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国民党军的全线溃退
一 上海战役和太原战役"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上海战役和太原战役
在江防计划上，如前所述，蒋介石指令汤恩伯把防守重点放在南京以东，以便退守上海。当时，蒋介石已在精心经营台湾，海空军已逐步南撤，他的注意重点在保持海上交通的便利，以便进退有据，一方面利用上海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尽量延缓失败的时间，一方面尽可能将上海地区的物资财富转移到台湾，把台湾作为最后的基地，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但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不同。他们不能掌握海军和空军，而台湾完全在蒋介石系统的控制之下，因此，他们的注意重点是退守西南。李宗仁回忆说：“我们留在南京的将领，一致认为南京无法再守，但是白崇禧对防守武汉及西南半壁河山尚具信心。他主张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约四十万人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敌军侵入西南。”(77)结果，两种战略设想都不能彻底贯彻，江防摆了个“死蛇阵”（刘伯承语）。除东面的四个军尚能转移兵力，其余江防部队大量被歼灭或溃散，未能主动转移和撤退。解放军迅速占领了杭州，切断了浙赣线。这样，上海的汤恩伯部既失去了腹地的掩护而陷于孤立，武汉白崇禧也面临被解放军切断退路的危险，不得不向浙赣线以南地区部署撤退。蒋桂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
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拥有最丰富的物资和最强的生产能力，国民党军根据蒋介石的部署，在淮海—徐蚌战役即将溃败之际，着手在上海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从1948年12月到1949年4月下旬，上海、吴淞周围地区的永久性阵地工事已经完成，计钢筋水泥碉堡4200座，计划供十个军使用，主阵地全长约80公里，纵深8—15公里(78)。
在江防部署时，上海附近配置了第三十七军、五十二军、七十五军，及江苏保安队改编的暂一军（驻崇明岛）。4月中旬，成立淞沪防卫司令部，任命石觉为淞沪防卫司令官。石觉即原第九兵团司令官，北平和平解决后乘飞机离开北平，到上海负责指挥野战部队，即第三十七军、七十五军、五十二军、交警第二总队、第三五三师（属十二军），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的各特种兵部队(79)。同时成立上海市战地政务委员会，由汤恩伯兼任主任委员，以强化控制。解放军突破江防后，汤恩伯即将司令部从南京撤到上海，同时将在鹰潭接兵的第九十九军第九十九师和在浙江临海整补的第十二军（仅四个团兵力）调入上海，并令江防四个军向上海撤退。当时，汤恩伯确定，以“确保淞沪反攻基地，以待新生力量之成熟，及国际情势之有利变化”为作战方针，在淞沪地区，以永久工事为骨干，构成环形阵地，预期使用陆军十至十二个军兵力，除淞沪原有三个军外，其余大部由江防部队转移之(80)。但在撤退过程中，各军损失重大，第二十一军、五十一军各存四个团兵力，第五十四军损失一个团，第一二三军仅存2000兵力。而向杭州方向撤退的四个军已被解放军歼灭。退守上海的总兵力仅九个军，二十四个师，以及其他部队，总计22万人(81)。
解放军百万雄师顺利渡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实施追击，进展十分顺利。从军事上说，解放军向上海进兵，击败汤恩伯残部已经毫无问题。但是，解放军在进军占领工商业城市的过程中，虽然不断有所进步，但仍然发生了一系列问题，造成城市工作的混乱。第三十五军占领南京后，曾发生几个下级干部士兵违纪闯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所的严重事件。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接收工作十分复杂，必须作好充分准备。因此，为了主动地有秩序地占领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一再要求总前委作好充分准备。总前委也于4月30日建议：“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作适当准备，仓猝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部队）如不经过十天左右的整训，进城之后一定发生许多问题。卅五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然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他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卅五军的情况更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杭州亦以迟一点进为好。”(82)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总前委的建议，于5月3日指示总前委、华东局和粟裕、张震，一方面要求用十天时间作好准备，让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以便在汤恩伯撤退时，不得不去占领；同时要求拖长时间至半个月或二十天或一个月再去占领。“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83)。同时，中共中央仍希望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但为了迫使敌人接受和平，并阻止国民党当局从上海大量搬走物资，中央军委于5月5日指示前线将领，先行占领吴淞、嘉兴，切断敌从吴淞、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
5月7日，粟裕、张震作出部署，以第十兵团攻击吴淞，以第九兵团攻击嘉兴，先以钳形攻势切断上海敌军海上逃路。但在兵力配备上，仅以第二十九军两个师主攻吴淞，以三十军一个军主攻嘉兴，如敌向南汇、川沙撤退时，进入浦东断敌退路。这一部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5月10日，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要求二十九军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三十军先头部队于16日晚占领川沙。
当时，汤恩伯以仍有战斗力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军（第九十九师和一四六师）、第五十四军、第七十五军在沪西沿吴淞外围至莘庄一线部署，第十二军、第三十七军部署在浦东沿江地区，以第一二三军残部部署在外围的昆山一线，以第五十一军残部部署在南汇、川沙。蒋介石于4月26日到达上海，27日进驻市区，亲自督促防卫上海的战斗。当时，浦东方面三个军战力不强，沿江阵地纵深仅五公里。他意识到浦东兵力薄弱，是部署上的弱点，但也无可奈何。同时，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大肆搜捕残杀学生运动骨干、中共地下工作者和民主人士，制造了严厉的白色恐怖。4月25日晚至26日晨，一次就逮捕了学生352人(84)。据《上海战役》一书所列，1949年1月—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烈士有100人。其中有：工人运动领袖钟泉周等公交三烈士，上海地下党秘密电台台长李白等地下工作者，学生运动领袖穆汉祥等（交通大学），参与策动国民党军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张权、陈尔晋等，转入秘密斗争的民主党派成员黄竞武（民建，黄炎培之子）、谢超逸（民革）、虞键（农工民主党）、林绍禹（民盟），等等。
5月12日上午，解放军各部发起攻击，但当解放军攻击至月浦、杨行、刘行等敌既设阵地之前，即遭到国民党军的顽强阻击，战斗十分激烈，解放军伤亡很大而进展迟缓。当时，解放军自渡江以后，进展顺利，且不断有敌将逃跑和起义的不确实情报，所以前线将领存有轻敌情绪，对战斗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据叶飞回忆：“常熟到吴淞口距离一百二十多公里，需要经过太仓、渡过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永久性要塞设防地域，才能到达吴淞口。就是不打仗，强行军一天也只能走六七十公里。为什么命令西路军由常熟出发，限两日内到达吴淞口呢？这是因为轻信了情报，说是敌军准备起义，因而认为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仗打。”(85)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因所部攻击受阻，于14日晚向野战军司令部报告，“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难于一下插入吴淞”(86)。粟裕、张震研究了前敌攻击受阻的情况，认为：“该线现为淞沪敌主阵地，必须有准备之攻击，方易奏效。”于是，改变部署，以敌人防守薄弱的浦东为主攻方向，命令第九兵团，无论哪一个军在前，即“应以最先头军，力求迅速攻占川沙、高桥，并确实控制东沟镇以北与全国轮船检查处（吴淞右岸）之间，以炮火封锁江面，但必须有负责干部掌握，不得轰击外国兵舰”。要求九兵团大胆迅速推进。十兵团则以两个军攻击前进，力求开辟通道，以炮兵封锁江口(87)。总前委得到前线报告后，即指示前敌将领攻沪战役不要性急，十兵团、九兵团两方面都要作充分准备(88)。于是，奔袭式的钳形攻势转入逐点逐堡的攻坚战斗。国民党军以海空军支援陆军，死死保障吴淞口两侧阵地，确保其出海口。
当解放军第十兵团在月浦、刘行一线陷入了艰苦的攻坚战斗之际，第九兵团在浦东乘虚迅速推进。第三十军于14日占领南汇，15日晨超越川沙城区，推进至顾家路，切断第十二军和五十一军的联系。第五十一军从川沙城撤退后在小营房一带布防，解放军第三十军主力占领川沙城区后继续追击，在小营房、白龙港包围了第五十一军。吴淞口面临威胁，于是汤恩伯在浦东临时组建了浦东兵团司令部，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任司令，驻高桥指挥驻守浦东的三个军。16日晚，第五十一军被歼灭，军长王秉钺被俘。形势趋紧，汤恩伯、陈大庆于是日晚从市区撤到了吴淞口外的军舰上，设立指挥部，同时即以刘昌义出任第五十一军军长，收容残部，驻守市区。同日，解放军第三十一军占领周浦。17日晚，第三十军向高桥推进，第三十一军在左翼展开，占领东沟镇段江面，18日占领高行，协同攻击高桥。汤恩伯为保护吴淞口阵地，以确保从海上撤退的通道，即调市区的第九十五师增援，续后又调第七十五军增援高桥，并以海军舰炮支援，拚命抵抗，战斗十分激烈。这一带处于江海之间的狭窄地带，攻击部队难以展开和运动，伤亡严重，进展缓慢。直至23日，第九兵团重炮兵到达前线，向敌海军发起攻击，控制了江面，攻击部队的态势才得以改善。
当时，解放军攻沪的大部队，因为接收上海需要时间准备，正等待中共中央的命令，没有配合钳形攻势出击。钳形攻势部队受地形限制，也无法多面展开攻击。国民党军得以集中有战斗力的部队，在海空军支援下，凭借既设阵地，顽强死守吴淞口两侧狭窄阵地，确保其出海口。粟裕鉴于攻击部队伤亡严重，进展缓慢，于5月18日向总前委和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要求“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89)。这时，接收准备工作已大体就绪，5月20日，中央军委即指示前线将领，可以总攻上海，并指示要作好充分准备，考虑到前线部队的困难，军委爱惜前线将士，特别指示对于吴淞要塞，“可以放弃一部分不攻，让其从海上逃去”(90)。
于是，粟裕、张震于5月21日制定了调集十个军的重兵总攻上海的部署，22日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23日晚即发起总攻。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强大军力压迫下，向苏州河以北退缩。24日晚，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市区。翌日晨，占领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是日中午，汤恩伯下令撤退。当晚各军在混乱中登船，撤运行动计有海轮十四艘，登陆艇四艘。5月26日拂晓，船队全部驶离吴淞口(91)。解放军第三十、第三十一军于25日晚占领高桥。26日，第十兵团占领吴淞、宝山。当时，汤恩伯在撤退之际，任命刘昌义为淞沪警备副司令，指挥殿后部队。26日，处于绝境的刘昌义率部四万多人向解放军投诚。27日，汤恩伯留下的掩护部队第三十七军、第二十一军等部纷纷瓦解，中午，最后一股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军二三〇师在杨树浦投降。解放军将上海市区敌军全部肃清。
上海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五十一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二三军之各三个师及暂八师全部，第七十五军一个师，五十二、十二军一部，五个交警总队，共15万人。汤恩伯仅得以从上海撤走第五十四军、十二军、五十二军等部主力，及第七十五军一部、第九十九师、第二十一军和一二三军军部，二个炮兵团，共五万多人。(92)
国民党军在长江防御崩溃之际，其孤悬华北的最后重要据点太原也失守了。太原是阎锡山长期经营的据点，拥有独立的军工体系和完整的城防工事。阎锡山有自己的一套政治控制系统，成为山西的“土皇帝”。这一军政集团在濒临覆灭之际，仍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1948年7月，阎锡山部在晋中战役失败，拥有的十五个师被歼灭十个，太原已经陷于孤立，它同外界的联络主要依靠空运。蒋介石于7月22日亲自飞赴太原，为阎锡山鼓劲。太原守备兵力经整补后为两个兵团，五个军，约九万人，加上其他武装力量，总计14.9万人(93)。太原三面环山，城南平坦无险，汾河纵贯南北。以王靖国的第十兵团担任城东、城南地区的防御，以孙楚的第十五兵团担任城西、城北地区的防御。以蒋介石从胡宗南部调入的第三十军、第八十三师，由敌伪军改编而来的独立第八、第九及由留用日军作骨干的第十总队等部及特种兵为总预备队。以少数兵力固守要点，大部兵力保持机动。推行党政军一元化，实行总体战。但太原粮食缺乏，空运能力有限，士兵营养不良，多患夜盲症。
由于晋中战役中阎锡山部主力被歼，太原孤立，兵力空虚，毛泽东于7月16日曾期望徐向前、周士第兵团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并争取阎锡山归降。但当时战役尚未结束，部队伤亡很大，需要休整补充，而蒋介石从西安抽调整编第三十师四个团，从7月17日起空运太原，加强了太原的防卫力量。7月21日，徐向前、周士第向中央军委报告，太原外围阵地坚固，阎锡山部至少有六万人以上，各师补充及时，兵员充实，而华北一兵团各纵兵员不充实，“在攻取太原作战以前，必须经过一个适当休整准备阶段”，因此，确定作战原则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工矿，断绝其外援及粮弹、燃料补给，逐步攻取必要的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94)军委同意这一方针，令徐兵团全军转入休整，准备攻取太原，并令组成前敌委员会，以徐向前为书记，统一指挥。
解放军攻击太原的部队计有：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辖三个纵队），晋绥军区（后改属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和晋中军区部队，共十七个旅，十万余人(95)。华北第一兵团在解放军中并非主力兵团，系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由地方武装升级而来，原来的基础薄弱，在一年多的战斗中发展壮大起来。以10万兵力攻击坚固设防的太原，兵力显然不足。但当时各地战斗激烈，不久辽沈战役开始，所以，华北第一兵团准备独力完成攻克太原的任务。前委于9月28日制定了攻取太原的作战方案：“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攻下太原，全歼敌人。战役拟于十月十八日开始，争取三个月内结束。攻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线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96)这一方案，鉴于太原缺粮，机场受到解放军炮火控制，敌有战斗力的部队无多，因此对敌顽强抵抗的能力估计不足。正在石家庄养病的徐向前接到这一方案后认为：“首先争取一直连续的打下去，在最快时间内全歼敌人是上策，先打再围带打而下之即消耗较大是中策，下策即必须增加力量再攻下之，即影响别线作战，只是最后之一途。”(97)
正当华北第一兵团诸部积极准备攻城之际，阎锡山于10月1日派出了七个师，脱离既设阵地，出城破坏解放军攻城准备，抢夺粮食，于10月4日间南下至小店、南黑窑、秋村、西温庄一线。一兵团迅速抓住战机，隐蔽集结了四个纵队，于10月5日发起战斗，包围歼灭了敌第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全部，歼敌万余人，占领了华北最大的武宿机场和太原外围的重要据点石嘴子、凤阁梁。太原守军损失严重，解放军乘机提早发起了攻取太原的战斗，但因此更改了原定部署，并抱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即打了以后有利再打，未有成算。
前委原作战方案，主攻方向在城东南，在初期战斗中发现，城南工事坚固，配有重兵防守，因此把主攻方向转向东山。东山是太原的主要屏障，攻占东山就可以控制太原的命脉。阎锡山在东山构筑有四大要点：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10月16日，解放军开始行动，18日拂晓，西北第七纵队一部以奇袭手段夺取了牛驼寨，但因其他部队未能跟上，态势孤立，遭到太原守军的强力反击。10月21日，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和第十总队三个团，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重占牛驼寨。解放军第十三纵队攻击马庄也未得手。但对东山进行了面的占领。
华北傅作义为了配合山西和东北战场，组织所谓援晋兵团，企图偷袭石家庄，但未能实现。国民党军统帅部也曾希望傅作义能向太原一线解放军实行攻击，各个击破(98)。但解放军不久就兵临北平城下。10月21日起，蒋介石令第八十三师从榆林空运太原增援，但遭到邓宝珊的反对，“据空军报告，榆林邓宝珊不许再运，并称如必再运，即将以武装阻止”(99)。
鉴于第一次攻击失利，解放军调整了部署，集中兵力火力，攻击四大要点。太原守军也将城防兵力集中到东山要点上，以第十总队及第六十八师一个团守牛驼寨；以第四十师一个团及保安六团一部守小窑头；以第八总队及保安六团大部守淖马；以第九总队及第七十三师、四十九师一部守山头。以第三十军全部、第四十师二个团组成机动兵团。11月初，蒋介石从榆林抽调第八十三师空运增援太原，并于11月9日加入机动兵团作战。解放军计划以西北第七纵队攻取牛驼寨向陈家峪发展；第八纵队四个团攻取小窑头向杨家峪发展；第十五纵队攻取淖马向伞儿村发展；第十三纵队攻取山头向双塔寺发展。10月23日，兵团颁布了总攻击令，26日晚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太原守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在执法队的严厉督战下，死打硬拼，各据点反复争夺，血战空前。
在东山前线血战之际，从西安调入的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原系西北军杨虎城旧部，与解放军接洽起义，准备里应外合，攻取太原。但在起义前夕，该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向阎锡山告密，11月2日，黄樵松和进城联络的解放军第八纵队参谋处长晋夫等被捕，后被押解到南京杀害。戴炳南则在太原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捕获处以死刑。
战斗至11月12日，解放军攻占了东山全部四大要点，俯瞰全城。经此一战，太原守军仅剩约六万残兵，陷于孤立。但解放军十万之众，伤亡已达二万(100)，也难以继续承担攻城战斗，不能不进行休整，并要求中央军委增加兵力。中央军委即令华北第二兵团西进参加攻取太原的战斗。但这时，东北野战军将领林彪、程子华等都不赞成华北第二兵团西进，要求停止攻击太原的战斗，集中全力对付华北傅作义所部。中央军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即于11月16日征询太原前线将领的意见：“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津、张、唐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请你们考虑下列方针是否可行：（一）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二）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杨罗耿部即在阜平休整，暂不西进。”(101)于是，太原前线解放军停止战役攻击，围城待援，部队转入休整，同时，对太原守军下级官兵进行政治攻势，先后瓦解敌军万余人。
北平和平解决，平津战役结束，中央军委调序列改编后的第十九兵团（即原华北二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第二十兵团（即原华北三兵团，杨成武为司令员）和第四野战军的第一炮兵师增援太原，华北一兵团改为十八兵团。1949年3月中旬，解放军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成立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总兵力达十个军三十七个师，共32.8万余人，炮1300余门。太原守军经整补后为六个军十三个师，共7.2万余人，解放军以4.54∶1的兵力比，占据了绝对优势(102)。
这时，彭德怀于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返回西北途中，于3月28日到达太原前线，准备于太原战役结束后，调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到西北作战。徐向前正患病在身，无法到前线指挥，于是请彭德怀留下指挥攻城，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但仍以徐向前名义下达命令。3月30日，总前委制定了作战方案，并经彭德怀同意，“第一步打外围据点，争取消灭敌人六至八个师，占领攻城有利阵地。第二步攻城”(103)。攻击时间定于4月15日开始。预计半个月解决战斗，但作一个月作战的准备。军委同意了总前委的作战方案，同时要求争取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北平和谈期间，也有同时解决太原问题的磋商。尽管阎锡山已于3月29日乘飞机离开太原，太原守军仍顽固地拒绝接受和平。4月14日，徐向前等向军委请示提前发起攻击，4月17日军委复电授权说：“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104)
4月19日夜，太原前线解放军发起了攻城战斗，以插入分割战法，先以第二十兵团、十九兵团为主，从南北两面攻击，以十八兵团及第七军（即原西北七纵）主力佯动，待南北两路顺利进展后，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即于20日下午5时半投入战斗，向城东郊攻击。至22日上午9时，城郊敌军全部肃清。
阎锡山本是奉李宗仁之召，参与和平谈判问题的商议，一去不归，在南京用电话指挥。他原发誓要与太原共存亡，而至此太原即将失守之际，仍滞留南京。蒋介石、李宗仁都劝阎锡山留在南京。直到解放军炮火完全封锁了太原机场，阎锡山才故作姿态，谋求用民航机空降太原，自然难以成行(105)。尽管阎对自己部下违背了诺言，但他在4月20日左右，仍电其五妹（山西省妇女会理事长、国民大会代表阎慧卿）、梁化之（代省长）与某特务长，嘱他们自杀。(106)
24日晨5时半，太原前线解放军炮兵火力集中猛轰太原城垣，第十八兵团及第七军主力、第十九兵团、第二十兵团分别从东、南、北三面攻城，一小时后即突破城防，进入巷战，太原守军土崩瓦解，至上午10时，战斗结束，全歼守敌。孙楚、王靖国、太原绥靖公署总顾问岩田（日人）等被俘，梁化之、阎慧卿等自杀。部分顽固不化的军政人员集体自焚。第十总队司令、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军官今村被俘后也服毒自杀。最后攻克太原一役，解放军歼敌七万余人。
阎锡山后来以“太原五百完人”鼓吹他们的忠烈，并屡屡喜作道德说教。但他自己却屡败屡逃，在台湾安度余生，无法自圆其说，只能厚颜强辩而已。
二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上）" class="reference-link">二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上）
解放军于上海战役之后，各部均转入休整状态。毛泽东对美国干涉、协助国民党军队袭击解放区后方的可能性，心存顾虑，保持警惕。早在平津战役之后，毛泽东就指示华北军区：“（一）在我主力南征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有向我后方袭击扰乱之可能。（二）你们有保卫秦皇岛、塘沽两处海口，准备击退敌军可能进攻的任务。”(107)因此，一直在沿海地区布有重兵。渡江之后，毛泽东以第二野战军作为战略预备队停留在浙赣线上，5月23日，毛泽东规定二野的任务说：“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二野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108)
5月28日，毛泽东更作出具体部署如下：“关于预防美帝协同国民党向我后方袭扰，除已令杨成武兵团及钟赤兵炮纵在秦皇岛、塘沽布防外，特作如下部署：甲、杨得志兵团和十八兵团一道继续向凤翔方向前进，准备在各兵团会合后，歼灭胡马在陕甘边境上的主力。如此战能达目的，而华北情况又有需要，则准备将杨得志兵团留在宝鸡、凤翔区域待机，同时尽可能赶快修复洛阳、宝鸡段铁路，以利运输。乙、林罗留一个军位于河南，平时担任剿匪，有事增援开华北。丙、陈饶粟以一个军附必要数目的炮兵开青岛附近，待命夺取青岛，尔后即任青岛守卫。南京、镇江、苏州区域已有两个军，浙江区域已有三个军，甚好。吴淞、上海区域应有七个军，特别注意加强吴淞、江阴两区的炮台设备。以上各军，除担任城市守备及乡村剿匪任务者外，均应迅即部署整训。攻取福建的兵力，不要超过两个军。丁、二野全军除一部待命渡赣江配合四野歼灭桂系于袁水流域外，其余在六七两月内，位于现地主要进行整训，附带帮助剿匪，待两个月后，看情况再定行动方针。”(109)
当时，青岛驻军于是年2月间即有撤退的准备，但驻青岛的第十一绥区司令刘安祺与美军驻青岛的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会谈时，美方曾表示：“一、国军如不撤退，则美军决保留现状，不再作撤离之准备。二、如×来犯时，美军决不中途撤离青岛，必要时，且愿提供援助。”甚至有“如×大举来攻时，则由关岛、东京调集援军，亦甚便利”的表示(110)。但在解放军攻击上海之前，原在上海黄浦江的美国军舰已撤至公海，美国驻青岛舰队也于5月21日撤走。青岛国民党军两个军及其他人员12.2万余人也于6月2日登船撤退。解放军随即进占青岛。美军干涉的迹象很快就消退了，但应付美军可能进行干涉的部署，自然影响到解放军进军的速度。
国民党军于江防失守后，对于退却方向，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曾打算：甲、左路鄂西方面，以一部由长江北岸向大巴山撤退，主力由长江南岸退守鄂西，以四川为后方，确保川、黔门户。乙、中路粤汉线方面在洞庭湖、汨罗江以北，长沙、衡阳以东地区筑工阻击，最后固守大庾岭及湘桂边界，确保两广安全。丙、右路江西方面，以最有力部队协同南昌指挥所作战，确保赣江东西两侧地区，屏障粤汉路之安全(111)。
针对何应钦的部署，毛泽东估计“似此在南浔路上，敌似不准备和我军打硬仗”，为此，于5月17日指示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参谋长萧克，除留守和侧翼部队外，在中路集中主力八个军，以五个军向郴州推进，西路以二个军向宝庆推进，“歼击白崇禧部于湘粤桂边境，并准备向两广前进”(112)。当时，白崇禧部是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总兵力除后来脱离指挥关系的宋希濂部外，有33万人。不过，这时候，四野主力尚未渡江。上海攻克在即的时候，毛泽东于5月23日，对各野战军向全国的进军作出了总体的部署：以三野一部于上海战斗解决后向福建出动，以二野西进，经营川、黔、康，以四野向湖南推进，于年底占领两广，以一野进军甘肃、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113)。
当时，陕西胡宗南部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春季攻势的打击下，撤退至渭河以南，太原失守后，因全盘态势不利，进一步向泾河两岸撤退，西安绥靖公署也南撤至汉中。第一野战军未待第十八、十九兵团到达，即先行发起陕中战役。战役一开始，胡宗南部即于5月17日全线西撤，解放军于18日占领咸阳，19日占领扶风，5月20日占领西安，22日占领凤翔，胡宗南部撤至秦岭以南。为了彻底歼灭胡宗南部，防止胡部向四川、云南撤退，毛泽东在上述部署中，计划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除二野进军贵州外，要求四野在消灭白崇禧部、占领广西之后，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114)。此外，毛泽东已部署陕南军区部队（第十九军），沿汉水西进，截敌退路，在安康一线与胡宗南部反复争夺。各野战军即按毛泽东的总体部署，分别部署进兵。
在西北战场，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两部实力尚未受到损伤。解放军占领西安等地，胡宗南部后撤，二马防区受到解放军的威胁。当时，二马于5月5日在甘青交界的享堂举行会议，议定推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联合作战。张治中留在北平后，撤退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以副长官郭寄峤代理西北军政长官，但马步芳蓄谋取而代之，要郭率部入陕作战。广州当局为利用二马作战，即于5月18日发表由马步芳代理西北军政长官。6月中旬，二马与胡宗南合作，联合反攻西安。但三人同床异梦，难以真诚合作。青马在马步芳之子马继援指挥下，直攻咸阳，但宁马与胡部李振兵团分别在乾县和盩厔（今周至）逗留不进。解放军以新到的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增援，6月13日一战，击溃了青马的进攻。这时，解放军增援部队源源抵达前线，胡、马各部不得不停止进攻，纷纷后撤。
鉴于国民党军已不敢积极推进，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已集结有四个兵团，决心利用胡、马的矛盾，“钳马打胡”，发起扶郿（今扶风、眉县）战役。毛泽东指示对于胡宗南部“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115)。国民党军屡战屡败，士气低沉，醉生梦死。7月11日，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以三个兵团发起攻击，胡宗南部沿陇海路向宝鸡撤退。解放军第二兵团先期秘密越漆水河绕道西进，从胡宗南部和青宁二马的结合部，通过大沟悬崖，于12日拂晓出奇兵袭占罗局镇，从胡宗南部第三十八军后方发起攻击。国民党军前敌将领竟不相信自己已经遭到解放军的袭击，迟迟未采取应变措施。(116)胡部第十八兵团被压缩在渭河河滩绝地，不得不勉强渡河突围，除李振和第六十五军军部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部被歼。7月14日，解放军占领宝鸡。是役，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共4.4万人。
胡宗南失败后，二马向陇东、平凉撤退。李宗仁、阎锡山等认为，胡宗南和马步芳不能合作，致遭失败，希望徐永昌前往指挥。但徐没有同意，他在日记中说：“实则，胡、马除蒋先生（即蒋介石——引者）外，谁的指挥也不受。”(117)面对着解放军强大军力的进击，二马之间仍希望化解彼此之间的矛盾，协力抵抗。7月24日，由马步芳的参谋长刘任在静宁主持了二马两部之间的军事会议，制定了一个“保卫甘肃、保卫西北”的《关山会战指导复亲计划》，协同进行平凉决战。会议决定以卢忠良率陇东兵团（即宁马的宁夏兵团改称）固守陇东和平凉，以马继援指挥陇南兵团（即青马的青海兵团改称）和中央系三个军扼守天水、陇西、定西等兰州外围地区，青马主力由安口窑西移六盘山，待解放军进击平凉时，迂回至左侧进行反击。但这一部署，使宁马首当其冲，而马鸿逵所谋求的甘肃省主席一职又迟迟没有发表，对马步芳部西撤存有疑虑。解放军采取了“钳胡打马”的部署，集中兵力，求歼二马。当解放军于7月24日向平凉进击时，马鸿逵电令卢忠良“保存实力，退守宁夏”。青马兵力暴露，也不得不向静宁撤退。解放军即分兵三路，进军陇东追击，将二马分割，至8月11日攻克平凉、天水等重镇，占领县城22座。青马退保兰州，宁马退守宁夏。(118)
8月14日，李宗仁在广州召集西北联防军事会议，马步芳、马鸿逵、胡宗南、阎锡山、白崇禧、顾祝同、徐永昌等出席，计划在兰州决战，以青马在兰州牵制解放军主力，马鸿逵部转用于兰州，胡宗南部出陇南，围击解放军，并出动空军支援，且要徐永昌前往指挥。翌日，胡宗南见徐永昌，指责昨日会议“大家说官话”，并断定“马步芳决不打，必后撤青海，保存实力”(119)。至21日，即成立国防部长西北边区指挥所，由徐永昌任指挥。
解放军于8月9日分三路向兰州进军，首先歼击青马。至20日，第十九兵团和第二兵团从东、南、西三面包围兰州，第一兵团兵逼临夏。胡宗南、马鸿逵对马步芳不信任，没有出兵支援。攻击兰州部队担心敌人撤逃，丧失战机，21日即发起攻击，遭到兰州守军的坚强抵抗，伤亡严重。于是，解放军调整部署，准备攻坚，并准备以第一兵团占领临夏后，加入攻击兰州的战斗，切断兰州守军西退新疆的道路。24日，马步芳要求马鸿逵速出靖远，胡宗南急攻天水。但宁马和胡部遭到解放军阻击后即分别停止于海原以北、宝鸡虢镇以南，屯兵不进。25日，解放军攻兰部队发起总攻，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兰州外围主要阵地。在兰州指挥的马继援丧失了坚守兰州的信心，是日晚，部署经黄河铁桥全线北撤。但解放军很快发现了敌军的撤退行动，马上组织追击，以火力封锁黄河铁桥。26日占领兰州。马继援率残部向永登、西宁逃跑。27日，马步芳因主力被歼，即飞离西宁，逃往重庆，31日马继援也飞逃香港。是役，解放军歼灭马步芳主力2.7万人。与此同时，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攻占秦岭，打开了通往汉中的门户。
兰州战役以后，国民党军残部已丧失战斗力，分别向西宁和河西走廊溃逃。解放军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于9月5日占领西宁，然后以第二军冒着风雪严寒，翻越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出奇兵于9月19日占领张掖，第二兵团于9月4日分兵两路，向河西走廊挺进，至21日在张掖与第一兵团会师，然后继续西进。9月24日，国民党军三万多人在酒泉起义，27日，解放军进驻酒泉。
解放军第十九兵团于9月2日分左中右三路向宁夏进军。宁夏兵团在马敦静指挥下，设置了三道防线，进行抵抗。
早在发起兰州战役之前，毛泽东于8月6日就指示彭德怀，对于西北地区，“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主要是利用张治中和平解决新疆问题，利用傅作义解决绥远和宁夏问题(120)。毛泽东原拟利用傅作义和马鸿逵的把兄弟关系，解决宁夏问题，但事实上马鸿逵正部署抵抗，和平解决比较困难，而且，马部在陕北杀人甚多。因此，毛泽东于9月4日又指示对宁马力争全部缴械，但“请考虑利用马鸿宾，派人向马鸿宾做些工作，争取大部和平缴械，一部改编的局面”(121)。马鸿宾在宁夏受到马鸿逵的排挤，他拥有一个军的实力，曾亲自到包头与傅作义联络，谋求和平改编。
解放军首先突破靖远、同心防线，进击中宁，守敌贺兰军逃跑。马鸿宾之子马惇靖所率第八十一军于9月19日起义。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在金积、灵武一线继续部署抵抗，但20日，马敦静即搭乘前来督促抵抗的徐永昌的飞机前往重庆。所部军长马全良、卢忠良、马光宗联名通电向解放军求和。但所部仍在抵抗，解放军即进击吴忠堡，于21日攻克。金积、灵武守敌溃散。22日，马鸿宾以西北军政副长官的名义，召开军政会议，派出代表到中宁，于23日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签订《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同日，银川守军溃散抢劫，马鸿宾从银川向解放军告急。解放军即星夜进驻银川，上述协议也已无法执行。
绥远问题在北平和平谈判时，本有同时解决的拟议，北平问题解决后，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即于1月22日飞到北平与傅作义面谈。此后，傅作义有以“易帜”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要求，毛泽东原则上同意暂时保存绥远军队，原封不动，过相当时间之后，再去改编，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绥远方式。傅作义在北平西郊总部附近，留有一条长仅500米的跑道，1月30日，在解放军进城的前夕，他派出一架飞机到绥远，临行约定，他何时有电，这架飞机即飞北平，在这条跑道上降落。3月初，这架飞机因需修理，飞到南京。23日，傅作义发电调这架飞机24日到绥远，25日到北平，接他到绥远。这时，正好毛泽东率中共中央到北平，原定着陆场附近解放军增多，已无法降落。傅作义出走的企图不久也被中共中央所发现，空中渠道被截断了(122)。4月1日，傅作义正式发表了接受北平和平的通电。
绥远问题从3月23日开始，由傅作义派周北峰、阎又文和解放军方面的李井泉、潘纪文在北平开始第一次谈判，到6月8日签订了《绥远和平协议》，同日生效。根据“暂维现状，以便改造思想准备将来作进一步改革工作之基本精神”，就“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及派遣驻归绥联络机构等具体问题”达成协议，界内“由董其武将军管辖”。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协议，但表示：“不过，不要登报，因为你们没有写明有了北平和平解放，才有绥远和平解放。不然别处都要求‘绥远方式’，我们就不好办了。”(123)7月8日，董其武分别向各部队长宣布了协议内容，并进行了必要的说服工作。
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一直在对绥远进行威胁、拉拢和分化的工作，要求董其武率部西撤，并断绝了对绥远的经费接济。8月1日，徐永昌到达陕坝，董其武等前往周旋。徐劝董其武率部西撤，助二马作战。他估计傅作义指示董其武退河西，力言“万不可退至河西，河西死地也，不足有为”。“助马不利时，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时吾将为诸君办外交。吾人必能复国，且必较戴高乐之有法国胜几倍”(124)。徐永昌回去后，广州方面补发了绥远的军饷。但董其武已决心走和平道路。当时，毛泽东于8月6日电告彭德怀说：“傅的部下董其武等愿意靠拢我方，但是尚无惩办反动分子、改造部队的决心，而傅作义则已开始建立此项决心，并建议早日解决绥远问题，而不要再拖下去。故我们决定组织绥远军政委员会，以傅为主席，我们的高克林为副主席，委员十余人，傅部占多数，我们的人占少数。”(125)
8月24日晚，傅作义、邓宝珊等携带大批现金由北平乘火车前往归绥（今呼和浩特），推进绥远起义。人或疑这样将“放虎归山”。当时，毛泽东对傅作义已极其信任(126)，据董其武回忆说：“毛主席批评了这种疑虑。相信傅去绥远只能对进一步统一绥远各界的认识，彻底粉碎南京政府的阴谋，加速起义的步伐起重大作用，不会发生其他问题。”(127)9月10日，傅作义和董其武一起进驻包头，以自己的威信，说服所部，筹备起义事宜。
傅作义到绥远后，李宗仁、阎锡山等力谋争取傅作义率部归来，派徐永昌前往包头会晤傅作义。徐到重庆后，蒋介石也写了亲笔信给傅作义，交徐永昌带往。但蒋“对宜生之率部归来不存奢望”，徐也同感，且对前往并不积极(128)。因为天气的原因，徐永昌迟至9月16日从重庆飞宁夏，17日到包头，与傅作义长谈。但傅作义最终拒绝了徐永昌希望他率部西撤的要求。19日，徐即飞回宁夏，转飞重庆。是日下午，董其武领衔发表了起义通电，经过傅作义的说服，一直犹豫的第九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也在通电上签了名。傅作义完成了组织绥远起义的任务，当天即同邓宝珊、孙兰峰乘车返回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二兵团到达酒泉后，开通了进军新疆的道路，新疆和平解放的形势也趋于成熟。当时，受周恩来的委托，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屈武，于北平和谈破裂后，从南京返回新疆，策动新疆起义。中共中央致力于与新疆维吾尔族的合作，来迫使国民党新疆当局就范(129)。中共中央派邓力群作联络员，率四人小组带上电台，于8月15日由苏联抵达伊犁，与新疆三区人民革命和民族军建立联系。8月18日，毛泽东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出五位代表前来北平参加人民政协全体会议。后来阿哈买提江等五人在前往北平途中，因飞机在苏联境内失事而牺牲(130)。
国民党军政当局对于新疆问题一直流于清谈，8月19日行政院会议上，仍在讨论新疆撤兵问题。但实际上撤兵十分困难，同时担心撤兵后中国会失去对新疆的主权，所以未能采取行动。
在解放军攻克兰州顺利挺进河西走廊期间，陶峙岳等新疆军政人士于8月底举行正式会议，讨论继续支持蒋介石还是接受中共的和平条件问题。会上除青海马步芳系统的马呈样“对此问题没有表示正面意见而要把他的力量退回青、宁外，其他的人都一致同意实现局部和平”。他们通过苏联在迪化的代表，来和中共方面建立联系(131)。
当时，新疆和北平方面的通讯比较困难。张治中自5月以后，和新疆未能建立联系。9月8日，毛泽东约见张治中，要他给新疆方面发电报，动员起义，由在伊犁的邓力群的电台转交迪化。9月10日，张治中给西北军政副长官、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们“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132)。9月11日，又就新疆准备起义的具体问题，致电陶峙岳，详细磋商。9月13日，中共中央指示邓力群前往迪化：“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包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包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133)邓力群即于9月15日到达迪化进行联络。陶峙岳、包尔汉当即于9月17日复电张治中，说明新疆和平转变问题已经安排妥当，并已“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意见，书面交邓力群先生转陈主席（毛泽东——引者）”(134)。
在此期间，陶峙岳一方面派驻酒泉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司令曾震五到兰州与彭德怀会晤，一方面耐心地做反对和平转变的将领的工作。最后，胡宗南系统的将领叶成、罗恕人，马步芳系统的将领马呈样，均同意放弃部队离开新疆出走。
9月24日，曾震五等在酒泉，以陶峙岳领衔，率部通电起义。25日，罗恕人、马呈样等离开迪化，不久，叶成也追上他们一起离开新疆。26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领衔，各师旅长签名发布通电，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135)但此电以早一天，即25日的名义发表(136)。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也领衔通电起义。10月5日，彭德怀在酒泉与陶峙岳会晤，并进行了会谈。10月10日，解放军先遣支队从玉门起程，10月20日进抵迪化。
三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下）" class="reference-link">三 解放军的全面进军（下）
在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期间，东南地区解放军处于休整状态，国民党军残部虽然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但内部分崩离析，整理无方，对于战略方针，派系分歧仍然十分严重。据台湾方面战史叙述：“（解放军渡江后）李代总统，仍存有与×和谈之幻想，指令白部于不得已时，仍以确保广西为和谈最后之凭借，对于国防部建议‘华中主力，于不得已时，转移入黔，与四川国军凝为一体，确保西南半壁，徐图再举’一案，延不批准。”(137)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认为：“至五月中旬（解放军）竟侵入闽北，致使白崇禧所指挥的华中防地形成劣势的突出状态。值此紧急时期，白崇禧仍图补救，曾急电蒋先生，请将株守上海的精锐部队速由海道撤往汕头，联合自青岛南撤的刘安琪第九兵团约五六万精锐部队，自闽南、粤东北上，坚守大庾。而蒋先生不听。当上海不堪再守时，蒋把部队先撤至舟山群岛，逐步撤往台湾，刘安琪兵团则撤往海南岛。坐视白崇禧的华中区战事日趋恶化而不闻不问……细研全局，我深觉他（蒋介石）是故意如此部署，以促使我早日垮台。”(138)
迁往广州的国防部，基于白崇禧的要求，对在宜昌一线的宋希濂指示作战方针说：“京沪转进后，国军作战方略，持久消灭敌军为目的，着重以空间换时间，及小型歼灭敌军为手段，在有利条件下，务寸土必争，积小胜为大胜，更须于必要时派有力部队向匪后发动反击，诱敌深入。”国防部要求宋希濂除确保川东门户外，确保湘西，“主力务须坚守于公安、渔洋关、三斗坪以北亘朋山之线，并集结有力兵团适时侧击向公安南窜长阳西之敌，不得放弃有利地形，畏缩于恩施附近”(139)。但不久，蒋介石即命令宋希濂部入川，敞开白崇禧的左翼，并将宋部划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脱离了与白崇禧的指挥关系。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主张保卫华南，将台湾的军事、经济力量集中到大陆上，使用飞机作战略轰炸，海军进行偷袭战，陆军在大陆上以攻为守。白崇禧原则上主张守衡阳，不得已时炸毁粤汉、湘桂两铁路西撤向广西或贵州山地。有消息甚至说，白祟禧准备长征到西北，与马步芳、马鸿逵等合作。蒋介石、陈诚、顾祝同主张若华南不能守，则撤至台湾、四川，使用海空封锁沿海，并保持沿海主要桥头堡，在大陆上布置游击，保持四川山地(140)。6月5日，蒋介石对即将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阎锡山提出：“一、东区沿海以舟山、台湾、琼岛、长山四群岛为基地，向粤、桂、湘、赣、闽、浙、苏、鲁、冀发展。二、西区以甘、青、川、康、黔、滇为基地，向宁、陕、晋、豫、绥发展。”(141)蒋、李的战略方针是从派系利益出发的，彼此不能合作，区区残存的力量继续互相抵消。
阎锡山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后，起草了《保卫华南西北案》，强调“所谓争时待机，含义有二：一是培养新生力量，以待反攻之机；一是等待国际转变，以待援助合作之机”。这篇总体战方案，长篇大论，却是满纸空言，在国民党濒临崩溃之际，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具体方案。徐永昌评论说：“渠近日每每自拟方案，连篇累牍，有如太原时之开会，甚或因之旷废有时间性之公事，殊可忧虑。余于阎先生之开会、拟方案，以为亦如蒋先生之检讨会，其与学生们贴标语好不了多少。”(142)但其保卫台湾一案的指导思想值得重视。他认为台湾“在我们争时待机的政策上，实为最有价值的省份。但在广州，接见各方人士，见百人，百人言台湾不能独存；见千人，千人言台湾不能独存。假使不幸而大陆不能确保时，若台湾又不能独存，我们争时待机之政策，何以实现”。他十分担心解放军先攻台湾：“估计共匪今日的政略，可能看台湾比大陆重，可能先攻台湾，再攻大陆。因他占了台湾，我们即无远景。”因此，他的结论是：“我们今日应赶紧的巩固台湾。”(143)
上海战役后，解放军第十兵团承担向福建进军的任务，但部队需要战后休整，从整体形势上看，进军福建的战斗任务也不严重。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前敌将领的意见，延长休整的时间。同时，军委于6月14日指示粟裕、张震、周骏鸣并告华东局：“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144)进军台湾的问题，是解放军面临的一个严重的军事课题。此后，驻在上海、吴淞的第九兵团即承担起准备攻击台湾的任务，而以第七兵团主力进击舟山群岛，其余部队进行剿匪和发动群众，拱卫后方。
为了准备进击台湾，7月25日，毛泽东在发给秘密访苏的刘少奇转达斯大林的电报中表示：“对台湾的战斗，将在建立了航空部队之后进行，这大约只能在明年的下半年。”并且，他不无忧虑地要刘少奇询问斯大林：“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反美运动可能发展起来，在美国和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也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运用苏联的帮助（即：我们请求苏联帮助我们准备飞行员，并出售给我们飞机，还可能请求苏联向我们派遣苏联的航空、海军专家，以及参加军事行动的飞行员），以占领台湾，那样，是否会损害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相互关系？请您就此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以便他斟酌我们的计划，他们是否可行？如果这些计划大体上是可行的，那么，我们打算立刻向苏联派出学员。培训飞行员的具体计划正在拟订，然后通知您。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您可以回国。”(145)随后，刘亚楼奉命访问苏联，准备组建空军部队。
解放军第十兵团于7月2日从嘉兴地区出发，开始向福建前线运兵。7月9日，蒋介石亲至福州部署军事。7月21日又到厦门，与汤恩伯、朱绍良等将领会商防卫方略。李宗仁也于7月26日巡视福州，会晤朱绍良。当时，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以李延年的第六兵团驻守福州地区，以刘汝明的第八兵团驻漳州地区，以李良荣的第二十二兵团驻厦门地区。国民党军各部，兵力残破，屡经编并而成，士气低落。朱绍良、李延年都无战斗决心，主张从福州撤退，但蒋介石认为无福建即无台湾，决心固守福建以巩固台湾外围(146)。为此，福建绥署曾令第九十六军北进，但部队战力薄弱，甚至对处于军事真空状态的古田，也始终不敢前出占领，而解放军一时也无意与敌接触。
8月初，解放军第十兵团三个军及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一部到达福建前线，在建阳、建瓯一线集结。8月6日，第十兵团发起福州战役，兵分三路，以第三十一军为左路军，进击马尾，断敌海上退路；以第二十九军为右路军，由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出奇兵袭占福清，断敌向南撤退的道路；以第二十八军为中路军，由古田向福州正面进击。另以第二十一军进攻三都澳等地。三路协同作战，进展顺利，8月16日，左路军进克连江、马尾，以炮火封锁闽江，并由马尾西向攻击福州，中路军进迫福州外围，右路军占领福清，构工固守。福州国民党军队就这样消极地等待着被解放军包围歼灭。8月17日，解放军发起总攻，敌向闽江以南撤退，为二十九军阻击，予以包围歼灭。是日，解放军占领福州，歼敌四万余人。朱绍良、李延年于16日午后乘飞机逃到厦门，连省府大小印信都来不及带走(147)。
当时，国民党军残部于8月15日新成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陈诚为军政长官。蒋介石以朱绍良、李延年作战消极，由汤恩伯代理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旋改东南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并任福建省主席，驻守厦门。同时调整了部署，以第二十二兵团守金门，以第八兵团守漳州、厦门，以第十二兵团驻守潮汕。
解放军第十兵团攻占福州后，一边分兵占领闽中各地，一边进行休整，准备渡海作战，进击漳州、厦门。9月中旬，第十兵团发起漳厦战役，首先扫清厦门外围，9月16日占领平潭岛和南日岛，19日占领漳州，22日占领集美等厦门外围要点，厦门孤立。9月26日，第十兵团决定同时攻取金门、厦门。但至战役发起前发现，各军渡船不够，于是改变部署，首先攻取厦门。10月10日，第二十八军先行攻取大小嶝岛。15日，第三十一军及二十九军发起攻厦战斗，先以一部佯攻鼓浪屿，吸引敌军增援。登岛先头部队在敌军全力围攻下全部牺牲。调开敌军重兵后，解放军主力强攻厦门北半岛，16日拂晓，突破敌前沿阵地，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汤恩伯把已南调的部队北调反击，已经为时过晚。战斗至17日，解放军分别占领了厦门和鼓浪屿。汤恩伯乘军舰逃走。解放军漳厦战役歼敌五万余人。
国民党军于厦门失守后，全力增防金门。原驻金门第二十二兵团的兵力薄弱，即于10月上中旬调第十二兵团的第十八军增防。除第五军防守小金门外，主力防守大金门。10月20日，胡琏的第十二兵团全部撤离潮汕，胡向蒋介石请求调运台湾，但蒋严令其前往金门。10月25日，该兵团第十九军船运到达，但登陆困难，行动缓慢。
解放军第十兵团以第二十八军为主攻部队，并配属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共七个团攻击金门，以第三十一军一个加强师攻击小金门岛。当时情报估计胡琏兵团尚未到达金门，决于24日夜发起攻击。由于船只不足，先以三个团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要待第一梯队船只返回后继续输送。25日凌晨1时后，分属三个师的三个团分别抢滩登陆，突破敌第一线防御。但登陆部队没有师级干部直前指挥，未能统一行动，登陆后也不懂得海陆作战的特点，没有巩固滩头阵地，即向纵深发展。结果，遭到纵深配备、机动使用的敌第十二兵团的猛烈反击。登陆部队的渡船因缺乏指挥，落潮后搁浅，为国民党海空军全部击毁。登陆部队兵力不足，处境危险，但第二梯队四个团因缺乏渡船，竟眼看着前方苦战，无法增援。经紧急动员船只后，26日仅输送了四个连的兵力增援，无济于事。至27日，战斗结束，解放军登陆部队7430余人全部损失。
解放军自渡江以来，国民党军望风披靡，第十兵团一路上顺利进军，不免产生了轻敌的情绪，以为可以不必经过严重战斗，即能攻克金门。加以从北方南下的部队，缺乏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而且，解放军尚无正式的海军舰艇投入战斗，也缺乏海上登陆作战的系统训练。高级将领忙于巩固新占城市，处理陌生而复杂的问题，忽略了战役的指挥。结果，导致了一场规模不大的渡海登陆作战因为指挥混乱而失败(148)。
在第十兵团进军福建的同时，解放军第七兵团于7月间攻占宁海、象山，控制了浙江全省大陆。8月间，山东部队攻占了长山列岛，全部控制了渤海。
在中南地区，5月初，北平地区原国民党军的改编任务基本完成后，林彪率第四野战军十三个军，百万之众，南下两湖、江西作战，目标是歼灭指挥灵活、作战顽强的桂系白崇禧所部。先头两个军于5月中旬渡江占领了武汉诸地。5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命令第二野战军在江西丰城一线的陈赓兵团，归林彪、罗荣桓指挥，协力歼灭白崇禧主力。但第四野战军主力到达长江以北后，粮食发生了极大的困难，不得不休整就粮，未能立即进兵(149)。
白崇禧撤退到长沙之后，仍积极部署抵抗。7月4日，他从长沙到常德，与宋希濂一起召开湘西善后会议，收编地方武装，组织地方抵抗解放军的进军。7月9日，又在长沙召开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配合研讨会，至11日闭幕。他在会上提出三大公开，即意见公开、人事公开、经济公开，实行空室清野。会上制定了军政配合方案，划分绥靖区，实行总体战(150)。就在会议期间，解放军准备就绪，发起了进攻。
这时，中共中央军委为抑留白崇禧集团，曾命令第四兵团在赣江以东集结待命，不要过江，以便麻痹敌军，等待四野主力到达，协同作战。白崇禧部也一直滞留在湘赣边山地。6月下旬，驻守宜昌一线的国民党黄埔系的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命令所部进占当阳、荆门、远安，侦察敌情，抢运粮食。7月4日，林彪、邓子恢（四野第二政治委员，罗荣桓因病未随军南下）向军委报告，决心在东西两线同时发起湘赣边战役和宜沙战役，歼灭白崇禧和宋希濂两部，计划以先头部队迂回敌之突出部分，断其退路，但围而不攻，以麻痹其后方的敌军主力，然后我军各部自两侧向敌深后方迂回，完成包围后再组织攻击(151)。这时，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正同中共方面洽谈局部和平，毛泽东电令林彪、邓子恢等与程潜联络，争取实现和平。因此，此次军事行动，解放军不向长沙正面进攻。
7月9日，宋希濂部第二军自当阳北进，与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先头部队遭遇，战斗提前打响。十三兵团即下令各军迂回包围敌军，但宋希濂发现解放军主力南下后，即下令撤退，在宜昌外围依托既设阵地进行抵抗。同时，他立即从常德赶到枝江，改乘军舰于15日赶回宜昌。这时，解放军正包围攻击宜昌、沙市、江陵，第一一二师突破江防，由古老背渡江，准备截断宜昌敌军退路。宋希濂鉴于态势严重，即命令部队向巴东、野三关一线转移，指挥所暂撤到三斗坪。解放军未能围歼敌军主力，7月18日即停止追击，乘胜向常德、松滋等地推进。
在东线，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先头军进击高安，然后以第十二兵团由通城经长寿街直插浏阳、万载，第四兵团渡赣江向宜春、万载以西前进，在高安、万载、伊春之线，三个强大兵团合击白崇禧主力。但当向高安挺进的第四十三军于8日到达九仙汤以南地区时，白崇禧部即发现了解放军的企图，于9日拂晓，从高安、奉新、上富镇南撤。解放军三个兵团即转入追击。7月13日，白崇禧命令在萍乡一线的所属部队连夜后撒至攸县、茶陵地区，跳出了解放军的包围圈。解放军推进至浏阳、宜春即停止了追击。
鉴于林彪所部第四野战军主力南进，白崇禧于7月21日部署继续后撤，其指导原则为：“本公署以巩固湘西、湘南，屏障粤北、川东两大门户，并诱歼犯匪于衡东湘赣山地之目的，即向湘东转移，缩短防线。”(152)并决定于7月22日将指挥所自长沙移至衡阳。白崇禧对程潜不放心，也令长沙绥靖公署移至邵阳。7月21日，程潜在陈明仁的劝说下，从长沙前往邵阳，由陈明仁代理湖南省主席。程潜离开长沙后，白崇禧才感到放心，即于22日离开长沙，移驻衡阳。
当时，白崇禧以宋希濂部为其左翼屏障，曾电令宋部撤退方向为：“应以有力之一部，撤守澧水南岸，与在石门整训之第一二二军，重新建立抵抗，拒匪沿沙（市）常（德）公路南犯，巩固湘西，并掩护华中主力军左侧背安全。主力则分别凭借武陵山、大巴山天险，构成重重抵抗，逐次拒匪西犯，以屏障川东门户，并适时侧击沿沙、常公路南犯之匪，期以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153)但宋希濂效忠蒋介石，拒绝接受白崇禧的指挥，逐步向四川边境转移，驻在恩施。至8月初，国防部命令宋部改归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与白崇禧脱离了指挥关系(154)。
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强大军力，在东西两路发起进攻，均未达到歼灭敌军主力的预定目的。毛泽东重新考虑对白崇禧的作战方针，并于7月16日指示第四、第二野战军前线将领说：“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155)
这时正值盛夏季节，第四野战军各部自东北转战至江南，水土不服，疾病盛行。7月23日，林彪、邓子恢等向军委报告，部队已改为旅次行军和三伏休整，除各兵团派出先遣师压迫敌人后撤外，主要是抢占地盘、调整部署。
就在这一天，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解放军组成了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任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平江，与程潜代表刘纯正谈判。翌日，刘即赶回长沙，向从邵阳赶回长沙的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唐星汇报。在先，毛泽东于接到程潜关于根据中共中央公布的和谈原则谋取局部和平的备忘录后，曾于7月4日复电程潜，表示：“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络矣。”(156)起义酝酿成熟，7月29日，程潜秘密从邵阳回到长沙，受毛泽东委托南来的程潜旧部李明灏也到长沙与程潜、陈明仁会晤。
为阻止程潜在长沙起义，广州国民党政府方面于7月30日在行政院会议上决定，同意程潜辞去湖南省主席，专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以陈明仁任湖南省主席。翌日，即31日，又撤销了长沙绥靖公署，阎锡山并派黄杰、邓文仪持函于8月1日自广州到达长沙，劝阻程潜，并邀程潜赴广州，拟任其为考试院院长。但已无济于事。8月1日，程潜即向国共双方军政界发表个人声明，历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见弃于民，呼吁道：“当道仁贤，共念凶危，立即化除成见，积极和谈，则全国治安，固可立时恢复。如今之秉政者，苟犹有丝毫之天良未泯，当能幡然悔悟，立致祥和。”8月4日，程潜、陈明仁发布《告湖南民众书》、《告湖南将士书》，宣布脱离广州政府起义，翌日又发布通电：“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之中国而奋斗。”(157)8月5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支持设立由程潜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及陈明仁将军的中国国民党湖南人民解放军司令部两项机构，并表示：“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同庆。南望湘云，谨致祝贺。”(158)同一天，程潜、陈明仁等再次联名发布通电，阐明宗旨，毛泽东、朱德于8月16日再次复电表示祝贺。(159)
程潜和陈明仁所能控制的本部军队很少，国民党军第一兵团所属各部在第十四军军长成刚、第七十一军军长彭锷、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等率领下，纷纷南逃。为控制局面，8月5日，解放军前锋部队迅即进入长沙，各部发起追击。第四十九军向宁乡、湘乡，第四十六军向衡阳，第四十八军向茶陵、攸县，第十八军向茶陵、安仁挺进。同一天，广州政府任命黄杰为湖南省主席，8月8日又重组第一兵团，由黄杰任兵团司令官。是日，黄到达芷江，设立湖南省政府。
在长沙起义、解放军重兵追击的严重形势下，白崇禧不得不重新调整部署，以第一兵团、湘鄂赣边区绥署部队在邵阳、祁阳地区整补，成立湘西绥靖司令部，后又组建第十七兵团，以第三、第十、第十一兵团分别部署在衡阳以北、以东山地，阻击解放军南下。
解放军第四十九军第一四六师在追击过程中于14日占领永丰（今双峰），15日轻敌深入青树坪地区，在界岭一线遭到白崇禧所部第四十六军一部的阻击，第一四六师仍图突进，结果受到白部第七军的反击，伤亡严重，入夜，突围而出。当时解放军主力正在休整，未再南进，仅在江西地区，以第四兵团第十八军先遣师向粤北大庾、南雄、始兴前进，以第十五兵团第四十八军向赣州前进。8月16日，在敌后游击的解放军粤赣湘纵队的北进支队占领入粤的战略要地大庾，旋在新城和南进部队会师。至8月底，占领江西全境，为入粤作战开辟了道路。
当时，李宗仁、白崇禧希望宋希濂所部在湘西作战，作自己的西侧屏障，撤退至潮汕一带的胡琏兵团及从青岛撤至海南岛的刘安祺兵团至粤北作战，作自己的东侧屏障，以粤北、赣南、湘南、湘西组成一条防卫线。但蒋介石蓄意守卫海岛，要以刘安祺两个军的力量控制海南，使与台湾成犄角之势(160)。在西南则把重兵驻守川东、川北，以保守四川，听任桂系在湘南陷于孤立。大约7月间，蒋介石要到广州，因不能不应付粤桂方面的要求，他才密电调刘安祺部主力到广州，并告诉他：“你不去，我不方便。”(161)但部队移动十分迟缓(162)。8月13日，白崇禧为组织反攻，曾主张调刘安祺兵团到耒阳作战。据《徐永昌日记》，当天在李宗仁主持的军事会议上，白崇禧认为：“敌人深入，兵力分散，我邵衡间军心士气可用。所以拟抽衡阳以东几个师至永丰一带谋反攻敌人，且谓千载一时，决可打个胜仗，歼灭敌人一部。不过右翼后方实嫌空虚，拟调广州一带之三十九军及新由海南抽穗之刘安琪部到耒阳一带以为援应。国防部则为保广州若干时间之安全，只允调至英德、韶关间。”(163)
广州地区是传统上粤系和桂系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在事实上不愿以自己的力量替桂系作战。8月11日，蒋介石在台北对来谒的顾祝同表示：“不可将广州防卫撤空，以免政府根据地发生动摇；并以为此次广州改设卫戍总部与集中兵力乃为计之得者，切不可变更部署轻易放弃广州。”(164)8月23日，蒋介石到广州，会商保卫广州战略。24日，他接见顾祝同、余汉谋等，“指示改正部署，切嘱勿将刘安祺所部北调，而使广州防卫空虚，任令犯匪长驱直入。盖国防部前为保卫广州，曾令电刘安祺所部至广州担任守备，而李宗仁等竟欲令调该部至广东省境以外作战，置政府所在地之广州安危于不顾”(165)。事实上，白崇禧的部署本是为了积极防卫，但蒋介石不愿与桂系积极合作。8月24日，蒋介石又从广州飞到重庆。
鉴于解放军屯兵不进、处于休整状态，8月中旬，广州国民党政府根据白崇禧的主张部署反攻。据宋希濂回忆：“国防部决定命华中白崇禧所部向湘潭、长沙一带反攻，命退集到福建及沿海一带岛屿的汤恩伯部反攻福州等地，命胡宗南部自秦岭向陇海路西段进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所指挥的部队，应以主力渡过澧水，向常德、澧县等地攻击，以一部向宜昌附近攻击。”(166)8月20日，白崇禧部第三兵团由永丰（双峰）北进，第一兵团向新化、湘乡攻击。但宋希濂仅派小部队出击试探，白崇禧孤掌难鸣，不得不撤回原阵地。9月初，白崇禧鉴于解放军调动频繁，即将南进，即部署抵抗，于9月10日制定作战方针为：“本署以诱歼衡阳以东匪军，达成持久作战之目的，即集结有力兵团，于粤汉路南段，企图诱匪于衡（阳）郴地区包围歼灭之。”(167)但蒋介石并不支持白崇禧积极作战的方针，9月8日，他从重庆致电顾祝同叮嘱说：“（一）集中现有驻粤兵力，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为目前剿共军事战略最高指导原则，如有余，则可扩充范围，以期保卫华南，此乃兵力使然，只可如此，万不可再蹈保卫长江全线，放弃京沪重地，以致守江部队几乎整个被歼之覆辙。（二）现驻粤中第五十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三军、第一〇九军之建制，切勿分割使用，处处陷于被动，为匪各个击破，今后一切部署，应照此最高指导原则实施，勿再举棋不定，俾得确保革命基地，希以此意转达余汉谋长官为要。”(168)广州政府方面，当时有以广州部队向广西撤退，与白崇禧部会合的考虑。这时，解放军已准备大举南进了。
为准备进军并接管广东，中共中央新组建了华南分局，以叶剑英为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自北平到达赣州后，即于9月7日召集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负责人，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两广纵队负责人曾生等举行作战会议，决定各部必须于10月底在预定地域完成集结，准备分兵两路进攻广东。叶剑英部署既定，毛泽东即于9月上中旬之际，分别指示第四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将领歼灭白崇禧所部及进军西南的部署。毛泽东令陈赓指挥本部三个军、四野邓华部二个军，自赣南进击，占领广州后，由陈赓率本部三个军进入广西作战，续后向云南挺进。四野以主力五个军沿湘桂铁路南进，与陈赓部南北配合，迫使白崇禧最后不得不进行决战。其中，四野主力以第十三兵团率二个军取道沅陵、芷江，直下柳州，以四野十二兵团率三个军经湘潭、湘乡进攻宝庆（邵阳），与第十三兵团呼应，待白崇禧部南撤时跟进。在正面仅派队监视衡阳白崇禧部。然后上述三路八个军先在广西站稳脚跟，再寻白崇禧部主力决战，予以歼灭。第二野战军二个兵团于10月间在湘西集结，然后向川、黔进军，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孤立重庆及川东的孙震、宋希濂所部，然后东向进占重庆。第四兵团于完成广西作战任务后，继续西进云南，完成对贵阳之包围，并归还第二野战军建制。“总之，我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169)。二野在华中通过时的作战事宜，统由四野首长指挥。
9月13日，程子华率第十三兵团第三十八、三十九军由常德、桃源地区出发，先期行动，向柳州方向挺进，国民党军第十七兵团战力薄弱，被击破后退入贵州。至10月2日，第十三兵团推进至芷江一线，5日占领会同，兵逼靖远，切断了白崇禧部和宋希濂部的联络和白部入黔的道路。当西路第十三兵团到达芷江之线时，萧劲光率领的中路第十二兵团第四十、第四十一、第四十五军等三个军向青树坪、永丰、白果市攻击前进。陈赓率领的东路两个兵团分三路向广东境内挺进，兵逼韶关。中路军突破皂角坳阵地，迫敌第一兵团退守界岭、巨口铺等地，解放军前锋第四十五军第一三五师向灵官殿地区突进。同时，解放军在衡阳正面以第四十六军及二野在湘的第十八军进行牵制。
正当解放军大举挺进之际，白崇禧在广州还在主张反攻。在10月2日有蒋介石、李宗仁出席的非常委员会军事小组会议上，白崇禧报告军事，大意为：“总之，我军兵力优于敌人，且颇集结。敌人则分散。惜湘西宋希濂部不听调遣，粤北刘安琪部北上迟缓。要求蒋先生暂不离穗，督促宋希濂部出击，刘安琪部速北上，并拟撤曲江一带华中军，北出夹击湘乡，可以在此打一胜仗。然后南下侧击南雄西南犯之匪，俾由被动转为主动，否则处处待敌优势兵力来攻，岂非坐以待毙。”(170)但蒋介石既不合作，时机也已丧失。白崇禧发现解放军南进后，即调位于后方乐昌、仁化的第四十六军、耒阳的第四十八军一部向衡阳附近集结。10月5日，又命令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指挥上述两部向江伯堰推进，准备协同第七军夹击渣江方面的解放军。是日，林彪发现白崇禧部并未撤退，反而向前推进，有与解放军决战模样，即命令中路军主力在现地停止待命，如遇敌进攻，即诱敌深入。命令西路军停止前进，由芷江、会同折向宝庆、祁阳间前进，令第四十六、第十八军向耒阳、常宁西进，准备在衡宝地区寻敌决战。但第一三五师在突进中没有接到命令，继续挺进，遭到敌军优势兵力的围攻，陷入苦战。
10月6日，白崇禧研究敌情，发现解放军大迂回的形势已成，后路危险，即于黄昏时分命令撤退。7日，林彪发现白崇禧撤退，即命令第十二兵团发起追击，命令第一三五师坚决阻击敌军南逃。白崇禧以向渣江攻击的第七军指挥本部第一七一、一七二师及第四十八军第一三八、一七六师为后卫部队，该部分两路纵队，以军长李本一率一七二、一三八师为右纵队，以副军长凌云上率一七一、一七六师为左纵队，分别经黄土铺、祁阳向广西境内撤退。但沿途高山峻岭，道路狭窄，行军速度很慢，行军序列拉得很长，态势不利。解放军第一三五师在敌后的阻击，有效地迟滞了敌军行动。至10月9日，李本一所率四个师在祁阳北的白地市、黄土铺被解放军追击部队包围。10日，解放军集中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军，以4个军的强大兵力发起总攻。战斗至11日，除李本一及第一三八师一部逃脱外，白崇禧部战力坚强的主力四个师二万多人被歼灭。衡宝战役，解放军共歼敌4.7万人，白崇禧部的战斗力受到沉重打击(171)。
林彪指挥中路军包围了白崇禧部主力四个师后，态势十分有利，他于10月10日向中央军委建议，暂缓攻占广东，以免敌向广西撤退，造成敌之兵力集中和我之兵力分散，建议陈赓兵团由现地（英德、韶关）沿公路向桂林、柳州之线前进，集中兵力歼灭白崇禧部。他认为“歼灭广西之敌，已成为全战局的中心环节”(172)。当时，白崇禧部有回头北援其被围的四个师的模样，正好陷入解放军大包围之线。因此，林彪同时命令第四兵团停止待命。中央军委同意林彪的意见，以第四兵团西进，并指示第十五兵团等部相机夺取广州。
叶剑英和东路各将领，鉴于各部已与敌军激战中，前出很远，敌已增兵守备广州，且有调胡琏部参战模样，而第四兵团远赴桂柳，较之第十八军、四十六军及第十三兵团还远，时间上赶不及，有两头落空的危险。所以，建议以四兵团直下三水，攻取广州后由水路运输，经梧州直取南宁。12日，中央军委同意陈、邓兵团继续向广州前进，但指示以一部兵力直出广州、梧州间，断敌向广西的退路，如敌向广西逃跑，陈赓兵团即跟踪入桂。这时，白崇禧坐视被围部队被歼灭而不救，11日，战斗结束。林彪原来的设想已与战场形势不符，即根据前敌将领意见和敌情的变化，在接到军委指示之前，先期于11日下午和夜间连续两电命令第四兵团继续向广州前进(173)。
广东方面，国民党军于8月底成立华南军政长官公署，以余汉谋为长官，当解放军推进时，以第四、第二十一兵团共六个军，沿粤汉路韶关至广州间布防，企图“集中兵力，确保广州”(174)。以第十二兵团二个军位于潮安、汕头，以第三十二、第六十二、第六十四军位于湛江、海南岛。国民党军在粤北兵力薄弱，解放军第四兵团于10月7日占领韶关，第十五兵团进占翁源一线，向英德、佛冈挺进。10日，国民党军第三十九军、第六十三军残部不支后撤。11日，广州国民党政府决定放弃广州，逃往重庆。13日，各部队开始撤退。第二十一兵团逐次由新会、高明附近向雷州半岛撤退，第四兵团经高要、罗定向湛江撤退。第一〇九军等部经珠江口由海上撤退。至14日下午炸毁海珠铁桥后，全部撤离市区。续后，第十二兵团未经参与广州战役，即从海上撤至金门。
10月14日，解放军右路第四兵团和中路第十五兵团进占清远、花县、从化、增城，左路两广纵队并指挥粤赣湘边纵队及粤桂边纵队逼近博罗，从东北西三面包围广州。是日晚，第十五兵团前锋进入广州。第四兵团立即转入追击，15日占领三水，迫敌一个师投降，另部占领佛山，16日占领四会，17日占领高要，各歼敌一部。17日，中央军委指示第四兵团乘胜追击。第四兵团即分三路进行长距离追击作战。20日，发现敌第二十一兵团等部尚滞留在开平、恩平地区，解放军第四兵团即动员各部不顾一切进行追击，严令右路截断敌西逃之路。至23日晚，将敌第二十一兵团等部包围在阳江、阳春地区，25日发起总攻，至26日将被包围之敌歼灭。刘安祺率残部在海军支援下突围抵达海陵岛。至月底，广东省除雷州半岛及海南岛外，全部解放。解放军广东战役共歼敌6.2万余人(175)。
四 广州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纷争" class="reference-link">四 广州国民党政府内部的纷争
李宗仁到达广州之后，广州国民党党政军方面决心继续抵抗解放军的进军。立法院于5月13日院会上通过决议，支持政府对中共继续作战到底。是日，还通过了白大诚等四十九名委员的临时紧急动议，向宋子文、孔祥熙及张嘉璈三氏征借10亿美金，藉以挽救危机，半作军费，半作整理金融基金(176)。当然，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三氏似也无此巨大财力。张嘉璈于5月18日即致函行政院，声明他一生服务社会，“皆系担任以薪金为收入之职务，并以提倡奉公守法、确立会计出纳材料工程等管理制度为任务，从未自营任何产业。除中国银行离职时，董事会给予退职金十六万元，作子女教养费外，并无任何私人财产”(177)。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议决，请政府通令全国，如再有倡议“和平”、中途妥协、或妄发求和言论者，应视同叛逆，予以党纪国法之处分(178)。当时，广州方面国民党中，对于李宗仁到广州后的政治态度，“多数人不同情其最近文告，以为仍将受共党欺骗而先摇了人心。尤其军事受害特大”(179)。于是，李宗仁于5月21日再次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声明：“在此，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全国同胞，从今天以后，我所领导的政府，对于抵抗这个暴力的压迫（指解放军的进攻——引者），具有坚强的决心，虽至一兵一卒亦决不放弃我们的责任；同时并要排除任何阻力，来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革新，务必使政府一切措施，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与人民的要求，以期严整政府阵营，充实政府力量，来从事于维护国家与人民利益的反共战争。”(180)
然而，尽管蒋介石作了承诺，但实际上蒋介石依然在幕后指挥，李蒋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拥蒋的势力依然是李宗仁所无法对付的。5月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会议，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行之意，并推阎锡山、于右任、吴忠信等研究促成蒋介石和李宗仁在短期内再度晤谈。5月1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推定阎锡山、吴铁城、李文范、吴忠信、白崇禧、王宠惠、陈济棠等七人成立小组委员会，研究加强团结计划，必要时赴台湾晋谒蒋介石(181)。当时，参谋总长顾祝同听命于蒋介石，引起白崇禧的不满。李宗仁要行政院长何应钦免去顾祝同的参谋总长职务，由白崇禧继任。何应钦两头为难，表示要辞去行政院长。广州国民党政府内一片混乱。
5月17日，阎锡山和朱家骅、陈济棠一起去会晤李宗仁，询问李宗仁致蒋介石函是否已经起草完毕，以便去和蒋介石商讨。据徐永昌记载：“（阎锡山转述）见面之场合，渠（指李宗仁——引者）发牢骚中有西南各军需现款一百五十万元，而财部发不出。要何敬之免顾职（易以健生，华中总司令由李鹤林接，顾转西北长官）而迟迟不见发表。此何意也。阎先生以为，先与蒋晤或能说的通。李谓不通即走。言下愤愤。陈朱提倡走时，阎先生仍要早写函而出。按：（系徐永昌按语——引者）李到穗第二次会时，即有提议首须团结白健生，建议李蒋晤面，吴礼卿加实其需要，阎先生促成之。遂推阎朱（骝先）陈（伯南）先晤蒋，规定见面地点，并携李函前往。因李自动述出不但中国反共，并且要提倡亚洲其他国家联合反共，云云。阎先生即乘之，以为用此意拟之函中致蒋，蒋无不赞同一致。李当时亦乐，允即办者。并闻李左右策士，劝李要蒋先办到前此所许各节，否则不要见面。又吴礼卿坚不参加该项运动，所谓二陈派亦不希望李蒋见面。李德邻亦云共党即要我们两分。云云。此日来政局暗潮也。”(182)
当时，蒋介石于5月17日自舟山飞临澎湖马公，据蒋经国说：“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从此已无缘再享此人间清福也。”(183)其实，蒋介石一刻也不愿也没有放弃手中的权力。25日抵台湾高雄，继续干预军政事宜，当日并派蒋经国飞往上海，对汤恩伯传达自己的意旨及处理物资疏运事宜。只是汤恩伯部已经抵抗不了，被迫撤退，蒋经国才未能在上海降落(184)。
5月26日，于右任、阎锡山、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携李宗仁函飞赴台湾，会晤蒋介石，调解蒋李矛盾。27日，蒋介石自高雄到台南，与于右任等相见。晤谈之后，蒋介石对李宗仁来函并不满意，不愿和解，即以“不再闻问政治之决心”加以搪塞(185)。当时会见情况，据徐永昌记阎锡山所述：“先出党的决议案（即前之第三案）并展转出李德邻书（一、简化政府，二、整顿金融，三、核实军额，四、何敬之辞或请问何人继之，五、政府迁何地）。蒋先生初置各函件不之阅，继经解释乃阅。阅竟谓都好。更询第四人事问题谓：我已引退，决不管。中间曾因吴铁城之解劝，乃答以申斥之语意，又因朱骝先之申述，乃竟责至其教育办到如斯之不堪。云云。末以将有亲笔信李代总统而作结束。渠等五人尚拟作再度晤谈，而下午蒋已他飞。渠等乃于今下午归。阎先生并述陈辞修单独转达蒋意，请阎早去台，又蒋先生曾说到渠实无面到外国去。”(186)
蒋李矛盾难以调和，何应钦内阁于5月31日总辞职，李宗仁提名没有政治实力的居正为行政院长。但立法院投票时，因CC派的反对，未获通过。当天，发票303张，同意票151张，不同意票143张，仅差一票，未超过出席委员之半数，遭到否决。桂系在政治上能力薄弱，投票之前，对立法院的状况掉以轻心，致以一票之差失败，李宗仁的威信也由此受到打击。当时，阎锡山在蒋、李之间，处于居间调解的地位，大部分立法委员瞩意阎锡山。6月2日，国民党中常会推举阎锡山为行政院长，李宗仁屈服于CC的压力，于3日向立法院提名，以254票同意对56票不同意，绝对多数通过。从此，蒋介石就通过阎锡山来贯彻自己的意图，以制约李宗仁。
这时，阎锡山因私事到了台北，6月4日前往高雄晤蒋，蒋尽力对阎施加影响。据徐永昌记述阎锡山所述：“在高雄晤蒋先生，对渠组阁颇乐观，财政拟以全部作两年准备。去时李提拟以邱昌渭长外交，蒋不可（恐其乱更换驻外大使，设驻在国不表欢迎，延宕三个月，则国家损失太大矣），要阎自兼。对国防部要余担任。询以何敬之，谓亦可。且云不可令白到国防部。”(187)蒋又向阎提交了他所拟的非常委员会名单。阎锡山回广州后，李宗仁提名要白崇禧任国防部长，而何应钦畏难，坚决不就国防部长之任，最后蒋介石电示阎锡山，不得已时由阎自兼。
李宗仁对阎锡山亲蒋的态度有所不满，曾约见徐永昌，认为阎被CC派所包围。他对徐出示甘介侯从美国来的电报，大意说：“已晤杜鲁门总统，谈及胡适、顾维钧皆拥蒋之人。蒋在主持中国军政，无望美援来华。”李又告诉徐，美国公使克拉克日前在桂林对自己说：“何不令蒋先生出国，与令CC脱离现政府，以新美国人民耳目。不然，李代总统无能为也。”(188)而CC派也因否决居正、通过阎阁，向阎邀功，谋取部长席位。11日，李宗仁仍反对阎锡山兼国防，要白崇禧专任，并拟就电稿给蒋介石，要蒋同意。然而阎锡山表示：“如不发表兼国防时，其府令送稿副署时，当将阁命一并送回。该电则决不发。明日将亲送回，劝其从新考虑。”12日，阎锡山会晤李宗仁时，李表示要将这一电文“公布天下而去”，阎答应就此事进行疏通，兼职时间“当然愈短愈好”(189)。这样，阎锡山内阁才勉强组成，6月13日，阎锡山就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并兼外交部长，不久电请胡适担任，胡虽一度答应，但终未到任，由叶公超代理。阎在就职典礼上声称：“锡山此次承代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于国家危难时期，组织战时内阁，国计民生，万端待理，惟当前措施，以争取胜利为第一要着。”(190)
李宗仁实力不足，无法摆脱蒋介石的幕后操纵和控制，不能不谋求蒋介石的合作和支持。阎内阁组成后，李宗仁、阎锡山于6月16日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其“命驾莅穗，使仁等得以就近联络一切”。《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说：“李宗仁对内对外，皆束手无策，故不得不要求公莅穗，就近指导，以挽救当前危局也。”(191)这也许就是当年蒋介石对李宗仁处境的一种估计吧。区区桂系的实力和人望，难以在国民党的残局中摆脱蒋介石的影响，达到美国人所期望的效果。
但是，蒋介石还不愿意马上去广州，他还要看一看桂系到底有多大的能耐。6月18日，他对吴忠信表示：短期内可以赴穗，但必待台湾军事检讨会议与处理防务完毕，始再定行期(192)。同日，徐永昌到高雄见蒋，“（蒋）复询李白是否尚能回至合作，答以健生或能。渠似不谓然……询对渠赴穗有何意见。答以不如且缓。缘磨擦之局，既无法消弭，不如待李阎磨擦至无可开脱时再往，岂不多延宕破裂之时间”(193)。这个国民党政府的残部实际上是分裂的，台湾是蒋介石完全控制的地盘，号称引退、不管政务的蒋介石，对台湾事务巨细必问，代总统李宗仁是一根针也插不进去的。至于大陆的烂摊子，以李宗仁的实力，只在两广可以发挥作用，也折腾不出什么名堂，蒋介石控制着财权和黄埔系的兵权，仍然可以牵着桂系的鼻子走，尽可让李宗仁在名义上再顶一阵子。
当时，蒋介石着意经营台湾，黄金外币运台后，蒋介石控制着这笔财产，稳定台湾的经费就有了着落。尽管李宗仁曾“出一清单，谓政府尚有四亿资金”(194)，但广州国民党政府无权自由动用这笔钱来应付大陆的军政支出。6月15日，台湾省政府宣布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由中央划拨经费来源，抵付在台军公垫款，并将进出口贸易之外汇管理，交由台湾省统筹调度，同时拨付黄金80万两，以为改革币制基金，另拨借美金1000万元，作为进出口贸易运用资金。当时，国际上有由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谣传。蒋介石决心坚持下述主张和立场：“英、美恐我不能固守台湾，为共匪夺取，而入于俄国势力范围，使其南太平洋海岛防线发生缺口，亟谋由我交与美国管理，而英则在幕后积极怂恿，以间接加强其香港声势。对此一问题，最足顾虑。故对美应有坚决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尽我国民天职，决不能交与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195)
在大陆，蒋介石利用阎锡山来制约李宗仁，李宗仁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图。吴忠信、袁守谦面见阎锡山时，转达了蒋介石的关照，吴说：“总裁说：阎先生为我们保持生命线，我们要全力支持。”所谓生命线，即由阎锡山消弭与代总统之间的隔阂与冲突。袁守谦说，“总裁命令黄埔军官一致服从我（阎锡山——引者）的命令，以支持我主持的战时内阁的一切措施”(196)。于是，蒋介石开始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为重登前台作准备。6月22日，他向吴忠信表示，将于下月初到广州成立非常委员会，并巡视重庆等地。24日，他从高雄到达台北，定居阳明山，建立他的指挥中心。同日，他通知在广州的国民党的秘书长郑彦棻，定于7月1日起设置总裁办公室。他以强化党权的方式，来强化他对政局的操纵。在这个办公室下面设立设计委员会，下分党务、政治、军事、外交、财政、文化宣传等六个组。7月4日，蒋介石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坦然以最高领袖自居：“自孙总理逝世以后，余即继其为领导国民革命之领袖，早已献身于国民革命，以谋中国人民之自由与国家独立。今后仍以革命领导者之地位，自将继续完成此一付托之重任……故余个人之地位，决不在于政治上职权与名义之有无，而对于领导国民革命之责任，则始终不容放弃。”(197)
7月14日，蒋介石于访问菲律宾回国后即赴广州，翌日与李宗仁会晤，然而两人隔阂很深，谈话不得要领而散。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与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以蒋介石为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为委员，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行政治委员会职权。4月22日蒋、李杭州会议时的拟议得以落实，蒋介石也就名正言顺地以“革命领袖”的资格，重新公开出来指挥全局。李宗仁在政局中的分量也就越来越轻了。
当时，桂系刻意经营两广，白崇禧认为广西部队必须入粤保卫两广，因此，急切要求重掌国防部，以便调动兵力，进行部署。7月3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到广州向李宗仁陈述。蒋介石到广州时，李宗仁又提出了白崇禧出长国防部长的问题以及保卫广东问题，与蒋商量。当时两广将领希望白崇禧出长国防部长后，把沿海主力兵团如胡琏、刘安祺兵团等部调到大庾岭以北地区，与白崇禧所指挥的兵力紧密联系，并肩作战。他们不赞成蒋介石把兵力部署在沿海某些据点，忽视广东的保卫。但蒋介石只是答应考虑。
这时候，解放军夏季休整，国民党方面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李宗仁到各防地出巡，决定到台北再与蒋介石商量悬而未决的问题。7月27日到达台北时，受到陈诚安排的热烈欢迎，蒋介石、蒋经国也到机场迎接。在台与蒋介石前后长谈五次。据程思远回忆，“李重新提出以白崇禧长国防和集中兵力保卫广东问题。蒋对白长国防部，借口胡宗南、宋希濂反对，谓目前不能有此任命。对保卫广东，说是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198)。李宗仁一无所获，于30日回到广州。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对华关系的白皮书。蒋介石获得有关消息后，曾企图阻止白皮书的发表，但一直支持蒋介石的美国参议员周以德（Walter Judd）打电报给蒋介石，认为这样的请求书，会给美国人对中国政府的印象带来不良的影响，它“会被解释为一种认罪书”(199)。蒋介石和广州国民党政府只能对白皮书低调处理，而不敢加以驳辩。李宗仁则似乎增加了获得美援的希望。据董显光著《蒋总统传》说：“白皮书即时产生的一种结果，便是使李代总统更公然反对蒋总统。李氏的一个亲信顾问甘介侯……现在他劝告李氏说，美国政府‘不拟援助蒋介石所控制的政府’。李氏认为自己可以获得美援，于是对许多有关政策的问题，大胆与蒋总统争持。李氏与蒋总统对防卫的战略，不久便显然分歧。蒋总统认为在锐减中的政府军队，应集中防卫几个要点，如广州、海南岛及台湾。他很怕国军力量因散布于宽广的阵线而趋于稀薄。但李氏亟欲采取较大胆的途径，欲在湖南与江西坚守据点，促请把现在台湾的空军与孙立人所训练的新军移调至衡阳地区。后来，蒋总统的意见占优势，台湾的防务也就没有削弱。”(200)
到9月间，桂系对于国防部长一职等得不耐烦了，阎锡山并未兑现他的诺言。李宗仁托邹鲁向阎锡山传话：“请阎院长辞国防部长兼职，并以白健生接替。”但阎锡山表示强硬：“我不辞国防部长兼职。如代总统令免，我行政院长不副署。”(201)对此，徐永昌批评说：“余于国防部事，以为如不能核实军队，提高待遇，进有功，去不才，仅为蒋先生便利而兼之，必不为人所原谅。盖国事败坏至今，十之九因军事。若依然过去之军事，则势不至败坏完尽不止。所以若决心不辞职，必须立即做应做的事。渠对李之相迫，少自责而多尤人，余颇不能平。”(202)当时，蒋阎方面认为，白崇禧如就任国防部长，必至免胡宗南，免汤恩伯，甚至免陈诚，蒋介石“如抗不令交代，竟下令通缉蒋，以争取正统，皆能做到”(203)。尤其是胡琏兵团从江西败退广东后，被调到潮汕一带，引起粤、桂方面对参谋总长顾祝同的强烈不满，认为“胡氏一走，就是政府不保卫广州”。余汉谋也因指挥不动中央系的三个兵团，即刘安祺兵团、胡琏兵团、沈发藻兵团，而迟迟不肯就任华南军政长官的职务(204)。军事指挥权问题，实际上是国防部长一职纷争的关键。
广州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军事上无所作为，百无聊赖，竟于9月2日发出通缉令，通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十九名中共军政领导人。阎锡山只是空话连篇，在广州残局中声望日益下降，桂系和立法院中正在酝酿倒阎风潮。阎正在设法应付，恋栈不去。徐永昌劝其趁机卸职，以免溃灭的责任，但阎不听，大言要“人定胜天”(205)。
8月23日，蒋介石从台北到达广州，事先并未通知，仅蒋经国前往迎接，开始了他对西南地区的巡视，部署抵抗解放军的进军。24日到达重庆，他在书面谈话中声言：“今日重庆，再度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无比之使命。”(206)侥幸地希图重庆发挥抗战时期的那种作用。他在重庆连日分批接见西南地区军政人员，安抚四川方面的地方领袖。29日，他主持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国民党的川、黔、康省政府主席，川、陕、甘、鄂、湘边区将领均到会，仅云南省主席卢汉未至。蒋介石部署死守四川，“决定主力放在川西北，编罗广文两个军及陈春霖军共三个军为十五兵团，开赴广元，并以杨汉烈部守大巴山，孙震部守三峡，宋希濂部守鄂西及酉阳、黔江，何绍周部守贵州东正面”(207)。“以保卫四川为核心”(208)，“决定拒×于川境之外，即以陇南与陕南为决战地区”(209)。当时，胡宗南主张在西南的国民党各将领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就近指导，但蒋介石没有同意。他心里明白，四川的战略价值已经很有限了。
当时，被蒋介石用阴谋赶出云南的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和中共方面，都在策动云南省主席卢汉反蒋起义。在龙云主政期间，民盟在云南十分活跃，中共对云南各界也有很大影响，中共的游击武装也有很可观的力量。卢汉一时难下决心。蒋介石到重庆后，于9月1日召见卢汉的代表朱丽东，要卢汉到重庆商谈。当时，李宗仁、白崇禧主张以鲁道源任云南省主席，免去卢汉职务。蒋介石认为：“吾人本欲以滇省做剿共基地、政府后路，彼（指卢汉——引者）若据滇西以扰我，是仍不能作基地与后路也。”(210)他一面让徐永昌去广州，向李宗仁、阎锡山建议广州政府方面用怀柔方法安定滇局，一面命令李弥率部回滇，监视卢汉。卢汉犹豫再三，于9月6日冒险前往重庆。蒋介石尽量安抚卢汉，要他肃清内部，并要他立即行动。9月8日，卢汉从重庆返回昆明，保密局长毛人凤随后即率领大批特务到达昆明，于9日夜进行大搜捕，时称“九九整肃”。反蒋的军事学家、民革中央执行委员杨杰闻变先期出走香港，9月19日，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卢汉一方面镇压反蒋活动，一方面又保护一批反蒋的人，并继续和中共联络。蒋介石于9月12日从重庆前往成都，对四川地方势力进行安抚，活动五天后于17日回到重庆。21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拿了自己的亲笔信先行去昆明见卢汉，翌日，蒋亲自偕张群、萧毅肃等飞抵昆明，与卢汉面谈，力图笼络卢汉。但蒋介石不敢久留，当天即离昆明前往广州。
蒋介石这次在广州多住了几天，对白崇禧多方笼络。他建议于非常委员会中设立军事委员会，使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及白崇禧都可以参加。他答应等华中战事结束，再提议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211)。据说，蒋且答应白任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长，并将胡宗南和宋希濂所部交白崇禧指挥(212)。但白崇禧没有答应蒋介石的方案，当时薛岳正在活动两广联合倒蒋。白崇禧因李宗仁魄力不足，连他出任国防部长一职都解决不了，渐渐生出离异之心。
国民党残部失守福州之后，蒋介石私自令国防部任命汤恩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但李宗仁认为，汤恩伯失守京沪，应受处分，且蒋介石无权任命将领，因而拒绝签署任命令。10月2日，蒋介石接到汤恩伯来的电报：“李宗仁发表公开反对行政院任其为福州绥靖主任之声明，使彼丧失威信，无法指挥部属，故不能再驻厦门决战，决自今日离职远行。”(213)汤以一走相要挟。而蒋介石则替他吹嘘说：“厦防已布置妥当，如再能将胡琏部某军加上，相信防守三年无虞。”(214)当时，白崇禧还斗志旺盛，准备在湘乡打一胜仗，当面要求蒋介石留在广州，督促宋希濂部出击，刘安祺部尽速北上。但蒋没有同意，答复说：“汤恩伯这个东西那里，非得我去一趟不可。”李宗仁说：“他能不守纪律？”蒋以叹息的声调说：“现在只好多用情感……明早即去厦转台，很快的反【返】来。”(215)事实上，蒋介石先派了谷正纲去安慰汤恩伯，正当解放军大举南进之际，他于10月3日飞回了台北，迟至10月7日上午才乘军舰到达厦门巡视，召集驻军官长训话，要他们“在汤将军领导之下，服从命令，严守纪律，组训民众，加强战力，确保金厦，来奠定反攻胜利的基础”(216)。当晚即离开厦门回台湾。10月11日，他又到定海巡视。显然，广州是蒋介石的反对派，即桂系和粤系可以发挥影响力的地方，广州的防卫问题并不是蒋介石关心的焦点。
解放军向两广挺进，李宗仁无法维持残局，又派吴忠信去台北询问蒋介石，或者直接出来以总统身份负责，或者交出款项来。蒋答应予以考虑。徐永昌估计：“余以为必无结果。盖出山恐美援因之不来。亦不放手财权。”(217)10月8日，洪兰友致电蒋介石：“广州危急，李宗仁有‘知难而退’之意。”顾祝同也有电建议：“粤省西北与湘、黔军事，已趋劣势。请毅然复任总统，长驻西南。”(218)蒋介石系统趁桂系主力在衡宝被歼灭之机，希望蒋介石尽早复出。
广州对于国民党政府残部早已不是久留之地。5月16日，国防部已决定迁往重庆。19日，行政院也决定迁重庆(219)。但一时局势和缓，没有行动。8月1日起，广州国民党政府开始部分迁往重庆，国防部分渝、穗两地办公。8月13日，中央机关在渝办公布置委员会主任马国琳对记者声称：“中央分地办公的决策，表示有保卫重庆及四川乃至整个西南之决心，政府稳定，必能获得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援助。”(220)10月11日，解放军已兵临广州城下，李宗仁于12日零时发布总统令，宣布“中央政府定于本月15日起，在陪都重庆开始办公。所有保卫广州之军政事宜，着由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负责统一指挥”(221)。阎锡山则早早地于11日离开广州，飞到台北。据说是去向蒋介石要钱，因七八月军费未发清，9月、10月军政费没有着落。但当时蒋介石到定海视察去了，不在台北。阎锡山直到14日才见到蒋介石，结果要到黄金40万两，但被东南军政长官部就地要去了12.5万两，其余从台北带到了重庆。这点钱只能开放军政费到本月13日(222)。13日，李宗仁撤离广州，飞往桂林，其他行政长官直接飞往重庆。14日，李宗仁从桂林飞抵重庆，阎锡山则在台北滞留至15日才直飞重庆。
————————————————————
(1) 侯镜如等：《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3页。
(2) 《郭汝瑰回忆录》，第352页。
(3) 侯镜如等：《蒋介石王朝在京沪杭最后的挣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2页。
(4) 参张秉均编著：《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三）》，第81—82页，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12月31日版。
(5) 参前引侯镜如文，及《郭汝瑰回忆录》、《李宗仁回忆录》。
(6) 参张秉均编著：《中国现代历次重要战役之研究——戡乱战役述评（三）》，第82页。
(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3月18日条。
(8)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编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第628页，1949年10月版。
(9) 梁佐华等：《解放前夕“京沪暴动案”亲历记》，民革中央宣传部编：《王葆真文集》，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399页。
(10) 金洵、刘盛容：《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百万国民党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
(11) 刘瑞年、陈欢敏：《江宁起义》，《百万国民军起义投诚纪实》下册，第701页。
(12) 《半生风雨录》，第165—223页。
(13) 《中央军委关于今后作战方针的意见致总前委电》（1948年1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6页。
(14) 《中共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致华东局等电》（1949年2月3日），《渡江战役》，第59-60页。
(15) 《邓小平、陈毅关于部队于三月初向南行动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2月4日），《渡江战役》，第63页。
(16) 《中央军委关于部队在整训中的任务致邓小平、陈毅等电》（1949年2月8日），《渡江战役》，第64页。
(17) 《总前委关于渡江作战问题的讨论情况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2月9日），《渡江战役》，第66—68页。
(18) 《中央军委关于渡江作战诸问题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电》，《渡江战役》，第72页。
(19) 《中央军委关于四野先出两个军钳制白崇禧部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电》，《渡江战役》，第74页。
(20)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两浦夺取江北敌据点致陈毅、饶漱石、邓小平等电》（1949年3月19日），《渡江战役》，第94页。
(21)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关于推迟两天渡江等问题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3月26日），《渡江战役》，第102页。
(22) 《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关于推迟两天渡江等问题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3月26日），《渡江战役》，第109页。
(23) 中共中央军委1949年3月30日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
(24)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4-475页。
(25) 参《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7页。
(26) 《总前委关于推迟渡江的不利因素致中央军委电》（1949年4月10日），《渡江战役》，第155页。
(27) 《中央军委关于推迟一星期渡江等问题致总前委等电》及又一电（1949年4月11日），《渡江战役》，第156-158页。
(28) 《中央军委关于推迟一星期渡江等问题致总前委等电》及又一电（1949年4月11日），《渡江战役》，第156-158页。
(29) 《中央军委关于准备二十日确实攻占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敌据点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15日），《渡江战役》，第170页。
(30) 《总前委关于建议从速渡江及渡江后的部署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4月17日），《渡江战役》，第174页。
(31) 《中央军委给粟裕、张震并告总前委、第二野战军电》（1949年4月15日），江苏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编：《渡江战役》，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92页。
(32) 《总前委关于江北敌据点兵力分布情形及对敌作战意见呈中央军委电》（1949年4月15日），《渡江战役》，第89页（档案出版社本）。
(33) 《中央军委同意渡江作战部署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4月18日），《渡江战役》，第181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34)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86-1388页。
(35) 参陈锐霆：《大江炮兵显神威》，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渡江战役》，第767-78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36)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47页。
(37) 粟裕：《第三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渡江战役》，第36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38) 《应迅即准备接收汉口汉阳两城》（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62-563页。
(39) 《关于第四野战军应提早渡江及十三个军的使用问题》（1949年5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80页。
(40) 《林彪、萧克关于提早渡江致萧劲光、陈伯钧等电》（1949年5月10日），《渡江战役》，第278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4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33页。
(4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69页。
(43) 《司徒雷登日记》，第58页。
(44) 《司徒雷登日记》，第59页。
(45)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1日。
(46)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1日。
(47)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7页。
(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
(49)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7页。
(5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
(51)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3日。
(52) 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2日条，但未说明以什么名义发布，我们未查到报纸刊布文电。——笔者。
(53)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9页。
(54) 程思远、张丰胄：《邵力子、章士钊先生力促国共和谈》，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55) 《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969页。
(56)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2日。
(57) 转引自《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1949年4月24日），《渡江战役》，第216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5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87页。
(59) 《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1949年4月24日），《渡江战役》，第216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60)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47页。
(61)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79页。
(62)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848页。
(6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4月27日条。
(64)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8日。
(65)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3页。
(66)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6日。
(67)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1日。
(68)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976页。
(69) 《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本，《戡乱时期（蒋总统引退与后方布置）》上二，台北“国史馆”藏，第337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所载有所不同，《徐永昌日记》5月3日记则有：“请蒋先生即出而指挥作战，渠即出国办理国民外交”，“不要成立所谓最高决策委员会”。
(70)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80页。
(71) 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309页。
(7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5月6日条；《风雨中的宁静》，第190—192页。
(73) 《风雨中的宁静》，第198页。
(74)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6日。
(75)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11页。
(76) 《大公报》（上海），1949年5月9日。
(77) 《李宗仁回忆录》，第966页。
(7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04页。
(79) 《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1949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上海战役》，学林出版社（上海）1989年版，第440页。
(8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12页。
(8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97页。按：第一二三军撤退比较主动，似应保有更多的部队。存疑待考。——笔者。
(82) 《总前委关于推迟进占沪杭致中央军委等电》（1949年4月30日），《渡江战役》，第246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3) 《中央军委关于占领杭州上海问题致总前委电》（1949年5月3日），《渡江战役》，第260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4) 《大公报》（上海），1949年4月27日。
(85) 《叶飞回忆录》，第559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按：据王致冰等考证，叶飞回忆有误，第一线部队距吴淞口约50-70公里，但当时存有轻敌情绪，当系事实（参《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90年第2期）。——笔者。
(86) 《粟裕、张震关于攻占川沙、高桥、宝山、吴淞的部署致第九、第十兵团首长等电》，《渡江战役》，第29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7) 《粟裕、张震关于攻占川沙、高桥、宝山、吴淞的部署致第九、第十兵团首长等电》，《渡江战役》，第293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88) 《总前委关于攻沪作战应作充分准备不要性急致粟裕、张震、唐亮、钟期光等电》（1949年5月15日），《渡江战役》，第295页。
(89) 《粟裕、张震关于对沪全面攻击的部署致总前委等电》（1949年5月18日），《渡江战役》，第301页（解放军出版社本）。
(90) 《中央军委关于接收准备已就绪只要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致粟裕、张震等电》（1949年5月20日），《渡江战役》，第304页。
(9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41页。
(92) 汤恩伯部撤退人数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台北版《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则为7.9万多人。
(9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253页。按：据《解放太原》一书，一说为9.9万（28页），一说为11万（36页），显系部队太杂，统计上自然有所不同（中共太原市委宣传部、中央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编，1989年4月版）。
(94)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62页。
(95) 部队人数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6页。
(96) 《华北一兵团攻取太原作战方案报告》（1948年9月28日），《解放太原》，第29页。
(97)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773页。
(9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6日。
(99)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1日。
(100) 《东北主力是否早日入关为好》（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6页。
(101) 《推迟攻取太原》（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228页。
(102) 兵力比参见《解放太原》第90页，又参《历史的回顾》。
(103) 《徐向前等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49年3月30日），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26页注（2）。
(104)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军委给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电》，《解放太原》，第12页。
(105)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01页。
(106) 《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30日。
(107) 《防止敌袭扰我后方的部署》（1949年2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11页。
(108) 《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页。
(109) 《预筹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对策和部署》（1949年5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卷，第600-601页。
(110) 引自《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177页；系转述，并非原文。——笔者。
(111) 转引自《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2-583页。
(112) 转引自《对何应钦四月三十日部署之对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82-583页。
(113) 《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页。
(114) 《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91—592页。
(115) 《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1949年6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22页。
(116) 李振西：《国民党军扶郿战役的溃败》，《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720页。
(117) 《徐永昌日记》1949年7月18日。
(118) 参吴忠礼、刘钦斌主编：《西北五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119) 《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5日。
(120)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4-656页。
(121) 《毛泽东关于解决宁夏马鸿逵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949年9月4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99页；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第284页。
(122) 《徐永昌日记》1949年3月6日、24日、26日。
(123) 董其武：《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261页。
(124) 《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日。
(125) 《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54页。
(126) 《傅作义致薄一波、聂荣臻电》（1949年9月12日），《戎马春秋》，第290—293页。
(127) 《戎马春秋》，第288页。
(128)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8日。
(129) 《毛泽东关于向新疆进军和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新疆军政委员会及新陕甘青省政府人选问题致彭德怀等电》（1949年9月26日），《“立群电台”文电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页。按：“立群电台”疑为“力群电台”之误。——笔者。
(130) 据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9月3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15页。
(131) 《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讨论和平起义的一些情况》（力群致中央电，1949年9月2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12页。
(132)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2页。
(133)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邓力群去迪化商讨和平解放新疆等问题致邓力群等电》（1949年9月13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16页。
(134)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6页。
(135) 《张治中回忆录》下册，第588页。
(136) 《彭德怀关于陶峙岳通电起义等致毛主席电》（1949年9月27日），《中共党史资料》第36辑，第21页。
(13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5页。
(138) 《李宗仁回忆录》，第980-981页。刘安琪，应为刘安棋，以下引文中的误写同此。——笔者。
(139) 1949年8月3日，《国防部对宋希濂作战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0) 《蒋军事计划部署情况摘记》（1949年8—12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5日条。
(142) 《徐永昌日记》1949年7月16日。
(143) 《保卫华南西北案草案》、《台湾保卫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4) 《军委同意十兵团延期入闽致粟裕、张震等电》（1949年6月14日），《从延安到北京》，第520页。
(145) 毛泽东致刘少奇转达斯大林电（1949年7月25日），A．Ледовский：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N05，1996，c．88-90．
(146) 李以劻：《蒋介石下野后在福州召开军事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37页。
(147) 参《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9月27日。
(148) 参《叶飞回忆录》，第606-607页。
(149) 《粮食困难行动时间可酌情推迟》（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13页。
(150)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7月10日。
(151) 转引自陈赓：《决战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4页。
(15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41页。
(15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239页。
(154) 宋希濂：《我在西南的挣扎和被歼灭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15—20页。
(155) 《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追歼白崇禧部》（1949年7月1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35页。
(156)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26页。
(157) 《人民日报》，1949年8月25日。
(15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42页。
(159) 《人民日报》，1949年8月17日。
(160) 张玉法、陈存恭：《刘安祺先生访问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53页。
(161) 张玉法、陈存恭：《刘安祺先生访问录》，第134页。
(162)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7月31日。
(163) 《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3日。
(16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8月11日条。
(16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8月24日条。
(166) 宋希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7—8页；时间据《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宋回忆有误。——笔者。
(16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14页。
(16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9月8日条。
(169) 《歼灭白崇禧部的部署》（1949年9月9日），《对西南各敌均取先包围再回打方针》（1949年9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667-670页。
(170)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171) 参《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文史资料选辑》第55辑回忆录资料。
(172) 《林邓谭萧赵关于对白崇禧集团作战意见报军委电》（1949年10月10日），广西军区政治部、广西区党史办编：《广西战役》，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173) 《林彪关于对白崇禧集团作战策略报毛泽东电》（1949年10月12日），《广西战役》，第47页。
(17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6册，第351页。
(175)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作歼敌十三兵团、二十一兵团等部。按：《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未见有第十三兵团序列，第二十一兵团部似也未被歼灭。——笔者。
(176) 《大公报》（上海），1949年5月14日。
(177)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5月19日。
(17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5月16日条。
(179)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1日。
(180) 《大公报》（上海），1949年5月22日。
(18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12页。按：时蒋介石尚未至台湾。——笔者。
(182)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17日。
(183) 《风雨中的宁静》，第201页。
(184) 据《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作22日飞上海，26日至马公，有所不同。
(18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5月27日条。
(186)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8日，三案为：一、成立革命反共政府，以蒋先生为大元帅，二、恢复总统，三、甲．总裁领导革命戡乱，乙．李代总统领导政治、革新政治，丙．成立最高决策委员会。
(187)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5日。按：《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为在台南见蒋，《徐永昌日记》为高雄，当时蒋介石住在高雄，阎谱为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作5日，据《徐永昌日记》当系4日。——笔者。
(188)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10日。
(189)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11日、12日。
(19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18页。
(19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16日条。
(19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18日条。
(193) 《徐永昌日记》1949年6月18日。
(194)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22日。
(1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6月18日条。
(196) 《阎锡山日记》1949年6月28日，转引自《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第2325页。
(19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7月4日条。
(198) 《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13页。
(199) Telegram，Judd to Chiang Kai-shek，July30，1949，Judd Papers，box 163，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p．176．
(200) 董显光：《蒋总统传》（三），第531—532页。
(20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六），1949年9月4日条，第2338页。
(202)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4日。
(203)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日。
(204) 章味方：《“抗共名将”胡琏》；司徒昌：《广东政局的暗流》，《新闻天下》（成都）第6期，1949年9月25日。
(205)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日。
(206)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25日。
(207) 《郭汝瑰回忆录》，第366页。按：原文10月当系8月之误。——笔者。
(208) 宋希濂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9页。
(20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8月29日条。
(210) 《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日。
(21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9月29日条；另据《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日：据阎锡山述：“前日，蒋坦白的语白曰：过去君曾公开反对长官，今若遽长国防，恐将领群起效尤，不如成立军事委员会，由我主持，君任参谋长，如此过一时期，以使将领知君我已合作，然后再由君全权负责。”
(212) 参梁升俊：《解放前夕蒋李争权、李白内部矛盾片断忆述》，《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
(2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9年10月2日条。
(214)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215)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216)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0月9日。
(217)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0日。
(218) 《风雨中的宁静》，第246页。
(219) 《徐永昌日记》1949年5月19日。
(220)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8月14日。
(221) 《中央日报》（重庆），1949年10月13日。
(222) 《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