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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节 南北统一的愿望与可能性" class="reference-link">第六节 南北统一的愿望与可能性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尽管武力统一在北方已被表述为破产的“迷梦”，对久乱的中国来说，统一又是代表着许多人愿望的广泛社会要求，成为温和、保守与激进的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一个相对共同的目标。故对统一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全社会的时代要求，并影响着此后数年以至许多年中国政治局势的演变(278)。
在一般人心目中，相对宁静安定的生活乃是一统局面下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来自“兵”或“匪”方面的骚扰可以大大减轻。中共在1922年就提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279)
到北伐前两年，以北洋内斗为主的军阀混战进一步加剧，战争规模越来越大，作战方式也日益现代化，故战斗多发生在交通最发达可迅速调动军队的东部和中部省区。结果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受战争之创伤也最重，民生被严重扰乱。胡政之在北伐开始后得出与中共几年前的见解非常接近的看法，他分析说，过去多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各行业之人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义取小利而不可能”。结果“全社会之态度一变”，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280)。
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且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促进了全国性思想言说的形成，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
时人对怎样获致统一怀有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武人当政是造成民初社会混乱的原因之一，故文人多倡“弭兵”；但要想统一，历史上最常见也有效的方式正是使用武力，这又可能意味着武人当政的延续。一些读书人或仍主“弭兵”，而厌乱者已思能以任何方式统一之人。杨荫杭在1920年已提出，若能统一全国，军阀也可接受：“使段家将而果有统一全国之武力，段家将亦未可厚非。”他分析说：“不战而能统一者，上也；战而后统一者，次也；既不能战，又不能和，而苟延残喘者，下也；既不能战，又欲强战，战线延长，民不聊生，又其下也。”(281)
对不少人来说，久乱之后，目的渐重于手段，统一是否以武力达成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当时武力统一的主张在北方不得人心，更多是因为持此论者无此能力。力既不足，在此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如前所述，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其后的善后会议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先机，主张且能够实行武力统一的新来者仍有尝试的余地和成功的机会。
北伐前既有统一愿望又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恐怕只有国民党：1923年底开始的国共合作引进了苏俄式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改变。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既定意识形态，又有接近苏俄模式的政党组织扮演动员民众及沟通军政、军民等因素的整合角色；新型政治带来的动员整合力量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军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的形成，也提示了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可能性。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未必像以前许多人认为的那样在其反帝的一面，而恰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282)。
前引国民党《时局宣言》已指出：“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稍后的《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又说：“中国军阀，凭藉帝国主义之后援，割据自雄；或揭武力统一之名，或标联省自治之号。”(283)可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都是能够迷惑国人的口号，由于北伐实质上仍是一种“武力统一”，广东当局既要针对带有“西南”特色的“联省自治”（介乎于蒋介石所说的“反革命”和“假革命”之间），又要区别于北方的“武力统一”，故特别致力于树立其“革命”的合道性(284)。
北伐出师前，国民党“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说：“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285)蒋介石也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286)。他稍后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287)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从实用层面看，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鼎革造成整体性的制度转换，加上传统的崩坏，一统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结果是各种新兴的“主义”起而填补思想领域的空白，并出现各类西方主义以中国为战场的现象。(288)当年比较成功的军阀，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与思想界多采西方观念不同，军阀中除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外，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289)。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模仿三民主义，提示出国民党运用“主义”的成功。
这的确是那时南北双方治军方略不同之所在，1924年初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访奉时，曾问担任接待的何柱国：“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答曰否。伍乃“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何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回答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一样能打仗。张学良知道后，“满不在乎的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290)。各有各的“一套”是个很形象的说法，但后来北伐时北方试图学习南方的现象说明国民党那“一套”似更起作用。
蒋介石就认为，“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这都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291)。除了“主义”的有无，南北军队另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南方有仿苏式的国民党组织，这一新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复杂化，同时对整合军队也起了较大作用。蒋稍后解释“为什么要有党”说：“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292)党的存在，有助于消弭当年南北皆存的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起到整合文武双方的功用，促进了南方的军政结合，使北伐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293)。
不过，主义、政党一类新因素的效力当时还在证明的过程中，国民革命的“合道性”很大程度上毋宁是由北洋方面的“失道”所反衬而成。前面说过，伴随着北洋体系老成凋谢和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阀兴起的，是行为准则的转变。特别是张宗昌、张作霖等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学生，严重损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础(294)。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不论此事究竟该由哪一部分军警负责及其负有多大的直接和间接责任(295)，若将其与稍后4月间《京报》被封，名记者邵飘萍被负责治安的奉军杀害联系起来共观，便体现着某种类似而连续的行为模式。
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学生运动是民国的新事物，中央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杀学生前所未见，连江南的北军孙传芳也认为政府应为此负责。他和陈陶遗联名通电说：“政府早日既疏于化导，临时又过于张皇，枪杀多命，演成惨剧。谁无子弟，能不痛心！”且“年来政府对于学界举动，禁纵无常：利用则借为前卫，反对则视同大憨”。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日益热心政治的学界当时已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和政治势力，连中央政府有时也试图利用而使“是非淆乱”，故“邪说异端，相因而至”；这一次就是因为“兵争不戢，驯至与学子为仇”。孙、陈希望“当局诸公，早知改图。平时教督防护，当负相当之责任；对于此次主使及行凶两方，必须实行公平之惩罚，勿徒以一纸空文，涂饰耳目”。若处置不当，则可能导致“上下乘【乖】离，祸至无日”的结果(296)。
孙氏等对学生运动的主使一方也主张实行惩罚，多少还站在北洋体系的立场上。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虽已相当严厉，毕竟仍承认既存中央政府的地位。梁启超则认为，“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故必须“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297)。这已露出否认执政府之意了。上海商界表述得更直接，其致全国公电明言：“自段氏窃据首都，述其所为，对外则一味奉承，对内则动辄压迫；今竟听令卫队惨杀爱国运动者至百余人之多，如此媚外残民，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亦法律所不容。除即应驱令下野外，我全国人民宜急起监视其行动，或设法拘禁，以待国民会议之公判。”(298)
梁启超与上海商界的表述虽稍异，其观念大致相类，即基本否定执政的段祺瑞，然尚大致承认民国这一法统。北京国家主义派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过去的“军事协约、参战借款、唆使和利用国奉的战争等等事件”已证明，“段祺瑞和他的爪牙媚外卖国，残民以逞”。此次更“穷凶极恶，用枪炮大刀将无辜民众杀死了这样多，这种样人不但是毫无法律，简直是毫无天良”！该派明确宣布：“我们不去希望法律式的制裁——固然被难的家属们仅【尽】可以去告状，——因为法律对于军阀早已失了效力；并且法律式的解决究使生出效果，也不痛快。”(299)
此次事件本因外国军舰封锁大沽口而起，孙传芳和陈陶遗已注意到外侮与内争的关联，他们就认为这次“外侮之来，亦由内争所召”(300)。重要的是这使一些人将此次惨案与不久前的五卅事件相比，结果更凸显出北京政府的失道。梁启超评论说：“试想去年五卅的血案还是现鲜鲜的放着，那时我们全国人民怎样一致的呼吁反抗，我们也取得国际间一部分真挚的同情。谁知紧接着英国人的残杀行为，我们自家的政府演出这样更荒唐的惨剧！这正当各国调查法权的时候，我们这国家此后还有什么威信可讲，什么脸面见人？”(301)
北京国家主义派更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302)。当时正被国家主义派攻击的中共，其见解也非常相近，中共告全国民众说，“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众又将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这样“杀人的卖国凶犯”当然应该讨伐(303)。
爱国者死于本国政府之手，且其惨烈更甚于帝国主义，这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对北洋统治合道性的打击实在太大。梁启超等还希望依靠既存体系的法律制裁，国家主义派和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对立，却皆得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结论。这两个政治团体在当时都没有足以将造反落实到行动上的军事力量，结果这一局势最有利于正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后者不仅有自己的军队，且已取得区域性的政治控制。
北洋政权的“失道”行为从反面衬托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使北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汤武“革命”那种“有道伐无道”的意味。当年一些知识精英的态度颇能提示出国民党在几年间从政治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分享着社会对“统一权力”的期盼，他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甚为感叹，认为“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社会这样不安宁，什么实业、教育都不能发展”。到当年11月张氏已发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与冯玉祥对北京政局的影响相关；不久他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304)。
张彭春或因当时国民军利用郭松龄反奉攻占天津而感觉共产主义将临（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北方“反赤”的部分“成功”——即学界中有人已接受冯部“赤化”的宣传），故预为适应“新朝”作准备。但国民军之得势带有回光返照的意味，其很快就败退西北，倒是更加“赤化”的南方国民党愈来愈显现出“得道”的趋势。倾向自由主义的胡适在1922年尚与人共同表示：“我们不承认南北的统一是可以用武力做到的。”他后来却承认：“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305)胡适自己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他那时对“新俄”和国民革命的积极赞许恐怕还超过一般读书人(306)。
对相当数量的新老知识精英来说，20世纪20年代实未出现一个足以使其从内心折服的政治力量。他们此时的心态，大约可以“两害相权取其轻”来形容。据沈刚伯回忆，胡适1926年秋在英国大说国民党的好话，即因为他本人虽“反对武力革命同一党专政，但是革命既爆发，便只有助其早日完成，才能减少战争，从事建设。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只要他们真能实行三民主义，便可有利于国，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307)。
最初反对后又转而支持北伐的共产党人陈独秀也分享着类似心态，他认为，“与民众合作的军事势力，即不幸也形成军事独裁的局面，他们的军事独裁比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总要开明一些”。陈氏知道开明的军事独裁“至多只能造成统一的中国”，而“不能造成民主的中国”；但一个由武力统一的中国至少可以结束战乱的局面，为一个“民主的中国”打下基础(308)。
简言之，中国当时政治局势的错综复杂有增无减，实处分裂的南北双方虽皆主张南北应统一，其实自身也很难统一。当时的情形是谁能先统一内部，始可言统一全国。苏共中央考察中国状况的布勃诺夫使团总结其对中国的观察说，北方（包括华中）和南方“存在着两种基本上不同的政治局势”：南方“已经度过了某些中国军阀（军事买办）连绵不断的武装冲突时期”，日益强化的国民政府在发生作用；而北方的情形正“与此相反”，那里作为“独立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仍接连不断”(309)。这一观察基本看到了北分南合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两广和湘南的结合已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而其政府的领导作用也强过北方。
当然，南方的军事政治整合虽皆取得一定成效，仍尚不足以结合成一个相对稳固的整体，北伐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但这一权宜之计能够提出并付诸实践，正因国民党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后来北伐渐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即因其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此时南北双方又一区别在于，北方共同的“反赤”较多停留在口头上，而南方共同的北伐却进入实际操作；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皆相对而言）；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易，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本章所使用的一些资料，承汪朝光、谢国兴、杨奎松、王奇生、冯筱才指点，特致谢忱！也非常感谢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特别是万仁元馆长）、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档案馆（特别是馆长马若孟教授）、台北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特别是庄素华小姐）、中研院史语所图书档案馆的热情帮助！中研院近史所张淑雅教授的研究助理林志菁小姐拨冗协助复印资料，极为细致周到，亦甚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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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51辑，215页。
(2) 比如1929年-1930年间中原大战的主要人物也曾被称为“新军阀”，那次大战动员的人数就远超出这一次的混战，涉及的地域也相当宽广。
(3) 关于北伐，也可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225页。
(4) 1920年12月24日《申报》，收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5) 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收入河北省和保定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合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以下径引书名），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页。下面关于北洋军事教育的内容也多本此文。
(6) 陆军小学的设置大体是仿照日本军事教育体制中士官学校前的初级军校，这一点承徐勇教授指教。
(7) 也有人认为“拔差弁为军官”是袁世凯有意为之，盖其以为“到底不识字的人靠得住”。参见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海天出版社，1937年，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222页。
(8) 据说曹锟1890年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6页），也有人说曹锟早年曾任塾师，而顾维钧则以他的亲身经历婉转印证曹锟是文盲的说法（《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6页）；大概曹所受军事教育不够系统，故本文暂采用“行伍出身”的一般说法。
(9) 1920年12月29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73页。
(10)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页；直系要员白坚武稍后在总结直系失败原因时也表示，他即曾闻“陆军学生为直系所排斥不用，出关者相继不绝”。《白坚武日记》，杜春和、耿来金整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927年8月补录1924年日记，第498页。参见张力云：《从北洋武备学堂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34-35页。
(11) 所谓“四校”，即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拟设四所：一北京清河、二西安、三武昌、四南京，然西安实未办），入民国后各地陆小停办，已办的陆军中学改为陆军军官预备学校，再加上保定军官学校。这“四校”皆清季开始创立的新式军校系统，注意其有意识地区别于各地讲武堂、武备学堂一类军事培训机构的自我认同，其实讲武堂等也是新型的“教而后战”思想的产物。
(12) 马宝珩：《孙传芳五省联军的形成与消灭》，《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70页。
(13)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3、6页。并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影印，第53-54页。按当时军中分新旧两派的似不少，湖南亦同，详后。
(14)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55页。
(15) 于学忠：《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194页。
(16) 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115-132、180-199页。
(17)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203页。按唐生智不使用这批大炮或许出于保存自己力量的考虑，或许因为进攻武昌的战斗由蒋介石指挥，唐无意配合，当然也不排除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唐氏也并不重视炮兵这一因素。
(18) 《晨报》1926年3月26日，第2版。
(19) 然而，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的张钫观察到，吴佩孚“有着浓厚的北洋陆军正统观念，一向把张作霖不当作北洋正统”。在这样的正统观念影响下，别人“对他说张作霖如何延用人才，精练军队，他都不相信，说张胡子懂得什么练兵”。张钫：《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
(20)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48、52、55页。
(21) 《申报》1920年8月27日、11月12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95、126页。
(22) Ethel A．Munphy，“Celestial Opera Bouff，” Travel Magazine（Floval Park，N．Y．），40（April 1923），p．15．此文出处承林霨（Arthur N．Waldron）教授指点。
(23) Hsi-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135-141，此书有中译本，杨云若、萧延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127-134页。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除本卷第一章外，并参见Arthur N．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91-118．
(24)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74页。
(25) 章太炎稍后即指出，“自袁世凯以后，北京久无政纲。财政操于外人之手，国政听于骄帅之言。所谓政府者，即近畿军阀之差遣”。但他也注意到，起初政府也还“微有主权”，后来则黎元洪被逐，曹锟被囚，而段祺瑞被软禁；这些主政者的法律地位虽有真伪之别，其受军人凌犯则同。“是北京之有政府，只为乱人俎上肉耳”（“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以下仅引书名］，中华书局1979年版，下册，第846-848页）。有势力的军人干预政治甚至操纵中央政府是袁世凯之后北洋政象的一个常态，且愈演愈烈，但在军队司令部由军人主持召开内阁会议这样前所未有的事仍可视为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后来军人自己执政，复出现囚曹锟释曹锟、拥段祺瑞驱段祺瑞的现象，大致也是逻辑的发展。
(26) 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其作者增订本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第293-306页；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10-12页。由于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北洋体系的实际主持人，也有学者认为“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第47页）。“资格最老”自然无问题，“势力最大”或主要是从其控制中央带来的综合实力着眼，若以军队特别是当年极重视的“地盘”言，皖系显然一开始就不如直系。虽然西北和东南沿海一些省份之军政领袖被视为皖系，然其真正的嫡系，如所谓“四大金刚”的靳云鹏、徐树铮、曲同丰和傅良佐，除傅良佐短暂据湖南外基本无其“地盘”，且徐、曲二人的主要带兵经历也限于参战军。作为北洋体系的整体领袖，段祺瑞本应具有相当程度的超越性，但一方面他明显感觉到无自身实力则地位不稳固，同时他试图建立自身军事派系的努力也削弱了其作为整体领袖的超脱性，这一难以解决的矛盾只能另文分析，有一点可以肯定，与北洋六镇自然扩展产生的军队相比，“参战军”是后起的新事物；从历史渊源看，两者的正统和边缘地位大致可立。
(27) 按：关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各家所述颇不一致，文公直的叙述似乎自始至终都是奉军在取胜（《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191-199页），来新夏等也持基本相同的看法（《北洋军阀史》，第802-811页）。丁文江的叙述稍更平实，指出了直军的准备不足和初期作战不利，然承认在冯玉祥倒戈前战局已成胶着状态（《民国军事近纪》，第321-327页）。近年林霨对战争前期的论述所见又不同，他以为冯玉祥倒戈前直系更具战略优势，参见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pp．115-118。林霨所见不可谓无据，奉方傅兴沛的记述是在奉军在热河一线取胜，但在山海关主战场则形势对奉军不利（傅兴沛：《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35-37页）；直方李藻麟的结论是“自十一月上旬起，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战场上基本上打成了对峙局面”（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争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9页）。且美国军事情报人员的报告也认为直系此时形势占优，若冯玉祥一线进兵则直系可能胜利攻入满洲（引自林霨书117页）。应该说吴佩孚的战略计划似较高明，后来郭松龄反奉，文公直即认为其“似有与前岁奉直战争时之直军敷设同一计划”（文公直书第三编，第209页）。郭部兵力远逊于直军，且无海军支援，而能一度取得超过直军的胜利，似提示着若无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取胜的可能性也较大。本卷第一章的叙述较中立，可以参看。
(28) 吴虬已注意到北洋“纲纪”不再，“倒戈”已成流行的行为模式这一现象，参其《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第284页。
(29) 《晨报》，1927年7月20日，第3版。
(30) “九一八”后某次蒋介石到北平，各界的欢迎会上有吴佩孚，并请吴佩孚讲话，他说，“说起来我和蒋委员长可算是志同道合，完全一致。因为我讲的是武力统一，他也接受了武力统一”。魏益三：《我由反奉到投冯投吴投蒋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51页。
(31) 比如，后来实力最强的奉系张作霖虽控制北京，其心目中仍以东北为第一考虑，并不曾摆脱客居的性质。张作霖虽开府于北京，其子张学良则公开表明，张之所以任大元帅而不就总统，“即表示其为临时的位置”。《晨报》，1927年7月20日，2版。北伐时及北伐后的不少军事领袖可以说都曾有“问鼎”的机遇，但他们大多数与张作霖一样仍偏于地方意识，并无太大的“野心”，故往往不能充分利用其所遇到的崛起时机。他们在时势运会所推之时，一度也曾有主持全国之念，但正因其在很多方面缺乏为此而做的准备，因而所措多差。北方的阎锡山、南方的李宗仁便有类似经历。在后孙中山时代的国民党里，两人都是所谓“带艺投师”，代表着非正宗的国民党势力，也都有在国民政府体系内争取“独立”的愿望和努力，并部分取得了成功，但确实少有“彼可取而代之”的愿望及为实现此目标的准备。李阎的第一次“合作”在北伐后的中原大战期间，差一点推翻蒋；第二次合作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李任代总统而阎任行政院长，一度真正成为国民政府的主持人。对于后者，过去一般皆从蒋实际并未放权来认识这一“过渡阶段”，故未见深入有力的研究。其实观李阎的实际举措，的确缺乏主持全国事务的气度和能力，毕竟还是没有“问鼎”的准备。
(32) 古蓨孙在1924年出版的《甲子内乱始末纪实》中已描述当时情形为“一系之中分为数派，一派之中分为数党；各私其私，无复有国家观念”。该书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33)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长S．P．Waterlow当时也注意到这一现象，参见William 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Oxford：Clarendon，1971，p．110．
(34) 许仕廉：《再论武力统一》，《晨报副刊》，1926年5月11日，7版。
(35) 与此相伴随的现象是这些拥有地盘者又相对缺乏自信，故一些基本失去武力也无地盘者反可能受到表面的拥戴，如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冯玉祥拥段祺瑞出山，北伐前孙传芳等要讨奉时竟有十四省共举吴佩孚为总司令。对段、吴二人言乃其一生地位最高的时段，但真正的权力皆不如以前，两人的实际操控能力均有限，尤其涉及被指挥者自身权益的时候就更有限；拥戴者主要是尊其历史形成的名位，希望其更多作“虚君”式的“共主”。
(36)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页。
(37) 张国焘从另一侧面观察到，尽管旧官僚仍“盘据中国政治舞台”，但他们当时已“不是政治上的真正有力成分”。而是军队“把中国的政治夺在手里”，有时“一个拥有万数并无战斗力的军官便能在政治舞台上横行”。国焘：《知识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及其责任》，《向导》12期（1922年12月6日），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第98页（以下所引该刊页码均汇刊本页）。
(38) 齐锡生已注意到那段时期地理与军事政治的关系，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pp．143-149，中译本，135-140页。
(39)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407-428页。关于四川在南北之间的地位，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香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7-29页。
(40) 岑春煊于1924年11月21日和25日两电段祺瑞等，主张以“移军殖边”和“军工筑路”为解决裁兵废督的方式，并明确建议雨亭、焕章“分任东、北两方开拓富源大任”；而吴佩孚则让其实行移兵实边的素志，以“开拓西北”任之。岑春煊致段祺瑞等，1924年11月21日、25日，《申报》，1924年11月23日、26日，均13版。东三省固久为张作霖所据，这一建议很能体现热、察、绥这类边缘地带在解决军政问题中的用处，而“西北”尚可供重新布局，也得以凸显。
(41) 当时已无兵力的段祺瑞一度想组织一支第三势力，而以阎部为首，参阎锡山档案，台北“国史馆”藏（以下径引档名），微卷7，第548页。
(42) 按阎锡山能确保其地位当然与其无意参与外在竞争有很大关系，同时其治晋也确有特色。据文公直说，山西是当时全国唯一实行按人口定额之征兵制者，即实行“寓兵于农”的所谓“乡兵制”，每年“向各县征募，同时按年编老兵入后备。军械则与时俱增，储之库中”，故战时能用之兵较多。同时“阎锡山对于军队教育，素极注重”。不仅“以孔教部勒军队，更使全军学生化，所有士兵均须补习国民教育，以二年为期，毕业后，再授以普通科学及军事教育”。若文公直的观察不错，山西是少数真正贯彻实施儒家“教而后战”思想的区域。实际上，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的确给山西人带来差不多二十年的和平，这在北洋时期是非常罕见的。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124-128页。关于阎锡山的研究，参见Donald G．Gillin，Warlord：Yen His-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民国元年至十六年》，台湾大学文史丛刊，1981年，后者使用了前引阎锡山档案，惜所用不多，所论也不详。
(43) 到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班师回京改变中央政府这一新举措后，许多人才领会到驻军京畿的作用，此后各大军阀关于划分实力范围的谈判中，京兆不驻兵成为一个常见的条款。
(44)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二编，第96-110页。这段历史的基本轮廓似已清除，然其中各方面曲折复杂的相互关系，还有不少需深入探索之处，拟另文探讨。
(45) 《冯玉祥致段祺瑞电》，1924年12月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17页。
(46)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44-45页；刘敬忠、王树才：《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47) 李庆芳（山西驻京代表）电阎锡山，1925年3月22日（本文电报日期均取发报人所署日期，这样更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也更能与电文相符合。然因电报为二十四小时发出，半夜发出者电报局已署次日日期，且有时写完并未马上发出，到实发报时日期或也有变，故电报局实发日期或稍异），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623页。按段祺瑞有对刘镇华不利的政令也不完全因冯玉祥的压迫，时在陕西的中央第七师吴新田部大致属皖系，实力虽不足，亦久欲督陕，刘去则利吴也。
(48) 胡景翼电阎锡山，1925年3月5日、1925年3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1300、第1351页。
(49) 阎锡山电温寿泉（山西驻京代表），1925年2月9日、1925年2月1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716、764页。
(50) 阎锡山电马骏（晋东盐运使，时驻翼城，常与陕方联络），1925年2月27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924页。实际上“中央”即使内心偏向镇嵩军，也不可能明令支持；相反，正如瞿秋白指出的，“照理段氏应当下令讨伐憨玉琨，因为胡景翼是他正式任命的河南督办”。但执政府对这样明确挑战其权威的军事行动却“只说调停”，充分体现其对局势已失驾驭能力。参见双林（瞿秋白）：《胡适之与善后会议》，《向导》106期（1925年3月14日），第884页。
(51) 马骏（晋东盐运使）电阎锡山，1925年3月1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985页。
(52) 国民二军的新首领是非胡系的岳维峻，与直系的关系尚好，也非民党出身，但他在军内并不具备胡的威信，似也不如胡那样敢作敢为，故其后来使山西及其他方面“可虑”的并非有多少特别进取性的作为，而是其态度的犹疑不定。
(53) 钱桐（孟材）电阎锡山，1925年5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645页。按本卷第一章认为增设国务院，由国务总理主持国务会议是迫于国民军控制直隶全省的形势，段祺瑞为了争取冯玉祥的支持而被迫如此。国务院究竟是张所要求还是冯所要求，抑或两人均要求，尚可探索。
(54)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59-61页。
(55) 吴佩孚再起，段祺瑞立刻感到威胁，其子段骏良说，虽“杨文恺日前来电谓吴只讨奉，决不反对执政，万勿信挑拨等因。但吴屡次通电均带护宪彩色，此话亦难遽信”。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1点40分发，阎锡山档案，微卷9，第441页。这里所说的“护宪”，指的是曹锟任总统颁布的宪法，从法理上当然针对着段的“临时执政”之正当性。有意思的是，段的支持者吴新田和刘镇华余部柴云陞、张治公两师也联名通电参与讨奉：“我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由孙总司令统率首先发动，义旗一举，薄海歌呼；桴鼓之声，万方同应。新田等屯兵秦陇，夙赋同仇，愿竭驽骀，共脆凶逆。”（吴新田等讨奉通电，1925年10月2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1938-1940页）。吴新田此举未必代表段祺瑞态度，但多少反映出许多军阀对奉系的不欣赏，一因张作霖出身“胡子”，二因其与日本明显的关系。
(56) 汉口曹步章（倬云）、梁汝舟电阎锡山，1925年11月22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926页。一般多说张作霖因郭松龄反戈而与吴佩孚联合，看来双方的联合要更早也更主动。
(57) 冯玉祥致阎锡山，1925年3月7日，阎锡山档案，转引自曾华璧：《民初时期的阎锡山》，第110页。
(58) 温寿泉、苏体仁、潘连茹电阎锡山，1925年11月3日，阎锡山档案，微卷9，第421-422页。但当时不久就有“陕县敌军约近一师，刻以山西军务长景梅九名义密印安民布告”（马洪电阎锡山，1925年12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1964页。按马洪似为茅津县知事，确否待考）；旋有属于国民二军的樊钟秀大举攻晋，而景梅九、樊钟秀亦皆老“民党”，故阎锡山此时对这类历史联系不能有太多的实际考虑。另一方面，尽管国民二、三军的主官皆出身同盟会，理论上应与南方更亲近，但在苏俄眼里（或许也反映部分国民党人的观念），却是比一军更不可靠的部队。莫斯科一度相当担心广东方面北伐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冲突，驻华武官处的特里福诺夫曾问加拉罕，“一旦广东军队向北推进”，他是否确信国民“第二军和第一军不会进行抵抗”？加拉罕认为，当有着共同的敌人吴佩孚和张作霖时，至少国民一军和广东军队“会找到共同语言并创造一些因素和条件，使他们能够避免发生这样的冲突”。但北伐军与国民二、三军相遇，则“可能发生误会”，也许需要像解除许崇智粤军武装那样将二、三军缴械。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以下径引书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上册，第90页。
(59) 按冯玉祥也暗中与孙传芳联络，赞成其反奉，然自己不出兵，参见杨文恺：《孙传芳反奉联奉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第104页。
(60)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88-90页。
(61) 参见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第360页。
(62)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90、99页。冯玉祥虽支持郭松龄反对其上司，双方的合作却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实即因打李此举。这一点冯玉祥自己也承认，他后来也说这次进攻友军是“反友为敌，以私演公，开出了一场莫明其妙的战争”。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441页，转引自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15-116页，关于冯玉祥不援助郭松龄而打李景林，参见《国民军史》第108-115页。
(63) 郭松龄反奉一事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过去一般多注意日本在此次战斗中扮演的角色，其实郭松龄反奉大概也与苏俄有关，据北伐前夕被任命为驻日使馆代办的白思多夫斯基说，远东司长梅尔尼科夫1926年4月告诉他，郭松龄的妻子是哈尔滨贸易学院（俄办？）的学生，加拉罕曾许诺支持郭松龄。后郭军事吃紧时加拉罕要求苏俄出兵齐齐哈尔以逐吴振中（音）回沈阳，得到梅尔尼科夫支持，因政治局怕触怒日本而不批准。张作霖逮捕中东路局长伊万诺夫时，加拉罕又要求苏俄出兵哈尔滨，并得到伏罗希洛夫支持，兵已发至中苏边境，但齐切林在征询了驻日大使意见后，估计日本会立即占领长春并派兵至哈尔滨，政治局乃决定撤军。参见Grigory Bessedovsky，Revelations of a Soviet Diplomat，Tr．，by Mathew Norgate，Reprint ed．，Westport，Conn．：Hyperion Press，1977，pp．123-124．到1926年5月，驻日大使卡普（Kopp）也告诉白氏，苏俄支持了郭松龄反奉及其与冯玉祥的联合，参见《国民军史》，第134-135页。
(64) 曹之杰：《冯玉祥部国民军入甘纪略》，《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第21-23页。
(65) 孙焕崙（道尹）电阎锡山，梅焯敏参谋电阎锡山，1925年10月21日，阎锡山档案，微卷7，第2452页。
(66) 即使不从战略角度而仅从地盘角度看，由于郭松龄失败后其残部魏益三军转为国民四军，必须有地方安置，冯玉祥反不得不将保定一带让给魏益三部，使原已不够的地盘更加吃紧。且魏部无论在对直对奉的战事中都未必能起实际作用，也未必愿意卖力拼命。
(67) 冯的战略眼光似较其一军部属为高，盖国民军即将面临各路围攻，若此时多顾一军利益，必影响其整体团结，难以共同对敌。退而言之，此时直隶乃众矢之的，直接面临各军之锋矢，能否守得住还是个问题。真能稳据，孙岳也不能不倾其全力，则国民一军很有可能从甘肃入据陕西；若战而不胜，孙岳本曾隶属于直系，似较易解决善后问题，受损失的也是国民三军。三军的何遂曾说，他和孙岳早就认为直隶、河南皆四战之地，乃各方争夺的焦点，三军实力不足以据之，而“甘肃以西没有一支新式军队”，易于发展，故拟定了向西北发展的计划。但这一计划与冯玉祥自己的西北计划冲突，盖“冯把甘肃当作他发展势力的地区”，反对三军向西北扩张，故力促孙岳重返直隶。后来国民二、三军皆瓦解，结果使“国民军变作冯玉祥的西北军”。参见何遂：《关于国民军的几段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73-75页。
(68)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09页。并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10-114、125-131页。
(69) 据说吴佩孚和张作霖由敌手变为同盟并全力灭冯，即因吴从郭松龄联冯反奉这一“叛乱相寻”现象看出反叛上司已成北洋趋势，乃提出与奉方对反叛者“共张挞伐”。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台北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8辑），1971年，第83页。李剑农也有类似记载，参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673页。
(70) 阎锡山电汉口曹步章，1925年12月6日、1925年12月9日，阎锡山电贾济川（镇嵩军师长，时在运城），1925年12月9日，汉口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1965、1967-1968、1974、2000-2001页。当然，萧虽不欲实际支持作战，大概仍希望吴能离鄂北上，免除其对湖北的辖制，故其对吴之北向作战，恐怕是取一种“半肯半不肯”的态度。
(71) 汉口曹步章电阎锡山，1925年12月26日，阎锡山档案，微卷8，第2000-2001页。
(72)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册，第434页。
(73) 参见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152-167页。这段时间国民军与直奉晋三方的谈判和文电往来以及直奉晋三方自身的文电往来未必仅限于当时当下的实际利益，更揭示出各“军阀”对实际政治军事及更一般的政治军事“规则”的一些常规认知，还可深入挖掘，特别是两方文电中对第三方的描述（因“第三方”随时在转换中，可资对比处极多），非常有提示性。
(74) 张之江等通电，1926年3月20日，原载《国闻周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45页。
(75) 阎锡山电吴佩孚，1926年4月13日、4月1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323、334页。按一旦国民军与直系或奉系和解，则热河、直隶、河南皆将归奉、直，山西靠近察、绥和陕西的地盘很可能成为各方与国民军妥协的筹码，晋阎大概也了解这一可能，故如此积极也。
(76) 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5月4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206页。按钱氏的报告中也说到“直方甚不满意”，但此“直方”或齐个人意见，盖吴佩孚正有类似主张，而齐则已无兵力，自多着眼于“政治”也。
(77) 《西北将领之宣言》，《申报》，1926年5月20日，第4版。
(78) 苏联方面认为国民军进攻山西有物质利益或地盘方面的动机，因为从战略上言，“向山西进军只会促进中国反动势力的结合”，加拉罕曾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地劝说冯玉祥的外交代表唐悦良，希望能“放弃这次进攻”。但“丧失富饶都城地区的国民军的极其困难的物质状况迫使它不顾各种劝告”仍然进军山西。参见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30页。按直奉双方皆有主张与国民军妥协的一派，国民军攻晋有可能得到其默许，徐新六1926年6月报告说：“西北军事当有一番表示，终恐仍归于和。大概大同入于西北之手，京绥在握，暂行实做‘西北’二字，对方恐亦只能就此了事。”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丁文江档案，卷10，件5，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按此系徐从上海到天津搜集消息后的报告，或者更多反映与孙传芳较接近的主张。
(79) 参见《国闻周报》第13卷12-31期关于这段时间战局的综述，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32-345页；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175-181页。
(80)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第203-249页；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第1008-1015页。
(81) 如冯部的凌勉之和孙桐萱在后来回忆中原大战时，对已成国民革命军一部分的冯玉祥部，皆以“西北军”称之。参见凌勉之：《中原大战之前的冯玉祥》、孙桐萱：《韩复榘叛冯投蒋纪略》，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34-140、141-150页。
(82) 《申报》，1922年2月26日、12月21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530、696页。
(83) 民初的中国，列强实际已成中国权势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年即有人指出：“内政与外交，在我国今日实已打成一片，不可复分”（平：《内乱与外患》，原载《市声周刊》，转载于《北洋军阀》第5卷，第300页）。1925年的“五卅事件”向国人提示了帝国主义侵略的现实存在，本有助于正在中国大力鼓吹反帝的苏俄；但苏俄本身首先也是个外国，当时一般人并不很能区分“反帝”与“排外”的差异，强调反帝很容易使人产生排外的观念，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北方舆论对国民党和国民军的联俄予以较前更多的关注。说详罗志田：《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1-288页。据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观察，反赤是在1925年春兴起的，他注意到反赤与民族主义的关联：“几个月前由帝国主义者、军阀和部分中国民族主义分子（买办分子、国民党右派和具有沙文主义情绪的青年）发起的大规模反赤色运动现在几乎销声匿迹。”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信》，1926年7月1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45页。非常有意思的是，具有阶级分析思想武器的维经斯基把“买办分子”算作“中国民族主义分子”的一部分，而一般中国人眼中，买办显然是个最不具民族主义的社群。
(84) 《李景林讨冯通电》，1925年12月4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19-320页。
(85) 《郑孝胥日记》第4册，劳祖德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075页，李电录在第2075-2076页。
(86) 孙岳并对苏俄顾问允诺，“等我们打败了敌人，我们在北京举行一个盛大宴会，庆贺我们的友谊”。有意思的是，河南督军岳维峻甚至对苏俄顾问说，“等战事结束以后，俄国顾问就能够开展工作”。这是单纯的往后推托还是真认为俄国人将来在非军事领域可以有所作为，待考；但他们都不愿张扬其与苏俄的关系，认为这会招致攻击的意思则非常明显。参见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71、104-105页。
(87) 《申报》，1926年5月12日，5版。这是该报引东方社电，机构名原译为“赤化讨伐各军联合办事处”，与当时通行中文不顺，故改。按《申报》本身在此前后并无相关报道，疑此机构即使存在，也最多是联络性质，不具有多大的实际作用。
(88) 张作霖通令（大意），1926年1月25日，收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400页。
(89) 《晨报》，1926年3月26、27日，均2版。按段祺瑞在1925年12月底已被迫改组临时执政府，增设国务院，由国务总理负责国务会议，实际上是一种责任内阁制。而其善后会议系统中有军事善后委员会，王士珍即任职其间，这一委员会也成为这段时间主和的主要推动机关。
(90) 吴佩孚电阎锡山，1926年4月4日支，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09页。
(91) 关于这段时间北京政局的演变，胡霖（政之）当时有较仔细的描述，参见政之：《北京政局蜕嬗记》，原刊《国闻周报》，收入《北洋军阀》，第5卷，第343-368页。
(92) 关于这方面的背景及一些具体运作，参见本书第一、第四两章。据说吴佩孚本不赞成曹贿选，吴再起时已被释放的曹有意复位，吴却要求其主动辞职，王士珍即指出，“这个门楼虽然破旧，可是，一经拆除，再想盖起来就不容易了”（李炳之：《吴佩孚之再起与溃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68页）。按王有识见，曹锟任总统虽出于贿选，至少名义上是选举出的总统，多少有其象征意义。此后直到北伐统一，北京政府再无总统名目。到1927年6月，张作霖开府北京，任海陆军大元帅。郑孝胥注意到：“宪法、约法皆废除，共和民国以今日亡。”《郑孝胥日记》第4册，第2149页。
(93) 钱桐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149页；李庆芳电阎锡山，1926年4月28日，阎锡山档案，微卷11，第2165页。关于当时的“护法”与“护宪”之争，还有许多可深入探索之处，其中也包括明显的国际影响，法国因“金佛郎案”、日本因西原借款等案，皆牵涉到实际利益，故不欲倾向直系的政府上台。参见徐新六致丁文江，1926年6月12日，丁文江档案，卷10，件5。
(94)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7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64页。
(95)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6页。
(96) 《申报》，1926年1月3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49页。
(97) 章太炎这段时间政治活动的一个特点即非常强调“反赤”的重要性和优先性，说详罗志田：《北伐前后章太炎的“反赤”活动与言论》，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8-295页。
(98)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5年12月6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6页。
(99) “太炎论时局”，《民国日报》1926年1月21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46-848页。按太炎所谓“政府即近畿军阀之差遣”其实是稍晚近的事，至少当在徐世昌被迫退位之后。关于在中华民国名义下可以“割据”一语，部分也可视为太炎的雄辩之辞，实际他后来也劝孙传芳应回避割据之名。
(100) 章太炎致李根源，1926年5月4日，《近代史资料》，总36号（1978年1期），第148页。
(101) 致吴佩孚电，1926年5月9日，致颜惠庆电，1926年5月18日，《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第866、870页。
(102)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3-203页。
(103)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九二五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本，第2-3页。值得注意的是瞿秋白此时仍将国民军视为“军阀”的一部分，实际上他对国民军的正式表态是否代表其“衷心”尚持怀疑态度。
(104) 吴佩孚与陈炯明的“联合”究竟到何种程度，还可以深入探讨。陈炯明特别提倡联省自治，而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两人在政治观念上有根本的冲突。陈炯明在1924年5月对吴稚晖说，当时的军事形势，国民党“本来具有与敌对抗之局势及其能力（即反直派大联合，最少限度亦以西南奉浙为主干）。惜孙先生不取，必以广州局面而当之，不独徒劳无成，行且同归于尽。孙先生及其谋者如果觉悟，及今图之，尚未为晚”（陈炯明答吴敬恒书，1924年5月13日，收入陈定炎编：《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7-1158页）。似乎三角同盟事本陈所提出，孙初不赞成，后来才接受。无论如何，陈炯明此时仍提倡“反直派大联合”则不误。
(105)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118页。
(106) 从阎锡山档案中的许多文电看，段孙妥协当时似已基本达成，而孙中山已逝世，其余在京国民党人的威望恐怕对内对外均不足以确保与北方的协议得到落实，其中不少人的个人态度似也更不倾向于和平解决问题。关于“善后会议”请参见本卷第二章，该章论述已有明显的突破，似仍有可深入发掘的余地。
(107) 详后，并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91、214-215页。
(108)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奋斗史》（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324-328页。按：孙中山重视军校学生的一个例证是，当时广州大总统警卫团的三位营长薛岳、叶挺和张发奎皆四校同学。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3页。
(109)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二），第333页；《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6页。
(110) 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0-191页。
(111) 他将新加入的贵州袁祖铭部也算入此派之中。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1页。
(112)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8页。李宗黄注意到，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福林的第五军和程潜的第六军就较少任命四校同学。这四个军并非北伐主力，战斗力较弱且组织方式也相对偏旧，可知当时北伐军内部的新旧之分也是很明显的。
(113) 这主要是指发展倾向而言，即南方比过去呈现出更集中的态势，而北方则明显较前更趋于分裂。其实南方内部自不免矛盾重重，而北方也不乏“集中”的因素。从表面看，北方形成了各辖有数省地盘的几大势力集团，且各自的兵力多胜过整合后的南方全部；然奉系甫经郭松龄反叛的打击，直系吴佩孚虽受拥戴而号令难行，新兴的孙传芳部看起来最具朝气，惟其外来征服者的“暴发户”意味太明显，辖区内的地方军队与其貌合神离，后来成为致其败落的重要因素。重要的是，北方此时仍具有中央政府的名号，理论上正应号令行于天下，若号令不行则罅漏立显；而南方虽也自诩正统（许多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学论述实际也如此叙说），时人一般仍多视其为“造反”者，地位完全不同，其整合的成功处反易为人所见。同样，我们不能据国民党的后见之明把冯玉祥部视为“南方”势力之一部，时人当然已注意到“南北二赤”的共性，然冯部固北洋正宗（其正统性还超过奉系），也一直被视为“北方”之一部分（实际上北方尤其是直系内一直有“收回”冯部的主张）。可以说，冯玉祥部对北洋体系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大战正是北方“分裂”最明显的表征。
(114) 陈训正描述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说：那时广东不仅有正宗的革命党，“凡富有革命性或与革命领袖有渊源之军队，亦相率而来此土；甚至假革命反革命之部队，亦冀暂图生存，徐谋发展，揭革命之旗帜而来，混迹其间。以故同一区域，同一革命队伍，乃竟有粤军、湘军、滇军、桂军及鄂军、豫军等等不同之旗帜”（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卷二，第35页）。这一概括已相当形象，实际情形还更复杂，在这些以地域命名的客军中，来自同一地域者也常有不同系统不相统辖的军队，如驻粤湘军便有程潜系和谭延闿系两部。后唐生智加入则北伐军中湘军凡三部，各立一军，因唐拒绝程、谭部入湘，乃不得不令此二军指向江西。
(115) 这一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原来在“西南”中最活跃也最具军事实力的云南因唐继尧、顾品珍内部争权之战而实力大损；在联省自治运动兴盛而“西南”各省纷纷宣布“自治”时，云南也曾有类似宣告，此虽无实质性的约束力量，多少也使其干预他省事务不那么名正言顺；当然最关键的转折还是1925年的滇桂之战。关于联省自治，参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版；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版。
(116) 参见姚大慈：《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45-156页；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113页；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57-164页。
(117) 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案馆藏“赵恒惕先生档案”，档号58-003-002-001，第23页。
(118)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56页。时在湖南任记者的陶菊隐也回忆说，“当时论者认为，谭派军人多为师长或镇守使级”，而“赵派军人多为旅团长级”。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95页。
(119) 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第7期（1996年6月），第89页。
(120) 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赵恒惕先生档案”，第24-25页。
(121) 本段与下段，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8-59页；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89-91、103页。
(122) 按唐生智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其军队号称“大慈大悲军队”，有“佛化省政府”、“佛化省党部”之说，曾引起教育会和通俗报馆等机构的反弹，此事尚未见专门研究，可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9-62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卷三，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三卷本，第1589页；《晨报》，1927年7月15日3版，10月18日6版，12月20日6版，12月27日6版，1928年2月24日6版。
(123) 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91页。
(124) 这一宣传大致是成功的，《申报》1926年3月5日9版一篇署名铜驼的广州通信（2月24日）就说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陶菊隐即说当时“我们在长沙所闻，叶琪确系唐生智的秘密代表”。参其《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8页注二。但叶琪的访问和所谓梧州会谈都比李宗仁所述更为复杂，后面还会论及。
(125)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第276-284、290-292页。李宗仁并说，复起于湖北的吴佩孚对唐生智讨赵也持默许态度。以蒋百里与唐的特殊关系，当时又任职吴之总部，应能撮合此事。关于唐生智秘派代表至粤，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620页。
(126) 《赵恒惕出走前之湘局》（3月10日长沙通信），《申报》，1926年3月15日，9版；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9-113页。不过，蔡和森则认为，国民党提出废除省宪的口号不但没有帮助唐生智，反而可能将唐“推向反动派方面”。参见蔡和森：《在远东书记处1926年4月27日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0页。
(127)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66-70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92-295页。关于白崇禧、陈铭枢在长沙的活动，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版，第1-9页；《各公团欢迎陈、白两代表盛况》，《大公报》（长沙），1926年3月29日，第6版。
(128)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165-272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63页；尹承纲等人的多篇回忆文章，收入《新桂系纪实》（《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上册，第18-132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63-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35-105页；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pp．43-63；Donald S．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pp．284-285．
(129) 蒋介石在1925年4月27日即认为，由粤入桂与唐继尧军作战的滇军范石生部将“全军覆没。唐可能取胜。范军残部有的将投诚唐继尧，有的将四处逃散。李、黄二将军的队伍，其命运也是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士兵有的将解甲归田，有的将加入土匪群”。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径引书名），第670页。
(130)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35-37、49-50页；陈雄：《新桂系形成时期亲历忆述》，《新桂系纪实》上册，第95-96页。
(131) 尽管黄绍竑已在1924年11月亲赴广州参加国民党，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在1925年初仍视其为军阀，他的军事报告说，“广西东部为两个军阀所瓜分，一个在西江以东，一个在西江以西，双方对广州都持友好中立态度”。这“两个军阀”即是李宗仁和黄绍竑。加伦：《军事政治形势》，1925年1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36页。
(132)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78页。
(133)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4页；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新桂系纪实》上册，第18-20页。
(134) 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7页。
(135) 邓演达致孙中山，1923年7月29日，转引自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54页。
(136)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5年4月底广东国民党核心圈子的讨论中，老同盟会员熊克武率领川军入粤被认为是唐继尧图粤的第五纵队。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78-679页。
(137)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58-261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 45-47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7期，第67-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106-113页。鲍罗廷充分肯定了广西军在南征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广西援助，“结局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凄惨的”。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1页。
(138)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51-57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84-289页。
(139) 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62页。
(140) 曾济宽当时即说：“我曾记得我们做留学生的时代，也曾听见熊克武、余际唐这一般忘〔志？〕愿陆海军的人，抱匡时救国之志，加入推倒满清之同盟会。曾几何时，自许为革命军人之熊、余，遂以反革命之罪名见弃于国民。即如今日大多数之军阀，曷尝不是当日高唱爱国的志士，何前后竟判若两人！”曾济宽：《读过了日本东京寄来一封信后的感想》，《国民革命汇刊》，孙文主义学会编，第1卷（1926年1月），第99页。曾氏的出发点虽不同，其所云却表明这些人本是“革命军人”，不过最近才成为“见弃于国民”的“反革命”。
(141) 蒋介石：《致苏俄党政负责人员书》，1923年8月5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以下简作蒋中正档案），档号2010．10/4450．01-001-1。
(142) 本段与下段，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孙中山全集》（10），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1-299页。
(143) 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233-252页（下段引文在第234-235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第125-292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70-425页。
(144) 《蒋介石招学生军之内幕》，《华字日报》1925年3月23日，转引自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第888-889页。
(145) 按东征一役，黄埔生（一至三期）2327人中战死者即达217人，约近十分之一。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11页。
(146) 本段与下段，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 Army，1905-25，pp．285-287．
(147) 本段与下段，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69-691页。
(148) 过去国民党及受国民党影响的史学叙述多称杨、刘“叛乱”，实际上讨伐杨、刘的决策早在4月初已制定，实在杨、刘有“叛乱阴谋”之前，此役更多可视为革命阵营内部的新陈代谢和权势转移。蒋介石当时说：打倒杨、刘，“岂止为他们把守地盘，把持财政，最要的原因，他最大的罪恶，还是因为他们联络北方军阀段祺瑞、勾结云南土酋唐继尧，还要与香港政府勾通，甘心做卖国奴，服从香港帝国主义者命令来推翻我们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贾伯涛编《蒋中正先生演说集》，上海三民出版部1925年版，第100-101页。其实主要是因为杨、刘不听命于新政权，刘震寰也有配合唐继尧夺权之意，再次则确为把守地盘和把持财政。其余两项是今日多数史学论著关于此事的基调，然而香港不过为这些人开会的地点，联段则孙中山比杨、刘有过之而无不及，谈不上多大“罪恶”。
(149) 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08-110页。按鲍罗廷是个长期从事实际工作的革命者，他虽然认为实行“广东人的广东”这一口号是“堕落”，但并不影响他利用这一口号来吸引粤军参与打击杨、刘（参见前引加伦的叙述）。
(150) 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均收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8、242页。
(151) 参见《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第14号的各项文件，收入黄季陆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印，1969年，第12册，第6549-6748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第298-301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29-451页。
(152) 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第96页；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112页。按李宗黄时任滇军范石生部参谋长，留守广州。因范石生部主力在广西参与对抗唐继尧之战，李部本身未受打击，但李还是在事变后随即避难上海。毛思诚所编书也记载了类似情形，黄埔军本也结红领带，因避民怨株连乃不得不取消。蒋介石对此甚为愤怒，与宋希濂基本以赞扬的口吻叙述此事态度相当不同，他或许已感觉到广东地方意识同样可以延伸到针对黄埔军。参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51页。
(153) 关于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组建的一系列相关法令均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1号（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秘书处编、文官处印；并参见陈公博：《苦笑录》，李锷编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第22-29页；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41页；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一，第301-303页。
(154) 陈独秀在解释广州讨平杨、刘之战并非“粤军排斥客军之战争”的“误解”时举例说，这次“参加讨伐杨、刘的，不但有谭延闿所统率的湘军和蒋介石所统率的教导团，并且还有朱培德所统率的滇军，这绝对说不上是什么排斥客军的话”（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1925年7月，原载《向导》，收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889页）。此语实已明确了黄埔军的“客军”性质。
(155) 本段与下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08-116页，下段引文在第111页。
(156) 尽管廖仲恺亦粤籍，但他此时更多代表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央”的利益，亦即在“土客矛盾”中站在“客”方一边。
(157) 关于土客矛盾及解决粤军，并参见宋希濂：《大革命时期统一广东的斗争》，《文史资料选辑》第77辑，第98-104页。
(158) 北伐时期粤军出身的名将如邓演达、陈铭枢、张发奎、叶挺、薛岳等在东征时为旅团长级骨干，然皆未见于丁文江叙述到1924年底的《广东军事纪》（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6辑，第431-458页）。
(159) 最缺乏“革命”性的李福林部从未得到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信任，从1925年讨伐杨、刘之前开始，长期被列入拟缴械消除的名单之中，然因其实力太有限，每次都因重要性不足而暂予保留，直到北伐仍存在。加伦：《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1925年9月（罗按：据内容看，写作时间应为6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97-202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同前书上册，第109页。
(160) 前引广西、湖南两省军人的回忆录基本是一开始就叙述旧军队与军校生的矛盾，但党军体系的军人则较少述及其与四校的关联（其实蒋介石也有保定渊源，而早期党军高级将领也多四校同学），或因北伐及其后具有“天子门生”认同的黄埔系与其他系统军人之间的持续矛盾致使其历史记忆的无意识压抑，当然也不排除有意不述。
(161) 具体有多大作用尚待考，盖作为东征主力之一的粤军似较少得到苏俄顾问的具体指导，但整体的作战部署有苏俄顾问参与是无疑的。孙科在很多年后认为，当年苏俄援助的顾问（咨询参谋）作用超过其军火及货币的物质支援（这是孙科在1966年一次采访中对研究北伐的美国学者朱丹所说，参见Donald A．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76，p．302，note 6）．
(162) 尽管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在当时言说中和后来的研究中都是非常习见的标签，但在当年苏俄、中共和国民党本身三方的认知中，包括领袖层次在内的“左派”和“右派”的人员构成并不完全相同，而且一直处于波动变化之中。在承认其确实存在的前提下，使用这类术语尚须谨慎。同时还要认识到，那时的“左”和“右”本身就是相对的和多层次的，即使在特定一方的认知中，通常“左派”和“右派”的内部也都还可有进一步的左右之分。
(163)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97-98页。
(164) 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那时也拟对时局“取消极态度”而“暂不过问”。参见孙中山致孙科、汪兆铭致梁士诒，均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 ）》，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9年，第22页。
(165) 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33-238页。
(166) 边缘知识分子恐怕是20世纪20年代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参与意识强而数量有限，工农人数多而参与意识不甚强）。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收入其《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6-237页。
(167) 陈独秀当时就注意到，革命阵营内对讨伐杨、刘之战有不少“误解”，在此基础上“发生一个共同的错误见解，即是：五卅惨变起广州政府即应停止内争一致对外”。持此主张者并进而“拿一致对外的理由来非难广州政府讨伐杨、刘”。他解释说，“当外人压迫我们之时，在理论上，我们一致对外是必要的，是应该的；这时不去对外，反以武力对内扩张自己的势力与地盘，当然是万分混账”；但杨、刘等“在内的敌人”却“要勾结外人一致对内”，如果“杨、刘叛军得了胜利，迎来滇唐占据广州，即是英日势力占据了广州，则南方的爱国运动不是根本消灭，便是大受屠杀”；只有平定杨、刘，“国民党政府才能够支配广州，广州才能够变成了与上海同样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两个重镇”。故此时说“什么‘停止内争一致对外’便是帝国主义奸细的宣传”。这样费尽周折地陈述“攘外必先安内”，恰凸显出“一致对外”口号在那时造成的压力。参见陈独秀：《广州战争之意义》，《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889-891页。
(168) 蒋介石对此有充分而清晰的认识，他在1926年初论联俄的意义说，“现在中国问题，完全是一个世界问题”，故“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同志，才能打倒世界的帝国主义”。由于“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故联俄就是“联合世界革命党”。蒋介石：《再论联俄》，1926年1月10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广州）中央政治军事学校，1927年，第13-14页。
(169) 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100页。
(170) 关于中山舰事件，参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1-5月，《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10页；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7-658页；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124页；包惠僧：《中山舰事件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40-53页；陈公博：《苦笑录》，第57-78页；张国焘：《我的回忆》，香港明报月刊出版社1971年版，第489-526页。相关专题论文有Tien-wei Wu（吴天威），Chiang Kai-shek's March Twentieth Cou PD'etat of 1926，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7（May 1968），pp．585-602；蒋永敬：《三月二十日事件之研究》，《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4年，第159-184页；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2期；裴京汉：《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和汪精卫出洋的原因》，《民国研究》第4辑（1998年6月）；余敏玲：《蒋介石与联俄政策之再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杨奎松：《走向“三·二〇”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6期；相关著作较多，主要有Leang-Li T'ang，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New York：E．P．Dutton，1930，pp．241-249；Harold R．Iss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p．91-96；Chung-gi Kwei，The Kuomintang-Communist Struggle in China，1922-1949，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70，pp．37-42．本卷三章也从国共合作的角度述及此事，可以参阅。
(171) 黄埔军和粤军之间的“土客矛盾”一直延续下去，1927年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粤方委员”支持张发奎所致，此后1930年蒋介石在南京扣留李济深解除其兵权，终造成李济深在1933年末联合粤籍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以及1936年陈济棠反蒋的两广事件，多少都与此相关。这一矛盾直到抗战爆发才在外患的压力下缓解，但日渐边缘化的粤军那不平之气仍未熄灭，可参见第四军纪实编纂委员会：《第四军纪实》，广州怀远文化事业服务社，1949年。
(172)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晨报》和《时报》的报道相对近真，《申报》的则参差不齐。当年沪报的外埠通讯员各色人等都有，有的确实能获悉当地内情，有的不过据道听途说以为谋生之计，且某地通讯员未必即驻当地，如驻汉口者即可能兼顾湖南、四川（参见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27-28页），故所报消息未必准确。如《申报》一位署名铜驼的虽专言广东事，其人似乎并不在广州，语多隔膜，他于3月21日首次报道中山舰事件时仍不清楚蒋介石同时针对俄人，到3月25日的通信虽已改述为左派和右派之争，仍说王懋功是孙文主义学会首领。参见《广州政局骤变之内幕》（铜驼3月21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8日，7版；《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铜驼3月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9-10版。但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至少可告诉我们当时传言如何，这也同样重要。同时，《申报》也有一些通讯员的报道大致准确，基本经得起今日后见之明的检验。
(173) 沈雁冰回忆说，毛泽东在中山舰事件后主张对蒋持强硬态度，其依据之一即第二至第五军“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2版，第342页。从毛思诚所编蒋介石年谱摘录的蒋日记看，蒋对李济深其人印象相当不佳：1926年2月21日，与李济深谈两广统一事，“客去，惝恍殊甚。既而曰：‘人惟在于自强。安乐难共，乃人情之常，吾何怪彼哉’”（按次日李济深就被正式任命为参谋总长，这次很可能谈及此事）。同年4月4日，“黄绍竑、李济深来辞行。公谓：用人难，察言尤难。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察狡诈人之言更难，吾为之惧”。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20-621、642页。按此句原稿为“天下惟狡诈人不可用，听狡诈人之言更宜注意，否则未有不为所败者，吾为此惧”。则原稿对李之猜忌更加明显，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以下径引书名，按本书是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的稿本，以下凡内容相同者仍引正式出版本），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559页。
(174) 蒋介石：《黄埔同学会成立纪念训话》，1926年6月27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第123-124页。
(175) 陈洁如在其回忆录中有多次述及蒋的快速窜升以及他人的敌视态度，参见Chen Che-yu，My Memoirs，collected in the Chang Hsin-hai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Stanford University，pp．259-260，278-279，294-296．这一回忆录有中译本，名为《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陈洁如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6年，相应内容在第167、179、191-193页）。该书“出版说明”称此书是从得自陈洁如女儿的英文原本全文译出，然前面的中文书名却很可能是译者妄加，中译本的内容与我所用的英文本偶有不甚同处，不排除是另一文本，但有些几乎可肯定是有意的（也许是善意的）修改，如回忆录中将邓演达和徐谦误忆为黄埔学生（第258-259页），中译本将students译为“助手”，并将young men径译为“人”而略去“年轻”二字（中译本第165页），译者大概是希望这样更接近“历史真相”，却反使“回忆”本身异化了。
(176) 在两广统一的谈判中，原定广西组建两个军，后改为仅组一军，部分或亦因“蒋李交恶”，广西力量大则意味着李的后盾强；前之谈判无蒋参与，而后一次谈判则蒋的影响非常明显。参见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54页。
(177) 罗加乔夫稍后认为，“把从军队手中接管的整个财政机关移交和集中到财政部手里”这一措施受到商界的欢迎，并以对广州政府“给予全面的支持”作为回报。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5页。但此举显然使新获得“财权”的李济深等军人极为不满。
(178) 鲍罗廷后来发现，蒋介石削弱党代表在军队中的地位得到军官的支持，因为“指挥官一直讨厌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和一切其他‘人手’”，他们对蒋介石的行动感到“非常高兴”。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1-282页。
(179) 又如实行军民分治，很可能就反映先后主持广州市政的伍朝枢和孙科支持之意，仍与蒋无关。所有这些矛盾参见执中：《粤省蒋李交恶之因果》，《晨报》，1926年3月25日（3月12日稿）；执中：《蒋李交哄与粤局》，《晨报》，1926年3月28日（3月15日稿），均第5版；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第1版。《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也指出，在军政、民政、财政统一等“革命之形势进展”下，“失败军人和无聊政客”等反革命派深感不幸，乃制造蒋李交恶的谣言以“挑拨离间”。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2版。可知上述矛盾的主要渊源正是军、政、财的“统一”。
(180) 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第1版。
(181)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3-234页。按参谋团改组时撤换了过去直接担任长官的俄人，蒋介石将此作为他主导的一项措施记录在案（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9页），但从蒋、李竞争看实际获利的是李济深。在中俄关系方面，由于俄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以顾问身份掌握着总部各部门，苏俄方面对此无强烈反应。并参见执中：《粤军界四头争雄》，《晨报》，1926年3月18日（3月4日稿），第5版。
(182) 《粤省北伐声中之暗潮》，《申报》，1926年3月16日（木庵3月9日通信），第6版。
(183) 《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第9版。
(184) 蒋介石对其辞职未得到他所期望的关注和反应耿耿于怀，且辞职后身份尴尬，倘不管事非其所愿，继续管事又似乎不那么名正言顺。他在3月9日即发现，“吾辞职已认我军事处置失其自动能力，而陷于被动地位者”（《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9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页）。稍后在其1926年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再次指责汪对其辞职“滞迟延搁，既不批准，使弟不能辞责引退；而又留中不发，使弟又不能负责整理。卒之军纪废弛，整顿无方，以致三月二十日之事，一发而不可收拾”。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
(185) 本段与下段，参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17-621页；《申报》，1926年3月3日（约2月24日通信），第9版；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第79-81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第488页。
(186) 关于两广统一议决事项，参见“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第124号（1926年3月19日），收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公报》第27号，第23-25页。
(187) 关于王懋功与何应钦相关而不稳等说法，可参见《时报》1926年3月12日“本馆专电”之香港3月9日电，第1版；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第1版；《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均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第5版；《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3月10日铜驼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第9版。
(188) 蒋介石在1926年4月9日致汪精卫函中，举例十项指责汪精卫受季山嘉影响而不能自主，其中两项涉及拉拢王懋功叛蒋，一是预留第七军长一缺以为报酬，一是更改军事委员会议决的经费预算，从黄埔军校经费中减去三万元而拨给第二师，当蒋提出质问时汪则顾左右而言他。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稍后在对第一军党代表的演说中，蒋又不指名地重复了这两项指责。参见蒋介石：《关于中山舰案对全体党代表演说词》，1926年4月20日，收入《蒋介石先生最近之言论》，北京民社1926年版，第20-22页。
(189) 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60页。
(190) 鲍罗廷即注意到孙文主义学会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与一些团、营长相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0页。王懋功自己也说，孙文主义学会曾劝说他入会，王未允，该会“继则散布非学会份子不能指挥第二师之言”，与其极为对立。参见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58-360页。
(191)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21-622页。
(192) 李仲公：《我所知道的何应钦》，《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第208页。
(193) 按据蒋日记，他在3月19日确曾“准备回汕休养”，半路上想到“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容身无地”，又决定回去采取镇压行动（《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9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这说明蒋介石大致信任何应钦，但在路上想到“容身无地”而折返，仍有些耐人寻味。
(194) 勃拉戈达托夫考察国民二军河南军校时发现，学员们进行军事训练所依据的规章还是辛亥革命前制定的，“很明显，这些规章都是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规章翻译过来的，因此，它们没有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83页）。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中国军校训练的确特别受日本影响，而日本基本未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因而也就缺少直接的“经验”，更多是间接获得欧洲新的军事观念。恰好中国此后较多依赖自身的军校，于是连间接的新军事观念也接受较少。遍观当年苏俄军事顾问的回忆录，一个最显著的观点即中国军队的训练和作战方式基本仍受日本过去的影响，在战术上已落后于欧洲；相反，在改造沙俄旧军队基础上组建的苏联红军则充分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型战术，故苏俄顾问所带来的训练和作战方式的确更“先进”。
(195) 鲍罗廷1926年2月说，放逐胡汉民和许崇智后，广州政权的首领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左派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派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16页；关于鲍罗廷把李济深说成是吴铁城，参见同一文件，第113、141页。按鲍罗廷等对蒋的认知不能说是“受蒙蔽”，蒋那时思想上确实左倾，1926年3月初，当邓演达表示中国革命的结果是“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吾军惟有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时，蒋“亦以为其判断之有所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4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页）。另外，当时为争取苏俄信任（其潜在因素当然包括俄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革命性”方面竞争渐成常态。苏俄的穆辛即担心“极左倾向不仅可能在中国共产党中存在，而且也可能在国民党左派的某些人士中存在”，后者实际上“多多少少已有表现”。他观察到，“国民党左派首领经常热衷于玩弄左的和极左的革命词藻，似乎试图以此来表明自己在‘革命性’上超过中国共产党”。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13页。其实岂止“国民党左派”如此，一般认知中的“右派”胡汉民在莫斯科主动提出让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更是显例。
(196) 可以认为鲍罗廷在1926年初的北上（原拟回国述职，后因中山舰事件返回广东）是为季山嘉所迫，后者在1926年1月自称近来与鲍罗廷“很少争吵，因为他在我的强大攻势下认输了，基本不再干预我的工作”。但他仍以为鲍罗廷能力已尽，“以后会跟不上事态和形势的发展”，主张将其撤换。古比雪夫（季山嘉）：《给叶戈罗夫的信》，1926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5-16页。而鲍罗廷自己则拟回国寻求支持，他强调，尽管当时的实际工作的确已军事为主，但还是应该有“一个人为全部工作负责”。他在行前明确对汪精卫保证，谁是苏俄在粤领导这个问题会在一个月后得到比较确定的解决。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2-144页。按苏俄在粤顾问的内斗牵涉至为宽广，非本文所能详述。它首先与苏联驻华使馆中加拉罕与武官处之间、再往上则更涉及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对于中国局势的观念歧异。大体而言，尽管加拉罕和鲍罗廷也有不少矛盾，他们仍共同代表着一个从“世界革命”即国际角度思考中国问题的取向，其一个代表性的表述即加拉罕指出的，当土耳其的凯末尔枪杀共产党人时，苏联仍对其提供物质援助，因为凯末尔正在反帝；也应该以同一思路来处理中国问题（加拉罕：《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69-70页）。根据这一思路，广东不如北方重要，国民革命军不如国民军重要。这一取向为苏共中央派出的布勃诺夫使团首肯（虽然布勃诺夫尽量采纳了从使馆武官处到驻粤军事顾问团的主张），也大致得到斯大林的支持。这是莫斯科一再反对广东北伐的重要出发点，因为北伐非常可能导致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的军事冲突，而在国民军打败后又可能妨碍苏联正与张作霖进行的谈判（这可以从前书整个“第一部分”的一系列文件中看出，参见第13-297页）。关于莫斯科反对北伐，并参见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0-1960）》，第74-78页。
(197) 过去俄援基本为黄埔军所垄断，蒋介石明显不愿他军多得。斯切潘诺夫曾说季山嘉负责时苏俄曾秘密帮助云南、广西，并保守秘密不令蒋介石知，然终为蒋所悉，并以此责备季山嘉反对北伐。按此若指杨、刘，时间稍早，且与其他文献所述冲突，疑翻译有误，大概是指对朱培德军等帮助较多，待考。参见斯切潘诺夫：《关于三二〇事件后广东情况的报告》，1926年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国民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198) 《王懋功解职后之东江问题》（铜驼3月10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0日，9版；《晨报》，1926年3月12日、3月17日，均第2版。
(199) 最近一次是在他的回忆录中，参见陈立夫：《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52页。
(200) 献声：《可哂之无意识的谣言》（社论），《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10日，第2版，相关报道在第3版，李之通电全文载该报1926年3月15日3版。并参见《晨报》，1926年3月11、12、13、17日，均第2版，3月28日（执中3月15日稿），第5版；《粤省军界暗潮续闻》（木庵3月11日通信）、《粤省军界暗潮又趋和缓》（毅庐3月15日通信及铜驼未署日期之通信），《申报》，1926年3月18、21日，均第9版。陈铭枢可能叛李之事又是那时南北皆流行“叛上”行为模式的一例，不论陈是否有意，当事人及解读时局者多会有此想。此事当时流传较广，俄人勃拉戈达托夫也提到蒋介石试图拉拢“右派”陈铭枢。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0页。
(201) 如前所述，黄埔军和粤军时隐时显的矛盾至少持续到抗战爆发。
(202) 部分由于“世界革命”直接表现在广东一隅，当时广东政治的“国际化”已深入不少人的思维之中。从蒋介石在那段时间的日记、演讲以及他人对蒋的观察可以看到，他相当关注法国大革命和不久前的土耳其革命，不时借助这两次外国革命的现象对比和思考中国正在进行的革命，详另文。
(203)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9页。
(204) 《蒋介石年谱初稿》，第540-541页。据当时任海军民生舰舰长的舒宗鎏说，该舰在中山舰事件前确曾受命到黄埔将大宗苏俄援助的军械（计三八式步枪一万枝和俄式重机枪二百挺）搬运上舰，蒋介石亲往察看，并指示无其本人命令不得交给任何人。这大概即此前蒋与邓演达所议之事。参见覃异之：《记舒宗鎏等谈中山舰事件》，《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54-55页。
(205)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7日、5日、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8页。
(206) 曾庆榴是少数持不同看法者，他认为“这类传单不可能是中共方面散发的”。参见其《广州国民政府》，第343-344页。
(207) 王懋功在1926年3月给张静江的信中说，孙文主义学会曾拟鼓动军人武装游行，反对国民党二大选出不少中共党人，同时“广州市内发现倒蒋口号”。时东征刚结束，蒋尚未回到广州，王以师长兼代卫戍司令部事，乃奉蒋、汪命采取“严重制裁之手段，解此危难”（王懋功致张静江，1926年3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358-359页）。从王信看，此“倒蒋口号”当然是指责蒋左倾，大致应出自孙文主义学会方面。按：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前活动确实非常积极，尤其在第二师中力量甚大，但该学会起初本未必具有反共性质，与其对立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最初也不是纯“左派”组织。当时情形相当复杂，以黄埔学生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本是面向驻粤各军的讲武堂学生，原来所针对的大概是“四校同学会”那样的组织（后来成立的黄埔同学会也因实际停办的四校同学会试图复起而不得不解散），蒋介石自己最初也很支持，后来黄埔生中又有孙文主义学会产生，鲍罗廷说其一个主要领导人（编者注说可能是贺衷寒）曾八次申请加入共产党，皆遭拒绝。鲍罗廷向中共询问原因，也没有获得令他满意的答复。他认为“这是个错误。如果让他加入共产党，他会对这个学会产生另一种影响，然而他却被拒之门外”。可知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之间演变成左右冲突有一个过程。参见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第6-8页；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169、182页；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0页。
(208)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
(209)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
(210) Jordan，The Northern Expedition：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p．40．又朱丹相当看重省港罢工在国共关系中的作用，他认为中共视罢工委员会为基地以与国民党争，故这是中山舰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pp．35-39）。此说或无意中受索克思影响，后者认为十万有组织、有政治理念并被中共领导的工人已成为广东具有控制性的政治力量，中共常利用此力量来操纵广州政府（George E．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N．Y．：Doubleday，1932，pp．334-335）。但目前所见中共领导人关于此事件的论述，似未将省港罢工放到这样重要的地位，后之革命史史家亦然。
(211) 对蒋来说威胁更大的恐怕仍是各军不稳的传闻，主要的当然是李济深部的敌视传单，同时也包括李福林和吴铁城等粤军拟以武力支持反赤，以及广西李、黄屯兵梧州阴助李济深等（参见前引京沪粤各报的通讯）；与作为“北方人”的黄埔军相比，所有这些军队都带有本土性，这样的一致性在“土客矛盾”尖锐化时更会得到凸显。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黄埔军内部的“统一”就更为急迫了。
(212) 陈公博：《苦笑录》，第77-78页。按邹鲁之说的核心是关于蒋介石访俄事，此事现有蒋介石日记及其致汪精卫书等众多材料，可证明邹说不确，至少漏洞颇多。
(213) 《广州市之弭谣办法》（铜驼3月18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26日，第9版；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75页。
(214)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8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9页。关于“利用教育长陷害”一事尚不清楚，既存研究中山舰事件各家对此也语焉不详，待考。
(215) 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不知蒋介石是否熟知苏联对凯末尔的政策是即使杀共产党人也要支持，若已知，则其所为正可检验苏俄是否对中国也如此；若不知，则他实在是“歪打正着”，后来的发展表明，苏俄对中国革命采取的是同样政策。
(216) 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6-7期连载，我看到的是作者的原稿，谨向杨先生致谢。
(217) 特别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前引杨天石、裴京汉和杨奎松的研究。
(218) 陈洁如说事前陈璧君多次打电话确有其事，使蒋介石感到有阴谋。Chen Che-yu，My Memoirs，pp．300-301；中译本，第193-195页。而陈公博的叙述提示着陈璧君确有嫌疑，因为汪精卫虽然身体不好，但3月18日晚还表示不会请假休息，次日却因陈璧君不肯放其出门而不再办公。这正是事件的前一日，即汪的突然不出门还在蒋采取行动之前，多少让人怀疑。后来蒋介石明确对陈公博说汪精卫那次是要谋害他，陈不久“将此事面质汪先生，汪先生愕然了半天，只能答：‘公博，你信不信？’”如果这是汪的全部回答，似不能像陈自己那样理解为“极力否认”。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58-59、72-73页。
(219) 尽管陈公博试图暗示蒋介石策划和“发动”了中山舰事件，他所举出的依据并不能证明其假说。参见陈公博：《苦笑录》，第73-76页。
(220) Chen Che-yu，My Memoirs，pp．278-279；中译本，第179页。并参见前引京沪各报的通讯报道。实际上关于海军的纠葛还有超出左右之争的复杂因素，它牵涉到黄埔系统这一陆军试图控制海军的努力以及久已自成系统的海军对此的抵御，这些问题只能今后再详考了。
(221) 《广州政局急变之内幕》（3月23日港讯），《申报》，1926年3月30日，第9版。
(222) 《广州事变之经过与内幕》（毅庐3月21、23、25日通信），《申报》，1926年3月31日，第9版。按毅庐明确了李之龙是在睡梦中被捕，可知消息来源相当可靠。
(223) 维岳：《广州市风云之一瞥》，《时报》，1926年3月30日，1版。有意思的是当时各报刊载关于中山舰事件之内容甚众，独此一篇被全文收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十五年）》（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委会编，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8年，第247-249页）之中。按：此文所说党军各部矫令行事也非全然无据，蒋介石自己就承认，“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
(224)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
(225) 两人后均释放也说明中山舰事件偶发的可能性甚大，即使真有“阴谋”或“预谋”，不论出自哪一方，应都不在海军和中山舰这一层次。
(226) 蒋在1924年国共合作之初就对孙中山进言：“吾党自去岁以来，不可谓非新旧过渡之时期，然无论将来新势力扩张至如何地步，皆不能抹杀此旧日之系统。何况新势力尚未扩张，且其成败犹在不可知之数，岂能置旧日系统于不顾乎？”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5-236页。
(227)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1日、4月10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9页；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按蒋介石稍后对汪精卫说，黄埔出身之军官对共产党行为固多不满意，“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拆〕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其自杀也”。参见蒋介石致汪精卫（稿），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这话在那时不能认为是虚伪，蒋确实希望黄埔学生能超越于国共之上，以收鱼与熊掌兼得之效，他后来要黄埔军中的共产党员退党而以国民党左派身份继续效力就是这一愿望的体现；但早已不满的共产党方面决不会接受这一方式，尽管蒋与中共的合作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双方的矛盾却不能不以决裂告终。
(228) 布勃诺夫：《在广州苏联顾问团全体人员大会上的报告》，1926年3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68-172页。按这里所说的参谋部原书译为“司令部”、军需部原书译为“后勤部”，据内容看应是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部和军需部。类似的观点也见于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第186-187页；苏俄内部相反的观点则见于拉兹贡：《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5日，同前书，第222-225页。关于布勃诺夫使团对事件的看法，并参见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2-376页。
(229) 除季山嘉等的过火行为外，俄方承认的“错误”还包括在黄埔军校讲授马列主义而不讲授三民主义。这些行为造成的“满腔怒火被国民党右派所利用，蒋介石这时就成了他们的客观工具”。索洛维约夫：《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的书面报告》，1926年7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32页。类似的见解也见于穆辛在关于中共在广州任务的提纲，参见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同前书，第210页。
(230)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77-179页。索洛维约夫的意见得到布勃诺夫使团的确认了，参见布勃诺夫：《给鲍罗廷的信》（1926年3月27日），同前书，第188页。
(231) Sokolsky，Tinder Box of Asia，Garden City，p．336．
(23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512-515页。按：物质援助的确是任何国民党主政者之所必需，不过以此为基础的关系，其延续性也视双方在供需上的相互满足而定，一旦鲍罗廷的钱不足国民党所需或其找到足以取代的财源，这样的关系便未必能持久。
(233) Vera V．Vishnyakova Akimova，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1925-1927，tr．by Steven I．Levin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220．
(234) 据伴随胡汉民的朱和中回忆，莫斯科最初打算将胡汉民召回苏联，是鲍罗廷决定将其带回广州。但胡汉民在广州日子并不好过，观望月余，其外交部长职也被陈友仁代理，遂于5月11日避走香港。蒋永敬：《胡汉民先生年谱》，台北国民党党史会，1978年版，第373-378页。
(235)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2月27日、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7、第8页。陈洁如则说，事发后俄方曾有人来问蒋介石此举是针对汪精卫还是针对苏俄，蒋介石答是针对汪精卫。Chen Che-yu，My Memoirs，pp．302-303；陈洁如：《陈洁如回忆录》，第195-196页。
(236)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64页。
(237) 蒋介石致廖仲恺，1924年3月14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44页。
(238) Lewis S．Gannett，Looking at America in China，The Survey，L（May 1926），pp．181-182．根氏后来成为名记者，当时虽尚未成大名，已初具影响。他与蒋的谈话发表在颇有影响的《概览》杂志1926年5月的东西方专号上，自然不会不引起美国国务院有关人员的重视（实际上此文正收在美国外交文件中）。据蒋介石自己的记载，他在1926年1月7日曾接见美国记者，谈约两小时，“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基督教之虚伪”（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94页），或即指此次见面。
(239) 参见Jenkins to Kellogg，Mar．27，Apr．7，May 19，May 25，1926，U．S．Department of State，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29，（hereafter as SDF，including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10-1929，National Archives Microfilm Publications，No．339） 893.00/7358，/7400，/7469，/7473；MacMurray to Kellogg，May 4，1926，SDF 893.00/7439。此后的几个月中，精琦士对蒋介石的观感仍维持摇摆不定的状态。
(240) Jenkins to MacMurray，June 11，1926，SDF 893．00/7522．
(241) Hallett Abend，My Life in China，1926-1941，New York：Harcourt，Brace，1943，p．20．
(242) 杨汝楫：《奉告东省同胞》，《现代评论》，第3卷56期（1926年1月2日），第19页。
(243) 维岳：《粤省最近之政局》，《时报》，1926年3月8日，第1版；执中：《粤战未起前之局面》，《晨报》，1926年3月16日（3月1日稿），第5版。两则报道内容相近，后者较详。
(244)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464-465、468页。
(245) 本段与下段，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讲演》，1925年7月26日，收入《蒋中正先生演说集》，第99-112页。
(246) 到国民党占领长江流域大部之后，一方面其控制地域的广阔使得苏俄物质援助显得数量渐少因而也就不那么重要（同时国民党也开始从中国金融中心上海以各种方式直接摄取钱财），另一方面列强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竞相做出亲南方的政策转变，致使实际层面的“帝国主义威胁”大大减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派系乃能决定与苏俄以及中共决裂。详另文，一些初步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期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革命的认知与对策》，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311-335页。
(247) 陈公博：《苦笑录》，第66页。按邵力子似与鲍罗廷同时于4月29日抵粤，则此会召开应在此后。
(248) Chen Che-yu，My Memoirs，pp．305-318，引文在pp．305-306；中译本，第197-208页。
(249) 在穆辛当时的分类中，就视蒋介石为一方，而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和宋子文为另一方。他虽认为双方的关系已破裂，但仍将两者皆看作“国民党左派”，主张“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以团结包括汪、蒋在内的整个左派。穆辛：《关于中共在广州的任务的提纲》，1926年4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10-211页。但穆辛认知中双方关系的“破裂”显然有误，破裂的只是蒋、汪关系，蒋成功地维持了与其余诸位的合作关系。
(250)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6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9页。
(251) 周恩来：《关于1924至1926年对国民党的关系》，《周恩来选集》，第119-121页。
(252)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3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9页。反之，蒋自己早在1924年尚未得势时就表示，他“虽不能料敌如神，决胜千里；然而进战退守，应变致方，自以为有一日之长。断不致临时纷乱，以陷危境”。参见蒋介石致孙中山，1924年3月2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235页。
(253) 索洛维约夫：《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3月2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178页。并参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5期。
(254) 陈公博：《苦笑录》，第60页。
(255) 但蒋同时又指出汪的“优柔寡断”使其“大权旁落，竟使事事陷于被动地位”。蒋介石致汪精卫，1926年4月9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3041，卷号85。
(256) 罗加乔夫：《关于广州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书面报告》，1926年4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34页。
(257) 鲍罗廷：《在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会会晤时的讲话》，1926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69页。
(258)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2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8页。据蒋日记，谭延闿在3月20日明确对他的举动不以为然，蒋则认为这是其“书生浅见”。《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3月20日，同前刊前页。
(259) 《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1926年4月11日，《民国档案》1998年4期，第9页。毛思诚所编书改为“广东现局，右派与共产两者之间显树敌帜，土匪与地方主义常伏暗礁，深用焦虑”。《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645页。
(260) 邵元冲等的回到中央是蒋介石和鲍罗廷妥协的后果之一，当邵受命担任国民党青年部长、戴受任中山大学校长时，大多数“国民党左派”试图抵制，而许多共产党人则因略知真情而先有了思想准备。参见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72-278页。按本段所说广东，原件均译为广州，疑为误译，径改。又孙科一度被派往浙江联络孙传芳，蒋介石告诉未及与闻此事的谭延闿，此事“是弟提议，彼即赞成，并催其速行”（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0日，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6），但在驱逐伍朝枢后得以继任其遗下的广州市长。
(261) 关于蒋介石这段时间的作为，还可参阅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后》，《历史研究》1992年5期；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〇”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6-7期。
(262) 蒋介石致谭延闿，1926年4月11日，蒋中正档案，2010．10/4450．01-001-7。
(263) 蒋介石：《中执委全会闭会演词》，1926年5月22日，收入《蒋校长演讲集》，第81页。
(264) 李宗仁于1926年5月到广州，仍发现那里崇俄风气仍甚，“俄国顾问们在广州真被敬若神明，尤其是鲍罗廷的公馆，大家都以一进为荣。一般干部如能和鲍某有片语交谈或同席共餐，都引为殊荣”。（《李宗仁回忆录》，第322页）李宗仁的观察相当敏锐，实际上这个权力核心本身也是一个不随意开放的社交圈子，得以参与其中确实有助于政治竞争的上升，参见前引陈洁如所述宋蔼龄第一次请蒋介石夫妇吃饭使蒋大感兴奋事。
(265) 相对而言，这些人中只有孙科通常被认为是右派，然孙科多次主持广州市政，在民、财两权的“统一”方面主要是站在中央政府一边。而且，在所谓右派之粤籍人士中，向有以孙科为首的“太子派”和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之分，两者势同水火。“太子派”的聚会地是当时广州有名的南堤俱乐部，胡汉民派不敢入内，而廖仲恺和宋子文倒是常客。可知少壮的“太子派”本相对亲近左派。参见赖泽涵：《孙科与广州市的现代化》，收入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7辑，第97-98页。
(266) 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82页。
(267) 第一军的第一、第二两师作为总预备队留在蒋身边，这既增强了蒋的安全感，也削弱了军长何应钦直辖的力量。何应钦只能率领第一军余部驻守其潮汕地盘，同时防备可能来自福建方面的攻击；后因北伐出乎意料地顺利，在整体格局激变后改为向福建、浙江方向主动进攻，是为北伐的东征军。参见《东路军北伐作战纪实》，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印，1981年，第10-15页。
(268) 据李宗仁的回忆，第四军先出兵是在他鼓动下由李济深主动提出的，而其动员李济深的言辞相当值得玩味：“第四军乃广东的主人翁，主人且自告奋勇，出省效命疆场，驻粤其他友军系属客人地位，实无不参加北伐而在广东恋栈的道理。”李济深听了不禁“脱口而出，连声说赞成此一办法”（《李宗仁回忆录》，第310页）。这一分析的思想基础正是广东的“土客矛盾”，主人出省乃是迫使客军离粤的先发制人手段，很能体现一些时人的心态和思路。
(269) 这一方略后来证明对蒋介石相当不利，他大约未曾预料到湖南作战取胜会那样神速，故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急趋长沙时，则发现唐生智已在那里巩固自己的势力。身为总司令的蒋，不久即被迫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不得不领偏师去进攻江西实力更强的孙传芳部。
(270)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20-321页。
(271) 孙中山致蒋介石，1924年9月9日，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301页。
(272) 转引自顾群、龙秋初：《北伐战争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
(273)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168页。
(274) 勃拉戈达托夫从另一侧面观察到，“所有的人都把北伐看成是缓和广东紧张的经济局势的机会”，这仍是一种借北伐以解决其他问题的思路。（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第198页）
(275)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83页。
(276) 北洋方面即因不重视南军北伐而错过了战机，文公直认为，吴佩孚在北伐初起时“藐视革命军，轻离其根据地之武汉，率其比较能战之直系旧军北上而攻南口，舍己耘人，其愚孰甚”（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第三编，第255-256页）。文氏本站在南方立场上写作，无意中却说出了吴氏“舍己耘人”的真相。
(277) United States Military Intelligence，1917-1927，multi-volumes，with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Challener for each volume，New York：Garland，1978，vol．26，p．11821．
(278) 自袁世凯弃世后出现的分裂局面，北伐前大约有两三次真正实现统一的机会，主要因各方面“存异”的实际考量超过了求同的愿望而错失（有时也受一些偶然因素的影响），然而统一的社会要求始终存在。从长远看，北伐的进行以及此后的蒋、桂战争和蒋、冯、阎大战恐怕都是袁世凯弃世后为填补中央权势空缺的各军政势力较量的继续。这其间有两个关键性的变化影响了竞争的进程，一是国民党在改组后成为一种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政治力量，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入侵造成外患压倒内忧的大格局。
(279) 《本报宣言》，《向导》1期（1922年9月13日），第1页。
(280) 记者（胡政之），《国庆辞》，《国闻周报》，1926年10月10日（该刊无统一页码，故不引页数）。
(281) 1920年6月14日、1921年8月25日《申报》，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7、393页。
(282) 过去许多中外研究，尤其是西方的中国研究比较重视国民党的民族主义面相，而说到民族主义时则多想到其因抵御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但民族主义从来就还有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的一面；自北洋时中国处于实际的分裂局面后，中国民族主义这建构一面的主要反映就是国家的统一。
(283) 《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1925年8月1日，均收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第120、41页。
(284) 当时一位热血青年曾广棻看到“中国现时专凭武力以征服敌人，不是以武力扶持正义，以致世道人心只知趋附强权而蔑公理”，乃决定弃医改学军事，希望今后能“以武力扶持正义”，大致体现了社会上对武力正当性的某种期望。参见曾广棻致曾济宽，约1925年秋冬，引在曾济宽：《读过了日本东京寄来一封信后的感想》，《国民革命汇刊》第1卷，第98-99页。按：曾广棻应为四川人，是郭廷以在河南念中学时的同学，关于曾从日本读士官回来后的经历，参见张朋园等：《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7年，第182-186页。
(285) 《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1926年7月4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2辑，未著出版机构，1956年，第51页。
(286)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8-589页。
(287) 《蒋总司令就职宣言》，1926年7月9日，《革命文献》第12辑，第56页。
(288)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
(289) 参见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pp．54-56，95-100，115；唐生智事详后，余可参阅《晨报》，1927年5月6日2版，6月15日2版，6月16日3版，7月18日7版，8月7日3版，12月2日3版，1928年1月1日2版。
(290)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9页。按何柱国并非信口开河，北伐时奉军方面确曾提出“爱国党主义”，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12页。
(291) 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9页。
(292) 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收入《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下册，文砥编，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99页。
(293) 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国民党以政治组织支持军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极大地决定了北伐的胜利（《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第297、303页）。并参见罗志田：《五代式的民国：一个忧国知识分子对北伐前数年政治格局的即时观察》，《近代史研究》1999年4期。
(294) 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告诉胡适，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胡适以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胡适的日记》，1921年6月27日，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6页）。此语很能表明几年前的民国政府大体尚秉承着历代朝廷对读书人的“忍让”，与此时直接捕杀的行为方式大不相同。
(295) 该案的直接行为者虽然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卫队，当时北京的治安却是由冯玉祥部负责的。“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当时即提出，“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故“冯系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该会注意到“在此事发生前一星期，冯系军人张之江曾有‘整顿学风’的通电；所谓‘整顿学风’，实即防止赤化，取缔共产的修辞。该电由章士钊转段祺瑞，冯系军人李鸣钟亦表示赞成，愿以军警为后盾，故段氏始有屠杀民众的决心”。参见《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原载上海《商报》1926年3月25日，收入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以下径引书名），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09页。今人刘敬忠、王树才也认为国民军此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对“三一八”惨案负有一定的责任。参见其《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105-106页。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李健民：《北京三一八惨案（民国十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6期（1987年6月），第297-319页。
(296) 《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1926年3月23日，原载《益世报》，1926年3月26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216页。
(297) 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30日，原载《晨报》，1926年3月31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按梁启超当时正住院治病，他也审慎地指出了其评论和判断是据其听闻而出。
(298) 《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全国各公团电》（1926年3月22日，原载《申报》，1926年3月23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4页。
(299) 《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1926年3月28日，原载《国魂周刊》第10期，1926年3月25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09-210页。
(300) 《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页。按这一判断与胡适、丁文江等的观念接近，或受丁之影响。
(301) 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
(302) 《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0页。
(303) 《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1926年3月20日，原载《向导》147期，1926年3月27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43页。
(304) 张彭春：《日程草案》（即其日记，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1925年6月29日、10月25日、11月30日、12月27日。
(305) 胡适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2期（1922年5月14日），1版；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第9页（两刊皆用岳麓书社1999年影印本）。
(306) 说详罗志田：《北伐前后胡适政治态度之转变》，收入其《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26-238页。
(307) 沈刚伯：《我所认识到的胡适之先生》，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0年修订版，第664-665页。
(308) 陈独秀：《革命与武力》（1926年11月），原载《向导》，收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144页。
(309) 《布勃诺夫使团的总的结论和具体建议》，1926年5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246-2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