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一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出现" class="reference-link">一　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产生条件的出现

在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出现的时间并不晚。早在明朝中叶（十六世纪中叶），在一些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若干手工业部门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萌芽。到清朝中叶以后，这种萌芽还有所发展。不过，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只是孕育在封建社会母体中的一个胚胎。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制造业，只是少量地、稀疏地存在于沿江、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和有限的几个手工业部门中。就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看，封建性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在手工业中，大量的仍然是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业和城乡个体手工业，封建的官办手工业也占不小比重，而真正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为数极少。所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它距离产生资本主义的大机器工业，距离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非常遥远的。

可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当中国还停留在封建社会阶段时，欧美一些国家，早已完成产业革命而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当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还在初步发展时，就已经开始向外侵略，寻找和占领海外市场；在它们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后，更加积极向外扩张。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落后的封建国家，自然成为它们侵略的对象。于是它们纷纷来到中国，要求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变为推销工业品的市场和原料来源地。

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初期，遇到了中国方面的顽强抵抗。这种抵抗在政治上，是清政府所实行的闭关政策，在经济上就是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而闭关政策又是以封建的自然经济结构为基础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种种特权，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被打破了。但是，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商品输入，却没有取得进展。

1852年，英国驻广州代办密切尔（Mitchell）曾对英国商品不能畅销的原因，专门做过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描述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说：“秋收以后，农家一切人手，老老少少，全都动手清棉、纺纱、织布，他们就用这种自家织成的材料，一种厚重耐穿的布匹，自己做衣服穿……至于自用而有余，便运到最近的城市上去，城市的店铺则买下来……福建农民不独是一个农夫，而且还是园艺家、制造家合而为一的人物。”⁽¹⁾

密切尔认为就是这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阻碍着外来商品的销售。要使外来商品能够畅销无阻，就必须打破这种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

为了打破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彻底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外国侵略者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又签订了许多新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一些新的特权。这时通商口岸已由五口增加到二十余口（不只沿海，内地的许多重要商埠也为外国开放了）；海关行政管理权落到了外国侵略者手中，进口关税税率再次降低，内河航行、沿海贸易以及内地通商等权利也为外国侵略者所攫得。特别是《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勾结在一起，并且逐渐成为它们的侵略工具。在这种形势下，外货、外资大量地输进中国，一直顽强抵抗外国商品侵入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体，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开始解体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是：扩大的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货币财富的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它的产生，首先必须有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和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因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商品市场。不少农民已经不再亲手制造工业品，而到市场上去购买；很多手工业者也不再为市场提供手工业品，反而是变成了外国工业品的消费者。以手工棉纺织业来看，在洋纱、洋布的打击下，手纺业与手织业相分离，手织业又与农业相分离，许多原来能自给衣料，或者有剩余出卖的人，现在则成了洋纱、洋布的消费者。这样，洋纱、洋布在中国的销售量大大增加。如1880年—1890年十年间，进口棉纱值从三百六十四万五千一百十二关两，增加为一千九百三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六关两；棉布进口值始则为一千六百万关两，继而超过二千万关两，最高达三千另九十四万关两⁽²⁾。洋纱洋布销售量的大量增加，标志着棉布市场的扩大。

棉布市场的扩大是一个典型例子，其他如煤油、火柴、五金等商品市场的情况，也是这样。

应该看到，中国商品市场的扩大，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扩大了的国内市场主要是为外国资本主义所霸占，中国资本主义则是在外国资本主义没有占据的一些市场空隙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资本主义产生的另外一个重要条件是劳动力市场的扩大。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破坏了中国的农业和城乡手工业，使得千千万万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变成了劳动力的出卖者。所以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劳动市场在不断扩大。1893年薛福成曾谈到这方面的情况。他说：“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盖其物出自机器，洁白匀细，工省价廉，华民皆乐购用，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³⁾有人估计，家庭手工纺织业每十小时劳动日只能纺纱四两，1890年进口洋纱共一百零八万二千担，合一亿四千三百九十万六千斤，相当于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纺车产量。1880年进口洋布一千八百六十六万四千匹（每匹长四十码，宽一码），则相当于两亿两千四百多万个劳动日的手织机产量（按每十小时劳动日能织宽一呎的土布十码计）⁽⁴⁾。这是就棉纱布而论，其他各种进口洋货无不造成大量的破产失业者。

此外，由于农产品商品化，很多农民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在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下，往往遭到破产。外国侵略者向清政府勒索大量赔款，这些赔款的负担大部分要转嫁到农民身上。同时，大量的鸦片输入引起了白银外流，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这一切都加剧了农民的破产过程。还有，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强，也往往迫使农民离开土地，变为劳动力的出卖者。

总之，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失去了生产资料，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越来越多。这样，就为资本主义（包括外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的来源。

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需要有广阔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来源外，还必须有充足的货币积累，作为建设厂房、购买机器设备、购买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资金。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上大量的货币财富，主要是掌握在官僚、地主和商人手中。他们通过贪污、勒索、兼并土地以及从事商业、高利贷等活动，积累起大量的货币财富。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所以这些货币财富，主要是用于奢侈消费，或者用来继续兼并土地和从事商业高利贷等活动，并没有投入产业，没有转化为兴办近代企业的货币资本。

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条件。这时社会上大量的货币财富，仍然掌握在地主、官僚和商人手中。官僚们除了继续使用贪污、勒索等手段搜刮钱财外，还有了新的发财之道。这就是办洋务、办外交、购买军火、借洋债等。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商人，特别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他们获得了优厚的利润。同时，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买办们，在帮助侵略者推销商品和收购原料的过程中，得了大量的佣金。此外，地主通过收取地租、经营商业或放高利贷，也积累了大量货币。总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上的地主、官僚、商人和买办等，他们拥有大量的货币财富。这些财富中，就有一部分会被投入产业，转化为兴办资本主义近代企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此外，还有一些华侨商人在海外经商致富，在国内发展资本主义条件具备时，也将资金带回国内，投资兴办近代企业。

二　洋务派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class="reference-link">二　洋务派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

在中国，最早出现的中国人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是清政府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并和他们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在这期间，清政府中一部分带有买办倾向的官僚，如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他们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认为要维持封建主义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和军事技术，于是开始了以所谓“求强”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建立起新式军队并创办起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又在苏州设立制炮局（上海制炮局移来）。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继续创办军事工业。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江南制造局，制造轮船、枪炮、水雷、火药等，这是清政府所办的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同年，李鸿章又将苏州制炮局移至南京，设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福州船政局。1867年，崇厚、李鸿章又设天津机器局。以后，在西安、兰州、昆明、广州、济南、成都、吉林、北京、杭州、汉阳等地陆续设置十几个中小局厂，制造枪炮军械。

洋务派所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而是封建性的，它是历代封建政府所设制造军械的官办手工业的继续和发展。其企业经费由官款拨充，制造出来的产品如枪炮、弹药、轮船等，由政府调拨各军使用，并不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企业经营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镇压人民以维护封建统治。在经营管理方面，完全是一套腐朽的官僚制度，由清政府派员经办，营私舞弊，贪污中饱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这种军事工业基本是封建性的官办工业。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清政府的洋务派官员又开始了以“求富”为中心内容的洋务活动，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

清政府创办军事工业以后，发生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是原料和燃料问题。军事工业的兴办需要大量的铜、铁原料和煤炭燃料，“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⁵⁾。其次是交通运输问题。新式的军事工业必须有新式运输工具与之相配合。再次是经费问题，由于发展近代军事工业，需要大量经费，清政府在财政上发生了支绌现象。

基于以上原因，洋务派官僚深切地感到，只靠发展军事工业还不能达到“求强”的目的，必须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发展民用工业以“求富”，“必先富而后能强”⁽⁶⁾。这样他们就又开始兴办起近代民用工业来了。当时，国内已经具备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条件。而外资在华投资设厂，获得优厚利润，也刺激了洋务派官僚创设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兴趣。

洋务派官僚主张兴办近代工业，曾经遇到了政府中守旧势力的阻挠。但洋务派是政府中的实力派，他们得到了皇帝的批准，因而取得了兴办工业的某些特权。

洋务派创办近代民用企业，除依旧采取“官办”形式外，还采取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形式。

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商人出资，政府派官管理。郑观应说过：“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⁷⁾郑观应的话，只不过是一种设想，实际上不可能办到。洋务派采用“官督商办”形式，乃是为了招收商股，吸收和利用商人股本，实际上企业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官府手中。稍晚些时候，在洋务派经办的民用企业中，还采用“官商合办”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政府出一部分股本，商人出一部分股本。“官商合办”企业，名义上是“合办”，实际上多半是“合而商不办”，还是由官方操纵。

洋务派所兴办的资本主义近代企业，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到九十年代甲午战争前，一共约有二十个。包括采矿业、冶炼业、交通运输业、纺织业等部门。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设的轮船招商局。设立的目的是，“无事时可运官粮客货，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⁸⁾。轮船招商局总局设上海，在南京、汉口、天津、青岛、广州等地设分局。招商局是洋务派官僚所办民用企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资本最多时达二百几十万两。原为官商合办，中法战争后（1885年），因亏折甚巨，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又改为商办。还有1874年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创办基隆煤矿，1881年煤的产量达五万四千吨。还有1876年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创办开平煤矿，1882年该矿资本达一百二十万两，1884年起年产量达二十万吨以上，1894年日产量一千五百吨，为洋务派所办采矿企业中最有成绩的一个。此矿于1900年为英人夺去。还有1878年，李鸿章批准候补道彭汝琮倡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并派人经办，1889年正式开工生产，为官督商办企业。李鸿章还奏请给予该厂减税和十年专利权，以垄断棉纺织工业。1893年，该厂被火焚毁。李鸿章又令盛宣怀负责规复，改名华盛纺织总厂。还有1877年左宗棠在兰州筹设兰州织呢局，1880年开工，投资官款二十万两。此外有张之洞于1889年筹设汉阳铁厂，1890年又设湖北织布局和湖北纺纱官局，1891年又设大冶铁矿和马鞍山煤矿，1894年又设湖北缫丝局和湖北制麻局。

以上这些企业在创办时，主要着眼于军事目的。如轮船招商局的创立，就是为了“有事时装载援兵军火”；开平矿务局的创设是为了“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等。这些企业名义上为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实际上企业管理大权仍然掌握在官方手中。这些企业形同衙门，洋务派任意安插私人担任总办、帮办、坐办、提调等职务。他们把持一切，贪污中饱，无所不为，商人根本无权过问。洋务派还利用官督商办形式控制和侵吞私人资本。由于洋务派在政府中的特殊地位，他们所经办的民用企业享有减税、专利等特权，借此限制和排挤一般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洋务派所办民用企业，许多重要职务，任用洋人，信赖洋人，甚至由洋人左右一切，表现了它的买办性。

总之，洋务派所经办的近代民用企业，虽然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并非一般资本主义的企业，而是一些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这些企业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垄断性。当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产生后，它限制和排挤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主要方面是起了阻碍的作用。

三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class="reference-link">三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从七十年代起到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一共创办了约一百多个。有些企业开办不久，就停办歇业，所以，到甲午战争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大约只有七八十家⁽⁹⁾。

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很早以来，手工缫丝业就比较发达。鸦片战争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生丝原料的需要，中国生丝出口数量大增，经营缫丝业十分有利。陈启源“岁甲寅（1854年）至南洋，遍游各埠，考求汽机之学。壬申岁（1872年）返粤，在简村乡（属南海县）创设缫丝厂，名曰继昌隆，容女工六七百人，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¹⁰⁾。继昌隆创设后，“南（南海）、顺（顺德）各属，群相仿效。今（1910年）则全省缫丝均用机器，多至百数家”⁽¹¹⁾。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资本二十万元。后来又陆续创办了几个厂。江苏、浙江本来是我国传统的丝织业中心，上海又是重要的生丝出口口岸，条件本来优于广州，但是由于上海的几家丝厂经常受到外资丝厂的压迫和竞争，经营困难较多，所以缫丝业的发展，反而不如广州。

棉纺织业中近代工业出现的时间，比缫丝业晚几年。1893年，官商合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被火焚毁后，盛宣怀负责规复，于1894年，成立华盛纺织总厂。后来，盛通过招收新股，排挤和顶替原有的投资者，将企业控制在自己手中。辛亥革命后，盛在香港英政府注册，将该厂完全侵吞。最后由无锡荣家购去，成为申新九厂。

此外，1891年，上海道台唐松岩还开办了华新纺织新局，官商合办，资本二十九万两。后因经营不善，改组时为大股东聂缉槼收买，改名恒丰纱厂。1898年，张之洞在湖北所办武昌四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和制麻局），原为官办企业，因“官款支出不易维持”，1902年改为招商承办，1907年由韦尚文接办，改名应昌股份有限公司。以上几厂，都是由官僚资本企业转化为商办企业的。

棉纺织业中，最初真正商办的企业为朱鸿度于1894年在上海所办的裕源纱厂，和严信厚在宁波所办的通久源纱厂（1896年正式开车）。除此之外，在福州、重庆、天津、镇江、扬州，广州等地，都有人酝酿兴办纺纱厂，但在甲午战争前，均未实现。

在轧花业方面，1886年，在宁波出现了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在上海也开设了几家机器轧花厂，每家机器数十台至百余台不等。

在面粉业方面，1878年，朱其昂（知府）在天津创办贻来牟机器磨坊。后来上海、福州、北京等地，都有机器面粉公司出现。

火柴业方面，从八十年代起，在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太原等地，都办起火柴厂，其中较大的是上海的燮昌火柴厂、天津自来火公司（后改为中外合办）和重庆的森昌泰、森昌正火柴厂。

造纸方面，1882年，在广州建立了第一个机器造纸厂；1891年，李鸿章又在上海开办了伦章纸厂，集股开办，但因与外国纸竞争不过，停歇了。在印刷方面，1882年，徐润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影印古版书籍，规模较大，营业尚好。

此外，在制茶、制糖、制冰、制药等方面都有近代工厂设立，但因规模较小，有的经营不久就停业了。

在轮船修造和机器制造方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经营了一些船舶修造厂。上海有两家规模较大，能够造小型汽船。其他都是从事船舶的修理和装配工作，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造船工业。在机器制造方面，上海也有几家机器厂，但规模都很小，只能进行机器修理和配制零件，也没有出现真正的机器制造工业。

在采矿业方面，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也经营了一些使用机器的小矿（在个别程序上使用机器，基本上还是土法开采）。采煤业开办较早，如徐州煤矿、贵州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枣庄煤矿、广西富川及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等，都是在1880年前后创办的。金属采矿业开办较晚，八十年代以后，约有十个左右。其中热河承德三山银矿、福建石竹山铅矿、直隶顺德铜矿和广东香山天体银矿等，都因集资试采不成功，不久即停办。湖北长乐、鹤峰和施宜铜矿，海南岛琼州大艳山铜矿，广西贵县平天寨银矿，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热河建平金矿以及吉林三姓金矿等，维持的时间较长。不过这些企业规模都比较小，只使用少量机器，主要依靠人工开采。金属矿中规模最大的是1883年广东富商李宗岱等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这个企业开采区域达好几个县，前后投资总额达八十万两，其中除官款、商款、借款外，还有不少华侨资本。但因经营不善及地方政府不肯支持，最后完全失败。

从上述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创办过程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主要不是在手工业工场的基础上产生，而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促使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由手工业工场主投资兴办近代工业或是在手工工场基础上进一步采用机器生产的为数极少。

其次，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是从轻工业开始创办的，而且一直以轻工业为主。这些企业一般都是投资少、规模小的，大型的很少。如外资祥生船厂有资本八十万两，耶松船厂七十五万两，香港船坞公司一百五十六万五千二百元，宝昌丝行八十万两，而这时中国商办企业中，最大的资本也只有二十万两。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规模，不仅比外资企业小，而且也比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小。1894年以前，包括全部新式采矿业及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制造业在内的五十三个商办企业，一共只有资本四百七十万四千余元，平均每个企业只有八万八千余元。而同一时期，十九个“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却有资本一千六百二十万三千多元，平均每个企业有资本八十五万二千余元，为商办企业的九倍以上⁽¹²⁾。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分布非常集中，主要是建立在通商口岸或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以上海为最多，广州次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为了出口便利，如缫丝、制茶和轧花等厂，实际上是为了原料出口加工而创设的。其次是为了运输的便利，原料的获得和技术依赖的便利，以及地方市场特殊的需要等。如棉纺织、火柴、造纸、印刷、面粉各业都是如此。此外，有些企业建立在上海、天津的外国租界内，目的是为了依靠洋人势力的保护。另外还有一些船舶修造和机器修理业，则只是依附于各口岸的航运和工厂而存在。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投资人，多为官僚、买办和商人（特别是华侨商人）。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是官府的控制和封建势力的束缚。要兴办新式企业，没有官府的支持是不行的。官僚有政治上的特权，他们兴办近代企业，是有政治保障的。当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出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他们看到外国资本在华经营近代企业颇能获利，于是就把自己搜刮来的货币财富，投资兴办近代企业。

买办投资创办近代企业，是因为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有联系。他们在为外国资本主义服务的过程中，不但积累了大量的货币财富，同时也学会了一套经营管理近代化企业的方法和经验。因此，当经营新式企业变得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将自己财富的一部分，拿来投资创办新式企业（如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投资招商局、开平煤矿，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经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怡和洋行买办祝大椿创办源昌机器碾米厂，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办同文书局，等等）。

商人投资兴办近代企业，主要是因为有利可图。不过，一般商人因为没有政治势力作后盾，投资的并不多。他们积累的财富，主要还是用来继续从事商业活动，或者开设钱庄进行高利贷，再就是到农村购买土地。只有一些与官府有关系的大商人（捐有官衔或亦官亦商者），才投资创办一些新式企业。

在商人中，有一部分华侨商人比较积极地投资兴办新式企业。华侨商人在海外经商，早已接触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同时手中又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财富，当国内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出现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就回国投资兴办新式企业。

综上所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尽管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力量十分微弱，但毕竟在缓慢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