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南北议和

第一节　南北议和的时代背景"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南北议和的时代背景

一　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形势" class="reference-link">一　列强侵略中国的新形势

1918年下半年，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的阶段。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德国帝国主义，不仅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而且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是年9月下旬，在协约国联军的攻击下，德国兴登堡防线全面崩溃，德军在西线遭到了完全失败。10月间，奥匈帝国军队在意大利战场也遭惨败。战争给德、奥匈等国的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人民生活困苦异常。经济上的崩溃和军事上的失败，加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激起了这些国家人民的反战和革命情绪的高涨。

11月初，德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德国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建立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了德国共产党。10月，匈牙利也爆发了革命，成立了国民议会，随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匈牙利被奥地利统治压迫了几个世纪之后，终于获得了解放，成为独立国家。奥匈帝国内部的革命，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彻底覆灭。11月12日，奥地利共和国宣告成立。奥匈帝国于11月3日在帕多瓦投降，和意大利签订了停战协定。在此之前不久（九十月间），属于同盟国集团的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也已向协约国投降，签订了停战协定。

由于土、保、奥、匈投降，退出了战争，德国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局面。西线战线的溃败和国内革命运动的汹涌澎湃，使德国政府认识到再也无力进行战争，唯一的出路是签订停战协定。11月11日清晨5时，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上将，和德国政府派出的以外交大臣埃尔兹贝尔格为首的代表团，在法国东北部贡比涅森林的雷通车站签署了停战协定，11时宣布停战。根据协定的条款，德军在十五天内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莱茵河左岸撤退完毕，同时还必须全部撤出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匈帝国以及非洲殖民地。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便以德奥集团的覆灭而告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各国人民从长达四年之久的残酷战争中解脱出来，世界呈现一派和平景象。参战获胜的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摆脱了战争之后，着手准备召开世界和平会议，处理战争的善后问题，同时开始把眼光从战争军事转向政治外交方面，谋划如何向外发展自己的势力。国际局势的这一重大变化，对中国政局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列强忙于在战场上厮杀，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东方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因没有卷入欧洲的战争，同时凭借着邻近中国的便利条件，大肆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企图排挤英、法、德、俄等国的在华势力，把整个中国变为它的独占殖民地，并进而在远东建立霸权统治。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夺，既有协调一致的时候，也有相互矛盾抗争的时候。当它们在华的利益得到均衡发展时，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协调的。当“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遭到破坏，它们中一方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出现矛盾和斗争。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和势力的膨胀，和它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助长中国内乱的政策，损害了美国及与其有伙伴关系的英法在华的利益，因此引起英美等国的关注。“英美协会因中国滥借外债，危及财政，并因南北抗争既久，外国各受损失甚巨。……寺内之援段滥借，招致在华英美人之猜视”⁽¹⁾。1918年7月初，美国政府为了打破日本对中国借款的垄断，向日、英、法三国提议联合组织对华国际银行团（即新银行团），实行统一对华借款，并且规定两条原则：一、绝对不借给中国用于国内战争之借款；二、日本对中国之借款，如有用于国内军事之危险者，当促使其绝对停止交付⁽²⁾。

美、英、法特别是美国不赞同日本单方面支持皖系军阀，造成中国的分裂局面。在西方列强看来，一个包括各种军事政治力量组成的对列强各国平等开放的和平统一的中国，比一个单纯效忠听命于日本的皖系军阀专权、南北对峙的中国，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来说，对他们都较为有利。因此，欧洲大战结束前后，美、英、法等国通过各种方式表示，希望中国停止内战，实现和平统一，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施加影响，促使日本同他们采取相一致的对华政策。

9月9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访晤外交总长陆徵祥，表示希望南北实现和平，以免危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朱尔典说：“贵国近来情形愈趋愈下，南北问题若不早日解决，长此以往，必有分裂灭亡之惨。现时前敌将士均不愿战，人人皆知。身外人观之，实无十分必战之理由。中央政府屡借外债，举凡国家所有可以抵押者均已抵押殆尽。此款尽充军费，而未收丝毫实效，万非长久之计。西南声称彼等实愿和平了结，因中央政府向无诚意。此说真假不可得而知，惟伍君廷芳曾向本国驻奥领事声明数次，托其向本公使转探中央政府口意，大约实有调停之余地。”陆徵祥说：“南北战争，全民涂炭，诚有如贵公使所言有分裂灭亡之惨。中央政府岂不愿和平解决？无如西南极坚持，如请恢复旧国会一层，此万难办到。”朱尔典说：“总而言之，此事若不早日解决，贵国将来地位实有不堪设想者。贵总长亦知两月以前英美驻华各界要人曾立一会，对于中国现状曾有决议，请本公使转达本国政府设法劝告中国等情。该会要人类皆久居中国，深知中国内情，且与彼等私人亦有利益关系，均以为贵国内部如不即日平静，国家万无存在之理，此事贵国政府不可不注意也。”⁽³⁾

9月下旬，美国政府委托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转达美国欢迎徐世昌当选第二任总统，希望他迅速解决国内时局问题⁽⁴⁾。同时美国将威尔逊总统希望世界早日恢复和平之宣言送达中国外交部。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总统时，威尔逊又向他发了贺电，规劝中国停止内争，实现统一：“本大总统之所馨香祷祝者，不仅以中、美两国素敦睦谊，而实因值此文明变化最关紧要之时，中国因内乱而分析，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维持正义之目的。今贵大总统就任之日，正贵国各派首领以爱国为怀，牺牲一切，息争之时，更宜和衷共济，力谋国民幸福，统一南北，而于各国际公会中亦占其应有之地位也。”⁽⁵⁾驻华外交使团在祝贺徐世昌当选的颂辞中，也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尤切望大总统极力谋猷之事，必有南北早日统一之成功，俾中华人民全享衽席炽盛之幸福。”⁽⁶⁾与此同时，在京的协约国各公使几次开会，就解决中国内争问题交换意见。10月17日，总统府顾问美国人韦洛贝（W．W．Willoughby）向徐世昌提出了一份关于南北调和妥协的意见书。第二天，新从美国回任、携带有威尔逊总统希望停止南北战争意见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晋谒徐世昌，提出非正式之劝告，说和平“为美国全体之希望，但此事究属中国内政，如为外人所左右，殊多不便”。徐答称：“余现正依和平之方针有所设施，但恐今日公然表和，反使南方有过大之要求，故宁暗中谋和之进行，谨谢贵国之好意。”⁽⁷⁾也就在此时，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法公使胡惟德亦有详电回国，报告欧战即将结束及中国所面临的形势。胡惟德在报告中还提出警告说：“我国国内如不统一，将不得列席欧战议和之会。”“列强近已一转其外交之眼光注意于远东之现状与夫中日之关系，请政府慎重注意。”⁽⁸⁾10月底11月初，顾维钧又接连电告北京政府说：“美国国务卿转述美总统愿以实力助华息争，免失国际地位。”⁽⁹⁾“美政府对于我国内乱异常关心，务乞将最近所定办法电示。”⁽¹⁰⁾

在欧战结束、西方列强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的同时，东方日本也发生了对中国政局有不可忽视的影响的变化。

如前所述，日本原来是由寺内内阁执政的。寺内“深信段氏一派在中国必将永握实权”⁽¹¹⁾，采取了积极扶植皖系军阀的方针，对段祺瑞政府提供了大量金钱和武器的援助。日本援段政策，助长了段派的主战决心，成为中国内乱纷争的一个外部根源。9月21日，日本国内发生了政治危机，寺内内阁全体辞职。寺内下台后，9月26日原敬受命组阁，28日原敬内阁正式成立，外务大臣由内田康哉担任。原敬（1856—1921）曾任日本《每日新闻》社社长，加入伊藤所组织的政友会，后任干事长。明治三十三年（1900）西园寺第一任内阁时任内务大臣，四十四年西园寺第二任内阁任内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山本内阁时任内务大臣兼大礼使长官，赐大臣礼遇，大正三年（1914）4月任政友会总裁。日本虽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具有强烈的军事封建性，内阁更迭，虽名为出自“大命”，实则取决于少数军阀元老。自有政党以来，从未有直接组织内阁者。原敬为政党领袖，又无爵位，出面组阁，开创政党政治的局面，被看作是“日本民政发达之特征”⁽¹²⁾。政友会对前寺内内阁，“夙以是是非非主义为消极的援助”⁽¹³⁾。原敬列席于外交调查会，对寺内之外交政策，“尝加以限制”⁽¹⁴⁾。1918年1月20日，以原敬为首的政友会，和宪政会、国民会共同发表宣言，指责政府对华外交干涉中国内政，助长内乱，招致人民怨恨。

原敬内阁成立后，当然要继续实行侵略中国的方针。它所宣称的“尊重中国主权”、“谋中国全国国民之利福”，不过是掩饰日本侵华政策的一种外交辞令和宣传标榜。但是，原敬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不能不考虑改变侵略的手法。当时卷土重来的西方列强，要求打破日本一方独霸中国的局面；同时，前任寺内内阁支持皖系军阀的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对，如1918年5月全国爆发的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浪潮。日本国内舆论对其侵华政策也甚不以为然。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一篇题为《对华绝对和平主义》的社论说：“当兹世界悉醒其帝国主义外交之迷梦之今日，我日本亦应剖明我日本外交方针之本来面目，以一扫国际间之误会，固无论矣；而吾人于此机会更进一步，则对外应宣明和平主义的精神，对内应破除从来动辄即招各国误会之因之军阀外交是也。至于中国问题，须力唱绝对平和主义，以为我外交之一新时期。夫绝对平和主义云者，亦无他，即所谓放弃特殊地位是也，真意味之门户开放是也，表里一致之机会均等是也；要言之，即绝对的废弃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外交方针是也。”⁽¹⁵⁾这篇文章，说什么要废弃帝国主义侵略的外交方针虽然是假的，但它反对寺内的对华方针却是真的。原敬根据舆论的要求，表示“希望中国鉴于世界形势之急转，应速息内争，以为战后之筹备”⁽¹⁶⁾。他在外交策略上相应作了某些较大的改变，采取了与英美等国协调一致的对华侵略方针。

10月中旬，日本内田外相对原敬内阁的对华方针作了非正式声明，其要点有：一、决不采秘密之政策，如利用西原龟三等与中国政府缔结借款条约等；二、决不采仅以日本之利益为本位之方针；三、对于中国南北两派绝不偏倚，放弃从前援助北方之手段，而以公明正大为宗旨；四、图南北两派即中国全国民之福利⁽¹⁷⁾。为了和上述外交政策相适应，原敬内阁大藏省和日本的银行团，即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理事开会，重新研究了对华借款方针，决定：一、暂行停止借款；二、对于寺内内阁已成立借款之善后处理，其政治借款因有碍于中国之统一，应即停止；“经济借款中有性质上不确实、于该事业之收益上无偿还元利之希望者，或并无经营事业之意思，而其目的在通融为别种用途者，一律停止。”⁽¹⁸⁾原敬还任命小幡酉吉为新任驻华公使。小幡在前寺内内阁时，因反对西原龟三的对外借款，曾与前大藏大臣胜田发生冲突。他被任命为驻华公使后，日本记者询问他的对华意见，他表示：“日本当与列国行动一致”，“希望中国统一”⁽¹⁹⁾。

显然，原敬内阁的对华策略方针，与前寺内内阁有很大的不同。

日本外交政策上的这一转变，使得它同英、美、法等国家的政策趋于一致，在对华问题上有了共同的语言，能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10月间，美国政府指示其驻日大使协同英、法、意各国驻日大使，与日本外交当局磋商，共同对中国进行调停劝告，实现南北停战，和平统一。商妥后，由各大使将其结果电告本国政府，经承认后，再转电北京各国公使，作劝告之准备。

英、美、法、日、意五国驻华公使经过几度商议，取得一致意见后，于12月2日一同晋谒徐世昌，当面呈递劝告觉书，说明劝告之理由，并表示：“欧战已终，世界各国希望和平甚切，对于贵国亦盼能早日统一全局，以协助世界人民和平思想之新建设。倘贵国乱局不及早解决，则万无可以为世界和平新建设尽力之日。吾协商各国今与贵国感情独厚之故，极望贵国为世界各国切望和平方面着想，务从速研究解决办法。”⁽²⁰⁾其觉书原文如下：

中国南北乖离之内讧，计已两经寒暑，日英美法义各国政府常引以为深忧。此不祥纷争，非独危及中国自身之康宁，损及诸外国之利益，且延而动摇一般之人心，致予敌国以可乘之隙。际此次战争最大难题，中国之与联合国协力业受莫大阻害，今幸危机渐过，各国诚希望平和及正义实现于各国民间。当此企图以实现平和及正义为目的之全世界组织成立之时，而中国内讧不息，此伟大事业必加一层之困难。日英美法义联盟政府既悉中华共和国大总统所执妥协内讧之措置，深望偿此莫大之希望。同时南方各首领之态度，亦示有同样稳健解决纷争之意，实无任欣幸之至。是以前记五国政府深愿北京政府及南方各首领勿以个人感情用事，勿拘法规枝节，凡有障害于树立平和之一切举措，亟须力避，以便速为无隔意之协议。更以顾念理法大则与中国民福之感情为基础，以举中国国内平和统一之实为要。对于妥协成就手段案出之兆候，特以同情与期待以欢迎之，并更言明于兹：日英美法义各国政府，欲图解决南北双方致招乖离之各项难题，故极力特表深厚之同情。且五国政府并无何等干涉之企图，更无指示何等特殊条件以左右之之意。是等妥协条件，纯欲由中国人士自行协定。五国政府为妥协统一之实现计，南北双方凡有热望，自当力为声援。此不过深望中国国民得以参与现在各国所企图之世界改造之伟业，以发扬其国威而已。⁽²¹⁾

同日，五国驻广州领事亦向军政府提出劝告，帖文内容大致相同，不过事先声明，提出劝告并非承认军政府，或为一独立之交战团体。

西方列强东返，和日本外交策略上的转变，是1919年初南北议和的外部条件。

二　国内和平呼声的高涨与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出现" class="reference-link">二　国内和平呼声的高涨与和平期成会等团体的出现

和国际环境改变的同时，国内政治局势也有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反对南北战争，要求实现国内和平统一呼声的高涨。

自从孙中山倡导护法运动后，在北方军阀中一直存在着主战和主和的两派：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主战，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主和。1917年冬和1918年春，曾一度有南北议和的酝酿。直系长江三督李纯、王占元、陈光远发表通电，主张撤兵议和，并愿出任调停。岑春煊与之相呼应，亦倡言和平。随后，冯国璋以代理大总统名义发布了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各守原防，停止敌对行动。一时和平空气很浓厚。但是，当时主战派占优势，直系的和平主张很快被压下去。到了1918年下半年，和战的形势有了根本的改变。主和派的和平声势，挫败了段祺瑞的武力政策，压倒了主战派对战争的鼓吹。

全国的和平运动，是从吴佩孚等通电罢战主和开始的。

如前所述，4月23日，吴佩孚率领直军占领了湖南衡阳后，即不再前进。6月15日，吴佩孚与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从此湘南无战事。8月间，吴佩孚接连发表通电，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南北战争，导致“兵连祸结，大乱经年，在此时期，耗款数千万，糜烂十余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生灵涂炭，尤足令人寒心”。“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²²⁾。他认为西南各省同是中国土地和中国人民，不能以法律之争而视为不共戴天之仇。他虽分属军人，自当爱国，而武力统一是一种亡国政策，他罢战言和，不是抗命，是“为延国脉”。吴佩孚还请求当时在台上的冯国璋，“根据约法之精神，实行悲悯之宏愿，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地，以备将来一致对外”。他并希望曹锟和长江三督及各省区长官，“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大局”⁽²³⁾。

吴佩孚的和平主张，虽遭到主战派的一致攻击，张作霖甚至提出剥夺他的职权，从严惩处，但他毫不动摇，坚持要同南方停战讲和，声称：“张作霖及此外各主战派虽来电声言，‘讨伐西南系吾辈之天职，无论遭何种之障碍，决不因此而中止’云云，但余仍尽力于主和运动，决计撤退湘南防务而北还，以贯彻余之初志。”⁽²⁴⁾吴佩孚的行动，得到直系长江三督的支持，冯国璋和曹锟暗中也予以默认。

直系的主和运动，得到舆论界的同情和支持。京报著名记者邵飘萍在一篇通信中说：“论其比较的是非，段内阁之失政如此，全国国民之痛苦如彼，主张和平休战，解决时局，吾人不问其心理如何，不能不赞成之。”⁽²⁵⁾

南北战争的两军战线，西北起汉中，经巴东、衡山、大庾岭，东南以至潮汕，蜿蜒二千余里。但北军的主力是在湘南的吴佩孚第三师和三个混成旅，湖南战线一直是南北战争的主要战场。吴佩孚在北洋军人中，是属于“打硬仗，扎死寨”的，他的退出战争，湘南前线实现停战，与南方握手言和，是对段祺瑞的武力政策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加上主战派是全恃日本政府为后援的，日本改变援段政策，给段祺瑞财政上也增加了极大困难。从此，无论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倪嗣冲这些顽固的主战派如何坚持要同南方作战，但和平的帷幕已经拉开，战争实际上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

南北间的战争，所消耗的都是国家的财力，受害者只是人民。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痛恨皖系军阀对南用兵，渴望早日实现和平。和吴佩孚倡言和平的同时，国内商、学界和政界的一些人士，对和平的要求日益高涨。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受世界和平局势的影响，加上徐世昌当选总统后主张调停南北纠纷，不赞成继续对南用兵，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全国形成了较广泛的和平运动。

早在4月底，全国商会联合会在天津开会，就提出要求南北停战息争，随后派代表四人晋京谒冯国璋，陈诉商民痛苦现状，哀求立即实现和平。6月3日，各省省议会又在南京开会，代表各省人民恳求北京政府和西南早息争端，以纾民困。代表们发表的一项宣言说：“为今之计，亟宜双方罢兵，回复统一，为全国商民留一线生机，为国家前途留一分元气。”⁽²⁶⁾

10月初，张謇发表关于时局通电，痛陈南北战争的祸害，殷切要求实现和平。他说：“同胞相杀，战祸绵延，商业凋零，生灵涂炭，凡有血气，谁不渴望和平。加以边境出兵，武力虚糜于内地，既失主观之重，徒为与国所轻。侧闻朝野上下，无南无北，皆知乱不可怙，祸不可极。推原恶感所循环，诚未见一方之独是。揆度坚持之现状，已驯至两败俱伤，而实受其伤者在民，实受其败者在国。……事至今日，尚安有意气可争，智术可用？哀我小民，命悬于南北当局之手，地处局外，势不能左右取重其间。但野老之愚，惟知和平两字为圣神，亦愿诸公根除虚一切之门面。与其忘远虑而重近忧，不如推诚心而布公道，明示双方悔觉，有如辛亥唐、伍二公在沪会议前事，直接解决种种滞碍。”⁽²⁷⁾蔡元培受世界大战英美法协约国战胜德国军国主义的影响，于11月15日在天安门对民众演说大会上，发表了《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演说，借德国失败事实预示穷兵黩武、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段派军阀的末路，期望中国有一个和平和光明的未来。他说：“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²⁸⁾张謇和蔡元培是当时全国负有重望的人物，他们的言论，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痛恨战争、热烈要求和平的呼声，同时又对正在开始兴起的和平运动给以积极的影响。

前面提到，10月中旬，曾因副总统选举问题，梁士诒的旧交通系与安福系决裂，旧交通系和研究系以及一部分无所属议员百余人，为了反对段祺瑞的主战政策，谋求与南方议和，抵制安福国会选举曹锟为副总统，离京到了天津。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等在天津发起组织了和平促进会，准备邀请梁启超、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等一些南北名流参加，以促进和平的实现。拟议研究的问题有：一、以怎样的形式谋求双方之妥协，或开全国国民会议，或开南北代表会议；二、会议地点以何处为宜；三、会议召开之后，将协议哪些问题，一俟议决后，即向南北两政府提出建议⁽²⁹⁾。和天津和平促进会成立的同时，北京一些名人也纷纷起来探讨和平问题。仅10月22日这一天，就有三处和平讨论会，即蔡元培和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兼直隶省议会会长边守靖等，在民国大学开会“讨论和平之预备”；谷钟秀、文群等在江西会馆“讨论和平之进行”；由一些满蒙要人组成的五族联合会在雍和宫讨论“和平解决之方法”⁽³⁰⁾。舆论欢称：“京津间风靡一时之和平声”⁽³¹⁾；“主战之北京，忽而和平声浪高起万丈”⁽³²⁾。

梁士诒、朱启钤和周自齐都是旧交通系的领袖，梁、朱又是安福国会参议院正副议长，由他们出头露面发起并领导和平运动，和平有被政派利用之嫌疑。而当时人们憎恶政党政派，旧交通系在社会上的声名又不好，因而不愿同它搅在一起，舆论也“不赞成一派一系之运动，希望在野者共举以图其成”⁽³³⁾。于是，10月23日，由熊希龄、蔡元培、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了“和平期成会”。梁士诒此时也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居于议长地位，不便出面倡导，便赞成用和平期成会名称，将和平促进会取消，旧交通系以个人资格加入和平期成会（仅周自齐、汪有龄等数人加入），梁士诒和朱启钤均未参加。

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等于10月23日发表“漾”电说：

慨自国内构衅，忽已年余，强为畛域之分，酿成南北之局，驯至百政不修，土匪遍地，三军暴露，万姓流离，长此相持，何以立国？希龄等夙夜焦思，以为内争一日不息，即国本一日不定，险象环生，无有终极。况欧战将终，国际势迫，若仍兄弟阋墙，何能折冲御侮？且不自谋和解，难逃世界责难。是以人心厌乱，举国从同，各抱忧危，苦难宣达。希龄等外察大势，内观舆情，瞻顾前后，义难缄默，拟组织一和平期成会，为同情之呼吁，促大局之和平。凡赞成本会宗旨者，切望同声相应，协力进行。盖和局早成一日，即乱机减少一分；群力增加一分，即国本早定一日。忧时君子，当韪斯言。谨布腹心，伫候明教。再本会宗旨，不分党派，亦非政团，平和告成，本会即行解散，决无他种作用，谨并声明。⁽³⁴⁾

熊希龄还向记者声明，和平期成会：一、不带政派臭味；二、以运动和平为范围，和平恢复后，会即撤废；三、绝对不为野心家所利用⁽³⁵⁾。

和熊希龄、张謇、蔡元培同时列名发起和平期成会的，还有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汪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共二十四人。这些人除无党派名流外，包括了国民党或政学会、旧交通系、研究系、直系，但都以个人资格参加，并不代表党派。和平期成会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开始酝酿时，黎元洪和冯国璋认为该会与他们的求和本旨相同，表示愿意列名发起。熊希龄和蔡元培等以黎元洪虽已下野，但与政治问题多少有些关联，请他另外通电赞成；对于冯国璋则因和战问题与段派的隔阂已深，又系刚刚下野，担心引起主战派的反感，也未同意他列名。

和平期成会的通电发表后，博得了各方面人士的热烈反响，不仅主和派和其他希望和平的人士给予充分同情和支持，就连一些平日的主战派也在一旁打边鼓，表示“喝采”。

第一个发电表示赞成的是冯国璋。10月24日，他在复和平期成会的电文中说：“诸君创办此会，导舆论政治上之正轨，而一反隳突叫嚣之所为，各本热心，辅以毅力，振发聋聩，促进和平。岂惟大局实利赖之，国璋一年以来所有志未逮者，亦得因诸君之继起而告厥成功。祷祈以求，诸维努力。倘有相需之处，必竭绵薄以从。”⁽³⁶⁾多数督军也都先后复电表示祝贺赞同。曹锟说：“诸公爱国爱群，同深钦仰。锟忝膺重任，愧无匡济之方，伫听宏谋，冀遂观成之愿。”⁽³⁷⁾

值得注意的是，有名的主战派督军倪嗣冲也复电赞同和平，说：“漾电敬悉，毅力热诚，至深钦佩。国家不幸，同室操戈，现在欧战将终，势益岌岌，非急筹统一，无以御外侮而救危亡。嗣冲虽愚，然区区爱国之诚，正与诸公不谋而合。苟能和平统一，尤所祷祝以求，对于贵会宗旨极表同意。”⁽³⁸⁾这些话虽然不是倪的由衷之言，但却足以说明和平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是不可逆转的。还有一向与安福系沆瀣一气，为段派军阀积极筹措战费的新交通系首领、财政总长曹汝霖，因中央财政竭蹶，而各师索饷纷纷，无法应付，也响应和平期成会“漾”电，赞成和平⁽³⁹⁾。

西南的反应是：和平是他们所赞同的，但必须服从护法的目的。10月31日，军政府复电和平期成会说：“得悉通电，极表敬佩。惟念民国七稔，政变迭乘，无一次非调和了局，然不旋踵而变化即起，无他，苟且偷安，图一时之结束而已。故愈调和而愈纠纷，前事俱在，思之痛心。然则欲求和平，必为依法之和平，而非违法之和平；又必为永久之和平，而非暂时之和平，谅诸公有同情也。护法之举，惟在匡救时变，回复真正共和政治之常轨，苟能以和平而达护法之目的，乃吾人年余以来日夜求之惟恐弗得者，尚望诸公本救国之热忱，求根本之解决，尽国民之职责，提携从事，敢不拜嘉。”⁽⁴⁰⁾旧国会电文的措词和态度则更强硬一些，提出：“欲使长治久安之策，当以护法戡乱为先。若释奸慝之重诛，置国宪于不问，则是扬汤止沸，公理法律，长屈服于强权之下。国人血气犹存，良知未泯，恐未能默尔息也。来电谓内争一日不息，则国本一日不安，窃谓国本一日不安，则内争一日不息。公等明达，当知根本之所在。要之，和平固吾人所渴望，而必衷于法律，期以永久，苟安雷同，所不敢蹈。”⁽⁴¹⁾

10月28日，和平期成会的发起者在北京绒线胡同八十八号徐佛苏寓所开筹备进行会，讨论会章，严定入会条件，决定在各省一律设立和平期成会，还决议向徐世昌提出建议案，主张南北两方面在对等的基础上，由双方各派代表开妥协会，并立即起草文件，由熊希龄等七人面呈徐世昌⁽⁴²⁾。30日又开谈话会，决议纲领十条：一、以发抒民意，促成和平为宗旨；二，进行方法：1．随时以文字或演说，宣达国民渴望和平之心理；2．随时以函电或派专员对各方当局为同等之劝告；三、本会不提出和平条件，但会员得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四、凡中华民国男子年满二十五岁以上赞成本会宗旨，经本会会友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五、本会公推会长一人，干事若干人，主持本会事务；六、本会由各地会员分地筹设，在某地即名某地和平期成会。各地和平期成会，应各派代表一二人在某地合设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七、和平期成会专图各会之交通联络，并主持第二项事务之进行；八、各会经费各由发起人分担，不得向一般人募集；九、本会议事及办事规则另定；十、本会至和局成立之日即解散⁽⁴³⁾。

11月3日，和平期成会在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开成立会，到熊希龄、蔡元培、梁士诒、王克敏、张一麐、林绍斐、孙宝琦、谷钟秀、汪有龄等共三百多人，熊希龄当选为会长，蔡元培为副会长。次日，和平期成会代表熊希龄、边守靖、安迪生、陈宝泉、谷钟秀、汪有龄、张一麐七人进谒徐世昌，陈述关于实现南北和平妥协之意见。徐表示愿意主和，并接受代表们提出的和平意见。

和平期成会成立后，呼吁和平，不遗余力，并通过各种途径，联络南北两方，对促成和议的召开，发生了不小的影响。

继北京和平期成会成立后，上海、天津、南京、长沙、武汉、广州、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也都成立了和平期成会，并于次年（1919）3月2日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和平期成会联合会（3月6日会址由南京移至上海），选举熊希龄为会长，梁士诒、张一麐为副会长。

北京和平期成会成立后不久，12月18日，由京津商学各界发起组织的有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代表参加的全国和平联合会，在北京京师总商会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二十余省区代表四十余人，会员二百余人，由蔡元培任主席。全国和平联合会发表宣言说：“本会由全国法定团体组织而成，为真正民意机关，故对于南北和平会议，应实行共和国民应尽之义务。遇有双方冲突之点，及与大多数利害关系之处，实行发表国民真正意见，以立于第三者仲裁地位。”⁽⁴⁴⁾蔡元培声称：该会“以代表真正民意，要求于此次和平会议定永久和平之计划，取武人政客所妄夺巧偷之国权而举以还之于国民为宗旨”⁽⁴⁵⁾。全国和平联合会比和平期成会联合会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群众基础。

此外，在北京还成立了和平统一会和五族和平合进会。和平统一会由赵炳麟任主席，有会员二百余人，其后台是徐世昌和钱能训。五族和平合进会的成员为满蒙王公、回藏教首和汉族要人，共百余人。它在一则通电中指出：“不先统一内部，国际地位焉存？法律政治问题，皆可以从长计议。五族组国，祸福共之。惧受栋榱之压，用垂涕泣之忠。”⁽⁴⁶⁾

全国除极少数皖系主战派以外的各阶层人士要求实现南北和平，反对战争情绪的高涨，是南北议和的内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