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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一 抵制美货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一 抵制美货运动
义和团运动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了新的觉醒，极力为自己政治经济的发展开拓道路。继拒俄运动之后，1905年又掀起了以抵制美货为中心的反美爱国运动。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美国资产阶级就大量诱致或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从事垦荒、采矿和筑铁路等项劳动。中国寓美华侨艰苦卓绝的劳动，促成了美国西部经济的繁荣。美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承认：“没有华工就没有西部的垦殖”，“西部的铁路也无法完成。”(69)然而，到八十年代初期，美国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工人运动兴起。美国资产阶级为转移本国工人的斗争目标，不断制造排华事件。美国政府颁布的排华法案，层出不穷，公开推行种族歧视政策，限制华工入境。1894年3月31日，美国政府和清政府签订了“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把美国的排华合法化，使到美国去的华工受到极大的限制和种种非人的侮辱。这个条约明明是限禁中国人赴美，却假仁假义地以保护寓美华侨作为幌子。其实，寓美华侨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1900年，美国政府以验疫为名，把纽约华人住区烧光，使不少华人丧命，损失财产达二百六十多万元。
因此，当1904年条约期满的时候，华侨报纸和国内报刊上都不断有要求废约和揭露美国虐待华侨的文字出现。檀香山《新中国报》刊登《拟抵制禁例》一文，首先倡议抵制美货。同时，美国有一百几十个地方的十多万华侨联名打电报给清政府外务部和中国驻美公使梁诚，要求废除迫害华侨的苛约。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指示梁诚与美国政府进行谈判，修改原条约。修改的原则是：可禁下等之工，而上等之工不能禁；可禁受美人雇佣之工，而自行制造之工不能禁；可禁未入美之工，而已经在美之工不能禁。尽管清朝政府的改约条件很低，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拒绝接受。交涉几个月，毫无结果。1905年春，美国政府派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Willaim W．Rockhill）与清政府直接谈判，威胁清政府签订续约。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
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会长曾铸严厉斥责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他提出以两个月为期，如果美国仍不允许改订条约而强迫续约，则将抵制美货。这个倡议得到全体商董一致赞成。随后公议电稿，以曾铸的名义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70)。并遍电各省商会或商务局，要求协力拒约，相戒不用美货。
会后，上海总商会与美国驻沪领事进行了多次谈判，均无结果。两个月后，美国政府仍然蛮横拒绝改约。7月22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第二次会议，要求各界一致行动。当场，铁业、机器业、洋布业、洋广五金业、面粉业、火油业、木业七个大行业公所的巨商签押，允认不进美货，不卖美货。会后签押者又有钟表、航运、裁缝、印刷、磁器、纸张等七十多个行业。与此同时，各省会馆、学生、工人、戏剧艺人、妇女界等也纷纷集会演说，声讨美国虐待华工，并结成各种抵制美货团体，制定措施，采取行动。工人不装卸美国货，学生不到美国人办的学校读书，中国人不给美国人当翻译、车夫、厨师。各界人民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不买美货。
各学堂学生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上海“中国童子抵制美约会”相约严守：所有文具衣物概不用美货，美国人所办学校的学生和教员纷纷离校。清心书院、中西书院因此被迫停课。寰球中国学生会为抵制美货还召开了特别大会。会长李登辉愤怒指出：原华工条约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必须废除，否则抵制美货到底。广东何剑吾、吴趼人、李毅轩，福建魏万侯、林森等相继登台演说。会后，吴趼人、李毅轩游历杭州、宁波等地，计划联合各地拒约会，结成一个大团体。戏剧艺人汪笑侬演出《苦旅行》一剧，取波兰亡国故事，说明不爱国与无主权国民之痛苦，借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接到上海商会通电，大动公愤，立即联合各学堂发布“学生同盟会公启”，声明学生为“未来国家主人翁”，爱国为“应尽之义务”。因此应首先实行不购美货，以示“人心之固”，而“寒妄进美货者之心”。天津各帮行商不顾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阻挠，于6月18日在商务总会公所开会，到二百余人，均画押从此不买美国面粉、煤油及机器等物，并约定如有违者，罚款五万银元。同日，天津府立中学堂和私立敬业中学堂邀请二十六所学堂代表共六百余人集会，议决每学堂公举一二人，分别召开演讲会，展开宣传，使抵制美货家喻户晓。
湖南人民也积极支持上海商会的倡议。华兴会会员禹之谟通过长沙商会发起召开全省绅商学界抵制美货禁约会，到会数千人，一致以爱国为同胞应尽之义务。会后，正式成立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
广东省寓美华侨最多，人们对华工受虐待感受尤深，因此反美斗争比较其他省更为激烈，坚持时间最久。从5月中旬起，广东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连日集会，讨论抵制办法。至7月23日，广东抵制美货总公所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数万人。会议决定印发章程及美货图表，推举专员，分赴各行业商店盖章签押，拒绝销售美货。接着，南海、新宁（今台山）、佛山、顺德、东莞、香山、石歧、江门、肇庆、潮州、汕头、韶关等地都成立了拒约分会。广州工人也积极投入斗争，相戒不买美货，不吸美烟。食品工人相约不用美国面粉，如店主不从，则实行罢工，以示抵制。南海、东莞、广州等地的运输工人拒绝装卸运输美货。知识分子创作了《苦社会》、《黄金世界》等文学作品，暴露旅美华侨所受的种种虐待，激发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广州、香港等地报纸积极从事宣传鼓动。《有所谓报》、《拒约报》持论尤为激烈。《有所谓报》为革命党人郑贯一所创办。该报不仅报道了中国各地拒约的许多消息，而且刊载了大量文章，猛烈抨击清政府“惧外媚外的特性”，鼓动人民在抵制美货的过程中组织团体，增强实力，使“民权发达，专制堕落”(71)。对于推动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拒约运动迅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国规模。南京、苏州、扬州、镇江、芜湖、汉口、桂林、成都、重庆、杭州、南昌、西安、牛庄、青岛、沙市、济南等一百六十多个城市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处”、“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一时卷入运动的群众极为广泛，除商人、学生、工人外，一些地方的农民也积极参加了斗争。海外华侨和留学生更是函电交驰，遥为声援。
各地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以商会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宣传抵制美货有五利：可鼓民气；可结民力；可兴商业；可联络全国，为日后自治自立打下基础；可仿造美货以图畅销，收回已失利权。他们公开声明抵制美货“亦一无形之战也”，“但使人同一心，万无不成之理”，并竭力鼓动“不必依赖政府”，而“专恃民气”，以国民“自力抵制之”(72)。《东方杂志》所刊《抵制美约余论》一文，甚至鼓吹“信官不如信商”，由商人创办“实业大公司”，对外“实行永久之抵制”(73)。这些言论表明，资产阶级正在谋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而独立展开政治经济活动。
反美爱国运动展开后，美国政府屡次要求清政府加以镇压。运动一开始，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就奔走于京、津、沪各地，指挥美国领事，阴谋直接干涉破坏。在其控制的报纸上大肆宣传美国只禁华工入境，并非禁止商人、学生和游客，企图借以分化参加运动的群众。同时，柔克义又一再要挟清政府下令禁止抵制美货。在美国的压力下，清政府一面对柔克义解释说：“各处中国商人反抗贵国之举，实系该商人等自由行动”，“非出自政府之诱掖”，“政府虽曾谆谆训戒，毫无效验”。一面于8月21日发布上谕，说禁用美货“有碍邦交”，各级地方官应“从严查究，以弭隐患”。各省督抚遂竭力压制反美运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禁止天津商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不允许登载拒约消息的《大公报》发行，使北方各省抵制美货运动受到很大挫折。两广总督岑春煊甚至借故逮捕拒约会员马达臣、潘信明、夏重民三人，以破坏广东省的运动。
由于清政府的压迫，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开始动摇、退缩。曾铸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于8月退出运动。原来卖美货商人和不卖美货商人之间由于利害关系发生意见分歧。张謇、汤寿潜等出面“调解”，主张8月以前进口美货可以贴印花出售，得到卖美货商人的支持。这就使运动发生了分化。广州运动一开始就有人以争取合法化为借口，主张取消“拒约会”名称，以避“禁”、“拒”等字。后来，运动全面展开，一些大商人由于害怕群众扰乱了他们的“文明抵制”，对外妥协的倾向越来越为明显，甚至公然同意美国禁工不禁商。这些事实表明，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同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反帝的勇气。这种情形在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
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主张，立即遭到中小工商业者、爱国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激烈反对。许多地方开展了反“奸商”的斗争。在上海，以戈忠为首的“公忠演说团”，联络学、商、工各界，坚决反对张謇等“疏通”。9月1日召开群众大会，到会千余人，“均抱定不用美货四字，坚持到底”。上海工界和平社于10月26日在豫园开大会，五百多人出席，一致表示继续坚持斗争，“此禁约一日不废，彼美货一日不用”。
广大群众的斗争尽管如此坚决，但是资产阶级上层的妥协，严重地削弱了抵制美货的力量。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到1905年底就渐渐消沉了。广东坚持较久，至次年底也不能继续维持。
这次爱国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席卷全国，波及海外，坚持半年之久，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未敢签订限制华工续约。通过这次斗争，人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的媚外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又一批人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如李自重、李是男于1905年曾在广东台山组织“台山联志社”，鼓动抵制美货，后来他们都成为同盟会会员。广州拒约会员夏重民被释放后，立即加入同盟会，变成革命的积极分子。有些地方的拒约会经过改组变成了革命的团体。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队伍进一步壮大起来。
二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class="reference-link">二 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
在抵制美货运动兴起的时候，一系列的收回利权运动也开始发动起来，而且持续数年之久。斗争的主要目标是以合法手段收回列强所攫取的各种利权，特别是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
现代化的铁路是国家的交通命脉。甲午战前，清政府当权的顽固派愚昧无知，盲目坚持闭关政策，甚至有视铁路为“弊政病国病民者”(74)。因此，筑路速度极慢，从1866年（同治五年）在中国土地上修筑第一条铁路开始，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止，总共仅筑成三百六十多公里的铁路。甲午战后，清政府被迫改变了从前的顽固态度，于1896年设立了铁路总公司，派盛宣怀为督办大臣。铁路公司虽然成立了，但是清政府财政困难，入不敷出，缺乏筑路所需要的巨额资本，列强遂争先恐后地输出其过剩资本，攫取在中国的铁路建筑权，以便榨取巨额利润。从1896年至1903年，盛宣怀以铁路总公司督办的资格，与列强订立了一系列的借款合同和草约，其中包括芦汉、正太、沪宁、汴洛、粤汉、津镇、道清等路借款合同，和苏杭甬、浦信、广九各路的借款草约。这些合同和草约不仅使中国受到严重的经济剥削，而且还都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使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到中国更多的地区。
铁路利权的不断丧失，自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不安。从廿世纪初年起要求自办铁路的呼声便越来越高。清政府为了缓和内外矛盾，于1903年由商部颁布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准许华洋官商集股建筑铁路，为中国人自办铁路开了绿灯。因此，不数年间，集股自办的铁路公司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民办的铁路公司作为列强夺取路权和清政府卖路政策的对立物出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伴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对利润丰盈的铁路事业的投资日益增多，他们同帝国主义者掠夺中国铁路和清政府卖路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此，由他们倡议的收回既失路权的运动便在全国普遍展开。这个运动肇端于1904年至1905年收回粤汉路的斗争。
粤汉路是1898年由盛宣怀出卖给美商合兴公司的，经初步勘测，1900年借款四千万美元，规定粤汉路由合兴公司承造。可是该公司资本有限，三年之中才修了粤汉路南端广（州）三（水）线九十里铁路。1904年初，该公司又将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了比利时人。此后公司董事改由比人担任，粤汉北段也由比人建造。当时人们都清楚，比利时人用法国款，“权即属法，芦汉铁路即已如此。若此路再归比、法，法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75)。因此，美商转售股票的消息传开后，粤汉路所经过的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舆论大哗，绅商官吏纷纷上书，要求赎回粤汉路自办。留日学生也大力声援，组成“三省铁路联合会”，主张废约自办，并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当时，英国和法、俄矛盾很尖锐，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支持下，也坚决主张收回粤汉路自办。经过一年多的交涉，美商被迫同意赎路，由张之洞出面向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借款一百万镑作为赎金，于1905年将粤汉路赎回。所借英款由粤、湘、鄂三省分十年摊还。同时，清政府允许三省绅商分别集资，设立铁路公司。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各阶层人民大都踊跃认购股票。广东粤汉路有限公司，仅商股股本至1911年6月已筹集银一千四百多万两。这次斗争的胜利开创了赎路自办的先例，对各省人民收回路权起了鼓舞的作用。继之而起的是直、鲁、苏三省绅民要求废除津镇路借款合同的斗争。
原来，在英、德两国的威胁和利诱下，清政府于1899年被迫签订了津镇铁路借款合同，议定由德华银行和汇丰银行合借英金七百四十万镑，以山东峄县为界，由英、德分别承筑南北段。1903年英德勘路完成，便催逼清政府改订正约。1905年督办津镇铁路大臣袁世凯派唐绍仪和梁如浩与英德驻天津领事谈判。消息传出后，直、鲁、苏三省留日学生连续上书清政府和三省督抚，要求收回津镇路权。他们指出，原有津镇借款合同仅为“预约，而非正约”，我有撤回之权，英德不得干涉(76)。在学生的推动下，三省京官恽毓鼎等一百五十余人联名上书，请废借款筑路草约，照粤汉路成案收回自办。三省绅商也函电纷驰，指出“外人假铁路实行殖民政策”，谋夺三省主权，即谋夺三省人民之生命财产。
这场斗争，持续近两年，仅迫使帝国主义作了某些表面的让步。到清政府与两国签订借款正约时，规定不拿路权作抵押，改以三省厘金作担保；不称“外国代办”，改称“中国自办”。但筑路与经营之权，仍操于英德工程师之手。
1905年还发生了江苏人民揭发盛宣怀在签订沪宁路正约时渎职卖路罪行的斗争。1903年盛宣怀与中英银公司签订沪宁路正合同。这条路长570里，借英金三百五十万镑。“每中里合四万两上下，比常价每里需要银万两者浮逾四倍”(77)。而且借款期五十年。同时还把以前官款修成的淞沪路作了抵押。1905年合同一公布，江苏绅民大为惊骇。苏省留日学生和京师学生纷纷上书，称“糜款太巨，赎路难期”，要求速谋补救。武进绅士刘翊宸上书抗议说：“五十年赎回”，“河清之俟，其讹欺哉！”(78)另外还有人揭露了盛宣怀用行贿手段诱使外务部覆核签押正约的事。在各方呼吁下，清政府被迫责成盛宣怀重新与英方谈判。而盛以“无词可措，碍难悔约”回覆。这场斗争的结果，后来仅勉强做到了“少借一百万镑”，即借二百五十万镑了事。但由于工程的靡费，不久又续借四十万镑，才修成了这条路。这场斗争的效果虽然不大，但却使盛宣怀的卖国嘴脸暴露于众。
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掠夺中国的路权，同时也纷纷染指中国的矿权。据统计：在1895至1912年间，列强掠夺中国矿权的主要条款、协定及合同等达四十余项。根据这些项目来看，中国的富饶矿区，在不同的程度上，大都为列强所染指。其中如山西的盂、平、泽、潞及平阳府属矿地，直隶的开平、临城、井陉诸矿，东北三省中东铁路沿线各矿，山东胶济路沿线及沂、蒙、登、潍各矿区，安徽铜官山矿区，浙江衢、严、温、处四府矿地，河南黄河以北怀庆府地区各矿，云南云南府等七府矿地，蒙古鄂尔河等处矿地，福建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区及四川省各矿区等。这些矿区，除少数矿地已经开采外，绝大部分却只是被霸占着，地下矿藏仍然未动。这种情况给中国民族矿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因此，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独立思潮的高涨，各省人民不断掀起收回矿权的斗争。
衢州、严州、温州及处州四府是浙江省的重要矿区。1898年，浙绅候选道高尔伊组成宝昌公司，经英国福公司华人经理刘鹗（字铁云，即《老残游记》的作者）介绍，向意大利商人开办的惠工公司借款五百万两，承办衢州等四府煤铁各矿。实际上，宝昌公司没有资本，高尔伊不过是惠工公司的买办。这项卖矿活动竟于1903年2月由外务部奏准，从而激起浙江人民的义愤。浙籍全体留日学生于10月3日在东京召开了特别同乡会，议决致书国内，要求浙绅责问高尔伊，令其废约。同时，《浙江潮》接连发表了《致高尔伊书》、《浙江人听者！卖我浙江矿产者听者》等文，谴责高尔伊“举亿万年无穷之宝藏以为献媚外人之贽见礼，图博他日之高等奴隶地位，真是狗彘不食之徒”。文章号召浙江人民奋起保卫矿权。同时，浙江绅商陈叔通、孙翼中等在杭州西湖集会，与高尔伊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各学堂学生闻风响应，风潮大起。上海的浙籍绅商联名发表了《为杭绅高尔伊盗卖四府矿产事敬告全浙绅民启》，坚决要求收回矿权。
斗争一直延续到1905年。这一年1月，高尔伊居然不顾浙江人民的抗议，与英国和意大利商人合办的惠工公司正式签订了借款合同。这就激起了人们更大的愤怒。浙江绅商在上海斜桥商务局开会，讨论自办全浙铁路，会上异口同声斥责高尔伊卖矿，并将其驱逐出会场。上海、杭州等地报纸一致声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外务部和浙江当局以高尔伊所订借款合同为“英义惠工公司”，与前奏准案“义惠工公司”字句不符，而且办矿限期已逾两年，宣布撤销原奏准办矿合同，收回四府矿权。以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及驻上海总领事支持英商无理纠缠。但外务部坚持原议，所据理由十分充足，使英方无词反驳，只好默认了中国收回浙江矿权的事实。
与浙江人民展开收回矿权运动同时，福建人民收回建宁、邵武、汀州三府矿权的斗争也方兴未艾。1902年，经清政府外务部奏准，法国大东公司和华商华裕公司取得福建建、邵、汀三府矿权。合同规定所勘各矿须在一年内开工，否则准其他公司接办。表面上，华洋两公司各集资本，权利平等。实际上华裕资本甚少，所有利权均归大东独揽。对于这种利权外溢的情况，福建绅商甚为不满，遂于1905年发布揭帖，揭露华裕公司林蕃、龚铭义卖矿，指出外人办矿对“吾闽之绅民，则利无一毫，而害有万端”(79)。呼吁全省人民“力逼政府废约”，募集资本自行开矿。接着，“闽省各界，迭开会研究此问题。而旅沪及外埠同乡，亦纷纷开会，函电交驰”(80)。福州各学堂学生上外务部禀称：“杜外人之觊觎，辟闽省之利源，维系人心，全在此举。”要求“迅予照会法使，宣言照约注销合同”(81)。闽省京官林灏深（学部左参议）、陈宝琛（礼部侍郎）等联名向外务部呈文，要求收回三府矿权，由“商任经营，官为保护”；并举荐在南洋办矿起家的胡国廉总理全闽矿务。法商见人民反抗日益激烈，便企图勒索一笔“赔偿费”，放弃矿权。外务部亦不敢犯众怒，断然拒绝了法商的赔偿要求，并于1907年展限开矿届满时，宣布不再延期，而将三府矿权收回。
1904至1905年间，是全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初期阶段，除上述各省进行了斗争，并取得成绩外，其他各省也相继展开活动。如：为收回苏杭甬路权，江浙人民分别组成铁路公司，掀起拒款风潮。山西绅商展开了收回盂县等地开矿权的斗争。同时，反对英商霸占铜官山矿区的斗争也开始发动起来。此外，山东、河南、四川、云南、直隶、黑龙江等省都争先恐后地展开收回本省利权的斗争。所有这些斗争都在以后的几年里达到了高潮。
收回利权运动是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力图挣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枷锁，扩大自己经济权益的要求，并且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爱国行动。因此，卷入运动的群众相当广泛，有工商业者、绅士，有学生，也有广大劳动者，甚至还有少数清朝的官吏。当时，在东京的革命党人对这个运动也曾给予密切的注意。每当国内掀起斗争时，他们或以各省留学生的身份上书，大声疾呼，不遗余力；或利用留学生办的刊物，登载文章，遥为声援。如《浙江潮》、《江苏》、《湖北学生界》等刊物，都对本省收回利权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但是，由于革命党人与国内民族资产阶级在组织上缺乏紧密的联系，他们对这个运动的实际影响并不大，自然更谈不上进行领导。
收回利权运动和反美拒约运动的蓬勃发展，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比过去更为活跃了。同时，这一系列的运动吸引了各阶层人民参加，充分表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国内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迅速地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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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01页。
(2) 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9，第13页。
(3) 沈桐生辑：《光绪政要》第23册，卷27，第19—67页。
(4)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771页。
(5) 《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第4601页。
(6) 森藤吉郎：《清国视察复命书》，1902年。
(7) 1901年7月24日，清政府下令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外务部是一个重要的衙门，它管辖的范围极广，负责一切对外交涉的事务，除签订条约、划定疆界、派遣使节外，更多的是有关通商、海防、路矿、关税、邮电、华工、传教、游历等事务。以后随着商部、邮传部的成立，才有所改变。
(8) 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卷204，兵考3。
(9) 《陶湘致盛宣怀“录闻四纸”》，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二日，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2页。
(10)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9，第3页。
(11) 新军的编制顺序为镇、协、标、营、队、排、棚，每棚十四人，一镇官兵夫役一万两千五百十二名。
(12) 官兵数主要依《清史稿》光绪三十三年统计。
(13) 《政艺丛书·内政通记》卷1，第8页。
(14)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139页。
(15) 《鹭江报》第71期，1904年7月14日。
(16)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二），第502页。
(17) 《清史稿·陆润庠传》。
(18) 《宫中档清光绪朝奏折》卷24，第62页。
(19) 《宫中档清光绪朝奏折》卷23，第171页。
(20)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54页。
(21)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54页。
(22) 《张之洞未刊电稿》，《致鹿传霖书》乙巳年（1905年）三月初八日，国家图书馆藏。
(23)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364页。
(24)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1，第4页。
(25) 荣禄（1836—1903），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姓瓜尔佳氏。咸丰死后，他支持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夺权有功，历任户部侍郎、步军统领、工部尚书、总署大臣兼督办军务大臣等要职。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直隶地盘，北洋军权便落入荣禄手中。
(26) 《北京来信》（英文版），第215页。
(27) 《莫里逊致濮兰德函》，1902年2月1日，《莫里逊通信集》第1卷，第177页。
(28) 南里知树编：《近代日中关系史料》第2集，东京龙溪书舍1976年版。
(29) 叶恭绰：《清季军机处》，文史资料未刊稿。
(30) 溥铨：《我的家庭庆亲王府》，文史资料未刊稿。
(31) 《陶湘致盛宣怀信》，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四日，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6页。
(32) 柴萼：《梵天庐丛录》第4册卷8，第25页。
(33) 《莫里逊通信集》第1卷，第229页。
(34) 《莫里逊通信集》第1卷，第229页。
(35) 黄遵宪：《驳革命书》，《新民丛报》第24期。
(36)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新民丛报》第21期。
(37) 梁启超：《论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新民丛报》第21期。
(38) 黄遵宪：《水苍雁红馆主人来简》，《新民丛报》第24期。
(39) 《与同志书》，《游学译编》第7期。
(40) 《论中国前途有可望之机》，《中外日报》，1904年5月5日。
(41) 《论中国立宪之要义》，《大公报》，光绪三十年六月十八日。
(42) 《论朝廷欲图存必先定国是》，《时报》，光绪三十年八月七日。
(43)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卷3，第18页。
(44)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甲辰年五月条。
(45) 梁启超：《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新民丛报》，第62期。
(46)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第205页。
(47) 《读十四日上谕书后》，《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48) 《天讨》，第49页。
(49) 《御史胡思敬奏折》，《宣统政纪》卷11，第25页。
(50) 《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5251页。
(51) 《中外日报》，1902年5月28日。
(52) 袁世凯：《覆陈剿办广宗等县匪徒情形折》，《养寿园奏议辑要》卷16，第9页。
(53)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54)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七日。
(55) 《川督岑春煊奏折》，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56) 清《德宗（光绪）实录》卷498，第10页。
(57) 《续修资州志》，《兵燹》。
(58) “白布会”原是反清的秘密会党，为咸丰年间瑞安绅士孙依言所组织。
(5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五集，第51页。
(60) 《大公报》，1903年2月22日。
(61) 《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二日。
(62) 《大公报》，1904年10月10日。
(63) 《云贵总督丁振铎奏大兵收复临安府城折》，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八日。南京第二档案馆档案。
(64) 《内忧外患相因并起》，《东方杂志》1904年，第4卷第10期。
(65) 《内忧外患相因并起》，《东方杂志》1904年，第4卷第11期。
(66) 《中外日报》，光绪三十年九月一日。
(67)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第760页。
(68)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63页。
(69) 《美国参议院档案报告》第680号，第48页；转引自古丽芝：《中国移民》，第63页。
(70) 苏绍柄编：《山钟集》，第27页。
(71) 《有所谓报》，乙巳（1905年）五月二十五日。
(72) 《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1期。
(73) 《东方杂志》1906年，第2期。
(74) 匀士：《论中国近日权利思想之发达》，《东方杂志》1906年第9期。
(75) 《张之洞、端方、赵尔巽等致外部粤汉铁路北段美售于比请照合同作废电》，光绪三十年四月二日；见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82。
(76)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
(77) 《江苏京官内阁中书尹克昌等参奏沪宁路事呈文》，《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78) 《申报》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初三日。
(79) 《矿务档》第3035页（第1764号文件附）。
(80) 《建邵汀问题意见书》，《中兴日报》，1907年12月18日。
(81) 《闽人力争矿产三志》，《中兴日报》，1907年12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