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二节 学术研究的奠基与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学术研究的奠基与发展
一 中央研究院"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央研究院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由政府主办的自然科学研究机构仅有工商部地质调查所，民间也只有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等屈指可数几个机构。政府用于学术研究的经费微乎其微，各类科学技术人才异常缺乏，学术研究成果也乏善可陈。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不断加深，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在社会上获得普遍承认，“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成为追求进步、新知的中国人的两面大旗，不断发展的大学和留学教育也为科学和学术的发展准备了一批有用人才。
设立中央研究院，是发展学术的重要一步。早在民国初年，马相伯、章炳麟、梁启超等曾倡议设立“函夏考文苑”，是为设立国家级科学研究机构的最早动议。1924年冬，孙中山为召集国民会议离粤北上前，提出设立中央学术院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89)的设想，旋因孙中山病逝，局势动荡，一直未能付诸实施，但此动议逐渐引起知识界的重视。蔡元培指出：“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90)1926年10月，他致函胡适提出：“若有一最高之研究院（大学院），不分畛域，选各校一部分较优之教员为导师（自然可别延国内外学者），而选拔各校较优之毕业生为研究生，则调和之机，由此而启……此等学术研究机关，即不在北京，亦无不可，文化中心，人力可以转移之。”(91)1927年4月，蒋介石等酝酿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蔡元培、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身份参与其中，乘机提出设立国家科研机构问题。17日，李石曾在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前一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提议“设中央研究院”(92)，随获通过，李及蔡元培、张静江三人被指定共同起草中研院组织法。5月，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正式决定设立中央研究院筹备处，以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为筹备委员。7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设立大学院为全国学术教育最高行政机关，中央研究院附属该院(93)。8月中旬，蒋介石下野，南京政局动荡，筹备工作暂时中辍。
1927年10月，中华民国大学院成立，蔡元培就院长职，中研院筹备工作继续进行。11月20日，蔡元培召集王世杰、王琎、宋梧生、吴承洛、张奚若、周览、胡刚复、曾昭抡等三十余名学术界知名人士组成中研院筹备会及各专门委员会，通过《中华民国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规定：“本院受中华民国大学院之委托，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以谋科学之进步，人类之光明。”(94)同时决定筹设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调查所和观象台四个研究机构，中研院筹备工作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决定改中央研究院为独立机构，特任蔡元培为院长。同时颁布《修正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条例》，确定该院为“中华民国最高科学研究机关”，任务是“实行科学研究，并指导、联络、奖励全国研究事业”(95)。后又颁布《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将“科学”易为“学术”，规定其为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96)。“学术”一词的涵盖，较科学更为广泛。6月9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首次院务会议，中研院正式宣告成立。中央研究院直属国民政府，除院长由国民政府特任外，其余行政及研究人员均由院长聘任。全院迄至抗战爆发前，共成立十个研究所，即1928年1月设立的地质研究所，1928年5月设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所，1928年7月设立的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1928年10月设立的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2月设立的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1929年5月设立的心理研究所，1934年7月设立的动植物研究所（前身为成立于1930年1月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立即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和主持北大时一样，蔡元培在中研院也特别重视科学研究的学术性和独立性。早在研究院成立前，他就希望国内学者：“静心研究，于中国文化上，放一点光彩，以贡献于世界。”(97)主持院务后又一再强调：“西洋所谓‘学院的自由’，即凭研究者自己之兴趣与见解，决定动向，不受他人之限制之原则，仍应于合理范围内充分尊重之。盖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也。……就中央研究院之立场言，更宜注意科学研究之自由精神，自不待言。”(98)蔡元培着力建设各研究所，广泛搜罗人才，奖励科研，发扬学术民主，形成兼容并包、畅所欲言的风气。研究院各研究所汇集了一大批优秀学术人才，如物理学家丁燮林，化学家王琎、庄长恭，工程学家周仁、王季同，地质学家李四光、翁文灏，气象学家竺可桢、涂长望，天文学家高鲁，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垣、陈寅恪，经济学家陈翰笙，社会学家陶孟和，语言学家赵元任，考古学家李济，动物学家王家楫等，均为一时之选，代表了国内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蔡元培不拘一格，延揽各方面人才，经济学家陈翰笙思想左倾，蔡元培不避嫌忌，延揽其到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农村实地经济考察，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陈翰笙认为：“在白色恐怖下，如果没有蔡先生的掩护，我们的工作是无法进行的。”(99)
中研院的组织也较好体现了学术民主的宗旨。院中分设研究、行政、评议三大部。研究部包括各研究所及博物馆、图书馆等，是研究院的基础；行政方面，由总办事处主持，设总干事，在院长指导下综理全院行政，从研究院成立至抗战爆发，总干事共历五任，即杨铨（杨杏佛）（1928.11—1933.6）、丁燮林（1933.7—1934.5代理）、丁文江（1934.6—1936.1）、丁燮林（1936.2—1936.5）、朱家骅（1936.6起）；评议会是全院也是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负责决定学术研究方针，督导学术进步发展，促进国内外学术合作与交流，同时在院长需要更换时，负责推选院长候选人数名，交国民政府裁定。该会成立于1935年，成员有蔡元培、丁燮林、庄长恭、汪敬熙、陶孟和、王家楫、李书华、姜立夫、叶企荪、吴宪、侯德榜、赵承嘏、李仪祉、凌鸿勋、唐炳源、秉志、林可胜、胡经甫、谢家声、胡先骕、陈焕镛、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张云、张其昀、郭任远、王世杰、何廉、周鲠生、胡适、陈垣、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吴定良等共四十一人。评议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分别来自北平研究院、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央农业实验所、中央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等多所研究机关及高等院校，代表了国内有影响的各学术研究机构，集中了学术界公认的中坚人物。评议会成立过程中，时任中研院总干事的丁文江出力甚大，胡适称许他“把这个全国最大的科学研究机关，重新建立在一个合理而持久的基础之上”(100)。蔡元培也认为，评议会的成立，“是本院历史中可以‘特笔大书’的一件大事”，“评议会运用得好，他们就找到了中国学术合作的枢纽”(101)。
充足的经费是学术研究正常进行的必要保证。中研院成立之初，每年核准的经费为120万元，因当时内战尚在进行，政府基础未稳，中研院1927年度（1927.10—1928.6）实发经费为每月5万元，1928年度始达10万元，次年度增至11万元，1930年度加拨当年临时费40万元，“九一八”事变后，一度减为每月10万元(102)。以当时物价水平和中央财政收入衡量，这笔经费尚属可观。1929年，中研院研究员最高一级薪金达每月500元，助理员的最低月薪也有60元(103)，而当年国内一个五口之家的平均年收入仅12.21元(104)，收入较高的上海银行界职员也仅在100元以下(105)。另外，当时各大学教授月薪普遍在200元—400元左右，清华大学规定初聘教授月薪为300元(106)，可见中研院所定待遇确属不菲，这和其相对充裕的经费应不无关系。1936年度，该院实发经费为140万元，和规模远较其庞大的清华大学相仿。
在国贫民瘠的整体大环境下，中研院相对较好的资金状况也无法真正满足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主事者仍常有捉襟见肘之感。为促进学术研究的进步发展，社会各界尤其是庚款基金管理机关给予了重要资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从1929年起，分三年补助中研院物理、化学、工程三所50万元建设经费(107)，同时资助历史语言研究所每年3万元。据李济回忆：“最初几年，田野考古工作，差不多全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捐助。”(108)中英庚款董事会从1934年起，分三年补助中研院科学仪器设备制造费10万元，至1936年度付讫(109)。1937年度，该会又拨出息金5万元继续资助中研院(110)。此外，中研院开办的试验场、实验馆及田野考古工作也曾得到中基会、中英庚款会及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构的资助。
基金是平衡、调节研究院经费的重要杠杆。国民政府规定的研究院基金规模最小限度为500万元，但政府拨支仅50万元，远未达到额定规模。研究院初创时期，基金效用未得发挥。丁文江出任总干事后，决定设立基金保管委员会，加快、加强基金的聚集与运作。规定：“在基金总数未达五百万元以前，本院得以所举办事业以及其他一切收入拨入基金。”(111)同时决定运用每年基金利息补助研究及建设事业，具体资助范围为：“一，有特殊重要性质之讲座及研究生名额；二，有促成学术进步功用之奖学金；三，院内有利事业之投资；四，其他特别建设设备或事业。”(112)基金保管委员会的成立对有效地聚集和运用现有财力有着一定作用。
作为全国最高研究机关，中研院负有指导、促进全国学术进步之责。因本身经费较紧及评议会成立较晚，中研院这方面工作展开不够，仅资助过中央博物馆、青岛海洋研究所水族馆的筹备工作，为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图书馆、南京中央大学陶瓷试验所、上海科学月刊社等提供部分经费。
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研究人员迅速增加，1931年8月，全院共有研究人员235人，其中专任研究员53人，特约研究员50人，兼任研究员四人，名誉研究员二人(113)，阵容颇为强大。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属于常规和永久性质之研究；第二，利用科学方法，研究本国之原料及生产，以解决各种实业问题；第三，纯粹科学研究及与文化社会有关之历史、语言、人种、考古、社会、经济、法制学等之研究及调查(114)。
历史语言研究和考古发掘是中研院实力较强的研究领域，成绩引人注目。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设立考古学组，负责对古代文物进行科学发掘。从1928年10月开始，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进行了多次发掘，先后发现殷代宫廷建筑遗址、殷代王陵墓葬及大批刻字甲骨、石器、陶器和铜器，证实殷商文化的存在，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史语所的梁思永、李济等主持了殷墟的多次发掘，为殷墟发掘作出重大贡献。1930年，李济和梁思永又主持发掘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发现大批制作工艺高超的磨光黑陶，命名为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是中国考古学者发现、发掘的第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成果编成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对中国考古学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115)。历史研究方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都出版了大量专著，对中古史及中西交流史进行深入研究，陈垣的《中西回史日历》被誉为“中西交通史的开山作”(116)。日本侵占东北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傅斯年组织下，编纂多卷本东北史，说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17)。该所至抗战前夕，共出版各类专著（包括论文集）十七种，研究所集刊七卷、收录论文183篇，史料丛书五种36册(118)，出版量在中研院各研究所中独占鳌头。
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在经济学和社会学。1934年，原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办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与该所合并，使该所研究质量及经济来源均有较大改善。社会科学研究所注重调查研究，展开多种社会经济及农村状况调查，保存了一批显示当时社会实况的有价值的数据，如该所出版的《北平生活费指数月报》，对北平地区的物价乃至经济变动作了详尽、准确的记录，其在保定和无锡展开的农村调查，也取得显著成绩。
地质学是近代中国基础最好的学科，1912年即成立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的科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中研院地质所成立后，组织研究人员分赴各省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十数个省份，调查路线、勘测矿产、研究地形地貌，对江西庐山、南岭西段及宁镇山脉的考察尤为详尽，在庐山脚下的江西星子县设立白石陈列馆，展示该所发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在实地考察基础上，该所注重加强地质理论的研究，李四光强调：“本所的研究工作，应特别注重讨论地质学上之重要理论……解决地质学上之专门问题，而不以获得及鉴别资料为满足。”(119)李四光本人身体力行，对地壳运动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是产生地壳运动的主因，在地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1936年，他完成《中国地质学》一书，这是中国人自己撰著的第一部地质学专著。
天文、气象研究分别由天文、气象研究所主持。天文所主要进行观察、研究、编历三项工作。该所利用新建的紫金山天文台，通过新式天文仪器，观测日象、星云，每年定期编制国民历及国历摘要，并进行改良历法的研究。
气象所由竺可桢任所长，聘有胡焕镛、涂长望等著名气象学家，主要进行地面和高空测候，太阳热力与微尘量，历代及当代气候、灾害的调查研究等。高空测候纪录每年汇集成《高层气流观测纪录》专集出版，有关历代气候状况及各地雨量、水旱灾的研究，有助于加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竺可桢、涂长望关于中国长期天气预报的研究，为后来中国的长期天气预报工作奠定了基础。气象所成立后，积极推进全国气象工作，两次主持召集全国气象会议，并和各地合作设立气象观测所，同时开办测候人员培训班四次，毕业近百人，训练各省保送生50人(120)。经过气象所及全国气象学界的努力，到抗战前夕，全国范围天气预报的科学程度与准确度均大为提高。
心理学在中国相对起步较晚，在唐钺、汪敬熙主持下，进行了普通心理、动物心理、神经解剖等多项研究。1935年起，与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学系合作，在平绥路南口机厂及南通大生纱厂开展了工业心理研究。
物理学是除地质学外，在中国较“有固定的重心，有可靠的标准，有研究的空气”(121)的一门学科，30年代尤为活跃。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在丁燮林等主持下，积极展开有关电学、磁学、电磁振动及光谱学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大量发表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季刊》及《中国物理学报》上，按研究种类分，计有十二种之多(122)。1932年，该所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物理学会，负责指导、协调全国物理学研究工作。该所还设有物理检验室、地磁观测台及仪器工场等，将物理学研究成果推向实践。
中国的化学研究开展较晚，迄抗战爆发前五六年，化学研究始有所进展。中研院化学所是国内化学研究的中心，所内设四组，分别研究有机、物理、生物及工程化学，发表论文共四十余篇(123)。该所为适应中国实业发展的需要，十分重视应用科学的研究，对国产天然药材，本国食品营养及国产硫化矿提硫等均有研究。1932年8月，为促进国内的化学研究与交流，以该所化学家为主体，发起成立中国化学会，发行《中国化学会杂志》和《化学》两种杂志，1935年，该会会员由成立时的七十余人增至七百多人。
工程研究由工程研究所主持，主要研究陶瓷、钢铁、玻璃的结构与制造。先后在上海建成陶瓷试验场和钢铁试验场，试制各种钢铁材料，研究现代陶瓷工艺，力求使该项技术能应用于“商业竞争”(124)。1934年又设立棉纺织染实验馆，研究改进纺织染制造技术。上述实验场馆的设立，对于提高国内陶瓷、钢铁、棉纺工业水平，引进国外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包括动物学和植物学两个研究方向。动物学着重于鱼类、昆虫及细胞遗传的研究，尤其注重海洋生物。所内研究人员各有所长，伍献文、方炳文等专长鱼类及双栖动物的研究，所长王家楫研究鸟类，贝时璋于实验动物学方面学有专长。1935年4月，中研院联合北平研究院、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资源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实业部、中国动物学会、山东大学、厦门大学、江浙两省水产试验场及海军有关部队等多个机构、学校、部门，联合组成太平洋科学协会中国分会，在厦门、定海、青岛、烟台各设立一个海洋生物研究所，中研院负责主持定海海洋生物研究所，实地研究、考察海洋生物。
动植物所的植物学研究着重于植物分类、形态、病理、细胞遗传等方面。该所由裴鉴负责，曾组织人力到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广为搜集植物标本。1930年，时为中研院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学技师的秦仁昌，代表中央研究院出席在英国举行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中国科学家开始加入世界植物学研究的行列中。
作为国家最高研究机关，中研院对国际、国内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也比较重视。该院定期出版发行《院务月刊》、《院年度工作总报告》及有关学术论文专辑等，详细报告全院最新学术研究成果。院内设有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专门负责与国内外同行交流最新出版的研究成果，利用该院出版的大量书刊，架起与国内外学者联系的重要桥梁。该院学者还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学术研究活动。1929年，翁文灏代表该院出席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次年，气象研究所研究人员出席在香港举行的远东气象台台长会议；1933年，竺可桢、沈宗瀚、凌道扬参加在加拿大召开的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1935年，天文研究所研究人员出席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国际天文协会第五届大会，次年又加入国际天文学界对有关天文现象的国际联合观测。这些对外交流与合作，对中国学者开阔眼界，加强中外学术界的相互了解，有一定促进作用。
由于作为“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125)的蔡元培的开明领导，加上院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筚路蓝缕，开拓前进，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进步、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
二 北平研究院及其他研究机构" class="reference-link">二 北平研究院及其他研究机构
中央研究院成立不久，1928年11月，国民政府开始筹备设立北平研究院，当时计划附属于北平大学区，后因大学区制取消，改隶教育部，1929年9月9日正式成立(126)。该院强调“学理与实用并重，以实行科学研究，促进科学进步为其任务”(127)，院长为李石曾，副院长李书华。
北平研究院初期设物理、化学、生物、动物、植物、地质等六个研究所，1932年增设镭学与药物学两个研究所，1934年生物研究所易名为生理研究所，1936年史地研究会改为史学研究所，前后共设九个研究所。院内设出版部，出版《国立北平研究院会报》、《物理学研究丛刊》、《化学研究所丛刊》、《药物研究所丛刊》、《生理学研究所丛刊》、《考古专报》、《气象月报》、《动物学研究丛刊》、《植物学研究丛刊》等多种刊物(128)。至1938年院内共有研究员35人，助理员约五十人，研究力量较为雄厚(129)。经费原核定为每月5万元，实发约3万元左右。
和中央研究院一样，北平研究院在物理、化学、地质等学科方面，也投入了较大力量，取得了不少成果。物理学注重光学与地球物理之研究，研究力量较强，在英、美、德等国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化学所以应用化学研究为主，共发表有关论文20篇。本着学理与实用并重原则，理、化两所都强调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的产业发展中。物理所运用光学研究成果，对矿产及金属进行光谱分析，为各地电台制造水晶振动器，加工光学零件；化学所设立工学化学实验室，成立小型化学工厂，生产有机原料；地质所与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合作，展开考古发掘，同时进行土壤、燃料等多项实用研究，调查各地矿产情况，进行地震监测，其地震监测纪录最早起于1930年9月。该所研究人员谢家荣在煤岩学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创了中国煤地学研究、应用的新领域。
北平研究院不少研究项目各具特色。植物所的植物分类和植物地理在国内较有影响，植物标本采集以中国北方地区为主，足迹遍及内蒙、新疆等边远地区，对厘清中国植物状况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抗战前十年间，前后采集各类植物标本六万余种，发表论文六十余篇，编纂出版《中国北部植物图志》五册(130)。动物所以海洋动物及淡水动物的调查研究为主，每年派员赴沿海各地采集动物标本，收集了不少珍贵资料。1935年，该所与青岛市政府合作，组建胶州湾海产动物采集团，采集胶州湾沿海地区海产动物并进行海洋学的相关研究(131)。药物所与协和医学院合作，在所长赵承嘏领导下，以科学方法分析中国传统中草药成分，提取有效药质，鉴定药理作用，对中国医药学发展起到一定作用。镭学所系与中法大学合作成立，是中国各研究机构中独有的一门学科，研究放射性物质及X光，为原子科学研究所的前身，代表中国科学研究的新方向。所长严济慈于1935年当选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37年前在各西方国家刊物上发表物理学研究论文共十九篇，在国际物理学界有一定影响。史学研究所以史料搜集整理及北平地方史研究为主，萧一山辑录的《太平天国诏谕》及《中国秘密社会史料》影响较大。考古组徐炳昶等领导发掘陕西斗鸡台遗址，发现大批仰韶文化实物，并挖掘多座先周至西汉时代墓葬，为研究中国史前及古代社会提供宝贵的实物资料。生理学研究所着重研究细胞学、生理学、实验动物学，同时在所长经利彬领导下，开展对中草药生理作用的研究。1935年，著名生物学家朱洗到所后，与罗宗洛等发起成立中国生物科学学会，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积极推进、发展中国的生物学研究(132)。
除上列九个研究所外，北平研究院还成立字体研究会、人地学研究会、博物馆、艺术陈列馆等，1936年，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组中国西北植物调查所，所涉研究范围颇为广泛。北平研究院对北方地区学术研究的发展、提高，起了重大作用。
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各地方政府、各级机关、企业实体及广大学者同人也纷纷组织、成立各种、各级学术团体及研究机构。据统计，1928年，全国共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41个，到1933年即增至100个，1935年高达144个(133)，八年间增加三倍多。其中中央政府设立的主要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中央工业试验所、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卫生实验处等；地方政府设立的主要有上海、广东、山东、河北等省市的工业试验所，广西的化学试验所，湖南、河南、江西等地的地质调查所及两广地质调查所等；民间创办的主要有中国西部科学院、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中华化学工业研究所、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化学会、中国经济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中国纺织学会、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上海雷斯德医学研究院等。这一时期，大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国内各大学、研究机构也培养出一批学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到1937年，全国从事自然科学的专业人才约在三万人左右。科研经费也有较大幅度增加，1934年，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等23个全国主要学术机关年经费为280多万元(134)，全国科研经费超过400万元。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投入的绝对值仍然很低，但中国科学毕竟逐步由此走上了正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设置总理纪念奖金的议案，准备拨置300万奖励基金，以息金奖励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文艺、教育方面有突出成绩者。嗣因抗战爆发，议案未能实施。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认为，这一时期，“政府对学术的重要的认识，较前深入多了”(135)，可谓中肯之言。
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于1916年10月，最初隶属农商部(136)。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由大学院、农矿部管理，1930年改隶实业部。该所包括古生物、燃料、土壤、地质四个研究室及地质地产陈列馆，年经费额定为每年6万元，集结了丁文江、翁文灏、杨钟健、黄汲清、裴文中等一批著名学者，与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两广地质调查所以及各省、市地质研究、调查所通力合作，在矿产、古生物学、岩石、地文、土壤、工程地质等方面展开调查研究，绘制了一批全国地质图，并培养一大批地质研究人员，成果颇著。调查员黄汲清提出的中国二叠纪地层理论，对煤、锰、石油、天然气等矿产的勘测、开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137)。杨钟健在研究哺乳动物进化方面，独有心得，其对古化石的研究鉴定，国内领先。尤其是该所1929年成立专门研究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古人类学的新生代研究室后，深入进行北京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并于同年12月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后又相继发现北京人牙齿、颌骨化石，出土当时所知的中国最早的石器，发现人工打制的石英制品和人类用火遗迹。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发现，成为研究人类进化的最重要材料之一，使国际学术界为之震动。
中国工业试验所最初动议于1928年。时任工商部长的孔祥熙本着“工业之振兴，必本于科学，而科学之昌明，尤资于试验”(138)的认识，呈请国民政府设立一个全国性的工业试验机构。10月，工商部开始筹备设所，1930年7月，该所正式宣告成立。12月，由于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该所改属实业部领导。该所成立后，由国民政府一次性拨给19.5万元作为开办费，此后每年拨款九万余元作为常年经费，资金比较充足，投入研究的速度也较快。抗战爆发前主要进行了新式造纸技术及汽油、柴油替代品的试验，耐火材料的研究及活性炭的研制等，同时积极向工业界提供咨询。由于当时中国工业总体还处于幼稚水平，技术落后，门类不健全，因此该所研究和试验领域比较狭窄，规模也不大，包括各类技术、行政人员仅五十多人，只有化学与机械两个试验组，所长为顾毓瑔。
中央农业实验所酝酿于1928年。是年，农矿部召开全国农矿会议，沈宗瀚等提出设立国立农事试验场的议案，经会议通过，报请国民政府采纳(139)。1931年4月，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沈宗瀚等十四人为委员。筹备期间，考虑到农业发展应“注重‘实用’的试验而不仅是理论的研究，故定名为中央农业实验所”(140)，1932年1月于南京正式成立。该所拥有谢家声、冯泽芳、沈宗瀚等农业科技人员，负责全国农业的研究、调查、实验改良工作，并进行农产品检验、农情报告和人员训练等辅助工作。该所与附设于所内的中央棉产改进所、全国稻麦改进所及全国稻米、小麦检验处合作，为全国稻、麦、杂粮、蔬菜等优良新品种的培育与推广，蚕桑优化，药剂治虫，家畜防疫等作了许多努力。所内出版有学术刊物，宣传、普及科学的农业观念，沈宗瀚认为：“自民国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秋抗日战争开始为止……是中国农业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141)这一成绩，和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资源委员会是一个具有一定科学研究性质的机构，前身为成立于1932年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期望以该会延揽贤才，筹划军事以外各项工作(142)。该会具体职掌是：一、拟订全国国防之具体方案，二、计划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事业，三、筹议关于国防之临时措施。聘请李四光、曾昭抡、竺可桢、吴有训等一批专家为所属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1934年，资源委员会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分任正、副秘书长。资源委员会集中全国大批科学研究人才，从事矿产、冶金、电气等重要工业的试验和研究，同时对全国的矿产、土地、水力、森林及人口资源进行广泛调查，为国防及科学决策提供第一手资料。
两广地质调查所成立于1927年9月，附属于中山大学矿物地质学系，主要进行广州附近及北江、西江流域地质的调查研究，是两广地区的区域地质研究机构，年经费4.8万元。该所与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及国内其他地质研究机构都有合作，地质学家叶良辅、谢家荣、朱庭祜均曾到所协助、指导、调查研究，朱家骅曾任该所所长。
中国西部科学院是中国第一家民办的科学院，1930年10月，由著名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办。该院以卢作孚属下的民生公司为基础，加上各界的支持、赞助，共拥有16万多元的产业基金，每年大约有五万元左右经费，院内所办产业中也可获部分收入，1937年创收1.3万余元(143)。自1932年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每年提供二三千元的补助(144)。西科院下设理化、农林、地质、生物四个研究所及博物馆、图书馆、兼善学校等，立足于四川及西南地区，注重应用科学的研究，以“研究实用科学，促进生产文化事业”(145)为宗旨，为地方政府及社会各界提供咨询。该院地质所成立于1932年，主要调查四川地区矿产资源，在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领导下，先后调查、发掘南川煤田及綦江铁矿的矿藏储量，将探明量提高了几十倍，对政府及实业界进行矿产开发有重要指导意义。地质所还与生物所合作，详细调查了川西雷、马、峨、屏及大小凉山地区，除发现一批矿产外，对当地独特的风土人情及民族习俗也进行了深入考察，所著《雷马峨屏调查记》是当时有关彝族状况的唯一研究著作。生物所还曾多次组织考察团，分赴四川、西康、甘肃、青海等地考察，搜集西南、西北地区特有的大量珍贵植物标本。农林所创建于1931年4月，下设农林、棉作、畜牧等六个组及气象测候所、农事试验场等，人员最多时不过十余人，以“垦荒地，培育森林，并收求优良稻、麦、蔬菜、果树及牲畜（品种）作改良之研究”(146)为宗旨，引进大批优质树木及蔬菜、禽兽品种，对四川及西南地区农业科学技术发展有积极影响。
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成立于1928年10月，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与尚志学会合作设立，分动、植物二部，秉志、胡先骕先后任所长，研究人员最多时达五十余人。该所主要搜集、研究中国生物资源，足迹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共搜集到动植物标本15万种，居全国之冠。该所标本室主任、研究员秦仁昌1932年写成《中国蕨类植物志初稿》80万字，是中国有关蕨类植物研究的第一部专著，记载11种86属1200多种中国蕨类植物。1930年-1937年，他先后编印《中国蕨类植物图谱》四卷，此书被誉为“东亚研究蕨类最重要之图籍”(147)。1934年，他到江西庐山与江西省立农业院合办庐山森林植物园，占地9000余亩，至1937年，从三十多个国家引进2800多种植物，为全国最大森林植物园。所内其他研究人员中，秉志擅长解剖学，享有国际声誉。胡先骕长于高等植物分类，与陈焕镛合著《中国植物图谱》，前后出版四集，发现植物新属种达数百种之多。胡适曾赞扬说：“在秉志、胡先骕两大领袖领导之下，动物学植物学同时发展，在此二十年中，为文化上开出一条新路，造就许多人才，要算在中国学术上最得意的一件事。”(148)该社每年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数万元资助，1936年高达91000元。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个私办化工研究机构，1922年范旭东创办于天津塘沽。范旭东认为：“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149)该社经费主要依赖范氏创办的永利、久大两公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自1928年起每年资助一万元左右(150)，研究目标是为企业生产服务，努力解决公司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研究社成立后，在制碱、发酵、肥料制造、菌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侯德榜曾称赞：“化工研究社执工业之成功锁钥，实为工业智囊也。”(151)侯德榜、孙学梧、李烛尘等都为研究社的创立、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尤以侯德榜最为突出。
上海雷斯德(152)医学研究院开办于1929年，由英国人主办，分临床、生理学及病理学三个研究所，下设研究部，包括预防医学、生物化学、药物学、微生物学、组织病理学、血清学、免疫学等。该院拥有汤飞凡、蔡翘等知名生物学专家，汤飞凡是中国第一个微生物学教授，在细菌学方面有深入研究；蔡翘在研究院期间，与助手易见龙等进行肝糖原代谢的研究，成果受到国际生理学界重视(153)。1936年春，该院与金陵大学农村经济系合作，在南京附近的淳化镇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调查农村营养状况，第一次在中国将营养学的调查、研究深入到农村(154)。
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于1931年，由中国工程师会（1912年成立）和中国工程学会（1918年成立）合并而成，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规模、影响在民国各学术团体中也首屈一指。主要成员有陈体诚、茅以升、李仪祉、顾毓瑔、凌鸿勋、翁文灏、吴承洛等。该会以“联络工程界同志，协力发展中国工程事业，并研究促进各项工程技术”(155)为宗旨，积极促进国内工程理论和工程技术的发展提高，每年召开年会，出版《工程》杂志，讨论技术的改造、革新问题。学会设有工程荣誉金牌，颁发给国内工程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者。1935年首枚金牌授予侯德榜，次年授予凌鸿勋，1937年因抗战爆发中断颁发，1941年恢复后颁给茅以升。侯、凌、茅三人均为工程学界的杰出代表。侯德榜，福建闽侯人，1913年赴美留学，回国后到永利公司任职，率永利厂同人第一次在中国制造出纯碱。1931年，他赴美考察和进修，在美期间，用英文出版专著《纯碱制造》，首次公开了苏维尔制碱法的技术秘密(156)，大大推动世界制碱工业的发展，英国化工学会特聘其为名誉会员。1934年，永利制碱公司改组为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研究、生产范围进一步拓展，侯德榜任总工程师，开始筹建制造合成氨、硫酸、硫酸铵的硫酸铔厂。1937年2月，永利硫酸铔厂正式投产，成为当时东方最大的联合化学企业。凌鸿勋，广州人，早年留学美国，1929年7月起任陇海路工程局长，负责修筑陇海路河南灵宝至陕西潼关段。1932年，调任粤汉路株韶段工程局长兼总工程师，修筑株洲至韶关段铁路，接通粤汉线。在任期间，精心指挥，按较高标准于1936年4月提前一年接通全线。粤汉线的开通，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均关系重大，“计由七七起至武汉两地失陷的十六个月期间，这段路曾开过军队列车2341列，运送部队达210多万人，军品列车533列，重53万9千吨，由九龙转入内地的建设材料七十几万吨。”(157)茅以升，江苏镇江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1934年出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长，负责浙赣线钱塘江桥的建造，于1937年9月正式把全长1400余米的大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工程界自己主持设计、施工的第一座大型现代化铁路桥梁。
这一时期，中国科学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两个实绩是紫金山天文台和青岛水族馆的建立。紫金山天文台由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负责建立，位于南京城外紫金山上，天文仪器一部分由原中央气象台移交，同时新购一大批先进仪器，整个工程共耗资40多万元，于1934年建成，是中国天文事业发展的标志性建筑。该天文台建成后，主要进行太阳系及天体行星，恒星的观测研究，并对中国古天象理论及观测纪录进行发掘、研究，是当时东亚最先进的天文台，在国际上也享有一定声誉(158)。青岛水族馆筹备于20年代初，当时蔡元培、李石曾等在青岛发起筹组中国海洋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决定先行创办水族馆，1932年几经周折终告建成。馆内收藏各种鱼类标本一千余件，附设有鲛鱼标本室、养鱼池、展览室、研究室等，不定期出版馆刊《工作报告》。水族馆的建立，为中国海洋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三 高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社会各界对学术的促进" class="reference-link">三 高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及社会各界对学术的促进
高等学校是教育发展的重心，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1934年，教育部制定《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为高等学校开展学术研究确定标准。到1937年，经教育部核准成立的各大学研究所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科、理科、法科研究所，中山大学的文科、教育、农科研究所，金陵大学的理科、农科、法科研究所，中央大学的农科、理科研究所，武汉大学的工科、法科研究所，辅仁大学的文科、理科研究所，南开大学的商科、理科研究所，以及北洋工学院、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分别设立的工科、法科、理科研究所。各研究所下按专业设部，其中清华大学包括物理、化学、哲学、经济等十多个部，北京大学有地质、生物等七个部，中山大学有教育心理、农林植物等六个部(159)。契合当时重视理、工、医、农类实科教育的趋向，大学研究门类也向实科方面倾斜，在总共四十二个研究部中，实科类有23个，占了近55％。据教育部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员中，1934年—1936年间作专题研究者共1066人，占全体大学教员总数之14％强，其中理、工、医、农等实科研究课题有754项，文法类370项，实科研究占有绝对主导地位(160)。
高等学校的学术研究开展各有千秋。清华大学的物理学研究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吴有训、叶企荪、赵忠尧、萨本栋、周培源等均为国内物理学人才的一时之选。吴有训是国内开展物理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30年他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单原子气体散射之X线》，为国内物理学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界的首次亮相(161)。此后，他又相继在英、美等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在国际物理学界产生较大反响，1935年被推为德国自然研究者皇家会会员。赵忠尧1927年赴美留学，在美期间，取得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没过程的最早实验证据，对正、负电子的发现起了重要启迪作用。1931年回国后，组建清华核物理实验室，进行原子核物理的研究，研究成果在国际物理学界屡获好评。该系还为国内物理学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施士元、王淦昌、赵九章、何汝楫、张宗燧、钱伟长、钱三强、王大珩等均为物理学界的一时之选(162)。除清华大学外，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物理学研究也开展较好。中央大学的张钰哲留美期间，曾发现过一颗新的小行星，是中国人发现的第一颗小行星，由其本人命名为中华号。回国后他致力于天体物理研究，著有《天文学论丛》一书，在天文学界有很大影响，被聘为中央研究院天文所特约研究员(163)。
高校的化学研究成绩显著。北平协和医学院在生物化学领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赵承嘏、吴宪、张锡钧、陈克恢等均学有专长，赵、吴二人当选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一届评议员。另外，北京大学的汪敬熙对大脑皮层构造也有深入研究。有机化学研究者较多，北京大学的曾昭抡、孙承谔，清华大学的高崇熙、萨本铁、黄子卿，中央大学的袁翰青等都取得不少成果。中法、金陵、南开、燕京也有一批研究成果涌现。
地质学在各大学中以北京大学和中山大学实力较强。1931年，中研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使北大地质学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在该系任职或兼职的孙云铸、谢家荣也均为地质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该系曾多次组织往西南地区考察，对西南尤其是贵州一带地层有较深入研究。中山大学地质学系（1928年9月改称矿物地质学系）依托两广地质调查所，阵容也较强。该系每年均组织十余次调查活动，足迹遍及四川、浙江、内蒙等地。1928年5月，该系与两广地质调查所合作，组织考察团调查西沙地理及矿产资源，并设法协助制止部分日商在西沙开采磷酸矿、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活动(164)。
中山大学的动、植物研究也颇有成就。该校设农科研究所，下分农林植物与土壤二部，同时还拥有国内各大学中唯一的一所植物园，研究条件较好。农科所采集大量广东和海南岛地区植物标本，所长陈焕镛著有《中国经济树木学》及《中国植物图谱》（与胡先骕合著）等，并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设置的五个科学研究教授席中大学的唯一一席（其他四席为翁文灏、李济、秉志、庄长恭）(165)。此外，北京大学的张景钺、清华大学的李继侗、东吴大学的刘承钊、中央大学的邹钟琳及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北平协和医学院等校一批学者，在动植物研究方面也各有所长。
抗日战争前，数学在中央、北平两研究院中均未设专所，研究人才主要集中在浙江、清华、北京等大学中。浙江大学是当时中国的数学研究中心之一。教师中，“陈建功之于分析，苏步青之于几何，朱叔麟之于代数，均极能称职”(166)。陈建功、苏步青均为留日学者，获博士学位后回国。陈建功留日期间，用日文出版《三角级数论》，为国际上最早出版的三角级数论专著之一，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新成果。他回国后，继续开展研究，先后发表数学论文多篇。苏步青1931年回到国内，在浙大进行微分几何研究，美国数学家认为“以苏步青为首的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在浙江大学建立”(167)。清华大学算学系研究部成立于1930年，该系主任熊庆来是中国数学研究奠基人之一，他定义的无穷级的亚函数，被国际数学界称为“熊氏无穷级”。研究部的成员还有教授郑之蕃、赵访熊等，华罗庚也是该部成员，陈省身为该部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168)。华罗庚早年辍学，后自学成才，1932年被熊庆来延揽到该系。1932年—1936年四年间，他先后发表数论方面的论文十余篇，逐渐蜚声海内外，1936年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赴英，留学期间发表有关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哥德巴赫问题的论文共十八篇，其关于他利问题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华氏定理”(169)。北京大学在数学研究上较突出者主要有江泽涵、冯祖荀等。
人文科学研究基础较好，研究人员较多，在各大学中广泛展开，其中史学研究最为兴盛。全国高校研究所所设十九个文法类部中，史学就有六个，独占鳌头。北京大学的胡适、孟森、顾颉刚、嵇文甫，辅仁大学的陈垣，清华大学的蒋廷黻、陈寅恪（均为兼职），中央大学的金毓黻及北平中国大学的吕振羽等，在史界乃至学术界均享有很高声誉。此外，梁漱溟、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潘光旦、吴景超、俞平伯、朱自清、黄侃、何廉、马寅初、陈岱孙、周鲠生、张奚若等分别在哲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等领域各领风骚。考古学这一时期成果累累，北京大学在各高校中贡献尤其突出。1927年4月，为更好地研究、发掘、保存我国历史文物，防止文物大量外流，北京大学联合北平地质调查所、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等国内多个学术机构与瑞典科学考察团合作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西北地区历史、地理及民族状况。考察团共有中方团员35人，北大教授徐炳昶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分任中、瑞双方团长。在考察过程中，北大学者黄文弼首先发现了居延汉简(170)。接着中、瑞学者又相继发现高昌古城遗址及大批简牍文书、壁画、钱币等，为研究西域历史、地理、民族沿革及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与实物资料。孟森、傅斯年、蒙文通等都参加了对所发现的一万多件汉简的整理工作。30年代前后，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又分别或合作组织考察团到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浙江、台湾、新疆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发现陕西和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存，证实长江以南地区存在石器时代，提出台湾和新疆等地自古以来与内地联系密切的考古证据，推动了全国考古工作的深入进行。
博物馆、图书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博物馆、图书馆建设获得长足发展。1928年10月，国民政府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条例，以之直属国民政府，任命李石曾、易培基、于右任、宋子文、汪精卫、蒋介石、蔡元培等为理事，李石曾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1934年由马衡继任），开始对博物院展开大规模整顿。院内设古物、图书、文献三个馆，建立严格的文物保管制度，增辟文物陈列室，出版影印字画、图书文献等，对文物进行有计划的陈列与展示。经过整顿，故宫博物院管理逐渐走上正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平津地区直接受到日本侵略者威胁，为保证文物安全，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故宫珍贵文物分类装成19577箱分批南运，第一批于1933年运抵上海。文物南运，使祖国稀世珍宝在日本侵华战争的空前浩劫中得到妥善保存。
30年代前后，一批新博物馆相继建立，其中规模较大者有：河南省民族博物院（1928年10月成立，1930年12月易名为河南省博物馆）、浙江省西湖博物馆（1929年3月设立）、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1930年1月成立）、震旦大学博物院（1930年成立）、广西省立博物馆（1933年成立）、上海市博物馆（1936年4月成立）等(171)。1933年4月，经蔡元培等大力倡导，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南京成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准备建设一座规模宏大的全国性博物馆。筹备处由傅斯年、李济主持，蔡元培为中博理事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172)。1935年11月，中央博物院举行奠基礼，正式开始动工兴建，期间从各方陆续接收大批珍贵历史文物，到抗战爆发前夕已初具规模。抗战爆发后，筹备工作被迫中断。
图书馆事业在抗战前发展较快。1927年12月，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使图书馆建设有章可循。次年5月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不少代表纷纷要求重视图书馆的建立与发展(173)。1930年5月，教育部颁布《图书馆规程》，规定：“省及各特别市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市、县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私人以资财设立或捐助图书馆者，得由主管机关遵照损资兴学褒奖条例呈报教育部核明给奖。”(174)在各方支持、督促下，图书馆事业逐渐走上正规发展的轨道。1934年，仅上海一地就有22个图书馆(175)，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则达2955所(176)，十年中增加了六倍多。全国大部分县、市政府所在地均设有图书馆，最大的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书近百万册，私立图书馆中规模最大的东方图书馆，据1931年12月调查，存书达502，765册，其中善本书为3745种35083册（次年“一二八”事变中遭日军战火破坏）(177)。此外，各高等院校及部分中、小学图书馆也迅猛发展，1933年，全国公、私立高等院校共拥有图书340万册(178)，此后几年又续有增加。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壮大，对教育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30年代，随着学术的发展及国人对科学事业认识的加深，一些政界及学术界名流还发起过一个科学化运动。陈立夫、张道藩、张其昀、吴承洛等均积极参与其中。1932年11月，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在南京成立，最初会员有五十余人，次年出版《科学的中国》半月刊，系统宣传科学化运动的宗旨(179)。他们提出，“没有经济的转变，固然不会造就近代的文化，没有科学和机械的发明创造，更何从发端今日世界艳丽的文明”(180)，强调科学家的重要使命就是：“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181)科学化运动协会成立后，先后组织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商业经营研究改进会等组织，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展开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宣传，“致力于中国社会之科学化”(182)，提出“以五百万人受科学知识之直接宣传为最低要求”(183)。当然，由于当时中国整体文化及科学水平的限制，科学化运动推广、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虽然协会会员到30年代末发展到3000人，但运动始终局限于科学界本身，未能如发起者期望的那样真正推向社会。
总的来看，自国民政府成立至抗战爆发的十年间，中国学术的发展还是比较健康的，广大知识界、学术界及社会各界人士为之作了不懈的努力。当然，由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础过于薄弱，30年代前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水平总体说还是落后的，也存在不少问题。首先是研究不系统，人才匮乏。据统计，1937年全国农林方面的专门技术人才仅4113人，相当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十万分之一，而天文人才总数仅67人，最多的工矿业也仅1.9万余人(184)，远远不敷所需。每年新毕业的大学专门人才，工矿方面最多也仅及千人，杯水车薪，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落后局面。其次是经费不足，研究难以深入开展。中央研究院是国内各科研机构中经费最高的，但也常有“异常支绌”(185)之感，北平研究院则常因经费紧张，致使研究工作难以正常开展，一些地方及民间团体研究机构的经济情况则更为窘迫，常常遭遇“不可思议之穷困”(186)。第三，政府对科学事业的管理尚欠完善。中央研究院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也无力担当起领导全国科学发展的重任，学术发展缺乏总体规划，各级科研机构的分工合作远未有效进行，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研究机构设置上就有所重复。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中国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
(1)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戊编，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50页。
(2) 朱家骅：《九个月来教育部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教育部公报》第4卷第49—50期，1932年12月出版。
(3) 《国民政府公布小学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38页。
(4)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
(5)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238页。
(6) 宋恩荣、章咸主编：《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8页。
(7) 参见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第84—89页有关数据，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
(8)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7页。
(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09—610页。
(10) 《教育部民国廿四年至廿六年义教经费支配表》，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 《民国二十四学年度至二十五学年度全国私塾概况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82页。
(12) 《教育部颁布改良私塾办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79页。
(1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682页。
(14) 参见《取缔世界书局刊行小学国语读本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5) 《民国二十五学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79页。
(16) 《中华教育界》第23卷第2期，1935年8月出版。
(17) 参见《民国十九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民国二十五学年度全国初等教育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54、581页。
(18) 《苏省各县学龄儿童统计》，《申报》1931年1月26日。
(19) 据《广东教育概况》、《广东国库、省库最近收支状况报告书》有关数据统计，分见《统计丛刊》第2卷第8期，《民国日报》1930年10月10日。
(20) 教育部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14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87页。
(21) 《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11期，1933年5月出版。
(22) 《中学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14页。
(23) 《中学规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22—423页。
(24) 《中华教育界》第20卷第11期，1933年5月出版。
(25) 李桂林主编：《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2页。
(26) 《各级学校党义教师及训育主任工作大纲》，《教育杂志》第23卷第10期，1931年10月出版。
(27) 蒋介石：《为学做人与复兴民族之要道》，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194页。
(28) 蒋介石：《进德修业与革命之途径》，《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12页。
(29) 《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7年2月22日条，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30页。
(30) 陶行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生活教育》第1卷第8期，1934年6月出版。
(31) 参见《全国中等学校二十五学年度概况》，《民国十九年度至二十六年度全国中等学校毕业生累计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18—519、530—531页。
(32) 黄问歧：《民国二十三年中国教育回顾与今后展望》，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3) 《教育部公布职业学校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12页。
(34) 《民国廿五、廿六学年度全国职业学校概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513—515页。
(35) 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2页。
(36) 《国民政府公布师范学校法》，《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415页。
(37) 转引自高奇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38) 《中华民国教育实施方针》，《革命文献》第56辑，第198页。
(39) 据《教育部报告民国十九年度高等教育概况》统计；另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242页表5、第334页表13。
(40) 据《江西地方教育》第72期（1937年2月出版）有关数据统计。
(41) 参见《国立清华大学校刊》第18至22号有关文件，1928年12月出版。
(42) 《教育部统计最近全国独立学院概况》，《时事新报》，1934年2月8日。
(43) 《教育部统计最近全国专科学校概况》，《时事新报》，1934年2月10日。
(44) 《呈教育部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下），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3页。
(45)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32页。
(46) 参见《革命文献》第54辑，第183—184页；《教育杂志》第27卷第8期，1937年8月出版。
(47) 《我国大学生与世界主要各国比较》，《江苏教育》第4卷第1、2期合刊，1935年2月出版。
(48) 蒋梦麟1931年12月22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7页。
(49) 《世界日报》，1934年3月23日。
(50) 《教学天涯五十年》，《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1978年7月出版。
(51) 梅贻琦1936年2月29日致翁文灏、蒋廷黻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下），第913页。
(52) 罗家伦：《中国大学教育之危机》，《时事新报》，1934年1月20日。
(53) 教育部编：《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丙编，第5页。
(54)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留学生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96页。
(55) 《我国留美学生获得学位学校统计》，《世界日报》，1937年2月14日。
(56) 《民国十八年至二十六年留学生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96—397页。
(5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693页。
(58)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政报告书（1932—1934）》第82页附表。
(59) 《民国廿五学年度全国社会教育概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737页。
(60) 陶行知：《中国普及教育方案商讨》，《生活教育》第2卷第1期，1935年3月出版。
(61) 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11月14日。
(62) 《特种小学校国语读本编辑要点》，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3) 《各庚款机关有关教育文化事业之工作》，《革命文献》第53辑，第464—466页；汪精卫1934年6月致蒋介石电、朱家骅1935年3月致蒋介石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4) 《赣闽皖鄂豫五省推行特种教育计划纲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5) 《戴乐仁对江西特种教育的调查报告》（1934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6) 《委员长行营令发赣闽皖鄂豫五省特种教育委员会会议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67) 《当前整军抗争的要务和军事教育的重点》，《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1卷，第20—21页。
(68) 《教育部要求各校每周课外讲演日本侵略中国史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266页。按：该件编者断为1931年6月17日，应为1932年之误。
(69) 《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页。
(70) 《农村教育丛辑》第1辑，中华职业教育社1936年版，第4页。
(71) 《黄炎培教育文选》，第16页。
(72) 《晏阳初1925年1月致孔祥熙函稿》，《民国档案》，1989年第4期。
(73) 《平民教育定县的试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7年版，第19页。
(74)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教育运动史略》，国民政府社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75)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平民教育促进会秘书处1931年编印，第1—2页。
(76) 《平教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乡村建设实验》第2集，第43—44页。
(77) 《平民教育定县的实验》，第5页。
(78) 斯诺1933年10月17日致晏阳初函，《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
(79) 1939年1月，陶行知曾撰文指出：“生活教育之理论，发端于十二年前。在此理论影响之下，曾先后成立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成立经过》，《民国档案》，1990年第3期）可见其生活教育理论的提出，当在1927年晓庄学校成立前后。
(80) 《陶行知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4页。
(81) 《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陶行知教育文选》，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82) 《乡村建设理论》，山东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版，第256页。
(83) 《乡农学校的办法及意义》，《邹平的村学乡学》，邹平乡村书店1936年版，第313页。
(84) 《女铎》第24卷第9期，1934年3月出版。
(85)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梁漱溟教育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86) 《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请款书稿》，《晏阳初全集》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90页。
(87) 《李宗黄考察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纪实》，《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767—768页。
(88) 黄炎培：《我之农村工作经验谈》，《断肠集》，生活书店1936年版，第293页。
(89) 张其昀主编：《国父全书》第4册，台北中华学术院1975年版，第1372页。
(90) 《蔡元培言行录》杂著，上海广益书局1932年版，第74页。
(91) 《蔡元培1926年10月8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04页。
(92)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纪录》，《革命文献》第22辑，第174—175页。
(93) 参见《中华民国大学院组织法》，《大学院公报》第1卷第1期，1928年1月出版。
(94) 《革命文献》第53辑，第4页。
(95) 《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中央研究院1948年出版，第4页。
(96) 《国民政府公报》第15号，1928年11月10日出版。
(97) 《蔡元培1926年7月2日致胡适函》，《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95页。
(98) 《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进行大纲》，《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次报告书》，中央研究院1937年版，第110—111页。
(99) 陈翰笙：《纪念蔡孑民先生》，《人民日报》1980年4月3日。
(100) 胡适：《丁在君这个人》，《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01) 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中央周报》第387、388期合刊，1935年11月出版。
(102) 参见《大学院十六年度决算报告书》，《革命文献》第53辑，第39—46页；《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八年度总报告》，第56页；中研院总办事处秘书组编印：《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台北中研院1988年版，第8—14页。
(103) 《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务年会纪录》，《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出版。
(104) 中国经济研究会编：《中国经济》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出版。
(105) 参见朱邦兴：《上海产业与产业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106) 《国立清华大学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二（上），第177页。
(107) 参见《中央研究院院史初稿》，第13—18页。
(108) 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7页。
(109) 《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之工作》，《革命文献》第53辑，第463页。
(110) 《本年度中英庚款支配计划》，《教育杂志》第28卷第10期，1938年10月出版。
(111) 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12) 蔡元培：《丁在君先生对于中央研究院之贡献》，《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13) 蔡元培：《中央研究院过去工作之回顾及今后之计划》，《中央周报》第190期，1932年1月出版。
(114) 《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研究院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444—448页。
(115) 参见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编著：《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中央研究院1934年版，第1—15页。
(116) 顾颉刚：《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五十年的中国》，胜利出版社1945年版，第202页。
(117) 参见傅斯年1931年10月6日致王献唐函，《近代史资料》第91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
(118) 参见陶英惠：《蔡元培与中央研究院（1927—1940）》，《史语所集刊》第7期第30页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
(119) 中央研究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20)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4页。
(121) 陶孟和：《追忆在君》，《独立评论》第188期，1936年2月出版。
(122)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1页。
(123) 《国立中央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1页。
(124) 《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38页。
(125)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126) 《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7页。
(127) 《国立北平研究院组织规程》，《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6卷第5期，1935年9月出版。
(128) 参见李石曾：《国立北平研究院缘起、筹备经过及组织》，《李石曾先生文集》上册，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0年版，第258—260页。
(129) 《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68页。
(130) 参见《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75—1376页。
(131) 参见《国立北平研究院十年来工作概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75—1376页。
(132) 参见于有彬：《朱洗》，《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78—79页。
(133) 参见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十年来的中国》下册，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528—529页；蔡元培：《中央研究院与中国科学研究之概况》，《中央周报》第387、388期合刊，1935年11月出版。
(134) 《全国主要学术机关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1396—1401页。
(135) 吴大猷：《我的科学心路历程》，《口述历史》第1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33页。
(136) 参见朱庭祜：《记中国地质调查工作创始时期》，《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7页。
(137) 参见郭健：《黄汲清》，《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92页。
(138) 《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一览》，转引自《抗战时期重庆的科学技术》，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139) 参见黄俊杰著：《沈宗瀚》，《中华民国名人传》第5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6年版，第87—91页。
(140) 沈宗瀚：《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革命文献》第75辑，第423页。
(141) 沈宗瀚：《中国农业科学化之开始》，《革命文献》第75辑，第423页。
(142) 翁文灏：《回顾往事》，《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2页；另见《回忆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143)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呈送中国西部科学院文件的说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二），第1387页。
(144) 参见杨翠华著：《中基会对科学的赞助》，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03页。
(145) 《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呈送中国西部科学院文件的说明》，《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二），第1388页。
(146) 《中国西部科学院概况》，《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3期。
(147) 胡先骕：《二十年来中国植物学之进步》，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中国科学社1937年编印，第28页。
(148) 转引自刘咸：《科学史上之最近二十年》，刘咸主编：《中国科学二十年》，第15页。
(149) 《黄海二十周年纪念词》，《中国科技史料》1983年第1期。
(150) 陈调甫：《范旭东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61页。
(151) 侯德榜：《追悼范旭东先生》，《科学》第28卷第5期，1946年5月出版。
(152) 雷斯德（Henry Lester），英国人，1840年生，1860年来华，建筑师。经营建筑及房地产业致富，1926年去世。遗嘱将其财产捐献给上海各医院及学校，一部分作为医学教育和研究之用。
(153) 参见陈高钦：《蔡翘》，《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342页。
(154) 参见姚诗煌、苏瑞常：《王应睐》，《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7—8页。
(155) 参见吴承洛：《三十年来中国之工程师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编：《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1946年版，第1045页。
(156) 参见宋子成：《侯德榜》，《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196页；黄汉瑞：《回忆范旭东先生》，《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39页。
(157) 凌鸿勋：《十六年筑路生涯》，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8年版，第50页。
(158) 参见余青松：《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建设经过及研究方针》，《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1936年1月出版。
(159) 参见《大学研究院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三），第1385—1386页；《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教育工作报告》，《革命文献》第53辑，第174—178页；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全国高等教育概况》，《革命文献》第56辑，第153—156页。
(160)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育研究专题概览》，转引自陶英惠：《抗战前十年的学术研究》，《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讨论会》（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5年版，第87页。
(161) 严济慈：《近数年来国内之物理学研究》，《东方杂志》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出版。
(162) 参见《清华大学第1—9级毕业生一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第782—857页。
(163) 参见古平：《张钰哲》，《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156一157页。
(164) 参见关国煊：《朱家骅先生与中国地质学》，台北《传记文学》第43卷第2期，1983年8月出版。
(165) 参见任鸿隽：《十年来中基会事业的回顾》，《东方杂志》第32卷第7号，1935年4月出版。
(166) 《竺可桢日记》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67) 参见刘征泰：《苏步青》，《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123—124页。
(168) 陈省身：《学算四十年》，台北《传记文学》第5卷第5期，1964年11月出版。
(169) 参见顾迈南：《华罗庚》，《中国当代科学家传》第1辑，第94—95页。
(170)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察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8—12页。
(171) 参见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中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729页。
(172)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工作报告》（1933年4月—1935年10月），《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第1卷第2期，1935年12月出版。
(173) 《全国教育会议中关于图书馆之提案》，《图书馆学季刊》第2卷第3期，1928年8月出版。
(17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783—785页。
(175) 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编：《上海市市政报告书》（1932—1934）第82页附表。
(176) 《全国图书馆概况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二），第808—813页。
(177) 丁致聘编：《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纪事》，国立编译馆1935年版，第257页。
(178) 《全国各大学民国二十五年度图书册数分类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教育》（一），第324—329页。
(179) 参见陈立夫：《我的创造、倡建与服务》，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9年版，第19页。
(180)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出版。
(181)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发起旨趣书》，《科学的中国》第1卷第1期，1933年1月出版。
(182) 曾昭抡：《中国科学化运动》，《时事月报》第8卷第2期，1933年2月出版。
(183) 《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第二期工作计划大纲》，《科学的中国》第5卷第5期，1935年3月出版。
(184) 维涛：《战时技术人员训练》第46—51、73—77页有关数据，重庆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
(185) 《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4期，1930年10月出版。
(186) 《中国西部科学院概况》，《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