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奉鲁军阀组建安国军政府"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奉鲁军阀组建安国军政府

一　查抄苏联使馆与镇压革命党人" class="reference-link">一　查抄苏联使馆与镇压革命党人

吴佩孚、孙传芳集团先后惨败，北洋军阀的统治日益陷入困境，列强将目光更多地转向准备发动反共政变的蒋介石。奉系军阀为振作残局，不得不高举“反赤”旗帜，极力向列强邀宠。

张作霖入京后，曾以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吴晋为特使，一再向英国公使蓝普森表示，不惜“破裂与俄国的关系”，加入国际反苏阵线。⁽²²⁰⁾3月1日，张宗昌部下在浦口非法扣押苏联商轮巴米亚列宁娜号，拘捕在船上的鲍罗廷的夫人及苏联外交通信员等人，押往济南。同月下旬，张作霖遍访列强驻华使节，“探询可否由外人协助，抗拒布尔希维克主义”⁽²²¹⁾。不久，即命奉系军警制造了查抄苏联使馆事件。

奉系第二次入关后，疯狂制造白色恐怖，迫使国民党工作转入地下。1926年夏，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所属的一个废弃的兵营。这一秘密据点被法、日公使馆相继发现。他们互相联系，将情况通报给安国军总司令部，并一起鼓动奉系军警采取行动⁽²²²⁾。于是，奉系军警立即“购线侦查”，获得确证，便与列强公使商议，企图搜查苏联使馆。

公使们对于搜查苏联使馆一事并无异议，只是认为中国军警进入东交民巷违反《辛丑条约》，应由外交部出面商请。于是，安国军总司令部将此意通报顾维钧，顾不愿负此责任，便推诿延宕。奉系见此，派吴晋与列强公使接洽。4月4日，领袖公使欧登科（William James Oudendijk）召集列强公使秘密会议。欧登科称：“张作霖元帅的随员一再向他提出，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据说，有4000支手枪被偷运入旧俄卫队的兵营，从那里分散给北京的不法分子。”⁽²²³⁾会议一致同意准许中国军警进入使馆区搜查。

4月6日上午10时，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率领警察、宪兵、便衣侦探三百多人赶至东交民巷。陈向欧登科递交的公文称：“大批共产党人躲避在使馆区内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煽动学生、工人，预谋在首都暴动”，必须“采取果断措施”⁽²²⁴⁾。欧登科立即代表公使团在该公文上签字，并通知使馆区捕房：有中国军警入界，不得拦阻⁽²²⁵⁾。接着，大批军警闯入苏联领事馆西侧进行搜索，与此同时，东交民巷的外国巡捕加岗布哨，毗邻苏联使馆的英国使馆的高墙上，出现了荷枪实弹的士兵。

这次搜查的重点并非警察厅公函中所指明的三处，而是属于苏联使馆的旧兵营。当日共逮捕五十余人，计苏联使馆工作人员甘布克等15人，中共北方区执委会书记李大钊等二十余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等十余人。

下午2时，军警在搜查时，设于旧兵营第一门内的苏联使馆武官室起火。据警方报告说：“发现俄人数名盘踞屋内，在彼肆行焚毁文件”，“即行逮捕”，“旋即查获证据多件”⁽²²⁶⁾。搜查一直持续到当日晚7点。在远东银行、中东路驻京办事处，军警们一无所获；在使馆所属旧兵营中，检获枪支、弹药、旗帜、印章以及大批重要文件。

当日傍晚，首席公使欧登科向外交部递交照会，抗议警方“逾越所准许之权力范围”，搜查苏联使馆所属的旧兵营⁽²²⁷⁾。同时，因为奉系军警“非法”搜获的“叛乱”武器，不足其向公使团指控的百分之一二，公使团又同意将原先的搜查许可延展两日⁽²²⁸⁾。

4月7日，天津警察厅会同法国巡捕搜查了法租界内苏联驻华商业贸易机构。同日，上海公共租界发生外国巡捕包围苏联领事馆举动。

事件立即引起中苏外交关系的急剧恶化。

事件发生的当日深夜，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苏联使馆，抗议其“容纳共产党人，阴谋扰乱中国治安，并藏有种种之武器、宣传赤化之物品”⁽²²⁹⁾。对于这种抗议的“正义性”，连主持外交部的顾维钧都心怀异议⁽²³⁰⁾。至于其他事先并未与闻的外交官，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驻苏代办郑延禧答复苏联政府质询时，竟断然肯定说：“一定是强盗抢劫！”⁽²³¹⁾

7日清晨，苏联驻华代办齐尔内赫（ЧерньIх）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对于武装军警“强行侵入”，“肆行剽掠”，提出强烈抗议⁽²³²⁾。9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召见中国代办，递交致北京政府的抗议照会。提出：一、立即撤退军警；二、释放被捕人员；三、归还武官室文件；四、归还被抢劫钱物。在未得到满意答复前，将撤回驻华代办及全馆人员⁽²³³⁾。为了打破列强建立国际反苏阵线的企图，苏联政府的抗议比较克制。

16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驻苏代办，表示对苏联政府的四项要求，“目前碍难照办”，至于撤回驻华使馆人员，愿“听其自便”⁽²³⁴⁾。19日，苏联驻华代办率领全体馆员出京回国。

查抄苏联使馆后，张作霖急电察哈尔外交特派员张国忱，命其“星夜来京”，任苏联使馆文件编译会会长⁽²³⁵⁾。数日后，张作霖秘密召见张国忱，指示他“注意搜查激起国际上注意”的“宣传赤化的材料”，并暗示说，为此应不惜手段，否则无法向列强公使“交差”⁽²³⁶⁾。张国忱心领神会，立即请编译会特邀译员、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N．Mitarevsky）“帮助制作一份共产国际宣传赤化的文件”。经过一番煞费苦心的编造，一份所谓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出笼。4月18日，京师警察厅公布了这份文件，其中有“为引起外国干涉”，不惜“抢掠和杀人”，“组织反欧暴乱”的“指示”⁽²³⁷⁾。它立即在政界、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第三国际唆使共产党人制造南京事件的“铁证”。

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引起极大震动。各阶层人士纷纷奔走营救。北京25所大学校长，杨度、梁士诒、司法总长罗文幹等纷纷要求移交法庭办理⁽²³⁸⁾。京津各报相继呼吁：“党狱”万不可兴。北京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劫狱队，准备不惜代价，武力抢救，但被李大钊劝阻⁽²³⁹⁾。　

社会各界的强烈呼声未能遏制一意孤行的奉鲁军阀。警察厅根据查抄使馆所获名册，严令各侦缉队“认真踩缉，务期弋获。”⁽²⁴⁰⁾4月16日，中共党员、国民党北京市农民部部长莫同荣等被捕入狱。与此同时，军阀残害革命者的气焰越来越烈。张宗昌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说李大钊是“赤党祸根”，“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²⁴¹⁾中国青年党首领曾琦也向张作霖献计，力主“处以极刑”⁽²⁴²⁾。

在严刑拷打下，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自称为马克思学说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晓。”⁽²⁴³⁾他在《狱中自述》中慷慨陈词：“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²⁴⁴⁾4月27日，京师警察厅宣布，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织军事特别法庭。28日，宣判对李大钊等人处以绞刑，立即执行。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由于绞刑架陈腐失修，上下反复两三次，但是李大钊始终神色不变，视死如归⁽²⁴⁵⁾。一代英豪，壮烈捐躯，终年仅38岁。

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国共两党重要干部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路友于、中共北方区委杂志《政治生活》主编范鸿劼。国共两党联合领导的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执委会的干部，除个别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他们是：国民党员、执委会主席邓文辉；中共党员、组织部长谢伯俞；中共党员、执委兼文书谭祖尧；中共党员、农民部长莫同荣；国民党员、妇女部长张揖兰；国民党员、商民部长姚彦。同案牺牲的烈士还有：张伯华、杨景山、陶永立、方伯务、吴平地、李昆、阎振山、郑培明、李银莲、谢承常、英华，一共19人。

奉系查抄苏联使馆、镇压革命党人的主要意图是向国内外表示，北洋政府是国际反苏、反共阵线的得力干将。张作霖在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话时称，“他正在中国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决心苦战到底！”⁽²⁴⁶⁾在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函中，张作霖又称：“深惧神明华胄将就沦胥，故不惜重大牺牲，力图挽救。”⁽²⁴⁷⁾

奉系的暴行是国内外反苏、反共逆流的产物，反过来它又推动了这股逆流的恶性发展。5月12日，伦敦英国警察步张作霖后尘，搜查了苏联驻英国商务机构。事后，英国外相张伯伦宣称：共产国际在“世界到处图谋扰乱”，已训令在中国煽动排外运动，所以英国决心“与苏联断交”云云⁽²⁴⁸⁾。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大肆搜捕苏联侨民，加紧迫害本国进步人士，形成了东西呼应的局面。

二　安国军政府的成立" class="reference-link">二　安国军政府的成立

1927年初夏，奉系在北京组建安国军政府，拉开了北洋政权历史上的最后一幕。

当年春夏之交，奉系被迫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力谋以政治手段挽救军事败局。奉军总参议杨宇霆力主“南北妥协”，“共同反赤”。6月，杨宇霆、张学良联名复电南京方面称：“弟等信仰三民主义，已非一日”，目前“吾人惟有一致服从先总理主义，同心协力以救中国之危亡”⁽²⁴⁹⁾。杨宇霆多次与阎锡山驻京代表李庆芳接洽，谈判“由三民主义解决国是”的具体途径⁽²⁵⁰⁾。张学良则亲笔致函阎锡山，表示“赞成三民主义”，请阎向宁方斡旋⁽²⁵¹⁾。新派将领希望以此稳住奉系残局，但旧派将领反对和谈。黑龙江督办吴俊陞、吉林督办张作相等主张将奉军撤往关外，实行保境安民。

面对新旧两派的分歧，张作霖一如既往采取倚重新系，兼顾旧系的办法。6月6日，吴晋代表总部发表谈话说：“此次奉方讨赤，原在消灭过激之共产党，并非与国民党为难。”“现蒋介石既反对共产党，并对于过激党徒极力取缔，是其主张已与雨帅主张相同。阎百川现既出任调停，而蒋介石在最近又有与雨帅合作之表示，雨帅自无不赞成。”⁽²⁵²⁾同时，奉方又极力摆出一付强硬的姿态。同月8日，张作霖在接见日本记者团时再三强调，宁奉议和，“须蒋真能反对共产主义，且能将俄人逐尽，并完全脱离过激赤化主义。”又称：“若三民主义真以国利民福为宗旨，则予亦自赞成。若徒以国利民福为假面具，而实质上仍行共产主义，则予辈固将竭力以声讨排斥之。”⁽²⁵³⁾张作霖企图表明，宁奉和谈，并非是奉方屈从宁方的三民主义，而是宁方归顺奉方的“讨赤”旗帜。

此时，阎锡山已经易帜，正将斡旋宁奉议和当作自己最重要的政治筹码。6月8日，阎锡山特派政务处长兼警察厅长南桂馨为议和专使抵京，偕同李庆芳拜访杨宇霆。晋方提出，宁奉合作的先决条件是奉方易帜，除赞同三民主义外，应悬挂青天白日旗，改称国民革命军⁽²⁵⁴⁾。张作霖期望对等议和，晋方提出的条件自然难以接受。6月9日，奉系首脑会议决定可以容纳三民主义，但不挂青天白日旗，更不能放弃安国军的旗帜。会议认为：当前首要问题在“共同讨赤”，晋方既主张“奉晋宁三角同盟”，应速各派军队“会剿赤化军”，希望晋方将开入直隶境内的军队，即日移向黄河北岸一带。至于国家大局，俟“赤化敉平”后，召开国民会议从长计议。⁽²⁵⁵⁾当晚，杨宇霆与韩麟春将奉方决议转告南桂馨。由于差距太大，南桂馨只得放弃原订由京赴宁的计划，折回太原。

奉系的态度虽然强硬，但并没有关上政治解决的大门。为了与南方抗衡，张作霖竟然提出了“四民主义”的论调。6月14日，吴晋发表谈话说：“雨帅的意思”，“中国为礼义之邦，自来对道德异常重视。现在人心不古，道德沦亡”，“拟于三民之外，增加民德一项，共成四民，以维国本。”⁽²⁵⁶⁾同日，张作霖宴请应召北上的张宗昌、孙传芳及吴俊陞、张作相、张学良、韩麟春、杨宇霆、潘复等人。席间，张作霖建议在座诸将领，除张学良外，“重换兰谱，以明合作到底之精神”⁽²⁵⁷⁾。当即各开年庚，确定长序。众人议定，政治上决不易帜，安国军应于“三民主义之外，添一民德主义，以固邦本”⁽²⁵⁸⁾。

16日，奉系首脑会议进入关键时刻。杨宇霆强调：为抵御北伐军，各派军队应统一于安国军旗帜之下，一致服从安国军总司令的命令。孙传芳立即表态说：“军事与政治系联贯的”，“即政治方面，亦应受总司令之支配”⁽²⁵⁹⁾。吴俊陞也表示，应请张作霖高升一步，“藉以振动军心”。于是，有人主张拥戴张作霖为临时总统，有人主张仍用临时执政的名义。会议最后决定，即日由孙传芳领衔通电，拥护张作霖为陆海军大元帅，将从前直鲁军、苏军、镇威军、吉军、黑军等名目，一律取消，统称安国军，由张作霖重新编制。同时决定“在大元帅之下设一内阁”，“特任潘复正式组阁”⁽²⁶⁰⁾。在北洋残余各派军阀的一致推戴下，张作霖终于在名义上登上了国家权力的巅峰。

同日，张作霖通电称：“此后海内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²⁶¹⁾奉系企图在组建安国军政府的同时，再次向南方伸出和谈的触角。

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宣言称：“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人之责一日未尽。”⁽²⁶²⁾同时，公布《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七条，其主要者为：一、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二、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行政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之权利。三、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四、国务员为：国务总理、外交部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五、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务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根据上述命令，军政府之上，没有任何代议机关或民意机构，大元帅总揽陆海军全权，并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不对任何机构负责，所有国务员均由大元帅任免。因此，这是一种任何障眼法都不要的军事独裁制度。尽管张作霖长期垂涎于总统的权位，表示总要“干它一下”⁽²⁶³⁾，但实行军事独裁的“大元帅”制，显然更适合他的需要。

由于前线军事形势严峻，18日晚，孙传芳、张宗昌南下，声明“不荐阁员”⁽²⁶⁴⁾。19日，张作霖以大元帅资格召集会议，商议组建内阁。会议气氛出奇地冷清。新派将领张学良没有出席会议。韩麟春虽然与会，但一言不发。旧派首领张作相、吴俊陞也默默无语。在讨论内阁人选时，推辞者有，竞争者无。以阎锡山为背景的胡惟德，当然不肯出任内务总长。孙传芳的幕僚原农工总长杨文恺，也再三电请开去原缺。就连奉系政客郑谦，也不愿充任阁员。相对独立的外交系名流，也放弃了因袭外交部长的传统，拒绝执掌外交部。左商右议，才勉勉强强凑够了内阁大员。

20日，内阁名单发布：以王荫泰为外交总长，何丰林为军事总长，沈瑞麟为内务总长，阎泽溥为财政总长，姚震为司法总长，刘哲为教育总长，张景惠为实业总长，刘尚清为农工总长。潘复兼交通总长。这个内阁班子除沈瑞麟、姚震两人外，其余均为纯粹奉系人物。

整个官场冷淡的空气由上及下，一般官吏纷纷递交辞呈。举家出京者络绎不绝。安国军政府成立前夕，驻法公使陈箓即领衔代表驻欧各使馆致电北京，声称“流为饿莩，即在目前”，如不设法解决，将停止办公，全体回国⁽²⁶⁵⁾。7月初，北洋政府派驻国际联盟的代表朱兆莘发表宣言，公开声明“脱离北京政府关系，此后代表国民政府”⁽²⁶⁶⁾。这种惨淡的局面，预兆着日益逼近的北洋末日。

安国军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面临着严重的外交信誉危机，争取列强的承认，成为它奋斗的首要目标。

张作霖在宣誓出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当天下午，就亲自出马，约请各国公使到外交部举行茶话会。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以谈判方式修改条约。”⁽²⁶⁷⁾但是，张作霖的殷勤并未能挽回列强日益冷却的心意。各国公使收到请柬后，十分踌躇。他们担心贸然出席，会给人造成觐贺新元首的印象。经再三讨论后，一致认为，该请柬系张作霖以个人名义于就职前签发，可以回避承认新政权。为避免节外生枝，各国公使穿便服前往参加。数日之后，他们以同样谨慎的态度，回答了外交部关于大元帅就职及新内阁组建的正式公文。在简短的收据式的外交照会中，列强公使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了任何承认新政府的词句”⁽²⁶⁸⁾，其冷淡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届北洋政府的遭遇。只有日本资本家大仓喜七郎和大阪每日新闻社拍来贺电。

安国军政府外交信誉的危机，是与国内政治舞台上各种势力的消长演进密切相关的。“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集团的反共铁血手腕和宽和外交姿态，对列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就连与奉系素有渊源的日本政府，也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田中首相在接见英驻日大使蒂利（John Tilley）时明确表示：“非常希望蒋介石能成功地组建其政府。”⁽²⁶⁹⁾在这种状况下，北洋政府的地位自然每况愈下。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向国务卿报告时，指责张作霖“抛弃法律”，“不顾宪法程序”，“行使军事独裁者的权力”⁽²⁷⁰⁾。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虽然对张作霖不乏私人敬意，但他刚一听说英国企业家梅杰·内森（Major Nathan）计划向张作霖贷款500万英镑时，立即极力劝阻⁽²⁷¹⁾。

如果说，外交危机是安国军政府难医的外痈，那么财政危机便是其致命的内伤。

由于连年内战，经济凋残，北洋政权的统治区越来越小，但军费开支却有增无减。大大小小的军阀巧立名目，横征暴敛，使整个财政面临“竭泽而渔”，“明年无鱼”的危境。安国军的高级幕僚曹汝霖毫不隐讳承认说：“税目愈繁而收入益形其短绌，搜括愈甚而国用弥觉其不敷。”⁽²⁷²⁾为解燃眉之急，张作霖请号称“财神”的梁士诒出面向天津银行界借款。各银行纷纷以闭门停业来应付。开源无路，只好设法节流。6月24日，潘复宣称将对于中央官制大加革新，“以期节省靡费”⁽²⁷³⁾。他引荐其友人阎泽溥为财政总长，请他主持规划裁员减政方案。阎提出各部院官吏限额1800人，中央政费每月不得超过80万元。据此，财政部每司只留20人，盐务总署只留十分之一，内务部至少须裁员三分之二。此方案立刻激起强烈反对，大批被裁人员群起攻击潘复和阎泽溥，吓得潘复每日上班都要派“宪兵净街警卫”⁽²⁷⁴⁾。

内外交困使奉系难以继续作战，只好又把和谈作为中心议题。6月25日，张作霖发布“和平革新令”。同日，通电全国，除强烈指责“过激分子”，表示坚决讨伐“甘心赤化者”外，特别提起1922年、1924年与孙中山建立反直同盟一事。电称：“作霖与中山为多年老友。十一、十三两年之役，均经约定会师武汉，信使往还，物质援助，彼此精神契合，始终如一。”电报再一次向南京方面表示；“凡属中山同志，与真正三民主义不相违背，平时为共产党徒胁迫，无可赴诉者，仍当本中山合作之初衷，一律友视。”⁽²⁷⁵⁾28日，张作霖致电阎锡山称：“非停战不可以救民，非议和不足以歼赤”，要阎继续“斡旋南北，议和罢兵”⁽²⁷⁶⁾。同日，派遣卫戍司令邢士廉为特使赶赴太原。同时，张学良也致电阎锡山，解释前次南桂馨来京受挫，乃系奉方内部“有一二人未明世界潮流趋势”所致。电称：“现征得各方同意，甚愿息事宁人。”⁽²⁷⁷⁾29日，邢士廉抵达太原，但阎锡山托病不见，指派其总参议赵戴文及参谋长朱绶光代为接待。邢士廉虽再三表示奉方议和的诚意，但仍不肯允诺以“悬挂青天白日旗及改称国民革命军”为先决条件⁽²⁷⁸⁾。一连三日，邢士廉始终没有见到阎锡山。其后，张学良又分别派人和蒋介石、冯玉祥联系，表示“服从三民主义”之意，甚至表示愿“让出关内”⁽²⁷⁹⁾。

奉系的“和平”呼吁得到了蒋介石的响应。“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反赤”上和奉系已经一致。7月初，蒋介石为稳住苏鲁防线，以便西征武汉，陆续派李征五等人北上，与张宗昌、张作霖谋和⁽²⁸⁰⁾。在致张宗昌函中，蒋介石表示：“讨共宗旨，大体既同，自无不可商量之处。”⁽²⁸¹⁾同月16日，阎锡山再派南桂馨赴京，力劝奉方改旗易帜。29日，何成濬受蒋介石委派，前往山西，途经北京时，和张学良、杨宇霆进行了会谈。杨宇霆表示：奉方与国民党各自成一团体。国家大政可以合作，内部之事彼此不必过问。国民党不自居正统，奉方亦不以中央自居。杨宇霆同时表示：先军事后政治。第一步商停战办法，第二步商合作方案⁽²⁸²⁾。奉方所提条件，是和蒋介石搞对等合作，何成濬未作负责表示，不过谈判气氛则相当融洽⁽²⁸³⁾。不久，直鲁联军在皖北大胜，奉方又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分治⁽²⁸⁴⁾。因蒋介石已兵败下野，奉蒋和谈中断。

在山穷水尽之际，张作霖组建安国军政府，登上元首宝座。

三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与东方会议" class="reference-link">三　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与东方会议

币原的外交方针受到日本军部和某些利益集团的攻击，被斥为“软弱”和“辱国”。驻华武官本庄繁在4月5日即向军部首脑提出：蒋介石能否压住共产党，同张作霖携手，尚属疑问。日本应采取“积极自卫”政策，在中国各要地驻兵，同时用海军封锁长江⁽²⁸⁵⁾。陆相宇垣一成也于4月7日警告日本政府：帝国在长江流域培植多年的利益和企业已全部萎缩，日侨长年努力而获得的权利和资产也被迫放弃。如果继续袖手旁观，共产运动迟早会波及直隶和满蒙。日本必须变消极雌伏之态为积极雄飞之姿，引导列强协力包围共产派，出兵占领从山东到广东各沿海要点，阻断苏俄的军火输入，由列强向南北稳健分子供应军费和武器⁽²⁸⁶⁾。4月中旬，在国内政潮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币原随若内阁一起倒台。强硬派推出前陆军大将田中义一出面组阁并兼外相。

田中一上台便迫不及待地宣布，中国政局正酿成整个东亚的危机，对此，日本决不能漠视不顾⁽²⁸⁷⁾。不久即悍然出兵山东，扩大侵华。

5月中旬，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先后出兵继续北伐。奉鲁军节节败退。山东是日本侵华势力密集的地区，其投资总额仅次于东北。田中内阁认为，战争继续北进，不仅会损害日本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而且将危及东北，决定动用武力。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派遣驻东北日军第十师团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开赴青岛。次日，田中内阁发表宣言，声称此次出兵，旨在“保护侨民”⁽²⁸⁸⁾。6月1日，日军2000余人在青岛登陆，强占军事要隘，张贴布告，宣布将严厉镇压对侵略军“表示敌意”的反抗者⁽²⁸⁹⁾。7月5日，田中内阁进一步决议，命日军由青岛侵入济南。田中希望，此举能中止国民革命军北伐，以便趁机向张作霖诈取某些垂涎已久的权益。

日本出兵山东，立即在我国激起愤怒的浪潮。6月1日，武汉、南京、北京三个鼎足对抗的政权分别提出抗议。武汉政府的抗议书指出，日军入侵山东，无异于“二十一条”密约的复活⁽²⁹⁰⁾。与官方再三推敲的外交公文相比，民众的抗议呼声更为激昂。尽管南京政府一再密令，“力避冲突”，“不得迳行有罢工及排货之举”⁽²⁹¹⁾，并向日方表示，将“极力设法阻止”民众激烈的抗议运动⁽²⁹²⁾，但仍无法遏止人民愤怒的烈火。上海工、商、学各界人民团体发起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组成委员会，制定并实施种种措施，使日本对华贸易受到巨大打击⁽²⁹³⁾。

日本出兵山东后，为了进一步研究并确立新的对华政策，从6月27日至7月7日，田中义一在东京亲自主持召开“东方会议”。这次会议的具体策划者是著名的强硬扩张主义者、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应召出席的有：外务省、驻华各使领馆、关东厅、陆军省、海军省等机构的首脑人物。会议共举行11天，但只留下5天全体讨论会的议事记载，其余6天均为小型秘密会议，至今仍不知其详情⁽²⁹⁴⁾。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制定“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森恪和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吉田茂等主张以武力为后盾，急进扩张；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主张慎重行事。在田中义一的支持下，森恪等强硬派明显占了上风。会上，森恪提出4点建议：一、为维护日本在华权益，不论是中国关内地区还是“满蒙”区域，均应出兵；二、东三省和内蒙是日本的国防安全线，必须坚持该区域的治安秩序；三、东三省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应予支持；四、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的政治组织，日本应不惜使“满蒙”与中国分离，另立政权。

7月7日，田中义一宣布会议最终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共8条，前4条基本上是外交辞令，后4条是侵华方针的实质所在。第5条规定：“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非法侵害之虞时，将断然采取自卫措施以维护之。”第6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生存上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对此，作为接壤邻邦之我国，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7条规定：“在东三省实力派中，对尊重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第8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国在该地特殊地位与权益之虞时，均应加以防护。”⁽²⁹⁵⁾可以看出，纲领完全采纳了森恪的建议。

为了落实“东方会议”的对华强硬方针，同年8月中旬，日本政府又召开“大连会议”，由森恪主持，召集日本驻华使节、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等，进一步研究侵略东北、蒙古的具体步骤，策划“武力治安”、“获取商租权”、“扩大‘满铁'权限”、“修建铁路”等议题的实施方略。

“东方会议”与“大连会议”制定的扩大对华侵略的强硬方针，导致日本与美国等在远东地区矛盾的激化，埋下了此后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

“东方会议”之后，中国的战局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反攻徐州失利，宣布下野。直鲁军与孙传芳的残军接连发起反攻，把战火又推回到长江沿岸。日本内阁于8月24日决定撤兵，并于30日发表声明称，此次出兵是“成功”的“自卫”之举⁽²⁹⁶⁾，为再次出兵山东埋下了伏笔。

四　胶州事变与苏鲁前线的拉锯战" class="reference-link">四　胶州事变与苏鲁前线的拉锯战

1927年6月下旬，蒋介石统军进攻鲁南。山东是张宗昌的老巢，命脉所在，自然要孤注一掷，全力防御，但退入鲁境的孙传芳残军，却与鲁军貌合神离，军心涣散，不战自退。不少高级将领主动向南军暗送秋波。因此，除临沂屡攻不克外，南京北伐军未经激烈战斗，即相继占领日照、莒县、枣庄、滕县等地。

孙传芳见部队无意替鲁军看守门户，托病赴津就医，将兵权交给彭德铨代管。彭受命后，于6月14日派代表向南京白崇禧输诚，要求“予以相当机会”⁽²⁹⁷⁾。不久，彭被委任为第十九军军长。同月22日，周荫人表示“无法节制所部”，将兵权交给驻扎胶州的第十二师师长陈以燊，旋即通电辞职⁽²⁹⁸⁾。　周荫人没有想到，此时，陈以燊正与冯玉祥暗通声气，密谋倒戈。

6月28日，张宗昌召集孙传芳、褚玉璞等高级将领，在济南开会，决定：东路暂取守势，将退守胶州、潍县地区的孙传芳军主力调往津浦线作战；中路，令鲁军方永昌部继续固守临沂，遏制南京军队北进的锋芒；西路，全力反攻，以直鲁军主力集结于兖州，以孙传芳军为援军，沿津浦线反攻，夺回徐州⁽²⁹⁹⁾。鲁军悍将第六军军长徐源泉自告奋勇，担当突击主力。张宗昌立命拨款30万元，作为攻克徐州的赏银。

6月底，南京北伐军在鲁南战场捷报频传，西路沿津浦线推进到滕县。张宗昌为挽救危局，下令将胶州一线孙传芳军主力西调。陈以燊认为机会已到，便与驻守高密的陆殿臣共谋。7月2日，陈、陆联名通电，宣布分别就任国民联军援鲁总司令兼第三十九军军长及第四十军军长职务，“追随蒋、冯二公之后”，加入北伐行列⁽³⁰⁰⁾。陈以燊一面派重兵驻守胶济路，掘毁路轨，截断青岛、济南间的交通⁽³⁰¹⁾，一面通告青岛鲁军将领祝本祥，胁迫该部一致行动。

7月4日晚，张宗昌召见孙传芳，怒气冲冲地加以指责，孙传芳则指天誓日，说明实不知情，表示愿率部前往迎击。随后，孙指使联军将领郑俊彦出面调和⁽³⁰²⁾。张宗昌同意先以和平方法调停，如不奏效，再以武力解决⁽³⁰³⁾。6日，郑俊彦率联军二师出发。张宗昌不仅命鲁军总参谋长李藻麟指挥白俄军、骑兵、炮兵、铁甲车队督阵同行，而且迅即委任褚玉璞为安国联军东路总司令，以郑俊彦为副司令，限令“即日剿平”⁽³⁰⁴⁾。7日，孙传芳抵达胶州事变前线潍县，连电劝诱陈以燊取消军长名义，撤去青天白日旗，并命郑俊彦派代表与兵变部队谈判。但陈以燊态度倔强，要求划出青岛、胶东一带为防区⁽³⁰⁵⁾。孙传芳只好下令武力解决。

胶州事变，异军突起，但是，冯玉祥军尚未进入鲁南战场，蒋介石又忙于收缩北伐军事，抽调兵力西征武汉，未能采取相应支援措施。于是，日本政府以周荫人旧部倒戈，出现“混乱状态”为理由，乘机出兵。　

7月5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命派遣军进入济南。翌日，田中义一将阁议上奏天皇，获得批准⁽³⁰⁶⁾。随后，已在青岛盘踞月余的日军第三十三旅团立即向济南进军，驻扎大连的第八旅团则开往青岛增援。对于日军扩大出兵山东，张宗昌明忧暗喜。7月7日，他通电表示“严重”抗议⁽³⁰⁷⁾。但暗地里则命济南督察长及宪兵司令等人到车站“招待”抵济的日军⁽³⁰⁸⁾。日军一面限令双方不准在胶济沿线作战，一面在城阳、白沙河附近严密布防，与青岛鲁军在城阳设置的防线，恰成犄角之势。陈以燊原企图乘东线空虚，攻占青岛，至此，遂不敢轻动。8日，陆殿臣突然宣布与陈脱离关系，并将陈军驻守车站一部缴械。陈以燊自觉孤掌难鸣，立刻率少数嫡系潜逃，退往日照。余部推举代表向孙传芳“输诚”⁽³⁰⁹⁾。胶州事变至此平息。

此际，西路反攻的直鲁军正与南京北伐军展开激烈的拉锯战。

7月初旬，南京北伐军按照蒋介石回师西征的指令陆续南撤，仅将第十军王天培部留置津浦铁路正面，扼守临城。王部本非精锐之师，此时又值“士兵闹饷，纷纷鼓噪”⁽³¹⁰⁾，军营内外盛传武汉军队已深入安徽，南京危急，因此，军心动摇，士气颓靡。这样，就为直鲁军的反攻造成了可乘之机。

7月4日凌晨，直鲁军突然发起反攻。第三、第五、第六军在铁甲车猛烈炮火的掩护下，由界河分三路沿铁路两翼出击⁽³¹¹⁾。蒋军只略微抵抗了几下，便一败涂地，丢盔弃甲，退至运河南岸。直鲁军轻而易举地战领滕县、临城，于6日至8日相继抵达运河北岸，架炮向对岸轰击，南京北伐军竭力反击，隔河炮战，但因南岸河堤较低，又无掩蔽，受敌俯射，伤亡惨重。王天培见防线岌岌可危，电请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设法应援。贺复电相约同时渡河，协力反击。7月9日拂晓，北伐军反击战打响。双方激战至午后，直鲁军不支，开始溃退，蒋军乘势攻占韩庄。次日，再经苦战，又克临城，基本恢复了原防。此役血战两昼夜，第十军自旅长以下，伤亡达2000人，残部已不足以设防，但第四十军仍奉命南撤，于同月19日向徐州集中。　

南京北伐军陆续南撤之际，直鲁军再次反攻。7月19日，褚玉璞指挥第六、第七两军，分三路向临城猛攻。北伐军阵地先后被突破，被迫弃城后撤。20日，退至运河南岸，部署未竣，直鲁军即跟踪迫近，双方隔河对峙。直鲁军一面以重炮轰击对岸，一面分兵渡河，进军苏北，袭击南京北伐军侧背。22日，南京北伐军前线总指挥王天培下令向徐州撤退，固守待援。途中，不断遭到红枪会等地方武装袭击，兵心慌乱，草木皆兵。到徐州时，立足未稳，直鲁军便衣队便潜入东车站，乘机扰乱，大街小巷，枪声四起。各部队自相惊扰，争先恐后，夺路而逃。24日，苏北重镇徐州落入直鲁军之手。

西路失利，南京北伐军全线动摇。东路自临城失守后，陈以燊率胶州兵变的残军，逐次南移。直鲁军尾随跟进，占领日照。第一路军退守青口镇、沙河镇一线。中路进攻临沂的白崇禧所部于7月22日撤围西援，退守郯城、马头镇一线。至此，费时一月攻克的鲁南要地，丧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