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财政经济的总崩溃

一　币制改革的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一　币制改革的失败

王云五虽然是以发行金圆券为中心的币制改革方案的制定者，但他作为一个并无政治实力的财政部长，并不能控制币制改革的进程。币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是蒋经国在上海的管制经济能否成功。当时，正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建设开发银行监事会第三届联合年会即将举行，中国财长轮值担任大会主席。王云五在一片成功的祝贺声中，对于适当调整物价的政策作了布置后，即于9月18日离开南京到上海，并于21日自上海出发，赴华盛顿与会。但当他于10月10日回到上海后即发现，他的币制改革已经濒临失败。

本来，王云五草定币制改革方案时有个基本前提，即“国家局势不致恶化”，但改革才实施一个月，军事形势即严重恶化。9月24日，济南失守。首都南京的门户徐州就已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济南有重兵镇守，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守将王耀武在国民党将领中以能战著称。但解放军攻击济南，仅用了八天时间即全歼守敌。济南失守，国民党统治区的人心马上动摇。

同时，由于财政收入未能如预期增加，而支出则根本无法收缩，公营交通公用事业补贴和军费增加，造成发行加大，已达12亿元，即达法币实值的六倍，影响到人心和物价。

金钞的收兑期，原定到9月30日截止，9月30日这一天，人民害怕非法持有金钞，仍到中央银行蜂拥兑换金圆券。但过了期限，中央银行却于10月1日发布公告：“查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前经规定至九月三十日为止。兹奉行政院核定，收兑黄金、外币展期至十月三十一日；收兑白银、银元、银角，展期至十一月三十一日为止。特此公告。”⁽¹⁰⁶⁾据王云五说：“翁胆小，竟听信俞鸿钧之言，谓上海工商界要求收兑金钞延期一个月截止，予以同意。”⁽¹⁰⁷⁾本来，民众对于改革方案不能打击豪门资本，已经深表不满，而延期措施等于承认豪门资本存储黄金、白银、外币的合法地位，法令马上失去了信用。10月1日起，中央银行门前，求兑者寥寥无几。

本来，一刀切的“八一九”限价，并不符合实际经济状况，它也影响到政府当局的财政收入和政府系统经营的企事业的利益。限价政策刚刚实行，国民党系统的报业主管们就纷纷来要求加价⁽¹⁰⁸⁾。经营不善的公营事业，更使财政补贴成为当局的沉重负担，不能不考虑加价，转移负担。王云五临出国前制定了一个适当调整物价的方案，但蒋经国坚决反对。9月27日，他写信给南京当局说：“就政策言，改制后金圆券信用之树立，并非因发行数量较昔为少（法币仍在流通），而实有赖于限价政策之坚决执行。今限价甫及一月，忽由政府率先变更，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率先涨价，民信能无动摇……闻政府尚有定于十月一日通令准许涨价之说，如非传闻失实，亦请惠予考虑。”⁽¹⁰⁹⁾国民党当局的政策陷入了两难的处境。由于济南失守，人心动摇，南京当局一时不敢执行一个全面调价的政策。

但是，上海当局仍然出台了一项增税方案。10月2日，上海对卷烟、薰烟叶、锡箔、洋啤酒、国产酒类、烟叶、烟丝等七种商品，改征税额，增幅达7-10倍。2日、3日，商人因增税不增价而停止营业。3日，上海社会局不得不核定允许香烟价格上涨一倍多，4日起照新价营业。这一消息传出，限价政策的信用立即崩溃。饱受通货膨胀痛苦的上海人民，自3日上午起，即上街抢购物资，自静安寺到南京东路，一路上，商店货架被抢购一空，到下午3点左右，商店不得不拉起了铁门。这股风潮迅速向全国蔓延，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抢购日用的比较值钱而又容易保存的纱布呢绒一类物品，随后又抢购米煤日用百货。尽管当年粮食收成尚好，米的来源却日益减少，城市很快出现粮荒现象。煤的供应也十分紧张。人民无法按限价购到日用必需品，管制经济形成了货品严重短缺的经济局面，社会秩序更加动荡起来。

蒋经国面临这种经济现象，内心十分恐慌，日夜不得安心。10月6日晚，他向上海市民发表广播讲话，企图遏制抢购风潮，力挽狂澜。他向上海市民说：“今后上海的市民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就是保持表面的繁华，有钱的人要什么就能买到什么，再让投机的市场发达起来，逃避到香港、杭州、苏州和莫干山的投机家重回上海，再来兴风作浪，捣乱市场，使得物价高涨，民不聊生，这是第一条道路；第二条路就是能够忍耐一时的痛苦，经过一个困难时期，甚至经过一时不景气现象，而使得经济走入正轨，使得人民能过安定的生活。”⁽¹¹⁰⁾但无济于事。24日，他又发表了《向上海市民进一言》，漫言道：“我们可以确实相信，上海并非无货应市，而是商人看涨，不愿将存货拿出来，以致造成今天的所谓缺货现象。今后我们必须要他们将货物拿出来，照限价供应市场。”他承诺政府将实行限购、配购、统购政策，来保证供应，他不无恐惧地说：“现在有许多人，看见了困难，好像已在那里开始恐惧了，甚至于开始摇动了自己的信心和决心。这是目前最大的敌人。”⁽¹¹¹⁾然而，真正摇动自己的还是他自己。10月初的扬子公司一案，使得“蒋青天”的神话，连一个月都维持不了。

扬子公司一案，具体经过，人言纷纷，全部真相已不易查明。据现存的事后报告，查处扬子公司一案，起于9月14日上海警察局经济警察队队员赵洪宽口头报告，扬子公司囤积大量物资，队长程义宽即命其秘密侦查。但直到9月29日，才由秘密侦查转为公开彻查。据报告：“该公司始行发觉，曾有一大卡车货物于是日下午五时外运，当即拦阻追回。”而事后查点，这一卡车货物“除有：（一）小型机器脚踏车二十四辆；（二）西装乙木箱（计四十四套）；（三）玻璃木梳乙木箱（计五九四打）；（四）玻璃板六大箱等四项货物，未曾登记外，与该公司呈报经管督导办公处之物资清册核对，俱属相符，并无缺少。”至10月27日调查，扬子公司存货超过规定的三个月以上货物有：一、天津烧碱及美国烧碱五十六桶；二、糖九十五吨；三、火油二七四箱（自用原料）。上海市政府辩称：“查督导会议（由俞、蒋两督导员主持，参加者有吴市长、潘议长、徐副议长、方主委、刘副总裁攻芸、林局长崇墉、李处长立侠等）曾决定物资按照规定限令登记，但不咎既往，因此物资登记者之来源如何、时间久暂，均不在追究之列。”⁽¹¹²⁾蒋经国自己就在日记中（10月8日后的上星期反省录）为扬子一案辩称：“在法律上讲，××公司是站得住的。倘使此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庭。总之，我必秉公处理，问心无愧。”⁽¹¹³⁾

上述种种均有事后粉饰的可能，法律的辩护，本不是问题的根本，杜维屏、荣鸿元也并未服罪。豪门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蒋经国一上任，就要严惩大资本家和大商人，“从‘坏头’开始”。但为什么不从人人侧目的豪门开始？1947年六七月间，李宗仁草拟的上蒋介石书中也曾提出：“我政府亟宜以革命之精神与决心，厉行民生主义：一、节制资本，取豪门之财富，充实国库，课资产以重税，平衡收支，又何止五亿美元？更何须仰美人鼻息？二、平均地权，分地主过量之土地，归诸佃户，纳于公仓，则粮产增而无囤积，出粮出兵，自易举办。政府掌握全部物资之后，物价必然下跌。再取缔私营行号，严禁操纵居奇，发行新的货币，规定利率标准，则币值亦随之而稳定矣。”⁽¹¹⁴⁾豪门问题，社会上从抗战期间开始，年年议论纷纷，蒋经国当然不会不知道，他如真要想有所改革，就必须从打击豪门着手。而他到上海后却从杜维屏（以杜月笙为目标）和荣鸿元身上开刀。在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环境下，没有违法经营，企业就不能生存，目标是可以任意选择的，罪证是一定可以抓到的。抓什么人，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蒋经国如果一开始就想抓豪门的问题，恐怕是不必等到9月29日的。从前述《大公报》舆论显然可见，蒋经国之所以不能不抓扬子公司，是出于舆论的压力，包括上海工商界的反抗，甚至包括自己的部下在他的激进言论影响下对豪门横行霸道的痛恨。然而，统治基础已经十分脆弱的国民党政权是不能承认豪门问题的，这已经不仅仅是家族的私人感情问题，封住豪门问题的突破口，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蒋介石本人就曾亲自为宋子文辩护。抓不抓豪门问题，对于蒋介石父子来说，成了一个两难问题。

蒋经国于9月29日公开查处扬子公司，相传蒋经国要严办公司经理孔令侃，孔向在南京的宋美龄求救。据印度驻华大使潘迪华（K．М．Рапikаr）记述，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晚，南京官邸正在宴客，杯盘交错之际，上海突来一紧急电话，蒋夫人接完电话之后，神色至为不安，乃先行离席⁽¹¹⁵⁾。查《大公报》，宋美龄乘专机由南京到达上海是10月1日晨。但宋美龄未能说通蒋经国，只好直接向蒋介石求援。8日下午3时半，蒋介石从北平乘专机飞往上海，亲自处理亲属之间的纷争。这时正值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在北平亲自指挥，翌日即9日，解放军就发起了攻击锦州的战斗。据杜聿明在回忆录中说：“据傅作义对我说：蒋介石当日返北平后，说他八日要到上海去。傅以为蒋到上海可能是为双十节发表什么谈话，就劝蒋不要去，蒋说他有私事要去。事后才知道蒋经国在上海‘打虎’，要办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的孔令侃。蒋得到消息急忙到上海去救孔。蒋介石一到上海，将孔令侃救出。”⁽¹¹⁶⁾不久，孔令侃于10月28日飞往美国。

当蒋介石到达上海的时候，另有两名监察委员到达上海调查扬子一案，此事轰动全国，蒋介石再次亲自干预此事。10月18日，他急电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¹¹⁷⁾尽管后来监察委员们仍不依不饶，但此案终于不了了之。

宋美龄、蒋介石干预扬子一案的消息传出，蒋经国立即名声扫地。他在10月8日后写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说：“××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的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为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¹¹⁸⁾其实不仅社会上对蒋介石的统治感到绝望，就是国民党系统内的重要人物也由此而离心离德。如镇守北平的傅作义就怨愤地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不久就和中共接洽和平。蒋介石的亲随幕僚陈布雷，因向蒋进言要孔、宋两家出钱助饷，遭到蒋的严词斥责，而于11月13日绝望自杀。蒋经国的部将贾亦斌，为扬子案与蒋经国当面拍桌子翻了脸，自此走上了起义的道路⁽¹¹⁹⁾。

当时，北平地区粮食依赖解放区，限价后粮食短缺，黑市价格暴涨，人民生活尤其困难。10月24日，北大教授沈从文等八十三人为生活所迫，发出停教宣言，定25日起停教三天，进行借贷。宣言指出：“我们绝不能照限价购得我们的食用所需。”⁽¹²⁰⁾各地罢教、罢工、怠工风潮迭起，人心解体。

王云五归国后还想采取挽救措施，提出了“调整物价、工资及公务员待遇办法”和“预结外汇维持币信办法”。经过中下旬的多次讨论，王云五的主张得不到支持。10月27日-29日，行政院召开了经济管理问题会议，据王云五回忆：“粮食部长则强调目前毫无粮食可以控制，不仅民食堪虞，尤以军粮无法供应为重大威胁，认为无论如何合理调整粮价，粮食仍不能恢复供应，只有听其自由定价，始可望恢复粮源。”⁽¹²¹⁾蒋经国也到南京向翁文灏一再有所陈说，10月21日，前前后后谈了六个小时，但毫无结果。经管会议蒋经国也参加了，虽然尽力有所陈说，但已无力挽回，物价管制政策不能不宣告失败。王云五因为币制改革失败，也不能不于10月29日提出辞职。10月31日，行政院公布经济紧急处分令补充办法，放弃限价政策，规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自由运销”，“六大都市配售粮食，仍由政府继续办理”，其他重要物品价格继续管制，调整公用交通事业价格，调整公教待遇及工资，调整税收⁽¹²²⁾。11月2日，翁文灏在立法院承认“币制改革完全失败”，他指出：“关于收支平衡这一点，可说是完全失败了，其原因是国库开支太大，许多重大开支无法减少。”⁽¹²³⁾同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向总裁报告：“（金圆券）现在实际发行，截至本日止已达十七亿余元，照趋势，旬日之间恐即到限……万一到限不能发行，对于业务军政用款延迟支付，影响至巨。”⁽¹²⁴⁾要求会同财政部商定合法手续。也就在这一天，蒋经国发表书面谈话《敬致上海市民》，黯然宣布失败下台。此后，被捕的商人也陆续交保释放。

限价政策取消后，物价暴涨，上海粮食价格，由原来的白粳每石20元左右涨到11月6日的每石250元，还难以买到。而公教人员待遇只涨一倍半，一时还领不到工资。到处出现抢米风潮。上海同济师生一度断炊。人民平时的积蓄，因为强兑金银外币而被掠夺一空，生活无以为继。在限价政策下，工商业损失惨重，流动资本濒临枯竭。社会经济生活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

为此，上海《大公报》于11月1日发表社评《政府放弃了限价政策》，指出：“币制改革才两个多月，便招致了经济上这样大的变故，完全是以非经济的办法处理经济问题所闯出来的乱子。在战乱盛行经济紊乱的时候，本来还未具备改革币制的充足条件，但若遵循经济学理以行，可能有较好的收获，至少不致弄成这样人仰马翻，焦头烂额，苦了人民，也害了国家的景况。第一，以金圆券换法币，迫兑金钞，而不于此时机冻结游资，以致突然放出五六倍于旧法币的通货，有如洪水泛滥。这是最大的错误。第二，万万不该强力限价‘八一九’。在重庆时代也曾限过价，就未办通。明明办不通的事，而硬以雷霆万钧的威力去干，一面商民畏死赔售，一面金圆纷飞，于是便演成这全国城市抢购一空的惨象。”

经此一劫，国民党彻底丧失了人心。连南京《中央日报》也于11月4日发表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指出：“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安慰在哪里呢？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对于这辈人民公敌，共党匪徒最大的帮手和功臣，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资财，以戡乱救民。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人事上也偏私如故，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国家弄成这个样子，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皮闷气，人心失尽，如何得了。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

11月11日，蒋介石批准了王云五的辞职。同日，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将金圆券的法定含金量改为原来的五分之一，并实际铸造金圆，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除银币外，禁止买卖流通，但规定了存兑金银的办法，金圆券的发行总额则可以由命令规定。自8月23日至10月31日，中央银行共收兑金银外币折合美元达1.68296390亿元⁽¹²⁵⁾。遵纪守法的人民手中的通货一下子就损失了五分之四。但实际铸造金圆，只是一句空话，兑现金银存款的问题，只是一时的缓冲政策。很快，由于人民的挤兑，而不能不严加限制，最终又停止兑换。此后，金圆券迅速膨胀，其速度之猛远远超过了法币。由金银外币换来的金圆券，变得一文不值，人民手中的积蓄，由此而被掠夺一空。蒋介石用来装饰门面的翁文灏内阁也已无法维持，不得不于11月26日辞职，由孙科继任行政院长。

二　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和财政的总崩溃" class="reference-link">二　社会经济的严重混乱和财政的总崩溃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通过接收敌伪产业，使国家经营的企事业迅速膨胀起来，垄断了工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对外贸易。战后的官僚资本，占中国产业资本的64.13％，民族资本占24.66％，外国在华资本占11.21％⁽¹²⁶⁾。但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经营困难。资源委员会接管了全部敌伪钢铁企业，而设备利用率只有12％。电厂恢复得最好，但国营省营占全国设备容量的73.5％，而发电量只占全国的60.9％。战前，民营资本在纺织业占有优势，战后国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垄断了纺织工业的一半左右。纺建公司拥有全国华资工厂纱线锭的39.7％，布机的60.1％，1947年纱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6％，布机的设备运转率仅为49.8％。1947年产纱仅为全国纱产量的39％，产布仅为全国布产量的40％。都低于其设备所占比重。台湾糖业公司的设备利用率则仅为35％⁽¹²⁷⁾。资源委员会1949年度本要求各事业建设经费金圆1.8557亿元，而收入以局势稳定为前提，估计可达10亿。但事实上盈利极微。据报告：“资委会各事业因遵守限价，利润甚少。若干单位且常有亏损。但历年应解政府官息红利，均经扫解国库。卅六年原奉核定盈余收入法币五百廿亿元，现已缴库法币三千七百余亿元。卅七年上半年并已预缴盈余金圆二万余元。”上述核定收入，到币改前的比值，折合已不足2万金圆⁽¹²⁸⁾。

在内战和通货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国营企业不仅不能支持国家财政收入，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一个沉重负担。1948年鲍国宝等报告华北国营工业危机说：“华北各厂，多属于重工业，其生产品既不如日用品之易于销售，而定价更不能随物价指数比例增高。因之成品堆积，资金短绌，无力购贮原料，而各料均随时狂涨，以致若干产品之售价不敷再生产成本，长此以往，何堪设想。”员工生活困难，情绪更形低落，影响生产效率。平津十个事业单位要求贷款共15390亿元法币⁽¹²⁹⁾。蒋经国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公营交通公用事业的价格及补贴问题，成了极为敏感的问题。1948年9月份，上海公用事业各公司，即自来水、电力、电话、煤气、电车、公共汽车、轮渡、小火车，就由中央政府核准给予补贴800万金圆⁽¹³⁰⁾。蒋经国一再上书南京当局，要求维持对各大都市交通公用事业的补贴方案，反对率先涨价，导致冲破“八一九”限价线。但国营事业本身也已坚持不住，要求取消限价政策。

币制改革时，原计划出售国营招商局、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台湾糖业公司等企业的部分股票，来拨充发行准备，并改组为官商合营的股份有限公司。但当局未能建立信誉，股票未能顺利售出。至10月12日统计，仅售出409万金圆⁽¹³¹⁾。当时中纺一家就准备出售股票4.2亿金圆，已出售数微不足道。同时，出售敌伪资产，也未能达到目的。结果，金圆券发行过大，不能回笼，通货膨胀激烈，游资充斥市场。

民间私营资本，在战后备受官僚资本和美货的压迫，经营困难。在抗战中发展起来的后方工业受到严重摧残。工业集中在沿海地区，仅上海一地就集中了本国资本工厂职工人数的53.8％⁽¹³²⁾。在内战和恶性通货膨胀的经济环境下，民间私营资本更感经营困难。由于原料和产品价格交替上升，在经营过程中，核算成本、预计盈亏，深感困难，常常形成账面上虚盈实亏的局面，而工厂仍要负担纳税的重负。在这种经济形势下，各企业为了生存，普遍制造一本明账，一本暗账，以资应付。为维持战时经济，国民党当局越来越强化对经济的管制。1947年12月，行政院决定对花纱布改采“统购统销，代纺代织”政策，经济部改组纺织事业调节委员会为花纱布管理委员会，实行全面管理，“掌握棉布及棉织品，统筹配销，专以配销于各地布商，平价供应于一般人民，以平物价。对于军需及公教员工之需要，特别优先供应”⁽¹³³⁾。但事实上，这个组织庞大、人员众多的机构，效率极差，“购运棉花，则屡失时机，取少遗多，造成纱厂原棉之恐慌；代纺代织，则鲜花纱之掌握，更乏技术之配合，一再迁延，终未施行”。而配销部分交给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代营，“敷衍搪塞，而犹以独占牟利为策”。这个公司由此掌握了纱源达全国总产量的75％，操纵市价，摧残民营企业。因此，民营企业要求取消这个机构⁽¹³⁴⁾。民营工厂经营日趋困难，1948年6月15日，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向南京工商部要求救济说：“近年来，国货工厂对内贸易因在举国烽火之下，交通阻塞，运输困难，民生凋敝，购买力日趋薄弱，对于外销，则因外汇牌价与黑市相差悬殊，结汇限制綦严，使国产出品益处于内外滞销之厄境。加以职工生活指数逐月递涨，原料缺乏，生产成本激增，往往出售成品之结果不足抵补再生产之成本价格，以致各厂存底日益空虚。且一般工厂资本因产销停滞，周转困难，不得不求之市场游资，不但利息高昂，且多短期拆放，使企业家日营于调换头寸之疲繁，焉有余力从事生产之扩充与改良。”⁽¹³⁵⁾

由于工业生产的经济环境日益恶化，形成生产不如投机、投机不如囤积的严重局面。商业资本在民族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战后出现逆转，由战前的50.55％增至66.69％⁽¹³⁶⁾。这里还不包括投机商人资本。正常的经济秩序难以维持，各行各业，无论是工业、商业和金融业界，甚至是普通的群众，为了维持币值，以维持生活，也投入到投机的狂潮之中。随着国民党政府军的失败，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资本，无法从事经营，更普遍地变成投机资本。生产萎缩，投机盛行，经济形势越来越混乱。黄金、美钞、证券、百货和房地产都成了投机的对象，买空卖空。走街串巷的银元贩子，更是随处可见。豪门官僚资本，则是最大的投机资本，乘机大发横财，屡屡为社会各界所指目。民营企业也靠从事栈单、股票、外汇投机，来获取利润，划入暗账。

生产萎缩，投机盛行，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动荡不安。据对上海福新二、八厂工人工资的调查，按米计算的实际工资指数，1946年为100，1947年则降为74.9，1948年更降为69。据对申新九厂一个老工人的统计，1947年最低的一个月，收入指数仅为64.1；1948年币改前，6月份的收入指数仅为31.1；11月份仅为15.2；1949年4月仅为11.7。其间，工人为维持生活水平，屡屡掀起工潮⁽¹³⁷⁾。

为了对付投机，控制物价，1947年初的黄金风潮之后，国民党当局重新开始加强管制经济，控制外汇，限制物价，工资按照1月份生活费指数予以冻结。1947年2月17日颁布的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规定禁止黄金买卖，取缔投机，禁止外国币券在国境内流通，限制携带出境数量，由中央银行集中管理外汇。结果，固定的官价外汇和黑市外汇差距越来越大，造成资金外流。1947年8月15日，国务会议通过了中央银行所拟定的外汇管理办法，对外汇的机动管理，除官价外，由外汇平衡基金委员会来调节外汇供需，确定市价，随时调整汇率。但是，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局势下，市价汇率担心刺激物价，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后果，不敢追随黑市市场价格。到1948年5月，官定的市价汇率占市场汇率的百分比，由1947年8月的90.36％，降至34.19％⁽¹³⁸⁾。是月，中央银行又采取了结汇证明书制度，收购由出口获得的外汇和海外汇款，经核准后可以转让，作为补救办法，但未能发生效果。管制外汇的结果，造成外汇收入减少，出口贸易下降。

1947年4月下旬至6月中旬间，十周时间，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百。政府对公用事业的贴补政策，一则使物价失去平衡，二则国库不堪负担，被迫于6月19日取消。同时于5月间对生活费指数予以解冻，上海市政府每月公布生活费指数一次，工厂工人的工资每月按生活费指数调整一次。这个方法，遭到经济效益日趋低下的资方的反对，而劳方对指数的编制方法也不满意，劳资冲突加剧。7月间，为了缓和生活费上涨的趋势，稳定社会生活，中央银行开始在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日用必需品配给制。由中央银行、中央信托局、上海市政府的代表组成配给委员会，收购工作由国营的中央信托局负责。分配商品为大米、煤球、食油，分配对象限于公教人员和国营工厂工人。大米配给对象后来扩大到产业工人等。1948年1月1日又实行花纱布统购统销。

但是，这种配给制，只是限于少数地区、少数人员，并不能普遍解决物价上涨和人民生活普遍恶化的问题。北平地区公教人员生活更成为严重问题。进入1948年，物价继续暴涨，北平、天津、广州等地公教人员生活无法维持，也纷纷要求实行配给制。4月6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平研究院为争取合理待遇，实行罢教、罢工、罢研，北平师范学院、燕京大学起而响应。师院告社会人士书说：“原来每月配发面粉两袋，生活已不易维持，近两月来竟行取消，而物价因通货膨胀，高涨不已。”北大等院校向当局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要求：“一、自三十七年二月份起，仍按一月份配售面粉之数量及价格，继续按月配面，并实行配发其他生活必需品。二、逐月按当地实际生活指数发薪。三、学术研究补助费按实际生活指数，逐月调整发给。”⁽¹³⁹⁾1948年1月16日当局召开物价委员会会议议定五大都市配粮办法，至3月间成立粮食调配委员会，实施五大都市配售粮食，3月25日决定配煤制度。当时美援面粉开始到达，但北平、天津、广州地区因筹备不及，到4月份才开始实行配粮⁽¹⁴⁰⁾。

管制经济的结果，致使流通不畅，生产萎缩，在通货恶性膨胀的形势下，限价政策屡屡失败，物价飞涨。当局经过一次失败，并不能吸取教训，而仍然希望通过加强管制，来控制经济形势，最后导致了币制改革失败后的经济总崩溃的局面。

“八一九”限价，无视经济规律，出现了价格奇低的现象，主要商品的批发市场几乎停顿。一方面物价空前便宜，一方面人民因兑换金银外币，手中持币增加，9月间，消费增加，吃喝玩乐的现象增多。同时，开始排队争购物资。饱受长期通货膨胀痛苦的人民，重物轻币，在国民党当局不改变内战政策的恶劣环境下，对金圆券不予信任，是十分自然的。蒋经国亲自看见，“（9月25日）许多人排了队，在抢购绒线，以及香烟”⁽¹⁴¹⁾。工商界在当局的高压下，被迫按低价出售商品，但很快，零售商向工厂补不进商品，工厂补不进原料，粮食、煤、原料来源中断，工厂纷纷减产甚至停工。申新四厂的瞿冠英致李国伟的信中说：“在此局面下，做工厂者实属为难，成品固须依照限价，燃料等均有黑市，各厂原料告罄，亦不敢照黑市收买，眼看坐待停工，而限价之成品又各方抢购，其中难于应付之苦状，实难于言喻。”⁽¹⁴²⁾孙晓村在《大公报》座谈会上说：“工商界人士意志消沉，社会现象勤于消费，懒于生产。”⁽¹⁴³⁾

10月1日，蒋经国已经发现粮食开始出现问题。10月3日起出现了疯抢的局面。张公权记述当时情形说：“在十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大批大批的人群疯狂地冲进商店，不管是食品还是奢侈品，见了东西就抢购。起初，商店是缩短营业时间，迟开门、早关门，接着便把所有的存货都收藏起来不卖。穷人买不到米，面包房买不到面粉，豆腐坊买不到大豆，饭馆因买不到食物而关门，甚至连药品都买不到。市场为之一空，商店关门或是被警察强迫开门数小时，货架上却是空空如也。上海这种停业情况的消息很快传到其他大城市。”⁽¹⁴⁴⁾北平教授朱光潜、郑华炽、王聿修、贺麟等十七人于10月下旬，草就《为民请命解除人为的苦难与不平》，由胡适呈交蒋介石和翁文灏。呈文说：“生产减少，物资缺乏，货币流通区域缩小，战乱不安的心理影响，都同样可以使物价上涨。城市限价两月的结果，购买粮食和其他日用品，成了一件极艰难的事，尤其是升斗小民，可怜已极，有的披星戴月，排队等候，如果一连数日买不到，饥饿痛苦的惨剧，已屡见报端。”⁽¹⁴⁵⁾

蒋经国虽然还在努力强化管制经济，企图通过统购、配给来维持经济秩序，但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的，国民党的组织和政权运转方式，也做不到对经济的全面的统制。蒋经国在上海的局部努力，根本无法驾驭全局。管制经济的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狗。10月31日当局取消限价，宣布币制改革失败后，物价立刻暴涨达10倍以上。金圆券雪崩式地暴跌。币制改革成了一场无耻的明目张胆的掠夺，即使在国民党的上层，对这场公开的掠夺，也深恶痛疾。王云五自己说：“熟人中，凡曾兑换金圆券者，皆当面对我责骂备至。”⁽¹⁴⁶⁾

物价暴涨形势参下表⁽¹⁴⁷⁾：

限价政策虽然取消了，但粮食的供应仍然跟不上，各大城市陷入了粮荒的严重困境之中，到处出现抢米风潮。报上屡屡披露消息，有主妇几天买不到粮食而自杀，各地因抢米导致挤死挤伤人众，妇女因抢米遭到警察拘捕。10月31日，上海发生一起因排队买肉，引起口角，一名妇女被戡建大队军人枪杀的事件。为平息事端，蒋经国于11月2日亲往吊唁。⁽¹⁴⁸⁾11月9日夜起，南京发生了严重的抢米风潮。据《大学评论》编者报道：“这两天，南京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昨夜全城二百多家米店被抢，饥饿的人群从这条街拥到那条街，今天（十一月十日）还在继续进行，潮涌般的人声，宪警笛声，砰，砰……的枪声，充满了耳际……我们与饥饿的群众遭遇着同样的厄运，没有米，我们以抢购来的每斤二元的红薯充饥。三天来，南京市已经大部停电。”⁽¹⁴⁹⁾不待解放军兵临城下，南京作为国民党统治的首都，就被他们自己搅得陷入了一片末日的景象。

这时徐州一带的会战已经开始。南京、上海、平津一带先后戒严。11月5日，南京大学教授四十多人发出分别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呼吁停战书，和平运动重新掀起。各阶层人民为了生活，风潮不断发生。11月26日，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发表谈话：“徐蚌战事发生后，京沪治安非常重要，所以本市实行戒严，以防意外。但是，戒严令宣布后，每天仍有罢工、怠工和总请假等变相罢工情事发生。为了维持治安，昨天本人和吴市长商定，以后若有不逞之徒，煽动风潮，不论什么人，都要依法严惩。”⁽¹⁵⁰⁾国民党统治的军事、经济和政治的总崩溃几乎同时发生了。

上海资产阶级在币制改革过程中蒙受了重大的损失。据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3日报道：“纱厂在‘八一九’之后，大约照限价售出了五万件棉纱，棉布数十万匹，如照昨天的核本定价，总损失当在五千万金圆以上。目前上海各纱厂的原棉存底平均不到半月，棉纱存货则空空如也，反亏欠行总、外销会和美援华纱布联营处二三万件，因此，许多纱厂开出的栈单都提不到货。以上海规模最大、实力也最雄厚的申新九厂来说，三十五年底存棉最多时达十六万担以上，现在则存棉仅二万二千担，亏欠棉纱四五千件，流动资金已捉襟见肘。据说该厂在这次改币过程中，共损失五百多万金圆之巨。”据统计，上海申新各厂因限价售纱、售布损失，折合10月份市价损失共达25,895,960金圆⁽¹⁵¹⁾。上海工业生产自1948年4月以来，一直趋于下降，“据一般估计，十二月份上半月各种工业产量平均仅及通常产量五六成左右”⁽¹⁵²⁾。荣鸿元被捕后，荣家为营救他，用去贿赂估计就约合美金50万元。11月18日，荣鸿元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二年，准予交保释放。荣出狱后不久就到香港去了⁽¹⁵³⁾。

在国民党当局采取管制经济和内战政策的经济环境下，国内投资环境恶化，资金纷纷自北向南流动，并寻机逃往国外。自1946年6月内战发生后，资金南流现象已经出现，但以经济因素为主。1947年7月以后，由于管制经济，造成资金大量南流。至1948年2月，据估计，“每期少则一二千亿，多则六七千亿，绝少回流。”（每期大约十天，货币单位为法币，下面引文也同此）。1948年2月以后，资金南流加剧，据估计：“南流资金除套取金钞外，则多外逃香港及美洲、菲律宾、南洋等地。其南流方式，现钞、汇兑、物资均有。南流数额，四月份平均每日二三千亿；四月以后、六月中旬以前，平均每日五六千亿；六月中旬以后，平均每日八九千亿；六月廿六、廿七两日最高记录，每日约一万五千亿。情况之严重，日甚一日。”“三十六年香港增加工厂达四百余家，大部分为上海帮资金设立。”“据估计，截止本年（1948）六月底止，流入华南之资金达二十万亿元，目前广州游资在三十万亿元左右。”⁽¹⁵⁴⁾

蒋经国在上海管制经济，尽管采取了交通管制的措施，仍无法阻止大量资金的外流。据上海《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报道：“近周沪资金南流，约在五千至一亿金圆，此批资金，或在广州搜购黄金，或套汇来港。”⁽¹⁵⁵⁾据《申报》1948年10月23日报道：“平津游资大量南流，人亦随之南去，寻觅安乐窝。此为平津银根特紧，因而牵住物价之原因。南流程度，两地每日约百余万金圆，并以台湾为倾注最大目标。”“沪、汉、湘、赣商人蜂拥而下，偷运香港，或抢购物资。”⁽¹⁵⁶⁾上海《大公报》1948年11月29日报道：“这两星期来，上海阔人源源抵港。据经营旅行社的人士说，人数大概约有一万左右。他说这是个最保守的估计数字了。尚未把一般经常来往港沪的旅客计算在内。”⁽¹⁵⁷⁾据解放后统计，上海申新各厂逃资总计达新人民币2529万余元⁽¹⁵⁸⁾。由于资金外逃，到上海解放前夕，申新系统的整个企业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据张公权估计，在1947年到1949年间国内向香港的逃资约计港币5亿元（即1亿美元左右）⁽¹⁵⁹⁾。另有估计在5亿美元以上。结果，造成了国内流通资金的枯竭。

这时，蒋介石在战略决战中面临彻底失败，即于11月间命蒋经国到上海组织将金银运往台湾，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即着手部署执行。据中央银行发行局11月29日密呈俞：“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七百七十四箱，合纯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六。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负责移运的台北代表沈祖同、粤行经理丁某——引者）通知：洽妥‘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卫，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12月31日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关于职行库存金银，前奉钧座面谕：应即密运台、穗等地分存。等因。经已先后妥运台北黄金二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广州银币一千万元，前经呈报在案。日前又奉钧谕：应再筹运一批前往厦门妥存。等因。自当遵办。经已准备完成，为慎密起见，仍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计装黄金一百五十一箱，合纯金五十七万二千八百九十九市两，银币一千箱合四百万元。”1949年1月21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呈总裁文报告，1月21日起运厦门“计装‘海平’轮二千伍百箱，‘美明【朋？】’舰二千箱，共四千五百箱，计值一千八百万元”⁽¹⁶⁰⁾。但据蒋经国说，当时中央银行方面，“少数金融财政主管当局，最初对此不甚了解”，工作迟缓。他于1949年1月10日奉命到上海，要求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以策安全”。16日，蒋介石又亲自约见俞鸿钧和席得懋，“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直到2月10日，中央银行“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¹⁶¹⁾。与上述报告有出入。

此后，在上海解放前夕，由继任的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主持，根据汤恩伯的指令（根据各方回忆记述，刘也系奉蒋介石的旨意），中央银行于5月18日复电汤恩伯，除留下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黄金19.8万余两，银元及半圆120万元，即刻移安全地点”⁽¹⁶²⁾。据王致冰、庄培昌近年研究统计，中央银行分三批将黄金277.5万余两、银元1520万元运往台湾，1537万余美元运去美国，存入美国联邦银行⁽¹⁶³⁾。不过，1949年5月3日中央银行发行局外存金银明细表，与上述的统计数有出入，原表⁽¹⁶⁴⁾转录如下：

如按上述资料和统计，那么运台的部分黄金似又转存美国，或至5月间已经消费相当部分，详尽当另行研究。至于国民党系统各地方当局，在撤离大陆过程中，自然还有黄金、白银、外汇运存台湾或香港、国外。从大陆转移、撤走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的总数，当然要超过上述统计数字。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经过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破坏，经济已经十分衰弱，再经此一番资金的大逃亡，留给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流通资金，显然是异常拮据的了。

后来，蒋介石就以这批从全国集中起来的财政力量，作为退守台湾一隅之地的资本。所以，蒋经国说：“政府在播迁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那里还有今天这样稳定的局面？”⁽¹⁶⁵⁾有说者为金圆券政策辩护时甚至说：“要是覆巢之祸并不那么单纯，那末丢了黄金，大陆又沦，政府没有这批黄金带来台湾，经济哪来迅速长成？相信我们真的要啃香蕉皮了。”⁽¹⁶⁶⁾可见，这批黄金对台湾当局和台湾后来发展是多么重要。不过，已故台湾历史学家沈云龙有很公允的议论：“聚敛千万人之膏血，染红自己的顶子，尚有何是非公道之可言耶？”⁽¹⁶⁷⁾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时，南京的国民党中央政府财力为之一空，他没有力量支配在台湾存储的财富。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国民党的所谓土地改革，始终只能托之空言。在“戡乱”总动员令下，国民党更进一步强化对农村的控制，搜括农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造成农村经济和社会更加动荡和破败。

1948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军事溃败之余，强化了征兵事务，对农村造成了巨大的骚扰和恐怖。据3月26日国防部致内政部公函指出：“查本年征兵紧急，各地办理，多有未善，强拉舞弊，以致人心不安，先后据各方报告，内容大致相同。”姜乾在报告中陈述宝山情况：“1月26日清晨，办理拘捕壮丁人员率领自卫队、警士下乡，强邀当地保长分往各村民户，拘捕壮丁。其时各家尚未起床，大体均能捕获。拘获后用绳扎住臂膀，两人连绑，押着解走。”本来规定，先征志愿兵，不足之数，再行抽签，但实际上并未先征志愿兵，而是秘密进行，突然拘捕。而遭拘捕的壮丁只有一部分解走，其余的人等候谈判。“抽壮丁本为各地各级人员弄钱之最好机会，此为公开之秘密”。据说当时“对方讨价为棉花十五担至二十担，或白米廿五石”。结果造成“各乡壮丁甚至卅岁以上者，均有戒心，或避往上海，或寄宿他处，不敢住家”⁽¹⁶⁸⁾。据《大晚报》刊载读者周兴来信，崇明地方“强捉硬拉，不问及龄，捉一批赎一批，循环兜转，漫无满额，人心惶惶，逃避一空。现在已到捉无可捉。不料乡镇公所又出一种花样，凡有及龄壮丁，都要挪出米来，预备买丁充数，最少征米一石五斗”⁽¹⁶⁹⁾。当时，“在征兵与志愿兵并行之制度下，不肖兵役人员勾结兵贩子，竟以此为营业。故各地乡保派款买丁已成为地方机关一大事务，而诈欺纠纷几于无日无之”⁽¹⁷⁰⁾。据上海《大公报》报道：“现在农村普遍存在着‘壮丁会’。”凡壮丁都入会，一个人中了签，其他人便要合出壮丁钱给他，壮丁各地身价不同，有的论黄金，每名自一两五钱至二两，有的算谷物，每名约两千市斤。每年征兵至少两次，没有应征的壮丁就要出“安家费”两次⁽¹⁷¹⁾。

白崇禧在南昌动员“戡乱”、组训民众时，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¹⁷²⁾。江苏临时参议会议长冷遹指出：“江苏之乱不在于匪，而在于军政”，“官与兵为致乱之源。”⁽¹⁷³⁾上海《大公报》报道以安徽舒城为例，戡乱借款及今夏的购买机枪款，“规定向大户征借，而权势士绅，大都漏网，孤儿寡妇，甚至出征人的眷属，皆在征借之列。于是民怨四起，哀号遍野”⁽¹⁷⁴⁾。

赋税的苛扰，一如既往。据福建地区典型报道，田赋征实，分两项：征购、征借，附加也两项，积谷、公学粮，征购数量按土地等则计算，多则四五十斤，少则一二十斤，征借量同。积谷为征购之二分之一，公学粮又占积谷之二分之一。三加四合，每亩田地须纳粮自四五十斤至百余斤⁽¹⁷⁵⁾。广大农民辛劳一年，无衣无食，饥寒交迫。

赋税役政对农村生产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连绵不断，使农村经济日益衰败，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响应解放军。

蒋介石引退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于1949年2月25日发布《财政金融改革案》，到4月16日，又经立法院修正，政策到了朝令夕改的程度，也就完全失去了信用。按照这个方案，财政支出，以银元为标准计算，货物税征收实物，人民要以金银外币换取关元交纳关税，修正后允许以金圆券换购关元。金融币制方面，准许黄金、白银买卖，银元准许流通买卖，政府准备鼓铸银元⁽¹⁷⁶⁾。

由于金圆券迅速贬值，甚至赶不上印刷成本，各地钞荒严重，中央银行又发行大额本票，物价飞涨。到上海解放前夕，上海的物价比1948年8月份时上涨了11万倍以上⁽¹⁷⁷⁾。“这时的物价已不是几日一个涨风，而是一日数次大涨风，人们拿到金圆券不敢落袋，市场上或以黄金、美钞喊价，或以银元标价，农村物物交换盛行，邮局和铁路收费亦改以银元为准，公用事业中不但水电等费用以美金价格为基础而日常变动，就是人们每天乘坐的公共车辆票价也往往隔日有变而无从预计。”⁽¹⁷⁸⁾到解放军渡江前后，各地人民纷纷拒绝使用金圆券和央行本票，银元、外币成了交易的筹码，甚至恢复到了物物交易的程度。至6月25日，逃往广州的行政院明令规定以金圆券5亿元兑银元1元。财政上等到税收收交入库，金圆券贬值几等于零。财政部也不能不以硬通货支出。财政部长徐堪于7月16日报告⁽¹⁷⁹⁾：

金圆券现为人民拒用以后，民间日常所需，以及工业商业交易媒介，必须有代用之物，始克支应。其时内地各省最普遍流行者，则为旧铸之银元，通商大埠则以美金、港纸等外币代之，各种旧有铜镍辅币亦随时随地作价为流通之筹码，甚至各商店、各学校亦多以纸片记数，加戳以代筹码，紊乱现象达于极点。其时政府各种军政支出由于不容一日停顿，为环境所迫，只得以库存外币、黄金、银元以为支应。四、五、六三个月中在国库方面先后付出者，计：

1．银元三千四百四十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元；

2．白银七十万两；

3．黄金十九万五千六百一十两；

4．台币四千四百三十五亿余元；

5．各种外币折合美金二千四百六十万零五千三百九十六元。

7月3日，鉴于财政金融秩序全面陷于混乱，又实行所谓币制改革，实行银元本位制，并发行银元兑换券。结果，这种纸币由于国民党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用，根本就发行不出去。

附录一　1945年12月至1949年6月货币发行额⁽¹⁸⁰⁾

附录二　1946年1月至1949年4月上海物价指数

（1937年1月-6月＝100）

据《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42-243页资料改制。原书注：1948年8月物价指数的猛降是改行金圆券折兑的结果。1946年、1947年的数字，是简单几何平均数，1948年、1949年的数字是加权几何平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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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晓村：《论两年来的中国财政》，《合作经济》新1卷第5、6期，转引自陈昭桐主编：《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164页。按：其中租借物资74,700万美元和出售的剩余物资82,400美元，有不同的估算数字，并且系军需物资，并非纯经济援助。——笔者。

(2) 程悠等编：《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3) 万麟：《孔宋张三氏理财之比较》，《经济导报》第32期，1947年8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159-160页。

(4) 《行政院1947年度重大行政措施检讨报告——财政金融部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2册。

(5) 参《半年来中国经济的总结》，《经济周报》第7卷第1、2期合刊，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204页。

(6)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0日。

(7) 参《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211-219页。

(8) 参马寅初：《财政学与中国财政》上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78页。

(9) 《行政院1947年度重大行政措施检讨报告——财政金融部分》，《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2册。

(10) 参《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大事记》。

(11) 张俊德：《论货物税之调整与实施》，《经济周报》第7卷14期，转引自《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料选编》第3辑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1页。

(12) 《钟孟谋视察长沙税务报告》（1947年11月15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149页。

(13) 《钟孟谋视察长沙税务报告》（1947年11月15日），转引自《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直接税卷》，第149页。

(14) 《恢复课征公教人员薪资所得税》，《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8日。

(15) 《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205页。

(16) 参《第十七次国务会议讨论建国特捐条例草案之发言记录》俞鸿钧发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5册。

(17)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5册。

(18)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9日。

(19)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6日。

(20)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9日。

(21)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8日。

(22)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9日。

(23) 《上海市商会致总统府秘书长转呈总统电》（1948年6月1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5册。

(24) 《短期国库券发行了》，《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3日。

(25) 参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

(26) 据粮食部关于1947年度粮政报告，粮食部田赋署1947年度田赋征实征借收起数额比较表，粮食部1947年度上半年征实征借的工作实施与检讨，《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6册。

(27) 《行政院关于立法委员对翁内阁施政方针粮食部分质询的答复稿》，《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4辑第26册。

(28) 《粮食部陈送1948年度征集粮食办法的呈文及附件》，《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第4辑第26册。

(29) 张公权（嘉璈）：《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30) 《财政部长王云五在立法院第二会期第一次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平衡预算问题的报告》（1948年9月1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4册。

(31) 《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在第一届立法院第一会期第二次秘密会议上关于1948年度下半年度国家总预算编审概况的报告》（1948年7月2日），支出数据9月间改编总预算草案说明书折算，原草案为730万余亿元，《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4册。

(32) 《财政部长王云五在立法院第二会期第一次秘密会议上所作的有关平衡预算问题的报告》（1948年9月1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4册。

(33) 据《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02页；《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53页；《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175页。

(34)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01页。

(35) 分别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33、144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36)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303页。

(37) FRUS，1947，Vol．7，p．640．

(38)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21日。

(39) 《顾维钧致蒋介石电》（1948年6月14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746页。

(40) 参陶文钊：《中美关系史》，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445页；刘秉麟：《近代中国外债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62-264页。1.3亿发子弹价刘稿作减为美金5,909,931元。

(41) 《杜鲁门政府与中国》，第83—85页，转引自《中美关系史》，第456页。

(42) 康永仁：《财政赤字问题》，《世纪评论》第4卷第10期（1948年9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194页。

(43)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55页。该书第110页表所列数据有所不同：1947年，银行对政府垫款为29万余亿元，钞票增发额为29万余亿元。1948年1月-7月，银行对政府垫款为434万余亿元，钞票增发额为341万余亿元。——笔者。

(44)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6日。

(45) 《大公报》（上海），1948年7月2日。

(46)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9日。

(47)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27日。数据因币值变化而与前述估价有所不同。

(48)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40页。

(49)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483页。

(50)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第482—483页。

(51)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传记文学》（台北）第45卷第2期（1984年8月号）。

(52) 参黄元彬：《金圆券的发行和它的崩溃》，《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53页；又参《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寿充一：《王云五与金圆券》。

(53)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下册，第1008页。

(54) 《岫庐八十自述》，第495-498页。

(55) 专家小组人员，《岫庐八十自述》隐去人名，此据《徐柏园先生有关“金圆券”的记录》，《传记文学》（台北）第44卷第4期（1984年4月号）。——笔者。

(5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9日条。

(57) 《岫庐八十自述》，第508-509页，王云五的币制改革草案，见第495-498页。

(58)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57页。

(59) 参李立侠：《金圆券发行前的一段旧事》，《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114页；又参张志超编：《民国中央银行关金券、流通券、金元券、银元券图鉴》，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6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29日条。

(61)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1014-1015页。

(62) 《总统府公报》1948年8月20日第1版。内列四项办法，均见同日《公报》。

(63)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报道，文词与15日所载正式文本有所不同。

(6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8月21日条。

(65) 言诚辑：《币制改革的前因后果》，《银行通讯》新第34、35期合刊（1948年10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352页。

(66)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0日。

(67) 严凌：《看这次的币制改革》，《经济周报》第7卷8期（1948年8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354页。

(68)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中译本，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187页。

(69) 《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第57-58页。

(70) 《岫庐八十自述》，第540页。

(71)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1日。

(72) 粟寄沧：《币制改革案的本质》，《新路周刊》第1卷20期（1948年9月），转引自《中国财政历史资料选编》第12辑下册，第358-359页。

(73) 分别据伦敦《金融时报》、上海《大美晚报》，转引自《岫庐八十自述》，第534页。

(74) 据《经济导报》第90期（1948年9月28日）报道英国经济报刊评论，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1-594页。

(75)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0日。

(76) 《岫庐八十自述》，第531页。

(77) 《蒋介石饬各省市严格执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手启》，《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22册。

(78)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3日。

(79) 《岫庐八十自述》，第535页。

(80)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5日。

(81)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6日。

(82)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

(83)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1日。

(8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07页。

(85)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8日。

(86) 蒋经国：《沪滨日记》1948年8月22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563页。

(87) 蒋经国：《沪滨日记》，第566页。

(88)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7日。

(89) 《大公报》（上海），1948年8月28日。

(90) 召集各商业同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会记录，档案号，6-2-21号，原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

(91) 召集各工业公会负责人谈话会记录，档案号，6-2-21号，原上海市社会局档案，上海市档案馆藏。

(92)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68—569页。

(93) 据寿充一回忆为六十多人，《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江南：《蒋经国传》记述为64人。

(94)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69-571页。

(95)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7日。

(96) 《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71页。

(97) 参寿充一、戴立庵文，载《法币、金圆券与黄金风潮》。

(98)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5日。

(99)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6日。

(100)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3日。

(101)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1日。

(102) 徐学禹：《更彻底改革经济措施》，《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3日。

(103) 社评：《币制改革以来》，《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4日。

(104) 郭旭：《扬子公司查而未抄的内幕》，《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31页。

(105)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2日。

(106) 《申报》，1948年10月1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756页。

(107) 阮毅成：《与王云五先生谈金圆券》，《传记文学》（台北）第45卷第2期。

(108) 当时，上海主要大报如《申报》、《新闻报》在战后都为国民党系统所控制。据《痛定思痛》所载《沪滨日记》1948年8月24日记：“十八时半，同俞鸿钧先生在中央银行接见报业代表。那里知道第一个想冲破限价的竟是报业界！”转引自吴相湘：《王云五与金圆券的发行》，《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2期。此段文字，收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的《沪滨日记》中，不知何故被删去了。该书对已公布资料多有删节，使学者征引十分困难。——笔者。

(109) 《上某先生意见书五则》，《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464页。

(110) 《关于经济管制——蒋经国昨晚播讲词全文》，《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7日。

(111) 蒋经国：《向上海市民进一言》，《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24日。

(112) 《扬子公司囤积案史料》，《档案与历史》（上海）1989年第2期。

(113) 《沪滨日记》，《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88页。

(114) 《李宗仁上蒋介石书稿》，《档案与历史》（上海）1988年第3期。按：文内有“上月学潮骤起”，学潮起自1947年5月20日；又文内已有“戡乱”字样，据此当写于1947年六七月间。——笔者。

(115) 转引自江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176页。

(116)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页。

(117) 《扬子公司囤积案史料》，《档案与历史》（上海）1989年第2期。

(118) 《沪滨日记》，《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92页。

(119) 参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0页；贾亦斌自述：《半生风雨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156页。

(120)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31日。

(121) 《岫庐八十自述》，第544页。

(122)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1日。

(123)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3日。

(124) 《中央银行发行局呈总裁文》（1948年11月2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06页。

(125) 《金融周报》第19卷第20期，1948年11月17日，转引自《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761页。

(126) 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6页。

(127) 参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615-625页。

(128) 《资源委员会卅八年度概算及施政计划》，《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0册。

(129) 《资源委员会鲍国宝等请挽救华北国营工业危机的有关文件》（1948年3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4册。

(130) 《申报》，1948年10月22日。

(131) 《出售国营事业股票统计底稿》（1948年10月1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4册。

(132) 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649页。

(133) 《经济部三十六年度重要行政措施检讨报告》（1948年2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0册。

(134) 《上海市各织造同业公会致行政院呈文》（1948年），《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3册。

(135) 《上海市国货工厂联合会请求救济的代电》（1948年6月15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4册。

(136)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34页。

(137) 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0-744页。

(138)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03页。

(139)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4月7日。

(140) 参《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27-233页；《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1947年度物价波动概况的报告（1947年12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关于1948年1至5月份物价波动概况的报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2册。

(141) 《沪滨日记》1948年9月25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集，第580页。

(142)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18页。

(143)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4日。

(144)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35页。

(145) 《申报》，1948年10月26日。

(146) 前引阮毅成文，《传记文学》（台北）第45卷第2期。

(147)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35页。

(148) 《申报》，1948年11月3日。

(149) 《沉痛告读者》，《大学评论》（南京）第2年第7期，1948年11月16日。

(150) 《大公报》（上海），1948年11月27日。

(151)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20页。

(152) 《大公报》（上海），1948年12月18日。

(153)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13页。

(154) 《总统府第二局致中央银行总裁函》（1948年7月2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551-554页。

(155) 《正言报》，1948年10月10日经济版。

(156) 《申报》，1948年10月23日。

(157) 《大公报》，1948年11月29日。

(158) 《荣家企业史料》下册，第670页。

(159)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208页。

(160)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31-632页。

(161)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版，第129、132、151页。

(162) 王致冰、庄培昌：《蒋介石集团究竟从上海劫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9年第9期。

(163) 王致冰、庄培昌：《蒋介石集团究竟从上海劫走了多少黄金去台湾》，《上海党史资料通迅》1989年第9期。

(164)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34页。

(165) 《风雨中的宁静》，第52页。

(166) 周启范：《读〈王云老与金圆券〉有感》，《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4期。

(167) 《复萧铮先生并再论周恩来函及金圆券案》，《传记文学》（台北）第36卷第6期。

(168) 《国防部致内政部公函》（1948年3月26日）及所附姜乾报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9册。

(169) 《大晚报》读者来信抄件（1948年5月3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9册。

(170) 《国民大会浙江代表团提出关于赋税役政苛扰的提案》（1948年4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9册。

(171) 今吾：《看看农村，救救农人》，《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

(17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9日。

(173)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26日。

(174) 《大公报》（上海），1948年10月1日。

(175) 《大公报》（上海），1948年9月13日。按：这里的征购似即征实——笔者。

(176)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15、618页。

(177) 参本章附录二。

(178) 洪葭管：《旧中国的通货膨胀》，《学术月刊》1965年第12期。

(17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647页。

(180) 据《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第596-597页资料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