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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节 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一 “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召开"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召开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和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主张是由中共的政治纲领决定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石，而且也是该党对待周边东方民族独立解放斗争的行动指南。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决议，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发展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动力和理论依据。
早在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就已提出将“联合朝鲜、台湾及日本国内的工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中国抗日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81)。次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再次指出中华民族当前的第十二项紧急任务是：“建立中国与日本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反侵略统一战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并强调“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但是危害中华民族的，同时也是危害日本全体兵民及朝鲜、台湾等被压迫民族的”，东方民族反侵略统一战线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不可缺少的部分”，“日本侵略战争愈延长，这一个统一战线便愈有建立的基础”(82)，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构想。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民中的声望日益高涨，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更是成为广大东方民族的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他们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来到延安及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投身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并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与敌后根据地军政领导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并制订了一系列政策，优待、支持和帮助他们在根据地的生活、工作和战斗。1941年5月，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文规定：“在尊重中国主权与遵守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任何外国人到边区游历，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其有因革命行动被外国政府压迫而来边区者，不问其是宗主国人民或殖民地人民，边区政府当一律予以恳切的保护。”(83)从法律上明文保护在敌后根据地活动的外国革命者和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人士进行抗日斗争。
1941年9月2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受中共中央委托，邀请在延安的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泰国、印度等东方民族友人和国内少数民族代表共五十余人举行座谈。朱德在会上发言指出：日本法西斯威胁着东方各弱小民族，东方各民族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法西斯，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怎样行动的问题。提议在延安的各东方友人首先团结起来，组织一个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议推举印度革命家巴苏华等二十人组成筹备委员会(84)。9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批评“东方各民族的内部团结尚不够坚强”，“各民族间的联系更嫌不足，以致各自为战，未能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指出“东方各民族为要完成战胜日寇的艰苦的历史任务，只有加强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同时建立各民族的共同统一战线，举起鲜明的反法西斯侵略与保卫民族生存的大旗，以整齐的步伐，进行有计划的持久的战斗”，进一步论述了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85)。
10月26日，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来自日本、印度、犹太、荷印、菲律宾、马来亚、缅甸、泰国、越南、朝鲜等东方民族的代表，国内蒙、回、满、藏、苗等少数民族代表，以及台湾同胞共一百三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举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季米特洛夫、台尔曼、冈野进、甘地、戴高乐、蒋介石、毛泽东、朱德、宋庆龄等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为大会主席团。会议举行了五天。由朱德作总报告，他在报告中论述了国际和远东形势以及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意图、侵略方法，指出：“东方各民族的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但都受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和威胁，统一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组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打倒法西斯主义或是阻止它发展的最大力量和武器。”并预言：“战争的最后胜利，无疑地将属于反法西斯营垒这一面。”(86)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毛泽东、吴玉章、叶剑英等也应邀到会演讲或致辞，给与会者很大的鼓励与激励。日本代表森健清、原清志，荷印代表阿里阿罕、毕道文，朝鲜代表武亭，印度代表巴苏华，泰国代表马纳，越南代表黄振光，犹太代表桑柏格尔德等都在会上报告各自民族的反法西斯斗争情况及对于建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意见(87)。
会议最为重要的成果是，决议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总盟设延安，各地设分盟，同盟的宗旨是：“团结东方各民族的力量，建立巩固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援助中国、苏联及一切被德日意法西斯奴役压迫的民族国家，共同打倒法西斯强盗，为东方各民族的自由平等与解放而努力”；同盟盟员分为团体盟员和个人盟员两种，凡赞成同盟宗旨者均得要求加盟；同盟代表大会为同盟最高权力机关，每年开会一次，必要时得召开临时代表大会等。朱德、林伯渠、吴玉章、阿里阿罕、巴苏华、武亭、原清志、森健清等三十七人当选为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组织东方各民族抗日义勇纵队，分赴华北前线参加抗日工作；成立东方民族学院，研究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诸问题，培养干部；以大会名义通电世界各国，宣告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88)。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的召开和反法西斯大同盟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方各民族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 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
中国共产党根据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十分关注组织、指导、发展在华日本人的反战运动，使其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中一支重要的反日力量。
1937年10月25日，八路军总部颁令明确规定了优待和感化日本战俘的政策，主要内容是：1．对于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2．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3．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4．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等(89)。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详尽论述了“使百余万日本侵略军变成我们的友军”的种种方法，包括向两国人民士兵提出反侵略统一战线；由政府下令所有抗日军队抗日游击队全体官兵一律学习必要数量和恰当内容的日本话，进行反侵略口头宣传；尊重和优待敌军俘虏，给予教育，经过他们去影响其余；设法从日本内地组织反侵略的文化人员到中国来参加这一斗争；保护在中国的诚实的日本侨民；教育我国军民大众，区别日本帝国主义与日本人民、敌军军官与士兵、上级军官与下级军官等六大方面(90)。据此，中共中央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部队中设置敌军工作部和敌伪工作委员会，专司其责。自1939年下半年起，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主要有三个系统(91)：
1939年11月，由首批加入八路军的日本战俘杉本一夫等人在八路军前方总部所在地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成立“在华日人觉悟联盟”，后改称“在华日人觉醒联盟”。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帮助创建的华北敌后根据地第一个日本人反战团体。该联盟创立后，逐步在延安、冀南、冀中、太岳、晋察冀、冀鲁豫、山东等各抗日根据地建立支部。
1940年10月，中共中央与当时正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冈野进（即野坂参三）等商议筹办日本工农学校，专门训练来自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反战人士。1941年5月15日，该校正式成立。由冈野进任校长，八路军总政治部的赵安博任副校长，由冈野进和精通日语的赵安博、王学文、李初梨、何思敬等担任教员。学校的主要课程是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中国革命史、日本问题、时事问题、中国语言等。学员们享受八路军连级干部的津贴标准和外国友人的生活待遇，不仅接受反法西斯的思想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熏陶，而且积极参加当时延安正在进行的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和参议会选举等各种活动，学习中国革命的经验。稍后，随着各根据地日本战俘的增加，该校又先后设立晋西北、山东、鲁中、鲁南、渤海、华中分校，形成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又一系统。
抗日根据地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第三个系统始建于大后方。1939年11月，日本进步作家、反战运动领导人鹿地亘等人在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支持和帮助下创立“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设在重庆，后陆续在桂林、鄂北、洛阳等地创建支部。1940年5月起，在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部支持和帮助下，由日军被俘人员森健清、高山等人发起创立该同盟的延安支部，并由此而在各抗日根据地发展，先后建立了晋察冀、冀中、晋西北、山东、胶东、清河、鲁南、滨海、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支部，形成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又一支重要的力量。
日本反战运动各团体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他们分散战斗在各抗日前线，采用广播、“喊话”、散发传单等形式，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对日本士兵进行反战宣传教育，在瓦解敌军方面起到良好的作用。1941年10月，当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在延安开幕之时，三十五位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集体宣誓加入八路军，他们在申请书中说：“在过去，我们曾经拿了枪和中国弟兄打过仗”，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牺牲者”，“在八路军友爱的、热心的帮助和优待下，在几个月或是一两年的过程中，使我们渐渐的认识真理，了解了这次战争的性质，我们从二十多年的欺骗和麻醉中觉醒过来，知道我们的真正敌人是日本法西斯军部”。他们的行动受到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92)。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加大了援助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力度。1941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明确提出要向日本军队、日本人民等“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更加广大的宣传鼓动，为建立日本内部的反法西斯阵线而斗争”(93)；同日，又在党内指示中将建立与发展太平洋各民族反日反法西斯的广泛统一战线列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心任务，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应包括日本国内的反战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在内(94)。在此前后，八路军及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发布或制订了一系列援助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法案和文件，如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的《施政纲领》、1942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及野战政治部的《关于正确对待逃到我军防地避战之日本官兵的命令》、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优待日本逃战避战军民规程》、1943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等，其主要内容是：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日军，“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在尊重中国主权和边区政府法令的原则下，允许他们“参加抗日工作，或在边区进行实业文化与宗教的活动”，将他们当作国际友人看待；并规定今后日军工作应通过日本反战团体去进行等(95)。后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将中共对待日本战俘的政策归结为三点：1．送回日军去，起瓦解作用；2．送统帅部处置；3．留在我军训练成为敌军工作的战士，认为“这对于削弱敌军的战斗意志，有极大的作用”(96)。
继1942年7月，中共中央帮助在华朝鲜人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和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改组为朝鲜义勇军后，又着手促进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的联合和统一。8月15日，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同时在延安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大礼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在华日本人反战团体“反战同盟”和“觉醒联盟”的代表、日本工农士兵学校的代表，中国方面党政军领导人以及朝鲜、印度、荷兰等反战团体的代表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到会致贺，表示“反法西斯的日本大众士兵，是我们真正的朋友，是建立将来东亚和平幸福的好朋友”，号召“把在华几百万的日本士兵都团结在你们的旗帜底下，枪口对向你们和我们共同敌人的日本军部！”(97)华北日本士兵大会通过了《日本士兵要求书》和《抗议日本军部暴行宣言》两个重要的反战文件，前者在日本军队史上第一次提出日本士兵的234条要求，内容涉及供给、军纪教育、军事行动、书信自由、家族生活、伤兵问题、政治自由、兵役制度等广泛的方面，其原则是站在人道主义和日本士兵的立场，抗议日本军阀的暴行，发动士兵与军阀作不调和的斗争；后者则表达了日本士兵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强烈抗议，表示要“坚决反对对中国人民的掠夺、暴行、杀戮、实行细菌战、拷问和虐杀俘虏等，严惩命令我们实行一切暴行的长官”等(98)。这两个文件对于推动侵华日军士兵的反战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华北日本人反战团体代表大会的主要贡献是决定将“觉醒联盟”和“反战同盟”合并，组成统一的“日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领导在华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会议通过了同盟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
1．此次中日战争是日本的军部和大资本家所引起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是牺牲日本之生命、威胁日本人民生活的战争，因此，我们反对此次战争，为日本军自占领地区撤退而斗争；
2．本士兵的大部分都受着战争是正义的欺骗宣传，不知不觉做了日本军部的工具，因此，我们为使日本士兵了解战争的本质，促进他们的政治自觉而斗争；
3．日本军部是压迫日本人民，掠夺他国的野蛮的侵略者，现在的政府是军部独裁的战争政府，因此，我们为使日本士兵确信有打倒此等人民公敌，建立和平自由幸福之人民政府之必要而斗争；
4．以中日两国人民为首的朝鲜、台湾以及南洋等国之人民都是日本军部压迫下的牺牲者，因此，我们为和全东洋人民团结起来，对共同敌人日本军部进行共同的斗争，建立真正之东洋和平而斗争；
5．我们为了实现以上之目的，积极地援助华北中国军的抗日战争(99)。
会议选举杉本一夫为会长，森健清和松井敏夫为副会长，组成了有力的领导班子。这两个会议的举行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斗争更加有序和活跃。
根据延安会议的精神，各抗日根据地的日本人反战团体纷纷举行会议，改组机构，建立统一的反战组织。1944年1月，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举行执委会扩大会议，协议成立“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准备委员会”，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战斗纲领：1．结束战争，日本军队从一切占领地带撤退，缔结公平媾和条约，严惩战争责任者；2．实行彻底的对外和平政策与各民族确立独立、平等、共存共荣的友好关系；3．实行独立、富强、民族繁荣的经济政策；4．肃清军部在日本政治上的势力，解散军部指导的各团体；5．保证政治的自由，确立民主的政治制度；6．改善、提高一般人民和士兵的生活；7．打倒战争政府，组织联合进步的各党各派的人民政府等(100)。4月，日人反战同盟正式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在各根据地建立了十三个支部，此外还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华中地区协议会，下辖四个支部，共有盟员289人(101)。各组织的盟员积极配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对敌作战，他们在各根据地创办反战刊物，散发反战传单，会见中外记者，给日军士兵送“慰问袋”，演出文艺节目、战场喊话等，以各种形式深刻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战争罪行，宣传中国军队的对敌政策，瓦解日本军队的斗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投向人民军队，其中包括一些下级军官，如日军军医山田一郎中尉在根据地从事医务工作，日军步兵山光美少尉担任八路军步兵炮教员，日军中岛透、江荣甫担任八路军技术教员等，一些反战同盟盟员如寺泽吉藏、安藤清江、浅野清、黑田嗣、松觉野、大野静夫等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由于中共执行正确地对待日本士兵政策和反战同盟盟员们的努力，抗战前七年八路军俘虏日军和日军投诚数目达2522名，新四军俘虏日军人数也达到五百多名。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火热斗争中，日本人的反战运动蓬勃发展，力量不断壮大，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8月11日，日本人解放联盟发表通电，号召日军士兵：“不管你们指挥官发出怎样的命令，停止徒然的抵抗，立刻带着武器，到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联盟来！”(102)30日，日本人解放同盟延安本部、日本工农学校，以及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大会，与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告别。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代表叶剑英和日本反战运动代表冈野进互相致词道别。叶剑英表示：“我们过去把诸君作为友人来欢迎，今天又把你们作为好朋友来欢送，将来我们也仍然是好朋友。”9月中旬，二百多名日本反战斗士离开延安，踏上归国征途，行前上述三团体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致谢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军民对于他们的援助，并预言：“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被侵略和侵略的关系，而将是友好和相互援助的关系。”(103)1946年6月，反战同盟的成员和其他日本战俘一起被遣送归国，该同盟在抵达日本博多港后宣布解散。
三 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 class="reference-link">三 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
中国共产党根据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战场直接支持、帮助、指导朝鲜独立同盟与朝鲜义勇军的创建和发展，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培植了一支朝鲜独立复国的革命队伍(104)。
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活动的朝鲜革命者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老红军、老革命，人数很少，但富于革命精神，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领袖和核心；二是从大后方转移到敌后根据地的朝鲜义勇队成员，他们有一定数量，经历过抗日烽火的考验，并且有在大后方和敌后根据地工作和生活的比较，向往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干力量；三是来自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投诚、俘虏的日军朝籍士兵和投奔根据地抗日朝鲜侨民，他们深受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和剥削，有着做亡国奴的切身体验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坚强意志，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独立运动的基本群众。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以往单纯与朝鲜共产主义者联系为与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发生广泛的联系，积极支援他们的抗日复国斗争。中共主办的《新华日报》屡屡发表社论和评论，声援朝鲜独立复国运动。1938年7月和10月，中共领导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在武汉帮助和支持“朝鲜青年战地服务团”和“朝鲜义勇队”的建立。武汉沦陷后，朝鲜义勇队奉中国军方命令分赴各战区，参加抗日战争，但中国共产党仍对该队保持着相当的政治影响力。11月下旬，该队部分队员随周恩来到了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指导下开展工作。朝鲜义勇队曾积极参加了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的创建和周恩来在桂林发起的义卖献金运动。更为值得重视的历史事实是，1939年朝鲜义勇队第二支队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支部，直属新四军党委领导(105)。中国共产党对朝鲜义勇队若干部分实施组织上的领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直接影响了随后朝鲜义勇队大部分队员向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大转移。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已正式形成，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敌后战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推行“限共”、“防共”政策，不仅使国共关系出现摩擦，而且朝鲜独立运动中的“左”倾党派也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难以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立足；华北敌后散居着20万朝鲜侨民，日寇正处心积虑地推行“以韩制华”的政策，它们竭力挑拨中朝关系，利用朝鲜侨民为其战争政策服务。粉碎日寇分化中朝团结的阴谋，争取华北的朝鲜侨民参加中国抗战，成为敌后根据地军民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根据新形势的要求，决定从1939年下半年开始，有计划地将在中共影响下的朝鲜义勇队各部陆续调往敌后抗日根据地(106)。自此，朝鲜义勇队实现了向华北敌后的大进军和战略大转移。对此，国民党的官方档案中也有明确的记载。1941年10月29日，国民党中统局在《朝鲜各党派活动近况报告》中指出：“朝鲜民族革命党内部分子，素称复杂，自第二次欧战以来，日苏签订协定之后，该党不稳分子认为中日战局将改观，于是纷至陕北活动，盖八路军内炮兵团长武挺，原籍朝鲜，在中共颇有权威，以此咸与联络，希得延安方面之欢心。据闻朝鲜义勇队分队长朴孝三及号称朝鲜民族革命党灵魂之石正，均已前往”等(107)。
1940年，朝鲜义勇队经八路军总部安排，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首先受到薄一波领导的山西“决死队”的远道欢迎，接着，又实现了与八路军三八五旅的胜利会师。八路军各级领导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陈锡联等先后会见朝鲜义勇队成员，热烈欢迎他们的来到。1941年1月10日－12日，进入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志士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山西桐峪举行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武亭为会长，李维民、张振光、韩德志分别为组织、宣传、经济部长。并通过联合会纲领，其要点是：团结流亡在全华北的朝鲜青年，参加光复祖国的大业；拥护朝鲜全民族的反日统一战线，发动全朝鲜民族的解放战争；努力保护华北各地的朝鲜人，特别应对青年给予政治、经济、文化等利益；保护在中国沦陷区痛苦呻吟的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积极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赞助台湾民族解放运动和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结成韩、日、台人民的反日联合战线等，会议特别强调“中国抗日战争是和我们朝鲜民族解放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共同联系”，号召朝鲜革命者“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打击日寇，促进朝鲜民族解放事业，朝鲜义勇队要抓紧培养干部，统一中国境内的朝鲜革命团体，把华北朝鲜侨民扩大到革命战线中来”(108)。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同时成立。
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朝鲜侨民的日益增多和朝鲜独立活动的逐步开展，如何制订对朝政策的问题摆上了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整套对待朝鲜侨民和朝鲜独立运动的政策。目前见到的主要文件有：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规程》（1941年11月3日）、晋西北行政公署颁布的《积极帮助朝鲜革命活动的指示》（1943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办法》（4月15日）、山东临时参政会颁布的《优待朝鲜人民条例》（5月10日）等。主要内容是：一、援助朝鲜民族解放运动，迅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边区政府保护因反抗日本和逃避战乱来到边区的朝鲜人民；三、朝鲜人民与中国人民享有同等权利，保障其生命财产安全，帮助其解决土地、住所及低利贷与资金、农具、种子、耕牛，维持其生活，帮助发展生产；四、朝鲜人民可享受子女免费入学以及设立学校、发行刊物、帮助旅费回家、介绍参加工作等各种优待；五、支持和援助朝鲜人民参加各种抗日活动，组建以光复朝鲜为目的的抗日团体和武装；等等(109)。这些规定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与殖民地学说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国际主义精神与中朝友谊的结晶。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和关心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的具体帮助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朝鲜革命运动得到了蓬蓬勃勃的发展。
1941年10月，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积极参与发起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武亭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大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10)。1942年7月11日－14日，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在晋冀鲁豫边区某地举行代表大会，决定将华北朝鲜青年联合会扩大为朝鲜独立同盟，将朝鲜义勇队华北支队扩编为朝鲜义勇军，两者为军政统一体，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并行。会议的重要贡献是参照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经验和朝鲜革命的实际制定了朝鲜独立同盟关于朝鲜民主革命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纲领。前者十条，主要内容是：建立全国国民普选的民主政权；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思想、罢工自由；尊重人权之社会制度；在法律上、社会生活上实现男女平等；在自主原则下，与世界各国及各民族建立友好关系；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在朝鲜一切资产及土地，将与日本帝国主义密切之大企业收归国有，土地实行分配；实施八小时劳动制及社会保险；废除对人民的赋税及杂税，建立单一累进税制；实施国民教育制度；研究朝鲜文化，普及国民文化等。后者七条，主要内容是：改善大众生活与增长革命力量，积极领导和参加大众日常斗争；努力对大众实施革命训练，发展革命组织；为居住在中国，特别是华北各地的朝鲜同胞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奋斗；努力扩大全朝鲜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开展全朝鲜民族的反日斗争，建立革命武装队伍；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积极参加中国抗日战争；赞助东方被压迫民族运动及日本人民反战运动，支持反法西斯正义斗争等。会议的另一成果是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会议选举金白渊（金抖奉）、武亭、崔昌益、韩斌、朴孝三、金学武、蔡野火、王志延、金昌满、李继民、陈汉中、李春岩等十五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推选朝鲜老革命家金白渊为委员长，崔昌益、韩斌为副委员长。总部设组织、宣传、经理三部及秘书处。同时任命武亭为朝鲜义勇军司令，朴孝三、朴一禹为副司令。这个领导核心为朝鲜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111)。12月1日，朝鲜独立同盟又在山西太行抗日根据地创办朝鲜青年革命学校。金白渊为校长，朴一禹为副校长，张治民为校务主任，目标在于培养大批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的、富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朝鲜革命干部(112)。这样，就逐步形成了朝鲜独立同盟、朝鲜义勇军、朝鲜青年革命学校以及各根据地的分盟、支队、分校三位一体的朝鲜独立复国运动的新体制。
至1945年8月，朝鲜独立同盟先后在山东军区、新四军、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太岳军区、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晋西北军区、延安、太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华南东江纵队设立了十一个分盟，除太行的两个分盟直接由总部领导外，其余都与八路军、新四军各军区的敌工部发生联系并接受领导，总盟则主要与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发生联系。同时，还在敌占区的天津、北平、哈尔滨、朝鲜汉城建立了分盟，在开封、徐州、济南、民权、承德、临汾、榆次、霍县、太原、石家庄、顺德、新乡及朝鲜人在华北创办的各农场建立了据点，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协助下，由同盟总部直接领导这些分盟和据点。在各主要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朝鲜义勇军的支队和朝鲜青年革命学校的分校(113)。
在敌后根据地的朝鲜抗日军民与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并肩战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对敌斗争中，朝鲜革命者冲锋陷阵，配合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之敌后，发动政治攻势：不论在下大雨的黑夜，或炎热的白天；不论在敌占区，在游击区，就是敌人派遣游击队跟踪他们的时候，也仍然坚决完成任务；他们经常在老百姓的包围圈里，用生硬不熟练的中国话，热情地进行宣传；他们不仅向老百姓宣传，而且也是对敌宣传的能手，在敌人炮楼前或电话上，用流利的日语向日本士兵指出活路；他们甚至不惜将自己的鲜血洒在中国的大地上(114)。1944年8月，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在《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中高度评价朝鲜革命者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贡献。指出为中国抗日战争而牺牲的朝鲜友人有孙一峰等十七人，朝鲜独立同盟自武亭以下的大批成员都为中国抗日战争“做了艰苦勇敢的工作”(115)。
在整风运动中，朝鲜革命者更是把整风学习视为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经验的最好机会。朝鲜青年革命学校（后更名为朝鲜革命军政学校）成为朝鲜革命者进行整风学习的重要场所，各分盟也都建立了整风学习委员会，组织朝鲜革命者的整风学习。朝鲜独立同盟领导人武亭在该校整风动员会上强调为使朝鲜同志在思想行动上统一起来，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并提出三项要求：朝鲜义勇军不只要有枪杆，还要有强的政治修养；要把整风和朝鲜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学习时应钻进书本里去，不应徘徊于书本之外等(116)。在另一场合，他盛赞抗日根据地在精兵简政、大生产、对敌斗争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毛泽东的伟大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实现，他的主义是活的马列主义，他的主义不仅在中国革命中发展着，就是在朝鲜革命中也在发展着(117)。整风运动对于朝鲜革命者总体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各抗日根据地还涌现了一批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朝鲜籍的杰出人物。他们中除了对敌斗争的英雄和大生产运动的模范外，还有文化方面的专家。优秀的医学专家、和平医院内科主任、朝鲜独立同盟陕甘宁分盟负责人方禹镛大夫就是一位代表人物，在他的五十寿辰时，毛泽东曾以“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题词相贺，《解放日报》也发表专文，号召边区医疗界的人士向他学习(118)。朝鲜籍青年音乐家、中共党员郑律成是另一位在中国革命文化事业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他创作的《延安颂》、《八路军大合唱》、《延水谣》、《准备反攻》、《陕北公学同学歌》等近三百首歌曲，成为鼓舞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战斗号角。其中《八路军进行曲》后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其威武雄壮的旋律至今回响在神州大地，令人振奋！催人前进(119)！
在中国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不断发展壮大，为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朝鲜的独立复国作了政治、组织、军事方面的全面的准备。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全体人员三千余人根据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从延安出发，直指东北。一路上，他们一边清扫日伪残余势力，一边开展政治宣传工作，吸收了不少朝鲜人加入队伍，使朝鲜义勇军更加壮大。11月7日，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在沈阳改编为七个支队，由于苏联红军不同意朝鲜义勇军立即开入朝鲜作战，该军奉命开赴东北朝鲜族聚居地区开展工作(120)。1946年3月，该部建制撤销，部分人员归国，其余人员并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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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3年6月6日），《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44页。
(2)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51页。
(3) 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1956年9月），《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4)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498－501页。
(5) 对于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较多的著作主张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开始。
(6) 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20－721页。
(7)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54页。
(8)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49页。
(9)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58页。
(10) 《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1941年9月26日），转引自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页。
(11)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69－786页。
(12)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69－786页。
(13)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87－803页。
(14)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1942年4月3日），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75－176页。
(15) 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69－786页。
(16)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整风会议上的检查》（1943年11月27日），转引自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8－549页。
(17)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转引自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550页。
(18)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901－902页。
(19)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1943年4月3日），转引自李良志等主编：《同盟抗战 赢得胜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9页。
(20)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533页。
(21) 参见《党的生活》（城市版）1994年第3期。
(22) 此案在“抢救运动”后期，已为中共中央发现系假案，及时作了纠正。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又将此历史冤案翻了出来，使许多同志再次蒙受诬陷和打击。粉碎“四人帮”后，才由中共中央彻底予以平反。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138页。
(23)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1943年8月15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65页。
(24) 《毛泽东对绥德反奸大会材料的批示》（1943年10月9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75页。
(25) 参见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34－137页。
(26)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467页。
(27)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第101页。
(28)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1943年3月20日），《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30—431页。
(29) 《陈周博董致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电》（1938年1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35页。
(30)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电》（193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24—25页。
(31) 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00页。
(32)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708－709页。
(33) 《陈周博董致书记处并转朱彭任刘电》（1938年1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35页。
(34) 参见毛泽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周恩来：《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3页；《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1942年3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9页。
(35)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指示信》（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72－75页。
(36)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2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92－194页。
(37)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2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92－194页。
(38)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对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转引自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241页。
(39)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1942年5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92－194页。
(40)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指示信》（1941年1月30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72－75页。
(41)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1942年4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74－177页。
(42) 《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1942年4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74－177页。
(43)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1942年3月6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57－159页。
(44) 参见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45)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46)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145页。
(47) 参见臧运祜：《关于“精兵简政”的再研究》，《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
(48)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64－265页。
(49) 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2－213页。
(50) 《解放日报》，1942年9月7日。
(51) 《陕甘宁边区精兵简政纲领草案》（1942年9月1日），转引自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376页。
(52)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22－124页。
(53) 1942年9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裁、减、缩、并四原则。参见魏宏运等主编：《华北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第201页。
(54) 《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实行精兵简政给各县的指示信》（1941年12月4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1辑，第122－124页。
(55)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1页。
(56) 毛泽东：《论新阶段》，转引自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1页。
(57) 参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58页。
(58) 《新中华报》，1939年6月27日。
(59) 《新中华报》，1940年10月20日。
(60)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416页。
(61)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423页。
(62) 参见肖一平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
(63)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1942年1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97－99页；《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1942年2月6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24－27页。
(64) 王稼祥：《晋察冀边区的财政经济》，《解放》第9卷第3－4期合刊。
(65) 温锐：《变革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另一种形式》，《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论者认为：此种变革农村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方式具有特殊的长处：1．它能尽可能地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全面地调动各种阶级的积极性；2．它避免了以往土地革命过程中农村生产常常出现的低落现象；3．它有利于农村手工业和工商业的发展。
(66) 参见何进：《关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中共党史专题讲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另一种意见认为：大生产运动始于1941年初，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然后推广至各解放区，发展为普遍的大生产运动（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种意见认为：大生产运动始于1939年中共中央举行生产动员大会，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的热潮（陈舜卿：《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
(67)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46－851页。
(68)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46－851页。
(69)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65－868页。
(70) 《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65－868页。
(71) 毛泽东：《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1005—1009页。
(72)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581－583页。
(73) 《毛泽东年谱》（中），第314页。
(74)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29日。
(75) 参见雷云峰等：《中共中央与八年抗战》，第433－434页。
(76)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581－583页。
(77)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4卷本），第832页。
(78) 《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1942年2月28日），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71－172页。
(79) 参见魏宏运等：《华北抗日根据地史》，第305－307页。
(80) 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国报业》，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493页。持此种看法的还有石西民，参见重庆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新闻界》第3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则认为：“1937年至1939年，在华北、华中两个主要敌后抗日根据地约有各类小型报刊700种。”
(81)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52页。由于当时台湾和朝鲜同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共中央在当时的文件中一般将两者并论。
(82)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0－201页。
(83)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69页。
(84) 《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2页。
(85) 《东方各民族团结起来》，《解放日报》，1941年9月30日。
(86) 《朱德年谱》，第243－244页。
(87) 《毛泽东年谱》（中），第336页；《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30日。
(88) 《解放日报》，1941年11月1日。
(8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90) 毛泽东：《论新阶段》，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200－201页。
(91)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159－166页。
(92)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
(93) 《中国共产党为太平洋战争的宣言》，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6页。
(94) 《中国共产党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17页。
(95) 参见《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9册，第69页；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第162页。
(96)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97) 《解放日报》，1942年8月16日。
(98) 《解放日报》，1942年8月17日、19日。
(99) 《解放日报》，1942年8月30日。
(100) 《解放日报》，1944年1月18日。
(101) 叶剑英：《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102)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1日。
(103) ［日］香川孝志、前田光繁：《八路军内日本兵》（中译本），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04) 本节参见石源华：《中国共产党与朝鲜独立运动关系纪事研究》一书绪论，韩国高句丽出版社1997年版，第347－354页。
(105) 文正一等：《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队》，《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106) 文正一等：《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队》，《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107) 《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刊印，第118－119页。文内“武挺”应为“武亭”。
(108) 《晋察冀日报》，1941年1月28日；参见《国民政府与韩国独立运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刊印，第310页。
(109) 参见石源华：《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421－422、422－423、427－428页。
(110)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7日－11月1日。
(111) 《解放日报》，1942年8月29日。
(112)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27日。
(113) 武亭：《华北朝鲜独立同盟1944年1月至1945年5月工作经过报告》（1945年5月9日），杨昭全等编：《关内地区朝鲜人反日独立运动资料汇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第1150页；《解放日报》1945年8月9日。
(114) 宁真：《朝鲜义勇军在晋察冀》，《解放日报》，1944年4月24日。
(115) 《解放日报》，1944年8月10日。
(116) 《朝鲜青年革命学校扩大生产规模加紧学习》，《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21日。
(117) 《武亭在边区党政军民隆重纪念“八一”大会上的讲话》，《晋察冀日报》，1943年3月21日。
(118) 黄既：《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人民日报》，1981年8月3日；《向方禹镛大夫学习 为庆祝他底五十寿辰而作》，《解放日报》，1943年2月27日。
(119) 刘建勋：《郑律成在延安》，《延边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1949年后，郑律成随中国籍妻子在中国定居，经两国政府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120) 文正一等：《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民族团结》1995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