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北战争的开始"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南北战争的开始

一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其战略部署" class="reference-link">一　南北政府的战略方针及其战略部署

段祺瑞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决心以北洋武力对付西南护法，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其军事战略是双管齐下：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1917年8月6日，段特派其心腹大将、北洋“四大金刚”之一的傅良佐为湖南督军；特派其内弟、北洋“四大金刚”之一的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

关于四川省的变幻离合情况，前章已有述及，这里主要叙述和分析湖南战场的情况。

护国战争后，各派军阀为争夺地盘而拼命扩编军队，到1917年下半年南北战争爆发前夕，全国正规军已由护国战争时的五十万人增加到六十四万人。其中北京政府陆军部直辖的部队，由袁世凯死前的十三个师三十二个混成旅（团）增加到十七个师四十三个混成旅（团），约合四十七万四千余人（不包括全国警备、巡防部队）。这是段祺瑞赖以发动内战的基本力量。

以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所统辖及响应护法的军队，主要有陆荣廷控制的驻广东十个师，广西四个师，由唐继尧指挥的驻云、贵、川六个师，由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率领的第一舰队（包括巡洋舰三艘、炮舰六艘、其他辅助舰四艘）以及各地的护法军、靖国军、护国军，共约十五万人以上。虽然总兵力不及北洋军，但南军在本地区作战，可将大部分兵力投入火线。因此，在战场兵力对比上，南军与北军不相上下。

段祺瑞“武力统一”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广东——护法军政府所在地，但南北争夺的前哨战是在湖南。正如段的心腹大将徐树铮所指出的：“欲定大局，非谋统一不可；欲谋统一，非川粤同受政府节制不可。以川较粤，川可稍缓，而粤宜急。粤定川或随之而自定。我之争湘者，为图粤计耳。粤不定，湘即危，湘有事，鄂亦不安，大局则时有摇动之虞。”⁽³⁷⁾这就是说，段祺瑞要想统一中国，必须先征服粤、川，“而粤宜急”。要夺粤，必先攻湘。因此，湖南成了北洋军阀进攻的首要目标。

陆荣廷清楚地看到“湘省为两粤门户，又系滇黔咽喉，湘失则西南腹背受敌，不特进取之机全无，且（北军）得湘实足以制西南之死命而有余”⁽³⁸⁾。他认为“湘督易人”，是段祺瑞政府决定对西南各省用兵，妄想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露骨表现，唇亡齿寒，必须认真对待，于是赞成率两广军队援湘。10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出师北伐的战略方针，一致议定：一、派员与陆荣廷及两广督军等磋商抵御龙济光的计划；二、以滇军第三师援湘；三、以滇军第四师及海军即日誓师攻闽；四、饬陈炯明、朱执信两军长加紧招募训练部队，为滇军、海军后援；五、由陆荣廷、唐继尧火速出大军会师武汉。这是孙中山为军政府统一领导护法各军所制定的战略方针。

二　湖南的争夺战" class="reference-link">二　湖南的争夺战

1．北军三路夹攻湖南，南北战争开始

早在广州军政府成立之先，段祺瑞政府就派其心腹大将、前陆军次长傅良佐代替湘督谭延闿，并调北洋第八、第二十师入湘，南北战争行将一触即发。军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9月29日，代总统冯国璋指责孙中山非法召开非常国会，“擅发伪令，煽动军队”，下令对军政府成员“一体严缉交法庭依法讯办”。10月1日，段祺瑞与《大陆报》记者谈话，声称将“出师剿灭”南方军队，表示对反对派领袖“政府必不宽宥”。在北京政府如此咄咄逼人面前，陆荣廷邀请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赴桂，参加护法援湘会议。3日，两广援湘军事会议在南宁召开。陆荣廷在会上谴责段祺瑞“蔑弃约法，目无国人”，指出“国事鼎沸，日趋险恶，推原祸始，系段祺瑞一人之过”；声称：“今余所抱宗旨，在使谭延闿复职，撤回湘省北军，然后再与段氏谈法律。欲达此目的，非实行征伐不可”，号召大家“同心同德，一致讨贼”⁽³⁹⁾。会议决定由陈炳焜、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联名通电，痛斥段祺瑞毁法叛国，制造内战，“构衅川湘，不惜以西南各省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供其牺牲”⁽⁴⁰⁾的种种暴行，同时提出迎黎元洪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撤退傅良佐四项主张。会上还决定：出兵援湘，推桂督谭浩明为两广护国军司令（入湘后，谭自称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军政府特派革命党人钮永建为总参谋长，陈继祖为参谋长。广西出兵四十五营，广东出兵三十五营⁽⁴¹⁾，共组成五个军。以陆裕光、林俊廷、韦荣昌、马济、林虎分别为第一至第五军司令。10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查段祺瑞实为首逆，倪嗣冲为叛军之魁，梁启超、汤化龙为主谋，朱深假藉检察职权，公然附逆，着各路司令一体进剿，有能擒斩以献者，本大元帅当视厥等差，予以厚赏。”⁽⁴²⁾

至此，以南北对峙为主要形式的护法战争正式拉开了战幕。

湘南自主，傅良佐十分恐慌。当时只有第八师两个营抵达湘阴，傅只得先令湘军第一师代师长李佑文率该师第一旅开赴衡山，“相机剿办”，同时致电北京政府，提出“府既决计用兵，宜即从速准备，先发制人。京保各队务望迅饬开拔，加速运送，现我军分两路进攻衡宝，近甚得手。再得一、二旅协力猛攻，一鼓而平。一面仍盼中央迅电赣、闽龙（济光）准备进行，俾两粤军队不敢实行援湘。一俟湘境肃清，彼自无能为力”⁽⁴³⁾。9月20日，李佑文率第一旅离长沙南下，命第一团团长梅倬敏率部从株洲沿湘江左岸开进。22日，在衡山县七里滩与林修梅所部接战。28日，李军第一团第一营不愿“以湘攻湘”，在衡山石湾起义，加入刘建藩、林修梅护法军，第一、二团大部官兵立即响应，投入护法军，或携枪逃散。一旅之众顷刻瓦解。傅良佐欲一举扑灭湘南起义军，使“两粤军队不敢实行援湘”的企图就此落空。

9月28日，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统一组织指挥湘南作战。10月初，桂系召开南宁会议，决定大举援湘，通电公开讨逆。随后，段祺瑞即下讨伐令，命湘南王、范两司令分兵三路夹攻湘南：正面攻衡山，右翼攻宝庆，左翼攻攸县。此时，北军第八师之第十五旅（旅长王汝勤）和第二十师之第三十九旅（旅长张纪）相继开抵长沙。稍后到达的还有倪嗣冲之安武军二十营，晋军商震混成旅及第三师闵文湘旅。

湘军第一师第一旅官兵反戈护法，使湘南护法军声势为之一振。从9月底至10月初，刘建藩率所部十营和广西陆裕光所部由旅长贲克昭率领的先头部队，先后抵达衡阳，加上林修梅部原有五个营（包括铁道守备司令李仲麟所辖两个营），使衡阳地区的护法军增至四十营，约一万五千人。这时，程潜受孙中山的派遣，也由广州抵达衡阳。10月6日，湘省护法军各路将领齐集衡阳，决定组织“护法军湘南总司令部”，公推程潜为总司令。

护法军的进军路线是：粤军由第四军司令马济率领约七千人，从广州出韶关，经湖南耒阳向攸县、醴陵、长沙进攻，是为右翼；桂军一路由第一军司令韦荣昌从三江入湘，经新宁逼宝庆，一路由第三军司令陆裕光部和第二军司令林俊廷部从全州经永州、祁阳、衡阳攻长沙窥岳州，由谭浩明指挥，是为中部；湘军由湘南总司令程潜、第一师师长赵恒惕、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指挥，约二万余人，自宝庆北上，是为左翼。两广三路入湘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

南北两军在湘南地区展开了厮杀，其大战役计有衡山之战、宝庆之战和攸县之战。

2．南军轻取长沙

正当南北军在湘南鏖战之际，北洋开入湘南的主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电称：“天祸中国，同室操戈。政客利用军人，各执己见，互走极端，不惜以百万生灵为孤注一掷，挑南北之恶感，竞权利之私图。藉口为民，何有于民。侈言为国，适以误国。……汝贤等一介军人，鲜识政治，天良尚在，煮豆同心。自零陵发生事变，力主和平解决，为息事宁人计。此次湘南自立，以护法为名，否认内阁，但现内阁虽非依法成立，实为事实上临时不得已之办法。即有不合，亦未始无磋商之余地。在西南举事诸公，既称爱国，何忍甘为戎首，涂炭生灵，自应双方停战。恳请大总统下令征求南北各省意见，持平协议，组织立法机关议决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纷争。”⁽⁴⁴⁾18日，“长江四督”（直督曹锟⁽⁴⁵⁾、鄂督王占元、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也联名通电，主张撤兵停战，与护法军和平解决，电云：“伏顾念亡国之惨，哀生灵之痛苦，即日先行停战，各守区域，毋再冲突，俾得熟商大计，迅释纠纷，鲁仲连之职，锟等愿担任之。更祈开诚布公，披示一切。既属家人骨肉，但以国家为前提，无事不可相商，无事不能解决。”⁽⁴⁶⁾赣督陈光远还发表宣言，宣布保境息民，拒绝北洋军队假道江西开往湖南，要求停止川、湘两省的战争。

王、范的通电停战主和及“直系四督”的热烈响应，是直系头子冯国璋“和平混一”政策与皖系头子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矛盾的集中反映，是冯派势力倒段的具体表现。

王、范均是直隶籍人，因乡谊关系加上派系关系，都直接听命于冯国璋。他们当初离京出征请命之时，段祺瑞态度坚决，百般激励，冯国璋则不以为然，欲言又止，略露反对武力解决西南之意。王、范默揣到冯国璋的意图所在，入湘后又不满于傅良佐的飞扬跋扈，因而消极怠战，静观形势的发展。在湖南“网开三面（即衡山、宝庆、攸县之战）、全面作战”之时，傅良佐“深恐湘乡有失，衡山后路可虑”，便商同王、范，要求他们一面“进攻衡阳之背”，一面“正面奋力进剿”。但是，王、范却采取不合作态度，联名复电声称“兵疲力尽，万难作战”，要求“速找调人，令各方面一律停战”，并哀叹“战固不能，守亦不可，撤退亦难”⁽⁴⁷⁾，唯一的挽救办法是双方立即“停战媾和”。段祺瑞一直要直系军人打头阵，在连续作战中，王、范部队损兵折将。为保存实力计，他们秉承冯国璋的意旨，不愿继续为段祺瑞卖命了。

王汝贤、范国璋于发出主和通电的当天，不经北京政府许可，就自行停战，从衡山撤兵。傅良佐急电右路朱泽黄部和左路李传业部收缩兵力回援长沙。但不待两路军队赶到，傅与代理省长周肇祥就在当晚携带印信乘坐军舰逃离长沙。湖南人民发出“赶走北兵狼子”的怒喊，北军陷入了草木皆兵的境地，长沙一片混乱。是日，省城绅商组织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公推王汝贤为办公处主任。

王汝贤的第八师和范国璋的第二十师，是北洋军的嫡系王牌军。这两军擅自停战求和，犹如晴天霹雳，给段祺瑞当头一棒。为了挽回湖南的惨败局面，他被迫对王、范采取笼络办法：一面将擅离职守的傅良佐、周肇祥先行免职，听候查办；一面派王汝贤以总司令代行督军职务，“所有长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贤督同范国璋完全负责”。段祺瑞在命令中特地指出：“王汝贤等身任司令重寄，统驭无方，以致前敌败退，并擅发通电，妄言议和，本属咎有应得”，但因“悔悟尚早，自请处分，心迹不无可原。此次维持长沙省城，尚能顾全大局，暂免置议”。段要求王汝贤等戴罪立功，并说：“倘再退缩畏葸，贻误戎机，军法具在，懔之慎之！”⁽⁴⁸⁾这个命令，是冯派势力对段派的另一个胜利。王、范停战求和，打乱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计划，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军法”处分，反而把皖系的心腹干将傅良佐逼走，取代督军和省长的地位。于是，他们一方面在湘潭、株洲一带集结兵力，另一方面向南军提出维持南北两军现有界线，一切问题留待谈判中和平解决的主张。护法军在北军撤出衡山后，向北推进，连克湘潭、株洲，直趋长沙。北军节节败退，王、范被迫逃往岳阳。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

值得注意的是，湘军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抢先进入长沙，湘军总司令程潜电令其“扫径以待联师，勿得发生何种名义”。21日，程潜赶到长沙。第二天，湖南各界代表会议公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程潜为省长。24日，程潜就任湖南省长，但谭浩明立即令程“勿得擅自建立，致涉纷歧”。于是，12月8日，程解省长兼职。12日谭到长沙，18日宣布“暂以湘粤桂总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这样，谭浩明把湖南划入桂系势力范围，完全剥去了“以湘治湘”的伪装。他自居三省联帅，陆荣廷就变成湘粤桂三省巡阅使了。这时，谭延闿又搬出“以湘治湘”口号大造舆论，迫使北京政府于12月下令“特任湖南省长谭延闿兼署督军”。8日，谭致电北京政府提出五项主张：“（一）对于中央命令并无抵抗之意；（二）赴湘就湖南省长兼督军之任，特请中央准其将驻岳州等处之北军一律撤退；（三）现驻湘境之桂军，应由该省长向谭浩明交涉，请其退出湘境，勿庸政府干预；（四）湘省叠遭兵火惨焚，商民萧疏，应由中央拨予巨款，维持市面；（五）湖南原有陆军两师，仍须照旧募齐，担任本省防务。上述数项，如中央不表同意，决不就职。”⁽⁴⁹⁾谭延闿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与北京政府讨价还价，无异承认了段内阁的合法地位。由此可见，在一片胜利声中发生于长沙的这幕争权夺利的闹剧，生动地反映了湘粤桂联军以“护法为名，地盘为实”的军阀性质。

三　段祺瑞内阁的第二次倒台" class="reference-link">三　段祺瑞内阁的第二次倒台

傅良佐的仓皇逃走，宣告了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11月15日，段向代大总统冯国璋提出辞职。16日，他给北洋系将领一份密电说：“此次西南之役……迭经阁议，询谋无间，既非私心自用，又非黩武结兵，耿耿此心，可对同志。……乃奸人煽惑，军无斗志，删日王汝贤、范国璋等通电传来，阅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竟有此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也。……环顾国内，惟有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果能一心一德，何国不成，何力不就。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今日三之一，所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日南方党徒，亦知我北方军人宗旨正大，根柢盘深，非彼西南势力所能兼并，乃别出阴谋，一曰利用，二曰离间，三曰诱饵。昌言反对者，固为彼所深仇，即与之周旋者，亦是佯为结好。无非启我阋墙之争，收彼渔人之利。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于灭种而后快。王汝贤等为虎作伥，饮鸩而甘，抚今追昔，能无愤慨。湘省之事，非无收拾之法，我不忍使北方攻北方，以自决藩篱，落彼陷阱也。”他在电文中还说：“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祺瑞爱国家，不计权力。……舍祺瑞辞职之外，别无可以保全之法。……倘能达我愚忱，北方实力，得以巩固，艰难时局，得以挽回，则祺瑞今日之辞职，实为万不可缓之举。”⁽⁵⁰⁾这份密电随即被报纸披露了。它半是谤文，半是哀歌；既是一篇绝妙的辩解词，也是一篇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段祺瑞攻击南方对北方采取“利用、离间、诱饵”的策略，“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亡国灭种而后快”，实是他以己度人的写照。

“四督”响应王、范通电主和，激怒了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段祺瑞。他愤于冯派将领逼迫太甚，于11月20日再次提出辞职。22日，代总统冯国璋自以为夺取北洋军政大权的时机已到，毅然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特任王士珍署国务总理，又令内务总长汤化龙、财政总长梁启超、司法总长林长民、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免职。段祺瑞第二次内阁宣告倒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