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

一　蒋汪合作反对特别委员会" class="reference-link">一　蒋汪合作反对特别委员会

蒋介石辞职下野后，在奉化的雪窦寺住了一段时间。表面上如闲云野鹤，不问政事，实际上仍然将手伸向各地，通过自己的原班人马直接、间接地操纵和影响时局。一位到过溪口的外国记者写道：“如果说蒋将军是在隐居，毋宁是一种神话。”⁽¹²⁰⁾

为了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以便东山再起，蒋介石决定暂时置身于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漩涡之外，出访日本。9月28日，蒋介石一行十人自上海启程。10月3日，蒋介石到神户，即与宋子文赴有马温泉见宋母，征求她对自己与宋美龄婚事的意见。宋母表示同意。据当事人回忆：蒋介石显露出“平常所没有的兴奋神情”，对旅社老板娘说：“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¹²¹⁾蒋宋联姻，是蒋介石这次日本之行的重要收获。

10月23日，蒋介石到达东京。同日，发表《告日本国民书》称：“吾人今后努力亲善之工作，首当扫除国民间从前之误会与恶感，以及其亲善障碍之军阀，并切望日本七千万同文同种之民族，对于我中国革命运动彻底了解，而予以道德及精神上之援助。”⁽¹²²⁾11月5日，蒋介石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田中表示：“日本对于贵国的内乱固然可以一概不予干涉，但共产党如在贵国得势，便断难袖手旁观。根据这一道理，反对共产主义的您如能巩固南方，这对日本来说，乃是最大的希望。为此，在国际关系允许的条件下，或在不牺牲日本利权等条件下，对您的事业，将不惜给予充分的援助。”⁽¹²³⁾蒋介石则称：“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后必将继续北伐，完成其革命统一之使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¹²⁴⁾田中听到蒋介石说到志在统一全国时，脸色为之一变，他建议蒋介石“不必过分着急于北伐”，“应以先行整顿江南为当务之急”。对于“北方张、阎、冯的争斗，可让其自找归宿，还是放任不管为上策”⁽¹²⁵⁾。蒋介石不想和田中辩论，进一步提出，中国之所以排日，是“因为日本帮助张作霖引起的”。田中则表示：“日本绝对没援助过张作霖，不用说是物资，就是替张作霖说话等也从未有过。日本的希望，只在于满洲的治安得到维持。”对此，蒋介石含糊其辞地说：“如果日本支持他完成革命”，则“满蒙问题也便容易解决，排日运动当可绝迹”⁽¹²⁶⁾。

蒋介石与田中的会谈，未能达成协议。11月8日，蒋介石归国。10日，到达上海，加紧策划，为复出掌权多方活动。

蒋介石要重新上台，必须首先扳倒特别委员会。9月27日，由蒋介石亲信控制的江苏、浙江省党部和南京市党部联合通电，指责特委会“破坏党的系统，破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决议”，“万难承认”⁽¹²⁷⁾。同日，山东、奉天、直隶、绥远、吉林等省及北京特别市党部等也发表宣言，否认特别委员会。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大会主席提出拥护特别委员会议案时，赞成者与反对者当场发生冲突。赞成者指反对者为共产党，反对者指赞成者为西山会议派的走狗。黄杰跳到桌子上历数特委会不应存在的理由。当日，市党部逮捕持反对意见的左元白、黄杰、曹明焕、逄化文四人。第二天，由陈果夫控制的中央党务学校学生一哄而起，捣毁市党部，并向国民政府请愿，迫使国民政府将四人释放。22日，南京各界举行庆祝讨唐（生智）胜利大会。中央党务学校代表谷正纲演说，大呼“打倒特别委员会”、“恢复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等口号，台下随声呼和⁽¹²⁸⁾。会后，由中央党务学校学生前导，举行示威游行。队伍进至秀山公园附近时，军警出面堵截，勒令解散⁽¹²⁹⁾。谷正纲出面交涉时，军警突然开枪，当场打死一布店学徒和一浴堂工人，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受重伤，五日后不治身亡；另打伤数十人。史称“一一二二惨案”⁽¹³⁰⁾。

惨案发生后，置身幕后的蒋介石发表了措辞极为严厉的谈话。蒋称：“此等举动，在革命的国民政府统治之下，不特前所未有，且为革命历史之污点，只有北洋军阀段祺瑞曾命令军警开枪屠杀请愿之民众，万不料革命政府下之军人亦悍然为此惨案。倘不能将应负责者加以适当之惩戒，则革命政府与反革命军阀毫无区别。”⁽¹³¹⁾11月25日，蒋介石在接见中央党务学校代表时更公然表示：“如办理不当，我来领导你们革命。”⁽¹³²⁾同时，南京市各区党部、中央党务学校和市学联等单位组织惨案后援会，指控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覃振、傅汝霖、王昆仑、谢持等为主使犯，潘宜之、居正、高方、张贞、沈竞、任西萍等为惨案凶手，要求国民政府严惩⁽¹³³⁾。

西山会议派分子本与此案无涉，不愿背负恶名，邹鲁、谢持等一面发表声明，诬指是共产党有计划的破坏行动，同时要求国民政府查明真相，“拿办凶犯和煽动之人”。谭延闿深知此事内幕，对邹鲁等人说：“假使是单纯的共产党暴动，悉行拿捕，自属易办。实则此事发动，上海有人在主持。党内之争，愈办必纠纷愈多。”⁽¹³⁴⁾

在蒋介石的明暗操纵下，反对特委会的活动不断升级。

11月28日，中央党务学校党员学生抬着袁大煦的尸体和伤亡民众的血衣游行。并在特委会门前“陈尸请愿”。李烈钧被迫接见游行者，并向死者敬礼⁽¹³⁵⁾。他对学生表示：“当严办凶手，以谢国人。”⁽¹³⁶⁾谭延闿、李烈钧、蔡元培并以“待罪的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身份发表声明：“这惨案的负责者之罪，应十倍于‘三一八'惨案之段祺瑞；应百倍于‘五卅'惨案之英帝国主义者。”“负责究竟是谁，自然是政府，尤其是我们三个就职而办事的常务委员！我们三个人良心上决不愿有所推诿”⁽¹³⁷⁾。这样一来，特委会组织的国民政府就完全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蒋介石在指使亲信制造事端的同时，又继续联合汪精卫派，以共同对付特委会。11月16日，蒋介石在上海市党员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声称因汪精卫力促，由日返沪，与汪合作不成问题⁽¹³⁸⁾。18日，汪精卫到沪后，立即与蒋介石会谈，争取蒋的支持。19日，汪对记者称：“商洽结果，颇为圆满，会议前途，可卜乐观。”⁽¹³⁹⁾

汪精卫此次到沪，携带关于党务、政治、军事等提案多条，本希望顺利实现汪蒋合作，推翻特委会，但风云突变，广州政变后，汪精卫成了国民党内各派集矢的对象。李济深怒不可遏地发表谈话，声称粤变“纯系共产党阴谋”，指责顾孟馀、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借反对特别委员会之名，发动叛变。同时，吴稚晖、张静江以及西山会议派的李石曾、张继等人也蜂拥而起。吴稚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指责汪精卫“说话太甘，手段太辣”，声称汪精卫反对特委会是“借打破酱油小碟子，来做分家当的理由，只有乡下婆娘才开得出口的”⁽¹⁴⁰⁾。西山会议派甚至发表通电，骂汪入粤为“重张艳帜于珠江”⁽¹⁴¹⁾。11月25日，汪精卫发表谈话，力辩广州事变“并无共产党关系”，声称对于特委会，“兄弟主张和平补救”，而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则“主张激烈反对”。“如果和平方法可以达到目的，不妨采用；否则，不能不出于激烈了”⁽¹⁴²⁾。汪精卫的辩护，不仅未能平息众怒，反而召来了更猛烈的攻击。

12月3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执、监委员有谭延闿、何香凝、戴季陶、宋子文、经亨颐、孙科、丁超五、伍朝枢、何应钦、褚民谊、周启刚、王乐平、李济深、王法勤、朱霁青、甘乃光、蒋介石、于右任、汪精卫、丁惟汾、朱培德、柏文蔚、陈树人、吴铁城、缪斌、李宗仁、陈果夫、王宠惠、蔡元培、张静江、邵力子、吴稚晖、潘云超33人，徐谦、白云梯因有共产党“嫌疑”被拒之会外。会议由蔡元培担任主席。一开始，蒋介石即联合汪精卫以对付桂系和西山会议派。会议议决，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一一二二”惨案关系人员。在审判前，被指控的谢持、居正等十人即行停职监视，听候法庭检举传讯。会议并命汪精卫、戴季陶、丁惟汾、伍朝枢、谭延闿起草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

4日，开第二次预备会议。由汪精卫主席。首先讨论特委会存废问题。吴稚晖提出，汪精卫“曾参与特委会，不应反对”。汪答：“本人谅解特委会产生经过，但反对其代行中执会职权。”谭延闿提出特委会“时效已过”，可以取消。当日会议议决：一、特委会于全体会议开会之日取消，在预备会议时，重要军政应由“预备会议商办”。关于第四次会议地点，粤方委员赞同在南京，但须有保障；二、组织中执会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9人，由全体会议推选；三、中央党部各部改组案，推李石曾、甘乃光、戴季陶、陈果夫组织审查委员会。会上，宁方委员再次提出广州事变一案，但为蒋、汪所拒绝。会议决定粤案“于四次大会上解决”⁽¹⁴³⁾。

预备会议上，蒋、汪两派一致行动，宁方处于被动地位。为打破这种局面，谭延闿、蔡元培、孙科、张静江、李宗仁、何应钦、李济深、伍朝枢、吴铁城、李石曾十名宁方委员决定拒绝出席5日的预备会议，改在南园李济深寓所开谈话会，商讨应付汪蒋联盟办法。谈话会决定集中全力对付汪精卫一派。12月7日，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决定审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馀三人与共产党的关系。12月8日，开第三次预备会议。由蒋介石任主席。会上，张静江、李宗仁、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联署，提出检举陈公博、顾孟馀、汪精卫三人案，要求停止三人出席四中全会的权利⁽¹⁴⁴⁾。李济深也提出“粤委员附逆者应当退席听审案”，指责何香凝、顾孟馀、王法勤、甘乃光、陈公博、陈树人、李福林、王乐平、潘云超等“参与逆谋，甘心附逆”，要求令他们“退出议席”，由监察委员会“查办严惩”⁽¹⁴⁵⁾。

宁方的提案刺中了汪精卫的痛处，汪精卫于无可奈何之中只能声称，中央监察委员会已被特委会取消，无权作出决议或提出议案。他表示：对吴稚晖等人的提案，将“置之不理”⁽¹⁴⁶⁾。两方态度激昂，引起激烈争吵。在乱哄哄的局面中，蒋介石以调人身份出现，他在《致中执监委员诸同志书》中称：只须四中全会正式开成，南京特委会与粤变等纠纷均可迎刃而解。他提出：“此次全体会议，为我同志惟一忏悔之机会。忏悔之方法，武装同志宜确实尊重党权，勿再受政客播弄；一般同志尤宜尽蠲前嫌，勿再互相猜忌。”⁽¹⁴⁷⁾蒋介石这番貌似不偏不倚的意见，增加了汪精卫等人幻想。12月10日，在预备会议第四次会议上，汪精卫、何香凝、王法勤等11名粤方委员联名提出，请蒋介石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提案声称：“如此则应付时局，负责有人，而关于根本方法，亦得于会议中从容讨论，期于至当。”汪精卫个人并附带声明：如此案实现，“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的办法，少数同志间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引退，以息纷争”⁽¹⁴⁸⁾。汪精卫等人的提案当即为会议通过。会上，蒋介石并提出对俄绝交案。他认为：“各地方有苏俄领事署做共产党的政治机关，又有苏俄远东银行做共产党的金融机关”，必须加以封闭；待“革命成功”后，再设法恢复邦交。会议作为一项秘密议案加以通过⁽¹⁴⁹⁾。会议随即议决次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四中全会，由蒋负责筹备。关于党务、军事各案，分别并案交付审查。预备会议至此结束。

提出请蒋复职，是汪精卫玩弄的一个“拥蒋自救”的小花招。对此，李宗仁看得很清楚。他后来说：“在汪氏看来，反对南京中央政府，蒋实与渠利害一致，休戚相关。如果汪蒋合作的局面实现，必能左右大局，重振党权。”⁽¹⁵⁰⁾然而汪精卫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起义后，他的处境就更为狼狈了。

二　中共广州起义与汪派的挫败"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共广州起义与汪派的挫败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又在广州领导了一次重大的武装起义，即广州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了加强对两广、闽南等地政治、军事工作的领导，于8月11日决定成立南方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下设军事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任。同时，决定以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同月20日，张太雷向广东省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成立广州、西江、北江暴动委员会，筹备暴动。9月1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倡议下，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认为国民党已经变成“政治的尸首”，决定在以后组织群众革命斗争时，不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同时决定，不仅宣传苏维埃思想，而且要在广州、长沙等地成立苏维埃⁽¹⁵¹⁾。26日，南方局在汕头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改由张太雷任书记。10月15日，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部队入粤失败的教训。张太雷在报告中提出，今后要：每个地主（包括小地主）的土地都必须没收。改用红旗。名不虚传地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¹⁵²⁾。会议通过的《最近工作纲领》提出：废除国民革命军称号，改称工农革命军，“尽死力鼓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大杀土豪劣绅，务使其寸草不留，宁枉杀，不姑纵。没收地主、富商之一切财产，以之充军饷及救济贫苦工农”⁽¹⁵³⁾。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诺伊曼（Heinz Neumann）⁽¹⁵⁴⁾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南方局委员，周恩来、张太雷、黄平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0月22日，张太雷抵达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广州暴动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张太雷的计划仍偏重于军事，未能以农民作为暴动主力，决定另作计划。中共中央同时决定撤销南方局。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影响下，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等决议案，认为当时正处在“重新爆发革命斗争的高潮”，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的“无间断革命”，“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会议要求在各地城乡鼓动革命，“造成总暴动的局面”，“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决议案》并称：“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会议并提出：“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没收地主的土地，耕地农有，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企业”等口号⁽¹⁵⁵⁾。会后，张太雷即留在上海，参加研究广州起义计划。

“四一二”政变后，广东海丰、陆丰两县农民曾在中共领导下三次起义。11月13日、18日，在彭湃主持下，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先后成立苏维埃政府，通过没收土地，杀尽反动派，改良工人、士兵生活等议案。海陆丰起义和成立苏维埃政府等行动，成为广州起义的先声。

广州起义是在国民党内部矛盾激化时爆发的。11月17日，在汪精卫、张发奎等人支持下，由黄琪翔出面，在广州发动军事政变。同日，黄绍竑经香港逃回广西，在梧州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广州，粤桂战争爆发。与此同时，散驻广东各地的李济深所部也准备会同桂军进攻，广州形势骤然紧张起来。当时，张发奎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向各地调兵遣将，准备迎战，广州城内只留有五个团，约五千人的兵力，力量非常空虚。

广州事变的同日，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认为广东政局的变化“表面是两广实力派彼此争夺广东地盘的军阀之争，但实际上仍是工农群众革命潮流高涨的影响”。中共中央要求广东工农群众利用政变，“坚决地扩大工农群众在城市、在乡村的暴动，煽动士兵在战争中的哗变和反抗，并急速使这些暴动会合而成为总暴动，以取得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统治”⁽¹⁵⁶⁾。11月26日，张太雷回到广州，召开有部分省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决定发动广州暴动，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等担任委员，张太雷任起义总指挥。

革命军事委员会高度重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的发动和组织工作。该团一度由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兼任团长，中共在该部队中建立了相当严密的组织，是一支可信赖的武装力量。对新编第四军警卫团，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做了许多工作。此外，还成立了领导广州工人赤卫队的五人委员会，由周文雍担任总指挥，受其领导的广州工人赤卫总队共三千余人。

筹备起义过程中，国际代表诺伊曼主张通过黄琪翔与张发奎对话；张发奎为抗击李济深、黄绍竑，也希望与共产党协商，怎样“共同保卫广州”。他并要求会见中共“最高负责同志”⁽¹⁵⁷⁾。11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公开提出六项条件，要求先予实行，其主要内容为：“即刻释放一切革命的政治犯”、“完全恢复言论、出版、集会、示威、罢工及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由权”、“立刻武装广州工人”等⁽¹⁵⁸⁾。其间，恽代英曾在黄琪翔宅与张发奎见面，但未能谈出结果⁽¹⁵⁹⁾。

12月1日，中共广东省委下达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动员”，“准备暴动”。7日，张太雷主持召开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通过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名单，决定在12月13日举行起义，接着广东省委也召开会议，讨论苏维埃政纲、宣言以及行动部署。

在上海的汪精卫时刻注意广州动态，于12月初派陈璧君回广州调查。同月9日，汪精卫致电陈公博、张发奎等，声称“黄琪翔兄之容共已为不可讳之事实”，要求令黄退休。又称：“苏俄领事署为共产党活动机关”，要求“派兵围捕，将俄领驱逐，共党一律拘拿”；“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¹⁶⁰⁾。10日，张发奎下令在广州实施特别戒严，搜捕共产党人。前敌总指挥黄琪翔连夜从粤桂前线赶回广州，商议镇压计划。同日，工人赤卫队转运武器的大米店被破坏，教导团内部也有人告密，形势变得十分紧急。革命军事委员会不得已，决定将起义时间提前到11日凌晨。

10日晚11时，叶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从香港秘密回到广州，负责起义的军事工作。

12月11日凌晨2时许，张太雷、叶挺等人来到教导团驻地，召开誓师大会。张太雷作动员讲话，叶挺宣布战斗部署。3时半，教导团开始进攻广州各重要军政据点。警卫团的部分官兵及工人赤卫队也同时行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在黎明前，位于珠江北岸的广州市区大部分为起义军所控制。11日上午6时，宣告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苏兆征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在上海，由张太雷代），其他成员包括人民内务委员兼人民外交委员黄平、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杨殷、人民土地委员彭湃（赵自选代）、人民劳动委员周文雍、人民司法委员陈郁、人民经济委员何来、人民海陆军委员张太雷、秘书长恽代英、工农红军总司令叶挺等。

苏维埃政府甫告成立，便发表宣言和政纲，宣布“广州一切政权属于工人、农民、兵士”，要求“没收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一切财产”，“消灭一切债务”。苏维埃政府并号召广东农民即刻暴动，“没收一切土地，杀尽地主与富农”⁽¹⁶¹⁾。

起义后，广州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起义军虽然占领了珠江以北的大部分市区，但珠江以南仍控制在李福林的第五军手里，张发奎、黄琪翔等人都逃入李的辖区。起义军几次攻击，均未能奏效。12日凌晨，李福林所部分两路渡过珠江，攻击江北起义部队。各国驻粤领事会议决定，调英军2000人、法军400人、日军300人防守沙面，并派遣军舰掩护国民党军过江。同时，从粤桂战争前线调回的国民党军队也纷纷赶到，从西、北、南三面包围广州。当天中午，国民党军猛烈进攻位于市区北面，由起义军占领的制高点——观音山，双方激烈争夺，阵地几度易手。起义军由于没有后备力量，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国民党军并曾一度迫近指挥部，叶挺、叶剑英沉着应战，指挥教导团和工人反击，转危为安。午后，张太雷乘车赴大北门指挥战斗，遭伏击牺牲，起义军失去了主要的组织者和指挥者。

叶挺和聂荣臻冷静地分析了不利形势，决定撤出广州，以保存有生力量。由于当时广州处在激烈的战斗环境下，通讯工作难以保持正常，大部分起义部队在得到撤退命令后离开了阵地，但仍有一些分散作战的赤卫队员及小股部队没有接到通知，未能及时撤退。

13日凌晨，国民党军集结近五万兵力围攻广州。9时许，观音山阵地失守，国民党军冲入市区。下午，各路国民党军向广州苏维埃政府总部合围进攻。下午3时许，广州重新落入张发奎手中。张随即进行大规模屠杀。从13日至19日，广州共有五千余人遭到杀害，其中有参加起义的朝鲜革命者一百余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А．И．Фасис）在幕后指挥起义，被捕杀；领事馆被查抄。另有越南革命者24人被捕⁽¹⁶²⁾。

同日，张发奎、李福林、黄琪翔、陈公博等急电汪精卫、蒋介石等，宣称已将广州共产党肃清，要求“本党各同志益加奋勉，务将共产党徒一网杀绝，并与苏俄断绝邦交”⁽¹⁶³⁾。次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撤销对驻各省苏联领事的承认，勒令在华苏俄商业机关停止营业。

起义失败后，从广州撤出来的部分起义队伍，约1200人集中到花县，经过短时间休整后，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师，开赴东江，同海陆丰地区的农民武装汇合。撤出广州的另一部分队伍约一百多人，退往广西左右江一带，继续进行斗争。

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一次重要尝试，由于众寡悬殊，政策过“左”，起义未能取得成功。当时，革命已处于低潮时期，要占领作为统治中心的大城市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广州起义在国民党统治阶层内部引起了强烈震动，触发了国民党内的又一次权力斗争。李济深及桂系势力抓住这一事件，联合其他反汪力量，乘机向汪精卫发难，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并称张发奎、黄琪翔都是共产党。13日，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等联合发表声明，声称张发奎“正和共产党作殊死战”，“那些以勾结共产党诬张发奎等并以诬我们的是绝对的不确”⁽¹⁶⁴⁾。但这并不能平息事端。14日，浙江省党部致电蔡元培，声称汪精卫的逆迹已彰明昭著，要求不准其参加四中全会。同日，旅宁粤人召开“讨共救粤”大会，要求缉办汪精卫、甘乃光、顾孟馀、张发奎、黄琪翔等人。15日，上海总商会发表宣言，谴责汪精卫指使张发奎、黄琪翔“盲目内讧”，“致共产党得一绝好之机会”，以至“酝成此次之巨变”⁽¹⁶⁵⁾。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查办汪精卫等粤方中委。查办令称：“汪精卫、顾孟馀、陈树人、甘乃光、王法勤、王乐平、潘云超、陈公博、何香凝等于事变后，或列席会议参预逆谋，或发表言论公然袒护。舆论哗然，嫌疑难释。本政府为整饬纪纲维护治安起见，特派邓泽如、古应芬迅往查办呈复。在查办期间，汪等居住所在，应责成军警注意，监视其行动。”⁽¹⁶⁶⁾当夜，汪精卫秘密登轮，离沪赴港，偕同黄琪翔赴欧。临行前，通电声称不再参与政治。

汪精卫、黄琪翔被逼出国后，广东内部两派势力开始火并。李济深急电在东江的陈济棠、徐景唐、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鼐及在桂的第十五军等，分路向广州出击。12月20日，李济深系统的粤军首领在汕头开会，议决在汕头设立大本营，由陈铭枢任总指挥，向张发奎部发动攻击。21日，南京政府通过决议，授予李济深返粤整顿粤局的全权。李济深旋即回到广东，亲自指挥对张发奎部的攻击。张发奎等见势不妙，离开广州，让第四军军长缪培南指挥作战。缪培南决定率部离开广州，向东北方向撤退。结果，与李济深部在五华、岐岭一带相遇，展开激战。第四军虽号称铁军，但自江西返粤以来长期行军作战，士气低落，在李部与桂军的联合攻击下，连遭失败，被迫放弃抵抗。李济深及粤桂势力又重新控制了广东。

三　蒋介石复职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class="reference-link">三　蒋介石复职与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宁粤相争，结果两败俱伤：先是西山会议派分子声名狼藉，特别委员会被宣布取消；继而汪精卫逃亡，汪派中委溃不成军。12月31日，邓泽如、古应芬将查办汪精卫等九人的结果报到南京政府，声称汪精卫及其党徒对于广州事变，不独参与逆谋，实为发纵指示；以致“养奸成祸，害国殃民”，要求明令通缉归案，依律严办。蒋介石故意拖延处理，以袒护汪派。这样一来，激怒了胡汉民。他认为无法与蒋介石合作，决定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1928年1月25日，胡汉民与孙科、伍朝枢二人以赴各国考察政治、经济为名，离开上海远游。　

只有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内顿失重心，各派系长期纷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不得不单独对奉系张作霖作战。蒋介石自日本归国后，冯玉祥即频频致电蒋介石，拥蒋复出。1927年12月1日，冯玉祥电蒋称：“为今之计，惟盼吾兄东山即起，主持一切，使各方军事有统一办法。否则，行见我革命军将逐次为敌军各个击破耳。”⁽¹⁶⁷⁾12月2日，冯又致电阎锡山，约其一致拥蒋。阎锡山在奉系的强大军事压力下难于支持，赞同冯的意见。12月11日，冯、阎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他复出主持军政。电称：“倘能得如所请，弟等当负弩前驱，愿听指挥。”⁽¹⁶⁸⁾20日，蒋介石嫡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会同徐州前线各将领也联名通电，吁请蒋介石“以党国为重，总领师干”⁽¹⁶⁹⁾。26日，上海市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发表宣言及通电，表示“竭诚拥护蒋氏复职”。在一片拥戴声中，蒋介石于1928年1月4日偕谭延闿、杨树庄、何成濬、陈立夫等人由沪赴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1月6日，谭延闿、丁惟汾、陈果夫接收南京特委会机关，宣布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恢复工作。1月9日，蒋介石通电宣布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

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举行。出席的有陈树人、丁超五、白云梯、朱霁青、朱培德、王乐平、何香凝、经亨颐、黄实、谭延闿、于右任、褚民谊，陈肇英、宋子文、王法勤、缪斌、丁惟汾、何应钦、蒋介石、李烈钧、周启刚、柏文蔚、戴季陶等中央委员23人，列席会议的有潘云超、张静江、蔡元培、李宗仁、邵力子、郭春涛、李石曾、陈果夫等人。蒋介石在开会词中称：二届四中全会是“本党中兴的一个会，亦是中国中兴的一个机会”，今后要“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和方法”，“务要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遗害中国。”⁽¹⁷⁰⁾蒋介石的这些言论，为会议定下基调。

从2月2日至7日，会议历时六天，共通过有关党务、政府和军队组织等各方面议案二十多项。主要内容如下：

（一）整理党务。《整理各地党务决议案》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行停止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在登记期间停止征求党员；各省及等于省之党部，由中央指派七至九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办理党务整理及登记等事宜，并代行该地执行委员职权；党员曾经加入本党以外之政治团体者，须切实声明与该团体脱离关系。《各委员依次递补案》决定开除并撤销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彭泽民，和已故朱季恂、李大钊等人的党籍和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停止徐谦的职务，保留党籍；候补中委毛泽东、许苏魂、夏曦、韩麟符、董用威、屈武、邓颖超、邓演达及已故的路友于开除党籍并撤销职务，陈其瑗停止职务。中央监察委员高语罕、候补中央委员江浩开除党籍，邓懋修、谢晋停止职务。以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黄绍竑为候补监察委员。大会还通过了蔡元培等人提出的《制止共产党阴谋案》。规定“所有共产党之理论、方法、机关、运动，均应积极铲除”⁽¹⁷¹⁾。《审查宁汉两方决议案》规定：“凡与联俄容共政策有关之决议案，一律取消”；“凡因反共关系开除党籍者应一律无效”⁽¹⁷²⁾。《整饬党纪之方法案》规定：凡属本党党员，无论何人，必须绝对遵守党纪；违反党纪者，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处分；凡属党员非经中央党部之许可，无论党内党外，不得自行组织或加入其他政治团体；凡属党员不得有违反党纲、党章及一切决议案之主张；各级党部不得违犯党纲、党章之决议；凡属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部之决议及命令；下级党部必须绝对执行上级党部之决议及命令；各地政府与党部有冲突时，须分别呈明各上级机关，共同处理；凡党员绝对不准以个人名义代替党发表宣言⁽¹⁷³⁾。

（二）改组国民党中央机构。会议选举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宋庆龄、陈公博、恩克巴图、于右任、程潜、朱培德、顾孟馀、经亨颐、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枢、丁惟汾、戴季陶、李济深、甘乃光、陈友仁、李烈钧、王法勤、刘守中、萧佛成、孙科、白云梯、周启刚、黄实、王乐平、陈嘉祐、朱霁青、丁超五、何应钦、陈树人、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缪斌、吴铁城、陈肇英为候补执行委员。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古应芬、王宠惠、李石曾、柳亚子、邵力子、陈果夫、陈璧君、邓泽如、黄绍竑为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郭春涛、李福林、潘云超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并推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谭延闿、蒋介石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改组中央党部案》决定：取消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部；以戴季陶等九人为委员，李石曾、经亨颐、朱霁青、何香凝、陈果夫为常委。《政治委员会改组案》规定：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中央政治会议及各地方分会可以继续存在，各分会“专理政治，不兼管党务”；广东、广西属广州分会；湖南、湖北属武汉分会；河南、陕西、甘肃属开封分会；山西、绥远、察哈尔属太原分会。其他省份，“概由中央政治会议处理”⁽¹⁷⁴⁾。

（三）改组国民政府。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之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国民政府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推举委员若干人组织之；并推定其中五人至七人为常务委员，于常务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国民政府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七部，并设最高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大学院、审计院、法制局、建设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等五院一局三会。会议推选丁惟汾等49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5人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谭延闿为主席。

会议还通过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委员人选案》、《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及主席人选案》等决议案。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军政最高机关。”“特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人，凡属于国民革命军之陆、海、空各军，均归其节制指挥”，总司令“得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选举于右任等73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指定于右任、白崇禧、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阎锡山、谭延闿等12人为常务委员，蒋介石为主席。

（四）准备继续北伐。会议宣言称：“军阀之命运多一日苟延，即统一的大计迟一日实现，而民众实际之痛苦稽一日解除。”因此，“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于右任向大会提出了《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提议由“大会决议，下令全军，责成各总司令、各总指挥，限两个月内会师北京，完成统一，肃清残余军阀，布告人民息兵”。提案由会议通过，并交国民政府责成军事委员会“统筹全局，从速遵办”⁽¹⁷⁵⁾。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彻底推翻了国民党“一大”、“二大”和二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各项政策，自此，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名存实亡。蒋介石成了会上唯一的胜家。不仅“四一二”政变以来的各种行径得到肯定，而且将政敌一一剪除。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为进一步实行个人独裁奠定了基础。

四　蒋介石整顿内部" class="reference-link">四　蒋介石整顿内部

二届四中全会后，蒋介石准备继续北伐，但当时的国民党派系林立，两湖、两广的内讧尚未结束，后方还很不巩固。因此，蒋介石复职后即集中精力，整顿内部。

蒋介石的第一步棋是剥夺何应钦的军事实权。何应钦统率的第一路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总指挥何应钦与蒋介石若即若离，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为了切实控制嫡系部队，蒋介石于1928年2月9日偕总参议何成濬悄悄前往徐州，采用汉高祖“入壁夺符”的办法，下令撤销何应钦的职务，并下令撤走何应钦在南京住宅的卫队。此时，何应钦在外打猎未归，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后，蒋介石电召交通部长王伯群（何应钦的妻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李仲公（何应钦的亲信）及贺耀组、陈调元等到徐州开会。蒋对李仲公称，他之所以撤销何应钦的职务，一是因为何与白崇禧联合逼蒋下野，二是何迟迟不发拥戴电，支持蒋介石复职；三是桂系在外散布蒋介石已不能指挥黄埔系的言论。蒋称：“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¹⁷⁶⁾蒋介石说这番话，是希望通过李仲公向何应钦提出警告，不许在嫡系中另立山头。蒋介石先发制人，何应钦只得表示服从。

2月11日，何应钦致电蒋介石，声称第一路军辖十余军之多，战线绵亘数百里，运输联络均感不便。请蒋介石改订第一路军编制，并就近指挥，自己则专力于后方事务。蒋介石接电后，即于2月13日下令将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下设三个纵队。第一军、第九军、第十军编为第一纵队，以刘峙为总指挥；第十五军、第二十六军、第三十七军编为第二纵队，以陈调元为总指挥；第二十七军、第三十三军、第四十军编为第三纵队，以贺耀组为总指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蒋介石自兼，参谋长由原第一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王绳祖升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¹⁷⁷⁾。通过改编，何应钦的实权均被剥夺。何认为面子丢尽，即称病告假两个月，避居上海。蒋介石却又安抚他：“待我将部队整理就绪，仍然请你回来统率。”⁽¹⁷⁸⁾在蒋介石的安抚和各方劝说下，何应钦于3月7日宣布就任总参谋长职。

蒋介石的第二步棋是进一步拉拢冯玉祥、阎锡山两大实力集团。在整顿第一路军的同时，蒋介石电邀冯、阎到徐州参加军事会议。由于冯、阎只派代表出席，蒋介石只好移樽就教，前往开封与冯玉祥相会。2月16日，蒋介石、冯玉祥及阎锡山的代表在开封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将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改组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北方革命军改组为第三集团军。会议并商定以第一集团军担任津浦路作战，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担任京汉、京绥路作战⁽¹⁷⁹⁾。2月16日，阎锡山致电冯玉祥，表示赞成蒋、冯商定的北伐计划。阎并表示，一俟津浦、京汉线发动，山西方面即“同时由京绥、紫荆关、京汉路三路反攻”⁽¹⁸⁰⁾。17日，冯玉祥陪同蒋介石到郑州检阅部队。18日，蒋、冯互换兰谱，“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¹⁸¹⁾。冯玉祥写给蒋介石的帖子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蒋介石写给冯玉祥的帖子是：“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¹⁸²⁾20日，蒋介石回到南京。29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介石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的第三步棋是整顿两湖。桂系联合程潜西征占领武汉后，唐生智旧部退往湖南，但仍保留第四集团军的名义。1927年11月21日，李品仙、刘兴、何键等和湖南省政府主席周斓在长沙开会，决定：一、暂时保境休养，听第四次执监会议解决；二、在长沙设第四集团军办事处，以李品仙、刘兴、何键、周斓等七人为办事委员；三、第八军驻湘中，第三十五军驻湘西，第三十六军驻湘南；四、推张开琏为代理财政厅长，月筹军费70万，并设财务委员会，推周斓等21人为委员⁽¹⁸³⁾。会后，即以第四集团军名义扩充第十二、第十七两军，分别以叶琪、周斓为军长。总兵力达到12万人左右。

对于这支庞大的军事力量，蒋桂两派都想收为己用。桂系的白崇禧见蒋介石复职已成定局，遂向李宗仁建议，“确切控制两湖（湖南、湖北），以便紧靠两广后方，把两广两湖打成一片”⁽¹⁸⁴⁾。1927年11月25日，李宗仁派李品仙之弟李品芗偕袁家谱赴长沙，与李品仙、何键、刘兴等接洽和平改编。主要条件是：一、取消第四集团军名义，仍存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三个军；二、通电服从中央；三、承认程潜率第六军，任省政府主席，并于三个军中抽调两个军北伐⁽¹⁸⁵⁾。这时，正在酝酿复职的蒋介石也有意将唐部拉过来，以牵制桂系势力的扩张。蒋介石密遣使者前往湖南，向唐部许诺湖南省长由唐生智部将中推举，不派兵入湘；唐部改编为四个军，军饷由中央政府接济。两相比较，唐部将领决定拒绝桂系的和平改编要求。1928年1月2日，唐部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取消第四集团军番号，静候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¹⁸⁶⁾。

桂系见和平改编不成，决心武力解决，以除肘腋之患⁽¹⁸⁷⁾。在李宗仁、程潜等人的催促下，南京政府于1928年元旦起实行征湘动员，并以白崇禧为征湘总指挥，到武汉统一指挥。1月15日，征湘军分东、西、南三路向湖南展开全面进攻。东路由白崇禧指挥，率第七军、第十九军、第六军、第十三军和第四十四军等进攻平江、岳州；西路由鲁涤平的第二军和李燊的第四十三军组成，进攻津市、醴州；南路由朱培德指挥，率第三军和第九军进攻株洲。1月17日，征湘军占领岳阳。18日，程潜由武汉赶到岳阳，召集第六军、第四十四军各将领开会，会后即饬令向汨罗追击。19日，第十七军占领平江，唐部退往汨罗江以南。正当征湘军乘胜向南追击时，叶开鑫的第四十四军在蒋介石的策划下，倒戈反桂，在岳阳地区与湘军李品仙等部配合，猛攻程潜第六军侧面，第六军猝不及防，损失惨重。白崇禧一面调兵围攻叶开鑫部，一面命令桂军主力第七、第十九军猛攻长沙，以切断唐部后路。21日拂晓，第七、第十九军渡过汨罗河，与李品仙部在江边激战，大败李品仙部。第七军乘胜追击。25日，征湘军占领长沙，湘军残部分向株洲、衡阳逃遁。至此，唐部已失去抵抗能力，被迫接受改编。3月11日，程潜、白崇禧将唐军残部改编为第八、第十二、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四个军，以李品仙为十二路总指挥，节制第八、第十二、第三十六军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而以第三十五军何键部留驻湖南。刘兴则由程潜委为高等顾问，令其出洋。同日，程潜、白崇禧等湘桂将领联衔通电，宣告“两湖军事已告结束”⁽¹⁸⁸⁾。

征湘军事结束后，南京政府准备重建第四集团军和武汉政治分会，以统辖两湖。在人选问题上，又出现了激烈的争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一职，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最初决定以谭延闿充任，以此作为蒋介石、白崇禧、程潜之间的“缓冲”⁽¹⁸⁹⁾。但谭延闿在两湖只有鲁涤平一军，难以驾驭拥有雄厚兵力的桂系和湘系的程潜，而且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极力反对。2月25日，蒋介石约李石曾、谭延闿会商两湖军事及党务。28日，由谭延闿、李烈钧出面，宣称：湖南军事结束，已无成立第四集团军的必要。两湖参加北伐部队，由李宗仁担任总指挥，隶属于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下⁽¹⁹⁰⁾。同日，国民政府特派李宗仁赴武汉，收束两湖军事，筹备北伐⁽¹⁹¹⁾。李宗仁在动身赴汉前，与蒋介石会晤，达成以下妥协条件：一、粤省政府担负北伐军费一部分；二、桂派与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三、蒋与汪精卫在政治上脱离关系。可以保持汪之体面，但不予汪以政治权力；四、蒋系军队不侵入桂系势力范围⁽¹⁹²⁾。蒋介石并接受李济深的建议，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与蒋介石妥协后，即于3月28日偕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抵达汉口，29日转赴长沙，与程潜、白崇禧接洽。4月2日，李宗仁、陈铭枢、程潜、白崇禧等在长沙开会，商定两湖军队组成五个纵队，由李宗仁率部北伐，白崇禧留守武汉，程潜坐镇长沙。4月6日，白崇禧托陈铭枢带亲笔信交李济深，请其转呈蒋介石。除叙述湘鄂近况外，白崇禧表示“服从命令，一致北伐”⁽¹⁹³⁾。在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保证后，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于4月8日正式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北伐需要巨大的军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月收入不足300万元，而支出却需要1100万至1600万元，因此，不得不依靠发行国库券过日子。1927年5月，发行第一次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7月，发行盐余国库券6000万元。10月，发行第二次二五附税国库券2400万元。1928年1月，宋子文继孙科之后出任财政部长。上任第一天，在张嘉璈宅宴请上海银行家陈其采、李铭、贝祖诒等人，计划发行第三次二五附税国库券1600万元。11日，有关条例出笼，但推销成绩并不理想。2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等团体，声称“中正受命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宗饷源全在推行二五库券”，“无论如何困难，务希办到，以应急需”⁽¹⁹⁴⁾。在此前后，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张嘉璈，要他偕中国、交通两行行长到南京商量推销国库券一事。张此前已多次提供财力支持，深知此事难办，态度消极。3月4日，蒋介石亲自到沪召开会议，指责张嘉璈“阻挠北伐”，“勾结桂系、奉系”，张静江并提出，要接管中国银行。蒋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会议商定，增发国库券及纸烟捐国库券各1400万，当场通令中国银行月垫五六百万元⁽¹⁹⁵⁾。6日，张嘉璈召集中国银行在沪董、监事会议，一致认为：“一旦决裂，金融风潮即起。”会后，张嘉璈决定垫款600万元，分三个月交清⁽¹⁹⁶⁾。依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帮助，蒋介石再次度过了财政难关。

在整理军事、筹措军费的同时，蒋介石又力图掌握国民党中央党务大权。3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及政治分会两项暂行条例。《政治会议条例》规定：政治会议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特设之政治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一切法律问题、重要政务均须经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交国民政府执行。《政治分会条例》规定：“政治分会依照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于其特定地域内，指导并监督最高级地方政府，但不兼管党务。政治分会于不抵触中央政治会议之决定范围以内，得对于中央政治会议未经明白或详细规定之事项，为因时制宜之处分。”⁽¹⁹⁷⁾

3月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李济深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为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冯玉祥为开封政治分会主席，阎锡山为山西政治分会主席。至此，蒋介石不仅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而且又安抚了地方实力派，在蒋、冯、阎及二李之间保持一种权力均势。13日，国民政府又特任李济深为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何应钦改任参谋次长。在李济深未到任以前，由何应钦代理。16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战地政务委员会，统一管理北进战区内的民众、财政、外交、司法、交通等事项，由蒋介石亲信蒋作宾任主席。至此，北伐的组织准备大体就绪。

3月27日，蒋介石离开南京前往徐州，督师北伐。4月1日，在徐州发表《告前方将士书》、《告北方将士书》、《告全国民众书》、《告北方父老书》等四篇文告。在《告前方将士书》中，蒋介石要求前方将士“怀必胜之气，直薄幽燕，长驱关外，使张作霖覆灭而后更无继张作霖而起之人”。《告北方将士书》号召北方将士翩然来归，“自动归义者，即以原职任用；其临阵归附者，亦一律从优待遇”。6日，蒋介石又将第一集团军第一、二、三纵队改为军团，仍以刘峙、陈调元、贺耀组为总指挥，并改冯玉祥部第十一路军为第四军团，以方振武任总指挥⁽¹⁹⁸⁾。合计第一集团军18个军2个独立师，约29万人；第二集团军25个军，约31万人；第三集团军作战部队11个军，约15万人；第四集团军作战部队16个军，9个独立师，约24万人左右⁽¹⁹⁹⁾。

4月7日，蒋介石发布北伐誓词，声称“党国存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²⁰⁰⁾。随即下总攻击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由津浦、京汉、正太铁路挺进。

五　奉军反攻与国民党军合力北进" class="reference-link">五　奉军反攻与国民党军合力北进

正当宁方筹谋北伐之际，奉系也在力谋对策。

当时，奉系安国军在军力和财力上已明显弱于南京方面的联合力量。据报告数字，安国军总兵力为60万人，共编为七个方面军，分别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陞、褚玉璞为军团长。其中张宗昌、褚玉璞的第二、第七方面军团系原来的直鲁军，大多由土匪编成，军纪废弛，且在陇海路上与冯玉祥部作战中受到巨大损失，因而士气低落，战斗力极差。第五、第六方面军团张作相、吴俊陞所部因编组不久，装备和训练也较差。只有孙传芳的第一方面军团和张学良、杨宇霆指挥的第三、第四方面军团军事素质稍好。然而孙传芳部在龙潭战役中损失大半，虽经大力募兵，张作霖也拨款支援，但尚未恢复元气。安国军方面的财源也极其困难，山东、河北两省频经战乱和奉鲁军的搜括，经济已接近破产的地步。东三省的财力也明显不如国民党各派控制区。在国民党军的联合进攻面前，奉系立即陷入难以招架的窘境。

为了摆脱被动局面，1928年2月，奉系将领在北京会议，决定先发制人，各个击破，对京汉、津浦路取守势，对山西取攻势。3月底，奉系发现各路国民党军的总攻在即，又决定由张学良指挥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沿正太路和京汉路展开攻势，以求首先打败阎锡山和冯玉祥，再集中力量打败蒋介石。奉系的这种战略安排便利了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在津浦线的推进，结果，正太、京汉两线相持不下，在津浦路线的安国军即已崩溃，奉系不得不全面败退。

山西战线：奉军分三路进攻晋军。3月底，张学良、杨宇霆亲到邯郸，与戢翼翘、于学忠等会商。4月1日，奉军主力第三、第四方面军一部在河北平山、获鹿一线开始进攻。主要目标是夺取晋东门户、正太铁路上的要隘娘子关，在晋北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安国军张作相部则采取牵制性的攻击行动。4月5日，奉军占领井陉，向晋边推进。双方在井陉以西的雪花山展开血战。雪花山为由井陉进入山西的孔道，形势险要，晋军在此筑有坚固防御工事，据险扼守。战事发动后，奉军军长荣臻、胡毓坤亲自督师，企图一举攻下雪花山阵地。晋军依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多次打退奉军进攻。激战至4月底，奉军在娘子关、井陉这一主攻方向只有微小进展，在晋北方向也未能打破相峙局面。奉系首先击败阎锡山部的计划未能实现。4月19日，阎锡山离开太原赴娘子关前线指挥，晋军转守为攻，冲出娘子关，进取石家庄。

豫北战线：4月5日，安国军第三、第四方面军主力在豫北进攻冯玉祥部。奉军攻击的重点是京汉路上的重镇彰德，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属的第九方面军鹿钟麟部依托彰德附近的既设阵地实行防御。张学良亲临前线指挥进攻，奉军的炮兵主力和航空兵也投入了彰德前线。尽管奉军在火力上占优势，但冯部作战意志比较顽强。双方在彰德城下反复争夺。冯玉祥多次致电李宗仁，请求支援。李宗仁派叶琪率部到河南漯河，接替韩复榘军防务。韩复榘军则星夜北调，于4月16日集中到彰德以南，参加鏖战。直至4月28日，奉军一直未能突破这一线阵地。

进攻彰德的同时，安国军第七方面军褚玉璞部又于4月9日进攻直隶大名的冯军刘镇华部。褚玉璞部虽军事素质较差，但刘镇华部归附冯玉祥后一直心怀贰志，不愿为冯玉祥卖命。在褚玉璞部的攻击下，刘镇华军连续后撤。冯玉祥不得不命第二方面军孙连仲部增援。4月22日，褚玉璞部攻占豫北南乐，对孙连仲部阵地造成威胁。同日，上一年归附冯玉祥的豫军樊钟秀部二万余人在洛阳以东叛变，截断陇海路，与在陕西叛冯的李云龙相呼应。冯玉祥急调石友三、宋哲元两部夹击，又吁请李宗仁调兵由京汉路北上增援。

在将近一个月的争夺战中，安国军损耗很大，山东方面蒋介石的部队又已推进到济南一线，威胁豫北奉军的侧翼，因此，张作霖不得不于4月28日下令停止对豫北的进攻。冯玉祥乘机展开反攻，奉军全线溃退。5日，冯军收复大名。

山东战线：张宗昌部几经打击，实力大减，由原来的49万人缩减到6万人左右。孙传芳部经整训扩充，也只有三万余人，而蒋介石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则达二十多万人之众，并有航空兵掩护，兵力、装备都处于绝对优势。4月7日，宁方北伐军开始总攻后，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刘峙部向兖州推进，第二军团陈调元部由郯城一线向临沂推进，第三军团贺耀组部和第四军团方振武部在微山湖以西向济宁推进。同时，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也由菏泽向济宁推进。4月8日，张宗昌离开济南，到韩庄督师。10日，第一军团第九军顾祝同部等占领台儿庄。12日，包围临城。同日晚，张宗昌下令全军撤退。4月14日，顾祝同部占领临城。16日，进攻界河。张宗昌曾耗资50万，费时半载，聘请德国人在这一带构筑了坚固的防线。18日，第一军团第一军占领界河。

在张宗昌部一触即溃之际，孙传芳部决定集中兵力攻击微山湖以西的宁方北伐军，然后侧击徐州。4月12日，贺耀组的第三军团在鲁西南推进至鱼台一线时，突遭孙传芳部反攻。第三军团内的第二十七军夏斗寅部和第三十三军张克瑶部均系归附宁方不久的杂色武装，战斗力很差，一遭孙军反击，即慌乱不堪地后撤，贺耀组自身指挥的第四十军陷入包围，只得乘夜突围。4月14日，孙传芳部占领丰县，并以一部骑兵突袭沛县，威胁第一集团军的后方基地徐州。

蒋介石在徐州得知丰县失守，急电冯玉祥，调石友三部自兰封由陇海路东进，反攻丰县，又调其嫡系第一军由临城前线撤回徐州，会同贺耀组的第三军团各部阻止孙传芳部继续前进。在孙传芳部向南攻击时，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也在鲁西南向济宁进攻，于4月15日攻占巨野，孙传芳的主力李宝章部全军覆灭。次日，包围济宁。孙传芳见济宁告急，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急率5个师北撤。4月17日，石友三部东进占领丰县，第一集团军西翼出现的危险至此方告消除。孙传芳部北撤后，于4月17日反攻济宁，与孙良诚部展开激战。孙良诚部诱敌深入，同时以骑兵袭击孙军后方，于4月19日占领兖州。与此同时，方振武的第四军团、贺耀组的第三军团也北上参加进攻，孙传芳军在济宁附近陷入包围圈。4月20日，孙军向北突围。由于转战多日，极端疲惫，又遭到北伐军各路的围攻和截击，孙军在突围中大部溃散，被俘甚众。4月21日，孙良诚部占领济宁，孙传芳率残军向泰安、济南退却。

宁方北伐军在鲁西南的战斗是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东进部队为主体完成的。此役粉碎了孙传芳的安国军第一方面军主力，从而为第一集团军向北推进扫除了最大障碍。此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未遇激烈抵抗，即顺利地沿津浦路向济南推进。在临沂方向作战的第一集团军第二军团陈调元部均系归附不久的杂色武装，斗志不强。4月中旬，在临沂城下和张宗昌部形成对峙。鲁西南会战结束后，该军团才以一部穿越沂蒙山区，向莱芜方向推进，于4月22日占领蒙阴。25日，进占莱芜。张宗昌部未经抵抗便纷纷北逃。

4月23日，蒋介石抵达兖州，决定乘孙传芳主力被歼、张宗昌部已趋崩溃之际，迅速北上，占领济南。24日，第一军团刘峙部沿津浦路向北攻击前进，当面的安国军稍予抵抗，即纷纷北逃。27日，蒋介石自徐州前往兰封会晤冯玉祥，会商进攻济南战略。28日，第一军团进占泰安。30日，由济宁方向北进的第四军团方振武部占领长清，逼近济南；由莱芜方向北进的第二军团陈调元部也切断济南以东的胶济路。孙传芳、张宗昌见局势已不可挽回，决定北撤德州。5月1日，孙传芳、张宗昌两军放弃济南，向黄河以北撤退，并炸断黄河上的津浦路铁桥。同日，宁方第一集团军的第一、第四军团各以一部进占济南。

5月2日上午，蒋介石抵达济南，任命方振武为济南卫戍司令。

六　济南惨案" class="reference-link">六　济南惨案

当蒋介石统军进入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侵略者却于此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打乱了南京方面北伐的部署。

蒋介石1927年访日，本意在寻求日本政府的支持。与田中义一会晤后，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失望地写道：“综核今日与田中谈话之结果，可断言其毫无诚意，中日亦决无合作之可能，且知其必不许我革命成功，而其后必将妨碍我革命军北伐之行动，以阻止中国之统一。”⁽²⁰¹⁾但是，蒋介石上台后，仍然硬着头皮推行亲日外交路线。2月8日，任命亲日派黄郛为外交部长。3月6日，蒋介石亲自设宴招待应邀来访的日本记者团，发表谈话称：“我敢断言日本国民对于北伐，不特不加阻害，必更进而望其成功，不吝与之声援；更确信日本政府今后亦必不为损人不利己之举。”⁽²⁰²⁾4月2日，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发表《告友邦人士书》，保证“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²⁰³⁾。18日，南京政府向日本及其他国家驻沪总领事递交了保护外侨的声明。蒋介石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尽量避免列强，特别是日本出兵干涉的可能。

日本政府不理睬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善意表示。4月16日，日本驻济南武官酒井隆呈请参谋总长铃木庄六出兵。同时，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和代理驻济南总领事西田畊一也向日本政府陈述：“出兵时期，业已到来。”⁽²⁰⁴⁾17日，田中义一与陆军大臣白川义则、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商定出兵山东。次日，召开内阁会议，议决：一、由天津派步兵三中队至济南，由国内派兵至青岛；二、海军须于青岛等地严为警备，并须火速派军队保护胶济铁路；三、即刻发表出兵声明⁽²⁰⁵⁾。19日，即由首相田中奏请天皇批准。同日，田中训示驻上海总领事矢田转告蒋介石，要北伐军绕避济南。声称：“如果在济南附近发生战争，日本便会出兵。”⁽²⁰⁶⁾20日，日本正式发布出兵山东声明书，诡称“在山东各地之日人生命财产，复濒于重大危险”，帝国政府“不得不取自卫的措置”⁽²⁰⁷⁾。21日，日本从天津派出的三个中队首先到达济南。随后，由日本熊本开来的第六师团在福田彦助中将率领下也陆续在青岛登陆，向济南推进。福田到青岛后，即发表声明，蛮横地表示：“胶济路与日侨之生命财产及日本之经济均有关系，不许任何方面军队破坏。”⁽²⁰⁸⁾

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一面抗议，一面交涉。4月21日，黄郛照会日本政府，指责其将“公法条约蹂躏殆尽”，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向山东派兵⁽²⁰⁹⁾。30日，蒋介石派张群以他的个人代表名义赴日，企图劝阻日本出兵。同时，通过日本浪人佃信夫要求将日军由济南移驻青岛，由蒋介石担任所需军费⁽²¹⁰⁾。对此，日方均置之不理。自5月1日起，日军陆续开进济南，在西门外商埠区周围设置铁丝网，堆积沙包，并在各路口配置武装士兵，严禁中国军队通行。5月3日上午8时，驻济南代理领事西田和宪兵司令拜会蒋介石，假惺惺地称赞革命军军纪很好，很守秩序，并诈称已派到济南的日本军队和宪兵今天就要撤回去，所以，他和宪兵司令特地前来辞行⁽²¹¹⁾。在日方的蒙骗下，蒋介石未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上午9时，贺耀组第四十军一名患病士兵在送往医院途中，为日军阻止通行，由于语言不通，发生争执。日军当即开枪射击，打伤中国士兵和夫役各一名，并包围医院。此处枪声一响，驻济南各处的日军乘机制造流血事件。驻在牌税局的一个营，被日军包围，勒令缴械，全营均被俘虏。日军“遇中国人，不论兵民，即开枪射击，一时尸体满街”⁽²¹²⁾。

蒋介石仍然不准备抵抗。5月2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²¹³⁾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严令部队不得还击，在城外的中国部队于下午5时以前撤离济南⁽²¹⁴⁾。同时，急派在济南的外交部长黄郛到日军司令部交涉。

日方态度异常傲慢，毫无诚意，强迫黄郛在日方提出的文件上签字，承认济南冲突是因中国人抢日本人的东西引起的。这一无理要求为黄郛拒绝，日军就将黄郛扣留18个小时。3日晚9时，日军破坏外交惯例，冲进山东特派员交涉公署搜查，将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外交处主任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及公署人员一一捆绑起来。蔡公时当即向日军说明自己的身份，并对日军无礼行为表示抗议。疯狂的日军竟割去他的耳鼻、挖掉他的舌头和眼睛，然后枪杀。其他人员，除两人逃脱外，也全部遇难⁽²¹⁵⁾。接着，日军又闯到外交部长办公处行凶，部长黄郛事先避去，日军遂焚烧了办公处。

5月4日凌晨，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与日军代表、第六师团参谋长黑田周一谈判。日方提出三点无理要求：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二、胶济、津浦两路不许中国运兵；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20华里以外。熊式辉不敢签字，以“事关重大”，“须向总司令请示”为由返回。下午，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日军暴行，并请示应付方针。同时，由黄郛再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电令在济日军先行停止枪炮射击，并立即撤退驻兵，一切问题概由正当手续解决⁽²¹⁶⁾。在英、美两国驻济领事出面调停后，日军稍有收敛，济南形势“渐趋和缓”⁽²¹⁷⁾。日军师团长福田并派高级参谋到北伐军司令部见蒋介石，声称“昨天的事情，是他们部下冲突，他们误会了”，表示以后可以设法调解。蒋介石赞成“不使冲突扩大”，希望日军不再乱放枪炮，投掷炸弹⁽²¹⁸⁾。但到晚上，日军又由青岛派兵增援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及居民，并将中国驻济警备军一千余人悉数缴械拘禁。贺耀组部死伤近六百人。

当晚，蒋介石在济南召集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朱培德、总参谋长杨杰、高级参谋熊式辉等会议，决定为避免和日军发生大规模冲突，中国军队大部退出济南，分五路渡黄河，绕道北伐。5日，国民政府委员会召集临时紧急会议，决定：一、令各路大军继续攻击前进，务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并令湘鄂加派主干军队兼程北上；二、济案令外交部继续提出抗议，严重交涉；三、切实宣传，唤起军民团结及奋斗⁽²¹⁹⁾。会后，电复蒋介石，我方应特别“持重”。

6日晨，蒋介石、朱培德、杨杰、熊式辉等离开济南，退驻近郊党家庄。济南城内仅留第一军第一师李延年部及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团邓殷藩部，约三千人，作为卫戍部队。蒋介石致函福田称，中国军队已一律离济，继续北伐，城内仅留相当部队，维持秩序，希望日军立即停止“一切特殊行动”⁽²²⁰⁾。

蒋介石一味妥协退让，更加助长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5月6日，日军第三十六旅团由青岛调至济南，第二十八旅团和海军一部调至青岛。同日，日军参谋本部向第六师团发出电令，要其切莫“使当前的猎物中国军队逃掉”⁽²²¹⁾。7日，福田向部队下达了《扫荡南军的命令》。下午3时，福田提出五项条件，限蒋介石于12小时以内答复：一、有关骚扰及暴行之高级武官，须严厉处刑。二、对抗之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在南军统辖区域之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南军须撤出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二十华里之地带，以资隔离。五、为监视以上事项之实施，须于12小时以内开放辛庄及张庄之营房。当晚8时，蒋介石在泰安拟定六项对案：一、对于不服从本总司令之命令，不能避免中日双方误会之本军，俟调查明确后，当按律处分；但当时日本军队有同样行动者，亦应按律处分。二、本革命军治下地方，为保持中日两国之睦谊，早有明令禁止反日宣传，且已切实取缔。三、胶济铁路两侧二十华里以内各军，已令其一律出发北伐，暂不驻兵，但军队运动通过胶济铁道并有北方逆军之地方，或敌军来犯时，本军亦复派兵往剿。至于济南，为山东都会，及其附近公物场所，本军有维持治安之责，应驻扎相当军队，保持安宁秩序。四、津浦车站为交通要地，本军应派相当武装士兵驻防，以保卫车站，维持安宁。五、辛庄、张庄之部队，已令其开赴前方作战，两庄之兵营可暂不驻兵。六、本军前为日军所阻留之官兵及所缴之枪械，应即速交还⁽²²²⁾。8日凌晨，熊式辉与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携蒋介石答复条件赶往济南，与福田交涉。同时，蒋介石以贺耀组“未遵军令回避日军”为由，免去其第三军团总指挥兼第四十军军长本兼各职，委方鼎英为第三军团总指挥，毛炳文代第四十军军长。蒋介石的上述对案与做法，已经作了巨大让步，熊式辉与福田又是日本陆军大学时的同学，但福田态度傲慢，言语横蛮，“完全暴露出一种更无商量余地之狰狞面貌”⁽²²³⁾，声称已经逾期，拒不讨论蒋介石所提对案。福田并向蒋介石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本司令官认定贵总司令并无解决事件之诚意，为军事之威信计，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以贯彻要求。”⁽²²⁴⁾

同日凌晨4时，日方不待答复，再次用大炮猛轰济南。6时20分，东京电令福田，为保护日本侨民及维持“日本皇军之威严”，现地派遣军得自行采取“独断的行动”。7时，福田即以最后通牒限期已过，未获答复为借口，向北伐军发出总攻命令，限令城内守军一小时内缴械离城。守军被迫应战，旋因无援军退守内城。同日，日军占领辛庄、张庄及白马山车站，向党家庄攻击前进，沿途不断扫射无辜平民。下午，日军迫近党家庄，攻击在该站休整的第三军第八师。9日，日本第十一旅团长斋藤浏率所部进攻济南西城门，与李延年部激战。同日，蒋介石再派何成濬与福田交涉，告以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业经免职，同意济南城内不驻兵，由武装警察维持秩序。福田坚持蒋介石必须完全接受他提出的五项条件，并须于日军之前将方振武、贺耀组、陈调元三军团全体解除武装，同时将肇事军官处以严刑。10日晚，蒋介石电令守城士兵“暂行让步”，全部退出济南。李延年、邓殷藩等部遂于11日晨突围出城，在城外，又遭日军伏击，死伤数百人，未及退出者，悉被日军屠杀。

济南陷落后，日军举行入城仪式，升挂太阳旗，并以搜索南军为名，肆行奸淫掳掠。住户稍有反抗，即遭枪杀。据调查，在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死亡3254人，受伤1450人⁽²²⁵⁾。

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5月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提出四项对日主张：一、请中央恢复民众运动。二、请中央先与日断绝国交。三、致电蒋总司令，与日本严重交涉，不作丝毫让步。四、对日经济绝交。同日，南京各机关团体代表在金陵大学集会，宣布成立首都民众反对日本暴行大同盟，通过请求中央组织青年救国军、电请蒋总司令驱逐日军出境等多项议案。抗议运动迅速从上海、南京扩展到全国各地。

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千方百计压制和防范民众运动。5月6日，蒋介石通令称：济案应“静候外交当局严重交涉，以谋正当解决”。他要求各地随时取缔“有碍邦交之标语与宣传”，“勿以一朝一忿，而乱大谋”⁽²²⁶⁾。5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也通电称：“查获共产党印刷品甚多，希图煽动，利用罢课、罢工及种种扰乱行为，破坏秩序”，要求各界“恪守纪律，各安职业”，“听候中央处理”⁽²²⁷⁾。

从惨案一开始，蒋介石就将希望寄托在外交交涉上。5月7日，蒋介石电令张群迅速晤见田中首相，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都可通过外交方式和平解决。8日，张群拜会田中，田中称：不袒护奉方；北伐将完成时，当相助统一中国；不妨害北伐进行。但他又表示：护侨护路问题属于军事，由福田负责；其他交涉，统由双方外交当局办理⁽²²⁸⁾。蒋介石得到张群传达的信息后，非常高兴，于10日致电黄郛表示，如日方能“不妨碍我津浦路交通，予以自由运输，则对于反日运动，中正可以极严厉手段阻止之”。他并称：“中正为增进睦谊计，亦可以向日军道歉，表示真诚也。”⁽²²⁹⁾随后，蒋介石又致黄郛一电，要黄以自己的名义转告日方，不要用他的名义。

蒋介石也曾寄希望于英美。5月9日，他致电李济深，要他派人赴港，以“优先经济利益”为条件，与英方共筹制止日本侵略的策略⁽²³⁰⁾。但英美都明确表示了不介入的态度。蒋介石无奈，只好仍命黄郛交涉，声称如惩办高级长官以贺耀组部为限，解散军队亦以贺部为度，“则解散军队亦可允许，甚至中正道歉亦所不辞”⁽²³¹⁾。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的权势如日中天，炙手可热。日本军方之所以一再刁难，目的是给蒋以下马威，好进一步提出新的侵略要求。5月17日，黄郛致电东京特派员殷汝耕，要他和田中义一商量，免除蒋“现处地位之困难”，不伤蒋“对国内之威严”⁽²³²⁾。但日本政府则竭力维护军方，声称“总须顾及福田面子”⁽²³³⁾。5月18日，日本驻华使节分别向南京国民政府和北京安国军政府递交备忘录。内称：“满洲治安之维持，在我国极为重要。”“故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祸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而采取适当而有效之处置。”⁽²³⁴⁾同时，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又将日本政府对备忘录的说明书出示黄郛，询问南北和平谈判有无可能，如不能，则对奉系采取下列办法：1．不战而退，准予出关，但不许南【军】追；2．战败而退，须先向日军缴械，始能出关，然仍不许南追；3．张（作霖）出，不准再进。一切说明，日本侵略者准备动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进入东北。

南京国民政府接到日方备忘录后，于5月20日召开外交委员会会议，谭延闿、张静江、李烈钧、于右任、蔡元培、何应钦、黄郛等出席，会议决定：一、同意日方要求，由前方速派代表办理临时协定。二、道歉，以我方虽曾有令保护侨民，仍不能避免冲突，引以为歉为辞。三、简单答复日方，大意为连年用兵，为求统一，东省日侨，自当保护，同时口头表示，张作霖能下野，退出北京，自无用兵必要⁽²³⁵⁾。会后，黄郛拟偕张静江赴前线与蒋介石商量。

然而，就在此刻，形势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自“济案”交涉起，黄郛就备受各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指责。5月19日，蒋介石到郑州会晤冯玉祥，对冯称：“膺白外交办失败了，一般老先生均不满意。”⁽²³⁶⁾20日，蒋介石致电黄郛，要求他“暂辞”外交部长。不久，改以王正廷接任。

“济案”交涉成为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1929年3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与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签署《济案协定》。中国方面既没有追究日本侵犯中国主权的责任，也没有提出赔偿、道歉等任何要求，反而说济案使“中日两国俱复损害”。协定声称：“济南不幸事件认为既往不咎，相互不课军事行动的责任。”在南京政府保证保护日侨的前提下，日本允于两个月内撤退山东日军。济南惨案中中国军民所蒙受的巨大牺牲，就这样被南京政府轻描淡写地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