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国民党政府财政和社会经济的总崩溃

第一节　财政金融的严重危机"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财政金融的严重危机

一　财政收入状况的严重恶化" class="reference-link">一　财政收入状况的严重恶化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一度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力。一是拥有9亿美金的储备；二是拥有黄金410万两；三是出售敌伪产业，1945、1946年两年约有1.2万亿元以上法币；四是联总的救济物资，合计有3.7245亿美元；五是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除去上述的联总部分，达17.05亿美元⁽¹⁾。这笔可观的资产，如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用于战后的经济恢复，完全可以使国家走上经济建设的良性轨道。但是，国民党依仗其拥有的军力和财力，一心希望速战速决，解决中共的问题。而结果，在军事上损兵折将，在政治上不得人心，在财政上耗尽了国库。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金融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而战争仍在继续，国库则已难以为继。

1947年2月黄金风潮之后，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60％，无法再用出售黄金的办法来抑制通货膨胀，宋子文不得不下台。由于美国的压力，4月间政府改组，扩大统治基础，吸收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加入政府，张群于4月17日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以俞鸿钧为财政部长。蒋介石希望以此获得美国同意予以财政支持，美援实际上是国民党政府挽救财政危机的唯一希望。

5月7日，财政部长俞鸿钧向国务会议报告，目前财政部的中心工作系设法使本年预算收支接近平衡。财政部预计当年支出须20万亿元，收入仅10万亿元，不足之数，以发行美金债券、出售敌伪物资等予以弥补⁽²⁾。但张群在财政金融方面并无实力，黄金外汇已经空虚，他无可奈何地说：“蒋主席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蒋主席经济上没办法，我也无办法。”美金债券的发行，曾有江浙财团的钱新之、陈光甫、李铭、徐寄庼、杜月笙等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并没有成功，行销不到5000万美金，因此形成一个空前的滞销局面。张群内阁借内债遭到挫折，美援一时无望，仍然只能靠通货膨胀来维持⁽³⁾。

据行政院1947年度重大行政措施检讨报告⁽⁴⁾，是年预算执行情况如下表（单位为法币）：

到1948年上半年，实际支出高达340万亿元，而赋税收入仅为50万亿元，赋税收入占支出的比例降到了14.7％⁽⁵⁾。

造成赋税收入不能支持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因是通货膨胀，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是庞大的财政赤字，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1948年出任财政部长的王云五说：“在此币值日益不稳之情况下，国家之收入实值，远较战前为低，国家之支出，却不能不随物价飞涨而大增。收支上原有之差额，除由于军费之庞大外，更因此益巨，且有加速恶化之趋势。”⁽⁶⁾

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赋税收入，中央税收以关税、盐税、货物税（抗战胜利以前称统税，系由厘金演变而来）、直接税为四大税收体系。盐税和货物税均为间接税，都是消费税，都可以转嫁到普通人民头上，占了四大税系收入的一半以上。对农村维持征借征实，进行掠夺。税法落后而繁重，苛捐杂税，税率重而征不足额，中饱严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侵扰，而国库依然空虚。因此，一方面人民深感苛捐杂税的痛苦，而另一方面政府赋税的实际收入日益下降。

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舆论对当局的税收制度和状况深感不满，尖锐地指出：“现在每一个人，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生活，简直是无一不捐，无一无税。现在大家都说，中华民国‘万税’，我想即便没有‘万税’，至少‘千税’是有的。”“正当工商广大农民为其课征对象，但税率越重税法越繁，造假帐逃税的行为必定越多，贪官污吏乘机敲诈中饱的恶习亦必越盛。因此辗转循环，互为因果，遂成百姓出十，政府得一的局面。同时国家财政的收支，在此情形之下也就越来越加无法维持了，最后终非全部宣告崩溃不可。”“这种苛征重税，逼得家家工厂都非造假帐不可，目前上海的工商，至少都有两套帐簿，要是一套帐簿早就关门了。”⁽⁷⁾

尽管如此，国民党政府仍然在强化税收。关税税率并不重，但走私十分严重。财政部长俞鸿钧于1948年3月20日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走私影响关税收入尚在其次，其妨害国民经济，实最重要”⁽⁸⁾。6月间订定加强华南缉私方案，加强海关缉私力量，并由海军总司令部调派炮舰协助查缉，缉获走私案件2300余件，货值达3170余亿元。1948年初一个半月，缉获走私案件2900余起，货值1000余亿元。1948年1月，并与香港方面订立中港关税协定，以便在香港进行缉私。由于税率偏轻，中国方面准备在联合国贸易就业会议之后，协商修订关税税则。1947年已恢复了汽油、柴油的进口税，提高了煤油的税率。但是，“在目前输出入货物继续采行全面管理制度之下，关税收入自难望大量增加”⁽⁹⁾。

盐税于1947年实行了改革，3月12日公布《盐政条例》，采用民制、民运、民销政策，而由政府在产销方面予以调节管理，废除了专商引岸制度。税率于年初和8月间两次调整，但仍不及物价增长指数之半。税率于1947年8月15日全国划一，食盐税率调整为每担10万元，续后追随物价，一涨再涨。12月28日调整为25万元。1948年2月28日，为配合“戡乱”，补助地方自卫经费，每担食盐征收附加税10万元。3月26日，又调整盐税税率为每担35万元。盐税上涨赶不上通货膨胀，于是到1949年1月1日当局公布了《盐税计征条例》，改为从价征收，以平均盐价减除实需成本数，每担食盐，海盐征70％⁽¹⁰⁾。

货物税由厘金演变而来，包括统税、烟酒税及矿产税，已经跃居税收的首位。1947年间，适应通货膨胀的形势，调整税价税额，简化品目，甚至采取了规定卷烟、火柴等厂的最低产量来保证税收，并于1948年4月修正公布了《货物税条例》、《国产烟酒类税条例》。尽管税收仍然跟不上物价上涨，但“这些工厂已经被长期的通货膨胀弄得朝不保夕，征收货物税不过是竭泽而渔，这是在摧残生产，摧残税源”⁽¹¹⁾。由于卷烟厂减产停工，1948年4月份税收与3月份持平。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实际税收减少。后来币制改革时，就是因为增加卷烟税，突破了限价，诱发了全面的抢购，成为币制改革失败的导火线。1949年2月，当局再次进行财政金融改革，由于税收跟不上物价上涨，竟决定货物税改征实物。

直接税包括所得税、过分利得税、遗产税和印花税。直接税一般不能转嫁，由纳税人负担，属于良税。但民国以来直接税的推行一直并不成功，未能成为主要的税种。而到内战全面爆发之后，由于通货膨胀的加剧，已经建立起来的直接税体系也被破坏殆尽。营利事业所得税，本分成多种级距，税率不同。但由于通货膨胀，级距变得失去意义，税负加重。一般工商业者，由于货币贬值，帐面上出现虚盈实亏，没有盈利还要负担重税。1947年3月间，虽然调整税法，规定对所得税免税额及税率每年按物价指数调整一次，以缓和纳税人的负担。但物价上涨太快，既无法控制，调整也就无济于事。而当局由于征税迟后，层层上交之后，已经所值无几。为了增加税收，1947年2月间，竟改为严格申报，实行先缴后查，并恢复查帐核税。结果，遭到工商业者的普遍反对，而税局也没有足够的查帐人员，未能真正执行。“明为查帐，实则估计，全凭讲价还价，劝导商民纳税，全失查帐之本旨”⁽¹²⁾。到1948年2月7日，财政部公布了《三十七年度营利事业所得税稽征办法》，采取了估缴制度，“将1947年度核定各纳税义务人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与利得税之总额，暂照六倍缴纳”⁽¹³⁾。到1949年索性再变为分摊包缴，完全失去了立法的原意。至于由抗战时的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改变而来的特种过分利得税，始终遭到工商业者的普遍反对，认为工商凋敝，何来特种利得？而且和营利事业所得税重复征收。由于纳税人的坚决抵制，到1948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只好明令废止。

至于薪给报酬所得税，在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局面下，所得无几，徒滋纷扰。1948年4月修正《所得税法》后，当局明令自4月起，恢复课征公教人员所得税。本来公教人员生活已经十分困难，《大公报》发表社评说：“综观全部所得税，以薪给报酬所得最易课征，其中尤以普通公教人员的薪给，全为机关所控制，扣缴最便。故创办所得税，先向公教人员开刀，现在扩大课征，还得靠公教人员做榜样。但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公教人员生活和现在相比，恍如隔世，真有天渊之别。而税政精神，迄未能走上轨道，仍循阻力最小的途径以争取比额为目标，不免令人惋惜。”⁽¹⁴⁾印花税在通货膨胀的形势下，也被破坏无遗，从以营业额推算应纳税额，发展到有的包征勒派，有的越境推销，致使优良的税种名不符实。

1947年度国民政府四项主要税收的实收数及其所占的百分比：⁽¹⁵⁾

当时，一般人民甚至一般工商业者，税收负担很重，而发国难财者，财富一增再增。自抗战中期以后，社会舆论一再要求征收豪门资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国民政府财政部在舆论压力下，曾拟议征收“财产税”。但是，谁是豪门资本？他们在国外的资产怎么办？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当局也想一次性征得一笔巨款来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有人曾提出用“提名告密方法征收”，这个方式显然很荒唐⁽¹⁶⁾。贪污问题解决不了，这个方式当然更行不通。后来一度改为“建国特捐”，还是无法推行。一变再变，于1948年1月制定了一个“救济特捐”。按《救济特捐办法》，“救济特捐以用于举办救济事业及赈恤难民为限”，由各区募集委员会拟定本区内认捐人名单及捐额⁽¹⁷⁾。当时总目标为10万亿元，上海地区的捐额为5.5万亿元，至5月间增加到8.5万亿元。但救济特捐进行得冷冷清清。上海方面，市长吴国桢先捐5亿元示范，但无应者。至6月12日，参议员姜怀素捐1000万元。当时救济特捐规定的捐额为5亿元以上，区区1000万元，根本不成气候。而吴国桢已在计划把捐款充作警备旅经费⁽¹⁸⁾。直到币制改革失败，通货膨胀更加迅速，捐款变得轻微之后，才募集足额，达到115,952亿元。⁽¹⁹⁾

救济特捐尚未成功，立法委员刘不同等又在立法院提出《临时财产税条例草案》。这个名义上反对豪门资本的方案，实际上是普遍掠夺民间资本以支持国民党内战政策的一个荒唐计划。条例规定：“凡中华民国人民在国内外，及非中华民国人民在国内所有不动产，合于本条例者一律征收之。”最高税率达60％⁽²⁰⁾。刘不同认为：“我的办法并未消灭资本，只将私人资本转化为国家资本，非但不致妨害生产，反由于资本的集中与国家化，而可增加生产。”⁽²¹⁾立法委员崔书琴认为：“共产党今日所藉以号召的，就是平均财富，不过他们所用的手段太残酷了。我们为什么不用合法合理的手段来达到这伟大的目的，而让共党去用残酷的手段达到相同的目的呢？”刘不同等的提案在立法院中遭到强烈反对。薛明剑等六人在书面意见中强调说：“立法院为全国民意机关，不应协助政府榨取人民。”骆清华指出：“刘委员的提案，在性质上是没收，是掠夺。”他指责提案人的意向说：“征收豪门资本，一变再变而成为今日的救济特捐，由于施行上的重重困难，而原提案人既然向豪门屈服，而另外想出现在的临时财产税来，把目标转向已经奄奄一息的工商业身上来了。”⁽²²⁾

6月12日，上海市商会致电南京总统府秘书长转呈总统，对征收临时财产税表示强烈反对：“救济特捐先以劝导，继以募派。其征募之对象为同业公会或同乡会，其征募标准则个人财产凡在50亿元以上者征收其十分之一。以同业公会为对象则所征收者非豪门而为工商业。以50亿元为起征点，按照战前米价比例，仅等于民国二十五年时之六七千元。是征收之对象非注重于巨富，而普遍于小康。此项异名同实且已变质之财产税，平津沪汉蓉穗各处正在实施征收之中。临时财产税既系国家遭遇非常时变为摊征一次，藉以补苴之计，断无前者办理方在开始，后者又络续而来。”商会电报指陈严重后果说：“工商业于敲骨吸髓之余，如再欲强制其交纳重床叠架之财产税，逆料将来唯有以厂房、土地、机械、工具、实物抵缴，藉偿税负。其结果促使资金再逃避，工商业破产，而生产大部停顿之余，税收必因之减少，失业必因之增多。”电报指出：“目前财富集中不在于工商业，而在于特权阶级之少数豪门。闻立法院立法委员中有组织清查豪门资产委员会之提议，如能贯彻，继续昔年国民参政会未竟之志，则探骊得珠，庶几无损国脉，有裨岁收。”⁽²³⁾

尽管临时财产税没有实现，但最后在所谓币制改革的过程中，还是对民间财富进行了一次疯狂的掠夺。

此外，国民党政府尽管债信已经丧失殆尽，但仍想有所罗掘。1948年4月30日，国民党政府为调节金融、吸收游资，由中央银行发行短期国库券，分一个月期、二个月期、三个月期，月息五分，八七三折扣发行，以高利率吸引游资。当时，《大公报》社评认为：“这是两年余来，我国财政金融政策上的一件可注意的事”，“能借款实较发行为佳”，表示欢迎⁽²⁴⁾。但事实上，财政赤字巨大，又无生利事业，高利借款，很快又会增加财政负担，不可能解决战争费用的重负。短期国库券先在上海发行，但并不理想，6月1日起，扩大到天津、广州、汉口、重庆、南京五大都市同时发售。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达不到引收资金的目的。并且，直到是年底，才制定了一个《民国三十七年短期国库券条例》，1948年1月16日又制定了《民国三十八年黄金短期公债条例》⁽²⁵⁾。然而在国民党政府军事彻底崩溃之际，债信也崩溃无遗了，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得不到社会上的支持。

田赋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为支持其内战政策，继续实行征实征借。但征借办法，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1947年春曾一度决定停办征借。“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为支持军粮的需要，又于第七次国务会议上决定续办征借。1947年7月间举行的粮食会议上决定三十六年度（粮食年度）征实征借配额总数为6165万余石。是年度征实征借实物实收达3449万余石，另有折征货币折合实物492万余石。超过了三十五年度的3153万余石⁽²⁶⁾。但这些粮食仍不能满足需要，当局另要向人民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征购。立法委员张道行在对翁内阁施政方针进行质询时指出：“征兵征粮就是制造共产党的措施……名曰征购，实际是抢劫老百姓的粮食。”⁽²⁷⁾随着国民党政府军事的失败，统治区域的缩小，粮食越来越紧张。1948年5月间，当局更决定扩大对粮食的掠夺性政策，举办“戡乱”特捐，以征一借一捐一为原则。粮食部呈行政院文说：“查戡乱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军粮需要至为迫切，加以配售公粮，民食需粮尤巨，故三十七年度征集粮食范围必须略予扩大，以期掌握粮源，应付艰巨。本年田赋征实除前方各省仍按上年成例办理、后方分年免赋各省一律恢复全额征收外，征借粮食拟一律按征一借一征收。并为充裕地方自卫、国家戡乱粮源起见，拟加办戡乱特捐，专以大户为对象，累进征收。本年应还到期粮食库券本息及本年应还到期征借粮食拟参照此次国大代表提议，发动人民捐献政府以作戡乱之用，不再抵缴田赋。”估计中央政府征得实物3400余万石⁽²⁸⁾。不过，国民党政权对农村的进一步掠夺计划，随着军事的崩溃，也就难以实施了。

至于非税收入，随着黄金停止出售、敌伪物资等出售的高峰已过，也已难以成为大宗财政收入的来源了。

二　对美援的失望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二　对美援的失望和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国民党政权由于不能打击豪门、从事现代经济体制的改革，因此不能完成战争的经济动员，而对人民普遍性的掠夺政策，又破坏了自己的统治基础。但是，它仍坚持其内战政策，造成了浩大的军费开支，致使财政上难以支持，形成恶性的循环。当时，国民党政府军队的兵员负担，据张公权（嘉璈）估计，达450万到500万之间⁽²⁹⁾。据行宪内阁财政部长王云五报告：“士兵约有四百万人，文武职员一百一十多万，计中央文职人员三十三万，地方十一万余人，武职人员六十余万。”⁽³⁰⁾据此，军队人数当为460余万人。军费支出，不但列入总预算，还专门列有特别预算。首届行宪内阁行政院长翁文灏报告1948年下半年预算时说：“我们要提到特别预算，诸位从特别预算草案里可以看出，特别预算开支中多数为戡乱时期军事费用，属于国防部使用的……特别预算收入方面，是指临时税的收入，包括日本赔偿物资，美军剩余物资出售价格，以及实施粮食征实征借所得物资价格，这一类临时性的收入，总计可得二〇七六七〇〇余亿元。”特别预算支出约达600万亿元法币⁽³¹⁾，为普通预算的二倍。但由于物价飞涨，所谓预算从来不能实现。1948年下半年预算，据王云五报告：“包括普通及特别预算两个部门，合共不过九百万亿法币，但七八两月执行结果，除了征粮部分之外，已经开支二亿六千一百余万金圆，按三百比一折合法币已达八百万亿元，加上军粮部分，实不止此数。”⁽³²⁾

政府支出以军费为大宗。据张公权推算，军费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百分比，1946年为59.9％，1947年为54.8％，1948年1月-7月为68.5％。据吴冈统计，1947年总支出为40万余亿元，军费支出为18万余亿元，根据蒋介石手谕从中央银行支出的特别支出六万余亿元，两项支出占总支出的59.8％。据杨荫溥估计，“本期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开支，和它的财政赤字一样，可肯定其经常在岁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³³⁾。

收入的萎缩，支出的扩大，造成了巨额的赤字，据张公权统计，1945年至1948年7月中央政府收入、支出和赤字如下表⁽³⁴⁾：

尽管美国在战后曾给予国民政府大量援助，但自马歇尔调停中国内战失败后，美国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援助处于停迟和消极状态，正在重新审查对华政策。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则始终把缓解财政困难的希望寄托在美国的援助上。张群出任行政院长，以扩大统治基础的姿态，希望获得美国的同情和援助。但是由于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的恶化，这个改组的政府也得不到美国的信任。

5月27日，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把“拟议贷款的正式备忘录送给了国务卿，申请进出口银行预付指定用途的五亿美元贷款，以便为列举的产品购买设备和材料提供资金，并且要求国会另外拨给五亿美元，用以购买棉花、小麦和石油等商品在中国出售，为中国政府提供通货来支付国内建设的费用。后者在三年之内有效”。但是，美国政府对于援助国民政府存有顾虑，尤其对陈立夫这样的一批“反动分子”非常不信任。顾维钧回忆马歇尔和他的谈话说：“他们（指原文文意中的‘反动分子’——引者）会向蒋委员长说，用不着向共产党让步或者接受美国的建议，因为美国鉴于中国在对付苏联上所处的战略地位，不管怎样总要帮助中国的。但是国务卿说，那是毫无根据的。美国并不是非帮助中国不可。”美国替代的战略选择，就是扶助日本。支持国民党的美国国会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说，“中国与日本打仗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都长，战后得不到援助；然而日本在美国援助下，经济上却建设得远远超过了中国。因此，他说，一个敌国接受美国的援助反而比一个盟国为多”⁽³⁵⁾。

进出口银行并没有答应中国大使馆的申请，认为中国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之内，实际上并无希望可以使中国接受或者有效地运用这5亿美元的贷款，以推行建设计划，它反而决定原经指拨的款项于6月30日满期以后即不展期。进出口银行在6月27日的声明中仅表示：“本银行对于中国的特种计划，仍准备考虑给予贷款。”⁽³⁶⁾

为了考虑对华援助问题，马歇尔派魏德迈再次访华，由马歇尔起草的总统指令说“只有中国政府能够提出令人满意的证据，证明其能采取有效措施以趋向中国元气的恢复”，美国才能“考虑援助复兴的计划”⁽³⁷⁾。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官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回国后仍支持援助国民党政府。

张群内阁成立之后，美国开始着手对国民政府恢复提供有限的援助。1948年初，美国国会在讨论援华问题时，马歇尔表示：“美国应该给予援助，以延缓目前经济迅速恶化的速率。”⁽³⁸⁾6月间，魏德迈代表政府向国会表示援华意见，据顾维钧报告，大意为：“近月来中共军事得手，势力膨胀，我国大局已难挽回，此时予我经济援助，等于浪费，徒尽人事，不克收实效。若予我军援，在我国现状下不仅耗费巨款，无裨我国军事，反必牵涉美国，有损国际威信。究竟应否援华，任凭议会决定云云。”⁽³⁹⁾如此而已。自1947年4月起，美国无偿转让它在华北所趸储的军火，总计有6500多吨弹药。5月26日又取消了对国民政府禁运武器的命令，以原价十分之一，即65万多美元，让售1.3亿发7.92毫米子弹，10月21日，让售空军大队项下的军用飞机和马里安纳岛上的剩余军火。10月27日，美国和国民政府签订了一项救济援助协定，美国提供2770万美元的物资援助。12月间，又额外拨付给国民政府1800万美元的临时援助⁽⁴⁰⁾。1948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至6月最后核定为经济援助2.75亿美元，特别赠款1.25亿美元。7月3日，美国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但是，正如美国参议员康纳利所说：“对整个中国来说，5.75亿美元（最后落实为4亿——引者）就像给街角的乞丐一个小钱。”⁽⁴¹⁾

从国民党政府的预算来看，1948年下半年总支出按金圆券比价计算不过相当于7500万美元，1948年1月-7月的赤字额也不到4000万美元，4亿美元的援助似已十分可观。但事实上，这些统计数字并不准确，而预算更无法执行。时人评论说：“抗战后的岁出，政府及一般专家，有个一致的说法，都说抗战以来的岁出实值，较战前为减少，这大概都是就岁出所列的法币数字与物价比较所得的结论。抗战以来的征收实物，列于岁出上的法币价值既不可靠，实物以外的国外援助是否计入岁出及以何种价格折价为岁出，尤其是由军事机构直接接收的国外物资援助，是否也折价作为岁出，都是使岁出实值估计不易的原因。所以抗战以来的岁出，是绝不应只凭岁出所列法币数字，即骤为论定其实值较战前为减少的。关于这一点，王云五财长的报告已足以证明，他说战前平均为五亿美元，战后为十亿美元，即连美币贬值的因素加入，也是不较战前为低的。我们每于看到有人说，中国的财政赤字，每月有很少的美元即可弥补时，常觉得好笑。”⁽⁴²⁾美援既无法填补国民党政府的无底洞，协定的墨迹未干，国民党当局军事、经济的总崩溃就来临了。

美援姗姗来迟，又属杯水车薪，国民党当局维持财政开支的办法，越来越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财政赤字。1947年，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为27,07,，033百万元法币，钞票发行增加29,462,400百万元。1948年1月-6月，国家银行对政府垫款高达166,185,674百万元，钞票发行增加163,332,800百万元⁽⁴³⁾。

通货膨胀、经济形势恶化、物资匮乏，使物价如脱缰的野马。1948年6月间，物价上涨的速度突然加快。6月25日上海物价狂跳，商店每隔二三小时更改一次标价，虬江路及金陵路上几家商店贴着红纸布告：“货价飞涨，暂停营业。”⁽⁴⁴⁾正好上海市议会在此期间开了十天的会，7月1日议长潘公展在休会时说：“开了十天会，上海物价波动极大。十天比过去三个月涨得更令人惊心。如米价，过去三个月涨了四倍，而这十天就涨了三分之一，照这样下去，大家都不能生存了。”⁽⁴⁵⁾6月28日蒋经国到达上海，准备采取断然措施控制物价。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召集军警宪各单位首长开紧急会议，企图通过武力来抑制物价，把物价上涨的责任归咎于投机商人，警告说：“要钱不要命，要命不要钱。”⁽⁴⁶⁾总动员令、总体战，要把国家经济完全转入暴力控制下的掠夺经济，但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政治上的不得人心，暴力掠夺的举措，也不能立即付诸实施。在讨论征收临时财产税时，有人说得明白：“经济已要崩溃，只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救亡图存。大家要看得远一点，美援四亿，只合法币四百万亿，而本年预算是八百万亿，美援并无大用处，必须自助。”⁽⁴⁷⁾现在到了垂死挣扎的时候，也就要不顾任何经济后果，劫夺社会财富，支持战争，挽救国民党的失败。但所谓自助，豪门资本既不愿出钱，屡受侵凌的民间资本自不愿与国民党同归于尽。怎么办呢？局势逼得国民党当局走上冒险蛮干的道路。

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猛涨形势，参见本章附录一、附录二表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