南昌待援⁽¹⁵⁾。然而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第三十二军大部被迫于当晚撤出南昌，向进贤一带转移，该军第一四一师师长唐永良率余部拼死抵抗，与日军血战至28日凌晨方才奋力突出重围⁽¹⁶⁾。

为策应南昌附近会战，第九战区曾调驻湖南长沙、浏阳一带的第七十四军和第一集团军之第三、六十、五十八军前往高安东北之祥符观、会埠街地区，牵制日军第一〇六师团。由于南昌快速失陷，上述各军遂在该地区与敌军展开对峙。此时，中方第十九集团军所部主力，在靖安、安义、大城等地附近与日军激战后，向上高附近转移。4月9日，高安陷敌。与此同时，中方第七十军在清安一带侧击日军，以策应处于被敌包围的第七十九军奋力突围，第七十军复与第四十九军一并转移至高安以东的锦江南岸地区。

南昌陷敌当日，日军第六师团主力仍与中方第三十集团军对峙于武宁东北之津口一带，双方互无进展。28日，第六师团乘中方第三十集团军换防未竟之时突然发动攻击，中国军队被迫后撤，武宁遂于当日失守。

1939年3月30日，桂林行营发言人就中国军队弃守南昌发表谈话称：“敌人此次增兵赣北，拼其最后之死力，以四师团之众攻我南昌，经我猛烈之抵抗，旬日间，敌伤亡达一万五千余，并有高级指挥官多人，亦不能免，我当以消灭战之目的既达，乃于二十九日自动放弃，仅余空城之南昌，而向新阵地作有计划之转移，准备反攻，此仅就军事上言，南昌已失去死守之价值。再言南昌在政治上既已非我赣省省会之所在地，一切物资民众早已按照计划疏散，亦已失去政略之地位。故此次南昌之放弃，纯属循我既定之持久抗战一贯之方针，与全面战局毫无影响，而图增敌人之困难，益使其深陷于泥淖中而已。”⁽¹⁷⁾当时蒋介石虽然对“南昌失陷如此之速”感到不满，但仍然清醒地认识到，“南昌失守后之战略，仍以不决战为主也”⁽¹⁸⁾，“此时战略，仍以打击敌军消耗敌人为主旨，而不在城市之得失”⁽¹⁹⁾。

南昌失陷之后，日军继续在赣北攻击中国军队，中方亦十分重视赣北战场，不愿轻易退出这一地区，双方仍有若干战事。1939年3月底至4月初，中日双方屡次交锋，赣北武宁、祥符观、高安等地也数度易手。即便是对于南昌，中方自最高军事当局以下，亦希望早日收复。4月上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令其统一指挥第九、第三战区之部队。此后，军事委员会又制定《攻略南昌计划》，其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路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系，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为4月24日顷⁽²⁰⁾。赣北之中国军队基本完成整训后，蒋介石于4月16日电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命其以第三十二集团军的第七十九、十六、预备第十师、预备第五师之一部攻击南昌，第十九、一、三十集团军则在赣北其他各处对日采取攻击行动⁽²¹⁾。

为争取时效，中方将攻击开始时间提前至4月22日。但4月21日起，中方第七十四军就首先由高安以西，及高邮市、石头岗间地区北渡锦江，向高安、大城、石头岗、万寿宫、生米街等地之日军发起攻击。至26日，中方部队先后攻克大城、高安、生米街等要点，并续向奉新东南之虬岭、赤土街前进，途中因遭遇日军顽强抵抗，进展困难。就在第七十四军发动攻击的同时，第一集团军亦开始向奉新反攻。武宁方面第三十集团军，除以主力部队牵制右翼武宁之敌外，另以一部驱逐张公渡之敌，并破坏敌后交通，协同庐山、岷山游击队，策应南昌方面之作战。

4月25日，中方部队迫抵南昌城郊，其一部潜入城内活动，予敌重创。次日，中方军队一部曾两度攻克南昌东侧老飞机场，27日又克复市郊之段冈及大佛塔等处，并逼近南昌市区南部的莲塘、向塘等处。日军为挽回颓势，随即增兵固守，进而出动大批兵力向中方部队猛烈反击。中方攻势一度受阻。4月29日，罗卓英下令，限上官云相所部于30日进占南昌⁽²²⁾。5月1日，蒋介石下令，限5月5日攻下南昌。对此，白崇禧、薛岳等将领均提出：南昌之敌既已有备，我之攻击颇难摧毁克敌之坚固阵地，5月5日前攻克南昌恐难达成任务⁽²³⁾。在此情势下，中方第二十九军之第二十六师仍于5月5日再度克复南昌飞机场和南昌车站，进而向南昌城防阵地实施突击。此后，日军紧急从上海调来海军陆战队5000余人，并凭借空中的优势狂轰滥炸，投掷大量毒气弹，致使中方之攻势受挫，在激战中，亲率第二十六师发起进攻的第二十九军军长陈安宝腹部中弹，壮烈殉国，第二十六师师长刘雨卿亦身负重伤，官兵伤亡尤重⁽²⁴⁾。

鉴于反攻南昌之举难以一举奏功，且第五战区日军行动渐趋积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于5月9日下令部队停止攻击南昌，转而恢复原有态势，与日军在南昌周边地区保持对峙。据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报告，自4月22日至5月9日，中方在反攻南昌的作战中死伤官兵共计6883人，生死不明官兵达1284名，另损失轻重武器若干⁽²⁵⁾。而日军方面也受到重大损失，计战死约500名，负伤约1700名⁽²⁶⁾，也无力进一步反击中国军队，南昌会战由此结束。总体看来，南昌会战的结局表明，日军占领武汉之后，并没有能够歼灭中国军队的主力，更没有能够削弱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中国军队已经体现出了改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的战略意图，虽然这一战略指导方针尚需在实际作战中得以历练。

二　随枣战役" class="reference-link">二　随枣战役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以武汉、九江为基地，将部队配置于九江、岳阳、钟祥、信阳间地区，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是时，中方第五战区部队已退守鄂西北及豫鄂边区，于长江至汉江间、宜城至长寿店、桐柏山东南麓至随县一带、汉水上游襄樊地区及大别山区布防，对汉口、钟祥、信阳、麻城等地日军形成包围态势。为加强第五战区战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从鄂南调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至随县、枣阳方面。随枣地区对中国军队巩固桐柏山、大洪山根据地而言关系重大，而且可直接牵制平汉铁路及汉宜公路之交通，威胁武汉地区之日军。日方认为，中国军队集结于襄阳以东枣阳附近的6个师，可能由随县附近采取攻势。日军第十一军遵照大本营之指导，于攻占南昌之后即策划发动“襄东会战”（日军对随枣战役的称呼），其作战指导方针是“一举在枣阳附近捕捉和歼灭敌军”⁽²⁷⁾。

1939年初，蒋介石下令颁发《国军攻势转移部署方案》，决定“加强游击战区兵力，并相继转移攻势，以牵制消耗敌人援助”，并确定以3月和4月上旬为各战区开始攻击时机⁽²⁸⁾。3月下旬，日本华中派遣军向第十一军通报敌情称，蒋介石决心自4月上旬转入反攻，以第一期整编部队为基干，调第三十一集团军2个军6个师从江南向江北移动，并自18日起向枣阳以南地区集结，可能从枣阳附近向随县附近采取攻势⁽²⁹⁾。第十一军随即制定作战指导策略，决定予以中方部队快速打击。

1939年4月下旬起，侵据鄂北的日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十五、十六师团及第四骑兵旅团各部，开始分路向钟祥、安陆、应山西北等地集结。至4月28日、29日，日军以小股部队向汉水西岸沙洋、大洪山及随县东北的中方部队作试探性攻击。同时，日军出动战机连日轰炸荆门、沙洋等城镇⁽³⁰⁾。

5月1日，日军第三师团在炮兵掩护下，自安陆、应山方面向中方第八十四军阵地猛攻，并在郝家店、徐家店一带遭遇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的奋勇抵抗，日军官兵被歼灭者近千人⁽³¹⁾。经过一昼夜的血战，日军第三师团最终突破应山西北至徐家河东岸中方第八十四军守备阵地，中方部队被迫后撤至塔儿湾一带阵地。次日，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在塔儿湾阵地与凭借飞机与炮兵炮火的日军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锋，所守备之阵地失而复得达七次之多。由于日军疯狂施放毒气，中方守军牺牲殆尽，塔儿湾阵地被迫于5月5日弃守⁽³²⁾。与此同时，日军第十三、十六师团各以一部，在优势地空火力的支援下，分由钟祥、三阳店向中方第三十九军阵地发起全线猛攻。双方激战至4日，第三十九军伤亡重大，遂与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一七四师分别转移到漂水西岸。高城镇终告不守。5日，大洪山、长寿店一带阵地也被日军突破。同日，日军又向天河口、白庙镇以及江家河、庐山一带进逼，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双方一度相持不下。大洪山西部地区，中方第一二七师和一八〇师在长寿店及丰乐镇一带阵地阻击沿汉水东岸北犯之日军，但终被日军突破防线。至5月6日，襄阳对岸之张家湾已被日军攻占，襄、樊与随、枣间公路交通被切断，张家湾附近之公路浮桥亦被日军飞机炸毁。此后，日军后续部队沿汉水东岸向北急进。

中方为避免被日军分别围歼，决定将各部队脱离战区转移。第十三军退入桐柏山地区，以冀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并待机攻击西进之敌；第三十九军据守大洪山阵地，直接牵制西进之日军；位于随枣地区的第十一集团军总部亦于5月6日撤离枣阳移至随阳店；第八十军撤出随县后经随阳店转至唐河一带。此后，枣阳、随县均很快被日军占领。5月7日，日军令其主力第十三、十六两师团进至襄阳以东滚河之线后，即向东北行右旋突进，企图于枣阳东北山地歼灭中方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部。5月8日，日军第三师团突破中方历山第二线阵地。嗣后，日军依仗优势兵力继续向北突进，先后突破丰乐、长寿店和于斗湾等处的中国军队阵地，于9日攻陷枣阳以北之胡家镇。10日至13日，又相继攻陷继阳、湖阳、新野、唐河、南阳等地。情势危急之下，蒋介石一边下令第六十八、第三十九军仍留置桐柏、大洪山区担任游击，第三十三集团军转移至汉水西岸布防，同时又急调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增援南阳。孙连仲集团军先遣部队独立第四十四旅抵达唐河后，遂与日军第十六师团展开激战，最终顺利掩护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安全转移至镇平、内乡一带。由于中方部队在转移期间情况混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与各集团军之间的通信联络于5月12日几已完全中断，有鉴于此，蒋介石遂命西安行营主任程潜暂时指挥第五战区各部队作战⁽³³⁾。

由于日军过于轻装急进，使得接济后援问题逐渐突出，加之沿途又屡屡遭到中方游击部队乃至地方民团的突袭，已成强弩之末。此时，蒋介石电令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命其出动部队实施反攻。5月中旬起，中方第十三军主力、第八十四军及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开始在鄂北转入反击。第十三军之另一部及在大洪山之第三十九军，分别从南北切断日军后方联络线，并在襄花公路截击后退之敌军，而原部署在汉水西部之第三十三集团军也向东岸出击。日军第十一军为避免被动作战，于5月13日起分由唐河、枣阳开始向钟祥、京山、安陆、应山撤退。次日，中方第二集团军由南阳一举击溃唐河之敌，第三十九军亦攻克大洪山西北诸要地。至5月16日，中国军队已先后收复桐柏、淮河店以及唐河、新野、湖阳等地，随即攻克枣阳并向随县逼近。5月23日，随县克复。尽管日军已经逐次撤退，蒋介石仍于27日电令孙连仲派有力之一师前往随枣，向平汉路南段日军不断袭扰，勿使其安全整补⁽³⁴⁾。

随枣一役，中方在无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出动兵力约20万人，由于许多部队整补尚未完毕，战力有限。此次战役，中方虽然最终克复随县、枣阳，但损失极为惨重。据中国方面统计，中方部队伤亡人数达到28037人⁽³⁵⁾。相比之下，日军兵力虽只有12万余人，却装备精良，且始终得到空军各型战机的作战配合⁽³⁶⁾。但是，日军试图通过该战役打击中国的抗战力量和抗战意志、解除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从根本上来说这一目标是失败的。

三　枣宜会战" class="reference-link">三　枣宜会战

随枣战役结束后，日军第十一军为清除武汉外围大洪山、桐柏山及豫皖边区一带中方第五战区主力部队的威胁，企图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击作战。1940年2月25日，日军制定《会战指导方针》，即“军在最短期间内作好准备，大概自5月上旬开始攻势。首先在白河以南捕捉汉水左岸之敌，接着在宜昌附近，彻底消灭该河右岸之敌核心部队”⁽³⁷⁾。4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发布第四二六号命令，勉强同意第十一军“超越既定作战地区”进行作战，但限制其作战结束后，必须返回原驻地，而不许固守新占据地区⁽³⁸⁾。4月中旬起，第十一军主动调整兵力配置，抽调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等约七个师团兵力，进至信阳、安陆、钟祥各附近地区部署，准备向荆门、沙市、宜昌地区发动进攻。早在3月下旬，中方最高统帅部就已探知日军进攻企图，蒋介石随即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示其积极策划、严密防范，并令第三十一集团军汤恩伯所部准备由鄂北出汉宜公路作战⁽³⁹⁾。4月10日，最高统帅部又饬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乘敌军进攻荆门、宜昌企图渐趋明显之际先发制敌⁽⁴⁰⁾。

5月1日起，日军分由鄂北、鄂中、豫南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以襄阳、樊城为目标，采取分进合击战术，试图在襄河以东的枣阳地区及南阳以南地区消灭中国军队。枣宜会战大幕由此拉开。

鄂北方面，日军第十三师团两个联队，加上伪军共七千余人，由钟祥和洋梓向襄河右岸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猛攻。中方第三十三集团军所属之五十九军第三十八师推进至转斗湾、半乐河一带迎敌，第二十九集团军则抽调一个师的兵力至汪家店附近，协助第三十三集团军作战。

豫南方面，沿信南公路北进之日军，先是突破大石桥、小林店一线中方第三十军所部阵地，后又突破第六十八军在跑马岭的阵地，但在信阳以北的明港附近，遭到第六十八军独立第二十七旅的阻击。日军凭借兵力上的优势，攻陷明港。嗣后，中方第六十八军于邢集、蓝店、大营之线向日军展开反击，确实控制通往泌阳的各道路。

鄂中方面的日军第三十九师团，于5月4日晨以战车百辆为前驱，并在10架战机的掩护下，由随县附近地区向中方第十一集团军阵地进犯。中方部队极力抵抗，终因敌方火力过猛被迫向北转移。至5月6日，长春店、丰乐等地先后陷敌。至7日，日军又接连攻占泌阳、平氏、兴隆集、资山等地，此后又向枣阳、唐河猛攻。5月8日，防守枣阳的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奉命从西面突围，后在豫省边境之苍台镇附近遇到大批日军围攻，师长钟毅及随行一个营的官兵激战竟日，全部牺牲⁽⁴¹⁾。为此，蒋介石特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其责令所部长官派专员寻觅钟毅遗体，以慰忠魂⁽⁴²⁾。当日，日军第三十九师团占领枣阳，此后又与第三、第十三两师团会合，从而完成对枣阳以东地区的包围。

此时，中方第三十军、第三十一集团军及第六十八、第四十五、第八十四军已经转移至新野、泌阳、确山等地，并于5月10日对敌形成包围之势。第二十一集团军之第七军及鄂东游击队也已袭占平汉路之鸡公山、李家寨、柳林车站等据点，第九十二、第六十八军则相继克复泌阳、桐柏、明港。中日双方激战至5月11日，日军各部陆续向东南方面集中进击，中方部队一度克复的枣阳、信阳复陷敌手。

5月15日，日军集中其第十三师团主力围攻驰往南瓜店堵截之中方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第七十四师及特务营。日军在战机和地面炮火的助攻下，对张自忠所部展开三面环攻。至16日，双方展开白刃搏斗，罗家榨屋附近之山头得而复失者四次。第三十三集团军伤亡惨重，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多人先后殉职，总司令张自忠苦战至最后时分，终因身负七伤，腹部洞穿，壮烈殉国⁽⁴³⁾。日军随即占领南瓜店，并乘机于19日全力北进，向中方部队发起反扑。由于日军地空炮火过于猛烈，中方守军不敌，被迫于21日向唐河、白河两岸及新野、唐河以南阵地转移。

此后，日军第三、第十三及第三十九师团分别集结襄阳正面与钟祥南北地区，积极整顿态势，准备发起对宜昌的攻势作战。5月31日，襄阳、宜城间之敌第三、第三十九师团强渡襄河，对中方部队发起猛攻。6月1日，襄阳失守。日军主力乘势西渡，向南漳、宜城之线推进，并于3日攻克宜城、南漳。此时，中方第七十五军由老河口南下，并在友军的协助下，于4日规复襄阳。

6月4日晚，日军第十三师团突然由沙洋、泗港附近渡过汉水，与由襄阳南退之日军联合进犯宜昌。中方江防军以主力转守董市、当阳之间主阵地御敌。同时，蒋介石急调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南下予敌侧击。至6月10日，日军由正面大举进犯，沙洋、荆门、沙市、江陵、远安、当阳等地相继失陷，中国守军退守宜昌外围。双方激战至12日，中方第十八军伤亡甚重，被迫转移，宜昌于当日陷敌。16日，中方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到达当阳、荆门以北地区，随即发起反攻，可惜均未奏效，至18日，双方战事渐呈胶着状态。对于宜昌之得失，中国最高当局亦十分关注。当时正值法属越南当局在日本的压力下宣布停运中国物资，蒋介石在6月21日的日记中写到：“鄂西战局与安南停运之二事，实自抗战以来未有如此苦痛艰危之事也。……安南停运固甚苦痛，然而宜昌得失之关键，甚于安南之交通也。”⁽⁴⁴⁾此后不久，蒋介石又写到：“敌进攻宜昌南岸，军事甚觉可虑。”⁽⁴⁵⁾与此相应，中方加强了沿江陵、宜昌与长江两岸间之当阳、荆门、钟祥、随县、信阳各地的兵力，与日方展开对峙。为拱卫战时首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别成立第六战区，由陈诚任司令长官，驻节湖北恩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