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东北的国共美苏四方关系"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东北的国共美苏四方关系

一　三国四方的纠葛"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三国四方的纠葛

战后东北问题不仅仅是国共之争，而且是美苏两强解决战后世界问题的雅尔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和当时的国际形势以及美、苏两强的角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一段时间内，东北成为国共、美、苏三国四方之间互为联系互相争夺的大舞台。

国共东北之争离不开美苏之争的大背景。雅尔塔会议时期的美苏妥协气氛决定了有关东北的战后安排。自罗斯福逝世后，美国政界对其与苏妥协的政策颇有微词，美苏关系开始变冷。及至战后，两大国间的合作因为缺少了共同的敌人而失去了当初的动力，利益与意识形态的差别开始凸显出来，冷战的阴云在凝聚。无论是美苏妥协还是美苏冲突，对他国尤其是弱国的影响都非同寻常，国际政治的冷酷是毫不留情的。雅尔塔会议后，国民党利用美苏的妥协，争取了两强对自己的支持，而面对战后的美苏矛盾，国民党在拉住美国的同时必然失去苏联，由于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失败便在情理之中了。

中苏条约签订后，苏联起初对国民党表示了友善态度，表现之一是苏联对国共谈判的支持，国民党也因而对顺利接收东北持有信心。然而时间不长，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美国独占日本，排斥苏联，使苏联很不满意。接着在9月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伦敦会议上，美苏在管制日本的问题上发生争执，会议不欢而散。在此背景下，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接着国民党提出由美舰运输军队在大连登陆的计划，自然使苏联猜疑美国是否企图插手东北，因而坚决反对。马林诺夫斯基在其后与熊式辉的会谈中也一再提及美军舰运输问题。国民党决策者很快体会到其中的奥妙，王世杰认为苏联的态度“半因中共问题，半因美苏既渐不睦，而我运军赴大连将用美舰也”⁽⁷⁹⁾。张嘉璈认为这是苏联“对于我方借助美国力量运送军队入东北之不满，更显见苏联不愿见美国势力侵入东北”⁽⁸⁰⁾。其后，王世杰便对苏联强调这是“因中国缺乏运输工具，故所用运输船舶及侦察飞机系借自盟邦美国。惟登陆军队则纯为中国军队”，请苏方不要“误会”⁽⁸¹⁾。王的话当为实情，当时国民党要求美国帮助运送军队去东北，恐怕并没有与苏联为难之意，但是美苏矛盾最终使国民党的东北登陆计划成为泡影，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也。难怪王世杰以后感叹，“想不到国际局势变化如此快，美苏僵化如此快，美苏关系使得我们更增加许多困难，使我们交涉丝毫不能得第三者协助”⁽⁸²⁾。

随着国民党在东北接收的失利，其党内对美苏矛盾影响及于中国的事实有了更深的认识。11月5日、6日、9日，主持东北接收的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三人先后致函蒋介石，报告情况，提出看法。三人均认为“东北局势之变化，系受美苏关系及中央与共党冲突之影响，苏方恐我国军队进入东三省后，将支持美国在东北之利益，甚至未来战争中，我军有被美国所用之可能，故不愿我国大军开入东北”。苏方之目的为：“1．东北今后成立之政权，不能有与苏联不友好之意旨与行动。2．阻止美国染指东北，断绝中国以夷制夷之观念。3．使中央不能在关外有雄厚之武力，至少使八路军可在关外立足。”⁽⁸³⁾这样的分析大体符合当时的实情，然而如果照这样的逻辑推理，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便要走联苏疏美甚而反美之路，这无异于要国民党脱离其执政二十年的基本轨道，在当时是完全不可能的。

国民党虽然认识到东北问题受到美苏矛盾的影响，但在处理上，则沿袭了以往的一贯作法，首先求助于美国，也就是苏联极其不满的“以夷制夷”。国民党这样做有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的基础。就历史而言，美国对东北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在本世纪初，美国便极力想打入东北这块俄、日两国的传统领地。就现实而言，雅尔塔会议期间，为了让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虽然在东北问题上对苏妥协，同意了苏联的一系列要求。然而这并不表明美国就此甘心让苏联独占东北。中苏条约谈判期间，美国密切关注着谈判的进程，并在东北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战后，东北问题更成为美国考虑对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美国的帮助，国民党军队才得以在东北各港登陆无望时，以秦皇岛作为接收东北的前进基地。东北接收不利之后，国民党早先对苏的乐观估计不复存在，遂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国民党首先通知了美国，11月17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称：苏联“对于中苏协定之条文与精神，则故意蔑视，对于中国方面实现该协定之种种努力，在在予以阻挠”，“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窃意此种局势，需待中美双方之积极的与协调的动作，以防止其继续恶化”。22日蒋又致函杜鲁门，告以“余之决心为立即撤退业已前往满洲之中央官员，并延缓进入该有争议之地区”，蒋在函中提出增运五个军赴华北，“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⁸⁴⁾。蒋还要王世杰随时将中苏交涉情况报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以便其贡献意见。其后，驻美大使魏道明又当面对杜鲁门表示：“东北问题不能视为中国问题，乃系整个世界问题之一面，自伦敦会议后，形势急转，此显为苏联对于国际僵局之反应，亦实为角斗之开端……望美国尽量与吾人可能之协助。”⁽⁸⁵⁾国民党的意图很明显，将东北问题适度国际化，利用战后美苏的矛盾，以美国的战略利益打动美国，然后拉美国下水，压苏联让步。

国民党的期望没有能够完全实现。美国确实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不满，但战后美苏矛盾一时尚未发展到你死我活的程度，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就只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东北这样关系苏联切身利害的问题上，美国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为了国民党与苏联彻底翻脸。说到底，国民党只能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棋子，它不太可能使美国完全听从自己的调遣。美国对东北的政策是，保持对苏联的压力，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行动，但不直接卷入，这也符合美国对战后中国的基本政策。因此，美国在得知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之后，杜鲁门虽对“苏联此种态度，甚为失望”，对国民党的求援“频表同情”，并称将与其“密切合作，妥商办法”⁽⁸⁶⁾，但除了派遣美国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去东北一事外，并未见有对苏强硬的表示，对国民党而言，这多少有些口惠而实不至。

国民党接收东北受挫，而中共在东北最初的发展则得到了苏联的支持。中共部队初入东北之时，苏联方面并未认可⁽⁸⁷⁾，为了照顾苏联的立场，中共指示所有进入东北的部队“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不要勉强与红军作正式的接洽与联络，亦不要请求红军给我帮助”⁽⁸⁸⁾。但是这种状况很快发生了变化。9月中旬，苏军代表到延安，随后中共东北局在沈阳成立，延安、沈阳、莫斯科之间在东北问题上从此建立起密切的热线联系。

中共东北局到沈阳后，与苏军建立了经常联系，苏军由驻沈第六坦克集团军司令克拉夫钦科和该军军委委员杜曼宁出面，东北局则由彭真牵头，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参谋长伍修权参加。据伍修权回忆，他在沈阳“一开始就从事着大量紧张而复杂的外交活动，即与苏联红军驻沈阳指挥机关的联系”⁽⁸⁹⁾。这种联系随着苏联全盘外交战略的变化而时紧时松，时起时伏，总体而言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还是利大于弊。陈云在回顾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时认为，中共夺取东北的胜利，第一个原因就是苏军出兵东北，“为我们的大部队能抢在国民党前面迅速进入这个地区，为改善我们的装备，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那时，苏联党对我们的力量估计不足，并有雅尔塔协定的约束，但他们还是尽力帮助我们的”⁽⁹⁰⁾。这样的看法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实际的。

苏联对中共初入东北的帮助体现在提供了部分武器装备，并让中共接收了若干省市的政权。据曾克林回忆，他的部队接收了大量工厂和军用仓库，包括全国闻名的沈阳兵工厂和关东军最大的苏家屯仓库，仅在苏家屯仓库，就用了三天时间，拉出了步枪2万支，机关枪1000挺，各种炮150门，其后还给山东送去了500万发弹药⁽⁹¹⁾。但据黄克诚回忆，他的部队到东北后，既未得到接收物资，也无后勤供应，“部队的给养相当困难”⁽⁹²⁾。有一个统计称，仅长春一地，在三个月内，就接收了步枪6万支，机关枪2800挺，弹药1200万发⁽⁹³⁾。比较权威的数字当来自中共中央方面，陈云和高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苏对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枪十万，炮三百）”，而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中提及“枪接收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⁹⁴⁾。据国民党情报估计，苏联给中共的武器“以轻武器及少数火炮为主”，重武器则大部运回国内⁽⁹⁵⁾。看来，十余万支枪的轻武器与实情还是大体相符的。在政权方面，由于苏联的默许，从9月到11月，中共先后成立了滨江、奉天、安东、辽北、黑龙江、合江、嫩江省政府和大连、哈尔滨市政府，控制了东北近一半的县份，并以各省市县政府作为公开的号召机关，同国民党争夺。在苏军占领下的城市，中共通过城市警察或保安部门实际控制着城市行政权。以中共东北局为领导中心，各省市县委员会为工作支柱，出关及新发展部队为武装手段，中共已在东北初步建立了自上而下一套相当完整的党政军体系，而此时国民党除了在长春有一个足不出都门的行营外，在东北疆域内尚无多少武力，更不要说行政架构了。

国民党按计划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并公告中外后，苏联感到了一定的压力，毕竟它还要顾忌条约的国际义务和苏美两强间的复杂关系。熊式辉曾对手下人说：这次总撤退，是委员长在外交上的一张王牌，是给苏联一种外交上的压力，以便于为今后接收开辟途径⁽⁹⁶⁾。果然，苏联立即对国民党作出了一些缓和姿态。11月17日，苏联驻华大使照会外交部，称苏军“对于中国政府将予应有之协助”，对于中共部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在空运部队等问题上也有松动，并表示如中方需要，苏军可延缓撤退一至二个月⁽⁹⁷⁾。同日，长春苏军代表两次约见留在长春、负责与苏军联络工作的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称苏军将协助中国政府建立政权，取缔反政府活动，禁止反政府宣传，长春可即行接收。其后，马林诺夫斯基又在长春向张嘉璈表示“苏方绝对遵守中苏条约”，政治情况“一定即能好转”⁽⁹⁸⁾。国民党在随后提交的接收计划中，要求苏方保证长春和沈阳空运的安全，协助利用铁路和港口运兵，给予接收人员以物质协助等，苏方虽予同意，但对关键的运兵要求则表示“实无可能协助”⁽⁹⁹⁾。与此同时，苏联也相应改变了对中共的策略，要求中共撤出中长、北宁铁路沿线及东北各大城市。国共双方争夺东北的斗争暂时从军事移到了政治。

东北行营撤退之后，对下一步怎么走，国民党内认识不一。蒋介石召集有关人员多次讨论，王世杰主张重订接收计划，部分军方将领主战，徐永昌仍主中止交涉，但“终无结果”。其实，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关键在于苏联的态度，身处东北交涉第一线的张嘉璈与蒋经国看得最清楚。蒋经国在11月6日给他父亲的信中说：“苏方对我国如不能谅解，则东北不但今日，即今后亦不得安定。盖苏联对于所谓道义感情，并不重视，所要求者，乃现时之利益也。”⁽¹⁰⁰⁾张嘉璈也认为，“苏方有一图样在其胸中”，既不会“负破坏中苏协定之恶名，亦决不因行营撤退而变更其原定计划”，因此“与苏方须得一精神上之谅解，否则种种交涉均是枝节”⁽¹⁰¹⁾。因为苏联不会容忍东北成为对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雅尔塔协议已充分表明了苏联的意图，而国民党的历史及其美国背景，不能不使苏联心怀疑虑，对国民党接收东北有所阻挠便顺理成章。苏联的态度又直接决定了对国共两党何方更为有利。因此，当时如果要使东北局势出现对国民党有利的转圜可能性，在于前述国民党提出的解决方案中第一案与第三案的结合，即尽最大的努力以外交妥协求得苏联可能的谅解，同时以现有军队控制要点，继以增援作战略展开，不能说如此可操胜算，但至少不失主动性与进攻性。

然而，国民党处理东北问题的麻烦在于，如何寻求外交与内政间的平衡。它既要遏制中共的发展，又不能因为过分地对苏妥协而引起非议；内心里它倾向于党派利益，明面上又不能不维护国家主权。它始终未能在这两者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东北行营撤退前，蒋介石曾经对蒋经国交待四点，作为对苏让步的底牌：1．国方只接收行政，不建立强大武力；2．空运部队以维持治安为度；3．东北可实行县自治，组织民选政府；4．东北经济与苏联合作。这实际是使东北在某种程度上的中立化。然而蒋可能心有不甘，因此又交待说：“以上四项，实为不得已之所为，如当地情形以为尚可尝试，不妨为之。”这又表明蒋并无真正照此办理的决心⁽¹⁰²⁾。所以，除了经济合作一事由张嘉璈与苏方谈判而无结果外，其他几点似未见向苏方正式提出。张嘉璈认为，这几条可“在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予苏方以定心丸，祛除其对于国府之猜疑，在此轮廓之中，吾外交当局如能灵活运用，未始不可有一转机”，再照此“开诚与苏方说明，或较撤退行营为更有效”，并为此事的不遂行而遗憾⁽¹⁰³⁾。蒋经国在交涉不利时向他父亲建议：“除中央方面在外交、内政上设法转变局势外，对于接收以及进兵各事更应作积极之布置”，并认为“大问题之处理，既不可意气用事，亦不可专讲面子，而必须走一步是一步，争一点是一点也”⁽¹⁰⁴⁾。但国民党既未在外交与内政的平衡上作出新努力，也未在两者之间作一取舍，其转圜的可能性也就在自己的无所作为中消失于无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蒋介石此时考虑首先解决华北中共问题。他对参加重庆复员整军会议的高级将领专门解释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现在苏联不负责任，借口登陆的地点为共匪占领，给我们以种种的阻碍，因此我们军队入境，事实上非常困难。而且我们即令将这五个军开入了东北，仍不能确实掌握地方，东北的主权仍然不得完整，一切接收都不能进行，建设更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宁可将东北问题暂时搁置，留待将来解决。我决定将东北行营移驻山海关，而以原来准备开入东北的五个军，加入华北方面，首先来肃清华北方面的土匪，先安关内，再图关外。这种由近及远的政策，我想一定不会错误的。否则，如果我们舍近而图远，不先除腹心之患，以求华北的安定，而孤军深入东北，则东北名存而实亡，同时华北方面土匪的力量，必将一天天的膨胀，清剿的时间就更须延长了。”⁽¹⁰⁵⁾蒋介石的考虑自然有他的道理，但从以后形势的发展看，搁置东北问题的结果，不仅失去了争夺东北的有利时机，而且因为军事力量和舆论环境的因素，国民党在华北同样无大作为。

东北行营撤离长春后，国民党中央对东北问题态度消极，只有张嘉璈和蒋经国还在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做着对苏外交的努力。12月5日，张嘉璈与蒋经国返回长春后和马林诺夫斯基首次会谈，苏方对解除非政府武装和非中央政权、组织地方团队及空运等事作出了承诺，“并声明其已得莫斯科训令，必须设法切实执行”⁽¹⁰⁶⁾，但实际还是诺而不行。为了打开僵局，使国民党能够顺利接收，张嘉璈返长前，于11月30日在重庆会见董必武，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为此他表示可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停战。中共对此表示了积极态度，告张可就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沈阳问题进行协商⁽¹⁰⁷⁾。张又以此作为筹码，在长春请马林诺夫斯基劝中共退出铁路线。但如此一来无异于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是蒋介石此时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蒋一直坚持东北只有主权问题而无中共问题）。何况张此举事先并未与蒋通气，在张是为国民党着想，体念蒋“关怀东北日夜焦思，故不惮出位之嫌”，在蒋却以为张“不识政治情形”，擅作主张，因此蒋得知此事后甚为恼怒。他不仅电告张“在东北尤其对苏方切不可再提董必武与共党有关事宜”，而且要熊式辉告张，“毋与董必武商谈共军事，尤不可向苏方言之。关于共党问题，中央有人负责与之谈判也”⁽¹⁰⁸⁾。张嘉璈毕竟不是国民党的决策人物，在党内的影响有限，对国共政治关系更缺乏深入认识，不可能成为解决东北问题的恰当人选。此后，张嘉璈主要就中苏经济合作问题在长春与苏方谈判（见后述），而蒋经国则出任访苏并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艰难使命。

当初行营撤退前，熊式辉等都有请蒋介石与斯大林直接交涉的建议，苏方也向蒋发出过访苏邀请，蒋虽未接受，不过他有意让蒋经国赴苏一行，既代表自己与斯大林沟通，或许还不无锻炼小蒋之意。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蒋经国代表蒋介石表示，中苏关系应该加强，如果双方彼此完全谅解，苏中关系就一定能够加强。他向斯大林重复了蒋介石一贯的主张，即中共军队和共区政权应服从中央统一指挥，在此基础上，中共可以参加政府，他还请斯大林劝告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斯大林则反复表示，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支持国民政府，但中共并不听从苏联的指挥，他也不知道中共的情况如何，苏联不能为中共的行为负责，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中共。双方还讨论了东北、新疆、中美关系和对日处理问题。斯大林坚持苏联有权获得东北的战利品，对国民党的反苏言论表示不满，蒋经国则向斯大林保证中国决不反苏。当蒋经国问斯大林，苏联可以为中国的统一作些什么时，斯大林回答，需要同中共谈判，了解他们有何要求，双方都应该作出让步，比如实行选举制度。可以说，除了重复支持国民政府的外交辞令以外，斯大林没有对国民党作出任何令其满意的切实的承诺，尤其是在中共问题上，按斯大林的说法，似乎苏联与中共已经毫无关系，令国民党想寻求苏联的支持亦不可得，蒋经国此行一无所获⁽¹⁰⁹⁾。

国民党的外交努力未取得应有的成果，但它在两个方面与苏联达成了协议，其一是苏联同意延期撤军，其二是苏联同意国民政府行政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

东北行营自长春撤退后，苏联为了不在外交上给国民党留下口实，主动提出延期撤军事，同时还企图借此尽可能掠夺东北资源、压国民党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上让步。国民党本来是反对苏军缓撤的，在熊式辉赴东北接收之前，曾提出“恐苏军撤退期届，而我尚无军队到东北接防，致为共产党军队所乘，不如责苏军缓撤”。但王世杰认为，“苏军如有意扶植共军，则彼多留一日，结果将更坏一日”，蒋介石因而决定“在任何情形之下，不请其缓撤”⁽¹¹⁰⁾。然而此时国民党改变初衷，实因其以为有苏军在，苏联顾虑国际反映，总会对中共有所约束，可为自己增兵赢得时间，一旦苏军立即撤离，在当时情况下，东北势必完全落入中共手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快达成了协议，11月底，决定苏军延期一个月撤离，12月底，又将苏军撤离时间定为次年的2月1日。此事表面上对国民党有利，它因此在苏军保护下接收了东北若干城市，但实际上，苏联在东北的存在，首先束缚的是国民党的手脚。中共认为，“苏军延长住满时间，对我在满多有一些时间进行工作，是有利的”。这对国民党真具有讽刺意味，如果它知道自己的对手也希望苏联延期撤军，不知该作何感想⁽¹¹¹⁾。

苏军在延期撤离的同时，同意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若干城市与省份的行政权力。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内许多人对无军队随行的行政接收并不热心，加上苏联此时提出经济合作问题，更使蒋认为“应一本行营撤退之方针进行，以免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¹¹²⁾。直到12月下旬，国民党才决定先行接收若干省市。因此，国民政府接收人员于12月22日接收长春，26日接收沈阳，1946年1月1日接收哈尔滨（12日接收松江省），8日接收辽北省和四平市，24日接收嫩江省和齐齐哈尔市。此后因为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停滞，苏联为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行政接收再度停顿，原定接收的黑龙江和合江两省及若干城市未能如期接收。而在已接收省市中，因为只有若干保安部队随行，在中共部队已经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的情况下，国民党接收人员大都坐困省城，根本无法真正展开工作。辽北省总共任命了三个县长，“其他各县县长均无法到任”，“对于各项政务之推行均感棘手，处境之艰难当可想见”⁽¹¹³⁾。如张嘉璈所言，“因无充分武力，处处为八路军所阻碍”，“因此目下在各地接收政权，等于虚饰”⁽¹¹⁴⁾。此时苏联还同意国民党可空运部队至东北，但蒋介石因对苏联不放心，没有同意空运计划，以至马林诺夫斯基在长春对张嘉璈冷嘲热讽，称“贵方何以有二十余架飞机来长接撤退人员，而不将军队运来？”“吾人等待中国军甚久，不悉何故乃迟迟不来”⁽¹¹⁵⁾。然蒋介石坚持己见，即军队只能尾随苏军的撤退行动，不能超越苏军防线，因此国民党军除了在1946年1月中旬派二个师进驻沈阳附近的新民和铁西区外，其余部队始终控置于锦州一线不动。不过无论如何，由于苏联延期撤军并同意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省市，双方对外都算是有了交待。

就在国民党与苏联继续交涉东北接收问题的同时，中共也在积极进行争夺东北的预定计划。东北行营撤退的消息公开后，中共认为：这是“由于我党在满洲的发展，蒋军不能顺利进入满洲，国民党在满洲的接收工作不能顺利开展，美、蒋在满洲问题上已对苏联采取了外交攻势。……最近苏军态度变化，暂缓撤退，当亦为此种情况之反映。国民党现在是抓住中、苏条约，使苏联不能在满洲现在的情况之下脱身。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¹¹⁶⁾。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其高明之处在于，其一，中共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较国民党准确，认为美苏两强之争，并不能完全决定各国内部政治的运行轨道，因而中共可以在东北独立发展而不必顾虑美苏的干涉；其二，中共认为苏联是决定东北命运的关键力量，主要作苏联的工作，并扩大苏联与国民党的矛盾；其三，中共与苏联对形势的看法毕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苏联与中共之间虽也有矛盾，但如在国共之间作一抉择的话，苏联恐怕还是宁要共而拒国，何况中共非执政党，对许多问题的处理较国民党具有相对大的自由度。因此，在国共关于东北问题的角力中，11月间东北形势的变化，对中共虽有不利的一面，但其活动空间仍然很大，并未从根本上影响中共在东北的发展。

东北行营撤退之前，中共已得到某种情报⁽¹¹⁷⁾，由于苏方要求中共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沿线，情况似乎对中共并不有利。11月19日，苏方通知彭真、林彪：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有苏军之处不得与国民党军作战，并要求中共退出铁路沿线若干里之外，但“彭林未答应”。彭真要求苏方重新考虑其作法，并向上转达他的意见。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斯坦科维奇态度傲慢，他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彭真回敬以：“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据在场的伍修权回忆：“大家毫不客气地吵了一架，闹得不欢而散。”⁽¹¹⁸⁾当天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中，仍提出“应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¹¹⁹⁾，但次日，中共中央便给东北局连发两电，一电指示：“彼方（指苏联——作者）既如此决定，我们只有服从，长春路沿线及大城市让给蒋军，我们应作秘密工作布置。”一电要求：除开竭力巩固一切可能的战略要点外，“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去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¹²⁰⁾。此两电表明，中共在东北问题上已和苏联有过交涉，在不能继续占领大城市的情况下，退而沿用传统的根据地战略。但是中共为了在东北立下更牢固的根基，对苏联提出了若干条件，主要是为了让中共有时间布置撤退等一系列工作，请苏方“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并要求保有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¹²¹⁾。随着以后东北局势的发展，中共认为苏联与国民党在东北接收问题上并无协调，“苏方在东北态度已甚为明显，目前所取步骤，既便严拒美军入满，又便我方谈判和发展”⁽¹²²⁾，因此中共与苏联之间可以说至少在对国民党的方针上存在着某种默契。

由于东北的情况在不断变化，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之间以及东北局内部对东北未来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不尽一致之处。前已述及，林彪主要是从军队状况出发，主张避免仓促作战，先行军队的整顿，再图发展。东北局则从未来工作方便考虑，较为关注尽可能多地保有东北地盘。中共中央力争东北的总方针是一定的，但具体如何执行，则又不断有所变化。因此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战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表现出某些矛盾与摇摆。

锦州一战之后，林彪率部退往辽西阜新一带，进行整顿。东北局也在11月23日撤离沈阳进驻本溪。11月26日，东北局发出关于今后工作的指示，在说明根据情况需要退出城市的同时，要求：“一切既不影响苏联外交，又可以在城市立足之干部，应坚决留在城内”，在已撤退的城市，应“准备力量，以便在不久的将来里应外合，收复这些大城市”，总之，“目前的任务，是在尊重苏联外交政策照顾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一切工作的部署，都为着这一伟大的斗争目标”⁽¹²³⁾。在中共中央28日指示以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后，东北局也相应指示下属照此执行，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保持了城市与农村并重的局面。

国民党接收东北若干城市，毕竟使中共的公开活动受到影响，对于如何实现最大限度的控制东北的战略战术，中共中央与东北局之间有着频繁的往复商讨。随着形势的发展，东北局内部多数人倾向于首先整顿军队，巩固后方。陈云、高岗、李富春、罗荣桓等均认为，“根据情况无独占满洲的可能”，“但力争优势仍有充分可能”，提出首先整训军队、建立根据地的建议。黄克诚认为出关部队有“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提议“作长期斗争之准备”。林彪则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须肃清土匪，充实后勤，整训部队，“做长期打算与大规模打算”⁽¹²⁴⁾。中共中央对东北形势的估计，也根据实情而逐渐趋于务实。12月初，东北局提出，“我们应积极准备夺取沈阳，以造成对于和战均有利之局面”，但中共中央回电强调，“第一由于目前的国际条件不够；第二由于我们在东北还有各种缺点，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建立根据地，利用冬季整训十五万野战军，建立二十万地方武装，以准备明年春季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同时提出，东北的力量对比还待发展而定，“而苏联又要求满洲局势安定，因而达到一种妥协有一个时期的和平局面也是可能的”⁽¹²⁵⁾。随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阜新召开会议，研究战略部署，对东北工作以城市为主还是以农村为主进行了争论。会后，东北局在给各部的指示中提出，“为了争取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以至优势，主要力量应放在控制沿长春路两侧广大地区（包括中小城市及次要交通联结点），建设根据地，加紧肃清土匪，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并使主力求得休整，与新军合编，以充实主力，巩固新军”。指示同时又提出，对个别大城市，“我们应不放过时机以适当兵力争取控制之”；对次要城市及工业动力基地，“亦应争取控制之”⁽¹²⁶⁾。这又表明东北局并未完全放弃夺取城市的计划。

12月24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指出：“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在东北今天的情况下，没有大城市即没有优势。但你们不要在自己立足未稳之前，去企图建立在东北的优势。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然后依情况的允许去逐渐争取在东北的优势，这应作为下一阶段的任务。”⁽¹²⁷⁾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东北局的指示，提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在确定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和部署力量之后，又在我军数量上已有广大发展之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¹²⁸⁾这两次指示使中共在东北的工作重心由争取与巩固城市转入传统的以建立根据地为中心，这在当时被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¹²⁹⁾。随着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的这一方针以后又有过相应变化，而在东北方面，直到次年3月的东北局抚顺会议，“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的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有的地方思想上还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见到毛主席的十二月指示，传达和贯彻就更谈不到”⁽¹³⁰⁾。

二　中苏经济合作交涉"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苏经济合作交涉

在国共双方围绕东北问题进行政治军事较量的同时，国民党还在东北进行着另一场艰苦的外交谈判，这就是和苏联就东北经济合作问题进行的交涉，此事本为中苏国家关系中的问题，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但又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而不可避免的与中美关系、国共关系等纠缠一体，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

在中苏条约谈判中，关于经济问题没有过多涉及。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指示中要求：“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据宋称，苏方“对此事允予同情考虑”⁽¹³¹⁾。

熊式辉一行到达长春后，在和苏方的会谈中不可避免的涉及经济问题。10月17日，熊等在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居然称这些产业均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并提出中长路须用煤，故抚顺煤矿应由中长路当局经营。苏方此举无疑从一开始就否认了中方接收东北日伪产业的合法权利，而“欲籍战利品为名，攫取东北工业”，并为全面介入东北经济预留伏笔。张嘉璈马上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认为，如照苏方说法，则“东北所有工厂势必均归苏有”，“我方丧失经济自立”。他建议迅由外交部向苏方提出：1．满洲繁荣有利于中苏经济，故已有工矿不可破坏；2．满洲所有敌产，应以抵偿所欠人民债务，如有剩余，应以赔偿中国战争损失，故应归中国没收（因为满币及公债、储蓄等价值超过150亿元，而东北全部工矿资产不过100亿元）；3．苏联若提出战费问题，则只能由中国政府付给，不宜合办工矿事业，否则影响主权；4．东北矿产不能归入中长路；5．苏方战利品以已拆卸之机器为限，未拆机器不得继续拆卸。否则，“东北军事政治因时势所迫，处于不利地位。若经济再落空虚，则真名存实亡矣”⁽¹³²⁾。张嘉璈此时不仅主张将东北日产收归国有，而且反对苏联以经济合作为借口控制东北经济的企图。但是当时国民党正全力交涉东北接收，并寄希望于苏联的协助，无暇也无力在此问题上与苏联对抗，所以蒋介石接到张的报告后，只“令外交部切实研究后再定交涉步骤”⁽¹³³⁾。苏联则企图以既成事实压国民党让步，并不急于解决这个问题，此事遂暂时未提上双方的商谈日程。

然而，中苏双方不谈东北经济问题的情况并未能持续多久。在苏联方面，它对东北经济的方针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可以拆卸的动产尽量运回苏联，二是对无法拆卸的不动产要求中苏合办。对前者苏联根本不愿谈判，即使谈也是敷衍，以等待既成事实，榨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对后者则想通过谈判获得合法权益，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就法理而言，苏联的要求毫无道理，即便是索取战争赔偿，也应该由同盟国共同向日本提出，更不必说经济合作这样完全超出战争善后范围之外的问题。可叹的是，苏联自恃强权，完全无视中国也是同盟国和战胜国一员的事实，任意处置日本在东北掠夺中国资源而形成的大量产业，表现出一副贪婪面目。在拆卸了动产之后，苏联必然提出不动产的问题。在国民党方面，虽然对苏联的行为很是不满，本不愿涉及此问题，但形势的变化导致国民党态度的变化，由不愿谈而同意谈，尤其是主持东北经济接收的张嘉璈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他很快便认识到，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具有关键的作用，经济合作问题是苏联全盘战略的一部分，简单的拒绝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有可能增加苏联对国民党的恶感和戒心，对国民党不利，因此他转而主张就东北经济问题与苏联谈判，并在可能情况下满足苏联的要求，以此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支持。正所谓形势比人强，双方抱着不同的目的开始了经济问题的交涉。

10月27日，张嘉璈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就东北经济问题进行首次接触。斯氏在整个会谈过程中很少表示自己的态度，而只询问中方对东北经济的基本政策。张表示，他“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合作”，东北日本工业应赔偿中国抗战损失，“希望苏方开诚以意见相告”。这次接触“彼此语气均含有试探性质”，没有接触实质问题⁽¹³⁴⁾。此前三天，斯氏已直接要求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达之助和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将满业和满电各项事业移交苏联，高崎质以“若交与苏联，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将何以应付”，斯氏答云，“对于中国方面之问题，由苏联负责解决”，并称将以此为基础，在东北成立中苏工业公社⁽¹³⁵⁾。29日和30日，满业和满电与苏方达成移交协议，全部过程中方毫不知情，苏方所谓由它“负责解决”中国方面之问题，无非是先造成既成事实，再压中方承认而已。11月7日，马林诺夫斯基在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对张嘉璈说：“此后第一幕工作为阁下之工作，阁下向在经济界负有声望，富有经验，阅名已久，且知阁下为有思想之人，必能解决一切，但望勿为金元（即美元）所左右。”张氏不明底里，“不知何以在其语气中如此注重我之工作”⁽¹³⁶⁾。直到13日，他得到苏方与满业和满电签署的文件，“乃知苏方注意满洲工矿，必欲染指，为排斥美国势力之侵入，阻滞我方军队之运输之一重大原因。苏方设计以战利品名义先自日本手中攫取工矿之所有权，同时又恐计不得逞，再拆迁重要机件入掌握之中，故经济问题不得解决，即接收问题无法解决，又灼然可见”⁽¹³⁷⁾。正是抱着这种认识，张嘉璈主张不能不与苏方谈判解决经济问题。

11月14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璈提出，苏联在东北的商业机构拟向中国政府立案，并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这是苏联第一次提出东北中苏经济合作问题。苏方在中苏东北接收交涉陷于僵局之时提出此要求，时机颇为耐人寻味。16日，斯氏复催问张如何考虑此事，更使张感觉自己对苏判断的正确，但张已接到行营撤退的命令，对东北交涉如何进行心中无数，只能表示将等候政府的指示再行谈判。为了对以后的谈判预作铺垫，张提出“政治环境可妨碍此种经济合作之发展”，并在斯氏追问时明确“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须同时解决”⁽¹³⁸⁾，将其以经济合作交换苏联支持国民党接收的想法传给了苏方。当然，张深知此事的难度，姑不论苏联的态度，即便是在国民党内和舆论界，对中国作为战胜国却被苏联视以战败国待之，是很难赞成的，所以，张对此事小心翼翼，必领命而行，而且他从未将其想法公之于众，以免引起更大的争议。

苏联的态度则颇为急迫。20日，斯拉特科夫斯基与张嘉璈见面，正式提出苏方关于经济合作的设想，即组织中苏合办之股份公司，经营满业和满电包括地上和地下的所有产业，股本双方各半，苏方以两会社日本资产的一半作为己方股本，中方人员担任总裁，苏方人员担任总经理。斯氏在谈话中大棒和胡萝卜并用，一方面声称“目前有迫切问题，亟待解决，因许多工厂全被破坏，无人管理，急须设法保护”，在两国政府解决前，他将令苏联人员照管维持；另一方面又表示，“环境可藉丰满之工作克服之”，暗示苏方将以此决定对国民党接收的态度⁽¹³⁹⁾。张嘉璈不敢怠慢，当即急电重庆，向蒋介石请示方针。22日接熊式辉电，令其返渝汇报。

11月25日，张嘉璈回到重庆，他向蒋介石建议早定经济合作方案，以便接收顺利进行。蒋对经济合作问题本有考虑，但态度游移，28日他召集宋子文、王世杰、张嘉璈、蒋经国等讨论此事，张的方案遭到强烈反对。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之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¹⁴⁰⁾。会后，张与宋、王又分别讨论此事，两人仍表示“目前万不能谈”。宋、王两人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因此而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认为他们过于“懦弱”，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在这种情况下，宋、王虽不主张对苏决裂，但为顾及自身地位与名誉而反对对苏再做让步实为情理之中。宋、王态度如此，更不必说国民党内对苏强硬的主张了，他们的意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张也承认宋、王的主张“于法于理确是正当”，但他又自信自己主张的正确，认为国民党“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然而他无能也无力说动国民党内的多数人同意自己的主张。这样，一方面是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先接收而后谈经济，反对对苏再作妥协，另一方面是苏联有意无意的将经济合作与接收相联系，先经济而后谈接收，国民党与苏联关于东北接收问题的僵局便无法真正打开，东北问题只能暂时拖下去。

因为国民党决策层无意对苏让步，张嘉璈的经济合作主张不能实行，他在会后根据讨论结果拟定了对苏答复的三项原则：1．苏军未撤东北接收未完成前讨论此事将予外间不良之误会；2．中国愿在东北接收完成后与苏方商讨经济合作办法；3．中方将在所定经济建设方案的范围内尽力与苏方合作。其后他又与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拟定了中苏经济合作大纲，原则为：商务合作订立以货易货协定；技术合作尽量聘用苏籍专家；资金合作欢迎苏方投资；工业合作双方指定种类商议办法⁽¹⁴¹⁾。此大纲得到蒋介石、宋子文和王世杰的同意，但宋、王对其中最关键的工业合作问题提出须由双方政府协议并待东北接收后再谈，实际仍然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苏联不能等待国民党在经济合作问题上的拖延与犹豫。12月4日，张嘉璈和蒋经国回到长春，次日在和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马氏在对接收诸事表示态度的同时，特别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即开始商讨，并有所结果”⁽¹⁴²⁾。7日，斯拉特科夫斯基约张谈话，催问中方关于经济合作的方案。因蒋有电要张按“面授方针进行”，张遂重申了已交马氏的经济合作大纲的内容。张还告诉对方，经济合作之所以暂时不能进行，是因为东北接收发生问题，而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氏闻之甚为不满，“认为莫大侮辱”，他重复苏方一贯作法，一方面表示，“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一方面威胁，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斯氏反复要求中方提出具体方案，张称经济合作不能“在苏联武力高压下成立”。双方争论无结果⁽¹⁴³⁾。9日，马林诺夫斯基又在与张、蒋的会谈中直接了当地要求，“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希能采用简单与迅速之办法解决”。这两次会谈后，张嘉璈与蒋经国联名致电蒋介石汇报情况，称：“现适值紧要关头，迎拒之间，十分微妙。实不敢负此重任，务请中央早日定一原则，是否愿于经济上稍作让步，以求接收撤兵之顺利。”电中建议由翁文灏或钱昌照“来此主持交涉”，或“迅派大员来长主持，以免延时太久，恐生枝节”⁽¹⁴⁴⁾。此时的张嘉璈，既感在国民党内得不到支持，又对同意苏联要求后东北能否顺利接收心怀疑虑（苏方在谈判中只作空洞承诺而不提实际问题），从而也不再过于坚持己见，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因此而迟迟不得开始。

根据苏联代表斯拉特科夫斯基12月11日对张嘉璈所言，苏联希望列入合办事业的厂矿为原满业和满电的全部产业及关东军经营的产业，这些厂矿占东北总产量的比例为：煤炭18％，机械33％，有色金属（包括钢铁）81％，水泥37％，电力89％。两天后苏方提交的清单具体列出了合办单位细目，计八十一个单位，总价值38亿元。苏方要求组织十一个合资公司，其中钢铁等五家公司，苏方占51％的股份，董事长和总经理由苏方担任，其余公司苏方占49％的股份。就上述方案而言，苏联的胃口相当大，尤其是钢铁与电力两大基础工业，大半囊括其中，再考虑到合办企业几乎包括了东北工业的全部精华，则问题更为严重⁽¹⁴⁵⁾。苏联的要求如果实现，意味着东北工业将由苏联所控制。张嘉璈在对苏方方案的分析意见中认为，化学、机械工业及本溪钢厂设备已为苏军掠去，不妨同意合作；鞍山钢厂设备虽被拆走，但宜保持；煤矿可以部分合作；有色金属应予保持；电力除鸭绿江电站外均应自办。但对这一既要政府同意又要顾及民众和舆论反应，不仅适用当时且可影响久远的重大问题，张嘉璈此时不能也不愿自作主张，而是静待蒋介石的决定。

12月19日，蒋介石、王世杰和应召回渝的张嘉璈、蒋经国讨论东北对苏外交。决定：以延期撤兵费名义付给苏方东北流通券10亿元，苏方不再提战利品问题；合办事业分为若干单位，不搞成一个大公司；先由经济部派人至长春商谈，俟苏方撤兵后再正式谈判⁽¹⁴⁶⁾。其时，蒋介石决定先接收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派蒋经国赴苏协商，开始新一轮外交努力，因此他同意就经济合作问题与苏方作初步商谈，不无以此向苏方示好，得其协助接收之意。

张嘉璈回长春后，于24日将中方意见通知苏方，随后中苏开始了经济合作问题的非正式交涉。但国民党内对此意见不一，反对声浪很高，经济部提出的交涉方案比原方案有所后退，不再提撤兵费一事，缩小合办事业的种类和规模，电力不能合办，矿业应避免合办，可合办者只有本溪钢铁厂及一部分机械厂，所有合办企业的董事长应为中国人，总经理保留中国人担任的机会，更关键的是，在苏军撤退前，只能由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预作初步谈话交换意见⁽¹⁴⁷⁾。面对党内的反对意见，蒋介石的态度也在变化，主张“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¹⁴⁸⁾，并对经济部的方案又作了重要修改，只限于南满路以东的少数单位，中方股份占50％以上，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中方担任，而且必须等待苏联撤军之后才能签订协议。在此情况下，张嘉璈出任交涉使命，虽然他和蒋经国仍主张：“先作让步表示诚意与坚决，能得一气呵成，反少受损失，以免重蹈以往对外交涉愈拖延愈吃亏之经验。”⁽¹⁴⁹⁾，但因为国民党始终坚持苏联不撤军即不签约的态度，中苏经济合作交涉难有大的进展。

国民党关于经济合作的方案提交给苏方后，苏方极为不满。1946年1月26日，斯拉特科夫斯基在和张嘉璈会谈时声称：中方提案“无法使每一公司有发展之基础，实在不敢报告政府”。同时威胁说：“此项讨论，拖延已久。若再拖延，势必影响军事政治一切问题。”斯氏还解释说：苏方所以如此，是因为“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并非苏方欲一手霸占利益”。对此，张表示：“我政府方面已尽最大之努力。”⁽¹⁵⁰⁾2月1日，张嘉璈会见马林诺夫斯基，马氏直言不讳地告张，中方对于经济合作问题，“如仍拖延不决，作赌牌式勾心斗角之种种举动，则工业停顿，且继续遭受破坏，东北秩序始终不能恢复”，“而华方所提对案，决不能使此问题获得解决”。他半开玩笑半是真实地对张嘉璈说，经济合作问题如能解决，他和苏军便可早日返国。张嘉璈认为，“此次谈话无异苏方之最后通牒”，决定回重庆请示⁽¹⁵¹⁾。中苏有关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谈判，未及正式开始，便已实际陷于僵局。

2月4日，张嘉璈回到重庆汇报谈判情况，并与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等商量对苏方针。此时在国民党内，除了孙科、邵力子等少数人主张妥协外，多数人反对对苏让步。据张嘉璈所记，国民党主其事者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三人，“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唯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蒋介石则“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不愿让步，因此事无可为之处⁽¹⁵²⁾。蒋介石向张表示，“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¹⁵³⁾。

就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处境微妙之际，美国人的插手使事态更为复杂化了。马歇尔到中国后，不止一次对王世杰谈到，对苏联的经济合作要求“不必立予解决”，“不主张对苏让步”。这样的意见无疑是有分量的⁽¹⁵⁴⁾。2月11日，美国大使馆交给王世杰一份照会，转达美国政府之意见称：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谈判，“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的歧视美国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之人民，并可能对于树立未来满洲贸易关系上，置美国商业利益于显著的不利地位”。“在此时将日本在满洲之国外财产作最后之处置，或以‘战利品’之方式而迁移此项财产，或由中苏两国政府订立关于此项财产所有权的管理之协定，均将视为最不适宜。……对于中苏双方现已有或在计划中之商讨，以及或将采取关于处置或管理满洲工业组织之行动，美国政府深愿获悉，并欢迎一般问题之详尽的、坦率的商讨”⁽¹⁵⁵⁾。美国此举，最重要的目的当然是从自身利益出发，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它却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使谈判益增困难”。就在美国照会送达的当天，雅尔塔密约全文正式公布，又使国内“一般人民睹此协定，必大起愤懑无疑”⁽¹⁵⁶⁾。这几件事使国民党决策者所处的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就连一直主张对苏让步的张嘉璈也认为，即使此时与苏方达成协议，东北接收也“非用武力不可”，如此，“不特主持交涉者将遭唾骂，即交涉协议亦势难实行”⁽¹⁵⁷⁾。

张嘉璈到渝后，经其与王世杰、翁文灏商议，搞出一个方案，蒋介石本想以此“作为最后之尝试”。2月19日，王世杰约见苏大使，告以中方提案已为最后方案，将由张嘉璈和蒋经国在长春与苏方谈判。然而就在当晚，张嘉璈正准备次日束装就道之时，接蒋介石电话，令其缓行。两天之后，国民党强硬派挑起全国范围的反苏游行，并继而在二中全会上指责对苏外交软弱，中苏关系气氛急剧恶化，中苏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已不复存在，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实际中断⁽¹⁵⁸⁾。

三　反苏游行与苏联撤军" class="reference-link">三　反苏游行与苏联撤军

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不顺利，苏联迟迟无撤军之意，激起了民众和社会舆论的不满与疑虑。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势力利用这一点，策动了一场反苏运动，一方面压苏联撤军，一方面借此对党内温和派施加压力，以否定他们认为对国民党不利的政协诸决议，结果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但国民党并未因此而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占据优势。

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确实功莫大焉，但是苏联毕竟有它自己的利益考虑。苏军进入东北后，对东北物产资源的掠夺，加以苏军士兵以占领军自居，在东北的种种劣行，也是不争的事实，并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不满与反感。中共部队最先感受到了这一点，据曾克林所见，“在奉天之红军士兵生活甚苦，衣裳褴褛不堪，纪律甚坏，强奸事甚多，曾每日将红军士兵违犯纪律事实向红军政治部汇报……但仍无法维持”⁽¹⁵⁹⁾。伍修权也回忆说：“苏军进入我国东北的部队，有的纪律相当坏。据反映在他们的连队里，有部分士兵不是正规军人，而是一些刑事犯人……这些人原来不是正路人，来华后又以胜利者自居，不断酗酒滋事，甚至骚扰群众，在沈阳的大街上，时常见到醉酒的红军士兵……后来他们撤出东北回国时，又从工厂的机器设备到日伪人员的高级家具等等，都一一拆运带回苏联”⁽¹⁶⁰⁾。甚至中共高级将领、松江军区司令员卢冬生也在制止苏军士兵抢劫时被这些士兵所杀害⁽¹⁶¹⁾。

国民党对苏联在东北的作为所知更多。熊式辉和张嘉璈初到东北，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苏军在东北的恶劣行为。熊报告：金融业，现钞均被提走，银行全部停业；交通业，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已改为宽轨，公、铁车辆“均为苏军征发运赴它处”；工业，“重要工厂机械已有多数撤去”；通讯业，电报电话完全停顿。熊认为：“照上述情形，经济方面，前途十分棘手。”⁽¹⁶²⁾张在报告中写道：“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即电厂电机亦已部分拆走，交通通讯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都市成一空城。”⁽¹⁶³⁾据事后统计，东北著名的丰满、抚顺、阜新电厂，鞍山、本溪钢厂及煤炭、机械、化学、水泥工业均受到严重破坏。东北以至全国最大的钢铁企业鞍山满洲制铁会社，全部设备的三分之二和七万余吨物资被苏联运走，其中包括全部炼钢、炼铁、轧钢、选矿设备，以及大半发电、锅炉、机械设备⁽¹⁶⁴⁾。苏军还在东北发行军用票，用途超出原协议范围，扩展到民用领域，用以任意购置物资，助长了通货膨胀⁽¹⁶⁵⁾。

由于当时的具体情况，苏联占领期间对东北工业生产力的破坏，一直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后人对此问题的计算方法与结论也各有差别。1946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驻远东盟国赔偿委员会代表鲍莱于1946年中视察东北后提交的报告。该报告估计，苏联占领期间东北工业的直接损失为85，800万美元，其中电力20，100万美元，煤炭1亿美元，钢铁14，100万美元，铁路13，700万美元，金属业15，000万美元，如果加上间接损失，则高达20亿美元，各行业的生产力下降程度都在50％以上，尤以钢铁、电力、机械等行业损失惨重。报告认为“东北工业大部分的破坏都是发生在苏军占领的期间，而且主要是由于苏联对各种设备的迁移”造成的。苏联还接收了伪满银行5000万元以上的现钞和价值300万美元的金条，并发行了约10亿元的军用票⁽¹⁶⁶⁾。1947年2月，东北工业会及东北日侨善后联络处发表了《苏军驻留期内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估计东北工业损失为123，600万美元，如加上无法确证者不下20亿美元，其中电力21，954万美元，钢铁20，405万美元，铁路19，375万美元，机械15，887万美元⁽¹⁶⁷⁾。中共方面根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东北“共损失各类机器40，269件，发电设备1，537，046千瓦等，共计折合美金352，815，851美元”。其中毁于战火或散失原因不详者，折合135，129，331美元，苏军拆走者约合189，934，947美元，国民党方面搬走的约合899，800美元，中共方面移出的共合12，151，773美元⁽¹⁶⁸⁾。无论哪一种统计，东北工业的损失程度都是惊人的⁽¹⁶⁹⁾。而且，“许多工业设备既已拆去，剩余部分，即无法运用。例如抚顺煤矿，电力设备因被迁拆四分之三，故电力不足，抽水机不能大量使用，煤矿被水淹没，全部不能工作；又如鞍山钢铁厂，因炼焦炉被毁，不能炼焦，既无焦炭，则所余之平炉、化铁炉即毫无可用之途；又如轧钢厂，虽一切设备未动，而精小之轧钢机则被苏军拆走，该轧钢厂犹如人之心脏被挖，丝毫不能生产；更如机器厂之皮带，苏军于临撤退时，皆斩为寸断，论其生产能力之损失，亦等于百分之百，故苏对我东北工矿业之抢劫与破坏，绝不能以区区之数字所能表示于万一也”⁽¹⁷⁰⁾。在这方面，苏联的作为有违同盟国共同作战的初衷，也找不到任何条约和法理的依据，表现了大国强权主义行径。此种情形的逐渐披露，给本为苏联二战盟友并且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中国民众泼了一瓢冷水。

中国民众对苏联在东北所作所为的反应由于雅尔塔密约的公布而更形强烈。1946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正式公布了雅尔塔密约。在此之前，中国民众认为苏联出兵东北是支援中国抗战，并由中苏条约界定了两国关系，但密约的公布，使人们得知在表面文章之下，还有大国之间的交易，而中国完全处于被动无援的地位，一切都是由大国强加给中国的，这激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由于东北处于苏军占领下，苏军不仅有种种伤害民众感情的举动，而且迟迟不撤兵，并在经济合作谈判中要挟中方，因此这种不满便主要针对苏联而发。从2月13日《大公报》发表《读雅尔达秘密协定有感》为开端，全国各报连续发文，抨击苏联的所作所为，尤其是知识界对此反应强烈。傅斯年、王云五等领衔发出《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签名发出关于东北问题的宣言，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等中间党派领导人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谴责雅尔塔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苏联的作为“完全违反对侵略的法西斯国家共同作战的目的，违反列宁先生与中山先生共同建设的中苏友爱的新基础，违反苏联多次的对外宣言，尤其是对华放弃帝俄时代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违反大西洋宪章以来各重要文件的精神。……苏联乘人之难，提出这种要求，其异于帝俄对中国之行为者何在？这种行为，难免造成今后世界战祸的因素。为中国，为世界，我们不得不提出严厉的抗议”；大国“运用秘密外交，以处置第三国之领土与权益，实为旧日帝国主义之惯技”，要求：“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政府与苏联均应忠实履行中苏协定，苏联应尽速撤退在我东北驻军，归还一切工厂设备与资源，不得有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行动或措施。”⁽¹⁷¹⁾

中国人民历经艰辛、含辛茹苦，在同盟国共同作战中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然而少数大国为了一己私利，以牺牲中国国家主权作代价，私相授受，无异使中国仍处于二等地位，当然为中国人民和舆论所不满。这种不满和反感是完全正当的。然而这种对苏不满情绪给了国民党强硬派一个机会，他们借此挑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反共游行活动，以实现他们改变国民党对苏对共政策的企图。美国则利用这个机会，极力鼓动中国排挤苏联。2月8日，王世杰征求马歇尔对苏联迟迟不撤兵一事的意见，马歇尔建议，不要向苏联作任何让步，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他认为时间对苏联人不利，如果他们不撤兵，他们就在全世界面前成为条约的破坏者。他还建议让同盟国记者进入满洲，对苏联发起心理战。王世杰告诉马歇尔，将公众注意力转向东北一事正在考虑中⁽¹⁷²⁾。当然，这样做的后果，美国和国民党都没能完全预计到。

自2月中旬起，首先是东北旅渝人士在16日举行会议并游行请愿，接着重庆各校学生开始酝酿举行游行，反对苏军继续占据东北，要求苏军尽早撤离。一直对学生运动心怀警惕的国民党此次一反常态，在事先已得到情报的情况下，不仅没有阻止的举动，而且党部和三青团系统人员在学校频繁活动，力图将游行导向对其有利的轨道。20日和21日，国民党党政小组举行两次临时谈话会，分别由陈立夫和吴铁城主持，决议对学生游行不能劝止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意外，学校当局和教职员应参加游行，严防工人参加游行，游行后之宣传由吴国桢等负责，游行当日，党内负责人坐镇中央党部，“以便应付一切”⁽¹⁷³⁾。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电各省市政府与党部，称对学生行动“制止恐不可能，但本党只宜善为引导”，而“引导”方向为，“避免正面攻击苏联，”“东北问题，乃是共党阻挠国军接收问题”，“应痛加指责”，“予以驳斥”，并要求各省市“特加注意，妥为运用，并将该省市情况随时电报为要”。吴铁城、陈立夫等还电告正在杭州的蒋介石：重庆学生酝酿游行，“观察现势，劝阻已不可能，因此次运动，为青年民族意识国家观念之自动自发，学校中反共空气之浓厚，出于自然，故只能使其减少反苏成分，及防止不生意外”⁽¹⁷⁴⁾。由此清楚地说明，国民党支持游行可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党内强硬派企图将游行导向反共之途，以此加强自己的党内地位，并为在即将召开的二中全会上改变政协决议预作舆论准备。

2月22日，以中央大学为主体的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二万多人，举行“重庆市各校学生爱国运动游行大会”，发表《告全世界人士书》、《告全国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质中共书》等文件，要求苏军立即撤出东北，苏联切实履行中苏条约，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并进而提出反对东北“特殊化”，反对“割据东北”，拥护政府接收东北等矛头指向中共的口号。在游行队伍经过民生路《新华日报》营业部时，有人煽动捣毁了该营业部。重庆游行当天，国民党中执会再次指示各省市党部，重申前电各点，并特意提出严防“异党分子”“转移运动之领导权”，“各地党团应即与军政各机关首长举行会议，密切联系，妥慎应付”，“各地有关此事之情况应随时以最迅速方法报告中央”⁽¹⁷⁵⁾。其后重庆续有游行，全国各地也都发生了类似的游行示威及抗议活动，北平还发生了冲击军调部中共方面办公处的事件。国民党宣传工具乘机推波助澜，发表反苏反共言论，挑动民众情绪。

此次反苏反共游行，是国民党多年来第一次得以利用学生运动达到自己的目的，实则是党内强硬派的目的。他们的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还有一个原因。本来国民党认为苏联在东北的驻留对自己有利，所以才要求苏军延期撤退。但延期撤退的期限2月1日已过，苏军并无撤退之意，且称由于运输、接收及若干问题尚未解决，撤退将展缓至开春以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经研究认为，“苏联目前拖延东北驻防军撤退时间，似确有利用此时间完全充实中共军之实力，滋长共党在东北蔓延之趋势。一俟将来苏军撤退，则共军装备亦已完成，根据地亦已巩固，即国军北进既难克尽收复之任务，且对装备优势之共军亦无可奈何”⁽¹⁷⁶⁾。国民党因而一改过去的主张，要求苏军尽快撤退，以为自己能在东北放手动武准备条件，学生游行即为此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对要求苏军尽快撤退，国民党内本无异议，但党内温和派对强硬派采用如此激烈的公开动作颇为忧虑。王世杰事前曾邀集孙科、邵力子、王宠惠、张嘉璈等商议，均认为应和苏联继续商谈，不宜采取激烈行动。王世杰认为：“本党同志之反对政治协商会议者，亦颇思利用群众此种心理以打击中共并推翻党派之妥协。政局确走入极严重状态。”因此他致电在杭州的蒋介石，“谓情形严重，盼其急电党中同志，阻止扩大此种政潮”。游行发生后，王“十分忧虑”，认为“蒋先生在杭州似未十分明了近日陪都情形演变之严重性”，因而连电催其速“返渝主持”⁽¹⁷⁷⁾。但蒋在杭州静观事态发展，不急于有所动作，正表示了他的态度。强硬派的行动实际得到蒋介石的支持，他内心未尝没有借此压苏联和中共让步的想法。24日，蒋才从杭州回重庆，王世杰告其重庆近日情形，请其作适当之公开表示，以安苏联之心。次日，蒋公开发表谈话称，“东北问题必能有合理的解决，切不可轻听外间无根据之传闻，而有激昂过分之言动”⁽¹⁷⁸⁾。然而此一讲话明显不过是马后炮而已。

3月间，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强硬派借政协决议和东北问题发难，掀起反苏反共浪潮。全会秘密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以保我领土主权行政完整而固国防案》、《限令中央对当前东北严重局势采取紧急有效措施以维国权而保领土案》和《本党结束训政前拟请政府迅采关于经济国防及东北问题之有效措施期使全国民生安定人心振奋案》，强硬派以此进一步向蒋介石和中央施加压力，而宋子文、王世杰等在强硬派指为“卖国”的猛烈攻击下，噤口不敢言，国民党整个东北政策的右转已经不可避免⁽¹⁷⁹⁾。

国民党的举动使中苏关系气氛急剧恶化。2月26日，苏联大使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认为反苏游行责任应由中国政府负责。3月6日，外交部照会苏大使，要求“转请贵国政府令饬现在仍驻中国东北诸省之苏军即行撤退”⁽¹⁸⁰⁾。一周之后，苏军在不通知国民党的情况下，突然从沈阳撤退。对国民党而言，更严重的是，苏军的撤退完全不等国民党军的接防，无异为中共部队大开方便之门。3月17日，中共军队经过激烈战斗攻占辽北省省会四平，扼住了长春铁路往北的咽喉要道，使整个北满将要落入中共的控制之中。国民党感到形势的严重，21日，王世杰紧急约见苏联大使，表示“我预定担任接防之军事人员，遂感受重大困难”，要求苏方预先通知撤退日期，并“对中国接防军队予以便利与协助”。苏方对此未作表示，只于次日正式通知外交部，“苏军依照政府之决定，本年四月底将自满洲撤退完毕”⁽¹⁸¹⁾。而东北苏军总部的态度则更为直截了当。苏军参谋长特罗增科面告留驻长春的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关于接防问题，如贵军在苏军预定撤退之日期以前到达，我军可采一切必要之步骤交防接防，如未到达，苏军亦不能改变预定计划”；苏军“仅知遵奉命令完成任务，不遑顾及其他，并声明苏军在长春以北所警备之区域，不能株待中国国军接防，而只能将防务交付地方现存之武力，如华军不及开到，则苏军不能因此停止撤退”。至于长春以南，苏军虽表示可以交付接收，但又称因鼠疫停止一切铁路客货运输，中国军队应在公主岭停留十天以接受检疫。马林诺夫斯基对董彦平称，苏军“因等待甚久，外间误会滋多，故不得不及早撤退”⁽¹⁸²⁾。国民党不得不为自己的轻率举动付出代价。

4月14日，苏军自长春撤退，25日自哈尔滨撤退，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和松江、嫩江省及哈尔滨市政府接收人员不得不随苏军撤入苏联境内⁽¹⁸³⁾。5月23日，苏联大使照会中国外交部，宣布苏军已于5月3日自东北撤退完毕。至此，困扰国民党的东北苏军问题暂告一段落⁽¹⁸⁴⁾，然而，对国民党而言，东北接收的军事行动即将开始，难题还在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