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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与红军的壮大"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和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与红军的壮大
一 南京国民政府第三次“围剿”的发动" class="reference-link">一 南京国民政府第三次“围剿”的发动
第一、二次对赣南红军的“围剿”连遭挫败后，蒋介石不得不认真面对眼前的对手。准备第三次“围剿”时，明显区别于此前“围剿”军中几无国民党军队主力部队的状况，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蒋信重的将领出现在“剿共”名单中，显示蒋对“围剿”红军重视程度大大加强。1931年6月国民党三届五中会发出书告，宣称：“今政府决于匪祸已成之区，大举师徒，克期剿灭；于匪祸未成之区，积极清乡，防其滋蔓……如此悉全国之力，以扑方张之寇，自可壁垒一新。”(135)
更能显示蒋介石决心的，是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半个多月，6月22日他亲到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此后两个多月时间长期驻在江西，就近指挥战事。在赣期间，蒋介石与部属反复研究“进剿”方略：“此次剿赤，惟有隐蔽兵力，声东击西，预备强大兵力出匪不意，凡抄袭部队须冒用红旗，使匪混乱也。”(136)此时，苏区核心地域位于赣西南的东固地区，这也是前二次“围剿”国民党军队的伤心地，而红军主力则在赣闽交界地区，“围剿”进攻方向在此两点中如何抉择，颇费思量。20日，在致何应钦、熊式辉电中，蒋提出的初步计划是：“先洗扫赣南匪巢为第一步计划，对其主力则派相当兵力以监视之……此次作战主旨，第一、不在阵前集中，应预定目标，纵长配备，相连续进，出匪不意，使其不能详悉我之部队与兵力为主。第二、主力部队专任进击，占其全力随地集中，不使分留后方，而另派后继部队以防剿各区，如此占领宁都广昌后对粤或援闽皆不致误时失机也。第三、先将其老巢击破，确实占领，再将其赣南各县城占领，然后再定第二步计划。”(137)反复权衡之后，6月下旬，蒋决定不以苏区核心地域为主攻方向，将主攻击点确定为其所判断的红军主力所在方向，即赣东左翼一线。对此，他日记中记有：“研究战略，决定右翼地形复杂，进展困难，故取守势，暂不求进步，所以重兵贯注左翼，另以强大部队第六、第九两师控置于黎川、建宁与南丰之间，以备赤匪由闽边以抄袭我主力之侧背也。深思熟虑，终觉战略未妥，于心不安者，而今则贯通断行必无疏漏矣。”(138)6月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官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三军团（第五、第八、第二十四师）、第四军团（第九师）、第一路进击军（第六师）、第二路进击军（第十一、第十四师）共七个师及闽西北各部从南丰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辖第一军团（第六十、第六十一、第五十二师）、第二军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师）、第三路进击军（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共七个师从吉安进攻；第十师及攻城旅为总预备军。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七师及第十二师之三十四旅，为吉、泰、万、赣四县守备军。第二十三师、第七十九师位于南城、宜黄、临川、樟树地区，担任“清剿”和维护后方。当时报章报道：“赣省现有军队，合计不下二十万人。”(139)30日，蒋介石发表《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声称“歼灭赤匪为唯一之急务”，要求实现“戒除内战，保障统一”和“剿灭赤匪，安定社会”之重任(140)。
7月1日，蒋介石亲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一）以第二路进击军陈诚部之第十一师及第十四师分由南城、黎川向宁都攻击前进。（二）以第一路进击军赵观涛部之第六师及预备军第十师卫立煌部由南城、南丰向广昌地区之头陂攻击前进。（三）以第三军团朱绍良部之第八师及第二十四师分由南丰、新丰向黄陂攻击前进。（四）以第四军团蒋鼎文部为左翼集团军预备队，于临川、南城间集结相机策应第一线作战。”(141)7月初，何应钦和陈铭枢部分别从南丰、吉安出发，采用“长驱直入”、“分路围剿”的战法，形成钳形攻势，企图先击破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清剿”，捣毁中央苏区。
与国民党方面积极准备相比，红军方面当时多少显得有些放松。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判断：“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的可能。”(142)6月22日，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已箭在弦上，总前委一方面判断“目前蒋介石准备三次进攻革命，已是事实”；另一方面又认为：“如果广东军去打长沙，而红军又不打抚州，则蒋自然也会先打广东的。因此目前我们不再向抚州逼。如敌退出南丰，也只用少数部队进南丰，而不以大部队逼抚州。我们的队伍只在蒋介石的偏僻地方，而不去广东政府的地方。这样就使蒋不得不对红军转处守势，去对付广东政府。”(143)毛泽东进一步判断：“敌人如由南丰前进，只能在广昌以北有船运输，所以敌人八月十五号以前只能进到广昌。以后有新谷了，才能再进。七月以前我们可以努力筹款。八月也可以不管他，主要在于、瑞、石、汀四县布置巩固苏区做战场。”(144)显然，红军对国民党军队会如此之快发动第三次“围剿”缺乏充分估计，之所以如此，一是认为第二次“围剿”失败后，国民党方面短期内很难再次组织起大规模的“围剿”；二是注意到宁、粤间爆发冲突的可能，判断此一形势势必影响到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宁、粤冲突发生后，由于有此前国民党内争予以红军发展良机的先例，相当程度上使中共放松了对蒋介石的警惕。但是，令中共始料未及的是，惯于在国内政争中纵横捭阖的蒋介石，却有其自己的出牌方式：即在政治上全力应付两广攻势同时，军事上不是停止而是加紧准备对江西苏区的围攻。蒋介石此举，初看来，似涉行险，但细细分析，却有一石数鸟之效：大批部队南调与广东接壤的江西，既可参与对中共的“围剿”，又可防范两广部队北进，还可保持对广东的威胁，中共方面注意到，蒋介石计划在消灭红军后，“乘胜南进，攻打广东，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我们缴获敌军绝密命令和很多赣南、广东东北部军事地图，证明进剿军确曾有此意图”(145)。陈铭枢也回忆，他从两广出走经日本再到南京后，蒋介石告诉他：“共匪不是短期所能消灭的，到进剿到一定阶段时，就要你担负起打回广东的任务。”(146)
更重要的，此时展开“剿共”军事对蒋摆脱政治上的不利形势大有裨益。拘禁胡汉民后，蒋介石因逾越常轨，遭到各方怀疑、指责，政治上十分被动，急需制造事端，转移视线，如粤方发动后他在日记中所写：“此次粤变之来，其祸因当不能避免，但胡事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147)循着这一思路，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在其可谓亡羊补牢之举。的确，当时国民党内能够使各方无法反对的即为“剿共”，粤方在反蒋同时，也绝不敢放低“剿共”的声音，宣称：“今日我国民革命军人之最大责任，一曰剿共，二曰讨蒋。”(148)明确表态：“即使为国人所共弃如蒋中正者，若能以剿共自效，国府亦断不加以一兵。”(149)因此，当蒋出现在“剿共”战场时，粤方很难在其与中共作战时贸然北进，这等于蒋已经在政治上给自己上了一道保险。所以此时发动“围剿”战争，成为蒋介石应付各方攻击的挡箭牌，在蒋居然有不得不然之理。
对于在夹缝中生存的中共武装而言，国民党内部争斗的走向和自身的发展息息相关，他们对此自然会保持高度关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反“围剿”准备的时机，“要从敌我双方情况和二者间的关系着眼。为着了解敌人的情况，须从敌人方面的政治、军事、财政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这些材料的时候，要足够地估计敌人的整个力量，不可夸大敌人过去失败的程度，但也决不可不估计到敌人内部的矛盾，财政的困难，过去失败的影响，等等”(150)。6月底，毛泽东在解释为什么要将主力移向闽西开展群众工作时指出了中共、南京、广东三方的特殊关系：“依大局来看，过去所拟三军团去宜黄、崇仁，四军去寻乌、安远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进程，我们不应如此蠢。”(151)这是说的不去触动两广这一方面，同时，毛泽东还指出：“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即不许，整个策略上也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152)避免威胁长江太甚，当然指的是尽可能不去触动蒋介石，这和前述总前委会议的分析是一致的。中共不想触动两广，甚至希望避免与南京正面相向，这种很容易被指责为机会主义的策略，实乃洞悉局势的高明之举。
只是，在当时的国共对垒中，中共毕竟是处于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出牌的主动权握在蒋介石手里；而在蒋看来，中共乃是国内政争诸多棋子中比较重要的一枚，他如何出牌，出什么牌，并不会以中共的动向为转移。7月，当蒋介石的“围剿”发动起来后，从广西长途跋涉到江西的红七军对蒋介石此举目的作了分析：“在政治方面积极进攻，提出‘专力剿匪’的口号，削弱粤桂反蒋行动的影响，阴谋拆散反蒋的结合。”(153)至于“粤桂方面，亦明知内部组织成分的复杂，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及政治上，均极力巩固广州第二国民政府的基础，等待北方冯、阎、张继起反蒋，再会师长江，争取天下”(154)。红七军不愧是经历过国民党内部政争的历练，对宁粤冲突、对蒋介石出牌方式的观察有细致入微之处，可惜第七军7月初才到达江西，无法为中共当时的反“围剿”决策提供帮助。
在各方追求最大利益的算计下，蒋介石在前一次“围剿”失败后一个月迅速开始了第三次“围剿”，这一对蒋而言主要是基于政治算计的决策，意外地却误打误撞，出乎中共意料之外，使政治经验毕竟还欠丰富的中共显得有点措手不及，在军事上一度造成国民党方面有利的局面，后来毛泽东客观反省道：“第三次战役，因为不料敌人经过第二次战役那么惨败之后，新的进攻来得那么快……红军仓猝地绕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劳。”(155)这应该是坦率而负责的总结。
二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追剿”和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二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追剿”和失败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进剿”命令发出后，红军方面通过一方面军总部电台很快截获了这一消息。郭化若回忆：“蒋介石七月一日发出第三次‘围剿’的命令，我们当天在建宁就得到消息。对于这次‘围剿’的战略意图、方针、计划、部署、指导思想等大概都了解个轮廓。这是我们战略指导上特别是判断情况、定下决心必不可少的前提。”(156)尽管如此，由于中共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如此迅速发动新一轮“围剿”，事先准备不够充分，仍形成第三次反“围剿”初期红军仓促应战的局面。红军主力当时集中在赣东和闽西北，红三军团在黎川、红四军在南丰、红三军在宜黄及南丰以西地区，红十二军在建泰地区，主要任务是开辟新区，进行筹款，兵员补充和战争动员均未有效展开。当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后，整个根据地实际处于开放状态，而国民党军队在左翼南城、南丰一带厚集兵力，又使红军难以由现地直趋赣西南老根据地，不得不绕道闽西南地区。
对红军主力此时滞留闽西北，国民党方面相当清楚，6月20日蒋已明确红军主力“向赣东闽北转移”(157)。7月2日，陈诚报告蒋介石黎川一带红军主力“有窜建宁、宁化之虞”(158)。正因如此，蒋介石在左翼厚集兵力，陈诚的第十八军及第六师等精锐部队放在这一方向，蒋本人也在此路亲自督阵。3日，蒋介石致电左翼朱绍良等：“此次我军左翼兵力数倍于赤匪，对于侧背之掩护兵力尤为雄厚，故我前方各路之进击部队，尽可能专心挺进，决无后顾之忧。且挺进部队以寻求匪军主力为目的，故进度愈急速愈为得机。”(159)
不过，对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有了两次“围剿”难以捉摸的印象后，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不敢遽下判断，5日，罗卓英向蒋报告：“朱德、彭德怀两部约二万人于将乐附近，退却时扬言先解决福建国军再回江西。”(160)虽然事后看，报告有相当的准确性，但在信息混乱的状态下，国民党方面并没有据此改变计划，而是在侧翼保持强厚兵力，然后按部就班地自北向南压迫。这样的行动方向多少显得有些机械，缺乏变通，不过对付红军，以变应变似乎并非国民党军队的有利选择。何况，离开预定进攻方向，在左右缺乏协同背景下，国民党军队大有可能堕入红军彀中，毛泽东后来说得很清楚：“江西第三次反‘围剿’时，假如当时敌人进攻的规模没有那样大，而敌有一路从闽赣交界的建宁、黎川、泰宁前进，这一路的力量又适合于我们的攻击时，也可以设想红军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区集中，首先打破此敌，不必绕道千里走瑞金到兴国。”(161)
7月10日，红军主力从福建建宁出发，绕道闽西地区千里回师赣西南老根据地。中旬，到达瑞金壬田后决定继续往西北集中于都北部山区隐蔽，等待战机。这一段时间，国民党军队进展顺利，19日占领宁都，25日进占龙岗。30日，蒋介石向南京报告：“赣南东固、龙岗、黄陂、小布、古龙岗皆已为我军占领。”(162)不过，这样的占领之不足为喜，蒋介石清楚，前方将领更心知肚明，陈诚在给未婚妻的信中道出：“至于进展之速及屡克各城，盖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163)
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交手双方对对方的动态有多少了解，就此而言，客观地看，国民党方面在这一时期似并不处劣势。7月11日，蒋介石日记载：“探知赤匪仍欲以全力攻我右翼，击破一点，以摇动全局也。”(164)此所谓右翼，指的是相对南丰、南城、广昌左翼一线的吉安、富田、东固一线，这确实是中共主力准备集结的方向，证明国民党方面的情报是准确的。对于正在于都一带隐蔽待机的红军主力，国民党方面这时也有觉察，7月17日，上官云相报告，彭德怀部已进至沙溪、中村、黄陂，准备引诱我军深入(165)。23日，罗卓英进一步报告，红军计划“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166)，诱敌深入实施决战。当时蒋的日记记下了其对红军动向的准确了解，7月20日记有：“闻赤匪十日来由老巢向古龙岗窜去者有三万人之众，乃决心即向龙岗、东固攻击前进。”(167)28日日记明确写道：“知第六师已克黄陂、小布矣。第十九路昨日亦克东固，则其所谓老巢者，皆已为我占领，惟其主力尚未击破，乃麇集于平安寨、马鞍石一带，乃必设法击破之。粤桂虽将逼迫湘赣，乱我战略，以助赤匪，而我仍先击破赤匪为第一任务。粤桂石逆实皆不足平也。”(168)可见，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主力的动向掌握确实相当清楚。
如国民党方面所发现的，7月中下旬，红军主力向西北方向开动。7月22日到达于都北部银坑、桥头地区，28日进至兴国高兴（圩）地区，在长途跋涉之后，进行短暂的休整。31日，朱德、毛泽东判断富田方面国民党军队力量薄弱，指挥红军主力由兴国高兴圩地区向富田开进，“以绕入敌背捣其后路，使敌动摇震恐，然后消灭其大部队之企图，决定先夺取富田、新安”(169)，试图在此打开缺口，重演第二次反“围剿”由西向东横扫的一幕。以龙岗为中心的这一带老根据地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是红军击败国民党一、二次“围剿”的福地，朱、毛不惜千里回师，选择在此发动战略反攻，主要是基于此，这就是毛泽东分析的：“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所以‘退却终点’，在过去江西反对第一、二、三次‘围剿’时，都选在人民条件最好或较好的地区。”(170)
但是，红军此次千里回师，目标太大，很难不被察觉，加之国民党方面拥有空中力量，更增添红军大部队隐蔽行动的困难(171)。长时间的长途行军，对红军保持战斗力也是一个巨大考验。而红军的进军方向，虽然有其不得不然之理，却也在蒋介石意料之中，使其可以从容应对。因此，当红军发出进攻命令后，形势其实不容乐观。右翼赣西南地区，虽然不是初期国民党方面的主攻方向，却是其钳形攻势的落剪之处。7月30日，陈诚的第十八军主力由宁都开至龙岗一带，正“待命龙岗”(172)，随时可以向富田进发，十九路军更是在此蓄势已久。红军出动当天，国民党方面又侦得动静，作出一系列严密部署，十九路军和十八军这两支“进剿”军中最精锐部队分扼南北，东边有第三路进击军及正赶往兴国的第六、第九师，西边是赣江天险，红军大有堕入对方包围圈的嫌疑，正因如此，蒋介石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表示：“据飞机报告，今晨有匪之主力二万人由兴国经沙村、洞口向新安、富田方向前进，来抄袭我十九军之侧背，幸发觉尚早，布置犹能及也。乃重下第九次命令，严令六、九两师星夜进攻兴国，俾得夹攻，如能如计，则赣南赤匪或能于此一网打尽也。”(173)
8月初，国民党军队纷纷逼向高兴圩地区，试图在此逼迫红军主力决战。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赤匪主力尚游魂于兴国西北石陂、沙村之间，扬言由小布来攻白沙，其实乃欺诈我兵力而已。第六师到太平寨，围剿未破，分兵监视，而直攻兴国，颇得法，明知其为牵制兵力而已。惟决战未定，心实忧虑，恐被其漏网也。”(174)蒋此时虽也自称忧虑，但担心的乃是红军会否漏网，已经很有几分鱼已上钩的激动。反观红军，人困马乏，四面皆敌，处境十分艰危。生死存亡，几在毫发之间。
面对危机，朱德、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当察觉富田一带国民党军队已有严密防范时，红军立即改变计划，折回高兴圩地区。毛泽东后来回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175)苏区中央局在稍后的电报中对此描绘简单明了：“两月奔驰，全无休息，疲困已极，疾病甚多。既入兴国，仓猝应战，初向富田，折回兴国，由西向东，深入黄陂，又疾驰五百里。”(176)
战争是与对手双方的较量，计划随形势而变化，乃题中应有之义。8月5日，红军在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之中，采取中间突破方法，向国民党军队相对较弱尚未合围的东部突进，在国民党军队相隔仅20公里的空隙地带衔枚疾走，乘夜穿过，安全进到莲塘地区。红军能作出并成功实施这一决策，是朱德、毛泽东审时度势、大胆用兵的体现，同时和其长期在此活动，对地形地势有充足了解及该地区良好的群众基础直接相关。毅然放弃原定计划，向东突进，是红军摆脱第三次“围剿”以来窘迫局面、化被动为主动的关键一步，意义非同寻常。
红军向东突破后，战场形势为之一变。7日，红军在莲塘主动出击国民党上官云相四十七师，该师在第二次“围剿”时已遭红军打击，是国民党军队链条中较弱部分，红军发起攻击，迅速歼其两个团，接着又乘胜在良村追歼退却的郝梦龄第五十四师两个团。此役，据国民党方面战报记载：“上官云相部分防六处，相距过远，且以四昼夜前进四百五十里，深入匪区，突破该匪进犯，致陷重围……卒以调援不及，众寡悬殊，不得已退驻沙溪。”(177)
莲塘、良村之战后，红军兼程东进。8月11日，一举突入黄陂，歼毛炳文部两个团。红军居然可以在绝境中反戈一击，在蒋介石心间蒙上浓厚的阴影，使其清楚认识到“剿共”必须要付出的重大代价。10日他在日记中计划今后作战应“注重据点，不多追剿，俾得节省兵力，免得疲于奔命也”(178)。黄陂战斗后次日，再次在日记中表示：“剿匪之难，甚于大战，彼利用地形熟识，与民众协从，故避实击虚，随其所欲，而我官兵则来往追逐，疲于奔命。”因此，他调整今后的计划为：“如欲剿灭赤匪，决非一朝一夕之故，必集中兵力，构筑据点，开阔道路，发展交通，使匪无所藏窝，而官兵行动自如，乃可制其死命也。”(179)显然，其进剿信心已严重动摇，不再期望迅速“剿灭”红军。
莲塘、黄陂两役后，当蒋介石唉声叹气、忧惶无主时，中共方面自身评判也不乐观，苏区中央局指出，7月底以来，红军“在约三个星期中，出入敌军重围之中，争取良村、黄陂两役胜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敌包围，是为一年来三次战争中最艰苦的时刻”(180)。也就是说，虽然莲塘、黄陂两役红军取得歼灭战的胜利，但红军总体上的被动态势仍未彻底改变，当国民党军队以绝对优势兵力转向东面的黄陂，密集接近包围红军，红军处境仍然十分艰难，红十二军东进乐安的疑兵事实上并未能调动国民党军队主力(181)。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兵员上的绝对优势；其次红军活动范围始终在老根据地，活动空间有限，这也使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始终如影随形。
当时，蒋介石并不知道红军的真实处境，或者说，即使内心明白也无暇顾及。宁、粤冲突日渐激化，粤方扬言北进，同时北方石友三及阎锡山、冯玉祥动作频频，都令蒋介石颇为头疼。在各方巨大压力下，8月初，蒋一度认真考虑过辞职问题，并对辞职后的政军系统布置提出计划：“顾长苏，蒋长浙，朱长闽，熊长赣，鲁长沪，四军团移浙，二军移苏，一军团移汕，三军团移闽，第五第六第十第十一第十四第廿三第五十三第廿六路第四十七第五十四第七十七第廿八各师暂驻江西。”(182)上中旬，蒋对红军基本处于围而不攻状态，其中原因，固有对红军战斗力惧怕的因素，更有怕与红军作战实力受损影响其应对广东进攻的担心；同时国内政局不明，蒋自身进退出处难定，红军的存在对蒋也实在难言祸福。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阎回晋后北方尚在酝酿中，江西赤匪未平，豫南吉部谋叛，两广逆军思逞，湖南态度不明，此五者应研究而熟虑之。”(183)20日日记记有：“近日最急者为吉鸿昌部处置问题，其次为商震、杨爱源、孙楚之位置。”(184)又到了蒋通盘考虑抉择的时候了。
在对红军围而不攻同时，蒋介石命令各部对已占领的中共老根据地大肆烧杀。16日，蒋电陈铭枢，表示：“清野焚毁之策，中极赞成。请兄详细计划准备完妥后即令各部队切实施行。限十五日内焚平完毕可也。”(185)同时指示焚烧办法和地区：“毁平匪区办法应切实计划派员负责监督，分区施行。如今日得将中坪之匪击破，则第一纵队担任龙冈、城冈以南古龙冈、琵琶陇（含内）、江背洞、龙冈头以北地区；第三纵队担任安福硕田、江口以北至大金竹、南坑地区，其在龙冈、东固西北地区由第二纵队与该守备队任之。”(186)“小布及其以西之南坑圩与其以南之蔡江圩以及肖埠、源头、南陵各圩应皆平毁。”(187)对赣西南根据地中心东固更为残酷，具体执行的指挥官汇报：“奉层峰电令，以东固匪巢人民匪化已深，无法挽救，着以东固为中心点，纵横二十五里一律平毁净尽，格杀无余。”(188)
8月底，形势再变，因蒋介石恋栈不肯下野，粤方动员日急。粤桂联军下入桂动员令，开始进兵湖南。2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其对局势发展的应对构想：“据各方消息，两广已动员攻湘，约计下月初侵入湘境……决计抽剿赤之兵以当叛逆，预料时局开展，解决之期，不出一月也。电召敬之、真如来省商决方略：（一）叛逆攻湘，我仍专心剿赤；（二）尽撤剿赤之兵对付叛逆，以求先灭叛逆再清赤匪；（三）维持剿匪现状至抽出主力援湘，此三者决定其一也。”(189)9月1日，粤桂联军联合反蒋的唐生智军队，开始进兵湖南。4日，南昌行营决定大规模收缩兵力，“所有剿匪各军，除以一部就地监视匪军外，其余分别转进，主力向吉水、吉安、泰和、赣州集结，准备讨逆”(190)。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的战略收缩。
红军抓住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收缩的机会，于7日与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的第六十师、蒋鼎文的第九师在高兴圩地区展开激战。关于此役，蔡廷锴报告与红军“激战肉搏数十次”终将红军“击溃”(191)。陈铭枢随后则报称：“自虞夜至庚未，匪更以主力密集部队，反复向我高兴圩之六十师冲锋，肉搏二十余次。蔡军长廷锴亲率部队巷战，均将匪击退……我各军自围匪以来，此为第一次之决战。而匪之凶悍与其死亡之可惊，亦为战役中所罕见。”(192)国民党方面后来编辑的战报称此次战斗“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193)。
关于高兴圩一战，国共两方面资料可以相互印证，红四军林彪、聂荣臻战斗刚结束时报告：“此次战役损失较大，职军及三十五军、三十五师，现收容之伤病已有六百左右，但还有一小部分在阵地未及收容。阵亡的数目不知……全军共计伤团长六名，阵亡两名，其它尚未统计。”(194)据红一方面军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红军伤亡被俘总数达三千余人(195)。如此损失对于当时实力非常有限的中央红军而言，确实不可不谓重大，毛泽东后来曾明确表示：“一九三一年九月的江西兴国县高兴圩地区打十九路军的作战……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196)
高兴圩战斗后，红军仍在继续寻求机会打击退却中的国民党军。15日，红军在方石岭一带向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发起进攻。蒋鼎文部一个炮团和辎重部队被歼，韩德勤部被击溃散。韩德勤报告称：“赤匪侦知职师与九师向东固前进，遂以全力向老营盘方面星夜东移，向我袭击。职师苦战竟日，率以弹尽援绝至遭惨败。”(197)据接战的红军部队战斗结束后统计，此役俘虏官兵三千多人，自己阵亡官兵不到三百人(198)。方石岭一战，红军方面以极小的代价获得全胜，堪称第三次反“围剿”以来扬眉吐气的一仗。
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是在国民党内部再一次发生严重分裂的背景下进行的，虽然相对中原大战前，这次分裂没有演变为宁、粤双方的军事冲突，但武力相向的可能始终存在。冲突刺激了第三次“围剿”的迅速展开，并意外造成对国民党军队有利的形势，但也严重影响着蒋介石的“进剿”决心，使其在遭遇挫折后立即选择保存实力。这其中的曲折变化，非常鲜明地印证了毛泽东当年所论述的红军存在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国民党内部冲突的论点：“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199)第三次“围剿”和反“围剿”的进程与国民党内部的震荡离合密不可分。
三 其他苏区的反“围剿”及中央苏区的壮大" class="reference-link">三 其他苏区的反“围剿”及中央苏区的壮大
在中央苏区“围剿”和反“围剿”激烈进行时，国民党军队对其他各苏区“围剿”也在展开，国共之间的武力争斗取代国民党内的派系战争成为这一时期内战的主要形式。
鄂豫皖苏区以大别山区为中心，东临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南濒长江，威胁武汉，对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形成巨大威胁。1930年10月，与准备“围剿”中央苏区同时，蒋介石集结八个师、三个旅兵力，由武汉行营负责，部署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1月2日，蒋介石命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尽快制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必须规定开始与终结日期，各部队开始行动日期与所经过地点与日程，亦须在命令上规定”(200)。12月上旬至次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进行长达三个月的“围剿”，却劳而无功，其第三十四师被歼，师长岳维峻被俘。对鄂豫皖“围剿”的状况，参战的国民党方面将领总结：“我在麻城一带只能消极的防匪，不能积极的完全消灭。虽然恢复几县，但匪情依旧猖獗。受命之初，武汉行营限一月内将匪肃清，可见对匪情并不了解，许多部队剿匪时到匪区走一次，回来报告说肃清共匪了。这怎算数呢？武汉行营以耳代目，新闻记者更不知匪。自唐生智在驻马店称兵，加上阎、冯作乱，而导致共匪坐大，已成星火燎原之势。”(201)
1931年3月下旬，蒋介石开始布置第二次“围剿”，“围剿”部队增至11个师，采取“追堵兼施”战术，限令5月底将鄂豫皖红军完全肃清。蒋介石亲笔致函前方将领，嘱以：“望督励所部，努力进剿，以期一劳永逸也。剿匪不仅以驱匪他窜，实欲消灭其实力，直捣其巢穴为第一要务。”(202)4月上旬，国民党军队首先在皖西发动进攻。红军集中主力，打击深入皖西的国民党军队。经过一个多月作战，红军歼灭对方部队数千人，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再次停滞。此后，蒋介石为集中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对鄂豫皖改取守势。鄂豫皖红军趁机发动反击，扩大根据地，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1931年9月，蒋介石亲到武汉，布置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出动部队增加到15个师。由于日本侵华及国民党内部争权，“围剿”行动迟迟未能发动。11月7日，鄂豫皖苏区的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在黄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全军共约三万人。随后，红军乘国民党方面尚未布置就绪，开始主动出击。12月，红四方面军取得黄安大捷，俘第六十九师长赵冠英及其所属五千余人。1932年四五月，在皖西苏家埠、韩摆渡一带，击垮国民党军队三万多人的进攻，俘虏皖西“剿共”总指挥厉式鼎以下二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击落敌机一架。蒋介石对鄂豫皖的第三次“围剿”再遭失败。此时，鄂豫皖苏区和红军发展迅猛。1932年1月10日至20日，中共鄂豫皖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于河南新集召开，选举产生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书记。代表大会接受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强调要在“全国革命形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之下，坚决进攻，和帝国主义作战，【与】湘鄂赣苏区打成一片，建立全国统一的苏维埃政府”(203)。2月，鄂豫皖省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河南光山县新集召开，选举产生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高敬亭为主席，辖十五个县苏维埃政府及一个中心县、一个特区苏维埃政府。苏区最盛时面积达四万余平方公里，人口350万，东起淠河，西迄京汉线，北达潢川、固始，南至黄梅、广济，拥有五个县城，建立起包括二十余个县的革命政权。
洪湖苏区地处湖南、湖北两省边界，1930年10月，发展到拥有湖北省监利、沔阳、潜江、公安、石首和湖南省华容、南县等七座县城，控制着岳阳、沙市间长江两岸大片乡村，纵横达百余公里。1930年12月至1931年7月，国民党军队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三次“围剿”，洪湖苏区红军主力一度转移，周逸群、段德昌等领导地方游击队坚持斗争。10月，移往湘鄂边的红三军重回洪湖，至1932年春发展到一万五千余人。12月11日，湘鄂西苏区召开工农兵第三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1932年1月22日至30日，中共湘鄂西“四大”在湖北监利召开。选举产生新的湘鄂西省委，杨光华任书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湘鄂西“四大”通过的有关决议强调：“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争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放在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了。”(204)
湘赣苏区和赣南、闽西苏区相互呼应。1931年10月17日至25日，湘赣省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为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为副主席。11月初，国民党军集中十个师加上地方武装近八万人开始部署“围剿”湘赣苏区。计划多路出动，将苏区分割包围，然后分区“清剿”。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全面行动，第七十七师进占莲花，第十四师进占永新，第二十八师进占永阳。为打退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共湘赣省委组成以林瑞笙为书记的临时前敌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战争。1932年1月3日，前敌委员会率独立第一师、第三师在永新予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师以很大杀伤。随后，又对莲花国民党军队第七十七师展开围困。3月2日，国民党守军弃城逃往萍乡，红军收复莲花。至此，湘赣苏区反“围剿”斗争结束。
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后，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及国民党内部的争斗，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全面后撤，中央苏区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31年10月3日，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尚报告，“除瑞金全县赤化外，石（城）、汀（洲）、于（都）、会（昌）四县大部尚是白色”，其他如寻乌、安远、信丰、泰宁、建宁、宁化、清流等，还“须用一长时间去争取”(205)。到次年初红军攻打赣州时，苏区已经扩大到不仅于都、长汀、会昌、石城尽入苏维埃掌控之中，赣县、宁都、广昌、寻乌、安远、宁化、清流等县也全部或部分纳入苏区版图。
1931年底，驻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在参谋长赵博生等人策动下发动起义，促成了红军实力的迅速壮大。孙连仲部原属冯玉祥西北军，前一年中原大战中被迫接受蒋介石改编后，孙连仲被委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率部开往山东济宁一带整编。第二十六路军下辖第二十五师（孙自兼师长）、高树勋的第二十七师、关树人的第一骑兵师共约四万余人。蒋介石对孙部非常重视，怀柔备至，因担心其在山东被韩复榘拉拢为韩所用，极力促成孙部南下至江西参加“剿共”战争，如此既可增厚江西“剿共”兵力，又可设法使孙效忠于己。1931年初，蒋介石日记中多有调孙部南下的记载：“石友三、韩复榘将有联合，希图抗拒，此时孙连仲部如能开至江西，则统一即可实现矣”(206)；“第十二师张与仁率萧希贤部叛变，在海州附近反抗金汉鼎，及得萧电乃知其事已解决，不致为患。惟外间闻之，恐因此牵大局，又恐孙连仲部因之延不开赣……当此时局，将安而未安，孙部定开而未动之时，诚千钧一发，朽索六马之象，可不慎乎”(207)；“今日萧部变乱虽平，而孙连仲部未开，心犹悬之。”(208)这样密集的记录在蒋介石日记中并不多见，可见其对此的高度重视。
1931年二三月份，经过蒋介石派出代表反复劝说，并馈送孙连仲大量金钱后(209)，孙部遵命如期开往江西，这使蒋介石大大松了一口气，在日记中写道：“孙连仲部逐渐南下，余计其将实行，则统一实现，更有把握。孙部南移与否，实为统一成败之大关键也”(210)；“孙连仲部既到江西，南北二方之局势，已形稳固”(211)。政治人物对实力的极端注重，在蒋调动孙连仲上可见一斑。
孙连仲部调赣后，以江西清乡督办的头衔率领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第三次“围剿”占领宁都后，孙连仲部驻守宁都。“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外有日本压力，内有西南逼宫，被迫在江西采取收缩态势，这就使孤处宁都的二十六路军形势越来越不利，给养遭遇严重困难，“每天兵站发一点糟坯米，又没有菜吃，大部分以盐水下饭”(212)。加之二十六路军从北方南开，不习水土，部队传染病流行，战斗力严重下降，中共有效的宣传更加剧了军心的不稳。宁都起义参加者回忆：“部队进入江西地界后，沿途的岩石上、路旁的墙上经常发现有红军留下的标语，这些标语的字迹大小不一，多是用石灰水刷上去的。标语的内容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天下穷人是一家！’‘欢迎白军弟兄当红军！’等等。这些标语的每一条，都使我感到新鲜，觉得亲切，并深深地印在我脑海中。有一次，部队开到江西宜黄县城，我竟被满街的红军标语触动得彻夜难眠。”(213)
1931年12月14日，在中共地下党人策动下，驻宁都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在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中共党员赵博生及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第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率领下举行起义。15日，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由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宁都起义和红五军团诞生，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
形势的发展，再次激起中共中央的乐观情绪。1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训令》指出，粉碎敌人的进攻，获得一省数省的胜利，已经不是遥远的前途而是今天行动的总方针。“在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总任务之下，应该首先将大江以南与大江以北的各个苏区汇成两个大的苏区”。“目前红军行动的总方向应该首先是使中央区（闽西在内）与湘赣边苏区完成一片，巩固赣南根据地，然后与湘鄂赣、赣东北两苏区密切的联系起来，造成包围南浔线以争取江西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另一方面，在大江以北应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使皖西北与鄂东苏区与鄂豫皖中心区完全打成一片，并与鄂北鄂西密切联系起来，造成包围京汉路南段与威胁长江的整个局面”(214)。根据这一计划，训令对各苏区红军的具体任务和编制作了规定。1932年1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对苏维埃革命的形势作出十分乐观的估计，强调：“红军与游击队的发展，造成了包围南昌、吉安、武汉等重要的与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势，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215)
在中共中央乐观态度影响下，毛泽东扎实推进根据地建设的方针受到质疑，军事盲动倾向再次抬头，这集中反映在打赣州问题上。1931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即曾指示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赣州是江西南部中心城市，地处赣江上游章、贡两水汇合点，三面环水，城池坚固，易守难攻。对攻赣州，毛泽东不无疑虑，反对贸然进攻，但中共领导层多认为：“夺取赣州，是我们向外发展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首先夺取赣州，是因为可以把赣南反动势力完全消灭，把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打成一片，向吉安、南昌取包围形势。夺取赣州之后，我们更容易夺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216)对夺取赣州抱有厚望。1月1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精神下令进攻赣州，由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红三军团及红七军、红四军为主作战军。2月4日，中央红军陆续进抵赣州城郊，赣州攻击战开始。担任赣州城防的国民党军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旅马昆部，加上地方武装共八千余人，利用坚城固守，同时向吉安方向国民党军队求援。
蒋介石此时刚刚重新回到南京中央，正为上海淞沪战事焦头烂额，接到江西赣州守将马昆的求援电报后虽曾批示：“务望赴援解围，以保重城为要。”(217)但内外交困之下，一度有过放弃赣南乃至江西的设想。1932年2月中旬，他致电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表示：“如果局势紧张，或至不能不放弃剿匪计划亦未可知……今大势如此，倘不早有决心，不惟兵心动摇，且恐兵渐化匪，故拟主力撤至赣东者，以其尚可集团，亦可策应，比死钉在匪区或较胜一着也。”(218)蒋放弃江西的主张遭到赣籍的熊式辉强烈抵制。18日，朱绍良、熊式辉在回电中提出：“江西剿共计划早已放弃，现在部队只是防区，如将主力撤至赣东，并防区之计划而亦放弃之，恐我军反主为客，将被匪剿。虽众不足恃，牵制保守一隅亦不可得。”(219)熊式辉等的反对，应在蒋的意料之中，对熊的回电，蒋批：“前电主力集中赣东之原则决行。皓辰。”(220)值得注意的是，原批文中还有“江西暂时放弃”字样，后抹去，应是避免过度刺激江西地方之故。20日，蒋介石回电熊式辉等，坚持撤出主力部队的计划，强调：“第十八军与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各师决调赣东，如不得已时，赣江两岸只可放弃，仅守新淦与抚州以北地区，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221)此时，淞沪战事已近尾声，“赣南赤匪决非现在军队所能剿清”的说法，真实暴露出蒋在“剿共”问题上的消极态度，倒是熊式辉比他坚决得多，熊在回电中强硬坚持：“抽调防区部队，坐视地方沦于匪手，职之立场决不能办。盖为人如此办理，其肉将不足为故乡父老食也。”(222)在江西地方坚持下，蒋介石放弃江西的设想未能成真，吉安方面国民党军队虽然颇多延误，但最终还是出发向赣州方向增援。
赣州攻击战从2月初开始后一直延续到3月7日，历时三十三天，红军采用强攻和坑道爆破等多种进攻手段，一度占领城楼，突入城内，守军旅长马昆报告：“兼旬以来，匪众迭次登城，均被击退。乃漾晨八时，东门城垣又被爆破，匪以炮火机枪乘势掩护，悉其精锐向我猛攻，同时西南两门亦鏖战甚烈。昆等分头督杀，初以机枪佯示威，而匪众蜂拥扒城，我乃施行快放者，匪以前仆后继，来势愈凶，我方弹药用罄，继以肉搏。呐喊之声，震动天地，匪尸骸垒集，并有授首城垣而坠尸城外。而我方伤亡亦重。”(223)由于城内守军顽强抵抗及红军攻坚能力不足，红军始终未能拿下城池。3月7日，城内守军和从吉安赶到的城外国民党援军里应外合，向攻城红军发起反击，红军被迫撤出战斗。整个攻击战红军付出3000人的惨重伤亡。
赣州战役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在赣州东北的江口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围攻赣州的经验教训，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应集中力量向敌人统治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地形条件比较有利的赣东北方向发展，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广大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战争。但中央局多数人坚持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张，力主红军主力沿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为此，中革军委于18日发布训令，决定将中央红军分成两路：中路军（即第一、五军团）在赣江东岸活动，西路军（第三军团）到赣江西岸活动。尔后两路军夹江而下，逐次夺取赣江流域中心城市。3月30日，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东路军夺取漳州，苏区中央局接受了这一建议，决定中路军改称东路军，临时到福建活动一时期，筹措给养，然后继续执行赤化赣江流域的计划。4月10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首先攻占龙岩。19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守军张贞部见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红军占领漳州城。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队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枪两千余支及其他大量军用物资，并筹得大批经费。
面对红军在闽赣两省的积极行动，国民党方面虽然没有如蒋介石所建议的放弃江西，但完全处于被动防御状态，几无还手之力。如当时报章所载，江西“全省八十县，完全沦陷匪手者有瑞金、于都、横峰、石城等二十余县，名存实亡者有铜鼓、德兴、永丰、安福等二十余县，土共出没无常者有修水、吉安、南丰等二十余县”。(224)尤其是赣中、赣南几乎完全放弃，只有赣州、吉安两城留在手中。福建省大部分地区也在中共力量影响之下。
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加上鄂豫皖、洪湖、湘鄂赣等苏区的烘托，1932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地区节节退却，几无防御之力。具体看，红军在此主要形成几大区域：“一、鄂东皖西豫东之股。前共军邝继勋等部，陷广济，扰圻水，攻黄安，经中央派徐源泉往剿，乃收得失地，逐出鄂境，窜入皖属英山。而皖方陈调元不协剿以绝根株，此股共军乃得休息于英山、霍山之山地中，近则已下攻六安，有向皖腹地侵攻之势”；“二、鄂西湘北之股。湘鄂交界处之洪湖，为鄂西共军贺龙、段德昌、王毅民之根据地。去年中央军队曾集中大军包剿，而洪湖匪未肃清。广东事件发生，剿共主力徐源泉开调湖南，共军气势复盛。近则往北进扰京山、应城，于是长江、汉水之上皆有共军之踪迹”；“三、赣南之股，此为共匪之最大股。据《民报》南昌通讯，此股归朱德、毛泽东直辖，有人十万上下，有枪七八万枝。赣南赣江本岸为其根据地，赣东、闽北及信江流域一带与铜鼓、万载湘鄂赣边境为其支流，其伪中央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政治学校等机关多设于瑞金、石城、于都、兴国等山中”；“四、闽南之股。闽南之股系赣南共匪之分股，上已述之。此股为罗炳辉、彭德怀、季振同、林彪四部，约四万余人，近则攻陷龙岩、漳州。中央守漳之张贞师节节败退，现云霄亦危”(225)。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在长江中游一带又一次陷入全面被动，红军的急剧发展，如时人观察所言：“汉口一地已同大海中一孤岛，四周共祸猖獗，如方升之潮，怒涛澎湃，日事冲击其沿岸，此实可惊而骇目者也。”(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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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训令张代指挥官、平江县长查核何迈前呈报平匪情形及善后方法》（1928年8月21日），《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汇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82页。
(2) 《石明关于平江暴动之经过与现状的报告》（1927年9月—10月间），《红旗漫展出辕门——平江起义资料汇编》，第22页。
(3) 《平江清乡委员会魏洁岑等报告关于彭德怀在平江起义情形代电》（1928年8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9页。
(4)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8页。
(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联席会议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8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6页。
(6)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7) 《关于平江起义经过史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9页。
(8) 《杨如轩电朱培德等匪向茶陵退去是役刘安华阵亡官兵死伤亦多》（1928年5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6041，台北“国史馆”藏。
(9) 《朱培德电蒋中正赣境共军猖獗请准予抽调一部回赣肃清共党以免蔓延》（1928年6月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002，台北“国史馆”藏。
(10) 《蒋中正电令朱培德第三军撤回江西》（1928年6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100014008，台北“国史馆”藏。
(11) 《刘总指挥关心赣西匪祸》，《申报》，1928年6月13日。
(12) 《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朱毛》，《申报》，1928年12月1日。
(13) 《1929年敌军阻挠红军下井冈山档案史料一组》，《浙江档案》1987年第8期。
(14) 《金汉鼎呈请采择施行剿匪除共计划》（1929年3月9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00003，台北“国史馆”藏。
(15) 《赣军开往赣南堵剿朱毛》，《申报》，1929年4月16日。
(16) 《金汉鼎电蒋中正何应钦共匪趁我军集师讨桂逆而重起逆焰回赣活动且声势更大》，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13142，台北“国史馆”藏。
(17) 《金汉鼎电呈蒋介石报告赣西南中共充斥》（1929年4月2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282页。
(18) 《视察丰城清江新淦三县报告书》，《军政旬刊》第5期，1933年11月30日。
(19) 《中国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改组三月来的工作》，南昌《市政半月刊》第1卷第5、6期合刊，1934年10月1日。
(20) 《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21) 《陈诚先生回忆录——国共战争》，台北“国史馆”2005年印行，第16—17页。
(22) 《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卢新铭等部报告与红军在闽境战斗情形文电》（1929年7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37页。
(23) 《蒋介石电张贞令进驻龙岩连城“剿共”》，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2页。
(24) 《蒋中正电粤闽赣三省主席及军长等派金汉鼎为粤赣闽三省剿共指挥》（1929年6月2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020，台北“国史馆”藏。
(25) 《中央革命据据地红军战况史料——上海银行通讯简介红军在赣活动及蒋介石围剿计划》，《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26) 《金汉鼎电蒋中正朱毛匪踪所至赣西南各县受毒已深闽省龙江汀杭连各县人已匪化》（1929年7月2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6141，台北“国史馆”藏。
(27) 《金汉鼎呈会剿共匪计划》（1929年8月27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00006，台北“国史馆”藏。
(28) 《国军剿匪暂行条例》（1929年11月16日），国民政府档案001012300006，台北“国史馆”藏。
(29) 《赣西南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0月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3—354页。
(30) 《鲁涤平电辞本兼各职》，《申报》，1930年4月24日。
(31) 《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9页。
(32)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6页。
(3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第200页。
(34) 《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413页。
(35) 《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0页。
(36) 参见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50页。
(37)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6页。
(38)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39) 《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1年编印，第320页。
(40)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127-128页。
(41)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
(42) 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
(43) 蒋介石：《电汪院长叶秘书长为解决土地问题详陈分配及整理意见以贡参考》，《军政旬刊》第8期，1933年12月30日。
(44) 黄仁宇著，张逸安译：《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91页。
(45)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第17页。
(46) 《弋阳、横峰工作报告》（1928年8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96页。
(47) 《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全区代表大会文件·政治任务决议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
(48) 《中共河西道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工作报告》（1932年5月17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111页。
(49)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争取三都七保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3期，1931年2月26日。
(50) 《赣西南刘作抚同志报告》，《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5页。
(51)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17页。
(52) 《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19册，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20页。
(53) 《中共苏区中央局通告第十号·地方武装的策略组织和工作路线》，石叟档案008·5524/2612/055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缩微胶卷。
(54) 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苏维埃中国》，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编印，第302页。
(55)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符镭关于福州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12月），《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册，第196页。
(56)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1933年2月），《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94页。
(57) 中共中央军委致刘伯承、邓小平电，1947年7月30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
(58) 《中共会昌县委十、十一两月工作报告》（1932年12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一），第367页。
(59) 《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陂孝北县委会的指示信》，《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第397页。
(60)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巡视连江工作报告》（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3册，第148页。
(61) 《赣西南工作综合报告》（1931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年，第268—269页。
(62) 《鄂东巡视员曹大骏的报告》（1929年8月31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
(63) 《关于阳新工作的报告》（1929年9月21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第145页。
(64) 陈康等《红二十五军和蔡升熙同志》，《人民日报》，1985年11月24日。
(65) 《北冀关于漳州红三团行动的报告》（1933年8月2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册，第91页。
(66) 《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42页。
(67)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争取三都七保的意义和工作方法》，《中革军委总政治部通讯》第3期，1931年2月26日。
(68) 《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1930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2页。
(69) 《中共漳州县委书记蔡协民给厦门中心市委的工作报告》（1932年8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24页。
(70) 《匪区割禾办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南昌行营处理剿匪省份政治工作报告》第11章，南昌行营1934年编印，第48页。
(71) 《中共粤赣省委、省苏给各地指示信》（1934年8月9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6，中央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46页。
(72) 《中共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1930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第133页。
(73) 《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记录》，1931年6月20日于康都。
(74) 子修：《赣北工作综合报告》（1930年7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一），第264页。
(75) 《彭德怀自述》，第145页。
(76) 《张开琏电告长沙情形》，《申报》，1930年8月2日。
(77) 《何应钦转报何键来电报告长沙失陷经过》（1930年8月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6页。
(78) 《国民党政府战史会编：关于红军攻克长沙经过情形的史稿》，《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21页。
(79) 《武汉治安异常巩固》，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8月6日。
(80) 《蒋介石致何应钦转何键电》（1931年8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7页。
(81) 《何键自长沙报告确实占领长沙电》（1930年8月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89页。
(82) 《柏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1930年6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页。
(83) 《为进攻南昌会师武汉通电》（1930年6月25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罗坊会议前后》，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编印，第51页。
(84) 《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战况史料——上海商储银行汉行红军又近吉安函稿》（1930年6月30日），《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
(85)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86) 《湖南省政府政治报告》，湖南省政府秘书处1931年编印，“剿匪”第15页。
(87) 何键：《湖南铲共汇编》，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34页。
(88) 毛泽东：《攻长沙不克的原因》（1930年9月1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
(89) 《红一方面军进攻高安的命令》（1930年10月1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六辑《罗坊会议前后》，第167页。
(90) 《何应钦呈送湘鄂赣绥靖会议决议案》（1930年9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32页。
(91)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41期，1930年10月20日。
(92) 《确立最短期内施政中心，以提高行政效率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921页。
(93) 《四中全会记》，《国闻周报》第7卷第46期，1930年11月24日。
(94) 《电鲁涤平令各部猛进收复江西各县》（1930年12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54030，台北“国史馆”藏。
(95)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0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46页。
(96) 李家白：《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第76页。
(97) 蒋介石日记，1930年8月5日。
(98) 蒋介石日记，1930年12月22日。
(99)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廿五1010。
(100) 公秉藩：《记龙冈战斗溃败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2页。
(101) 《第十八师失败之检讨》，《东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769页。
(102) 《鲁涤平电蒋中正以朱毛彭黄诸匪部全在东关寨李庄黄陂小布等处谋抵抗》（1930年12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6328，台北“国史馆”藏。
(103) 《关于第一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0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50页。
(104)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0页。
(105) 《电林蔚》（1931年1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第282—283页。
(106) 《蒋介石电鲁涤平应向龙冈急进围剿》（1931年1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68页。
(107) 《蒋介石致鲁涤平、朱绍良等电》（1931年1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69页。
(108) 《国民党军第五十师谭道源部与中央苏区红军在东韶街战斗详报》（1931年1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58页。
(109)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
(110)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9册，第316页。
(111)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兴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编印，第48页。
(112)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113) 《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62页。
(114) “国防部”史政局编：《剿匪战史》第1卷，台北1967年版，第125页。
(115) 《蒋中正电王金钰饬各部稳扎稳打与友军切实联系》（1931年3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60100034030，台北“国史馆”藏。
(116) 《在赣欢宴各界之演说》，江西《民国日报》，1931年2月26日。
(117) 《蒋委员长告江西各县离乡避匪之贤良士民书》（1933年9月22日），《军政旬刊》第2期，1933年10月30日。
(118)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第429页。
(119) 《战前部队集中的命令》（1931年4月19日），《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120) 《毛师收复广昌，南昌行营参谋处通电》，《申报》，1931年4月18日。
(121) 蒋介石电何应钦指示赣南剿共部队应照常围剿勿因粤局变动致功亏一篑，1931年5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0页。
(122) 《蒋中正电示朱绍良务于十日至半月内击破赣南赤匪并先剿匪再讨逆》（1931年5月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10200056060，台北“国史馆”藏。
(123) 蒋介石日记，1931年5月15日。
(124) 《国民会议对于国民政府剿灭赤匪报告之决议案》（1931年5月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56页。
(125) 《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1931年5月13日），《朱德军事文选》，第35页。
(126) 《公郭两师进攻东固匪巢之血战》，《申报》，1931年5月29日。
(127) 《王金钰电蒋中正现彭德怀匪主力在水南街图犯吉安》（1931年5月18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90300039057，台北“国史馆”藏。
(128) 《曾愚函转蒋中正上次东固剿共惨败情形》（1931年5月20日），蒋中正总统档案002020200011104，台北“国史馆”藏。
(129)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8页。
(130) 《朱绍良电蒋中正共军兵力增至二万余人重创王布恩旅》，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4145，台北“国史馆”藏。
(131) 《关于第二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3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68页。
(132) 《总前委第五次会议纪要》（1931年5月30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47页。
(133)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8页。
(134)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通信兵》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35) 《为一致协力扑灭赤匪告全国同胞书》，《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第292页。
(136)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27日。
(137) 《蒋介石致何应钦、熊式辉电》（1931年6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编印，第373页。
(138)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28日。
(139) 《剿赤军各路布置完妥》，《申报》，1931年6月28日。
(140) 蒋介石：《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第147页。
(141) 蒋介石：《下第三次剿匪总攻击令》（1931年7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三十七，第30页。
(142) 《总前委第六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兴国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0年编印，第151页。
(143) 《总前委第九次会议纪要》（1931年6月2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58—159页。
(144) 《红军一方面军总前委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1931年6月22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62页。
(145) 郭化若：《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2页。
(146) 《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147) 蒋介石日记，1931年6月10日。
(148) 《国民政府慰劳剿共将士通电》，《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973页。
(149) 《国府告全国武装同志电》，《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975页。
(150)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1页。
(151) 《毛泽东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91年编印，第41页。
(152) 《毛泽东致以栗、震林等同志信》（1931年6月28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41—42页。
(153) 《军阀混战的形势与前途》，红七军政治部编《火炉》第1期，1931年7月18日。
(154) 《军阀混战的形势与前途》，红七军政治部编《火炉》第1期，1931年7月18日。
(15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3页。
(156) 郭化若：《粉碎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12—13页。
(157) 《蒋介石致何应钦、熊式辉电》（1931年6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3页。
(158) 《陈诚电蒋中正何应钦黎川匪以朱德彭德怀为主有窜建宁宁化之虞该路军拟向黎川搜匪主力攻击并规定各部行动等》（1931年7月2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88，台北“国史馆”藏。
(159) 《蒋介石致左翼朱绍良、孙连仲、陈诚等电》（1931年7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375页。
(160) 《罗卓英电蒋中正第十一师已抵黎川》（1931年7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4175，台北“国史馆”藏。
(161)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0—211页。
(162) 《蒋中正电王树翰朱培德叶楚伧》（1931年7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134，台北“国史馆”藏。
(163) 《此次剿匪非出匪不意不但不能肃清土匪且为匪所算也》（1931年8月6日），《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上，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59页。
(164)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11日。
(165) 《上官云相电蒋中正据降匪供称彭德怀三师分至沙溪中村黄陂欲诱深入再决战已饬属严防以待》（1931年7月1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09，台北“国史馆”藏。
(166) 《罗卓英电蒋中正据俘匪供述匪仍图诱我深入在龙岗、东固一带集结主力与我决战等匪情》（1931年7月23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64，台北“国史馆”藏。
(167)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0日。
(168)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28日。
(169) 《夺取富田新安的命令》（1931年7月31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20页。
(170)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7页。
(171)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苏区中央局谈到国民党空中力量的影响：“敌飞机轰炸威力颇大，一年来我军被其损伤者近千人。侦察亦有相当作用。”（《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9页）
(172) 《何应钦电蒋中正据陈诚电军情近况现待命龙岗急候钧令指示进止》（1931年7月3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184，台北“国史馆”藏。
(173) 蒋介石日记，1931年7月31日。
(174)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3日。
(175)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19页。
(176)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7页。
(177) 《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7—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75页。
(178)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0日。
(179)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2日。
(180)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47页。
(181) 8月中旬，在红军由君埠西进兴国后，蒋介石立即获知消息，电赵观涛等告知其已由“君埠西逃”。《蒋中正电赵观涛卫立煌等》（1931年8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138；台北“国史馆”藏。
(182)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6日。
(183)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16日。
(184)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0日。
(185) 《蒋中正电陈铭枢赞成清野焚毁之策请详订计划五日内毁平完毕》（1931年8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1136，台北“国史馆”藏。
(186) 《蒋中正电陈铭枢详订毁平匪区办法分区施行及击破中坪匪后部队部署》（1931年8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60033，台北“国史馆”藏。
(187) 《蒋中正电令赵观涛将小布及以西以南等地区平毁》（1931年8月24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10200060041，台北“国史馆”藏。
(188) 《国民党军第五十三师李韬珩部配备东固移防赣东情形的报告》（1931年8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78页。原标题中“李韬珩”应为李韫珩之误。
(189) 蒋介石日记，1931年8月25日。
(190)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版，第262页。
(191) 《蔡廷锴电蒋中正何应钦等》（1931年9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44176，台北“国史馆”藏。
(192) 《陈铭枢通电我十九路军及第九师在兴国之高兴圩老营盘一带与匪朱毛彭黄等全部五万余遇战两昼夜将之击破》（1931年9月9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59，台北“国史馆”藏。
(193) 《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经过史稿》（1931年7—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76页。
(194) 《红四军关于作战情况的报告》（1931年9月9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74页。
(195) 《红一方面军九月七、八两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9月30日），《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272—273页。
(196)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25页。
(197) 《何应钦电蒋中正据蒋鼎文韩德勤面陈向东固途中匪由老营盘来袭五十二师遭惨败经过》（1931年9月2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90300027063，台北“国史馆”藏。
(198) 《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一）、（二），1931年9月18日；《红三军团及七军九月十五日战斗结束统计表》（1931年9月19日），江西党史资料第19辑《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第114—117页。
(199)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页。
(200) 《蒋介石指示朱培德对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补充规定电》（1930年11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第290页。
(201) 《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第313页。
(202) 《致吉鸿昌书》（1931年3月23日），《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10册，第328—329页。
(203) 《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1932年2月2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2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页。
(204)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2年1月27日），《湘鄂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2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5年编印，第198页。
(205) 《苏区中央局十月三日自瑞金来的长电》，《兴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专辑》，第50页。
(206) 蒋介石日记，1931年1月10日。
(207)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3日。
(208)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5日。
(209) 参见《致刘伯坚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宁都起义》，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6页。
(210) 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21日。
(211) 蒋介石日记，1931年3月13日。
(212) 《致刘伯坚信和宁暴经过的报告》，《宁都起义》，第47页。
(213) 《雪三自述》，《李雪三将军·雪三文集》上，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214) 《给各苏区中央分局、省委及红军各军政治委员的训令》，《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538—539页。
(215) 《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8册，第39页。
(216) 定一：《夺取赣州》，《青年实话》第10期，1932年2月15日。
(217) 《马昆电蒋中正共军围攻赣城拟请迅予派队驰援》（1932年2月5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2，台北“国史馆”藏。
(218) 《蒋中正电熊式辉朱绍良上海形势刻决定抵抗到底南昌与开封交通恐中断》（1932年2月16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5，台北“国史馆”藏。
(219) 《朱绍良熊式辉电蒋中正江西剿共计划已放弃将主力撤至赣东恐不妥》（1932年2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6，台北“国史馆”藏。
(220) 《朱绍良熊式辉电蒋中正江西剿共计划已放弃将主力撤至赣东恐不妥》（1932年2月18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6，台北“国史馆”藏。
(221) 《蒋中正电熊式辉朱绍良第十八军第六第十第八十三各师决调赣东》（1932年2月20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7，台北“国史馆”藏。
(222) 《熊式辉电蒋中正抽调防共部队使地方沦赤共手职决不能办》（1932年2月27日），蒋中正文物档案002020200019008，台北“国史馆”藏。
(223) 《国民党军第三十四旅马昆等报告围攻赣州情形电》（1932年2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军事》（三），第82页。
(224) 《赣省举办产销税》，《申报》，1932年6月9日。
(225) 《湘鄂革命根据地红军作战情况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226) 《湘鄂革命根据地红军作战情况史料》，《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