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第二次直奉战争

一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端" class="reference-link">一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发端

江浙战争的爆发牵动各方利益，引起反直各派的强烈反应，国内政治局势陡然紧张，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实践前言，着手策划将反直军事行动付诸实施。因为孙中山受制于广东商团事件等内部矛盾，粤方未能出兵给予反直派以实际的支持，反直的主要力量还是张作霖统领的奉系，第二次直奉战争由此爆发。

直、奉两系为争夺北京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早就积不相能，经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实力较量，奉系失败，被迫退守关外，割据自保。奉系之败，“盖奉军在对直作战以前，尚未脱前清绿营气习，官佐起自马弁，兵士目不识丁，吴佩孚以秀才资格，稍知军学，军中人才，确非旧奉军所能敌”⁽¹⁴⁶⁾。经此失败，张作霖不能不反思过往之失，“知兵在精而不在多，乃立改其计，务求精炼，一洗散漫无律之弊”⁽¹⁴⁷⁾。他听从身边新派人物的意见，着手整顿军队，编练新军。

奉系内部早有新旧派系之争。旧派多出身行伍绿林，与张作霖共打天下，性相投习相近，传统守旧，如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汤玉麟等；新派则多出身国内外军校，年轻气盛，锐意进取，懂得现代军事，他们拥“少帅”张学良为领袖，核心人物为张作霖的总参议杨宇霆，包括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李景林、臧式毅等。因为旧派人物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的失败，新派人物迅速崛起，成为奉系军队的中坚，也是张作霖整顿军队倚重的主要力量。张作霖在东北整军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伸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¹⁴⁸⁾。张作霖之子张学良“精干尤过乃父。盖以一身兼数职，凡事必躬亲，夙夜勤劳，刻无暇晷亟欲领袖青年派之军人成一劲旅，以作三省之模范”。张学良认为：“老将之无学识，不如新将官之多韬略，师编制不如旅编制之运用灵活，旧军制不如新军制之组织完善。老军队之积习深，难于指挥，新军人之性刚猛，而易于策用。张氏（张作霖）深以为然，遂决定依此计划渐次实行。”⁽¹⁴⁹⁾张学良在张作霖整理军队、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2年7月，张作霖组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统一奉军指挥权，同时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以孙烈臣为统监，姜登选、韩麟春为副监，张学良为参谋长。陆军整理处“是整军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的整编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主办。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张作霖又将原来的东北讲武堂加以扩建，他自兼堂长，张学良为监督，“是军官的教育和训练机构”。其主要措施是：“全军各师旅的参谋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副全数改由军校出身的人充任”，“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参谋长、团副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调充”；“军需、军械和军法等都做到了独立，补充也是统一的，并且按季校阅评分，升迁有严格的规定，经常以部队与部队间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作为主要训练课程”。经此整顿，奉军部队的各级军官老旧者被逐步淘汰，新进者多具有现代军事知识，军制统一，训练严格，在当时北洋军系中，达到了较高水准⁽¹⁵⁰⁾。而且，张作霖比较注重新式军械的运用，“全军各师旅，均添招技术队，设立军事教导团，教授技术和掷弹、炸弹之使用，毒瓦斯之放射，火焰喷射器之用法，以备作战”⁽¹⁵¹⁾。

对于当时还属于新生事物的空军，奉系比较重视。1923年，张学良出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兼航空学校校长，主持奉系空军的编练。奉系空军成军后，拥有百余架飞机，装备较新，人员训练有素，实力明显超过老旧的直系空军。“奉方之飞机，外人常称其性能优良。张作霖致曹信中，有‘以飞机候起居’之语，其以此自豪，可以想见”⁽¹⁵²⁾。奉系还由航警处处长沈鸿烈主持，组建了海军，并通过哈尔滨和葫芦岛航海学校，培训海军人员。

奉系的军工生产也超过直系。“奉系首领张作霖之重视军火远在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之上，而其获取军火的手段亦首屈一指”；他“几乎倾其全力来获取金钱和军火以扩充其军队，而用军队为夺取地盘和权力的工具”⁽¹⁵³⁾。为了在军火供应上有充足的准备，少求于人，“张氏既购得大批军械，诚恐不足以杀进直系，且鉴于直奉战争之结果，决计自行供给军械子弹等项，将奉天兵工厂实行扩充”⁽¹⁵⁴⁾。1920年，奉天军械厂被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陶治平、韩麟春先后任总办。全厂历经扩建，设施齐全，包括枪厂、炮厂、枪弹厂、炮弹厂、兵器厂、火药厂、铸造厂等分厂，并得到日本的技术支持，可以生产各种口径的炮、枪、弹，年产炮150门，炮弹20万发，机枪1000挺，步枪6万支，枪弹1亿多粒，年经费超过百万元，“规模之宏大，设备之完善，不只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也为之侧目”⁽¹⁵⁵⁾。奉军还尽量从外国采买军火，进口军工器材，雇佣外国军工人才⁽¹⁵⁶⁾。东北相对发达的铁路交通网络，为奉军的军事调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奉系的财政经过整顿亦较为充实。1923年东三省的军事支出3600余万元，而当年奉天的财政还有820万元的盈余⁽¹⁵⁷⁾。

经过两年多的整顿，到第二次直奉战前，奉军共有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总兵力二十五万余人，还配备有一定数量的辎重兵⁽¹⁵⁸⁾。“经过这样的整军经武，仅仅两年功夫，就改变了全军的面貌，由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一跃而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前，确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¹⁵⁹⁾。

第一次直奉战后，与奉系结下怨仇的直系也不敢大意，在军事方面对奉系保持警惕，扩充军力，而且因为直系把持了北京中央政权，在获取整军经武的合法资源方面，有奉系所不具备的各种有利条件。例如，直系可以利用北京中央政府的对外国家代表地位，向各国交涉购买军火事宜，其中数量最大的一笔，是在1922年8月订购的价值564万元的意大利军火，包括步枪4万支，子弹3000万发，机关枪50挺，大炮48门，炮弹2.4万发⁽¹⁶⁰⁾。只是因为直系财政困难，筹款不及，这笔军火迟迟未能交付，奉系为此还活动将其转售奉方，对直系釜底抽薪。吴佩孚电曹锟称：“查此事为直奉势力消长之唯一关头，倘为我方弃之而为奉得，资盗粮而长敌气，奉张死灰复燃，实有无穷隐患。”⁽¹⁶¹⁾最后费尽周折，直系才勉强筹得款项，以分期付款方式，购得这批军火。再如，直系控制着关内汉阳、巩县、德县三大兵工厂，具有相当的枪弹生产能力。在第二次直奉战前，曹锟通过总统府军事处，特别命令三厂提高生产能力，以应战时之需，并规定如能照数完成，技师工匠等可领奖，员司等“无实官者准予从优保官，有实官者准予从优进级”⁽¹⁶²⁾。

直系的海军实力明显强于奉系，直系控制的长江和渤海舰队拥有巡洋舰、驱逐舰、炮舰、运输舰多艘，吴佩孚亦拟重点运用，自海上攻击并登陆包抄奉军后方，只是因为战局的变化，使吴佩孚此计不克实行。而对于陆地作战有重要帮助的空军力量，直系空军显然弱于奉系空军。直系空军共有四队，分驻北戴河、滦县、朝阳、南苑，所用飞机老旧，数量不足，战力有限。1922年秋，吴佩孚在洛阳成立航空队，并将其规模扩大到三十余架飞机，但无论是数量和质量还是人员素质和训练水平，直系空军都不及奉系空军⁽¹⁶³⁾。

第二次直奉战前，直军总数有二十五万余人，编为十三个师、二十七个混成旅、两个骑兵旅及其他单位⁽¹⁶⁴⁾，与奉军兵力大体相当。但是，因为直系是第一次直奉之战的胜利方，直系的陆军在北洋军系里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不太看得起出身旁门的奉系，因此，直系在第一次直奉战后的整军经武方面，显然不及奉系有直接的动力，效果也就打了折扣。尤其是直系内部因为种种原因，又分化出各个不同的派系，有些派系有实力，但因资源分配的“不公”而对曹锟吴佩孚不满，有些派系贪污腐化，并无多少战斗力，但因其传承关系，又把持着不少资源，派系之间矛盾重重，上下失调，将帅失和，指挥难以统一，财政非常困难，难能支撑直系的军事，从而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实力。如时人所论，第一次直奉战后，“奉军经此大创，回去日夜筹划，练兵筹饷，预备复仇，而直军战胜而骄，以为从此无事矣。不但不知防范，而吴亦不然其事。大将战胜而骄，为兵法所忌，况不闻不问耶”⁽¹⁶⁵⁾。“这时直系的军队，实际上有战斗力而又完全听吴指挥的不过是少数的几师，比起第一次直奉战争时那种同仇敌忾、上下一心的气势，迴然不同了”⁽¹⁶⁶⁾。然直系内部舆论尤其是吴佩孚等直系高级将领，仍然满足于前次战胜奉系的经验，以老眼光看奉系，认为“西南六省袒直，绝不助奉”，“皖系袒奉，无能为力”；“奉方旧日师旅长尽绿林出身，有勇无谋，不待论矣。”……新招目兵未经战事，就令训练有素，尚不适用，何况仓促成就者耶！“至于饷械，奉不逮直。直论饷有财、交部，有京汉路，有直豫鄂，并有他省接济。论械，有汉阳、德州、巩县三兵工厂。奉则何如乎？饷源仅恃东省，械须购自日本”。所以，直军上下盲目自信，认为“就种种方面推测之，奉军再战，必败无疑。”“无论何时再战，奉方万无幸胜之理。”⁽¹⁶⁷⁾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奉直关系陡然紧张。支持卢永祥抵挡齐燮元攻击的动力之一，便来自于奉系可能的武力支援，而奉系也确实着手实践前言，开始军事动员，因为“奉方不速入关，诚恐直方再有增援，浙其危殆”⁽¹⁶⁸⁾。9月4日，张作霖发表通电，痛责“曹、吴罪恶山积，悉数难终，……卖国丧权，穷兵黩武，语其罪状，早为天下所不容”；声称“为国家计，为人民计，仗义誓众，义无可辞，谨率三军，扫除民贼，去全国和平之障碍，挽人民垂绝之生机。”⁽¹⁶⁹⁾7日，张作霖邀见英、美、日、德等国驻奉总领事，声明：“近者北京政府欲贯彻其武力统一之迷梦，突命苏、赣、皖、闽四省联合攻浙，……观其行动，恐不能忘情于奉，奉为自卫起见，不得不作相当之抵抗。”“直方现举重兵，分路侵奉，奉为自卫计，决计举三省精锐，尽力防卫。事出万不得已，希予谅解，幸勿误会。”⁽¹⁷⁰⁾虽然奉系内部的旧派军人主张谨慎行事⁽¹⁷¹⁾，但新派军人的主战意见终占上风，张作霖决策出兵攻直⁽¹⁷²⁾。

根据奉系的军事作战方案，奉军被编为六个军：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四军，军长张作相，副军长汲金纯；第五军，军长吴俊陞；第六军，军长许兰洲，副军长吴光新。其中第一军和第三军约共6万人合编为联军，担任山海关方向的主力作战任务；第二军3万人担任热河作战任务；第六军近万人以骑兵为主，担任赤峰方向西北侧翼的策应任务；第四军万余人担任总预备队；第五军万余人，担任东北后方防务。空军三个大队，配属一、三联军和第二军作战，海军则以海岸防御为主。奉军总兵力约为25万人，参战兵力约12万人⁽¹⁷³⁾。

9月15日，张作霖宣布就任“镇威军”总司令，对外公布军事将领的任命，并致电曹锟，口气强硬地声称：“四省图浙之举，弟曾切进忠言，兄复函力主和平，方深感佩，乃墨沈犹湿，而战令已颁，同时又向敝处分路进兵，榆关扣车，交通顿阻，甘为戎首，是何用心？”⁽¹⁷⁴⁾17日，张作霖前往锦州坐镇，主持军事行动，行前发表谈话称：“予此次出兵，非在报复往昔战败之耻，实为国人请命，要求曹锟退位，以谋南北统一，至于继任之人选，则以南北公意所推，应请段合肥出任巨艰。惟吴佩孚如尚拥其兵力而不释，则绝对不能赞许，故吾不能不以武力解决之。”“直既攻浙，已不啻间接攻奉，奉为遵守盟约起见，决不能袖手旁观也。”“吾必与吴佩孚一较手段，成败在所不计”⁽¹⁷⁵⁾。

奉系态度明朗，奉军陆续南进，曹锟得到有关报告后，急令吴佩孚入京，准备军事因应。在未入京前，吴佩孚已经有所部署，重点在将分散的直军各部收缩集中，并在山海关前线抢占有利位置。他令直军南下援苏的第十四师和二十四师立即回撤京畿，令第十五师等部立即进驻山海关一线，令第二十三师等部赶速向山海关、秦皇岛一线集结，中断关内外京奉铁路交通，成功地阻止奉军获得出发的先机之利。9月17日，吴佩孚乘专车自洛阳到北京，随即进见曹锟，讨论局势，“决先兵力对奉，南京暂取守势”⁽¹⁷⁶⁾。曹锟即命吴佩孚主持对奉军事。18日，曹锟发表讨伐令，声讨张作霖“野心未戢，复乘东南多事之秋，为扰乱中原之计。证以近日所传通电各方，益见破坏大局，蓄谋已久，实难再事容忍，不得不以国家权力强行制止。除派总副司令并分派各司令外，即责成各该将领督率所部，相机剿办，剋日肃清”⁽¹⁷⁷⁾。

根据直系和吴佩孚的军事部署，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任副总司令，其编制为：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副司令王维城、董政国，下辖三个师三个混成旅，兵力约四万人，担任山海关正面作战任务；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副司令米振标，前敌总指挥刘富有，下辖一个师一个旅及毅军等部，兵力约二万余人，担任热河东朝阳方向作战任务；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下辖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兵力约2.5万人，担任热河北开鲁方向作战任务；第四军，总司令曹锳，下辖一个师一个混成旅，兵力约万人，担任后方守备任务；援军总司令张福来，下辖十路部队，计六个师八个混成旅，兵力约七万人，主要部署在豫、鲁两省，随时准备增援前线。直军总兵力约25万人，参战兵力约十余万人，略少于奉军⁽¹⁷⁸⁾。

直系主帅吴佩孚对于战胜奉军充满自信，“明白表示与张作霖决一胜负之决心，且更切实表示其确信必能战胜张作霖”。“极觉与所有主要反直派为最后的战争之时期亦至。……谈及张氏时，其语调顿变激烈，彼意盖以为除非东三省完全投降，彼绝无与张和解之余地，彼拟亲自指挥讨张军事，尽其全力，以观其最可恨之敌人被逐”⁽¹⁷⁹⁾。19日，吴佩孚在北京约见中外记者，声称“张作霖乃藉故兴兵，截断京奉路，率兵攻击朝阳，事已至此，中央忍无可忍，所以命令予实行讨伐。然中央雅不欲穷兵黩武，贻关外人民以痛苦。最小限度，使张作霖解除兵柄，伊子学良出洋留学，三省服从中央命令，徐图办理善后”。时有路透社记者提问说，现在关外天气甚冷，出兵是否已晚？需多长时间可攻克奉天？吴佩孚颇为自信地宣称，“军士御寒衣具完全准备，天气无关”，并夸口两个月即可攻克奉天⁽¹⁸⁰⁾。不过，以后战事发展的进程却表明吴佩孚说的是大话。即就吴曾信誓旦旦宣称已“完全准备”的御寒衣具而言，实际情况则是直军士兵在口外的严寒中，多着单衣作战，各部怨声载道，战斗力大受影响，其间暴露出直系在此次直奉战争中的重大软肋——财政困难以及由此而致的后勤供应跟不上。

北京政府的财政一向困难，而又以直系当政期间为甚，财政入不敷出，只能靠借债应付。但是，因为偿还能力的问题，外债和内债都不易借到；北京中央政府的权威日渐下降，原本还能救急的地方解款和银行垫借，也渐至于无⁽¹⁸¹⁾。1924年，北京政府借外债1620万元（其中还本付息1330万元），借内债530万元，银行短期借款18.5万元，再加上数目不明的银行短期垫款，估计可支配款项的余额不会超过2000万元⁽¹⁸²⁾。而据总统府军事处的预算，对奉作战的军费至少需要2250万元，其中仅部队开拔费即需400万元⁽¹⁸³⁾，其间的缺口可想而知。对直系而言，真可谓是山穷水尽，罗掘俱穷。曹锟在位多年，善于搜刮，据说其家族家产不下8000万，但曹氏个性悭吝，不愿散财，吴佩孚为此甚感头疼不已。为了让曹锟及其家族能够体恤前方官兵的急迫需求，吴佩孚特意提出由曹锟四弟曹锐担任兵站军需总监，“希望其先行垫款，以便赶制寒衣运往前线。以此曹氏得讯后，不敢遽决，连日踌躇，始行就职。但吴氏以曹军需总监者，以曹四长直时卖官鬻爵得贿甚厚，故特加以尊号使其垫办军饷”⁽¹⁸⁴⁾。然就战争开打后直军后勤供应的实情而言，吴氏此招的效果似乎十分有限，直军的后勤供应始终跟不上前方战局的发展。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吴佩孚在军事部署大体完成后，留在京城，“迟迟未发，虽以后方尚待布置，实亦因军饷尚未筹足，催促至急”。他令素有“财神爷”之称的财政总长王克敏“每日须筹50万，解交总司令部，王氏至此更觉进退两难”⁽¹⁸⁵⁾。“谓非无办法，但缓不济急，苟能再缓二个月打仗，则两千万可以筹到，但暴露于前线，集中于后方之军，非食不能动作，故决定先办短款，筹多少发多少”⁽¹⁸⁶⁾。不过，他提出的若干筹款方案，均为缓不济急，无法解直系急等用钱的急迫之用。白坚武抱怨说：“大军陆续出发，而财部近尚塞绝一切财源，置他人于火炉之上，而促成二三私人富家翁之金佛郎案。军政不能合作，为害于军事前途，亦见内阁不得人。相不称职，将不能图功。”⁽¹⁸⁷⁾其后，经过与总税务司安格联的再三交涉，北京政府方得以德国庚子赔款退还支付后的剩余款项为担保，于10月7日发行库券420万元⁽¹⁸⁸⁾。虽然总税务司指定此款“只作京畿治安暨政费”，“明定不作战费”⁽¹⁸⁹⁾，但仍被直系挪用。不过即便如此，此款拨放尚待时日，而山海关前线战事吃紧，九门口要塞失守，吴佩孚不能久留京城，而欲赴前线督战，为此，在吴的许可下，其幕僚谢宗陶于9日约见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和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强逼两行将未发行的新钞各200万元加印“军”字交付直军使用，但被拒绝。谢宗陶在降低勒逼数字仍被拒后厉声言：“两君有款可去，无款则留，愿三思之。”⁽¹⁹⁰⁾直系就是用这样几近于扣人的逼迫手段，从中、交两行搞到了各60万元现金，至此，吴佩孚方能在当晚坐车离京赴山海关督战。故时人有论云：“吴佩孚挟雷霆千钧之力，出而与奉张一战，决心已久，但自来都之后，前方军事，尚无进步，后方征调，煞费筹划，荏苒兼旬，尚不能出国门而临前敌，以现状测之，即可知此次作战，纵旷日持久，恐亦未必有结果也。”⁽¹⁹¹⁾

二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 class="reference-link">二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进程

1924年9月14日，奉军第二军首先在热河方向向驻守朝阳县的直军发起进攻，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大幕由此拉开。战争的基本进程表现为，“直军主守，奉军主攻”，战场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正面京奉路沿线和侧翼热河方向。由于吴佩孚的预先部署，直军在京奉路沿线高度设防，奉军在开战之初未能占到便宜，两军形成对峙局面。而在热河方向，奉军的攻势却屡屡得手，使得原本是偏师侧翼的热河战线，在开战之初反成为直奉两军交战的主要战场。

担任热河战线作战任务的直奉两军，番号都是第二军。奉军第二军由李景林指挥，他毕业于保定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其后一直在黑龙江军中任职，1917年随许兰洲投奉军，参加过第一次直奉战争，是奉军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直军第二军由王怀庆指挥，他比李景林大十岁，行伍出身，前清时期已经做到协统、总兵职，1918年帮办直隶军务，1920年任热察绥巡阅使兼热河都统，是直军中的老资格将领，但他缺少实战经验，军才平庸，又长期住在北京养尊处优，对战事并无准备。及至战争爆发，王怀庆方才在9月19日仓促出京奔前线，作为热河方向的最高指挥官，他对如何作战心中无数，甚而连像样的司令部都没有组织，随身只带着少数参谋及幕僚，以仪仗队开路，摆谱乘轿，大摇大摆，缓缓行进。所辖部队平日缺乏训练，装备陈旧，开拔时各项军需饷械都未领到，官兵士气低落，纪律松弛。“自出发到作战，王怀庆始终没有对官兵宣布为什么要打仗，开向什么地方去打，打的对象是谁”，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开上了前线⁽¹⁹²⁾。以如此老朽无能的将领指挥直军作战，可见直军准备不足，吴佩孚对侧翼战线重视不够，未及有更周密的筹划。

王怀庆领命担任热河方向的作战任务时，曾经大言不惭地拟订分兵五路攻奉的计划：“一路进攻新立屯，截断新民；一路急取九关台，进攻义州；一路经女儿河，进据锦州；一路出梨树沟门，截断榆关后路；一路令林西、赤峰毅军速行东开，为开鲁、绥阜后援。并令地方团警，保卫沿边，策应各路。”而在实际上，这些都是说给外人听的大话，他实则将后续战事全寄希望于外援，出发前即电告吴佩孚称，“度德量力，兵弹两缺”，“一旦猛攻，朝发夕至，即使拼命鏖战，子弹能支数日，而后方援军，非十数日决难赶到。全军存亡，在所不计，贻误全军，悔恨何及。战机紧迫，不得不报”。“除电饬热河沿边各军，严加戒备，暂取守势外，昨经呈明大总统，预备分路应援。查现在热河防务万急，所有援军出发，应行筹备一切事宜，不容稍缓，尚乞我公统筹全局，速示方略，至深祷盼”⁽¹⁹³⁾。王怀庆的保守迟缓，正给奉军以战机。王的对手李景林认为，“敝军进攻之日，正热河电令调动军警团甲之时，倘再晚攻三日，不易为计矣。弟力持急进猛攻之意，即预防敌人有此谋也”⁽¹⁹⁴⁾。

奉军在热河战线的作战重点是热东重镇朝阳。第二军下属的第三旅张宗昌部、第二十三旅李爽垲部、第二十四旅邢士廉部，二万余人分兵三路会攻朝阳，而直军只有刘富有的第二十六旅和张林的热河第一混成旅及朝阳镇守使龚汉治的巡防营防守，兵力不及奉军之半，且准备不周，疏于防备，致奉军并未用大力，即于9月16日占阜新，19日又占北票，随后开始合攻朝阳。直军巡防营系属老旧部队，作战不力，拖累大局，刘富有和张林部见此情形，亦无心力抗，主动撤退，奉军遂于22日占朝阳，热河门户洞开。此战直军因“军队复杂，人各一心”，热河军队“向不守纪律，只除一意奔逃，不可制止”⁽¹⁹⁵⁾。据奉方观察，“观吴之意，似仍其故智，以为一扑即下，故不注意于热河，而以全力注山海关。我但坚持，使彼三扑两扑，终攻不开。彼计穷，必悔其放弃热河之失计，自然意乱智穷矣”。“现在朝阳已下，热河东部险要，足为我军屏障。……倘能一鼓而下，进据喜峰口，则敌军左翼一失，榆关不攻而自破矣”⁽¹⁹⁶⁾。

奉军攻下朝阳，“一着争先，全盘得势”⁽¹⁹⁷⁾，遂乘势一路进击，扩大战果，29日攻占建平（叶柏寿），30日攻占凌源。直军节节败退，全无战斗力，王怀庆虽亲率部队往援，但亦未能挽回局面，只能退守待援。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认为，第二军“恐前缩后，涣散已极，影响本军士气甚大。民意军心，情现于此，拟请转请资深望重，素抱热诚之大员，予以大权，赶赴凌源，维持军纪，督催作战”。“第二军既退守凌源，倘再不设法维持，大局实不堪设想，惟有恳请转饬第二军王总司令，赶速前进，以便督饬各部，相机攻守”⁽¹⁹⁸⁾。吴佩孚眼见王怀庆难当大任，遂改变指挥系统，免去作战不力的第二军前敌司令刘富有、副司令龚汉治职，在热河首府承德设前线司令部，由“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全权负责，将第二军、第三军全部交由王承斌指挥，并调第一军第九师董政国部增援热河，令王承斌发动反攻，扭转热河战局。然而第三军冯玉祥部却在离开北京后，以交通困难、行进不便为由，徘徊于热河后方不前，并表示除非他部增援及猛攻当面之敌，“否则，敌众我寡，胜负之数，实不可知”⁽¹⁹⁹⁾。由于第二军并未倾力参战，热河方向的直军面对奉军的攻势仍然不占优势。

奉军攻下凌源后，直奉两军在凌源附近接续有战斗，尽管王怀庆亲临前线督战，董政国师前往增援，但直军士气低落，不能持久，防线一退再退。王怀庆见不能抵挡奉军的攻势，无心恋战，索性退往平泉驻守，由此而致热河北境的赤峰态势孤立，面对奉军第六军许兰洲、吴光新部进攻的压力。10月初，直奉两军在赤峰周边及城下激战，死伤甚众，直军董政国第九师及毅军等部，难以抵挡奉军的攻势，最终弃城而退，10月9日奉军占赤峰（14日直军寻隙重占赤峰）。此时直军第三军冯玉祥等已暗中通款奉方，为了拉拢冯部，热河奉军未再向平泉进击，而将兵锋直指长城各口，直接威胁到山海关正面的直军后路，战局重心由热河向山海关方向移动。

位于长城东端尽头的山海关，依山面海，地理形势重要，内有京奉铁路经过，外有天然良港秦皇岛，是连通关内外的咽喉要点。直、奉两方以此为界，各据关内外，平时相安无事，战时则为必争之地。奉军希望突破山海关要隘，长驱直进关内，直取北京，逐鹿中原；直军则希望在山海关正面坚守，辅以热河和海岸两翼包抄，歼灭奉军主力，奠定胜局。因此，直奉双方都在山海关战线投入重兵，战局发展左右战争的进程，对直奉双方都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第二次直奉战争开战之初，吴佩孚就特别关注山海关战线，令直军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着重在山海关沿线布防，成功地阻止了奉军企图以突袭而致守军措手不及从而轻取山海关的企图。因为直军的严密布防，使得奉军不能不改取强攻战术，这就注定了山海关战役的激烈程度。

直军在山海关的布防阵地自北面山地逶迤而至南面海滨，部署了三个旅的兵力，奉军则由第一军和第三军组成的联军担任主攻，其中第一军姜登选、韩麟春部攻直军左翼北线，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攻直军右翼南线。自9月中旬起，直奉两军已不断有火力接触，10月初直奉两军开始交火，7日奉军对直军发动全线总攻，“山海关战线有猛烈之炮火，历二十小时之久”，双方指挥官均亲临前线督战⁽²⁰⁰⁾。奉军利用炮火为掩护，猛攻正面直军阵地，直军亦利用炮火覆盖前沿，予奉军重大杀伤，奉军历数次冲锋，终未能突破直军防线。因为直军对山海关正面防线较为重视，事先已有周密防备，“防御工事，或依山势深挖洞，或修盖板壕沟，掩体工事做得极其坚固，特别是机枪掩体不仅坚固，而且遍布全线”⁽²⁰¹⁾。而在战线北侧外围的九门口一线，山峦重叠，不及山海关正面地势平坦，本对守方直军有利，但担任防守任务的直军第十三混成旅非直军嫡系，旅长冯玉荣又非将才，“自到九门未至前线视察一次”。奉军利用山势，避开直军炮火，分进合击，取得突破，九门口告急。冯玉荣急电彭寿莘，“乞就近派队援助，乞今日赶到”。彭急调部队驰援，但等增援部队赶到九门口时，“即见大部队伍纷纷退却”，“且山上所设之炮完全弃去”，冯部全军正在溃败中，局势已难以挽回。9日，九门口失守，冯玉荣服毒自杀。其后，奉军继续扩大战果，驻守九门口至义院口一线的直军第十二混成旅旅长葛树屏亦向彭寿莘告急：“敌突进长城以内，致将职旅右翼及侧背包围，万分危急，请速派员抵御。”⁽²⁰²⁾奉军的进展势将威胁山海关正面的直军安危，彭又急调陕军第二师张治公部往援。10日，奉军突入石门寨直军阵地，“势甚危急”，直军经苦战“始将原有阵地完全恢复”⁽²⁰³⁾。

直军在山海关前线表现不佳，而直军统帅吴佩孚却因为筹款问题在北京迟迟不能启程往前线，直到勒逼款项稍有眉目，又接到山海关前线的告急电，吴佩孚方才在10月10日晚离开北京，11日到达山海关前线，同时还带来了直军嫡系精锐部队第三师。吴佩孚到达山海关后，在列车上设立大本营，指挥作战，又在彭寿莘等陪同下视察前线，决定对九门口奉军发动反攻。然而，奉军的攻势步步紧逼，一点不给吴佩孚面子。13日，陕军张治公部原非劲旅，在石门寨难以支持，被迫后退，14日石门寨失守，奉军距秦皇岛不过咫尺之遥，京奉路有被奉军切断的危险，直军后路受到严重威胁。彭寿莘与其参谋长李藻麟认为：“奉军由沙河寨南行经安民寨，可直攻秦皇岛；如沿高山（塔山）西麓山沟经刺儿沟、魏家沟转东，出二郎庙西方山口，可以直捣山海关之背后，对战局影响极大。”⁽²⁰⁴⁾

吴佩孚原先的作战方案是在山海关正面吸住奉军主力，以冯玉祥部出击奉军侧后，威胁其后方锦州，然后以直军精锐主力海运在奉军后方葫芦岛登陆，三面合围奉军。“直军之目的，本欲以海陆军相连之势，一鼓而下绥中，聚军舰于葫芦岛，则朝阳奉军顾虑后路，当不战而退。今奉既为先发制人之策，愈引起直军之奋斗，遂以后方所有之实力，悉加援于此，此山海关战事之所由剧烈也”⁽²⁰⁵⁾。战局的发展迫使吴佩孚改变原定的反攻方案，首先部署稳定山海关前线的直军防线。10月15日，直军第三师到达前线，加入战斗，遏阻了奉军的攻势。其后，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线展开反复的拉锯战，战事之激烈创北洋时期内战之最。吴佩孚“每日必亲赴前线督饬作战，往往直达火线之下”⁽²⁰⁶⁾。奉军将领韩麟春、郭松龄等也亲临前线指挥。前线炮火连天，两军死伤惨重⁽²⁰⁷⁾，阵地反复易手，但都未获突破，战事发展进入胶着状态。为了维持攻势，张作霖决定将奉军总预备队投入山海关前线作战，而吴佩孚则命令还在热河的第二军等部，“火速前进，以资牵制”⁽²⁰⁸⁾。19日直军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部反攻九门口，20日直军攻占刺山，21日奉军反攻夺回刺山，直军第十四师旅长王乔阵亡。“直军屡失前进时机，皆因军费不畅，接济不匀所致。”⁽²⁰⁹⁾

直、奉两军胶着于山海关前线，奉军第一军在山海关北线略占优势，而在山海关南线正面的奉军第三军，因攻击地域地形的限制，仍“处于不易发展地位”。杨宇霆根据“日人探报”，向第一军军长姜登选提议：“敌军拟以有力部队，攻击榆关内北方高地，使石门寨处于孤立地位，故不若合我军关内外之有力部队，先行夹击榆关，俾三军得进关内，与贵军联为一气，声势既大，敌即为之气馁。且榆关能否陷落，极为各方所注视，一旦归我占领，敌方内部之变化，即必随之而起，不但战略上可占胜利，且较稳妥。”⁽²¹⁰⁾随后奉军决定从第三军抽调一部，由副军长郭松龄率领与第一军会合，集中突破北线直军防线，然而第一军副军长韩麟春对此却不以为然，认为郭松龄在山海关正面毫无进展，现在改由九门口出击有邀功之嫌。郭闻言大怒，拂袖而去，并将部队撤回，致奉军的进攻计划延搁⁽²¹¹⁾。恰于此时，张作霖在10月22日接到段祺瑞的密电，称冯玉祥、胡景翼等直军将领，“明早入都……主持正论，并派人进据军粮城”，“合肥已告胡（景翼）部在唐山邀截”，吴佩孚“出重赏，反攻无进步，力已竭”⁽²¹²⁾。未待奉军反攻，直军内部已发生重大变化，战局遂进至转折点。如时人所论：“当吴佩孚未出京以前，群以吴氏一至山海关，必能大破奉军。及吴氏既至，直军亦仅能固守阵地，使奉军不再进步。盖直军昔以十三旅守九门口，一战而为奉军所夺，遂致山海关形势完全动摇。此实为最初失败之点。其后陕军第二师师长张治功，在石门寨督战，失守阵地，又给直军以重大之打击。此一师一旅之失败，吴氏虽欲挽救阵势，逐奉军于关外，实力已有所不能。迨冯、胡返旆，停战令下，而山海关之直军，益岌岌乎其危矣。”⁽²¹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