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各派联合统治的基本确立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一　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日关系的曲折发展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作为迅速崛起的邻邦，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

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中日关系恶化。国民党“二次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和列强谈判修订关税条约及废除领事裁判权，日本对此态度消极，严重影响中国舆论和社会的观感，中日关系持续低迷。1929年7月，因在皇姑屯炸车案中“处置失当”引起日本国内责难的田中义一内阁总辞职后，由浜口雄幸组成新内阁，币原喜重郎任外相。7月9日，浜口内阁公布十大政纲，提出“刷新对华外交”的主张，声称对两国间的悬案，“双方都应理解对方的特别立场并予以同情的考虑，以求得公平中正的调和，不拘谨于局部的利害而保全大局”。声明还提出日本的目的在于共存共荣，特别是谋求两国经济关系“自由无碍”地发展。日本将排斥一切侵略政策，但对关系到日本生存及繁荣且为“正当而密切的权益则必须保持”⁽¹⁾。浜口和币原较之田中时期，虽然谋求利益的本质没有改变，但姿态确实相对温和一些。1929年3月，币原曾发表文章论述中日关系，提出：“两国关系，迄今以前，久在纠纷重叠之中。两方有形无形之损失，决不为轻。至如何而至于此，则一概归诸日本政府责任，自非公平之观察。从局外者眼光观之，两国政府当局者处理相互外交问题，不无过于受对内关系之系累，此不能无忧也。”⁽²⁾虽然币原回避了日方制造事端的主要责任，对两方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立场，但能够对自身的作为有所反省，尚属冷静。

币原任外相后，即着手与中国修复外交，任命佐分利贞男为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1926年底曾奉日本政府之命与蒋介石直接接触，属于对华温和派人物，颇为蒋氏所欢迎。其抵沪时，蒋特电张群：“佐分利到时，应设法到埠欢迎，以表好感。”⁽³⁾佐分利贞男到任后，立即应召会晤蒋介石，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蒋要求日本从大局着眼，全面改善中日关系，提议双方公使馆升格，希望日本在撤废治外法权上采取行动。财长宋子文也表示中国准备尽其财力偿付旧有外债。一个月之后，佐分利归国述职，在箱根突然身亡。此后日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长期代理驻华公使。9月5日，币原与国民党元老之一张继在东京密谈，探询中国对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的意向，日方提出的主要原则是日本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中国尊重日本在东北的“合法”权益，中日实行经济合作。这大体反映了浜口内阁对华政策的具体方案。然而日本所谓的“合法”权益包含着其从不平等条约中攫取的权益，中国方面不能承认，尤其是来自“二十一条”的条款更为中国所无法接受，以此为基础签订中日互不侵犯条约，有违中国的一贯立场，南京国民政府未予同意。

币原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遭到日本军部强烈的指责。军部力主实行对华“强硬”的武力威胁政策，指责币原实行的是“软弱外交”。其实币原和军部在巩固与扩大日本在华权益，特别是在所谓满蒙问题上并无分歧，只是前者主张运用外交手段，后者主张使用军事压力而已。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宣布中国修改不平等条约包括收回租界、租借地等，币原闻讯后立即训令重光葵赴南京，于4月14日会见王正廷，提出质问：收回租借地是否包括旅顺、大连，收回铁路是否包括南满铁路。王正廷予以肯定的答复，日方立表反对。4月27日，日本确定对法权问题的交涉原则是：中国开放内地，予日本人以居住、旅行的自由，日本则将除各国侨民的共同租界、日本租界及其邻近地区、铁道附属区以外的中国领域内的领事裁判权撤废。中国还应确保日本在满洲的商租权、在延边的朝鲜人的土地所有权等。币原此举，无异于自我否定其承认“满洲是中国领土”的诺言。

当时，中日之间争执的焦点在东北。日本在中国东北攫取了大量权益，并继续处于扩张之中。币原曾公然宣称：“在满洲我国权益甚多……这些权益大都不仅有条约依据，而且都是深刻长久的历史产物。”⁽⁴⁾30年代前后，日本对东北提出的主要问题一是铁路，二是商租权。东北的铁路问题很复杂，北有中东路，南有南满铁路，基本形成苏俄和日本分别控制北、南两大主干线的局面。东北地方当局出于自身利益，也在周边地区修筑了部分铁路。日本为扩张在东北势力，确保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计划修筑新的铁路。1927年6月“东方会议”决定的满蒙政策中包括：一、确保日本的既得权益以整顿东三省财政问题；二、采取强硬手段促进满蒙悬案铁路问题的完成⁽⁵⁾。10月，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向张作霖提出先行修筑敦化—图们、长春—大赉、吉林—五常、洮南—索伦、延吉—海林等五条铁路，五路纵横东北全境，经济利益极大。张作霖当时为对抗北伐军，需要借助日本方面的支持，同时又受日本抛出的经济贿赂诱惑，同意了日本的修路要求。15日，张作霖和日方订立同意修建五路的密约，张按其惯例在协约上签批“阅”字，以示同意。此一密约因为日本有意泄露，迅速为中国民众所知，激起强烈的反奉风暴。张作霖被炸死后，张学良以有关铁路的问题交由南京国民政府直接处理为由，推拒执行这一协定，表示：“铁路问题，虽向属于地方，今日既引起内外注意，自不能撇开中央政府。”⁽⁶⁾对张学良的托词，南京方面自是心领神会，以东北地方协定不生效力为张开脱，日方竭力达成的满蒙五铁路协定成为泡影。

和满蒙五铁路协定一样，所谓商租权也是日本以不正当手段攫取的一项利权。1915年日本强迫袁世凯签订《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其中第二条规定，日本国臣民为经营农业，可以在南满“商租其需用地亩”⁽⁷⁾。此后，日本利用此项规定攫得的商租权，不断地以南满铁路为骨干，向四周掠夺大片土地。据统计，日本攫夺南满线时，铁路区域为一百四十多平方公里，而到1931年9月竟扩充至482平方公里。日本在东北攫获土地四百二十多万亩，以商租名义取得日本领事馆签证备案的就有16.2万多垧。日本对中国土地的夺取，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1928年11月，在回答记者是否拒绝商租权的提问时，张学良明确表示：“在今日中国现状之下，条约方谋改善，工商尚未发达，故不宜内地杂居。”⁽⁸⁾1929年3月，辽宁省政府报告，日本满铁组织移民农业会社，“以多金诱买中国人田地房产，或以轻利息借贷与华人，惟须有田地房屋契约为抵押品，始能有效，以将田地房产吸为己有，而实行移民兼扩充满洲农业计划”⁽⁹⁾。1929年7月，东北地方当局秘密颁布《惩治盗卖国土暂行条例》，1931年6月又颁布《国土盗卖惩办罚则》，严厉禁止将土地、房屋及其他场所转让、抵押、出售或租与日本人，违者严加惩办，以抵制日本蚕食土地，非法扩大满铁区域的行径。

南京国民政府及东北地方当局都不敢公开废除商租权，只是对国内土地所有者采取限制措施，虽然作用有限，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人夺取土地的速度。日本对此大为不满，屡次向东北地方当局提出交涉与“抗议”，指称中国“侵害”商租权。中方严正指出：1915年条约属于“二十一条”的一部分，本是日本强加于中国的非法条约，已经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废除，故所谓商租权已失去其法理上的依据。至于商租事项，本当由双方和平协商，取得一致，不应含有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和手段。对此，日方不甘心放弃所得权益，仍然设法逼迫中国方面扩大商租权的适用范围，并以此作为重大悬案反复纠缠。

由于日本利用攫夺的特殊权益及中国本身长期的混乱状态在东北苦心经营，到30年代前后，日本在东北已经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1931年9月末，日本在东北直接经营的铁路达1129公里，通过中日合办和借款等控制的达1231公里，约占当时东北铁路总长的38％，这些铁路基本都在满铁控制之下。“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煤产量日资企业平均占80％以上，处于绝对优势。生铁产量占中国钢铁总产量的90％以上。1930年，东北的发电量中日本占到80％。满铁总资产，1907年为1.4亿多元，1929年高达百亿元，增长了68倍多。1930年列强在东北投资总额为23亿日元，其中日本为17亿日元，占76％，居于绝对优势地位。

日本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使张学良深为戒惧，在其成为东北地方领导人后，设法发展本国工业、交通、港口事业，抵制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控制。为打破日本垄断大连、安东两港的局面，决定继续兴建葫芦岛商港，作为东北对外的吞吐口。葫芦岛港原由清末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在1910年开工兴建，1913年北京政府停止施工。1930年1月，高纪毅代表东北方面与荷兰筑港公司代表签订修筑合同，修建年吞吐量为百万吨商港。4月开始施工，计划1935年建成。工程由北平铁路局营业利润投资。当时舆论认为这一消息“应为国人所一致乐闻者也”⁽¹⁰⁾。

继葫芦岛筑港工程以后，1931年张学良又计划修建打虎山—通辽—洮南一线铁路，以摆脱日本对东北铁路的控制。计划尚未订立，日本外务省就迫不及待地作出反应，指责中国违反所谓不修建与南满铁路线平行铁路的约定，是对南满铁路权益的侵犯，扬言日本决不能坐视。中国方面表示：对满铁商业上的效用及价值中方决不会予以侵害，但中国否认日本在南满有修建铁路的独占权。1931年1月22日，满铁理事木村锐市开始与张学良进行交涉。木村大谈解决悬案以改善中日之间险恶的空气，提出修筑新线、停止并行线、签订运输协定等要求。张学良表示，外交与铁路问题不属地方权限，他不能自作主张。随后，张学良委派东北交通委员会京奉铁路局长高纪毅为交涉委员会主任，嘱其与日方周旋。高纪毅与木村多方交涉，终因日方坚持不放弃其无理要求而致交涉中断。

借用南京中央力量，以举国之势，对抗日本的压迫，是张学良抵制日本政治和经济控制的另一重要举措。中原大战后，1930年11月张学良到南京，与蒋介石会谈，同意将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及军事权移交南京中央政府，并且决定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对于葫芦岛港及东北新铁路的建设，也交由南京中央政府管理。蒋介石决定由张学良主持华北政务，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央国防军。会谈以后，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即移归南京国民政府，北宁、四洮、长春三铁路改为国有，葫芦岛港归交通部指导。东北政务委员会的外交处处长王家桢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但东北军的改编并未实现。

1931年3月1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向东北各省派出党务指导员和特别区派遣员。26日，东北国民党党部在沈阳成立。同时，张学良又接受蒋介石的建议，积极引入美国势力。张学良在答复日本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在引进外资时，“不排除日本资本，同时也不能拒绝欧美资本。我们对欧美和日本将一视同仁，但附带说明一下，只在必要时才引进外资”⁽¹¹⁾。这年春天，呼海铁路局与美国谈妥借款1000万银元，用以建筑通往鹤岗的铁路支线，以煤矿作保证。5月又与美国谈判修筑吉林—同江铁路；6月与美方福克尔航空公司签订了建造奉天飞机工厂的协定，与福特汽车公司商谈建造汽车装配厂。美孚石油公司在沈阳设有奉天总公司，在大连、营口、沈阳、安东、哈尔滨设立分公司，业务遍及东北各地。美国还向东北提供无线电台设备，使东北基本上建成完整独立的通讯体系。美国凭借其强大经济实力，在东北影响迅速增长，1929年与1913年相比，美国向东北进口增加了十倍，出口增加了八十倍。到“九一八”事变前，美国资本已经渗入东北铁路建设、汽车运输、煤炭工业和电业等重要部门。这些，对一心要独霸东北的日本无疑形成重大挑战。

随着东北向南京中央靠拢，张学良更加积极主动抵制日本势力在东北的扩张，如实行抵制日货，在南满铁路沿线设立税卡，限制日货涌入东北内地；组织“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发起收回国权运动等。1931年5月29日，辽宁各团体召开联合大会，直接提出收回旅大、南满及安奉铁路线，撤退日本军警及日本邮电局等要求。张学良还陆续发出密令：禁止向日人出卖土地、房屋，禁止购买日货，禁止与日本合办各项事业，并通令禁止日人到东北内地旅行。在张学良采取如上措施时，南京中央也相应地作出一些姿态。1929年9月，南京方面公布日本阴谋侵夺东北及内蒙的秘密计划，即“田中奏折”，在国内外引起激烈的反响。日方虽矢口否认文件的真实性，但无法抹杀其行动与计划恰相吻合的事实。

对南京中央和张学良维护主权的举动，已经习惯攫取权益的日本认为其“危害”了日本的“权益”，密谋报复。在对满蒙计划中声称：“我国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虽得自日俄战争，而许多既得权，乃得自张作霖时代。彼张学良虽然脱离军阀根性，而牺牲其特殊政权奉还南京，以避其重大责任，此不仅高筑炮垒以自卫，且放射外交的毒瓦斯于东亚全土，意欲毒塞我日本之性命，实为空气之大杰作。如谓蒋介石奸雄可怕，则张学良对我政策之阴谋，益为可怕。”⁽¹²⁾日本进一步的侵略举动，已迫在眉睫。

二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class="reference-link">二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日本以外交手段控制东北的计谋屡遭挫败之后，即积极策划以武力侵略东北。早在1929年“中东路事件”时，日军即派出观战组，以便对东北军的作战能力作全面判断。他们认为东北军素质不良，战斗力低下，缺乏周密的计划与配合，尤其是害怕炮火的集中轰击。因此，建议对东北军作战时集中使用炮兵。1930年7月，日本关东军参谋团又到北满作侦察旅行，为在北满地区作战作准备。同年9月，关东军拟定进攻全东北的作战计划，开始全面积极备战。日本右翼军人团体及其他右翼团体、法西斯文化人，以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为代表，公开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日本以十万生灵、二十亿国帑开发出来的“圣地”，为“保护”日本在满蒙权益，日本应“不惜一战”，等等。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¹³⁾。这是“占领满蒙先行论”显著抬头的标志。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要求“预作最后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之准备”⁽¹⁴⁾。为配合发动侵略战争的步调，日本的对华外交也一反过去“平息”事态，允许在中方接受日本要求的前提下“结束”事件的做法，而改为扩大事态、寻衅滋事、制造悬案的办法以动员国内舆论，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寻找口实。

所谓“万宝山事件”及“中村大尉事件”即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万宝山事件”是指1931年5月，长春附近万宝山地区中朝农民因修建水渠引起的案件。1931年5月，该地区朝鲜移民为引伊通河水灌溉，开设一条宽九米、长十二公里的渠道，不仅侵占当地农民大量农田，而且因筑水坝，使伊通河两岸中国数千顷水田有被淹之虞。旋经长春市政筹备处与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协商达成临时议定书，决定在问题解决前停止施工。但日方于6月24日违约强行突击施工，至月底渠道、水门完成。7月1日，万宝山一带农民四百余人来到现场填平渠道。次日日方出动警察和便衣弹压，中国农民伤亡数十人，受毒刑拷打者十多人。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日本即在朝鲜进行歪曲报道，散布“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的谎言，煽动朝鲜人袭击残杀华侨。中国驻朝鲜总领事报告：“此次本馆管内被害最烈者为平壤，次仁川，次京城，次镇南浦，收容避难人数达一万三千余人。”⁽¹⁵⁾总计在一连串的暴行中华侨被害的共达779人，其中死亡146人，失踪91人，重轻伤542人。甚至对事件作出真实报道的朝鲜记者金利三也遭到日本暗杀。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日本外务省却发表声明，狡辩日本在此事件上并无国际公法上的“责任”。日本外相币原在此次事件中态度亦极强硬，他训令驻沈阳的日总领事林久治郎称：最近在东北发生的“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我方终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国方面坚持这种态度，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改变在中方所切望的法权问题的立场……倘若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今后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政府自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其结果必将产生极为重大的局面”⁽¹⁶⁾。币原训令林久治郎警告中方，必须“慎重处理”此次事件，否则“后果严重”。这是币原公开向中方发出的战争威胁。

日本的行径激起全中国人民的义愤，上海、北平、天津等地的民众集会，准备对日经济绝交。日方的蛮横态度，使蒋介石也深感愤懑，在日记中写道：“谈日本惨杀朝鲜侨胞案，为之发指。”⁽¹⁷⁾但他对各地民众团体准备对日经济绝交一事，仍然担心扩大事态，7月31日，在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批转宋子文、张群的电报时指示：“现在各地反日援侨运动办法，实有审慎将事之必要。若中央地方党政各界，步骤不能一致，势必授人以隙，徒益纠纷。况反动之徒，惟恐不乱，难保不混迹各地，鼓煽风潮。”电文要求通令各地，“如有不法行动，即应取缔，以免为反动派利用，藉安人心而防意外”⁽¹⁸⁾。据此，南京国民政府即通令全国“不得加害日本侨民”，对民众的反日活动加以限制。

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万宝山事件”的处理上采取了克制态度，但由于日本的挑衅及两国间恶感的加深，谈判期间，上海、青岛又陆续发生中日冲突事件，使中日关系更形恶化。正在此际，“中村事件”被公诸于世。

1931年6月，日本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自称日本黎明学会干事，带领日本、白俄、蒙古人各一名，到中国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26日，中村一行为中国驻军发现，被带至屯垦队三团团部，经搜查其笔记“多系记载调查将来军事上应用各项”⁽¹⁹⁾，同时还搜查到手绘地形图及关于屯垦军的兵力、武器、营房状况表册⁽²⁰⁾。团长关玉衡决定将其处决，并焚毁尸体。对中村的间谍行为，日本方面非常清楚，日本驻郑家屯领事向奉天总领事报告：“中村大尉遇难之苏鄂王府……属于奉天省政府之所谓禁止履行区域。”⁽²¹⁾为寻找扩大侵华的借口，日军百般扩大事态，于8月17日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大肆渲染“中村被害”事件，并公诸报端。对此，张学良表示将派员详加调查，如情况属实当予严惩，并将驻防当地团长关玉衡扣押，以应付日方。可是日方却借机大肆渲染中国惨杀日本侨民，煽动日人仇视中国，扬言用武力惩罚中国。20日，陆相南次郎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提出必要时采取武力解决的主张。24日，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向外务省递送了关于“中村事件”如不得解决即占领北满的意见书。关东军更是借机向日本军部提出应由关东军自己来“解决”该事件，反对通过外交交涉以谋解决，认为这一事件实为“扬军部威信于中外，回答国民期待并解决满蒙问题之绝好机会”⁽²²⁾。

对关东军的活动，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部虽然予以一定程度的抑制，确定不以该事件作为解决满蒙问题契机的方针，防止关东军借机扩大事态。但日本政府事实上已难以约束关东军的行动，其内部尤其是军部的侵华冲动也在不断高涨，因此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关东军的侵华举措。9月18日，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走访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承认中村已经被杀，希望循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然而正是这天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对中、日间形势日见紧张，日本武力吞并东北野心愈益暴露，关东军已完成临战准备的严峻形势，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并非一概不知。1931年7月，国民政府参军长贺耀组致电国民政府，提醒道：“日前中外报载，日军事参议官会议决议于南满设置常备师团，此种于我国主权极有妨碍，即于领土之完整上可谓发生绝大危险，似应由我外部提出抗议，并对世界宣传。查日本政府对满政策近有改变，征候甚多，如宇垣总督正式言明原来统治鲜满为二元制，现改为一元制等，深堪注意。”⁽²³⁾蒋介石处理“万宝山事件”时，对日本的企图大有感触，感叹日方“一面交涉，一面侵略，假交涉之谈判，为侵袭之掩护。其欺诈残酷之手段，乃人类所未有之丑技。及目的已达，乃伪让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进之侵略，吾已见其肝肺矣”⁽²⁴⁾。虽然对日方的侵略计划洞若观火，但出于国内剿共战争及应付地方实力派的需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7月23日，他通电全国强调：“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²⁵⁾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²⁶⁾与此相应，7月1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强调“此非对日作战之时”⁽²⁷⁾，嘱张克制，力避冲突。蒋介石的这一判断，对日本发动侵华事变后，国民政府从中央到地方的应付方略，都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故意炸毁沈阳附近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路轨，随后谎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攻击日军，并以此为由向沈阳发起进攻，炮轰北大营中国军队，从而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当时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总人数达30万人左右。事变发生时，张部因参加中原大战，移师关内约11万人，留在东北的部队尚有近20万人。日本方面关东军正规部队万余人，另有在乡军人约一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万余人，力量上中方完全可与日军一战⁽²⁸⁾。但是，面对日本的武装侵略，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都没有足够的抵抗决心。事变爆发前后，张学良有一系列关于不抵抗的指令，1931年7月6日，张学良电示东北政务委员会，告诫：“此时若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²⁹⁾“中村事件”发生后，他在北平致电留守东北的军政长官臧式毅、荣臻：“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³⁰⁾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据荣臻报告，张学良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³¹⁾19日，张学良发表通电，内称：“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³²⁾在日军相继占领安东、营口、长春等地，并有向哈尔滨推进消息时，张学良仍指示：“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惟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安全。”⁽³³⁾

关于东北当局当时的态度，张学良在事变后有过多次的阐述。19日，张会见记者时表示：“东北军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电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³⁴⁾20日，再次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³⁵⁾24日，在给蒋介石、王正廷的报告中，张学良更详细报告了当时的状况：“9月18日晚十时许，沈阳城北忽有轰然炸裂之声，既而枪声大作。旋据北大营我第七旅报告，乃知系日军向我兵营攻击。先是，我方以日军迭在北大营等处演习示威，行动异常，曾经通令各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当时日军突如其来，殊出意外，我军乃向官方请示办法，官方即根据前项命令，不许冲突。又以日军此举，不过寻常性质，为免除扩大事件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³⁶⁾

地方当局取不抵抗政策，中央政府态度也极软弱。9月19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务会议，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在由宁赴赣的途中，会议由戴季陶主持，决定若干应急事项：“众意对外仍采诉之国际联盟，请其主持公道，对内则亟谋全国国民及本党同志牺牲成见，一致联合，又电催介石迅即返京妥商一切。”⁽³⁷⁾20日，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决议致电粤方要求共谋团结御侮；定23日全国下半旗纪念国耻并停止娱乐一天。19、20两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两次对日提出抗议，要求日军立即退出占领区，恢复原状，并保留进一步提出正当要求之权。

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召集吴稚晖、张静江、戴季陶、邵元冲等会商处理方针，蒋对日前中央临时常会决定的若干办法表示赞同，主张对日避免扩大战争，向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签字各国申诉，求得公平的决断。同时对国内必要口岸及首都，加紧警卫，并谋求与粤方妥协。22日，蒋在南京公开发表的讲演中强调：“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³⁸⁾23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告：“政府现时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³⁹⁾

为应付内外危机，9月底，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定设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对日政策之研议机关；同时抽调部队北上助防，将讨粤及“剿共”计划，悉予停缓，并将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事诉诸国联，信赖国联公理处断。南京国民政府对和战的态度在其告学生书中说得很清楚：“宣战问题，决不能以学生之罢课与否为衡者也。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未毕，而轻于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完妥，而不敢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⁴⁰⁾就当时中国的客观环境而言，这篇书告强调的显然是不可战的一面。

当时，南京中央处理事变的基本方针为：军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依靠国联主持公道。蒋介石在次年曾明确表示：“以中国国防力量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⁴¹⁾所以，虽然南京方面的抵抗调门比之东北地方当局要高一些，但在精神实质上，南京中央政府和东北地方当局是一致的，宁、粤谈判时，顾维钧曾致电粤方为张学良解释：“度汉卿兄当时用意，无非因彼出于整齐划一之步骤，而我尚为四分五裂之国家，以一隅而当大敌，实不得不出诸慎重。此种委曲求全之苦心，兄与弟等深知，亦当为粤方诸君所能谅解。”⁽⁴²⁾顾维钧此言，相当程度上道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的心声。

由于中国方面从中央到地方都没有坚决抵抗的决心，日本发动事变后，迅速占领沈阳及其周边地区。日本军方材料记载，9月19日，日军接到报告：“已攻进奉天附近、营口和凤凰城，完全解除敌军武装……东北当局已四散逃避”，“军司令官了解到上述情况，认为如果没有接受幕僚的献策，不把事态扩展到今日这样严重的地步而一举解决满蒙问题，则将贻恨百年，徒劳后悔。”⁽⁴³⁾在这样弹冠相庆的气氛下，关东军的对华强硬和冒险政策被看作先见之明，备受推崇，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逼迫和侵略由此已经难以动摇。

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变方针" class="reference-link">三　南京国民政府的应变方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基调是不抵抗，但在日本步步紧逼和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催迫下，也不得不作出不惜一战的表示。事实上，对于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部也有不同意见。邵元冲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就提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⁴⁴⁾戴季陶、朱培德在致蒋介石电中更说到：“政府只有始终宣示和平，从国际上做工夫，然当地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⁴⁵⁾对于这样无可辩驳的声音，蒋介石无法坐视不顾。9月21日，事变后三天，蒋在答复山东刘珍年关于如日军犯烟应如何反应时，指示：“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镇静谨守之。”⁽⁴⁶⁾态度比较含混，虽有伺机而动，暂不抵抗的意思，但也要求严阵固守，不排除进行抵抗。23日，蒋介石答复熊式辉日本如在上海寻衅应如何应付时强调：“应正当防卫，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⁴⁷⁾25日，致电韩复榘指示山东方面行动方针时明确指出：“我军应在潍县多加兵力，以防日军由青岛或烟台侵入济南，我军决在潍县附近与之抗战。”⁽⁴⁸⁾10月5日，蒋再次指示上海驻军“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⁴⁹⁾。蒋的这些答复出现在其与地方军事长官的函电中，在当时情况下，应不完全是大言惑众。

蒋介石做如上表示，当然并非真已下决心与日军决一死战，主要目的还是为顺应民心，应付舆论。事变爆发后，在全国民众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潮。学生罢课、示威、游行，反对对日消极不抵抗政策，并组成请愿团前往南京。9月28日，数千学生在国民党党部外进行大规模游行，中央大学学生冲入外交部将外交部长王正廷殴至重伤，王正廷被迫于9月30日辞职。面对全国不断高涨的抗日声浪，10月12日，蒋介石公开申明：“到万不得已时，公法与公约，都不能维持的时候，也决不惜任何牺牲。”⁽⁵⁰⁾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对外宣言，指出：“日本武力占领东三省，至今已将两月，中国忍耐至今已至最后之限度。如日本继续蔑视国联保持正义之主张，不顾国际公约之尊严，而国联及各友邦无法履行其签约国神圣义务之时，中国民族为保障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华盛顿《九国条约》之尊严，及执行民族生存自卫权，虽出于任何重大牺牲，亦所不恤。”⁽⁵¹⁾会议通过决议：“授予国民政府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正当防卫手段之全权。”⁽⁵²⁾

当时，南京方面受民众尤其是学生的压力，又遭以胡汉民为首的粤方强烈攻击，不得不作出对日强硬姿态稍稍平息各方的责难。大言既出，蒋介石也不能不有所举措，11月23日，他致电张学良：“警卫军拟由平汉线北运，以驻何处为宜？中如北上将驻于石家庄，兄驻北平，则可内外兼顾，未知兄意如何？”⁽⁵³⁾随后，蒋调兵遣将，摆出一副准备北上的架势。

但是，石家庄及河北一带是张学良的地盘，东北失陷后，张氏的政治生命已全系于华北，他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所以蒋作出表态后，张学良并未响应，而当时情况下，中央军北上又必须与东北军协同，双方不能一致，出兵之议很快搁浅。事实上，蒋介石提出动议时，就未尝没有考虑到张学良的态度，出兵北上，更多的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姿态。南京国民政府的真实想法，其对手方日本人的观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日本代理驻华公使重光葵在给日本政府的电文中写道：“国民政府政策是迅速解决内乱（迅速地认真同广东方面的妥协终于实现了），以统一的力量，用‘以夷制夷’的传统政策，将此次事件诉之国际联盟（由于最近宋子文的联络，同国联关系已变密切）及主张《非战条约》的美国，用全副内外宣传力，强制促日本军撤退，尽可能与归还山东时一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同日本国缔结有关今后满洲问题的适当的协定，还有为这个目的进行谈判时，国民政府也不会参加。”⁽⁵⁴⁾

重光葵的观察堪称老辣，“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迅速确定诉诸国联的方针。9月21日，中国驻国联首席代表施肇基根据南京政府的指示，正式向国联秘书长德留蒙提出照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的罪行，并“请行政院根据《盟约》第十一条所赋与之权力，立采步骤……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款之性质与数额”⁽⁵⁵⁾。9月下旬，根据中国政府的强烈要求，国联行政会连续举行会议，讨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问题。9月30日的决议肯定日本政府关于“尽速将其军队撤回至铁路区域”⁽⁵⁶⁾的表态。但是，日方并未如其承诺的那样撤军，相反于10月初出动十二架飞机轰炸锦州。

锦州是辽西重镇，沈阳沦陷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迁移至此，是张学良、也是中国政府在东北行使治权的象征。另外，锦州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关东军的行动使英、美为之震惊，美国总统胡佛表示“对日军占领区之继续扩大，深切注意”，希望国联“在其调处中日行动之法律权限内，保持一切强制与权力”⁽⁵⁷⁾。国务卿史汀生向日本驻美大使提出质询和抗议。10月24日，国联行政会再次提出决议案，要求两国政府“不得诉于任何侵略政策或行动”，限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立即开始并顺序进行将军队撤退至铁路区域以内”⁽⁵⁸⁾。这一提案在表决中获13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但根据盟约规定，此类提案须行政院包括当事国在内全体—致通过才具法律效力，提案的约束力十分有限。

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对下一步走向尚略有不同。日本军部坚决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并准备从朝鲜调集军队增援。日本若槻内阁则主张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声明》，宣称日本“在满洲没有任何领土欲望”⁽⁵⁹⁾。但是，日军的顺利进军刺激着关东军的胃口，也使内阁的担忧和质疑变得多余。日本政府此后的所作所为更像是在国际上帮助军人顶住舆论的压力和列强可能的干预。

对国联绝对多数要求撤兵的意愿，日本方面先软后硬，最后完全置之不理，声称：“10月24日票决之决议案，既未得全体一致之接受，日本不认为有效。”⁽⁶⁰⁾就在国联提出撤兵提案当天，关东军拟定《解决满蒙问题之根本方案》，明确提出在东北要以建设“独立满蒙国家为目的”，新政府其实权操之于日本手中，并以东北四省加热河与内蒙古为领域⁽⁶¹⁾。根据此一方针，日军继续在中国制造事端，11月8日，驻天津日军策动汉奸李际春、张璧组织游民千余人发动武装暴乱，袭击市公安局、市政府及河北省政府，天津市当局宣布戒严，拘捕61人。9日，驻天津日本领事借口一名日军排长被中国士兵打死，向中方提出警告，限中国军队“退距日租界三百米突以外，我退去后，炮弹向我界轰炸，甲车向我界出动”⁽⁶²⁾。同日，张学良通电南京报告日军策划天津暴乱的经过。13日，蒋介石面见列强驻华公使，“责问其租界是否为扰乱中国之策源地而设，天津日租界与各国租界有共同负责性之条约，为何各国放任日本扰乱行动，不加干涉，是否要我中国只守一方面条约而对方不惟以条约为压迫中国之护符，且藉此为扰乱中国之张本”⁽⁶³⁾。希望列强能出面对日本政府施压，约束日军行动。26日，日军又一次袭击省、市政府及电话局等机关，并提出中国军队撤出天津，绝对取缔抗日活动等无理要求。

在天津制造事端同时，日军加紧侵占全东北的军事进攻。11月2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日站日本壮丁被征，妇孺归国，年老者均留看守。态度严重，似有袭锦模样。”⁽⁶⁴⁾26日，关东军第四混成旅团越过辽河，向锦州进犯，前锋进抵打虎山、沟帮子。对于关东军进攻锦州的企图，日本政府认为其过于冒进，担心引发国际冲突。27日，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暂时止住了关东军进一步南侵的步伐⁽⁶⁵⁾。

日军策划进攻锦州时，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顾维钧向英、美、法提出锦州“中立化”方案：驻锦州中国军队撤到山海关，日本向三国和国联保证不占领锦州，国联派军驻扎“中立区”⁽⁶⁶⁾。张学良对“锦州中立化”方案也非常感兴趣。11月底，张学良与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参事矢野真就“锦州中立化”问题举行直接交涉，张希望日军最大限度不越过原遣地点即巨流河车站，中国须留少数军队在锦县一带即中立区域内，以防止匪患，维持治安⁽⁶⁷⁾。但日本陆军中央部和关东军对“锦州中立区”方案并不满足，而是极力欲将锦州攘入自己手中，英、美、法三国也不愿直接介入调停，“对担保一层均不允可”⁽⁶⁸⁾。中立区提议同时引起中国人民的激烈谴责，在舆论强大压力下，12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决议：东三省事件应积极进行于国联切实保证之下解决；锦州问题如无中立国团体切实保证，不划缓冲地带，如日军进攻，应积极抵抗；天津与日租界毗连之处如有中立国切实保证，得划临时缓冲地带以避免冲突⁽⁶⁹⁾。4日，南京国民政府电请国联取消“中立区”计划。7日，国联行政院放弃这一设想。

由于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以五人组织之，就地研究任何情形影响国际关系而有扰乱中日两国和平或和平所维系之谅解之虞者”⁽⁷⁰⁾。该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审查中、日之间的争议及考虑中日争议之可能解决办法。1932年1月21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五个国家的代表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顾维钧以中国代表处处长资格参加，于能模作为国际联合会调查委员会中国代表处专门委员身份参加，日方参加委员为曾任驻沈阳总领事的吉田伊三郎。由于决议一开始就规定：“该委员会对于任何一方之军事办法，无干涉之权。”⁽⁷¹⁾所以调查团对于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实际无法起到阻遏作用。

在国联根本无力制止日本，而关东军又得寸进尺，逼迫无度状况下，中国政府和东北地方长官仍旧态度暧昧。虽然知道依赖国联难以有成，但又没有与日本决一雌雄的决心，只能以国联为幌子，继续维持“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的态度，寄希望于“公理之裁决”。力图维持不战不和局面，拖过此一危机。

12月15日，尽管用尽心机，蒋介石还是没有逃脱众多的攻击，被迫辞职下野。在他辞职前，12月11日，日本政局发生变化，若槻内阁总辞职。13日，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阁。犬养毅任命强硬派的荒木贞夫为陆相，受到鼓舞的关东军策划以“剿匪”为名再次进攻锦州。18日，关东军司令部确定《为反攻锦州向大凌河畔进军的要点》和《进攻锦州附近敌阵地的内定计划》，日军攻锦一触即发。

锦州是中国在东北行使主权的象征，南京国民政府对锦州的得失不能不予以重视。11月25日，顾维钧致电张学良，指出：“弟意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图保守”；“顷见蒋主席熟商，亦如此主张。”⁽⁷²⁾同日南京国民政府致电张学良，强调：“对于日本攻锦州，应尽力之所及积极抵抗。”30日再电张学良严厉指出：“日军攻锦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职责，否则外启友邦之轻视，内招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愈陷绝境，将何辞自解？”“望该主任深体政府之意，激励将士，为国牺牲，是为至要。”⁽⁷³⁾蒋介石下野前也致电张学良，要求“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⁷⁴⁾。全国人民要求保卫锦州的呼声更为强烈，学生罢课、集会、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情绪激昂，据顾维钧报告：“北平学生示威团到部，捣毁颇剧，嗣赴中央党部示威，由蔡孑民、陈真如出见，均被殴受伤。陈晕倒地，蔡被劫去。幸由士兵开空枪示威，学生溃散，方始救回。”⁽⁷⁵⁾

张学良以得不到南京方面切实援助为由，拒绝固守锦州。早在12月8日，顾维钧在致张学良电报中就提到：“吾兄所提抽调驻锦军队一部分入关一节，请万勿实行。”⁽⁷⁶⁾可见，张此时对守锦已无决心。18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向陆军部报告：“锦州的东北军一旦果真遭受关东军攻击，似有轻轻一战后即撤至关内之意图。”⁽⁷⁷⁾日方的这一报告绝非空穴来风。21日，张学良电令于学忠：“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⁷⁸⁾25日电呈国民政府认为：“我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无论如何振奋，亦必无侥幸之理。”悲观恐日心理暴露无遗。同时，张学良在电中强调“枪炮弹药，极感缺乏”，要求“火速饬拨现款百万元”、“速拨枪弹某口径者一千六百万发，某口径者八百万粒”、各种炮弹四十五万发、步枪一万枝，而且“所有弹款，务请于一星期内发到”，“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纵使殚竭愚诚，亦必无济于事”⁽⁷⁹⁾。

12月26日，张学良再电南京国民政府称：“日本在天津现已集结大军，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关于此节，尤须预筹应付策略；否则空言固守，实际有所难为。”⁽⁸⁰⁾张学良此时的真实想法，在其致吴稚晖函中隐约有所透露：“国家之情势如此，国家之实力又如此，胡敢再以救国之故而重其误。”⁽⁸¹⁾所谓“重其误”，是指他前一年在中原大战中入关助蒋，以致东北实力空虚，给日本人以可乘之机。言下之意，此时再集中兵力守锦可能重蹈“九·一八”覆辙，使日本人在华北生事，所以他声称：“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但事关全国，深恐无补艰危。且善后问题，不可不预加筹计。”⁽⁸²⁾除此之外，导致其对自身、对南京国民政府如此没有信心的另一重要原因则应为“中东路事件”。“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在苏联攻势下的溃退及南京中央政府的无所作为或无法作为，对张学良不能不形成深刻的印象和刺激。

出于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张学良实际放弃了在锦州的抵抗。与此同时，蒋介石下野后新组成的南京中央政府表面上虽一再督促张学良严守锦州，实际却与日方派出的使者秘密接触，谈判东北命运。犬养毅上台后，派其友人萱野长知为密使，赴中国与南京政府接触，先后与司法院副院长居正及行政院院长孙科会谈，并达成初步协议。12月24日，在与孙科会谈后，萱野致电犬养毅报告双方协商结果：“中国政府为解决满洲问题特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居正为主席，许崇智、陈中孚、朱霁青、傅汝霖等人为委员……委员会任务是改组东北各省的行政组织，整理行政事项，维持秩序，查办张学良（已和张学良的部分手下取得联系）……解决中日两国间的所有悬案。所有事务将委托居正一人全权处理……发表以上各委员的任命时，中日双方即应立刻维持现状，居正到任以后，中日立即商订日本撤兵等事宜。”⁽⁸³⁾这一协议中方未坚持以日方撤兵为谈判条件，而且事实上把张学良排斥在解决东北问题之外，证明南京政府对锦州得失并不十分在意。即使如此，当日本军方得知犬养毅和中方秘密接触，仍然予以强烈反对，迫使犬养毅中断了和中方的接触。

12月28日，日军集中第二师团、第二十师团一个混成旅团渡过辽河攻击锦州。同日，荣臻至北平面见张学良后返锦，下令各军撤退。次日，锦州一带驻军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枪弹缺乏、后援不继为由，向关内撤退，只留黄显声、熊正平率公安骑兵三个总队维持锦州一带治安。1月3日，日军进占锦州，东北全境基本被日军侵占。

日军对锦州的觊觎，由于中国方面放弃有力抵抗，再次轻易获得成功。张学良在日军进迫锦州时，一再强调双方实力的差距，其实这并不能成为有力的理由。当时，东北方面在黑龙江省拥有正规军1.5万人，准军事部队1.8万人；吉林五万多部队由于熙洽率部投降，实力大损，但尚留有部分反日力量；退守锦州的辽宁部队是东北军的主力，尚有十余万人。相比之下，日军加上违令增援的朝鲜军在东北总兵力也只有五万余人，这些部队要控制辽、吉两省已占领的广大地区，还要对付黑龙江的马占山部队，可以抽调用来对付锦州的部队实属有限。同时日军对东北用兵在国际上引起很大不安，日军既须在北边对苏联保持警戒，还要照顾英、美的反应，关东军内部对是否进攻锦州扩大事态也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日军在东北事实上并不是毫无顾忌。正是由于中国方面的妥协退让，使关东军的冒险行为再次得逞，也进一步刺激了侵略者的扩张野心。有回忆谈到，当时王以哲曾痛切指出：“如果九一八之夜，我们坚决抵抗，事情就不是这样的结局，敌人的野心可能遭到遏止。我们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真是有口难辩呀！”⁽⁸⁴⁾这样的反省，痛切且切中要害。

四　东北军民的抵抗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class="reference-link">四　东北军民的抵抗与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

日本对东北的武装侵略，激起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除工人罢工、市民逃避以及知识界、工商界、银行界、宗教界等拒绝与其合作外，主要还有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东北义勇军（群众自发的武装）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后，东北军基本上执行了不抵抗政策，但局部的抵抗时有发生：1931年11月，日军进犯黑龙江，马占山率部抵抗，歼敌一个步兵联队和一个骑兵队，是为轰动全国的“嫩江桥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黑龙江一带和苏联利益密切相关，日本不愿因此冒与苏联冲突的风险，对在黑龙江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态度谨慎。关东军为达到占领黑龙江的目的，避开哈尔滨，用汉奸部队打头阵，沿洮昂铁路向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进攻。

10月10日，北京张学良电令黑河镇守使、步兵第三旅长兼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东北边防驻江省副司令官、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和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谢珂等积极布置军事防务，准备迎击日军进攻。13日，投靠日本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派伪军三个团为先锋，由通辽经洮昂路向齐齐哈尔进犯，遭守军痛击，双方隔嫩江对峙。齐齐哈尔位于松辽平原，嫩江是其天然屏障。为阻止伪军过江，马占山军拆毁嫩江铁路桥。关东军以洮昂铁路系满铁所建，破坏铁路桥侵害日本财产为由，开始走上前台。

为避免与苏联发生冲突，日本向北进攻急需取得苏联不干涉的承诺。10月28日，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奉命向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询问苏方是否向马占山部派遣教官，提供武器，以及是否打算向中东铁路派出军队。29日，苏联政府致函日本政府，否认向包括马占山部在内的中国东北各支军队提供援助。11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与广田见面时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一贯实行严格的和平与平等关系的政策。它重视维护和巩固与日本现存的关系，对各国间的冲突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它期待日本政府努力维护现存的两国关系，并在自己的行动和命令中应考虑不要破坏苏联的利益。”⁽⁸⁵⁾苏方的明确表态，使日方打消了对苏方干涉的顾虑。与此同时，英、美国家私下里希望日军北进，由其充当远东的反苏堡垒，对日本向北进兵装聋作哑。11月4日始，日军调集嫩江支队、第十六联队第七中队、工兵第七中队“变服华装”⁽⁸⁶⁾，与张海鹏军等数千人，向嫩江桥守军阵地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痛击来犯之敌，多次打退日军的进攻。日方材料显示，日军战死167人，伤六百余人，张海鹏伪军被歼七百余人。

日军进攻失利后，数次要求马占山下野并撤出齐齐哈尔，均遭严拒，马通电全国表示：“大敌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⁸⁷⁾在整个东北不抵抗的大背景下，马占山的对日抵抗起到了振奋人心的作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国民党四全大会通过提案，“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令张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⁸⁸⁾。

11月16日，日军参谋本部下达“可暂时进入齐齐哈尔”的命令。次日，关东军调集全部增援部队约八千人，在数架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以洮昂铁路为中心的黑龙江防御阵地发起全线进攻。在日军猛烈攻击面前，守军官兵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竭力抵抗，连续打退日军的十多次进攻，守军亦付出沉重代价。战斗持续到18日下午，守军已弹尽粮绝，伤亡过半，日军以坦克重炮“猛攻急扑，以致全阵动摇，几不能支，幸我军心振奋，以一当百，尚在支持期间，彼军骑兵，更复四出扰乱，同时并以飞机两架，飞至省垣猛炸”⁽⁸⁹⁾，守军势穷力竭。19日，马占山下达总退却令，收拢残部退至齐齐哈尔，而后向海伦、拜泉、克山一带撤退。

攻占齐齐哈尔后，哈尔滨成为日军下一攻击目标。哈尔滨是东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也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日方对进军哈尔滨态度更加谨慎。日本方面与苏方频繁接触，苏方重申实行“不干涉政策”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对此，日外务大臣后来不无感激地谈到：“满洲事变当初，苏联政府虽标榜中立与不干涉方针，却同意由中东路运输日本军队，在呼伦贝尔事件时，对救援日本居留民作出了巨大援助。更有甚者，苏联政府鉴于事变之进展，于昭和六年末向我提议缔结互不侵犯条约。”⁽⁹⁰⁾1932年1月28日，在确知苏联态度后，日本参谋本部批准关东军向哈尔滨出兵。日军两个旅团随即向哈尔滨进攻，2月2日，迫近哈尔滨近郊。依兰镇守使、步兵第二十四旅旅长李杜联络丁超等成立吉林自卫军，展开哈尔滨保卫战，“抗战极烈”⁽⁹¹⁾。5日，在日军强攻下，自卫军损失严重，防地相继失守，被迫撤离哈尔滨，退往宾县、巴彦一带，哈尔滨被日军占领。不久，在宾县、海伦的吉林、黑龙江两省政府消亡。张景惠与熙洽等组织东北政务委员会，公开降日。短短四个多月内，日军侵占中国从山海关至黑龙江总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外敌入侵，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坚持执行对外妥协政策，这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有重要关联。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⁹²⁾。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⁹³⁾1932年1月11日，下野后退居奉化老家的蒋介石借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会上演讲的名义，发表《东北问题与抗日方针》一文，系统阐述了其事变以来所持的退让政策，宣称中国尚无实力可与日本一战，提出“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为“今日我国外交惟一之途径”，“四不政策”，实际成为此后数年蒋介石与日本周旋的基本方针。

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蒋介石的表态反映了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当日本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迫切时，蒋介石对立即奋起攘外缺乏信心，而将现实的政策重心集中到安内上。作出这一选择，其所持理由主要有二：一是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强调中国由于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军事上也毫无准备，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在国内没有安定统一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⁹⁴⁾。因此，大规模的攘外有待国力的充实和内部的安定。由此引申，蒋的第二点理由是强调大规模的攘外须待最后关头的来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对攘外就有所谓最后关头的说明。1931年9月，蒋谈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⁹⁵⁾1932年底，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于今于此，虽决心牺牲一切只求保全本党，维持政府，以为救国之道。然非至最后，得到相当价值，于党国确有保存把握，则不作无益之牺牲也。今日谋国之道，外交固为重要，然内政不固，则外交难言。而内政又非巩固基本地区与强固基本军队不可。故以后未至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以顾其他。”⁽⁹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较明确的意识和较清醒的判断，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知道，和日本侵略者最后摊牌终究无法避免。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基点，毕竟立足于先安内。蒋虽屡屡以“最后关头”为辞，表明并宣泄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愤怒和抵抗情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⁹⁷⁾抵抗是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现实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协。抵抗的未来目标和妥协的现实道路在这里悄然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关头”既是他在日本压迫威胁其整个生存时，将不惜牺牲、全力一战真实想法的体现；又是他退避锋芒、忍耐求和，借以拖延摊牌时间的策略。

总体看，“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是中心，妥协是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攘外必先安内”的判断和“最后关头”的提法，两者的结合点即要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有妥协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