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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五节 争战不断的西南、西北地方割据势力" class="reference-link">第五节 争战不断的西南、西北地方割据势力
民国中央政府对西南、西北地区的控制向来薄弱。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首要的任务是推翻北洋中央政权的统治，不可能也无此实力实现对全国的武力统一，只能求得与这些地区的表面团结与平衡为满足。因此，西南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乃至西北一些地区在此后数年间，仍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国民党“二次北伐”期间，蒋介石对西南问题的思考是：“西南川、滇、黔无领袖，甚难处置也。”(411)由此可知，他此时尚无将西南乃至西北地区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雄心。这就决定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西南、西北地区的争端实际仍在各地的地方实力派之间进行。
一 龙云入主滇政及对南京中央的态度" class="reference-link">一 龙云入主滇政及对南京中央的态度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横扫两湖和浙赣，北伐军的胜利使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滇系唐继尧处境不利。第一次滇、桂战争后，唐继尧排斥异己，撤销各军番号，加强亲信近卫部队，引起滇军将领普遍不满。1927年2月5日，第二军军长兼蒙自镇守使胡若愚、第五军军长兼昆明镇守使龙云、第十军军长兼昭通镇守使张汝骥、大理镇守使李选廷联名发出通电，要求唐继尧驱逐宵小、公开政治、安内睦外。6日，胡若愚、张汝骥两军向昆明进发。10日，胡若愚、龙云等在宜良法明寺集会，商议改组云南省政府，决定新政府采用合议制，成立云南省务委员会，四镇守使等为省务委员。会后，以四镇守使名义发出通电，提出“立即改组省政府，确立合议制度，提前成立军事机构，统一军权”(412)等要求。他们声称唐氏如不采纳，势必以兵戎相见。唐继尧在各军军事压力下，被迫同意改组省政府，令唐继虞等人出走。2月中旬，胡、张两军先后到达昆明，开始组建新的省政府。新政府推唐继尧为没有实权的云南省政府总裁，不设省长，省务由省务委员会处理，胡若愚、龙云、张汝骥等九人为省务委员会委员。省务委员会之下，设军政、内政、财政、外交、司法、教育、实业、交通八个厅。3月8日，新政府成立，在第一次省务委员会议上，公推胡若愚为省务委员会主席。“二六”倒唐事件使唐继尧成为有名无实的“总裁”，此后唐处于被幽禁的困境之中。5月23日，唐继尧病死，旧滇系统治时代结束。
“二六”政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委任龙云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八师师长。云南的实际大权操于胡若愚、龙云之手，尤其是龙云利用驻在省城之便，暗中操控军政决策，引起胡若愚、张汝骥等的强烈不满。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联合张汝骥派兵突袭龙云第三十八军，龙云猝不及防，束手就擒。此即云南“六一四”政变。
“六一四”政变发生时，龙云部主要将领卢汉、朱旭、高荫槐、孟坤等趁乱逃到滇西凤仪、下关一带，邀请滇军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八军军长，将部队编为四个师，卢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师师长，指挥部队反攻昆明。第三十八军在卢汉率领下，在祥云、禄丰等地与胡若愚部展开激战，胡军被击溃，卢汉乘胜进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挟持龙云撤离，并将省主席的印信交给周钟岳，请周转告第三十八军切勿追击，他将保证龙云的人身安全。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军进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东郊大板桥时，担心遭到第三十八军和唐继尧旧部的联合攻击，向龙云表示和解，双方达成“板桥协约”，商定龙云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张汝骥即行率部北伐，由龙云在后方补充饷械。8月13日，龙云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军军长兼代云南省政府主席，第三十八军3万人整编成六个师，第九十七师师长孟坤、第九十八师师长卢汉、第九十九师师长朱旭、第一〇〇师师长张凤春、第一〇一师师长张冲、新编第七师师长唐继麟。
龙云重新掌权后，并未按照“板桥协约”供给胡、张饷械，胡、张两部因此拒绝出省，停留在滇东曲靖一带。龙云遂命卢汉、朱旭、孟坤等三师出击胡若愚、张汝骥，予以武力解决。胡若愚、张汝骥在龙云压力下，被迫向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和四川省主席刘文辉求援。周西成素有觊觎云南之心，又与胡、张为旧日好友，曾与胡若愚、刘文辉在赤水结盟，得到胡若愚、张汝骥的求救讯息后，决定趁此机会向云南进兵。黔军派出五个团的部队入滇，于8月18日占领滇东北宣威县城，并新委县长。9月，再占平彝、师宗。同时，刘文辉也派出一个团的川军援助胡、张，占据滇北寻甸县城等。
此时，逃亡大理的唐继尧之弟唐继虞也趁机举事，发兵进逼昆明。龙云四面受敌，不得不取缓兵之计，派代表向胡、张疏通，双方妥协和解，龙云争取时间回师击溃唐继虞部。在平定唐继尧余部的反叛后，1927年底，龙云集中全部主力攻击胡、张军。
胡若愚是龙云控制云南的最大竞争对手，龙云首先把其作为重点进攻的对象。1927年12月，龙云与胡若愚在曲靖一带展开激战，胡若愚连战不利，退守曲靖，龙云紧紧围住曲靖，使之成为孤城。胡若愚、张汝骥向周西成求助，借黔军反击龙云。周西成欲扶植毛光翔攫取云南省政权，遂决定再次派兵入滇，任命毛光翔为援滇军总司令，阮德炳为前敌总指挥，兵分三路，大举入滇。据龙云电蒋介石报告，入滇黔军“占据师（宗）、罗（平）、曲（靖）、宣（威）等十余县，换官征税，视同征服”(413)。龙云以胡瑛出任第三十八军前敌总司令，统兵迎战黔军，在曲靖、马街等地连败黔军和胡、张军，黔军各路部队均被“摧破追剿”(414)，1928年1月，被迫退回贵州境内。龙军趁势克服曲靖，胡若愚部被迫退往昭通、宜宾间寻求刘文辉的庇护，就任其委任的川滇边防督办；张汝骥部退到黔西北毕节一带。进入滇境的川军见各路已经败退，也自动退回四川。
击败胡、张及川黔部队的联合进攻，龙云渡过难关，随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效忠，声称要“长驱贵阳，打倒军阀余孽”(415)。1928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并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总指挥。4月1日，龙云正式宣誓就职，龙在云南的地位逐渐巩固。
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4月1日，蒋介石致电龙云，请其迅速出兵广西，并允诺提供“出发军费”(416)。中旬，任命龙云为第十路总指挥，李燊为前敌总指挥，要求其率部立即集中云南宜良附近，迅速经由贵州独山入桂，限5月25日前占领柳州。同时又电周西成，要其“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助中央大计，勿稍犹豫”(417)。为尽可能争取更多力量加入对桂作战，蒋介石任命胡若愚、张汝骥为新编第十二、第十三师师长，令其出兵讨桂。
4月18日，龙云在昆明就任第十路总指挥，准备出兵广西。以当时的交通条件，滇军入桂，需要借道贵州，而贵州的周西成与桂系关系密切，不愿与广西为敌，更不愿滇军进入黔境。因此，龙云出兵攻桂是假，借机报昔日周西成黔军进犯滇东之仇是真，龙云此举事实上成了滇黔冲突的导火索。
从攻黔目标出发，龙云联络与周西成不和的贵州李燊部组成滇黔联军。联军分南北两路，南路又分为左右两翼，共有兵力十一团，万余人，由李燊指挥，分由云南平彝、罗平向贵州进击；北路由张冲师和高荫槐旅组成，主要任务是防范胡若愚、张汝骥趁机攻滇。龙云率总指挥部行营随北路前进。昆明方面由胡瑛和孙渡分别代理省政府主席和十三路军总指挥。
1929年5月，龙云以周西成“抗拒义师，阻挠前进”为由，正式宣布“顺道定黔”(418)，滇黔之战爆发。龙云率朱旭、张凤春、高荫槐、刘正富及李燊所部向贵州进发。周西成则亲自率部迎战，由毛光翔、黄道彬指挥左、中路部队，其本人统辖右路，向安顺挺进。龙云率龙李军从平彝向贵州进攻，拟经黔滇公路，长驱直入，进占贵阳。黄道彬师与朱旭师第五旅先头部队在平彝接战，揭开滇黔之战的序幕。战事爆发后，黔军屡战屡败，由亦资孔、盘县、普安、晴隆一直退到关岭。接着滇军又在镇宁击毙亲临前线指挥的周西成，黔军全线崩溃。龙李联军乘胜前进，于5月27日占领贵阳。随后，龙云扶持李燊“以讨逆前敌总指挥名义，留守贵阳，维持现状”(419)。滇军继续驻扎在黔西龙里、贵定等地，并深入贵阳以北、乌江南岸，企图通过李燊实现对贵州的控制。
6月，胡若愚、张汝骥及孟坤等在刘文辉支持下，趁滇军深入黔境之机，假借奉命伐桂之名，以胡若愚为靖滇军总司令，分别从川南、滇东北合攻昆明，龙胡之战又爆发。此时，龙部主力仍滞留黔境，闻讯后被迫退回云南，滇军离黔后，周西成残部毛光翔趁机进攻贵阳，李燊势单力薄，在贵州立足不稳，不得不退往云南境内。胡、张、孟部从28日开始向昭通发起攻击，7月6日占领昭通。胡、张、孟部虽取得昭通，但费时过久，贻误了战机。龙军则通过在昭通的顽强阻击，争取了从贵州回师的时间。
胡、张、孟攻下昭通后，以张军为先头部队，向昆明进击。龙云急调入黔滇军星夜赶回昆明增援，于7月11日赶到曲靖，与胡、张部激战于昆明西郊碧鸡关。龙云采用反间计，故意将给孟坤的信送往胡若愚、张汝骥处，挑起胡、张对孟坤的疑虑。当龙云部发动反击时，胡、张不增援孟坤，使孟坤部几遭覆灭。龙云乘势挥师追击，胡、张节节败退，龙部跟踪追击，胡、张、孟军被迫退往滇西北的华坪、永胜及四川会理等地，并节节败退至四川西南角的盐源、木里一带。1930年春，张汝骥被俘处决，孟坤落水而死，幸存的胡若愚已无东山再起的能力。7月20日，昆明城恢复秩序，龙、胡、张第二次混战结束，龙云确立了在云南的统治地位。
龙云为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在与各地方实力派保持联络同时，历来对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恭顺的态度，以换取中央政府的支持及承认。1929年10月，当西北军声言反蒋时，他就致电蒋介石，表示“反动军阀，破坏编遣，纵无命令，亦当仗义伸讨”(420)，向蒋表态效忠。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为防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张发奎北上，蒋介石于3月底命令龙云发兵讨桂，龙以连年战乱，兵疲将乏为由，婉拒出兵，等待蒋介石拿出更好的条件。为诱使龙云出兵，蒋介石答应提供百万元作“军需之用”(421)，出征部队每月发给军费法币30万元，广东省主席陈铭枢也派人送滇20万元(422)。这笔费用拨付迅速，4月18日，龙云就致电蒋介石告知“京粤拨款均已收到”(423)。同时，蒋还许诺如攻下南宁，则委派卢汉为广西省政府主席。龙云对蒋介石提出的讨桂条件十分满意，5月，龙云以“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名义，任命卢汉为“前敌总指挥”，率领滇军三个师十五个团共二万余人进攻广西。6月，卢汉指挥滇军分南北两路向南宁推进。蒋介石对龙军抱有厚望，致电龙云称：“刻张桂诸逆，改图窜湘，贵军正宜跟踪前进，肃清逆巢，望勿稍有瞻顾。”(424)7月，龙军包围南宁。南宁守军韦云淞部三千余人凭城固守，滇军因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士气沮丧，加之各部“存保全实力之私心，你攻我停”(425)，围攻南宁三月不克。10月，白崇禧率部返回广西，配合南宁守军，经过两周激战，至10月中旬将滇军击溃，迫其退回云南。龙、卢滇军虽未能攻克南宁，还付出损失近半的代价，但在中原大战中拖住桂系后腿，有力支持了蒋介石，蒋对龙云的行动非常感激，作为报答，1931年11月龙云在国民党“四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龙云为牢固控制云南，不断整顿和强化滇军，先后开办军官学校、军官团、军官补习队等，培训大批滇军骨干。同时以响应南京中央整编军队名义，削弱异己力量，加强其本身对部队的直接控制。龙云严密控制军队的行为引起卢汉、朱旭、张凤春、张冲四个师长的强烈不满，1931年3月10日，四师长以“清君侧”为名武装倒龙。龙云被迫声言“扫墓”，离开昆明回昭通，实际只到寻甸羊街躲避风险。龙云离开昆明后，四师长围绕着继任主席人选互不相让，蒋介石在云南之变中也力助龙云，3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以云南事思虑甚切。先电龙云，回省主持，待其复电再定处理办法。对四师长电暂置不复。”(426)当身为滇人的王柏龄回滇活动，蒋介石特电王氏，令其“离滇回京，切勿预闻滇中内部纷争，免致纠纷”(427)。在内外压力下，卢汉、张冲只好把龙云请回重任省主席。
龙云重返昆明，立即宣布四个师长以下犯上，下令扣押，撤销各师番号，实行废师改旅。不久，将卢汉、朱旭、张冲释放，卢汉被委以全省团务督办，朱旭为省民政厅长，张冲为第七旅长兼全省盐务督办。对南京中央，龙云始终采取不即不离的政策，一方面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又抵制南京方面对云南的渗透，将云南的控制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
二 贵州桐梓系军阀统治的兴衰" class="reference-link">二 贵州桐梓系军阀统治的兴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贵州控制在桐梓系军阀手中，周西成是桐梓系军阀的首领。1923年，周西成组织“靖黔军”，集结犹国材、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在四川涪陵召集军官会议，公开确定“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材号用侬）”的继承序位，标志着桐梓系集团正式形成。1926年6月，北京政府任命周西成为贵州省省长，掌握贵州军政大权。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周西成任贵州省主席，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周西成大批起用桐梓系人员，贵州军政大权悉数落入以周西成为代表的桐梓系集团手中。
周西成控制贵州，对外联合两广，与南京方面保持距离，这是因为周与同为贵州人的王伯群、何应钦有过龃龉，“何王跟蒋介石历史久，若走蒋的门路，必为何王堵死，不能不靠拢两广”(428)。对内加强统治，扩充军力，将贵州陆军讲武学校改为贵州陆军崇武学校，大量培养各类军事人材。同时，对同样出身贵州的其他军事力量极力排挤，导致其与李燊间的激烈冲突。
李燊，号晓炎，贵州贞丰人，是贵州另一重要派系兴义系的代表人物。1926年北伐战争中率部出黔参加北伐，曾任第十六军、第四十三军军长。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相继被唐生智及南京国民政府杀害后，省外黔军只有李燊一部。李燊率部长期在外征战，深感孤军在外不易，意欲回黔。周西成对李燊部不仅不容，而且为削弱李燊的实力，派人收买其部属，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锐。当时李燊的部队驻守宜昌，旅汉黔人主张周李合作，多方调解。周李双方遂派代表协商，于1928年初达成协议，规定双方在兵员、军费、武器、情报等方面互相支持。但是，此协定不过是周西成的缓兵之计，不久，即被其撕毁。在云南和四川两方策动和支持下，李燊决定率部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李燊将其四十三军所属三师1.2万人集结于鄂西来凤。11月，从四川酉阳、秀山出发，拟循黔东大道攻入贵州。周部王家烈率八个团集结于秀山邑梅一线。14日，双方交战于天星坡。李燊集中主力兵力猛攻敌主阵地，王家烈难以招架，继而，李部又以一师兵力发动夜袭，终使王部惨败而退。18日，王家烈退保铜仁，李军进逼铜仁，连续数日猛攻铜仁不下。月底，周部援军到达，李军被前后夹击，只得从铜仁分兵两路后撤。周西成除令王家烈跟追外，亲率主力取道大兴场往松桃、秀山，企图迂回围歼李军。
周、李交战期间，双方都向南京国民政府申诉对方启衅，以获得南京方面支持。11月9日，周西成致电蒋介石报告李燊进攻情形，对此，蒋介石作出不偏不倚的姿态，致电李燊、周西成望双方勿启兵祸。同时，蒋特电李燊，令其“勿再前进，停止原防，专心训练，为党国之用”(429)。25日，在双方战况日见激烈时，蒋再电李燊并致刘湘转杨森，严厉指出：“李部职在剿匪，继斌（周西成字继斌）治黔，亦有成绩。前中央命继斌援川，与兄小有龃龉，此过去事。今中央对兄责成致力川事，值此训政开始，全国统一，各方应即停止军事行动。川黔相依唇齿，讵宜再启纠纷，牵动大局。除令李部停止前进外，望兄等专力川省建设，勿启川黔战争为要。”(430)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地区鞭长莫及，但又负有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之责，因此，其不愿西南多生事端应属正常，但其态度事实上对当时各方并无任何影响。周、李之战并未因为南京方面的调解而缓和，反而愈演愈烈，12月4日，双方在鸡扒坎激战，李燊反击获胜，再度攻至铜仁城下，并将周部主力困于松桃。为摆脱困境，12月7日起，周军猛攻李军扼守的凉亭坳以求突围。双方激战四天三夜，周军伤亡惨重，周西成带数百名残部逃到铜仁。李部在追击过程中遭周部反击，先退至江口、印江，后又退到四川龚滩。1月初，求胜心切的李燊选调二千余精兵，试图出奇制胜，直扑贵阳。周西成以犹国材为前线总指挥，急调贵阳守城部队和崇武学校学生等堵击。双方在贵定石门展开生死战，战斗中李燊负伤，斗志大减，率千余残部从长顺、兴义退向云南。
周西成获胜后，连电南京方面报告战况，蒋回电表示拉拢：“此次滇、黔两省因张（汝骥）部问题，几起衅端，赖兄体谅中央维护苦心，遵令调离张部，避免冲突，良深欣慰！顷已电令龙主席同时撤退东防部队，仍回原防，事关中央命令，当能遵照办理。李燊抗令称兵，既经溃败，川中战事，亦有转机；此后西南一家，力谋建设，黔省庶政，素具规模，应更努力以竟全功。”(431)
1929年5月，龙云以讨桂为名，顺道定黔，李燊率残部参加对周作战。2日，周西成致电南京中央呼吁制止龙云行动，因周在蒋、桂战争中倾向桂方，蒋对其早已不耐，迟至8日才复电周西成，虽表示对龙云“当明令阻止”，却要求黔方首先要“明白宣布讨桂，且实行出兵攻桂，使滇中无后顾之忧”(432)，明显袒护龙云。周西成知道依赖南京政府既不现实，也无可能，亲赴前线指挥对滇战事。兵分三路，以毛光翔为左翼总指挥，率犹国材师由兴仁迎敌；命黄道彬师为中路，由盘县迎沾益来敌；自率一路向安顺进发。李燊亦分两路向盘县进攻，相继进战盘县、普安、花江等地。12日，周西成由安顺进驻镇宁县安庄坡，准备在此与滇军决战。滇军投入全部兵力，实行猛攻，周军逐渐陷于被动。激战中，亲临前线指挥的周西成中弹重伤，被迫撤出战场。黔军全线崩溃，周西成在退向黄果树时又被李部包围抄袭，激战中周西成再次中弹负伤，在渡过打帮河时被击毙。其部“自相残杀，尸骸狼藉，共死伤二千余众，器械完全损失”(433)。5月27日，李燊部进入省城贵阳，组成贵州省临时政务委员会，蒋介石明令其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并予以武器支持(434)。7月，滇军由于后方不稳退回云南，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材等统率周西成旧部反攻，李燊退出贵阳，沿途遭毛光翔部袭击，伤亡众多，退入滇境仅存官兵数百。李将余部交给龙云，只身流亡香港，1930年在落魄中病死。
周西成死后，驻兴仁的黔军犹国材师和留守铜仁的王家烈师还保有相当实力，他们会师遵义，推毛光翔为二十五军代军长。1929年7月8日，毛光翔进驻贵阳，桐梓系重新控制贵州大局。南京方面欲借周西成之死插手贵州政局，初欲任王伯群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因王“不愿屈就”(435)，又准备改任李仲公。但南京方面毕竟尚不具备控制贵州的可能，11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顺应现状，任命第二十五军副军长毛光翔为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第二师师长王家烈升为副军长。毛光翔一改周西成支持桂系的态度，“力图向南京政府靠拢，极表恭顺，对国民党开诚欢迎”(436)。1931年，毛光翔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王家烈任第二十五军军长。
毛光翔虽对蒋介石表示服从，但并不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蒋支持王家烈夺取贵州省政。1929年冬，蒋介石任命王家烈为讨逆指挥官，开赴黔边牵制桂系，且寻机向外发展。王家烈在南京中央支持下，以黔东南和黔东北为基地，扩充实力和地盘。1930年7月，蒋命王为“湘黔边区剿匪司令”，率部入湘西“会剿”红军，且由中央和湖南省按月拨给军饷，王通过参加“剿共”，获得大批枪械，实力大增，同时进一步密切了与南京中央的关系，蒋介石电告其保持联络(437)。
毛光翔担心王家烈势力得到发展，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多次设计夺取王家烈的兵权。当王家烈认为自己羽翼已经丰满，又有南京方面支持时，便公开与毛光翔决裂，决心夺取贵州政权。1932年2月，王家烈在洪江率领四团人马，直趋贵阳，对贵阳形成包围之势，胁迫毛光翔交权。毛光翔权衡利害，将贵州军政大权交给了王家烈，自己专任第十八路军总指挥，退往遵义。
王家烈胁迫毛光翔交印让权后，南京国民政府于3月30日正式任命王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贵州省党部常务委员。王家烈执掌黔政后，为巩固地位，一方面采取亲蒋路线，另一方面为消除肘腋之患而进一步压制毛光翔。两者均加深了王在桐梓系集团内部的孤立并使矛盾激化。毛光翔遂离筑潜赴遵义，与蒋在珍、犹国材、车鸣翼等一起，结成反王联合。1932年11月，蒋在珍、毛光翔首先发难于遵义，开始了二十五军内部的大混战。随即发展为王家烈与犹国材之间持续数年的大混战，最终导致桐梓系集团彻底崩溃，国民党中央势力在“追剿”红军长征中顺势入主贵州。
三 四川军阀内战不断与南京中央的倾向"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四川军阀内战不断与南京中央的倾向
四川是地方军阀争夺十分激烈的地区，1927年至1932年间，经过长期混战，四川逐渐形成刘湘和刘文辉两强相争的局面。
1927年宁汉对立时，蒋介石指使粤、桂、川、黔军阀兵分六路，会同两湖地方实力派会攻武汉。刘湘被任命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任前敌总指挥，蒋亲电刘湘，告以：“夏师长斗寅可信，请与联络一致为要。”(438)1927年5月5日，杨森率4.5万人自万县东下，联合驻宜昌的夏斗寅部，顺流而下。21日，杨军占领武汉外围仙桃镇，夏斗寅部占领汀泗桥、贺胜桥，武汉震动。当时，武汉国民政府主力部队北上河南，留守武汉的叶挺部急赴前线，击溃夏斗寅师。同时，武汉国民政府急调唐生智第八军李云杰师包围进犯仙桃镇的杨森部。6月8日，李云杰部发起进攻，双方在仙桃镇激烈交锋，杨军大败，被歼七个团，其直辖第九师几乎全军覆灭，被迫西逃潜江，潜回四川。
杨森败退回川，刘湘趁机以“出兵助战”(439)名义派兵进驻万县，欲将杨拒于夔门之外。正当杨森走投无路，进退为难的时候，邓锡侯、刘文辉等在武汉政府策动下，乘虚进袭重庆，刘湘见势不利，即让回万县给杨森，回师击退邓锡侯等的进袭。
7月，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被北伐军击败，辗转入川，投靠杨森，杨森对吴佩孚倍加关照。此举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对和指责。蒋介石也甚为恼火，12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吴逆佩孚，殃民祸国，负罪至深。逃窜川边，阴谋煽乱，迭经电饬缉拿……如或瞻徇隐匿，自犯通敌之嫌，政府亦不能宽贷也。”(440)1928年1月6日明令免除杨森本兼各职，由师长郭汝栋取代其第二十军军长之职(441)。但杨森不肯交权，与部将的矛盾激化。
其时，刘湘奉蒋介石命令，接收杨森所属各部。刘湘认为倒杨时机已到，指使赖心辉、郭汝栋、范绍曾、吴行光等组织“四部倒杨”。2月，四部在长寿举行倒杨秘密军事会议，组织“讨杨逮吴联军”，由赖心辉兼任总司令。4月，赖、郭、范、吴四部对万县形成战略包围，杨森退出根据地，将主力向开江转移。当刘湘电告蒋介石获胜消息时，蒋正处于二次北伐的关键时期，期望刘湘能派兵相助，因此一口表示川事任刘湘处置，“对杨森无主张”(442)。5月18日，倒杨联军与杨森部在开江展开决战，由于与杨素有联系的罗泽洲率部袭击倒杨联军后方，杨森取得胜利，刘湘借四部倒杨的目的未能达到。
刘湘自此时对外积极投靠南京中央，对内则大力发展势力，不断分化和打击异己。他长期占领四川繁荣富庶之区重庆，控制长江，势力不断坐大。1928年9月23日，刘湘与保定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长在资中县举行会议，就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达成了协议，由刘湘出任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田颂尧等为委员。这次会议将川军其他各部屏之于外，激起各军怨恨。10月10日，杨森、刘存厚、赖心辉、郭汝栋、黄隐、李家钰、陈书农、罗泽洲八部联合成立“国民革命军同盟各军军事委员会”，简称“八部同盟”，推杨森为主席，李家钰、陈书农为副主席。八部同盟决定联合向重庆刘湘进攻，发动下川东之战。
刘湘闻讯，即拉拢刘文辉，让刘文辉等牵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庆进攻的仅有杨森、罗泽洲两部。杨、罗原计划联合同时进攻，不料罗泽洲为抢占重庆，于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军突进。10月17日，刘湘集结主力，亲自督战，在江北一碗水地区迎战罗泽洲，激战两日，罗部溃败。10月19日，刘湘挥师东下，截击来犯的杨森部。10月20日，刘湘在长寿铁山坪发起猛攻，杨森部大败，逃入李家钰防区。刘湘连克梁山、忠州、万县等二十三县，尽收杨森下川东防区，收编杨森近三万人以及郭汝栋部，势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刘湘的下川东之战失败后，深怨刘文辉支持刘湘，牵制李家钰等部不敢动作，导致战争失败，决心报复。同时，罗泽洲、杨森在下川东之战失去防地后，与李家钰部同处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须往外发展。1929年4月，李家钰、罗泽洲、杨森、黄隐四部在顺庆组织同盟军，推李家钰为总指挥，决定兵分三路进攻刘文辉的资中、内江防区，发动了上川东之战。4月16日，同盟军出动，由遂宁经宁至向资中、内江发起进攻。4月19日，两军交战，刘文辉部守将向传义先收缩兵力，后发制人。激战两天后，突然全军出击，同盟军败北，退出遂宁。
下川东、上川东之战，刘湘、刘文辉击败了八部同盟，势力大增，四川成为二刘并立的局面。刘文辉与刘湘同族，虽然比刘湘小四岁，论辈分却是刘湘的嫡堂叔。1926年底，刘文辉随川军各部“易帜”，被国民政府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军长，不久又兼川康边防总指挥，成为川军保定系第一号巨头。此时，刘文辉率军驻成都，据有下川南眉山、青神、仁寿、宜宾、南溪、屏山、资阳、威远、容县等二十余县，但从下川南至成都的通道，却被占据雅安、西昌的西康屯垦使刘成勋所遮断。1927年6月中旬，刘文辉兵分三路对刘成勋部队发起猛烈攻击。一路由双流向新津进攻；一路由崇庆、大邑向邛崃进攻；一路由眉山、丹棱向名山、雅安进攻。刘成勋在猛攻之下，全线溃败，6月29日，被迫通电下野。其防区包括西康、宁远、邛雅地区全部为刘文辉兼并，部队为刘文辉收编。7月6日南京政府特任刘文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冬，刘文辉和刘湘合力将赖心辉部击溃，又占领泸州、合江、江津、永川、纳溪、古蔺等地，迫使赖心辉退至滇境。“八部同盟”发动下川东之战时，刘湘为了取得刘文辉的援助，将资中、内江、荣昌、隆昌等防地交第二十四军接防。刘文辉遂帮助刘湘击败了杨、李、罗等部，统一了川东。由此四川成为“四巨头”——刘文辉、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分割的局面，并逐渐形成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两大派系争斗的格局。
1928年9月，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川康边防总指挥。11月，任四川省主席及国军编遣委员会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刘文辉势力迅速发展。1929年3月，四川省政府改组，刘文辉仍任省主席。十年之间，刘文辉不断击败对手，所部发展到十二万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几个县外，在四川则据有上、下川南，上川东等六十余县，等于大半个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区。此时的刘文辉，不仅图谋统一四川，还想囊括西南，问鼎中原。
当时，刘湘也是拥兵十余万，同样想独揽四川大权。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军阀也在谋求发展，未肯轻易俯首称臣。南京中央此时对二刘显得不偏不倚，蒋介石表示：“二刘共同奠定川局，中极赞成，望其能负责办理，中央自当补助其不足。”(443)二刘则在蒋与地方实力派争斗中，倾向各异。1929年3月至6月蒋桂战争时，刘湘认为蒋介石大有前途，通电拥蒋并出兵助蒋讨伐武汉的桂军。而刘文辉则支持桂系，与唐生智联系通电讨蒋。刘文辉回忆：“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亦为我的势力所控制……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局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到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蒋浪潮，我认为是我问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蒋介石，胁迫他下台。”(444)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刘湘根据驻京代表邓汉祥的密报，知道张学良率部入关助蒋，于是极力支持蒋介石。而刘文辉估计冯、阎将会获胜，则通电公开反蒋，并联合邓锡侯、田颂尧，准备出兵武汉，作为策应。结果，刘湘两度拥蒋，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刘文辉两度失算，陷于被动，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职，但已令蒋介石深为不满。
1930年11月，罗泽洲师内部哗变，罗泽洲被扣，罗部隶属邓锡侯第二十八军，邓早有去罗之心，即升陈鸿文为师长，到顺庆接管该师。1931年2月，罗泽洲逃到李家钰处，李、罗联合杨森，向顺庆进攻，企图以武力强迫陈鸿文交出该师，挑起了北道之战。结果，陈鸿文败退成都。3月，邓锡侯率兵进攻李、罗，刘文辉、田颂尧亦派兵助战。李家钰兵败，求刘湘援助，于是，刘湘出兵援李。5月间，在顺庆城周围，全川大小军阀队伍云集，形成互相对峙和牵制的局面，被迫罢战言和。
北道之战，李家钰退据营山、蓬安两县，实际已依附刘湘。邓锡侯失去所属刘、罗两部队及其防地，势力大弱。而刘文辉乘势占有了乐至、安岳、遂宁、潼南、蓬溪、南充各县，势力大增。到1932年，四川经近二十年的混战，仅剩下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和刘存厚八个军阀。实力最大者为四川善后督办兼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和四川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两部实力相当，都企图称霸。刘文辉防区遍及川康八十一个县，多为富庶之区，拥兵十二万左右。刘湘据重庆及重庆以东地区的下川东二十八个县，控制夔门天险，扼长江咽喉，拥兵十万以上，加上结盟各军，总兵力达二十余万。较之刘文辉，刘湘在政治上得到蒋介石支持，1931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为整理四川省军事起见”，在四川设立善后督办，规定：“善后督办在善后期间所有全省驻在军队统归负责处理，并得按该省情形随时咨商省政府，将全省划为若干警备区，每区设司令一员，均由督办呈请陆海空军总司令任命之。”(445)4月，刘湘就任善后督办，国民政府随之拨付刘湘包括500万发子弹在内的大批枪械。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选任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7月，南昌行营发表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共总指挥。此后，刘湘与南京中央关系愈见密切。同时，刘文辉由于侵占其他各部防地、收编其他各部部队，树敌太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多股势力与刘湘联合，共同反对刘文辉。
“二刘大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虽然对刘湘寄予更多希望，但四川爆发大规模战争，南京方面也不能不有所表示。此时战局走向毕竟不明，蒋介石不想把事情做绝，认为处理此事的最好办法还是两不得罪。1932年9月，蒋介石专门致电刘湘，劝告道：“此次川中万一有事，恐绝非一隅关系，小之足以牵动西南全局，大之足以招致国际压迫，而鄂赣剿匪计划更无法逐步完成，现值国难愈加严重时期，吾人益宜事事持重，切盼吾兄极力消弭，设法阻止，俾得渡此最大危险之关头。”(446)10月18日，何应钦电蒋，请示对川事处理办法。蒋回电表示：“关于川局处理，最好固在能使战事消弭不发。但日前形势川中各方酝酿愈急，益显严重。而中央一时亦不得易有效制止之办法，且不可有袒护而援助任何一方之明显表示，如兄有与甫澄、自乾两方各个接近之人，不妨各使分工，加紧接近，藉以明了两方之真相及其对于中央之希望，然后静观其进展趋势，再作最后之决定可也。”(447)表面工夫做到后，蒋介石私下里对刘湘还是有所倾斜。10月12日，张群致电蒋介石，提出如果刘湘能够出面收拾四川乱局，中央政府不妨“因势利导”(448)，对此，蒋介石应是心领神会，代表南京方面在四川联络的曾扩情回忆，当时蒋介石“关照我以我的名义密电刘湘：如能有把握，在很短期间内解决刘湘，可便宜行事”(449)。1932年底，“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战事即将结束时，杨永泰对川黔善后做了如下分析：“关于川黔善后，大要有二：甲、处置过早，则趋势不明，诚恐不协机宜，有徒损威信之虑；过迟，则趋势已定，等于事后追认，无权操自上之恩……现在川省形势，已由两刘对抗，变为刘田联合，且刘田渐已显占优势。处置川事，似宜以刘田为重心。此外，有相当实力，及虽失败而实力尚未完全消灭者，在刘田统驭之下，酌予安顿。”(450)
1932年10月，除第二十四军外的各部川军将领联名通电讨伐刘文辉，声言：“除祸根而奠川局。”(451)10月1日，驻武胜的新编第二十三师师长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部打响第一枪，川北之战爆发。随后，在刘湘策划、参与下，李家钰、田颂尧、刘存厚部各派一部投入川北战场。第二十四军分北、中、南三路应战，陷于被动。刘文辉决定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对付刘湘，撤出南充、遂宁地区。从10月下旬至11月初，东线刘湘军克江津、潼南、永川、荣昌、岩江、隆昌；北线杨、李、罗等部克遂宁、安岳、乐至，迫资中；邓锡侯部进驻简阳、资阳。以刘为首的联军部队从东、北两线协力向沱江下游推进。刘文辉全力扼守沱江，在资中、内江、富顺、泸州一线实施防御。11月上旬，刘湘第二十一军唐式遵第一师、王缵绪第二师和李、罗等部向内江、资中进攻，第二十四军夏首勋指挥第二、第三师顽强阻击，双方成胶着状态。二刘争夺重心在泸县。第二十一军六个旅在海、空军配合下对泸县实施攻击，第二十四军两个旅据城周高地固守。激战半月，双方互有进退，伤亡均重，相持不下。11月18日，联军突破沱江防线，克资中、内江、富顺。泸城守军因势孤发生动摇，21日，刘湘进占泸县，守军两个旅为刘湘收编。
正当泸城战事激烈之际，11月14日，刘、田成都之役爆发。成都从1926年起即由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部联合管理。田颂尧见刘文辉在川北、川中节节败退，威逼刘军退出成都，被刘拒绝。11月中旬，田军在邓军暗中协助下与刘开战。双方共出动兵力五十个团以上，刘文辉将撤守资阳、内江等地的十八个团增援成都，实力三倍于田军。经过煤山争夺战、东郊战斗、北门战斗，田颂尧部溃败。后经第二十八军军长邓锡侯调解，双方同意停战，战事结束。此后，刘文辉部专力对付刘湘部，集中七万兵力投入战场，向荣县、富顺发动反攻。
12月10日，荣威之役全面开始。第二十四军夏首勋率六个旅、冷熏南率五个旅自乐山、青神进攻荣威。夏部在井研的千佛寺、马踏井、三江镇等要地，与潘文华等部激战五昼夜，伤亡二三千人。刘湘部退入荣县。同期，冷部五个旅攻刘湘右翼唐式遵师，双方在井研东北的东材场遭遇，唐部不支，退荣县双古坟。尔后，两军在荣县城西险隘老君台展开决战，投入兵力达3万人，双方死亡三千余人，潘师溃败无法再战。荣威之役历时11天，刘湘全线失利。此时，邓锡侯、田颂尧派出四个师部队进攻刘文辉第二十四军川西地区。刘文辉腹背受敌不得不停止进攻。12月21日，双方在老君台签订停战协定。刘文辉兵力损失不大，但防地丧失很多，沱江以东、乐山以南近三十县尽为刘湘所据。
刘文辉不败而败，将原因归咎于邓锡侯的背信弃义，决心集中兵力攻打邓锡侯部。1933年5月9日，刘文辉再次率部突入邓锡侯防地，刘、邓毗河之役爆发。邓锡侯调集所部近30个团，约四万人在毗河北岸固守。刘文辉部攻击逾月，伤亡数千人，无进展。5月26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安川会议”，决定联合进攻刘文辉。6月25日，刘湘与田颂尧、刘存厚、杨森、李家钰、罗泽洲等发出讨伐刘文辉通电。此时，中共在四川迅速发展，蒋介石希望二刘能携手对付中共，以免予中共以可乘之机，在致张群电中谈到：“刘湘派员携其治川方案来谈，内容以半年内扫除统一障碍组织省府，年内剿灭共匪，一年半内划清中央与地方之税收及整缩军队，其意在先灭刘文辉。中以过去先灭阎冯后剿赤匪以为统一可期，其结果相反之意喻之，属其必先剿匪才可统一川局，名正言顺，亦无人能反对之意力说之。总之测其意似彼已决心，对中正为通告形式，说必无效，川事只有让其自乱而已……如能设法合力灭共，避免二刘之战，使刘湘无法启衅，尤幸也。”(452)蒋虽想调和二刘，但其既对四川束手无策，又不欲干预刘湘影响与刘关系，因此所谓避免“二刘之战”只是徒托空言。
7月初，刘湘以安川军名义，组织三路大军共一百一十余团，向驻守川南、川西的刘文辉部进攻，很快挺进到成都附近。8日，刘文辉不得不退出成都，辞去省主席，将所部二十四军分成六路沿灌县至乐山岷江右岸布防。8月3日，刘湘又与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罗泽洲等联军将领在成都召开“安川剿赤”会议，决定乘胜追击。中旬，刘湘下令全线总攻，灌县、新津刘文辉军内变，安川军全面突破岷江防线，乘胜追击。第二十四军向西撤退，溃不成军。8月底，刘湘率军攻下雅安，刘文辉部队随之瓦解，一百团以上兵力仅剩数团，主要将领或投降或引退。刘文辉率残部万余退至汉源。8月31日，刘湘宣布安川军事告终。此后，刘湘控制了四川将近一半的县份，而且多为富庶地区，“二刘大战”以刘湘完全胜利宣告结束。
刘湘控制四川，由于其与南京中央相对良好的关系，为蒋介石所乐见。1935年，随着南京中央以“追剿”红军之名进入四川，南京与四川矛盾趋于激烈，双方的争持一直延续到抗战爆发。
四 甘肃雷、马之变" class="reference-link">四 甘肃雷、马之变
中原大战后，原隶属冯玉祥的西北马家军大都投降蒋介石。此时的马家军大致分为两部：一部为驻防青海的马麟、马步芳；另一部为驻防甘肃的马鸿宾、马鸿逵兄弟。其中甘肃马家军势力最大。为了进一步分化马家军的力量，蒋介石将马鸿逵所部调驻河南，但因一时又无法抽调嫡系部队入甘，只好同时利用当地各种政治力量，以收相互牵制之效。
蒋最初拟委顾祝同为甘肃省主席、马鸿宾为青海省主席。后因原南京中央警卫军军长冯轶裴因病去世，为防石友三反叛，蒋急调顾祝同接任，而不得不暂时委任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代理主席。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任命马文车为驻甘肃视察员，负责协调各方关系。
据陈立夫派往甘肃的谍报员报告，当时甘肃各种政治势力主要分为四派：“（一）中央派马文车同志为领袖；（二）何应钦派以谭视察员克敏所勾结之禁烟总办王廷翰为领袖；（三）冯玉祥派民政厅长李朝杰为领袖；（四）骑墙派马鸿宾为领袖。”(453)马文车虽然贵为中央视察员，但遇事常常受阻，为此他曾私下向友人发牢骚道：“马代主席系回人，以种族关系激起汉回问题，情形复杂，各同事遇事又推弟首当其冲，应付深感困难，兼以谭视察员克敏系何敬之私人，一切秉承何之意志办理，且受人包围，不顾中央，不顾墨三，因对弟嫉妒，故意多方掣肘。”(454)而当时驻防甘肃的军事力量则以雷中田为最强，但雷中田同马鸿宾之间又“意见甚深，雷维持地方尚好，马除旧带之部队外，余均不听其指挥”(455)。
1931年8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改组甘肃省政，任命马鸿宾为省政府主席，而雷中田未能列名省府委员。马文车原以为可获厅长以上官职，结果仅落为没有实权的省府委员。其他省府委员“均系马（鸿宾）派，闻皆系马福祥以金钱运动而得”(456)。雷中田事先得知消息后，曾致电吉鸿昌：“得南京确息，行政院已通过真除马鸿宾为甘肃主席兼省委，即日呈由国务会议通过发表之说……立赐转电中央力阻发表。”(457)但雷的努力并未成功。为此，雷、马（文车）二人极为不满，秘密联合倒马（鸿宾），并积极同冯玉祥联络，寻求支持。
8月中旬，雷中田的密使到山西向冯玉祥报告西北的军政情况，同时带来了雷给冯玉祥的“报告及附表、照片等件”。冯玉祥得报后，立即致函雷中田，告之“阎总司令已由大连乘飞机返晋，正在秘密进行倒蒋事宜”，指示雷：“北方各部一俟大规模之联合成熟，即当同时发动。”(458)此后，雷中田在甘肃积极扩充军队，“收编民团已有数千，各予以游击队名义；纷来请愿收编者尚多”，现有军队“人数约两万，枪万余支，迫击炮百余门”(459)。
8月25日，雷中田等人在兰州发动军事政变，“将马子寅（马鸿宾）扣押城内，缴械数百支。现由各界公推南京视察员马文车代理主席，推职（雷中田）为全省保安总司令，并新编四师，以资扩充甘肃陆军。”雷并请求冯玉祥转告广州国民政府：“汇款接济，以顾军需；西宁马麟、马步芳对我方极表好感，必要时请给以相当名义，将来可资臂助。”(460)
冯玉祥获此消息后，相当兴奋，立即复电雷中田等人明确要求：“甘省须与南京断绝关系，直属广东政府，并发出通电，明白表示。”并鼓励他们：“进行一切事宜，应以革命的办法，当机立断，不可稍有迟疑……不可为谣言所惑。”(461)
但雷中田等人因青海马麟、马步芳“尚未联络巩固”，特致电冯玉祥表示“此时通电反蒋时机尚早”，“内地反蒋运动成熟后，请钧座通电甘、青、宁，并甘、青、宁实力派，加以名义，必皆翕然景从”(462)。与此同时，雷、马二人还分别致电南京中央表示因马鸿宾勾结土匪，他们扣马是不得已而为之(463)。冯玉祥无奈，只好接受现实，致函雷中田表示：“如因环境关系，暂时不便向广东政府表示，暂缓亦可。”(464)
雷中田、马文车虽然暂时夺取了甘肃政权，但二人并没有公开宣示反蒋。这同他们的内外处境是有关的。此时甘肃内部“经济万分缺乏”(465)，外部青海“二马”的态度尚不明朗。为了打破僵局，并进一步获得广东方面的财政支持，二人联名致电冯玉祥转报广东国民政府表示反蒋决心，并汇报今后倒蒋计划：“第一步肃清反动部队，统一甘肃；第二步宣布独立，拥护革命政府；第三步会合义师直捣中原。”(466)同时“为适应环境而资联络起见”，恳请广东国民政府“任马麟为青海省政府委员并代主席、马步芳为青海暂编第一师师长，以免观望”(467)。三天后，广东国民政府第二十一次国务会议议决：“特任雷中田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驻军总司令……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甘肃陆军第五师师长。”(468)粤方并请冯玉祥转告雷、马：“饷械困难，请求接济等情，业经转国府”，“至于省府各人选，仍请即与雷、马两同志征定示知，以便转达国府任命”(469)。冯玉祥对雷、马等人的财政要求，也尽其所能予以援助。为此，马文车复电表示感谢称：“远蒙接济军需，全陇军民靡不感戴。”(470)
当蒋介石获知此事后，深感“甘肃事颇难处置”(471)。这其中主要原因是还掺杂着另一股势力——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想染指甘肃省政。最初，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时，即派人转告马文车：“此事陕方绝未闻知，且主之者系含对陕作用。”(472)因此，蒋对马文车的举动极为愤慨：“马氏实不知大体，只想作官，见之可恶。”(473)8月30日，蒋电马文车严重警告道：“速将马主席恢复自由，行使职权。”“否则目无法纪，反抗中央，罪不容赦。”(474)而杨虎城得知甘肃事变后，却想乘蒋力所不及之时控制甘省。9月2日，杨主动致电于右任表示：“邓宝珊此次省亲来陕，恰值甘变发生。为事择人，可谓适逢其会。伊在西北方面久负物望，且因地方关系与甘肃各军多有渊源。城意拟由中央与宝珊以相当名义，由虎城就近拨给少数军队带往甘肃，负责结束军事，定可收事半功倍之效。”(475)随后，杨虎城又直接电蒋转达此意(476)。而蒋一方面电令甘肃省城公安局长高振邦：“将马文车拿解来京，以肃法纪。”(477)一方面于9月11日电杨虎城表示：“冯玉祥电粤伪府请委雷中田、鲁大昌、陈珪章等为军长，是甘事，冯已有逆谋。此时属宝珊兄万勿参与甘事，免入旋涡。先将马文车事有一结束，马鸿宾行施职权后另定办法。”(478)
此时，蛰居四川已久的吴佩孚，久静思动，在四川军阀邓锡侯的支持下，“声称假道甘、陕，前赴北平”，趁机入甘(479)。雷中田等人因得不到粤方的有力支持，“欲利用吴在西北另开辟新局面”(480)。当时“甘肃军政界盛传吴将去华北与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由吴担任元帅”(481)。雷中田借此借口一面致电冯玉祥表示：“此间对吴迷信过深，故此来各方均表欢迎……如我部即表示反对，恐数日内即生战事，极盼钧座前备两师早日开甘，俾作后援。”(482)一面致电吴佩孚，表示欢迎来兰州“调解甘、青、宁三省纠纷”(483)。吴佩孚入兰州后，立即反客为主，先下令释放了马鸿宾，继之公开打出反蒋的旗号。
吴佩孚入甘，更加速了甘肃政治的混乱状态。青海马麟为救马鸿宾也出兵甘肃。马鸿宾获释后即投入马麟军中，其弟马鸿逵则多次致电蒋介石请求回师甘肃平叛。而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则在南京暗中指使，希图重握甘肃省政，使西北马家军连成一片。对此，陕西杨虎城极为不安，特电驻南京代表胡逸民：“对马云亭（马福祥）活动鸿逵赴宁夏事请注意。”(484)而四川邓锡侯因同省内其他军阀常年内争，也想借此次事件，获得陇南地盘，壮大自己的力量。
蒋介石在反复权衡各派力量后，最终只好利用杨虎城来规复甘肃，以达到不使一方势力独大，各派相互牵制的作用。为此邵力子受蒋之命曾电询杨虎城：“此时中央无兵可派，因探询兄处能否派一师前往。如兄能亲自一行尤妙。”(485)10月18日，蒋更直接电令杨虎城：“着即迅令孙师长蔚如率部赴甘。”(486)
杨虎城所部孙蔚如师入甘后，杨即明确向蒋介石提出条件：“吴子玉此次至甘暗中滥发司令、师长等名目。又据探报吴与川军勾结，居心叵测各等情。且雷中田亦擅增师长数人，助长声势。孙师长蔚如此次奉命入甘，若不恳加名义，诚恐阻滞进行，可否赐予甘肃宣抚使名义，俾得奉命西上早奠甘局。”(487)杨虎城的话虽说得冠冕堂皇，但实际目的是想俟“蔚如宣慰甘肃之命”发表后，“即行续请中央以蔚如为甘主席”(488)。
孙蔚如率部入甘后，军事进展极为顺利。为了获得甘省主席一职，杨虎城又亲赴南京同蒋介石“商甘政治问题”。但蒋并不愿看到杨虎城的势力坐大，又不愿西北马家军联成一片，故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对此孙很失望，拟辞去甘肃宣慰使一职。而杨虎城则急电孙蔚如表示：“省府我既无十分把握，此名义似仍为目前所需要，嘱转兄打消辞意。”在杨看来，邵力子终究是一文人，邵主甘政后依然要倚靠孙的军队，并提醒孙：“此时应防子寅染指甘政。”(489)
雷中田、马文车的军事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而西北政局经过一番重组之后，又暂时恢复到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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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
(2)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对时局宣言》（1930年9月15日），《邓演达文集》，第375页。
(3) 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1931年6月25日），《邓演达文集》，第311页。
(4) 《邓演达文集》，第182页。
(5)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1930年9月），《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40页。
(6) 《致季方函》，《邓演达新编文集》，第464页。
(7) 《致严重函》，《邓演达新编文集》，第501页。
(8) 孙中山：《致全党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40页。
(9)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37页。
(10)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37页。
(11)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414页。
(12) 《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8月17日于莫斯科），《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04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14) 《南京钦定的国民会议和我们所要求的国民会议》（1930年1月5日），《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24页。
(15) 《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邓演达新编文集》，第402-403页。
(16)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邓演达新编文集》，第253页。
(17) 《改组派最近消息》（王茂如先生转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 陈公博：《左派是什么？》，转引自司马仙岛著《北伐后之各派思潮》，北平鹰山社出版部，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第140-141页。
(19) 仙岛：《战场上的中山与研究室里的中山》，转引自司马仙岛《北伐后之各派思潮》，第244页。
(20) 《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112页。
(21)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革命评论》第10期，1928年7月。
(22) 《革命评论》第5期，1928年6月。
(23) 陈公博：《党的改组方法和时期》，《革命评论》第18期。
(24) 施存统：《恢复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革命评论》第5期。
(25)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
(26) 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
(27) 陈公博：《党的改组原则》，《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76页。
(28) 陈公博：《目前怎样建设国家资本？》，《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81页。
(29) 黄汉瑞：《农民暴动与土地问题》，《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85-286页。
(30) 龙鼎：《解决土地问题的讨论》，《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辑》，第298页。
(31) 《北平迎汪大会实况》，《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28页。
(32) 《阎锡山答复新闻记者与汪精卫会谈五要点》，《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71页。
(33) 《汪精卫在北平中山行馆接见记者就党务及其他问题发表讲话》，《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56页。
(34) 《扩大会议宣言》，《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381、382页。
(35) 胡适：《人权与约法》，《新月》第二卷第二号，1929年4月。
(36)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37) 罗隆基：《专家政治》，《新月》第二卷第二号。
(38)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39)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0) 罗隆基：《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新月》杂志，第二卷第十二号。
(41)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42)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3)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4) 罗隆基：《论人权》，《新月》第二卷第五号。
(45) 胡适：《“人权与约法”的讨论》，《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46) 胡适：《知难行亦不易》，《新月》第二卷第四号。
(47) 罗隆基：《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新月》第二卷第八号。
(48) 《新月》第三卷第十期。
(4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1929年2月19日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576页；参见《蒋介石何以下野》（1），《晨报》，1927年8月17日、24日。
(50)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76、564页。
(51)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46页。
(52) 参见刘凤翰前揭文，《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下册，第531—533、535—536页。
(5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5—956页。
(54) 《鲁涤平离湘前后纪》，《中央日报》，1929年2月28日。
(55) 《鲁涤平谈话》，《中央日报》，1929年3月2日。
(56) 《吴稚晖昨在汤山谈话》，《中央日报》，1929年3月25日；《何成濬二月二十六日宥电——湘局严重及赴平辅助》，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第1219页。
(57) 《蒋主席义正词严之湘事谭》，《中央日报》，1929年3月22日。
(58) 《冯玉祥表示病愈即来》，《中央日报》，1929年4月16日。
(59)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7页。
(60)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8页；李守孔：《国民政府之国家统一运动》（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1985年，第398页。
(61) 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1页。
(62) 慎予：《就事论事》，《中央日报》，1929年2月26日。
(6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0页。
(6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1页。
(6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1页。
(6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专辑·李宗仁回忆录》下册，南宁1980年，第608—610页。
(67)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68)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32页。
(69) 陈进金著：《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2页。
(70) 《白崇禧致李宗仁微酉电》（1929年3月5日），转引自陈进金著《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第143-144页。
(71) 《白崇禧致李宗仁夏威齐电》（1929年3月8日），转引自陈进金著《机变巧诈：两湖事变前后军系互动的分析》，第160页。
(72) 以上记载见《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2、960、963页。
(7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5页。
(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6页。
(7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6页。
(76)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0页。
(77)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4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7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2月26日条，第957页；李守孔前揭文，《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399页。又据1929年2月27日《蒋介石致朱绍良电》（原件台北“国史馆”藏），知朱绍良此时为代理师长。
(79)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2月2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0)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3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1) 《蒋介石致各师团长电》（1929年3月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2)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3月10日）；《蒋介石致曹万顺等人电》（1929年3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8页。
(84) 以上引文见《蒋介石致革命军人同志会训示》（1929年3月1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5) 程思远：《蒋桂新军阀战争的内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页。
(86) 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58页。
(87)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3月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8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3页。
(89)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08—610页。
(90) 《蒋介石致李石曾电》（1929年3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1) 《蒋介石致方本仁电》（1929年2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2)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3)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94) 李静之：《唐生智》，宗志文等主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3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6页。另一说是青岛（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1页），待考。
(95) 《传唐生智抵津》，《中央日报》，1929年3月2日。
(96)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1页。
(97) 《津唐道上有拥唐标语》，《中央日报》，1929年3月25日。
(98)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1页。
(99)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0)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1) 转引自《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6页。
(102) 此前学术界论著均称白自天津转大连再取道日本南下，误（《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35页）。
(103)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4)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05页。
(105)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68页。
(106) 《蒋介石致胡汉民电》（1929年4月6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07) 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市档案馆编：《蒋作宾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0、34、35页。
(108) 《蒋主席在国府纪念周报告》，《中央日报》，1929年5月21日。
(109)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原文作：“其中五十万元请交第三集团。”
(110)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3页。
(111) 《蒋介石复张学良电》（1929年3月1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1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3页。
(113)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86—587页。
(114) 《刘镇华部将开赴兖州》，《中央日报》，1929年4月1日。
(115) 《蒋介石以张群名义致何成濬电》（1929年3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此系蒋介石手稿。
(116) 《蒋介石致毛秉文电》（1929年3月2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17) 《陈立夫致何成濬电》（1929年4月2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此系蒋介石手稿。
(118)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2、607、603页。
(119)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3月2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0)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1) 《蒋介石复陈铭枢转陈济棠电》（1929年3月3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2) 《蒋介石致方鼎英等电》（1929年4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2页。
(124) 《蒋介石致方鼎英等电》（1929年4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5)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29年4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6) 《蒋介石致总部行营陈副处长电》（1929年4月2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27)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13页；张文鸿：《李明瑞倒桂投蒋和倒蒋失败的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7页；《中华民国大事记》1929年相关条目；《李明瑞旅反抗胡、陶》，《中央日报》，1929年4月7日。
(12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6页。
(129) 《蒋介石致何成濬转唐生智电》（1929年4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0) 蒋中正：《国民政府惟一之政策——和平统一》，《中央日报》，1929年5月8日。
(131)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4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2)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关于西征武汉及鄂西诸战役阵中日记》（1929年2—4月），转引自张同新编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9页。
(133) 《蒋介石致何成濬、唐生智电》（1929年4月1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4) 《蒋介石致陈铭枢电》（1929年4月15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5) 《蒋介石致李仲公电》（1929年4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6)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4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7)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38) 程思远前揭文，《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第175页；《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44页。
(139) 卢蔚乾：《胡宗铎、陶钧在桂系中的起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1页。
(140)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4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1) 《蒋介石致何成濬转唐生智电》（1929年4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78页。
(143) 《蒋介石致刘湘电》（1929年4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4) 《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4月2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5) 《蒋介石致陈绍宽转谭道源电》（1929年4月2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6) 《蒋介石致贺国光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7)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8)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49)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5月2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0) 《蒋介石致陈铭枢、陈济棠电》（1929年5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1)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2—33页。该书属印本，无编者、出版地及时间，从内容看显系第四路军自编战史，湖南省档案馆藏。
(152)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1页。
(153)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1页。
(154)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615页。
(155) 《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47页。
(156)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5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7) 《蒋介石致熊式辉电》（1929年5月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8) 《蒋介石致陈济棠电》（1929年5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59) 《蒋介石致陈济棠电》（1929年5月1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0) 《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战史》，第33—34页。
(161) 《蒋介石致冯玉祥电》（1929年3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2)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84页。
(163)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2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4)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5)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71页。
(166)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29年4月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7)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29页。
(168) 《蒋介石致谭延闿转王正廷电》（1929年4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69)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585、591页。
(170)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29年4月17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1)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15、614、621、623、628、632页。
(172) 《蒋介石致何成濬、唐生智电》（1929年4月13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3) 《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4月2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4) 《蒋介石致朱培德电》（1929年5月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5) 《蒋介石致贺国光、刘峙电》（1929年5月4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6)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9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7) 《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8)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79) 《蒋介石致朱绍良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0) 《蒋介石致夏斗寅电》（1929年5月10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1) 《蒋介石致谭道源电》（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方鼎英电》（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刘峙电》（1929年5月1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2) 李纪才时任襄樊警备司令。5月10日，他电告蒋：“南阳石友三部将于今明日向豫南唐县、新野一带游击。”（见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何成濬电》，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3) 以上引文见《蒋介石致何应钦等电》（1929年5月11日）；《蒋介石致何成濬电》（1929年5月11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4)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40页。
(185) 《蒋介石致贺国光、钱大钧电》（1929年5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6) 《蒋介石致钱大钧电》（1929年5月8日），未刊件，台北“国史馆”藏。
(187)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20、629、636页。
(188) 以上引文见《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23、625页。
(189)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03页。
(19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29页。
(191)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2)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3)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4)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5)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6)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97) 蒋介石日记，1929年4月7日。
(198) 《蒋中正电何应钦对韩复榘部忽入武胜关事进行军队部署》（1929年4月8日），台北“国史馆”：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100011039。国史馆档案中将此文件标为1928年4月8日，有误。
(199) 蒋介石日记，1929年3月31日。
(200) 蒋介石日记，1929年4月7日。
(201)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10页。
(202)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3) 《西征讨桂占领武汉解决鄂西诸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6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4) 《国军对冯警备计划》，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05) 蒋介石日记，1929年5月1日。
(206) 蒋介石日记，1929年5月8日。
(207) 《冯玉祥致蒋删电》，《申报》，1929年5月21日。
(208) 《蒋中正电刘峙豫方已积极备战我方亟应备战》（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3026，台北“国史馆”藏。
(209) 《蒋中正电何成濬中央对冯玉祥不主张用兵仍求政治解决请以此与阎锡山详商整体计划》（1929年5月1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3 98081，台北“国史馆”藏。
(210) 《电贺国光、钱大钧》（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493页。
(211) 《电韩复榘》（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册，第494—495页。
(212) 《刘镇华致冯玉祥寝电》，《刘茂恩回忆录》上，台北学生书局1996年版，第217页。
(213) 《韩复榘等通电》，《申报》，1929年5月26日。
(214) 蒋介石日记，1929年5月23日。
(215) 《蒋中正电韩复榘所部集洛阳拨款一百万供给养》（1929年5月2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05040，台北“国史馆”藏。
(216) 《中央宣传部告同志及国民书》，《申报》，1929年5月26日。
(217) 《蒋中正电阎锡山对冯玉祥方针请就近观察妥定缓急和战皆依其意为准》（1929年5月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3025，台北“国史馆”藏。
(218)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37页。
(219) 《阎锡山公布规劝冯玉祥忍耐五点以挽危局往来电》（1928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5页。
(220) 《蒋中正电冯玉祥与桂系军阀及一般反动政客绝往还》（1929年5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03052，台北“国史馆”藏。
(221) 《冯玉祥宣布洁身引退入山读书通电》（1928年5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0页。
(222)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4日。
(223) 《蒋中正电阎锡山若冯玉祥能到晋则中央于限度内可准其所请》（1929年6月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7305，台北“国史馆”藏。
(224) 《阎锡山电蒋中正如冯玉祥能践约出洋则必须偕行倘冯爽约则北路军事当尽力负责》（1929年6月1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5218，台北“国史馆”藏。
(225) 蒋介石日记，1929年6月12日。
(226) 《蒋中正电阎锡山冯玉祥将不出洋请速统一大局若其到晋则可拨付300万》（1929年6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7321，台北“国史馆”藏。
(227) 《蒋中正电唐生智何成濬顷冯玉祥既无诚意表示并积极备战我方宜速决定方略早奠西北兹拟第一期作战计划》（1929年6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6217，台北“国史馆”藏。
(228) 《蒋介石颁发对冯玉祥西北军讨伐的命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1编《军事》（二），第12页。
(229)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47页。
(230) 《蒋中正电熊式辉如冯玉祥到晋应促其出洋》（1929年6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3057，台北“国史馆”藏。
(231) 《冯玉祥日记》第2册，第652页。
(232) 《国务会议任阎锡山为西北宣抚使兼办军事善后》（1929年6月2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9021，台北“国史馆”藏。
(233) 《阎锡山电何成濬》（1929年6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版，第72页。
(234) 《电陈济棠、陈铭枢》（1929年6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68页。
(235) 《蒋中正电张寿镛三百万款电中行直交中正》（1929年6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70100002054，台北“国史馆”藏。
(236) 《电陈立夫》（1929年6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109页。
(237) 《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冯玉祥通缉令》（1929年7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0005，台北“国史馆”藏。
(238) 《徐永昌日记》第2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444—445页。
(239) 《熊哲明先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印行，第20页。
(24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1页。
(241)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第109—110页。
(24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41期，1929年10月12日。
(243) 蒋介石日记，1929年10月11日。
(244) 《讨伐西北叛逆战斗详报》，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3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45) 《蒋中正电宋子文汇阎锡山特别费二百万元》（1929年10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1035，台北“国史馆”藏。
(246) 《电刘峙闭城固守》（1929年10月2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659—660页。
(247)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第274—275页。
(248) 《电徐廷瑶》（1929年11月5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4页。
(249) 《电蒋鼎文、陈诚》（1929年11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27页。
(250) 《第十军参谋处关于豫西各战场战况及何应钦赴晋拉拢阎锡山成功的通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52页。
(251) 蒋介石日记，1929年11月8日。
(252) 《中央军克服登临》，《申报》，1929年1月19日。
(253)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通报攻占洛阳电》（1929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67页。
(254) 《电阎锡山》（1929年11月2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94页。
(255) 《刘茂恩回忆录》上，第269页。
(256) 刘峙：《我的回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页。
(257)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47页。
(258) 《蒋中正电刘峙新一师移调宜昌荆沙接防第四师》（1929年9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08003，台北“国史馆”藏。
(259) 《电刘峙》（1929年9月11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66页。
(260) 《陈绍宽呈报海军各舰队在鄂西截击张发奎等部经过受行政院嘉奖令》，《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56页。
(261) 《张发奎拥汪讨蒋通电》（1929年9月17日），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3页。
(262) 蒋介石日记，1929年9月19日。
(263) 《蒋中正电何键张发奎师集中枝江宜都有窜常德湘西以至广西之迹》（1929年9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044，台北“国史馆”藏。
(264) 《蒋中正电刘文岛转何键湘中各部奋勇讨逆特定俘获师长等犒赏办法》（1929年10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0007，台北“国史馆”藏。
(265) 《蒋中正电刘文岛何键党国存亡全在灭张发奎一举希督饬所部截击》（1929年10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0006，台北“国史馆”藏。
(266) 《国府下令免张发奎职以黄镇球继任第四师师长》（1929年9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2020，台北“国史馆”藏。
(267) 蒋介石日记，1929年9月24日。
(268) 《湘军截击张部告捷》，《申报》，1929年9月26日。
(269) 《蒋中正电杨腾辉等桂省党政由俞作柏负责军事由李明瑞任之》（1929年6月2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039，台北“国史馆”藏。
(270) 《俞作柏等电蒋中正及五院院长谨遵国府任命宣誓就职成立广西省政府》（1929年8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7222，台北“国史馆”藏。
(27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查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第229页。
(272) 《何应钦电何成濬通报冯玉祥之策略》（1929年5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6203，台北“国史馆”藏。
(273) 《电李明瑞》（1929年9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61页。
(274) 《电鲁涤平》（1929年9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81页。
(275) 《蒋中正电陈济棠撤换俞作柏直委吕焕炎为主席率队进驻南宁速决桂局》（1929年9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052，台北“国史馆”藏。
(276) 《电酆悌》（1929年9月2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06—507页。
(277) 《电陈铭枢、陈济棠论桂局》（1929年9月3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37页。
(278) 《杨腾辉拥护中央》，《申报》，1929年10月5日。
(279) 黄绍竑：《五十回忆》，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203页。
(280)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622—623页。
(281) 黄绍竑：《五十回忆》，第207页。
(282) 《电杨杰》（1929年12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90页。
(283) 《蒋介石关于对张发奎与桂系军作战军事报告》（1930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68页。
(284) 《陈济棠关于在北流击溃张发奎等给古应芬等密电》（1930年2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70页。
(285) 陈公博：《苦笑录》，第148页。
(286) 《蒋介石给国民政府呈》（1929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660页。
(287) 《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编遣实施会议之议决案》，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9年编印，第71页。
(288) 《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编遣实施会议之议决案》，第69—74页。
(289) 蒋介石日记，1929年10月1日。
(290)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7页。
(291)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2页。
(292)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第278页。
(293) 《电唐生智》（1928年11月2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04页。
(294) 《蒋中正电宋子文石友三部已集中蚌埠候船出发速雇船到浦口待运》（1928年11月2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1073，台北“国史馆”藏。
(295)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第278—279页。
(296)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49期，1929年12月15日。
(297)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49期，1929年12月15日。
(298) 蒋介石日记，1929年11月18日。
(299) 《电何成濬、杨杰》（1929年12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42—143页。
(300) 《电复杨杰支辰电》（1929年12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50页。
(301) 《唐生智在郑宣言》，《大公报》，1929年12月7日。
(302) 《蒋中正电唐生智望示以至诚明告最大决心使将士释然勿疑》（1929年12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6028，台北“国史馆”藏。
(303) 蒋介石日记，1929年12月6日。
(304) 《蒋介石致杨杰电》（1929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18页。
(305) 《蒋中正电杨杰等以唐生智叛变诸兄皆得安全部队亦未受危乃革命完成之兆》（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6034，台北“国史馆”藏。
(306) 《韩复榘等同情唐生智与石友三反蒋通电》（1929年1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88页。
(307) 《电杨杰》（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67页。
(308) 《蒋中正电示何应钦陈济棠朱绍良新田支队攻击计划》，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5013，台北“国史馆”藏。
(309) 《电杨杰》（1929年12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90页。
(310) 《电杨杰》（1929年12月1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214—215页。
(311) 《电蒋鼎文》（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68页。
(312) 《电杨杰》（1929年12月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174页。
(313) 《国府下令褫去唐生智本兼各职予以缉拿》（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5007，台北“国史馆”藏。
(314) 《蒋中正电何成濬请速令徐源泉等服从杨杰讨唐生智并促阎锡山接济前方给养》（1929年12月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2058，台北“国史馆”藏。
(315) 《阎锡山复蒋介石电》（1929年12月1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201页。
(316) 《阎锡山、张学良通电拥护中央》，《大公报》，1929年12月22日。
(317) 《蒋中正电阎锡山豫西各部及韩石归兄指挥并进驻郑州》，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17030，台北“国史馆”藏。
(318)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5页。
(319) 刘峙：《我的回忆》，第81页。
(320)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5页。
(32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1期，1930年1月1日。
(322) 《电刘峙、杨杰、蒋鼎文等》（1930年1月4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48页。
(323)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8页。
(324) 《蒋介石关于讨伐唐生智军事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147页。
(325) 《唐生智脱离部队》，《申报》，1930年1月8日。
(326) 《电刘峙》（1930年1月6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77页。
(327)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7日。
(328) 《蒋中正电阎锡山请主持西北问题》（1930年1月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3101，台北“国史馆”藏。
(329) 《唐生智部听候编遣》，《申报》，1930年1月10日。
(330) 《蒋中正电阎锡山商唐生智军之处置办法》（1930年1月1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6010，台北“国史馆”藏。
(331) 《电刘镇华嘱其转劝阎锡山》（1930年1月1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379页。
(332) 《郑绅商挽留孙楚军队》，《申报》，1930年1月22日。
(333) 《三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5期，1930年2月10日。
(334)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15日。
(335) 樊崧甫：《中原大战亲历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近代史资料》第69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页。
(336)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24页。
(337)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14页。
(33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月25日—26日。
(339) 《三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5期，1930年2月10日。
(340) 《电阎锡山》（1930年2月9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454—455页。
(341) 《五院院长勖勉军人》，《申报》，1930年2月11日。
(342) 《阎锡山电蒋中正武力统一不易成功以礼让风全国则苦心自可大白于天下》（1930年2月1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05，台北“国史馆”藏。
(343) 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11日。
(344) 《电阎锡山》（1930年2月12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463—464页。
(345) 《阎锡山电蒋中正党国大治大乱之机在此一转移》，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10，台北“国史馆”藏。
(346) 蒋介石日记，1930年2月14日。
(347) 《蒋抱完成革命决心》，《申报》，1930年2月15日。
(348) 《胡谭王联名电阎》，《申报》，1930年2月16日。
(349) 《告全国军人文》，《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7册，第482页。
(350) 《国府三院长再电阎锡山》，《申报》，1930年2月19日。
(351) 《阎致蒋号电》，《申报》，1930年2月23日。
(352) 《蒋致阎养电》，《申报》，1930年2月23日。
(353) 《蒋阎间最近往来电》，《申报》，1930年2月27日。
(354) 《蒋阎间最近往来电》，《申报》，1930年2月27日。
(355) 《石敬亭将军口述年谱》，第113页。
(356)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122页。
(357) 《阎冯盼汪北来》，《申报》，1930年5月12日。
(358) 《蒋介石关于制订讨伐阎冯部署与作战计划报告》（193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26—227页。
(359) 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5日。
(360) 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10日。
(361) 蒋介石日记，1930年3月19日。
(362) 《讨伐冯阎书告》，《中央日报》，1930年4月6日。
(363) 《中执会忠告武装同志》，《申报》，1930年4月8日。
(364) 蒋介石日记，1930年5月8日。
(365) 《蒋中正电何成濬邹鲁奉阎命持电稿赴奉征求张学良同意电询其详》（1930年2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09，台北“国史馆”藏。
(366) 《蒋介石关于制订讨伐阎冯部署与作战计划报告》（1930年4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30页。
(367) 刘峙：《我的回忆》，第94—95页。
(368) 《刘峙等关于攻占归德俘师长万殿尊并巨创晋军孙楚等部文电》（1930年5月1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48页。
(369) 《刘峙关于在仪封附近与阎冯军激战经过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第279页。
(370) 《电上官云相》（1930年6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第264页。
(371) 《蒋中正电马鸿逵石友三在考城构筑工事请设法使其分析或远离考城》（1930年6月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9008，台北“国史馆”藏。
(372) 《蒋中正电何成濬等以第十军监视许昌第九军由铁路东区向郑州挺进》（1930年6月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8031，台北“国史馆”藏。
(373) 《何键报告作战经过》，《申报》，1930年7月13日。
(374) 《陆海空军总司令部自十九年三月至十月政治工作报告》，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47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75) 《蒋介石关于对阎冯及其他派系作战经过报告书》，《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二）。
(376) 蒋介石日记，1930年7月15日。
(377) 《蒋总司令通电报捷》，《申报》，1930年8月18日。
(378) 《电王均》（1930年6月1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第233页。
(379) 蒋介石日记，1930年7月22日。
(380) 《蒋中正电韩复榘亳州为我第三军攻克先解决津浦线》（1930年7月2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8056，台北“国史馆”藏。
(381) 《手谕先入济南城之部队赏洋二十万元》，《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上，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42页。
(382) 《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306页。
(383) 《总司令部参谋处对阎冯战役阵中日记》，国民政府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廿五5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384) 樊崧甫：《中原大战亲历记》，《近代史资料》第69号，第242页。
(385) 《蒋总司令通电告捷》，《申报》，1930年9月17日。
(386) 《阎锡山促汪精卫北上》，《申报》，1930年4月7日。
(387) 《联名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39页。
(388) 《扩大会议宣言》，《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389) 《扩大会议宣言》，《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390) 《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52—853页。
(391) 《实行训政规约》，《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54页。
(392) 《胡适的日记》，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影印版，1930年10月11日。
(393) 《中华民国约法草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856-878页。
(394) 《扩大会议宣言》，《大公报》，1930年8月8日。
(395) 《汪精卫等约法草案》，《大公报》，1930年11月1日。
(396) 《蒋中正电张学良负责处理西北事变》（1930年2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26051，台北“国史馆”藏。
(397) 《蒋中正电吴铁城请张学良推荐内政部长军事参议院长外交次长人选》（1930年3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70100004033，台北“国史馆”藏。
(398) 《蒋中正电宋子文于四月五日前电汇张学良五十万元》（1930年3月2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70100004045，台北“国史馆”藏。
(399) 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转见赵焕林等《中原大战中的张学良》，《民国档案》1993年第4期。
(400) 奉天省长公署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
(401) 《张学良通电望蒋中正阎锡山——本党国付与之权能实施领袖群伦之工作》（1930年3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7029，台北“国史馆”藏。
(402) 《致阎锡山电》（1930年3月），《张学良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67页。
(403) 《蒋中正电示古应芬答允张学良要求促其五日内出兵》（1930年6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33036，台北“国史馆”藏。
(404) 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3日。
(405) 《张作相复张学良电》（1930年7月23日），《张学良文集》第1册，第293页。
(406) 《张学良表示始终拥护中央》，《申报》，1930年9月5日。
(407) 《和平通电》，《大公报》，1930年9月19日。
(408) 《阎下野电已发》，《申报》，1930年11月7日。
(409) 《财政部十八年度财政报告》，《申报》，1931年3月17日。
(410) 本节叙事较多地参考了魏宏运主编《民国史纪事本末》第三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中《中原大战》一文，谨此致谢。
(411) 蒋介石日记，1928年5月16日。
(412) 《云南“二六政变”的前因后果》，《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413) 《龙云电蒋介石》，云南省档案馆藏；转见荆德新《周西成图滇与龙、李倒周》，《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7页。
(414) 《周西成图滇失败》，《申报》，1928年1月4日。
(415) 《龙云电蒋中正陈述周西成侵略云南情形》（1928年1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2013012，台北“国史馆”藏。
(416) 《蒋中正电龙云望积极入桂》（1929年4月1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2078，台北“国史馆”藏。
(417)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第2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418) 《云南省政府公报》，1929年6月8日。
(419) 《龙云入黔讨逆通电》（1929年6月4日），云南省档案馆藏。
(420) 《龙云电蒋中正志切请缨愿效驰驱》（1929年10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400006063，台北“国史馆”藏。
(421) 《蒋中正电张群催龙云亲征》（1930年4月1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26022，台北“国史馆”藏。
(422) 《陈铭枢电蒋中正已派员携二十万元赴滇》（1930年4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106008032，台北“国史馆”藏。
(423) 《龙云电蒋中正京粤拨款均到已令第九十八等三师直达百色》（1930年4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04116，台北“国史馆”藏。
(424) 《电龙云催前进》（1930年6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8册，第202页。
(425) 胡俊：《近二十年来云南地方军队概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云南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6年重印，第7页。
(426)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7日。
(427) 《电王柏龄勿预闻滇事》（1931年4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56003，台北“国史馆”藏。
(428) 王家烈：《桐梓系统治贵州的回忆》，《贵州文史资料》第2辑，第10页。
(429) 《蒋中正电李燊请将部队留原防地专心训练》（1928年11月1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397074，台北“国史馆”藏。
(430) 《致电李燊望停止前进听候解决及电杨森停止军事行动专力川省建设勿启川黔战端》（1928年11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5025，台北“国史馆”藏。
(431) 《复贵州省主席周西成解决滇黔争端电》（1929年1月1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1页。
(432) 《蒋中正电周西成望其明白宣布并出兵攻桂》（1929年5月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8038，台北“国史馆”藏。
(433) 《军事杂志》第13期（1929年7月1日），第160—161页。
(434) 《蒋中正电古应芬照发李燊所请领之枪弹》（1929年6月2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19027，台北“国史馆”藏。
(435) 《电龙云》（1929年9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476页。
(436) 吴道安：《解放前贵州政局演变概述》，《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
(437) 《蒋中正电何成濬请嘉勉王家烈》（1931年7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409193，台北“国史馆”藏。
(438) 《蒋中正电刘湘等到达荆澧后以主力占领长岳并联络夏斗寅》（1927年4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100013018，台北“国史馆”藏。
(439) 沈志：《大革命时期杨森两犯武汉被歼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政人物（上），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2页。
(440) 《国民政府缉拿吴佩孚令》（1927年12月27日），《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6页。
(441) 《国民政府免职查办杨森令》（1928年1月6日），《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476页。
(442) 《蒋中正电李仲公川事全托刘湘》（1928年4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100012040，台北“国史馆”藏。
(443) 《电何成濬》（1929年10月7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册，第570—571页。
(444)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4页。
(445) 《国民政府公布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暂行组织大纲训令》（1931年3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一），第23页。
(446) 《蒋中正电刘湘阻止川军内部冲突扩大》（1932年9月2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53025，台北“国史馆”藏。
(447) 《蒋中正电何应钦派员加紧了解川局双方真相及其对中央之希望再作最后决定》（1932年10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54020，台北“国史馆”藏。
(448) 《张群电蒋中正谈收拾川局方案》（1932年10月1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059045，台北“国史馆”藏。
(449) 曾扩情：《我奉命参与策划刘湘解决刘文辉的经过》，《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450) 《杨永泰电蒋中正条陈四川贵州善后大要》（1932年12月1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80200066024，台北“国史馆”藏。
(451) 《唐式遵等联名声讨刘文辉电》（1932年10月16日），《四川军阀史料》第5辑，第227页。
(452) 《蒋中正电杨永泰请张群转告汪兆铭设法灭共以免刘湘与刘文辉之战》（1933年6月2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86060，台北“国史馆”藏。
(453) 《兰州某致南京陈立夫江电》（1931年7月3日），见《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511。
(454) 《兰州马文车致上海徐圣禅敬电》（1931年3月24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1692。
(455) 《兰州刘秉粹致南昌何应钦宥电》（1931年3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79／1723。
(456)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57) 《兰州雷中田陈珪璋鲁大昌致横川吉鸿昌阳电》（1931年8月7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777。
(458)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8月16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459)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0) 《雷中田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8月3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1) 《冯玉祥致兰州李朝杰、高振邦电》（1931年9月2日），《冯玉祥发电稿本》。
(462)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密》（1931年9月6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3) 《兰州马文车致南京顾祝同宥电》（1931年8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990。
(464) 《冯玉祥致雷中田函稿》（1931年9月8日），《冯玉祥发函稿本》。
(465) 《雷中田致冯玉祥电》（1931年8月23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6) 《雷中田、马文车致（广州）国民政府密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7) 《雷中田、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1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8) 《邓仲芝、薛子长、李炘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4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69) 《北方军政委员会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20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70) 《马文车致冯玉祥密电》（1931年9月15日），《冯玉祥收电稿本》。
(471)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3日；另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困勉记》第19卷，“蒋档”。
(472) 《南京秉元致兰州马文车鱼电》（1931年8月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0747。
(4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1日。
(474) 《蒋中正电责马文车反抗中央明令囚禁马鸿宾速负责处理恢复其自由》（1931年8月30日），《筹笔》第60册，“蒋档”，档案号04―0392。
(475)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于右任冬电》（1931年9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26。
(476)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寒电》（1931年9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2045。
(477) 《蒋介石致高振邦电》，《事略稿本》第12册（台北“国史馆”编印，2004年12月初版），1931年9月8日条，第56页。
(478) 《蒋中正电杨虎城冯电粤方委雷中田等为军长及嘱邓宝珊勿卷入甘事》（1931年9月11日），《筹笔》第61册，“蒋档”，档案号04―0442。
(479) 《西安杨虎城致蒋中正哿电》（1931年9月20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049。
(480) 《平凉陈珪璋致西安杨虎城删电》（1931年11月15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441。
(481) 蔡呈祥：《“雷马事变”亲历记》，《宁夏三马》，第74页。
(482) 《兰州雷中田致汾阳冯玉祥马电》（1931年10月21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589。
(483) 《天水吴佩孚致绥定刘存厚朱汉阳筱电》（1931年10月17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8／2115。
(484)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胡逸民冯钦哉鱼电》（1931年12月6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84。
(485) 《南京邵力子致西安杨虎城宥电》（1931年9月26日），《蒋方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80／1298。
(486) 《蒋介石致杨虎城电》，《事略稿本》第12册，1931年10月18日条，第185页。
(487) 《西安杨虎城致南京蒋中正冬电》（1931年11月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357。
(488) 《西安王一山致兰州杜彬丞王宗山文电》（1931年12月12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97。
(489) 《西安子坚致兰州孙蔚如寒电》（1931年12月14日），《杂派民国二十年往来电文录存》，“阎档”微缩胶卷，49／0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