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四节 北京政变"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北京政变
一 冯玉祥与北京政变" class="reference-link">一 冯玉祥与北京政变
就在直奉两军在山海关激战之时，直军变起肘腋，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率部自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北京政局为之一变，直军后方成为他人地盘，前线遂陷于一片混乱之中。
冯玉祥十五岁即入伍当兵，行伍出身，1913年三十岁刚出头就升至旅长，1921年升至师长兼陕西督军，成为方面大员。1918年，冯玉祥在担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南下参加北洋军与护法军的战争，他违抗段祺瑞的命令，发出主和通电，结果被北京政府免职，后因曹锟从中缓颊，改为“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暂准留任”处分(214)，冯玉祥因此而成为直系成员，与吴佩孚“党系既同，私交固亦至相得也。及吴为直系之狄克推多，二人始因威望关系，发生龃龉”(215)。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自陕西率兵入中原，为直系战胜皖系立有很大功劳，随后驱走豫督赵倜，于1922年5月出任河南督军。但是，冯玉祥与开府洛阳的吴佩孚同处河南地界，“冯虽督豫，而吴固仍驻洛阳也。物莫能两大，况吴素性又颇傲慢，以冯久隶属下，遇事多自主裁，不加谘商，冯亦不愿一味仰承意旨，久之，彼此之间自难免各不愉快”(216)。还在冯玉祥刚上任时，吴即保举与冯积怨甚深的河南第二师师长、归德（豫东）镇守使宝德全任河南军务帮办，并保宝德全“向守服从，能负完全责任”，要冯“请勿疑虑误事”(217)。冯不满吴以此牵制其行事自由，遂以宝德全在冯军进入开封时“公然抗命”为由，于5月13日将宝德全公开枪决，如此决绝的举动自然惹恼了吴佩孚。对于吴佩孚保举到河南任职的人员，冯玉祥概置不理，同时不断扩充实力，增编部队。吴佩孚自认在直系中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而冯玉祥不仅对其种种主张不买账，甚而屡屡给其脸色，让其下不了台，很没有面子，从而被吴佩孚视为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冤家对头。
1922年9月15日，吴佩孚致电曹锟称，“冯督在汴，人地不宜，赶时调为热河都统，加以东蒙招抚使名义，以示优崇。如此，则北门有干城之选，中州无隐患之虞”(218)。所谓“干城”云云，不过虚语，热河地处偏僻，没有河南任职的实惠，吴佩孚提议将冯玉祥调往热河，实际表示他已视冯为“隐患”，担心其“不受指挥，深恐盘踞中州，尾大难制，是以密行计划，移调他处，另置心腹。一可借经济以牵制，二可便自己之方策”(219)。对此，冯玉祥自然心不甘情不愿，而又不能与势大力强的吴佩孚硬抗，只能“无论如何，吾定服从”，“取服从主义”(220)。曹锟既不能不给吴佩孚面子，也不愿让冯玉祥成为“怨妇”，为平衡冯、吴关系，决定将冯玉祥调离河南，安置在北京，出任陆军检阅使。这个职位看似位高，实则“有虚职而无实权，其不能满冯之意可知”(221)。冯玉祥在豫督之位坐了还不到半年便失去了河南地盘，在直系中被边缘化，内心本已对吴佩孚十分不满，而其军队第十一师随他调到北京后，原本由吴佩孚承诺的河南每月协饷20万元，却被河南省当局以河南丁漕田赋“业经冯使任豫督时预征”，省银钱局现款也被冯“罗括一空”，财政十分困难为由，拒绝兑现，使冯部常常陷于饷械无着的窘境，更增添了冯对吴的怨气(222)。然“冯素深沉，时机未至，绝不少露词色，故逼宫夺印一出，冯仍任一重要角色，迨大选告成，禄仍弗及”。曹锟上台后，对“有功”部下一一封赏，而对在驱黎中“有功”的冯玉祥则未见有实质性关照，“诸将尽得遍沾实惠，独冯为吴氏所扼，竟不得丝毫实利。而逼宫恶名，复又归之，冯氏因之既怨且恨，而对于曹吴，常思所以报复之者矣”(223)。不仅如此，冯玉祥调到北京后，“非但地盘问题不得解决，且‘所部欠饷甚巨，既不稍有补贴，以后月饷曹又不肯发足’。冯因而对吴佩孚更为不满，对曹锟也大失所望，‘其愤激之情，殆不可遏’”(224)。这些都为其后直系的分裂埋下了隐患，“识者早知冯之不复为曹、吴用矣”(225)。
冯玉祥在直系内部郁郁不得志，便成为反直“三角同盟”的拉拢和争取对象。冯玉祥出身下层穷苦之家，笃信耶稣基督，具有为穷人请命的朴素平等情感，不满北洋时期的乱象，为粤方孙中山认为可以争取，以爱国和革命的名义，与其建立联系。还在孙中山刚刚开始护法不久，冯玉祥于1918年2月在前线发出主和通电，孙中山即致函冯称：“热诚护法，努力救国，不胜为民国幸。昨冬以降，南来国人，无不盛称执事为爱国军人模范，……徒以云海揆隔，不能时通声息为歉耳。……濒危之民国国脉，得以主持正义如执事者扶持之，俾免于亡，则国民必感伟功于永久矣。”(226)不过，冯玉祥当时并无回应，直到1920年秋，冯玉祥才首次致函孙中山，表示“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有先生一人，百折不回，再接再厉，无论如何失败，我行我素，始终如一。”表示“今虽扼于环境，未能追随，但精神上之结合，固已有日，……乞多指示”。孙接信后，即派徐谦、钮永建为代表，携亲笔复函前往汉口看望冯(227)。从此，孙冯之间建立了个人联系，“信使往还，络绎于途”(228)。孙中山热诚希望冯玉祥“用革命手段以救国”，且“能本此意与民党携手”(229)。为了呼应南方的革命运动，国民党人认为，“要革命彻底成功，便要实行中央革命，在北京发生一个大变化”(230)。冯玉祥由此成为国民党在北方运动的主要对象。
1923年秋，孙中山命孔祥熙携其亲笔手书《建国大纲》转交冯氏，并指示马伯援专做冯玉祥的工作，马表示：“中国革命，尤其是北方革命，非他（冯玉祥）不可，且他的行为与热心，已感动了陕西胡景翼，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孙中山表示：“这是一件大事，出诸你口，入于我耳，须去问问冯焕章的意思，他有没有这种计划与决心，若有，我必舍却广东，到北方去革命。”(231)但是，冯玉祥当时身处北京，兵力有限，无力控制全部大局，而且形势也不明朗，不敢轻举妄动，便通过马伯援回复孙中山：“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有冒险行动，必遭失败，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232)此后，国民党人徐谦、王正廷与冯玉祥、于右任与胡景翼、张继与孙岳等都建立了个人联络关系，“所有孙先生的亲笔函件以及口述的各项事情，通过以上这些代表随时代交或传达给冯、胡、孙三人”(233)。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黄郛系老同盟会员，与国民党渊源甚深，也在策动冯玉祥倒直的过程中担任了重要工作。
如果说，孙中山对冯玉祥的工作主要建基于道义与情感，张作霖和段祺瑞对冯玉祥的工作则主要建基于财政金钱的支持。张作霖和段祺瑞都曾通过私人关系与冯玉祥建立联络，进行拉拢(234)，并乘冯部财源困窘之机，施以援助，建立感情。“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默契，则极秘密，奔走者多皖人。张、冯两方，均以段合肥为中心”(235)。1924年2月，段祺瑞的谋士姚震致函奉方说：“二马（冯玉祥）接洽，亦待专款到后再办。”(236)3月，段祺瑞派人到奉天，取回张作霖开出的奉天正金银行汇票200万日元，在天津正金银行兑取大洋162万元，交付冯玉祥。段祺瑞透露：“这次的钱给冯玉祥一百五十万元，是三个月军饷用的。”(237)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冯玉祥毕竟是个现实主义者，需要考虑个人及其派系集团的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在直系内部的发展空间受限，自然难免对“三角同盟”的拉拢心动，寄希望于倒戈政变成功后可以有更多的个人政治施展空间，再加上从“三角同盟”方面还可以获得实际的金钱支持。所以，在第二次直奉战前，冯玉祥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一定的变化，对直系的效忠已然动摇，他在等待合适的时机，寻求合适的盟友，以达到个人和集团利益的最大化。
冯玉祥在直系内部寻得的同盟者，是其时驻守河南的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和驻守河北的冀南镇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孙岳。胡景翼和孙岳早年都曾参加过同盟会，与国民党有历史渊源，尤其是胡景翼，在陕西护法运动期间领导靖国军，与靖国军总司令、国民党人于右任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他曾对孙中山表白附直“不过一时权宜”，对孙是“人远心近，始终如一”(238)。胡景翼和孙岳在直系内部非主流派，个人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还在1923年直系筹办“贿选”时，“三角同盟”方面即与胡景翼有所联络，计划以大笔款项策动胡部倒直。皖方表示：“接济款项一节，系分为两次。第一次系现在先给以数万元，为该师军官佐搬家之用；余则动手后再付。”(239)但因胡军声明“非俟余款二十五万到津后不能实行（因移动军队、添办军需，无款可垫）”(240)，加以时机不成熟，策动胡军倒戈之举未成。胡景翼投靠直系，与冯玉祥督陕不无关系，双方也因此而有联络，对时局的看法“意见日近”。
当直奉关系紧张、战争阴云聚集之时，胡景翼特意在9月7日前往冯玉祥驻地，探询冯的意见。冯对胡说：“前天我问总统有何预备，曹总统言，冯焕章、胡笠僧（胡景翼）二人拱卫京畿，不啻吾之二虎，即不预备，谁敢侮我？余曰虽有二虎，不与之食，其将何以噬人也？”(241)由此可知，冯已向胡透露其不愿为曹卖命的心态。9月10日，孙岳亦前往南苑冯玉祥驻地晤冯。冯对孙表示：“现今曹吴专政，国乱民愁，余本早下决心，为国除害，只以势单力薄，迄未敢下手耳。”孙岳提议：“胡笠僧（胡景翼）早已不满意于吴，可引为臂助，共图大事。”(242)孙并自愿担任与胡的联络工作。经过冯、胡、孙三方的互通声气，取得一致意见，即利用直奉战争之机，发动政变，推倒曹、吴，然后请孙中山北上，解决政治善后问题(243)。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吴佩孚已经意识到冯玉祥的态度可能对直系的不利影响，特意致电曹锟的身边人王毓芝和陆锦，提出“鄙意只要冯使果敢有为，至时拟以东三省全权付托之。请密询其意向何如”(244)。但吴、冯心结已深，故在外人看来，这是“以画饼饵虎豹，欲求其唯命是听，吴之疏愚固极可哂”(245)。为防冯可能之变故，吴佩孚也作了相应的布置，令冯玉祥统领第三军出古北口，走北线经热河，自西北方向袭奉军后路，并令胡景翼部跟进，对冯部有所监视。此线路途遥远，地瘠民贫，离正面战场较远，或许吴佩孚认为可以减少冯部出工不出力对正面战场的影响，殊不知，吴此举反固冯倒戈之心，因为“行军千余里外荒寒之地，一不给钱，二不给弹，一旦遇敌，不战自溃，岂非故将我军置之死地耶？”(246)而且胡景翼与冯玉祥已有举事的默契，令胡监视冯，无异使冯先就知晓吴之用心，对吴更增反感，亦说明吴佩孚太过自信，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变生肘腋，冯玉祥敢于倒戈相向。如时人论：“吴氏对于诸人，本不十分信任，故全行调至远地，以免发生后路之危险，一面希望从速克生张作霖，纵使诸人有不利之行动，势已有所不能。”(247)“推吴用意，对冯疑忌已久，胜不过与以吉林，割绝边地；败则必牺牲其队，更免后忧。冯亦早悟及此，故当令下即向曹婉辞，请另派大军前往。经曹力劝，始开拔北上。而吴不知冯、胡、孙间已有密契，且嘱胡、孙监视冯军，如有越轨行动，并可便宜行事。胡等尽泄于冯。”(248)当胡景翼部奉命由河南作为援军北上经过通州时，特意将李虎臣旅作为总预备队留驻通州，以随时呼应冯玉祥的行动。
就在吴佩孚全心部署战事之时，“冯玉祥与其同志屡开会议，同时张作霖又与段祺瑞有所磋商，或于军队离京前，双方已具大体协定，虽未决其必然，但一大部之军队，未赴热河，逗留后路一事，确为事实。军队落后，名为筑路，实未前进，以便离京相近也”(249)。冯玉祥为起事作了周密的准备，他以京畿防务空虚为由，向曹锟建议任命孙岳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并将孙部一个团调进城内驻防，便于起事时里应外合，控制京城；同时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留住京郊，负责后方安排兼通消息；又将招募新兵编练的三个补充旅，以训练为名留驻后方，便于届时增加己方力量，控制局势。有意思的是，这些在曹锟和吴佩孚眼皮底下的准备行动，却没有引起曹、吴的相应警惕。
冯玉祥的部队因为冯的有意而迟迟其行，9月21日起方从北京陆续启程，23日冯亦离开北京。不过，冯部成一字长蛇阵，且行且止，逶迤前行，移动甚慢，每日行程不过数十里，9月底到达古北口以后即不再动，理由是筹措给养，实则是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冯令沿途各县“修理道路，以备行驶汽车输送军需”，保持道路通畅；又令部队每日演练行军，保持机动，便利随时行动；还派员严查当地向外发出的邮件、电报，“凡关于时事概不能涉及”，以免走漏消息(250)。在外部联络方面，冯玉祥与张作霖的使者秘密会见，表示“不拟与奉军作战”，“请奉军万勿入关”，并相约“于两星期内回信，在此期限内冯当按兵不动”(251)。冯玉祥与“三角同盟”的另一主角段祺瑞，则通过黄郛和贾德耀保持联络。段祺瑞曾有信给黄郛称：“大树（冯玉祥）沉默，不敢稍露形迹，是其长，亦是短也。现在纵使深密，外人环视，揣测无遗。驱之出豫，已显示不能共事，猜忌岂待今日始有也？当吴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大局为之立定，功在天下，谁能与之争功也。现尚徘徊歧途，终将何以善其后也？余爱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二、连合二、三两路，成明白反对，恰合全国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顾虑，即他二、三处代为周旋，亦无不可。宜早勿迟，迟则害不可言。执事洞明大局，因应有方，尚希一力善为指导之。”(252)此函实际是明白告知黄郛如何做冯玉祥的工作，也可知黄郛是冯玉祥举事过程中的深度参与者。段祺瑞的使者、时任陆军部军学司司长的贾德耀与冯部一路同行，也在不断做冯的工作，冯玉祥向他表示“拟请段芝泉（祺瑞）、张敬舆（绍曾）诸位重出，维持大局”，请其“往天津疏通”(253)。10月18日，段祺瑞的另一使者宋子扬（曾任第一混成旅旅长）到滦州见冯玉祥，转告段意，“现在乃最须改造之时，若能办到，即当一共和国民于愿以足。”冯回应“若团结力量，可以为之”(254)。冯玉祥还利用王承斌对吴佩孚剥夺其师长职权的不满，将其计划告知王，“王对冯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不愿与冯采取一致的行动，同时声明决不将冯的秘密泄漏给吴佩孚，仅只取得了相互之间的谅解而已”(255)。10月9日，冯玉祥致电曹锟及直系各将领，指责曹锳、李彦青、王毓芝、王克敏等“朋比为奸，炀灶蔽明，致兵革遍于全国，人民沦于水火，欲靖国事，非将此辈小人一律驱逐不可”(256)。作为直系的大将，冯玉祥为何在此时以如此直白的语言发出此电颇堪玩味，是他希望以此透露某种信息吗？还是以此有意扰乱各方的视线？值得注意的是，此电并未发给吴佩孚，而对冯玉祥与己方立场如此背离的电文，曹锟和吴佩孚仍未有足够的警惕与因应。据说，电中指责的诸人见到此电后，李彦青谓：“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他要这样同我们过不去。”王克敏云：“不是同我们过不去，他不过借我们发泄罢了。”曹锟看到电报后对他们说：“你们何以同他斗到这个样子，今天子玉又走了，这事怎么办呢？”吴佩孚“亦有所闻，颇为着急，然竟无完善办法以相对付。”(257)
10月11日，吴佩孚离开北京前往前线督战，同日冯玉祥亦将其总部北移滦平，摆出对奉进攻的态势，实则密切关注战局的走向，选择对发动最有利的时机，确保起事的成功与己方利益的最大化。此时，直奉两军在山海关前线反复厮杀，相持不下，直军渐有不支之势，尚未投入作战的冯玉祥部生力军成为直系取胜的重要砝码，吴佩孚的参谋长张方严向冯发电，告“此间战事紧急，均由二、三军延迟不进所致，倘仍逗留不发，大局不堪设想”(258)。由此而使冯玉祥判断战局已至最后关头，加以留守京城的蒋鸿遇向冯密报，吴佩孚的嫡系第三师已调至山海关，也使冯玉祥判断其部回师京城不至遇到有力的阻碍。因为“事情很显明，冯玉祥本有倒戈准备固是事实，但起始也不无观望之意。若吴佩孚能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得手，或者葫芦岛登陆成功，则冯的倒戈未必真能实现，甚至可以断定他不会实现。”(259)至此，冯玉祥遂下定决心，倒戈相向，北京政变的大幕即将拉开。
二 北京政变与奉皖结合" class="reference-link">二 北京政变与奉皖结合
10月18日及19日，冯玉祥连续召集部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开秘密紧急会议，决定行止，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等亦参加会议。会议讨论了前方的军事形势和倒戈政变的有关准备事项，冯玉祥正式宣布班师回京、发动政变、推倒曹吴的计划，得到与会将领的一致支持。随后冯玉祥令在大队后方密云的鹿钟麟旅回师京城，会同孙良诚、张维玺、蒋鸿遇旅控制北京；李鸣钟旅回师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路交通，稳固京城外围；在大队前方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旅回师京城接应；胡景翼部自通州进至军粮城、滦州方向，截断山海关直军的退路；孙岳在京城监视曹锟动向并作好内应准备；封锁北京至热河道路，切断两地电话通信联系，扣留吴佩孚派到冯部监军的北京宪兵司令兼前敌执法总监车庆云，以保持行动的隐秘性(260)。
10月21日，冯玉祥部根据计划开始行动。22日晚，鹿钟麟旅抵北苑，冯玉祥率刘郁芬旅抵高丽营，并在此与应约由北京城内赶来的黄郛会面，商讨政变后的政治善后方案。22日晚，鹿钟麟部已有一团进城，会同孙岳部于当晚12时占领电报局、电话局和火车站，切断了北京与外界的交通通讯联络。23日晨，鹿钟麟部主力入城，在孙岳部的接应下，依序控制了京城各要点。因为事发突然，曹锟完全没有准备，在冯玉祥部队行动的过程中，局势平和，秩序如常，未发生武装冲突。曹锟的总统府卫队及直系其他留城部队被包围后解除武装，曹锟本人被留置在总统府，不能外出，形同软禁。曹锟的四弟、兵站军需总监曹锐和曹锟的亲信、公府收支处长兼兵站军需副监李彦青被捕（曹锐于11月30日服毒自杀身亡，李彦青于12月15日被处决），财政总长王克敏被冯部搜捕，但侥幸脱逃，避入东交民巷使馆区(261)。
10月23日凌晨，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于北苑会商政变诸项事宜。政变成功后，他们在当天联名发表致段祺瑞、孙中山、王士珍、岑春煊、唐绍仪、熊希龄、梁启超、张謇等大老名流及各省军民长官并报馆、社团等通电谓：“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休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吾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262)冯玉祥还发表布告，强调“对于地方之秩序力予维持，而外人之生命财产，更当特别保护。倘有无知之徒，妄加揣测，生事造谣，希图煽惑，定当严密查访，重惩不贷”(263)。
冯玉祥发动政变，北京政治变天，曹锟被困总统府，外界无法得知其反应。据时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回忆：“9月23日（此处似为颜惠庆记忆错误或译者翻译错误，应为10月23日——作者注），早7时，门房惊慌地将我叫醒，报称：街上不满士兵，据悉为冯玉祥将军的部队，他曾给警察局打电话，但是电话线已被切断，他深感事态极为严重，故前来通报。我以最快速度起床，试着与警察局、卫戍司令部及内阁同人分别联系。同时遣仆人出门打探消息。仆人从附近探询以后，回来报告，冯玉祥将军回师北京，发表和平宣言，并包围了总统府，请求大总统同意他们的政见。此时，毋庸置疑，‘基督将军’已然发动了他一生中第一次重大的政变。这一判断迅速被证实，一位内阁同僚数小时后前来拜访，并希望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264)颜惠庆还能做什么？他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枪杆子决定他们这些笔杆子该做什么。
果不其然，当天上午孙岳前来拜见颜惠庆，“解释了冯将军回师北京的理由，称冯将军此举是为了国家利益，阻止不必要的流血战争，等等”。孙岳向颜惠庆“严厉要求：必须对吴佩孚大帅撤职查办”。颜惠庆“感到不妥”，认为应给吴体面的闲职。在随后召开的内阁紧急会议上，与会者对冯玉祥的“突然倒戈，甚为震惊”，但是“内阁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冯将军的全部要求”。因为“内阁会议尚在进行，突然闯进六七名冯军将校，催逼我们立即颁布命令，声言士兵长途跋涉三天三夜，已疲惫不堪，情绪甚坏，因而，任何的拖延不决，都将给大局带来更为不幸的灾难，枪炮已陈于公府门前，他们只能保证所控军队在下午两时以前不闹事，过此期限，他们不再认为部队还能保持京城的平静与秩序”(265)。颜惠庆还在24日专门入府，向曹锟“详陈一切，谓熟计利害，只有依允焕章之要求，下停战令与免吴子玉职”。曹锟回应称：“对奉作战，虽系子玉主张，予实成之，要办子玉，先办曹某。”继而孙岳到，向曹锟表示可以保其安全，并可通融给吴佩孚一名义下台，但命令必须发。曹锟无奈，只能对颜惠庆表示：“责任内阁，一切可负责办去，予听君等办理可也。”(266)颜惠庆遂召集内阁会议，通过各项命令，请曹锟盖印发表，内阁亦向曹锟提出辞职。
10月24日，曹锟通电全国，声明“本大总统受任之初，即以振导祥和为职志，耿耿此心，久经宣示有众。此次用兵东北，实出万不获已，而蕲望和平之志，未尝一日或逾。……兹特申令停战，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着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其有抗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同时发布总统令：讨逆军总副司令等职，应即撤销，所有山海关一带军队，责成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特派为青海垦务督办(267)。
关于政变的政治善后，冯玉祥根据其事先的筹划，在政变后即着手进行。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出席者有胡景翼、孙岳、王承斌、黄郛、贾德耀等高级军官和政治幕僚。会议决定：一、成立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兼第二、第三军军长；二、召开元老会议，解决国是问题，电邀孙中山、段祺瑞、王士珍、赵尔巽、田文烈、唐继尧等来京出席（其后又加入岑春煊、张謇等）；三、组织临时内阁，摄行国政；四、大政方针，决取新临时政府制，公推临时执政，再召开国民会议，修改约法，不承认国会，不承认曹锟宪法，对曹锟向国会辞职取不理态度(268)。次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致电段祺瑞称：“惟当军事时期，戎机重要，瞬息万变，督率指挥，宜立纲纪。谨先组织国民军总办事处以统辖，祥等勉从众望，分任总、副司令，专为布置各部队伍。本军大元帅一席，非公莫属，万恳俯念国难方殷，国民属望，即时就职，命驾来京，表率一切，俾祥等有所遵循”(269)。冯玉祥还在25日发表通电，提出其所定建国大纲：一、打破雇佣式的体制，建设极清廉政府；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隐；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谊为根基，扫除一切抢夺欺诈行为；五、信赏必罚，财政公开(270)。不过，冯玉祥的上述政治主张比较抽象，并无多少可行的内容，难以发生实际的政治效用。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动摇了直系统治的根本，反直“三角同盟”自然是欢迎的。26日，张作霖率先表态，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北京政府之收拾，当令段老当之。余将取消东三省之独立，与冯玉祥共辅佐段老”(271)。27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等，贺其“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同日孙中山致电段祺瑞，表示“大憝既去，国民障碍从此扫除，建设诸端亦当从此开始。公老成襄国，定有远谟。文拟即日北上晤商一切，藉慰渴慕并承明教。”(272)而各方属望的政治中心人物段祺瑞则态度谨慎，“据接近段祺瑞者云，段氏此时将自重，必待各省一致推戴，然后出山”(273)。直到29日段祺瑞才电致冯玉祥等，恭维其“所见远大，洞中机宜”，表示“非有彻底改革之决心，焉得民国本来之面目”(274)。
冯玉祥本为武人，此前并无多少高层政治经验，他的倒戈相向，虽不无政治理想与热情，也有对自身和集团利益的追求，但对于政治的复杂与派系的纠葛，他欠缺实际的体验，政治的本质在于利益的平衡与交换，故当政变后冯遇到实际的问题时，做事的方法和内容都很难行得通。颜惠庆内阁提出辞职后，冯玉祥本意由颜惠庆留任总理，但提出旧阁中的直系成员不能留任，被颜“断然拒绝”。其后他属意的王正廷和张绍曾，也都担心在政治前景不明的情况下出任总理将是吃力而不讨好，婉言谢绝。最后才由各方妥协，请与闻政变事的教育总长黄郛出面组阁。10月31日，黄郛组阁告成，黄自任代总理兼教育和交通总长，王正廷任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奉系人物王永江任内务总长，王乃斌任农商总长。但因为张作霖对冯玉祥控制北京政府人事不满，王永江和王乃斌都未到任，内阁人事缺乏代表性，不过临时安排而已，其职权实际有限。
黄郛内阁成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摄行总统职务，二是驱逐溥仪出宫。
曹锟自北京政变发生后即被软禁在总统府，不能与外界联络，只能听命在各种需要以总统名义发布的文件上盖印，扮演着傀儡总统的角色。不过，因为吴佩孚还在领兵坚持，新阁尚未成立，大局似仍处混沌之中，故曹锟没有立即请辞，仍表现出恋栈之意。而冯玉祥毕竟出身直系，曾受惠于曹锟，曹于冯有知遇之恩，故考虑到各种内外因素及人言可畏，冯玉祥起初也没有下决心剥夺曹锟的总统职位。在直系内部，冯玉祥主要是对吴佩孚不满，视曹锟为“忠厚长者，但左右均群小耳”。“总统不看报，所以有人骂他亦不知也”(275)。冯玉祥在政变前对曹锟还没有完全打倒的决心。政变发动前夜，黄郛到密云高丽营与冯玉祥密商有关事项时，冯玉祥所拟之文告通电，“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黄郛认为：“国民军倘不过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以为然，临时请另拟稿。”(276)然而这份黄郛所拟的通电文稿，也没有点出曹锟之名，可见冯玉祥还是为曹锟留有余地。23日政变发动之后，冯玉祥在个人署名发表的布告中，还称呼曹锟为“大总统”，称自己是“为国除暴，不避艰危，业经电请大总统明令惩儆，以谢国人，停战言和，用苏民困，起国内之贤豪，商军国之大计，和平解决，指日可待”(277)。直到形势发展渐趋明朗，新阁成立，特别是担心吴佩孚借曹锟名义继续生事，扰乱政局，冯玉祥方认为：“总统就任以来，除祸国殃民外，无可述者，今又为吴佩孚号召之资，已成将来乱源，是为人民与国家计，非将曹氏推倒不足救国也。”遂改变对曹暂不置理的态度。10月31日，黄郛内阁组成的当天，冯玉祥对王承斌言：“曹氏不去，吴终拥之以号召各省；吾作此事，明知未免逼曹太甚，论私交则有不安，然为救国救民，又不得不以公废私也。”冯玉祥授意王承斌往见曹锟，“请其宣言退职，内阁另行改组”(278)。
冯玉祥在政变后控制着北京，他对曹锟态度的变化，曹锟自不能不感知并遵从。11月2日，直军已经全线溃败，退到天津的吴佩孚难以支持，形势的发展已不容没有了武力支撑的曹锟继续赖在总统之位，曹锟才不能不向国会觍颜提出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称：“本大总统谬承国民付托之重，莅职以来，时切竞竞，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复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惟有请避贤路，以谢国人。”(279)此等辞职通电不过是例行公事文章，也根本没有经国会讨论，因为政变后的国会已经在声讨贿选的谴责声中失去其合法性存在的空间，也没有人还拿国会当回事，冯玉祥已决定“不承认国会”，曹锟向国会提出辞职，只是为自己的下野寻求个人面子的合法性解释而已。但是，辞职下台并不能恢复曹锟的自由身，曹锟下台后与其妻妾、子女、仆役等全部移住南海延庆楼，由陆军部与京师警察厅派出军警严密监视，实际仍处软禁状态中，直到1926年4月10日重获自由。也就是说，曹锟花了大笔的钱财、靠着武力的支撑才当上的总统，结果因此而失去自由的时间比他当总统的时间还要长若干时日(280)。从上台到下台，曹锟在总统任上做了一年又二十四天，他也因此成为北洋时代最短命的一任总统(281)。曹锟的上台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贿选，他的下台仍是以武力为后盾的逼迫，枪杆子的支配性始终如一，不同的是，与过往拥戴总统上台和逼迫总统下台至少还是不同阵营所为相比较，拥曹锟上台和逼曹锟下台的，都是同一阵营的成员，说明北洋时代军阀政治无序化的恶性发展，曾经的派系忠诚和首领忠诚亦不复牢固，军阀统治的派系基础已然动摇。
曹锟辞职后，黄郛内阁摄行总统职务，在各派系尚未建立相对稳固的平衡关系之前，北京政府的地位亦不稳固，可做的事有限，新政府做成的仅有的大事，是驱逐前清废帝溥仪出宫。
民国成立后，根据清帝退位时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以废帝溥仪为代表的前清王室仍然留住北京紫禁城前清皇宫，继续保留宣统皇帝的尊号和小朝廷的威仪，各路遗老遗少络绎不绝来此对废帝顶礼膜拜，甚而演出过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的闹剧。冯玉祥入都发动政变后，为了凸显政变的“正义”与“合道”，决定立即驱逐溥仪出宫，以免段祺瑞“来后重生枝节”(282)。
11月4日，摄政内阁通过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一、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住居，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宫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283)。5日上午，京畿警备总司令鹿钟麟会同社会名流李石曾等，带同军警前往紫禁城，召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等，传达《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废除尊号，即日出宫。溥仪没有能力拒绝这些条件，只有全盘接受，于下午3时许在鹿钟麟等陪同下出宫，移居后海前清醇亲王载沣府邸。6日，摄政内阁决定设立由各界知名人士及学者名流和清室代表组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李石曾为委员长，负责清理接收清宫文物、档案、财产，以便以后“一律开放，备充国立图书馆、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重久远”(284)。
驱逐溥仪出宫事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多数社会舆论表示支持，但也有清室遗老表示不满，并通过溥仪的洋人教师庄士敦向外国驻京公使团说项，意图缓和。驻京外交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与英、日公使遂于5日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总长王正廷答称，政府将保护溥仪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天津来人说，段祺瑞听到此事，气得将身边痰盂一脚踢翻，大骂摄阁不解事，将公开反对”(285)。其后段祺瑞致电冯玉祥，责以“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往万寿山之条，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条件不无剌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议之可也”。冯玉祥复电辩称：“清室为帝制封建余孽，复辟之祸，贻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存私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孽根，于清室为无益，于民国为不详。此次移入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去共和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尊荣者外，莫不欢欣鼓舞。”张作霖亦声言将会同提出此事，询冯真意所在，再定处置方针。11月8日，摄政内阁通电全国，说明原委，解释误会，电称：“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沿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列为笑柄。……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除，共和基础，固如磐石。”(286)
驱逐溥仪出宫事虽然得以顺利进行，然而段祺瑞和张作霖的质疑态度，却说明冯玉祥在反直阵营内部并无特别的权威，摄政内阁的地位并不稳固。11月14日，黄郛循例宴请驻京外交团，意图得其祝贺和承认，但除苏联之外的各国使节均未出席，致宴会不得不临时取消，也说明列强对北京政治的走向仍在观望之中。北京政变发生前，反直各派在推倒直系统治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政变成功后，如何处理政治善后事宜，则各派各有其利益，各有其主张，对于这样复杂的政治局面，实际是本为武夫出身、军事实力尤其是政治实力有限、也欠缺政治经验与手腕的冯玉祥难以把握和控制的。
直系在北方的军事失败之后，张作霖一跃而为北洋军系中实力最强者，奉军收编直系部队，实力大增，而且违反与冯玉祥达成的不入关前诺，大举入关，控制了天津及北京周边地盘和交通线，实力超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并有向北京发展的强烈动力，因而对冯玉祥构成相当大的压力。只是因为政治上的考虑，张作霖暂时还无意直接走上前台，而是力推段祺瑞出山，执掌北京大权。作为反直“三角同盟”的主角之一，段祺瑞在直皖战后即长居津门，间或操弄政治，因为其军事实力有限（卢永祥刚刚在江浙战争中失败，使得段祺瑞更无可依凭的军事实力），段祺瑞主要是以其北洋资深经历和广泛人脉关系发挥作用，从黄郛和贾德耀在冯玉祥政变过程中的参与度，亦可知资历和人脉对政治运作的重要性。北京政变发生后，段祺瑞表面淡定，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欲望，而且故作姿态，向冯玉祥表示，“鄙人野居四五年，识见尤为不广，恐无补于时艰，希努力策划，以竟全功”(287)。但在实际上，皖系下野军人政客纷纷发出通电，推举段祺瑞“德望崇降，举国成钦”；“再造民国，万流宗仰”；“务望一致电催出山，速解纠纷，共谋善后”(288)。实则为段祺瑞复出造势。张作霖需要利用段祺瑞作为政治缓冲和过渡，冯玉祥需要借重段祺瑞在北洋军系的资望，即便是南方各省的直系部将，如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等，出于因应变局、暂求自保的目的，也推崇段“勋望德业，久为中外所推崇，亟应恳请出山，以维大局，而定人心”，希望“段吴合作”，维持大局，而对北京摄政内阁则取不承认态度(289)。一时间，段祺瑞似乎成了不能不出山以解决时局的各方属望的中心人物。如时论所言：“段祺瑞蛰伏多年，在这次政变后，忽又成收拾时局的惟一人物，政变主动诸人拥段，张作霖拥段，中立各省拥段，甚至失败而去的吴佩孚也有对段屈服的表示，长江各省本为吴系，亦乱言尊段，照这情形看来，在今日实有非段出山不可之势。”(290)其因如上海日文《日日新报》所分析：“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拥兵数万，仅限近畿地方而无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以号令天下，俾早日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于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其所惧者为吴纠合长江之势力，出于拥段之态度，而贻留他日之祸根。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攻。而段则乘张冯之拥戴，而握天下之实权，表面均标榜和平妥协，而实则角智以竞取权势。”(291)
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政治主张似奉鲁近合肥，冯胡孙近中山”(292)。孙中山虽为反直“三角同盟”的一方，在北京政变成功后却被边缘化，只是受到表面的尊崇，实则并不能与闻北京核心政治。故孙中山在应邀由广州北上途中，在日本神户欢迎会上演说时曾表示：“当北京初次变化的时候，国民军的行动好像真有革命的色彩。后来我由韶关到广州，由广州到上海，看到北京的情况便一天不如一天，似乎受到了别种势力的牵涉，不像革命的运动。到上海住几日之后，北京情况更为之一变。”(293)在此情况下，段祺瑞似乎自然成为解决北京政局的中心人物，对此他一方面表示：“至余个人，纵令反直派全获胜利，余亦无违反平生素志，即入京指挥一切之意，世人往往传说，曹锟一倒，余必入京，是诚出于本人意外。”另一方面又表示：“惟是余亦国民之一分子，如中国舆情非要余出庐不可，余亦不辞为最后的牺牲，而与南北同志努力共图时局之安定，盖此实国民之义务。惟在今日遽行发表，似嫌尚早耳。”(294)显然，段祺瑞已经做好出山的准备，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博弈则决定着段祺瑞的政治命运，不过至少在北京政变成功之初，段氏还是为张、冯两方共同接受的人物，然就段祺瑞而言，则又亲奉而远冯。据时人观察，“合肥对冯颇不满意，一时暂不入京，独守九门，对于冯代表曾发一问题，焕章此举是革命抑政变？冯代表不能答”；“合肥刻下态度外似旁观，实则积极进行”(295)。“奉恃胜而骄，嫉冯派据京发令，隐蓄入京排冯意。冯在津虚与委蛇，内已暗有戒备”(296)。张、段、冯三方在政变刚刚成功之时即已暴露出政治的裂痕。
11月10日，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在天津段宅会议，讨论善后安排。段与张主张趋近，而冯玉祥原本在政治上并无坚持一贯的主张，摇摆不定，面对段、张联手，自己势孤力单，不得不放弃原先迎孙北上、孙段合作、召开和平会议等主张，改拥段祺瑞出山。15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与张作霖、卢永祥联名发表通电称：“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合肥虽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297)其后，张、冯、卢等又多次表示，请段入京，主持一切。经此一番周折，段祺瑞算是为自己挣足了面子，不再故作姿态，而是于21日通电全国，表示“革命既已，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祺瑞自顾疏庸，讵胜大任。乃电函交责，环督益坚。不得已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都，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组织临时政府，斯维秩序”。至于其后之措置，则“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援美国费府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期以三个月内齐集”；“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298)。
11月23日，摄政内阁辞职。24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不设国务总理，由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召开国务会议议决即行。段祺瑞在就职通令中表示，将“刷新政治，整饬纪纲，所望官吏士民，协力同心，共臻治理”；“所有从前行政、司法各法令，除与临时政府制抵触，或有明令废止者外，均仍其旧”；“所有京外文武官吏，均仍旧供职，共济时艰”。张作霖亦于当日入京，同时有大量奉军随同入京，使冯玉祥备受压力，他“要抵挡撤回的直军，周旋进关的奉军，和打隙的皖系。……三军各有弱点，而二三两军为其累多而助少，二军的纪律与欲望尤可议。对方乘其弱点，弄得国民军本身秩序渐乱”。因此，冯玉祥“从天津回京，闷不作声，他有拿不起放不下之苦”(299)。24日，冯玉祥发表通电，表示“平和可望，改革可期”，“宣告解除兵柄，决心下野”，以此暂时回避现实的矛盾，并对外表示发动政变并不为个人谋利(300)。至此，经过政变后的一番纵横捭阖，各方政治力量形成新的组合，奉系和皖系携手主导北京政治，张作霖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段祺瑞走上前台，孙中山被供为元老，冯玉祥退居幕后，也就是在这样的暂时平静之中，酝酿着新的矛盾和战争。
三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终结与北洋军系的走向" class="reference-link">三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终结与北洋军系的走向
10月23日冯玉祥部回师北京，发动政变，时在山海关前线的直军仍在与奉军作殊死战，并未得知消息。当天下午吴佩孚获悉政变消息时，“尚疑而未信，以为诸将皆在前敌，何此电自京拍来，定为他人所捏造，即电冯探寻真相”。冯玉祥回电云：“民六以还，战事迭兴，民生日蹙，国计日艰，揆诸事实，不忍再战，故有联衔通电，主和停战。惟为一时权宜计，事先未及电商，殊为抱歉云。于是吴氏之态度，弥为惶恐不安矣。”(301)
得知北京政变的实情后，24日，吴佩孚在秦皇岛直军总部主持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因应方略。吴佩孚对冯玉祥此举极为恼怒，决定亲率直军主力第三师及曹锳第二十六师一部火速转往天津，进行讨冯作战，并急电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等南方直军将领，调集直军增援北方；至于山海关前线作战，决定由援军总司令张福来代理直军总司令，部队采取守势，不主动出击，亦不主动撤退，俾拖住奉军，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对于吴佩孚的决策，与会将领不无异议，盖因当时直军与奉军经多日苦战，已显疲态，如果北京政变消息传开，而主帅又离队，则部队群龙无首，将致军心动摇，势将牵动全局，有失败之虞。负责山海关前线作战的第一军总司令彭寿莘的参谋长李藻麟提出：“在此危急关头，全军主帅万不可离开部队，应当集中兵力迅速将当前的敌人击溃，然后挥师南下，以天津为根据地，召集各省援军，以解决北京问题。”但吴佩孚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他对冯玉祥倒戈的仇恨超过了对奉作战的急迫，在他的坚持下，诸将领对其作战方案卒无异议(302)。不过，此后战局的发展说明，吴佩孚此举确为导致直军在山海关前线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10月25日，吴佩孚在秦皇岛发表通电，声称曹锟“由京特派密使来岛，述同前情，并传谕语，冯玉祥已派兵包围公府，本大总统受暴力围逼，完全失其自由，特命吴总司令佩孚，星夜率兵入卫，号召全国忠义会师讨贼，匡复京国。所有一切征讨事宜，均著吴总司令承制处分，便宜行事”。通电责冯“未闻遗矢相加，先已倒戈相向。朋友之交，犹耻二三其德，况以身所尊事之中央，法所产生之元首，视等弁髦，放肆幽迫，在国法为大逆，在个人为不义”；声明“奉元首密令，剪除凶逆，必不使艰难恢复之法统，合法建置之政府，任一二人颠覆以尽。所有冯玉祥之倒行逆施，反道败德，应与张作霖同科。爰一面激励前敌将士东讨外叛，一面分领大军，会师畿辅，清除内奸。”吴佩孚还以曹锟名义任命李景林为东三省巡阅使兼奉天督军，胡景翼为热察绥巡阅使兼第三军总司令（此时吴尚不知胡也参加了政变），刘镇华为陕甘新巡阅使，王怀庆为陆军检阅使兼西北边防督办。对于曹锟在北京所发停战令及免吴职等令，吴佩孚通电指“其为捏造，不辨自明。且该伪令首尾皆与程式不符，显由伪造者不明公式，尤不啻自逞供状。佩孚既奉元首密使传谕便宜行事，贯彻戡乱，对于此等伪令，理合声明，以彰逆迹”(303)。其实，曹锟所发各令，虽为被迫，却非“捏造”，事有各方资料回忆所证，倒是吴佩孚所言曹锟“密令”是其自说自话，有“矫诏”之嫌，因为曹锟当时已在冯部严密看管之下，不可能再派密使外出传旨。
25日晚，吴佩孚率部离秦皇岛，26日午抵天津，在北仓车站设司令部，部署讨冯军事。不过，此时吴佩孚面对的最大难题是缺兵少将，直军北方主力集中在山海关，南方主力距离遥远，他能够动用的兵力只有从山海关带来的第三师和第二十六师一部及临时征调的潘鸿钧第一混成旅，总数不到两万人。为了增厚兵力，准备决战，吴佩孚下令调驻保定的曹士杰第十六混成旅北进驰援，同时令调江苏、浙江直军一师二旅沿津浦路北上、河南、湖北直军一师二旅沿京汉路北上。为了稳固直军军心，吴佩孚还致电直系各省，通报“此间前方战事连日极称得手，可勿顾虑。当经通电各省，一致申讨”(304)。
但是，形势的发展完全不似吴佩孚预期的那般乐观。北京政变和吴佩孚离开山海关的消息传开后，山海关前线的直军军心涣散，阵脚大乱，奉军乘隙在直军后方发动攻势，胡景翼部配合奉军行动，奉军一路进展顺利，直军防堵失利，步步后退，26日奉军占迁安，28日入滦州，直军“弃械奔逃，全部溃散”。奉军控制了京奉路，切断了直军后路，山海关方向直军陷入重围，上下均惶恐不安，防守已有崩溃之像。
10月30日，奉军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在山海关前线发动总攻，直军官兵无心再战，丢兵弃甲而退。奉军由后路突破至秦皇岛直军总部，代总司令张福来率先登轮而走，山海关正面直军腹背受敌，防线土崩瓦解，彭寿莘等亦登轮出走。山海关战线的直军全线溃败，除了四千余人随张福来出走之外，十余万部队都被奉军缴械，状似“全然无指挥之乌合之众，将校兵卒均面庞瘦窭，形如饿鬼，步履不整，踉跄而行，睹其现状，令人追想其累日恶战苦斗，饥寒交迫之窘状，而为之心悸也”(305)。热河方向的直军更无战斗力，王怀庆早无心抵抗，将所部交奉军收编，自己只身下台去天津闲居。
山海关前线直军崩溃，奉军和国民军分路进迫天津，吴佩孚统率的驻津直军陷入两面夹攻，态势不利。前内阁总理张绍曾在27日到访天津吴佩孚总部，意欲调停，他对吴佩孚言：“君与冯同为中国军人模范，且同为我亲家，万一冲突，必有一伤，殊非我所乐闻。且曹系无聊之徒，拥曹徒失人心，勿效妇人之仁，矧又师出无名。”曹锟之弟、第四军总司令兼二十六师师长曹锳亦主张言和。但是，张绍曾转达的冯玉祥停战条件是曹锟下台及吴佩孚率第三师赴青海任职，不为吴佩孚所接受，张绍曾的调停未果，吴佩孚与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恩怨仍然只能交由武力解决(306)。
自10月30日起，直军与国民军在京、津间开始接战。31日，奉军及国民军向直军发动全面攻势，面对对手的四面围攻，直军力渐不支。吴佩孚调动的直系北上援军，因山东和山西当局态度的变化而无法赶到前线。山东督理郑士琦和山西督理阎锡山与张作霖和段祺瑞秘密勾连，背直而投奉、皖，他们出兵切断了津浦路和平汉路，分别堵塞了直系苏浙援军和豫鄂援军的北上通路。面对如此险情，吴佩孚虽图继续抵抗，无奈前方直军已呈瓦解之势，11月2日国民军攻占杨村和北仓，吴佩孚自海上后撤的通路也受到奉军威胁，曹锟已在前一日宣布辞职下野，列强驻津领事团警告吴佩孚不得在天津周边20里以内作战。国民军攻下北仓后，吴佩孚设在新车站的总部已闻炮声，“其部属各军官及参谋等均劝其逃，反为吴所申斥，大骂各人无用，并声宣无论如何，必不逃走，且定须见冯一面，纵被枪毙，亦所不惜云云。然而劝吴先行逃避再筹办法者，不胜之多。吴更怒不可遏，即向众人曰：‘汝曹怕死可各自逃生，予不追究。’说毕即命总司令部所属之八大处各办事人员自行漫散。至晌午时候，仍留车中吴之作陪伴者，只有蒋方震及白坚武等十数人而已，其余所谓戒严司令部与各路之司令办公处等，皆一哄而散，门外所挂之牌照亦皆不翼而飞矣”(307)。
当吴佩孚处在危急状况时，11月2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访吴，提议“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之援助。……段氏与吴将军本有师生之谊，吴将军为国家前途计，应一扫从来隔阂之感情，投入段氏之怀抱，以发现彼此之妥协点，请将军慎思之”。吴回应称：“若从贵总领事之言，为一时之权宜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且臣节由此而坏，何得任国家之重寄乎？”吉田茂又通过吴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劝吴避入日本租界，吴则答称：“战败而逃入外国租界，偷安一时，实与余平时主张相反，且有辱国家体面，尤为余所不取，纵余不幸玉碎于此，亦毫无托庇租界以谋瓦全之心”(308)。不过，吴佩孚虽有意坚持，无奈大势已去，无可再战。11月3日晨，吴佩孚被迫率直军残部数千人，转移至塘沽，下午登轮南下。“当吴佩孚离新站前，曾用电话召直军在津各重要将领，及杨以德（直隶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卞月庭（直隶商会会长）诸人，无一至者。车至老站后，又派人召曹锳（直军第四军总司令兼第二十六师师长）、靳云鹗（直军第十四师师长）、杨以德，均未至”(309)。于此也可见形势比人强，以吴佩孚之强势，最终也只能落荒浮海而逃(310)。其后奉军进驻天津，历时五十天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
时移势易，第二次直奉战争奉胜直败的结局与两年前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结局正好相反，其首要原因当与冯玉祥倒戈直接相关，正是因为冯玉祥在直、奉两军僵持不下的关键时刻，临门一脚，改变了战场形势及双方心态，将奉军送进了胜利的大门。冯玉祥此举背叛了北洋军系内部以地域、部属、出身、亲朋等关系划界而形成的派系分野，背叛了此前北洋军人对于本系统大体仍能保持忠诚的传统，模糊了系别的界限，也开以后北洋军系内部更为机会主义的派系分化组合之先河，从而为北洋军系的命运带来了新的变化。此固与冯玉祥个人经历与性格有关，也与吴佩孚的识人与因应有关。冯玉祥出身贫寒，历经戎马，具有强烈的个人进取心与对人事的个人好恶，并为适应形势的需要，而有权变之性格。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人固不可不忠厚，但太忠厚亦不能成功，盖战争之事不可以厚道待敌也。”(311)北京政变时期的外交总长顾维钧认为，“那次政变是冯玉祥将军受个人野心驱使并掺杂了他对吴佩孚将军的某些宿怨而贸然作出的行动”；“像那时期中国所有的实力雄厚的军阀一样，冯玉祥也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将军，极欲获得政权，以统治中国”(312)。诚为持平之论。然冯玉祥之倒戈亦表明，吴佩孚欠缺识人之明与用人之能，当冯玉祥已经与吴佩孚心存芥蒂、矛盾日深且并无明显变化之际，吴佩孚仍然令其统率大军、独当一面，并不说明其胆大心细、知人善任，而只能说明其自我膨胀、太过自信，因为他“认为战胜奉军如操左券，更以为其间纵有心怀异志之人，赖有曹锟德信维系，料无易动也”(313)。结果为此而受牵累致全军溃败亦不为过。
不过，在冯玉祥倒戈的过程中，最令时人困惑不解的是，为何直系方面无论是曹锟还是吴佩孚事先未得任何警讯，致北京城一夜变天。据曹锟下属特工人员的情报：“据与段祺瑞有密切关系的人语，冯玉祥昨派密使赉亲书谒段，谓老师之言均铭膈肝，此次战争，全因子玉一人骄傲所酿，子玉不除，则北洋派团体难成。北洋派不团结，则中央政治根本不能确立。予际此机会，受公民之付托，愿率三军为讨伐吴子玉之先驱，惟此亦不易，需费甚多，前次李氏携来之款，不敷分配，拟请再备数十万分之，以应急需，……又胡将军（胡景翼）及王将军（王承斌）均以默然，再已奉闻。”(314)于此说明，曹锟和吴佩孚事先应能够得知冯玉祥动向的有关情报。何况即便是冯玉祥刻意保守秘密，但事先的策划难免有所泄漏，而举事时数万大军历数日的行军，何以能蒙住多方的众多耳目，有待更多的资料释疑解惑。时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认为：“显然，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降临，完全出乎意外。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大队人马从热河返回，内阁竟然没有得到卫戍司令的任何通报，冯军就已开进北京城。事后，卫戍司令（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聂宪藩）自称，他事前也全然不知，只是当日早晨起床后，在他家附近的墙上看到冯军士兵张贴的告示，才得知事变。他的情报系统就是这样的无能！”(315)又如时任国会议员的刘以芬认为：“冯既失欢于吴，何以竟能使之不疑而重用之，及稍被疑，何以又能使之，不加防范而纵任之，且由前线返京，全师移动，历时四日，曹、吴岂无耳目？何以能一手障天，漫无人觉，则冯之倒戈伎俩，亦可谓出神入化矣。”(316)
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原因，除了冯玉祥倒戈之外，军事上的技不如人和战略战术的失误亦不在小。
据时人的分析，第二次直奉战前，直、奉两军人数“在前敌者两军大约相等”；军械“两方情形，均甚复杂”，“两方供给之能力，似无大差别”；奉厂“能力实出直军各厂之上”，“奉军能从大连输入日本军火，其便利亦非直军所能与比”；空军，直军“旧式小机为多，未必全能适用，其战斗之能力，或不及于奉军”；总体而言，“军队之训练，军械之供给，两军相等，后方组织之不备，侦探之不灵，两军亦相等，军饷之丰裕，直不如奉，统帅之威信，奉不如直，胜败之数，半在地势之利用，半在攻守之得宜”；“直军经济较窘，利在速战”(317)。此言大体不虚，直奉两军实各有优长，然据后人研究，直奉“双方对军备的重视显有差等，而第二次直奉战争之时，奉军军火无论种类、数量及品质均超过直军”；“虽然军备问题并不是直系失败的唯一原因，但无疑地它是直接影响了直军的战力”(318)。在军械供应方面，直军“不特枪炮诸感不足，尤其子弹更形缺乏，除向汉阳、巩县两兵工厂尽量调拨外，又向晋阎索得子弹六十万发”(319)。尤其是炮兵和空军，直军与奉军更有差距。当直、奉两军交战时，“讵料奉方炮队之精良，乃为吴氏梦想不到者”；“奉方炮队所以如此厉害者，因其射击力比直方炮队远一英里也”；“只见山崩地陷，血肉纷飞，一片火光，直冲霄汉。直军将士面如土色，勇敢如吴氏，一时亦手足无措”(320)。奉军用飞机向直军撒放传单，对于瓦解直军士气亦有成效。故杨宇霆认为，“飞机辅助作战，于必要时用之，效验甚大，兹在榆关、秦皇岛所用，即其明证”(321)。
如就纯军事作战的得失观察，“奉胜而直败，据参观山海关战线之外国武官所言：（一）奉张作战，纯采新式，吴佩孚仍用旧式战法。（二）关于器械粮食，奉方皆准备于年前，均无断绝之虞，而吴佩孚皆临时采购。（三）奉军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之瞄准法，成三角形而射入直军战壕。（四）奉军所用之飞机，翱翔空中，声浪极微，所用之机关枪大炮均系新从俄、德两国购买，而直军多系中国汉阳兵工厂所制。（五）吴佩孚所招募之少年军，皆在阵后掘小战壕，用炮轰击退却之直军，故直军死亡倍于奉军。（六）奉军人人耐寒，棉衣被囊一一齐全，而直军反之不能忍冻。有此六因，纵无冯玉祥之倒戈，直军亦殊难获胜云。”(322)
直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始终受困于经费困乏，后勤不继。“曹但知招吴出战，所有军需军械略无准备，一及战令齐下，各军出发，既无开拔之费用，复鲜补充之械弹，一视奉军之素有余财，又得外援，而甲坚兵利，士饱马腾者，不可同日语”；“吴来京二十余日，终日忙于筹款，徒生滋扰，无补拮据。正在焦灼间，而九门口军事失利之耗传来，总司令立须赴前线督战，苦于纵有萧何，关中亦实无饷可转”(323)。据彭寿莘报告，“军兴以来，视察沿途情况，一般农民，悉畏惧而逃亡，地方亦不出而帮助。究因于兵站，设未完备，粮秣不完，就地购办，设任非其人，则强派夺取，情所不免，仍属供不给求。而军队宿营，难望士饱马腾，势必四出搜求。兼之大车出口，道路困难，大车车卒，均不敷用，沿途拉夫牵畜，搜罗食物，种种情形，民不堪命，民心一失，前途何堪设想”。他建议“速派妥员，携带巨款，广设兵站，多备粮秣，以免军队之扰民”(324)。直军最后的失败亦说明军械及后勤供应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意义。
作为直军的主帅，吴佩孚确实曾经表现出北洋军人中难得的军事作战和指挥才能，而且讲究身先士卒，历经护法、直皖、援鄂、直奉等大小诸役的考验，并非浪得虚名。然凡事皆有两面性，正因为此前吴佩孚身经多战，胜多负少，也养成了他自信傲慢、刚愎自用的个性。如时人所论：“吴氏在直系中，虽俨然有首领之资格，操有支配全局之实权，本系诸将，皆屏息听命，不敢有所抗，然此特表面上之情形耳。实则吴氏平日待人过严，常予人以极不堪，诸将中怨之者颇不乏人，惟以伏处积威之下，莫如之何。今兹直奉战事既再作，吴氏有不能兼顾之势，实天赐彼等以一修怨雪恨之好机会，因之群相连合，推冯氏为盟主，而向吴发难矣。”(325)在战事进行的关键时刻，冯玉祥倒戈，吴佩孚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冯玉祥的仇恨压倒了对大局的把握，轻率地率部离开前线，分兵出击，导致直军兵力分散，顾此失彼，且直军主力在山海关前线失去主帅，被各个击破，土崩瓦解。如果吴佩孚当时能应部下所求，在山海关前线收缩战线，坚持待机，或可赢得一定的转机。而且吴佩孚对于直军周边的大态势事先关注亦不够，及至战事危殆之时，直系甚而连近在咫尺的山东和山西两省都不能控制，致其出兵直军后方，切断直军后援通路。这也说明吴佩孚或许是不错的军事战术家，但不是优秀的军事战略家。
吴佩孚的谋士白坚武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评论是：致败之远因，因内部分裂，不谙远交近攻之方略，用人治军不明新陈代谢之旨。“然使当时内部无失策之表现，山海关激战之结果，再有二三日直军一出关，而全局解矣。不幸而参谋长张方严告急二三军之电私行发出，自有此一电，而冯之倒戈意向始定，祸机一发，全局遂不可问。……实则当时战情并不如电所言，三军观望本意中事，视正面战事进退以为变化。设无此电以为制命伤，奉军损耗十有七八，再战二三日直军出关，则百无问题。功败垂成，斯非人谋不臧，抑或有天意存焉？当吴返节天津之时，全军实力俱在，前方藉使将领稍尽职责，即不能攻犹可言守，保持实力正有其法。乃吴返津数日，各将领俱擅离军位而逃，至使全军一溃而不可收拾，以是可窥直军乏新陈代谢之改革，内先自腐矣”(326)。吴佩孚的对手对吴的评论则是：“吴佩孚指挥作战的习惯是，如遇某部在战斗中受到挫折，必躬身驰往战场，调兵遣将，弥补缺陷，因之尚能补救于一时，制胜于一时，使战役稳定，转危为安。因此吴佩孚本人具有极强的威慑控御力量，受挫部队的官长仍能尽力整饬部队，听候使用，决不敢任意放弃职守，临阵脱逃。但这种指挥办法必须是他本人执行，若以他人代替指挥，断无此等威望，势难驾驭；若一旦失利，局势便无法控制，最终导致失败。山海关战役，张福来代替指挥，正中此弊。张为人敦厚和蔼有余，而才干魄力则不足，至于威慑控御力量更是谈不到；是以吴佩孚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不肯采纳部属意见，转守为攻，反而轻率离开战场，致使几十万大军群龙无首，士气顿然涣散，一败涂地，全军覆没。”(327)两方面的评论对吴优长与不足的分析大体相同，诚为持平之论。
不独吴佩孚，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直军将领，除了彭寿莘、冯玉祥等“有勇善战”，余“每多庸懦无能，不堪一击”。而且直军来自各个不同系统，临时调集行动，平时甚少协同训练，素质参差，“各有利害，皆不足恃”；“同床异梦，坐观风色。故而今日之事，惟期旗开而得大胜，尚可随处逢源，锦上添花，否则即将瓦解沙散，一败涂地”(328)。由此而观之，直军在此战中的表现恰似两年前的奉军，而与奉军两年以来的整军经武、力求精进、团结一致确有差别。如后来研究者所论，“在一系列的川、湘、闽、浙、苏、粤战争之后，直系是一支疲惫、穷困、内部分崩离析的军队，饷械和斗志都很缺乏”。“奉军的军械充足，装备训练都比较好，斗志也比较高，这是张作霖两年以来蓄意报仇的结果”(329)。
直系内部的凝聚力本就不及皖、奉两系，控制中央政权后，因为政治利益的分割不均，直系内部更是矛盾四起，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矛盾斗争不断，尤其是津、保、洛三派围绕在曹锟中央的周围，争权夺利，倾轧不已，内耗巨大，更有损于直系的团结和凝聚力，第二次直奉战前已呈败象。直系双巨头——曹锟与吴佩孚，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相互牵制，曹锟庸碌颟顸，吴佩孚自大跋扈，两人不能互补而形成合力，却因牵制而形成分离，不能构造直系强有力的稳定而统一的领导核心，不能有针对性地确立本系的战略方针，有效地分化对手联盟，无力控制和引导局势的走向，终至失控而败。白坚武认为：“北洋派之军事，犹如家族之传统，曹、吴之间，为主体者既不明，所以成功，又无良相为之调和。吴爱惜名节，亦不肯揽大权于一身。平时则竭力倾陷，战期则故施以束缚驰骤，以如斯之形格势禁而遇大敌，揆之原则，万无成功之理。然吴之不肯，固也，纵令勉强图之，以北洋群帅之心地卑隘，目光浅近，知有身而不知有国，知近利而不知远虑，结果亦溃裂已耳。”(330)而如后人所论：“曹锟的势力全在吴佩孚，吴佩孚的潜势力，全在他取得一部舆论的同情；自吴氏将顺驱黎贿选以来，他所取得舆论的潜势力已经完全毁灭了。他必定失败，已经很明白，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331)
在政治方面，如同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期，皖、奉两系被攻击为“卖国”，从而在政治上没有还手之力，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直系最大的政治软肋就是曹锟贿选，其所给直系带来的负面影响，使直系声名狼藉，丧失民心，无论如何洗刷也难以漂白自身。再加上财政困窘、水旱灾害、临城劫车等等，直系控制的中央政权，不仅没有为本系增添多少实力，反倒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直系沉重的负担。
论及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优势，不能不提及的是奉系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向视东北为其势力范围，而且还有其直接控制的关东州和其驻扎的关东军，摆出不容他人染指的态势。1924年5月，日本外务、陆军、海军、大藏省制定《对华政策纲领》，提出“满蒙与日本的领土接壤，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方面，比中国其他地方，存在更深的特殊关系。值此之际，要确保帝国在该地域的地位和势力的扩张”；“对于现在东三省的实权者张作霖，应按既定方针，继续予以好意的援助，维护其地位。……必须使他认识到，他握有实权，毕竟是以日本在满蒙的实力为背景的，因此应使他以友善的态度来回报日本”(332)。而就张作霖而言，“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以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专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333)。日本和张作霖双方的互有需要，决定了双方的利益关系。
与第一次直奉战争在北京周边进行所不同的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主战场是紧邻东北的山海关—秦皇岛、长城沿线和热河地区，便利日本居地利之便对奉军的支持、援助和呼应，也不至于引起其他列强的强烈反应，这也是日本当时并不支持张作霖过于向关内扩张的原因之一。奉系可以利用此等地缘政治的优势，而直系却无法在中央层面获得英、美等西方列强的实质支持。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1924年9月5日，日本加藤高明内阁开会讨论中国问题，决定采取措施保护满洲方面，“无论战事开展至何种程度，决定以保护侨民生命财产为止，严守中立，不加干涉，至保护日侨，陆海军须有相当准备”(334)。10月27日，日本首相加藤高明在演说中称：“我国在满蒙之权利利益，为关系我国生存之要件，所以眼前之奉直战争，倘延及满蒙，侵迫我之权利利益，以致我国之生存要件竟受威胁时，我国不得不作相当之考虑。”(335)实际上，日本采取的对策是，表面不予干涉，采取中立态度，而又“不失时机地利用张在东三省完成称霸的心愿，或明或暗地支援和援助他，采取一种形影不离的态度，为帝国将来着想乃上策也”(336)。因此，就目前披露的史料看，日奉双方在战时确有种种私下的秘密勾连，主要是奉系向日本要求军事物资的支持和情报的提供。在军事物资方面，杨宇霆电致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告其“应增枪支，本在筹虑之中。已密派员向关东军司令官及儿玉长官方面设法通融，如有效，必尽先补充”。又电致第三军张学良军长，“借用旅顺重炮，未易办到，因此系该国军队现用品，不易外借。稍一不慎，恐惹起国内外之责难。容再从长与之计议”。“枪弹一节，除兵工厂每日可赶制十万粒以上外，刻仍向他方面尽力设法，必不使兄独任其难。”在情报方面，杨宇霆电致第一军军长姜登选，谈到“最近据日人探报”的种种情报信息(337)。正因为如此，奉系才能在开战时自信地声称：“去岁所购枪械、飞机等物，皆陆续到齐。俄约已定，日谊亦密。金融粮食，均有持久之设备。”(338)
由冯玉祥倒戈而形成的国民军系脱离了直系，另成一派，占据北方（西北）；早先孙传芳在江浙战争中崛起，屯兵江南，虽被归于直系，而实亦自成一派；直系因此而分裂，传统意义的直系力量残留在鄂、赣、豫等中部地方。皖系在第二次直奉战后回光返照，不仅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执政，在南北地方似均有卷土重来之势，但最后终因实力欠缺而成昙花一现，旋又退出政治舞台。惟有奉系成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最大赢家，势力再度伸入关内，甚而一度发展到长江流域，故随后的北京政治亦可称为奉系控制时期。“然稍一潜心推究，要皆各个军阀递趋于灭亡之途，此则治民国史者所不容忽视也”(339)。
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北洋时期动员规模最大、涉及地域最广、作战力度最烈的一次内战。此战对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破坏，令舆论痛责；冯玉祥的倒戈，为北洋军系传统的派别忠诚打上了重重的问号；直败奉胜的结局及其后的政治善后安排，不脱北洋武人政治的老套。经如此惨烈的战争，却没有为中国带来什么新的变化，这本身就使众多社会有识之士不能不反思军阀战争的意义和中国的出路何在，从而引致对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新思考。著名报人胡霖认为：“自民国成立以还，政治界有两大思想，一主中央集权，一主分权自治。自民国六年以后，政治界又有两大思想，一主武力统一，一主和平统一。当其初主张自治与和平者不过少数政客，寝假而得国民之同情，成为国民之一般心理。袁段之失败，实由于此。吴佩孚之崛起，亦全赖当时迎合国民之思潮，反对武力统一，故得打倒皖派，进握重权。惜乎吴氏一统成功顿改面目，中央集权武力统一之思想，变本加厉。用兵川湘，扰乱粤桂，以无数万人之生命财产，供个人幻想之牺牲。”“直系对国事之罪恶，在狃于皖直、奉直两役之利，欲以一系军人把持全国政权军权，而终之以贿选总统，诬蔑法律，其覆败固势所必至。虽然，彼反对者，果能反其道而行之乎？吴佩孚在前此两役之后，大增军队，广储军实，竭国家地方之财力以养兵。今变起萧墙，一朝瓦解，在吴固有必败之道，而国家数年来所受之损害，则已莫可挽回。而今兹诸人，或专制数省竭财练兵，迷信军权，等于吴氏；或则向与曹、吴共事，而今偶倒戈者也。假令无革新之诚意，徒为权势之竞争，则今后之事，可预卜以知。盖依然将争地盘，增兵队，或养成第二之曹吴，成为无数之具体而微者。然后再剥削国库，再武装竞争，再爆裂，再作战，然后再倒戈内讧，再兴衰易势。为此辈军人计，固极可危，而劫后之邦国，能再禁几度之摆布耶？”(340)士人的思考，又将以各种方式传导到社会，引发社会各个层面对军阀武人政治的重新思索，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更新重组带来新的动力。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及前此的曹锟贿选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具有北洋时代前此各次战争和政治事件所不具有的特殊意义。
北洋时代，自袁世凯死后，皖、直、奉系轮番登台，控制北京中央政治，然其终不脱四年周期的时间轮回，其因颇值得后人深长思之。“盖北洋派自袁死后，已成瓦解，其中若有一人思设法先统一北洋派，然后统一中国，其人必败。须知统一北洋派之法虽有两种，而实仅为一。即一种为调和，此路久已走不通，无待赘言，以设能调和，早不致分裂也。一种为并吞，吴所取者自为后一种，此种方法段祺瑞固已尝试而失败矣。其故乃由北洋派决不愿见其中有一人，势力特别强厚，将有支配全国之势，若为此兆，则必先群起暗中结合，谋有以推倒之。段之倒即倒于此，今吴之倒亦然。吾人明知此路不通，而吴犹坚欲一试，安得不以昏愚目之耶”(341)。曹、吴之后，张作霖又何能逃脱其败亡之宿命，事实说明，北洋武人经历多年争斗，其内部已无法产生新的因子，助其完成脱胎换骨的变化，改变自身也改变中国的命运。武夫治国，各以其派别为后盾，亦各因其派别而争斗，然又因种种内外因素，无论何派，始终不能成就一统天下之功业，后人思之，各持其说，惟以时人所论，“自民元以降之政团无不为北洋武人所牺牲。假令当日各政团领袖，不急功近利，始终接近民众，对政府则等于甘地之对英，坚持不合作主义，未尝不可减少政府罪恶。在北洋武人，如果与各政团优秀分子，诚意提携，实际从事政治改革，亦不致腐恶丛集，造成革命对象。十五年内乱因果，军阀政客，均应分负其责，史实具在，宁可讳饰耶”(342)。只是如此具有理想色彩的评论，未必合乎当时中国的政治现实，因为如果当时的武人和政客能有这样的认知，接近民众，彼此提携合作，诚意进行政治改革，内乱无序的北洋时代也就不存在了。不过，就在北洋武人因循旧路，仍然孜孜于你争我夺、混战不已之际，中国政治的新因素正在滋长，南方的新势力正在兴起，并且很快就将以席卷中国的气势而发动国民革命，改变军阀武人相争的现实。
————————————————————
(1) 《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4年4月19日，第290页。
(2) 赵晋源：《贿选记》，《北洋军阀》第4卷，第471页。
(3)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8月8日。
(4)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1914年，中国每月偿还法国庚款约98万法郎，约折合规平银30万至36万两；至法国提出偿还金佛朗要求的1922年，中国每月偿还法国庚款约120万法郎，约折合规平银11万至16万两。见《庚子赔款法国所得部分历年付款汇价对照表》，《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78—285页。由此可知法国要求偿还金佛朗的用意所在。
(5) 《外交部为法国公使要求以金元交付法国庚款致财政部咨》（1922年6月28日），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264页。
(6) 《法国公使要求中国偿付庚款仍用金币致外交部函》（1922年7月12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65页。
(7) 《程锡庚认为法国要求以金法郎偿还赔款毫无理由意见书》（1922年11月8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73页。
(8) 《财政部为法比等国要求以金法郎付还事致国务院节略稿》、《财政总长关于国务会议议决以纸法郎计算交付批示》（1922年12月15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74页。
(9) 《国务院及财政部关于法国庚款决定以金法郎支付缘由致各部院等电》，1923年2月18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292页。
(10) 《曹党自相倾轧记》，《民国日报》，1923年8月22日。
(11) 仲云：《王克敏长财与金佛郎案》，《东方杂志》第20卷第23号，第7页。
(12) 《众议院指责政府对于金法郎案违背该院决议快邮代电》（1923年12月18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2卷，第328页。
(13) 《各国庚子赔款说明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148—1149页。
(14) “中苏协定”规定，中苏双方在签字后一个月内开会讨论外蒙问题，并在会议开始后六个月内商订苏俄从外蒙撤兵的办法。但中国政局不久因第二次直奉战争而发生变化，苏联也一直没有履行其撤军诺言。1924年11月26日，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但中国未予承认。
(1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92年版，1924年5月1日，第556页。
(16)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5月1日，第556页。
(17)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5月1日，第556页。
(18) 《伪内阁问题解决难》，《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5日。
(19) 刘楚湘：《癸亥政变纪略》，《近代稗海》第7辑，第207页。
(20) 《伪内阁问题解决难》，《伪内阁问题迄未解决》，《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5日、16日。据顾维钧回忆：“吴景濂是个野心家，一直想当内阁总理”；当时的政界人士都知道有这样的谅解，“待曹锟选上总统后，吴景濂就出任总理组织内阁”。《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46页。
(21) 《伪内阁问题迄未解决》，《民国日报》，1923年10月16日。
(22) 《国会议员通讯》第80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49页。
(23)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3年10月16日，第442—443页。
(24) 《郭同为陈说组阁策略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10月14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89—490页。
(25) 《韩玉辰就包办大选、浮报两院代表人数及贿选后果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9月11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489—490页。
(26) 谢彬（谢晓钟）：《民国政党史》，1925年上海学术研究会版，第115页。
(27) 《曹锟以孙宝琦为傀儡》，《民国日报》，1923年10月31日。
(28)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96、98页。
(29) 《黄攻素为避免院内会议再次发生飞掷墨盒事致吴景濂函》（1923年12月19日），《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吴景濂卷》第6册，第527—528页。
(30)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115—117页。
(31)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67页。
(32) 《吴景濂从北京出走天津的通电》（1923年12月21日），汤锐祥编：《护法运动史料汇编》（二），花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643页。
(33)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123、144页。
(34)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11月17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00页。
(35) 《北京之一片哭穷声》（1924年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财政》（一）第208—209页。
(3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3月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08页。
(37)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4月3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10页。
(38) 《王克敏有下星期复职说》，《申报》，1924年4月30日。
(39) 《院交抄杨汝梅呈》（1923年2月24日）外交档案，引自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页。
(40) 《德发债票案之民意》，《申报》，1924年6月15日。
(41) 《国务院为议员质问对德索赔事致财政部公函》（1924年4月23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第275页。
(42)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167页。
(43) 《孙宝琦突然辞职之前后》，《申报》，1924年6月1日。
(44)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5月2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12页。
(45) 《孙阁员总辞职之内幕》，《申报》，1924年6月6日。
(46)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42—450页。
(47) 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第133—134页。对于此案较为详尽的研究，请参阅唐著第4章第2节。
(48) 《财政部、交通部关于中德战事赔款及债务问题提交国务会议议案稿》（1924年6月3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第279页。
(49) 《四阁员劝孙之经过》，《申报》，1924年6月17日。
(50) 《王克敏呈辞之前后》，《申报》，1924年6月21日。
(51) 《国内专电二》，《申报》，1924年6月27日。
(52)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6月29日。
(53) 《孙氏归来态仍消极》，《申报》，1924年6月29日。
(5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2日。
(55)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5日。
(56) 《孙免顾代之一刹那》，《申报》，1924年7月5日。
(57) 《张益芳等反对非法代阁建议大总统收回成命提案》（1924年7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一）第222页。
(58)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10日。顾维钧自认为，他出任代总理的原因，是他与国会的关系一直处得比较融洽（《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1页）。国会之所以反对顾阁，非出于反对顾个人，而是对曹锟不满。
(59) 颜惠庆本意由自己兼外长，顾维钧则担任财政总长或农商总长，但曹锟坚持要顾维钧留任。曹认为，顾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并干得很好，没有理由调开。颜和曹一度均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当然是颜作让步，顾再任外长。《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2页。
(6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3页。
(6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71、254页。
(6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8、265页。顾维钧与曹锟和吴佩孚均维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在其回忆录中，顾“对曹锟作为一个领袖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虽然受教育不多，却具有领袖的品格”。同时，顾认为吴佩孚“是个第一流的军人。他执法严明，办事公正”；“操守廉洁，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9页。
(63)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66页。
(64)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65) 《背道而驰之和平计划》，《北洋军阀》（四），第625页。
(6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3年12月18日、1924年1月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6册，第504—505页。
(67)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18日。
(68) 当时也有人向曹锟献策，认为“疆吏之职务不应过多，督长两席，尤不应任意听疆吏兼任，盖军民分治，省长虽难免受督军督理之指挥，然职权一分，究可互制，而于中央提款一层，尤有莫大关系”。（《鄂萧津王辞去师长之内幕》，《申报》1924年3月3日）
(6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16日。
(70) 《调解中之海军风潮》，《申报》，1924年2月21日。
(71)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21日。
(72) 《曹锟致吴佩孚密电》（1923年10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3页。
(73) 《败兴归来之吴毓麟》、《海军风潮不易平息》，《申报》，1924年3月4日。
(74) 《海军鲁闽之争愈烈》，《申报》，1924年3月9日。
(75)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76) 《王承斌辞职续闻》，《申报》，1924年5月5日。
(77)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78) 《吴佩孚亦有辞职说》，《申报》，1924年5月15日。
(7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5月4日。
(80) 《王承斌辞职与洛吴》，《申报》，1924年5月5日。
(81)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2月18日。
(82) 《团结直系之新政策》，《申报》，1924年2月21日。
(83) 《复张作霖电》（1923年4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315页。
(84) 《复张作霖函》（1923年5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23页。
(85) 《张华堂报告》（1923年10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二档”），一〇二四—82。
(86) 《张华堂给王怀庆呈文》（1924年8月7日），《张作霖之谈话》（1924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40—242页。
(87)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71页。
(88) 《张华堂报告》（1923年11月15日），二档，一〇二四—82。
(89) 《陆金圃致王怀庆禀呈》（1923年10月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一），第207页。
(90) 《曹锟口中之吴佩孚尊段解》，《北洋军阀》（四），第629页。
(91) 《筹办副选之内幕》，《申报》，1924年1月27日。
(92)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月27日。
(93) 《筹办副选之内幕》，《申报》，1924年1月27日。
(94) 《卢永祥致吴佩孚书》，《申报》，1924年2月18日。
(95)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第917、918、920页。
(96)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840页。
(97)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46页。
(98)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43页。
(99) 《外交部致内务部函》（1923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0页。
(10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72—273页。
(101) 《背道而驰之和平计划》，《北洋军阀》（四），第625页。
(102) 《张书元致陆锦等函》（1923年8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13页。
(103)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91页。
(104) 《总统府军事处致齐燮元等密电》（1923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4页。
(105)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1月9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8—9页。
(10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3月1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9页。
(107) 《胡恩光致陆锦密电》（1923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44页。
(108) 《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孙传芳密电》（1923年12月17日、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46—147页。
(109) 据王永泉称，此项军械为“就军费节省项下备款，商由孙督理，电托苏皖赣齐巡阅使代购直存枪支，并由直鲁豫王副使呈准中央，填给海关及陆军部验发护照，以及大总统在巡阅使任内拨发之枪弹十万，炮弹五百颗，一同取道豫省运闽”。《王永泉致大总统等电》（1924年3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24页。
(110) 《孙传芳通电》（1924年3月10日），二档，一〇〇三—144。
(111) 《孙传芳致大总统密电》（1924年6月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35页。
(112)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61页。
(113)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84页。
(114) 《陆锦复孙传芳签呈》（1924年5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50页。
(115) 《黄琨致王怀庆函》（1924年8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58页。
(116) 《吴佩孚致陆锦等密电》（1924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1页。
(11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03—305页。
(118)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7月9日，第481页。
(119)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8月25日，第488页。
(120) 《刘汉超探报》，1924年9月2日，二档，一〇二四—79。
(121) 赣督蔡成勋与齐燮元关系不好，蔡曾向曹锟抱怨“齐使意存倾陷，百计为难”。战事爆发后，吴佩孚令蔡“增兵助苏”，蔡表示“此次准备三旅，已属精疲力竭之势，……此外又无他队可以腾挪”，并以对粤为由，婉拒增兵。《总统府军事处致吴佩孚密电》（1924年9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75页。
(122) 《齐燮元致王毓芝等密电》（1924年8月2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0页。
(123) 《孙传芳通电》（1924年9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5页。
(12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336页。
(125) 《卢永祥通电》（1924年9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168页。
(126) 《齐燮元通电》、《吴佩孚、齐燮元通电》，二档，一〇〇一—78。
(127) 《政府公报》，1924年9月8日。
(128)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9月1日。
(129) 《外使对江浙问题之责难》，《申报》，1924年9月1日。
(130)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9月5日。
(131)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94页。
(132)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27—328页。
(133) 其时浙军第一师潘国纲部退据浙东宁波、台州一隅，倡议“浙人自治”，企图实行地方割据，并敦请旅沪浙籍人士蒋尊簋、吕公望、屈映光等于10月初筹组浙江省临时自治政府，但在孙传芳的威胁利诱下，潘的割据企图未能持久，很快即告瓦解。
(13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26页。
(135) 《江苏督署参谋处报告》（1924年10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15页。
(136)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28—329页。
(137) 《齐燮元致曹锟等电》（1924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18页。
(138)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第336—337页。
(139) 《孙传芳致国务院等电》（1924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20页。
(140) 《江浙战史》第4册，第63页。
(141) 《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告广东民众书》（1924年9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5—17页。
(142) 《杨宇霆信稿》（1924年7月24日、8月26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48—149页。
(143) 《杨毓珣信》（1924年8月），《奉系军阀密信》，第150页。
(14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09页。
(145) 《战后的江南》，《东方杂志》第21卷第23号，第5页。
(146)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51页。
(14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13页。
(148)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页。
(149)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15—216页。
(150)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7页。
(151) 郭剑林：《吴佩孚传》下册，第598—599页。
(152)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918页。
(153)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1983年版，第195—196页。
(15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10页。
(155) 胡玉海：《奉系纵横》，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156) 据研究，第一次直奉战后，日本先是在“为应付直系的进攻而供给张作霖武器”的借口下，秘密向张作霖提供武器，包括以京奉铁路、四洮铁路警备队的名义，“无税免减”地把大量武器运入奉天。而到第二次直奉战前，日本决定对华政策“要根据帝国利害关系适当加以调整，要继续对东三省实权者张作霖友好援助的既定方针，并支持其地位”。因此，日本人帮助奉系改组军队，采用新法练兵，帮助奉军构筑工事。战争爆发后，虽然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公开宣布日本采取“不干涉”方针，日本军部与驻华官员则主张支持张作霖。陆相宇垣一成决定给张作霖“以优先和无形的相当的支持”。日本军事顾问在前线参加指挥奉军作战，提供军事情报。日本供给奉军步机枪弹药4000万发，炮弹10万发。（《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220—221页；陶文钊：《中美关系史》，第94页）但另据研究，列强自1919年5月起对中国实行军火禁运，影响到中国军火进口的数量。根据海关统计，从1920年到1923年，中国年均进口军火约59万两，其中德国最多，年均为69万两，日本其次，年均为37万两；从1920年至1928年，日本平均年输华军火33万两，占外国年均输华军火数的9％，其中大部分还是在华日军所需，显示奉系并未从日本得到大批军火。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第67、172、197页。
(157) 郝秉让：《奉系军事》，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112页。
(158)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12—315页。
(159)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7页。
(160) 《赵玉珂致曹锟电》（1922年8月30日），二档，一〇二〇—103。
(161) 《曹锟致吴毓麟电》（1923年1月27日），二档，一〇二〇—103。
(162) 《大总统府军事处函稿》（1924年9月16日、28日），二档，一〇〇三—546、552。
(163) 不过，据实地参战的外人观察，空军“是中国军队中一支全然新型的兵种，尽管已为它花费了大量金钱，但它并非是一支特别有实力的队伍。……双方军队都未能充分利用耗费巨资所建立的航空部队。虽有飞机，但对军队或百姓的士气来说，也未能起到任何鼓舞的作用”。《中国军队的军事力量——军阀统治时期》，《北洋军阀》（四），第856—857页。
(164)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07—312页。
(165) 汪德寿：《直皖奉大战实纪》，《近代稗海》第4辑，第582页。
(166) 王维城：《直系的分裂和二次直奉战直系的失败》，《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43页。
(16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232—233页。
(168) 《姚震信》（1924年9月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52页。
(169)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16页。
(170) 《直奉军事亦紧迫矣》、《奉张表明对直态度》，《申报》1924年9月13日。
(171) 当直系了解到奉系内部的情况后，吴佩孚曾建议曹锟，“对奉策略，中央仍须主张容纳旧派，设法运用，以资和缓。”《吴佩孚致陆锦电》（1924年8月19日），二档，一〇〇三（2）—34。
(172) 据报，直奉战前，张作霖还曾派人奉手书见曹锟，表示“必去吴氏，关以东唯命是听。此等条件，强人之所以不能为，曹置而不复”。《东北战事之各面观》，《申报》1924年10月12日。
(173)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19—321页；《直奉兵力之比较》，《申报》，1924年10月9日、10日、11日。
(174) 《张作霖致曹锟电》（1924年9月15日），二档，一〇〇三—96。
(175) 《开战后之张吴态度》，《申报》，1924年9月24日。
(176) 《钱桐致阎锡山电》（1924年9月18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21页。
(17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19页。
(178) 丁文江：《民国军事近纪》，《近代稗海》第6辑，第316—318页；《直奉兵力之比较》，《申报》，1924年10月9日、10日第2张第5版。
(179) 《吴佩孚对中西记者之谈话》，《申报》，1924年9月24日。
(180) 《洛吴对中外记者之一席话》，《申报》，1924年9月25日。
(181) 1924年7月，新四国银行团在伦敦开会，认为“今中国统一未成，财政紊乱，武人割据，苟无几张条约及盐税关税监督，北京早无政府。今后投资仍趋严格的监视用途方针，勿使用于军费。苟违此旨，宁不投资”。（《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7月16日）直系也曾强令中国银行用公债及他行借款垫付直军军饷，但银行家们认为，“此事可议之点甚多。夫军饷非不可垫，然必实有余款，且手续完备也。直军缺饷应向部索，部中无款应由部商行垫，行视自身实力如何酌定允否，今暗输直军，不无左右袒之嫌，以金融机关冲而牵入政潮，殊为非福，……筹得款项不以济本行，而以输军饷，此政客之行为，非银行家之正轨”。（《卞白眉日记》第1卷，1922年5月18日，第200页）正因为如此，直系向国内银行借款并不方便易行。
(18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2、27页。
(183)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9月28日。
(184)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30页。
(185) 《军费之概算与筹划》，《申报》，1924年10月10日。
(186)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0月6日。
(187)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5日，第494页。
(188) 《吴佩孚出发前之北京》，《申报》，1924年10月6日。
(18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0月6日。
(190)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8页。
(191) 《东北战事之各面观》，《申报》，1924年10月12日。
(192) 李纶波：《王怀庆二三事》，《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17页。
(193) 《王怀庆致吴佩孚密电稿》（1924年9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58页。
(194) 《李景林信》（1924年9月2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3页。
(195) 《刘富有致曹锟电》（1924年9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67页。
(196) 《王永江信》（1924年9月），《李景林信》（1924年9月25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2—173页。
(197) 《杨宇霆信稿》（1924年10月1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4页。
(198) 《军事处转送彭寿莘为直军不设兵站致使军队沿途扰民等情给兵站总监部函稿》（1924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88—289页。
(199) 《冯玉祥致曹锟吴佩孚密电》（1924年10月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87页。
(200) 《北方战讯》，《申报》，1924年10月9日。
(201) 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第48—49页。
(202) 《彭寿莘致曹锟、吴佩孚电》（1924年10月8日），二档，一〇〇三（二）—35。
(203) 《张治公致曹锟等密电》（1924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92页。
(204) 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46页。
(205) 《甲子奉直战史》，《北洋军阀》第4卷，第907页。
(206) 《曹锳、张佐民、白坚武致王毓芝、陆锦电》（1924年10月20日），二档，一〇〇三（2）—37。
(207) 据报，仅在山海关、九门口两地，奉军伤亡就达1.3万余人，而开战以来的总伤亡约在2.5万人左右，实较直军伤亡为多。（《奉直战况之外讯》，《申报》1924年10月22日）
(208) 《吴佩孚致陆锦电》（1924年10月19日），二档，一〇〇三（2）—37。
(209) 《国内专电》，《申报》，1924年10月22日。
(210) 《杨宇霆电稿》（1924年10月19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86页。
(211)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1页。韩麟春与郭松龄虽同属奉军中的新派，但韩是新派中的“士官派”（即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郭则是新派中的“陆大派”（即毕业于陆军大学），双方对待旧派的态度大体一致，然其内部又存有门户之见，此亦为其后郭松龄起事反张作霖的远因之一。
(212) 《杨宇霆电稿》（1924年10月22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91页。
(213) 《甲子奉直战史》，《北洋军阀》第4卷，第907—908页。
(214) 陈晓清：《从武穴主和到五原誓师》，《民国档案》2001年第3期第62页。
(215)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3页。
(216)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17)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52—353页。
(218)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376页。
(219) 《刘汉超致王怀庆密呈》（1922年11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748页。
(220)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月14日，第506页。
(221)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22) 《刘绍曾致李彦青密电》（1923年3月26日），二档，一〇二〇—74。
(22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4页。
(224) 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页。
(225)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26) 《致冯玉祥函》（1918年3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72页。
(227) 海振忠、井振武：《孙中山与冯玉祥的一段交往》，《津报网——天津日报》，2008年5月10日。
(228)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
(229) 杨雪峰：《国父给徐谦几封未见发表的函电》，《传记文学》第41卷第5期。
(230) 《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页。
(231) 马伯援：《民初人物印象记》，《传记文学》第44卷第3期。孙中山本人的说法印证了马伯援的回忆。孙在1924年11月12日广州各界欢送其北上的会议演说中说：“这几年以来，那几位同志苦心孤诣，总是在北京经营。于六个月以前，便来了一个报告，说在北京布置已经有了很好的成绩，军队赞同的很多，力量也是很大，中央革命马上可以发动，要我先到天津去等候机会。但是那个时候，我还不大相信能够有这种事。只可对他们说，你们何时有事变发生，我便何时可以到北方去。但是在事变没有发生以前，我便不能前去。后来江浙战争发生，他们更催迫得很急，一定要我到北方去，说中央革命的机会已经到了，要我赶快去首先发动，才有好结果。我在那个时候，还是说要事变发动以后才能够去，还是不相信他们能够得这次的好结果。到了前十几天，他们果然有很大的变动，推倒曹、吴。”《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页。
(232) 徐锡祺：《冯玉祥参加国民党的经过》，引自刘敬忠、田伯伏：《国民军史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33) 鹿钟麟等：《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页。
(234) 1923年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张作霖特意派张学良往贺，联络感情。
(235) 胡晓：《段祺瑞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236) 《姚震致李维一的信》，1924年2月10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12页。
(237) 于立言：《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50页。这笔钱的数字各人说法不一。据松室孝良回忆，张作霖对是否付款犹豫不决，后在日本顾问的鼓动下同意，并向“满铁”贷款，经三井银行汇给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吉冈显作，由吉冈交段祺瑞，再由段派松室孝良等交给冯玉祥。因此，这笔钱实际上是由日本人提供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222页）据研究，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林弥三吉在1924年2月向东京密报冯玉祥有可能反吴佩孚的情报，随后，日本退役陆军大佐寺西秀武前往奉天，向张作霖游说拉拢冯玉祥，并在天津与段祺瑞商讨拉拢冯玉祥的具体方案。林弥三吉得知冯玉祥选定黄郛充当其政治谋士后，即派与黄郛熟识的铃木贞一和总统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手下的土肥原贤二与黄郛接洽，与冯居间联络。10月中旬，日本已得知冯玉祥即将发动政变的情报，因此对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政策可以游刃有余。《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221—223页。
(238) 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引自王宗华、刘曼荣：《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239) 《杨毓珣信》（1923年9月），《奉系军阀密信》，第83页。
(240) 《姚震信》（1923年10月20日），《奉系军阀密信》，第98页。
(241)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9月7日，第612页。
(242)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9月10日，第614页。
(243) 鹿钟麟等：《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页。
(244) 《吴佩孚请密询冯玉祥若果敢有为拟将东三省全权付托致王毓芝陆锦密电》（1924年9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58页。
(245)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5页。
(246)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9月21日，第619页。
(247) 《冯氏推翻政局之内幕》，《申报》，1924年10月31日。
(248) 李泰棻：《国民军史稿》，《北洋军阀》（四），第335页。
(249) 《冯氏推翻政局之内幕》，《申报》，1924年10月31日。
(250) 《京畿卫戍司令部侦察处长王光宇报告》（1924年10月），二档，一〇二五—135。
(251) 马炳南：《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5页。
(252) 沈亦云：《首都革命》，《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19页。
(253)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12日，第629页。
(25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237—238页。
(255) 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2页。
(256)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587页。
(25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6—377页。
(258)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8页。
(259) 何柱国：《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20页。
(260) 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3—14页。
(261) 这三人都对冯部请领的军饷军需“多方刁难”，甚而“虽有曹锟亲笔批示，他们依然拒不发给”，故冯玉祥“对他们早已恨之刺骨”，此次入京发动政变必欲索之。鹿钟麟、刘骥、邓哲熙：《冯玉祥北京政变》，《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13—14页。
(262) 《冯玉祥等通电》，《申报》，1924年10月28日。
(26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8页。
(264)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吴建雍、李宝臣、叶凤美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4页。
(265)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85—186页。
(266)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0页。
(267) 《政府公报》1924年10月25日。
(26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682页。
(26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688页。
(27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682—683页。
(271)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6页。
(272) 《致冯玉祥等电》，《致段祺瑞电》（1924年10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51—252页。
(27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6页。
(274)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244页。
(275)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2月12日、9月2日，第525、608页。
(276) 沈亦云：《首都革命》，《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20页。
(27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8页。
(278)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31日，第641页。
(279)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3日。
(280) 《李寿金报告遵令监视曹锟情形呈》（1924年12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81页。
(281) 北洋时期历任总统在位时间，袁世凯四年有余，黎元洪两次出任共两年有余，冯国璋一年两个月有余，徐世昌三年八个月，曹锟不到一年一个月，故以曹锟为最短。
(282)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11月4日，第646页。
(283) 《政府公报》，1924年11月6日。
(284)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786页。
(285) 《亦云回忆》上册，第205页。
(286)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773、786、799—800页。
(287)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9页。
(288) 《刘镇华、陆洪涛、郑士琦等通电》（1924年11月5日、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5—1476页。
(289) 《孙传芳佳电》（1924年11月9日），二档，一〇〇一—88。
(290) 《北京政局的变化》，《东方杂志》第21卷第21号，第3页。
(291) 《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第250页。
(292) 《苏体仁致阎锡山电》（1924年11月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89页。
(293) 《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1924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
(294)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11页。
(295) 《潘连茹致阎锡山电》（1924年11月12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142—143页。
(296) 《温寿泉等致阎锡山电》（1924年11月14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153页。
(297) 《张作霖等通电》（1924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二），第1477—1478页。
(298) 《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并发表国是主张通电》（1924年11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第1478—1479页。
(29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7至12月份，第939、945页。
(300) 《冯玉祥通电》（1924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311页。
(301)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8页。
(302) 李藻麟：《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50—51页。
(303)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89—390、419—420页。
(304) 《吴佩孚致阎锡山电》（1924年10月25日），《阎锡山档案要电录存》第7册，第51页。
(305)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46页。
(306)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92页。
(307)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50页。
(308)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930—931页。
(309)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50页。
(310) 吴佩孚登轮南下后，因为山东当局的态度变化，不能在山东靠岸，只能开进至长江口，再溯江而上先后到南京和汉口，进入直系控制的地盘。但是，吴佩孚建立“护宪军政府”的提议被苏督齐燮元和鄂督萧耀南婉拒，齐、萧等且有拥段通电发表，吴在手头无兵的无奈之中，复自汉口沿平汉路北上，辗转于郑州、洛阳等地，12月初到信阳鸡公山，对外宣称“避居鸡公山，不问国事”。《孙传芳致张树元电》（1924年12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313页。据两湖巡阅使萧耀南报告，吴佩孚抵信阳后，“鄂豫各军将领婉劝下野”，“综合各方情形，吴使已失指挥能力，鄂省军队严守武胜关，实行保境安民，不患客军侵入。唯鸡公山地方，关系鄂豫疆界，易生各方误会，为玉帅安全计，为地方秩序计，均觉上地非宜。前经电劝出洋，以玉帅倔强，不肯听许。现拟设法令离出鄂豫，先住庐山或迁居上海，以免存为目标。”《萧耀南致执政府军务厅密电》（1924年1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313页。
(311) 《冯玉祥日记》第1册，1924年2月12日，第525页。
(31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6、336页。
(313)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4页。
(314) 《北洋政府大总统府档案》，引自刘敬忠、田伯伏：《国民军史纲》，第11页。
(315) 《颜惠庆自传——一位民国元老的历史记忆》，第185页。
(316)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47页。
(317) 《直奉兵力之比较》（四），《申报》，1924年10月12日。
(318) 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第189、195页。
(319)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6页。
(320) 古蓨孙：《甲子内乱始末纪实》，《近代稗海》第5辑，第338页。
(321) 《杨宇霆信稿》，1924年9月24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59页。
(322) 《吴佩孚先生集》，《北洋军阀》第4卷，第928页。此处的得失分析，其第五点的意义不甚明确，何谓“吴佩孚所招募之少年军”，其如何“用炮轰击退却之直军”，待考。
(323)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5、148页。
(324) 《军事处转送彭寿莘为直军不设兵站致使军队沿途扰民等情给兵站总监部函稿》（1924年10月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288—289页。
(325)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375页。
(326)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8页。
(327) 李藻麟：《我的北洋军旅生涯》，第76页。
(328) 谢宗陶：《第二次直奉战争随军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44页。
(329)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330) 《白坚武日记》第1册，1924年10月，第497页。
(331) 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359页。
(332) 车维汉、朱虹、王秀华：《奉系对外关系》，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333) 后藤新平：《日中冲突之真相》，王芸生编：《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55页。
(334) 《日本阁议对江浙战事之态度》，《申报》1924年9月10日。
(335) 《日首相对华政变演说》，《申报》1924年10月28日。
(336) 胡玉海：《奉系纵横》，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17页。
(337) 《杨宇霆电稿》（1924年10月2日、13日、19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77、182、185、186页。
(338) 《杨宇霆信稿》（1924年10月14日），《奉系军阀密信》，第183页。
(339) 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第54页。
(340) 政之：《战争与国民思想之趋势》，《北京政变后之时局》，王瑾、胡枚编：《胡政之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118页。
(341) 无聊子：《北京政变记》，《近代稗海》第5辑，第433—434页。
(342) 吴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近代稗海》第6辑，第2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