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美的合作与冲突"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中美的合作与冲突

一　中美高层互访的加强"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美高层互访的加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援助中国抗战的主要大国，中美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重要标志是两国高层人物的互访得到加强。

1942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外交部长并常驻美国，与驻美大使协同工作，在华盛顿政府、国会、商界频繁进行活动，争取美国财政、军事援助，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宋子文多次出席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宣传中国的抗战，争取更多份额的美国军事援助，也为蒋介石的作战方针进行辩解。如1943年5月，宋子文在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力主美国应重点援助中国空军，要求6月、7月、8月，中印空运吨位悉拨空军飞机器材，9月后中印空运应以4800吨拨给空军使用，为此与史迪威发生争执⁽⁴¹⁾。会后，宋子文又访晤李海海军上将，请其影响罗斯福总统的决策，取得了实效。8月，罗斯福和丘吉尔举行魁北克会议，未邀请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宋子文据理力争，致电美国政府要求参与协商重要军事方案的权利，并指出：“美英官方虽然多次强调四大国的领导地位，但中国代表却未被邀请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或华盛顿会议。这两个会议制订的计划，都关系到以蒋委员长为最高统帅的盟军中国战区。这些决定只是在事后才通知中国方面，结果导致对中国应承担义务的不同解释。如果确立起真正的合作并实行之，这种误解本可避免的。”⁽⁴²⁾正是在宋子文的努力下，他被邀赶赴魁北克，在会上表达了中国的意见，并促使罗斯福同意中国代表参加联合参谋团及军火分配委员会。

1942年11月26日至次年7月4日，宋美龄应罗斯福总统之邀访问美国，受到美国朝野的热情接待和欢迎。宋美龄虽以私人身份出访，以治病疗养为由，实际上是蒋介石的特使，其使命是协助宋子文办理中美外交，向美国人民广泛宣传中国抗战，争取美国朝野的同情。宋美龄不仅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说，如纽约市政厅、麦迪逊广场、芝加哥运动场、旧金山市政厅、好莱坞等，并且受到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并应邀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1943年2月12日，蒋致电宋指示演讲要点：一、中美两国传统友谊过去一百六十年间毫无隔阂之处，是世界各国历史所未有之先例；二、感谢美国朝野援助中国抗战之热忱；三、今后世界重心将由大西洋移往太平洋，中美须有共同之主义与长期之合作，始能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四、战后太平洋各国应以开发西太平洋沿岸之亚洲未开发之物资与解放其被压迫民族，使世界人类得到总解放为第一要义；五、中美为太平洋上东西两岸惟一之大国，肩负着实现太平洋永久和平的时代责任等⁽⁴³⁾。次日，蒋介石又两次电宋补充数点：一、感谢美国国会通过中美新约及其撤销在华特权；二、证明华盛顿、林肯、罗斯福的“以解放被压迫人类为己任”，既是“美国立国平等、自由之精神”和“耶稣基督博爱、和平教义”，也即是“中国孔子大同世界与国父孙博士三民主义立国之基本原理”；三、强调太平洋问题及战后亚洲经济开发的重要性等⁽⁴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受到美国公众舆论普遍好评。美国女参议员史密斯夫人称：宋美龄的演讲“言词无多，而如此有力，殊人惊叹”；参议员拉佛莱特称：“此乃余担任参议员十七年来所闻演说中最完善者，余不禁感觉吾人应该紧记吾人必须立即在财政及物资方面援助中国，使能超过吾人所作之诺言。”⁽⁴⁵⁾宋美龄的访美，在美国刮起一股“宋美龄旋风”，对于增进美国人民对于中国抗战的了解，推动美国政府加强援华起了一定的作用。1944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也奉派访问美国，与美国政府要人就中美合作、国际合作及垫付美军在华用款等问题进行广泛的洽商，并出席在美国举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1945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再次访问美国，就“雅尔塔密约”及中苏谈判等问题与美同当局进行磋商，并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筹建联合国会议。

美国政府也不断派遣高级官员访问中国。1942年7月，罗斯福派遣他的行政助理居里再度来华访问，并亲自致函蒋介石，对居里使命作了说明：“居里先生自前次访华之后，本人畀倚至深，随时咨询，凡有关中美关系之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各问题，彼以沉默之姿态，在幕后活动最力，深信彼能将尔我间特殊观点与相互所取之态度，作忠实与正确之沟通，此实为尔我不能面谈不得已而求其次之最善办法。”罗斯福特别解释，美国“正竭尽全力以帮助中国之争取胜利，正如现我协助英国及其他同盟国战胜敌人之努力，无分轩轾”⁽⁴⁶⁾。自7月20日至8月7日，居里访问重庆，与蒋介石会谈达十四次，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远东战略，并就反攻缅甸、飞机供应、改善中英邦交、史迪威之地位、空运紧急物资、战后政治、印度问题、改善中苏关系等，广泛交换了意见。当时，蒋介石对美国援华物资太少、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军火分配委员会没有中国代表以及史迪威监管与控制美国援华物资非常不满，居里的来访，安抚了蒋介石，疏解了双方的冲突和误解，缓和了史、蒋矛盾，使太平洋战争期间中美关系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平安渡过。

10月2日—8日，罗斯福又派遣私人特别代表威尔基访问中国，并致函蒋介石介绍威尔基：“彼为反对党名义上之领袖，彼对于政府外交政策以及作战事项，皆竭力予以拥护，并协力以造成今日国内精诚团结之现象。”⁽⁴⁷⁾威尔基与蒋介石以及国民党要人就加强中美合作、战时经济、中国工合运动、印度独立、英苏关系、中共问题以及战后稳定太平洋局势等进行磋商，并在重庆发表演讲，指出“贵国抗战之胜负关系全人类的生存”，“美国更应进一步联络贵国以及其他同盟国家”，“使贵国可以完全解放，使其他现正遭受蹂躏的国家也可以完全解放”等，颇受好评⁽⁴⁸⁾。威尔基回国后，写了《天下一家》的小册子，介绍他访问各国的情况，其中对于中国抗战颇多肯定，并敦促美国政府加强援华。10月26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对于威尔基访华结果表示满意，称“威尔基先生已以最热烈之语词，称述彼在中国人民中所见到之良好精神。福深信彼之访华，使吾等在美者对于协调吾人共同作战力量之各种重要问题，获得更明切之见解，而证明此行有莫大之补益”⁽⁴⁹⁾。

1944年6月18日至30日，当中国战场出现军事、政治、经济全面危机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旨在稳定中国局势。华莱士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成为一个强国寄予“信心和希望”，建议国民党和共产党取得谅解，并表示美国愿意充当调解人。早在华莱士使华前，蒋介石即致电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向华莱士作非正式表示：“如其来华有调解中央与共党合作之表示，则中国抗战局势不仅因之动摇，而以后共党势力必更加枭张，无法消弭赤化之祸害。”⁽⁵⁰⁾但美方并不为之而改变既定方针。由于华莱士的坚持，蒋介石被迫同意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7月10日，华莱士向罗斯福报告：美国政府“除了支持蒋介石外，似乎没有其他选择”，但“充其量只是一笔短期投资”，蒋介石“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美国必须“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通过各种可能途径对他施加影响，迫使他在中国进步人士的指导下采取能唤起民众支持、能使中国在作战方面有新的起色的政策”⁽⁵¹⁾。华莱士此行为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定向作了重要的准备。9月，当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激化之时，罗斯福又派遣赫尔利为特使赴华，调处史、蒋矛盾引起的紧张的中美关系。（详见另节）

中美高层人物的频繁互访，是战时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世界大战的特殊环境之下，这种互访对于及时交流两国的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疏解互相关系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突发事件，起了良好的作用。

二　“迪克西使团”" class="reference-link">二　“迪克西使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的远东战略有两个目标：其一，是利用中国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给中国以一定的援助，“用较小的代价使中国成为一个从那里能极大地毁坏日本的作战基地”⁽⁵²⁾，实际上是依托中国战场来拖住日本，减轻其在太平洋战场所受的压力，使其能首先击败德国，再打垮日本；其二，以援华为手段，在远东扶植一个亲美的“强国”，代替日本的位置，“在远东为和平、战后的稳定和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发挥有效的影响”，既抗衡苏联对亚洲的扩张，也削弱英国在亚洲旧有的殖民影响。

要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美国就将不可避免地介入中国的国共关系问题。首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壮大，占领和控制着广大的敌后区域，并从战略上包围着相当多数的侵华日军，成为美国官方不可忽视的政治实体；其二，抗日阵营内部，国共两党的压制与反压制、防范与反防范、摩擦与反摩擦越演越烈，已发展至严重的军事对峙，存在着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危险，这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局稳定，而且也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抗日力量，在美国人看来，发展下去将使其国家利益受损，而使日本得益；其三，随着美国援华力度的不断加强，美国人对重庆政府的抗日态度和治政措施的不满也日益加深。在他们的心目中，国民党的独裁、腐败、失职与共产党的民主、廉洁、效率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国民党竭尽全力把中共描绘得一无是处，一再警告不要被中共的宣传所迷惑，但是美国人对于战斗在穷乡僻壤而保持神话般活力的中国共产党人却抱有越来越大的兴趣。

加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调处国共关系，逐步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等秘书谢伟思分析美国政府的动机主要有两点：第一，“共产党军队可能对我们的战争努力产生的积极的军事价值”，中共的军队“控制着通往内蒙、满洲和日军在华北各基地的地区，他们所处的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还会因为俄国加入对日作战而大大加强”；第二，出于对战后美国的远东战略考虑，“一旦日本战败，共产党将稳据华北大部分地区，并且处于日军撤出的绥远、热河和满洲真空地带的最有利的位置，加上他们在大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所获得的同情，以及可能得到的来自俄国的支持，国民党要想战胜共产党是不可能的”；国共内战将会引起革命，其结果会“使中国共产党远远超出他们现在所追求的温和民主的范畴”，“更趋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两国建立友好合作的关系”，这将会对美国利益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⁵³⁾。美国参战后不久，部分美国驻华官员就主张与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建立军事上的联系，扩大对华抗日合作，并设想这种军事合作至少能为白宫判定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方案提供有用的情报。1943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内的“中国通”们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地区设立美国总领事馆，并派遣军事观察团，以便于制订对待国共关系的积极对策⁽⁵⁴⁾。2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在一份《备忘录》中肯定了上述意见，并指出派遣美国官员访问共产党控制区，可以获得双重利益，“既可以向中国人表明我们对整个问题的关切，同时又可以使我们得到有关这个问题各个方面的更多的情报”⁽⁵⁵⁾。

处于国民党军事进攻威胁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意欲介入国共关系采取了欢迎的态度。1942年5月，周恩来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在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访问⁽⁵⁶⁾。11月，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在与美国驻华官员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的影响是有可能改善当前国共关系恶劣局面的惟一的力量；说明中共军队作为对日战争的参加者应当按比例得到美国的租借物资⁽⁵⁷⁾。次年3月，当周恩来获悉美国有派遣官员访问中共控制区的意向后，立即向美国官员表示：中共欢迎美国政府派一批军官作为观察员到陕西、山西等敌后根据地去搜集情报，并常驻在那里工作⁽⁵⁸⁾。中共中央的意图十分明显：一是争取与美国方面建立具有官方性质的联系；二是要求合理分配美国援华物资，从而在政治上加强与国民党谈判的地位，在军事上进一步壮大自身的力量。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美国介入国共关系采取强烈反对态度，蒋介石担忧美国的介入将会对其权力形成潜在的威胁，危及其统治秩序。于是，步步为营，抵制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当他得知史迪威要求国民党解除对于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装备并利用中共军队参加对日作战时，指责美国此举“更将使共党鸱张无忌，而使我政府对中共之处理，更增困难，不惟不能阻止共党之内乱，适足以奖励我国之内乱也”⁽⁵⁹⁾。在美国方面的一再交涉下，蒋介石一方面再三向美国政府保证：“我中央对中共本无武力制裁之意，始终如一以容忍感化为怀”；另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段阻止美国与中共发生直接联系。直至1944年2月9日，罗斯福直接致电蒋介石，询问美军观察团可否去山西、陕西等地考察军事？蒋介石虽表示愿意“提供方便”，但仍坚持考察路线只能限于国统区内⁽⁶⁰⁾。

1944年中，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大惨败，中国正面战场出现了政治、军事、经济全面的危机，美国政府加大了介入中国国共关系的力度，派遣美军观察组去延安，成为美国解决中国危机的重要举措之一。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问中国时，向蒋介石再三表示对于国共关系的关切，明确提出派遣观察员去延安的希望，最终迫使蒋介石同意美军派遣军事观察组进驻延安。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迅速完成了军事观察组的组建工作。其使命是获取日本在华北和满洲的有关情报，估计“共产党对战争潜在的贡献能力”，“提供共产党扩大他们战果最有效的办法”，并协助美国政府寻求“应以何种最适合的方式才有助于友善地解决国民政府与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同时，此举也是美国政府为阻止国共关系日益恶化、挽救中国战场危机而做的一种努力。

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的成员18人，分两批飞抵延安，组长由“中国通”包瑞德上校担任，谢伟斯、卢登任该组政治顾问，其他成员包括航空兵军官、陆军军官、军医、技师、海军军官和信号兵等。美国中缅印战区给观察组的任务指令是：派往中国共产党控制地区的观察组，请注意下列项目的情况，希望得到特别重视：敌军战斗序列；敌军空军战斗序列；汪伪军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情况、训练状况、战斗力；共产党在敌军内部和敌占领区中情报能力的利用和发展；共产党官员的全部名单；敌军在中国北部地区的机场和空防力量；情报目标；敌军轰炸的损失情况；气候情况；经济情况；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行动；敌军的作战行动；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的估价；共产党控制地区目前的扩展状况；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他们战斗力的价值最有效的方法；海军情报；共产党军队的战斗序列；共产党战争能力的潜在贡献的估计等⁽⁶¹⁾。

中共对于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持非常欢迎的态度，《解放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称颂美军观察组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期待美军观察组冲破国民党封锁来到延安，将认清国共关系的真相，并指出：“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寇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两条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为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提供了一切可能的便利。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多次会见他们，八路军主要将领专门为观察组作了介绍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告。彭德怀作八路军七年来在华北抗战状况报告，陈毅作新四军在华中七年抗战状况报告，叶剑英作有关敌后作战及八路军编制装备报告，聂荣臻、林彪等介绍各抗日根据地状况。同时，在延安参观游览，如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南泥湾三五九旅、抗日军政大学等。中国共产党希望美军观察组的进驻延安能“使美军统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团结抗战，实行民主的政策和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战力量，获得真实的了解，并据以决定正确的政策”⁽⁶²⁾。其具体目标是：争取实现“盟国给我以军火物资药品和技术上的援助”，“盟国在我边区及主要根据地派遣外交使节，或设外交机关”，“盟国通讯社或其政府新闻处在延安设立分社，或派遣特约通讯员及记者来延”等⁽⁶³⁾。

美军观察组在中共帮助下，迅速分批前往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广为收集各种情报，在两个月内就成功发送了112份报告，其中绝大部分是重要的军事情报，如华北、西北地区的地理、气候和经济状况、日军在华北的机场和防空力量，八路军的实力、布防、作战部署、训练状况等。更为重要的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深入接触，增进了互相间的了解，他们接受了中共提出的若干重要主张，他们发回的报告对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高度评价共产党情报机构的工作效率，指出：“东京的报纸的稿子在日本出版后只有十天，延安就可以收到了。”“他们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搜集天气预报，这是极其重要的，由于他们的合作，在通讯主任木克上尉的监督下，许多小型无线电台和指挥行动的仪器被送往共产党控制区的边远部分，惊人的、大量有用的报告一旦通过小型无线电台发出，延安就收到”。这表明双方的合作十分融洽⁽⁶⁴⁾。

8月23日，毛泽东会见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详细阐明了中共对于时局的分析及其方针政策，其要点是：一、民主改革国民党，是团结抗战和解决中国内政问题的关键。指出：“国民党必须整顿，它的政府必须改组，像它现在这个样子，它是不能指望进行一场有效的战争的，要是美国替它打赢这场战争，那胜利后也肯定要发生动乱。”二、希望美国政府对中国内部事务发挥积极的作用，指出：能否防止国民党发动内战，取决于外部力量能否约束国民党，在这些力量中，最主要的是美国；“美国可以告诉蒋介石，为了战争的利益，他应当怎么办。可以把蒋介石按美国意愿办事作为美国向他提供援助的条件。”三、中共和美国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后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指出：战后中国的工业化，只有通过兴办自由企业和得到外资的援助才能做到，中美两国的利益是相关又相似的，它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调和的；美国同中共合作对于一切有关方面都是有益的和值得高兴的，不会损害美苏关系；美国无须担心我们不给予合作，我们应当合作，我们也必须得到美国的援助等⁽⁶⁵⁾。毛泽东的谈话，不仅对美军观察组的官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通过谢伟思等送往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也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政府后来派遣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关系和逼迫蒋介石组织联合政府的方针，既是美国远东政策的表现，也与中共的外交努力有关。

同时，中共争取美国军火援助的努力也通过美军观察组取得了若干进展。8月下旬，中共发现在美国正式承认国民政府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的情况下，要求美国外交承认中共不大可能时，迅速将工作重点放到争取美国军火援助上来。中共领导人的想法与美军观察组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可以说是不谋而合。谢伟思等人认为：美国与中共的合作“应从向中共提供其极度缺乏的基本军事装备开始，并辅之以对使用这些装备的训练”。这样做，不仅对战争将会起十分的作用，当美国军队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时，将会得到中共军队的各种掩护和情报帮助，而且将迫使国民党放弃武力解决国共矛盾，在政治上实行改革，从而制止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企图⁽⁶⁶⁾。谢伟思等人的主张得到了史迪威的赞同。

9月上旬，中共中央一方面命令沿海各部队，速向京沪及华北各地发展，特别要在沿海一带广泛地开始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建立各种秘密的情报和联络机构，以迎接美军的登陆作战并实现中美联合作战；另一方面，又指示驻重庆代表向美国史迪威将军和赫尔利特使提出：“根据我军历年抗战的战绩，今日抗击敌伪的战略地位（敌后沿海及大城市附近交通要道两侧），我军的实力（50万正规军，200万以上民兵），和我军配合盟国军队作战的各种可能，以及国民党军队的连战皆衰弱无能”，“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应占全中国军队所接收全部援助数量的二分之一的比例，至少应得三分之一的比例。”后又指示在与美方交涉时，不提三分之一，只提二分之一，“因不论战绩、兵力、地位，其都优于国军也”⁽⁶⁷⁾。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平分美国租借物资的要求，与政治上要求建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美军观察组从10月开始，先后策划了一系列与中共联合作战的军事行动计划。如谢伟思曾秘密建议美国用缴获的德国武器援助中共，以承认中共独立政府为交换，令其在江南地区发动攻势作战。后美军观察组又秘密制订了“连云港计划”（空投支援中共在山东的部队）、“伯尔德计划”（为二万五千中共游击队提供武器装备并加以训练）、“麦克卢尔计划”（美国空降兵部队在中共军队支持下在山东沿海登陆作战）等。

由于美军观察组的进驻延安以及中共与美国驻华部分官员双方的努力，美国政府曾经存在着与中共建立正式关系，并向中共军队提供军事援助，公正处理国共关系的可能，但是随着9月6日赫尔利的来华，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逐渐偏向扶蒋反共的方向，其转折点就是震惊中外的“史迪威事件”。1946年4月20日，美军观察组结束工作离开延安。

三　史迪威事件" class="reference-link">三　史迪威事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虽然结为战时盟国，但国民政府对日战争的基本战略和美国政府的远东战略并不完全相同，两者的战略意图有时可以互相衔接，有时却是互相冲突的。如前所述，美国的远东战略有两大目标，但其基本点是要求中国积极对日作战，尽快击败日本，而国民政府却将希望寄托于美、英等国的与日交战，“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蒋介石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大部分兵力将被美国吸引过去，可以指望由美国“替他打日本”，他自身则利用西方的援助，保存实力，等待时机消灭共产党，这就是为共产党人所批评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战略。中美战略方针间的差异以及美国两个战略目标间的矛盾，导致中美关系波澜迭起。史迪威事件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集中表现。

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最基本的分歧大致有下列各项：在政治战略方面，蒋介石认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日作战的重担已由美国人接任，他不断批评英、美的“先欧后亚论”，鼓吹“先亚后欧论”，希望依赖美国打败日本，实行所谓“长期抗战”，实际上是把“保存实力看得比对日作战更重要”。蒋的这一态度引起史迪威严重不满。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在一份备忘录中尖锐批评国民政府的对日作战态度，内称：“一，中国政府的目的，第一是确保其自身的存在及在国内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是尽可能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便有资格参加最后的谈判。二，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保存实力而不是消耗其军事实力，指望由美国的海陆空军力量，或者俄国的陆空军力量去打败日本。三，如果有可能指望中国统帅部同意采取攻势的话，那多半只是在说服它相信它所消耗的军事装备能立即得到补充，并有利可图时，才是可能的。四，如果不附带任何交换条件，转交给中国的租借物资都将被囤积起来，而不会被中国政府按照租借法的规定，将这些物资用于对日作战。”⁽⁶⁸⁾蒋介石的方针与美国要利用中国的力量削弱、打击日本的战略目标是不相吻合的，为此遭到史迪威的激烈批评和指责。史、蒋的分歧实际上是中美远东战略的分歧。

在军事战略方面，按照美国的远东战略，史迪威的基本思路是：尽快进兵缅北，打通滇缅路，恢复美国向中国提供物资的运输线，为此主张按美国方式整编中国军队，担负在亚洲大陆进攻日军的任务，甚至不惜以供应租借物资为条件，强迫蒋介石出兵缅北。蒋介石虽赞成发动缅甸战役，但以英国军队同时在缅南发动两栖作战，美、英提供海、空支援为先决条件，不肯贸然出兵。他热心支持的是陈纳德提出的“空中战略”。1942年10月，美国驻华空军指挥官陈纳德致信美国总统特使威尔基，全面阐述他的空战计划，主要内容是：美国驻华空军只要拥有并维持一支105架战斗机、30架中型轰炸机和12架轰炸机组成的空中力量，就可以在中国境内击败日本，并有助于整个太平洋战争⁽⁶⁹⁾。1943年1月9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支持陈纳德的空中计划，要求美国军方优先保证对于美国驻华空军部队和中国空军的物资供应。陈纳德的“空中战略”没有要求中国军队担任重任，比较符合蒋介石依靠美国军队打败日本的战略意图，然而，这一方案将与史迪威的进兵缅北计划争夺战略物资，其可靠性也有疑问，遭到史迪威的坚决反对。史、陈两人为此从重庆争吵至华盛顿，蒋介石是陈纳德的有力支持者。

与政治战略相关的还有是否装备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争执。对此，美国政府内部意见不一，但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及其政治顾问戴维斯、谢维思等出于对美国战时和战后利益的考虑，力主美国在援助国民政府的同时，也要和中共合作。他们认为中共“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看到的”⁽⁷⁰⁾。一再表示要“给同日本作战的中国共产党人供应美国武器装备”，并指示部下与中共方面拟定种种军事合作计划。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正是他们坚持和活动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样做既符合战胜日本的需要，又能“在政治上抓住中共，不让他们倒向俄国”。他们的这些主张和行动，遭到视中共为其心腹之患的蒋介石死命地抗拒，毫无通融余地。

与军事战略相关的则是租借物资控制权争执。美国在战时虽然在政治上执行扶助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但在军事上、经济上却并未真正将中国作为大国平等相待。中国战时获得的美国租借物资不及英国的5％，苏联的15％，甚至不如退居北非一隅的法国的半数。更有甚者，当时给予英、苏的租借物资，货一上船，所有权即归英、苏，而给中国的租借物资即便运到中国，控制权仍操之史迪威之手，成为史、蒋争执的又一重要内容。争执首先围绕着租借物资的支配权展开，史迪威声明在租借物资支配问题上，他以总统代表行事，而中国战区参谋长职责中并不包括物资支配权，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提出抗议，要求改变史迪威独立控制租借物资的状况，让史迪威服从自己，但美方的答复是：即使换人，也将担任同样的任务，并对租借法案行使同样的控制权⁽⁷¹⁾。史迪威由此得以继续支配租借物资，并以此作为压迫蒋介石的重要筹码。当史迪威和陈纳德发生“空中战略”之争时，该项争执又转移到陆军和空军的物资分配份额上。1943年4月前，美国援华租借物资的八分之五用于陆军，八分之三用于空军。蒋、陈在提出“空中战略”后，极力主张租借物资应优先供应空军，为此不断与史迪威及美国政府交涉。1943年初，陈纳德的主张曾一度得到罗斯福的支持。3月，罗斯福下令成立以陈纳德为司令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并指示应维持陈纳德部队的继续作战能力。4月召开的“三叉戟会议”决定自7月起将“驼峰”运输线的运输能力提高至每月7000吨，其中4700吨拨给陈纳德使用⁽⁷²⁾。总统的直接干预，表面上平息了双方的争执，但互相间的积怨却由此而更加加深。1944年6月，豫湘桂战役进入高潮，华中、华南战局危急，陈纳德告急，要求每月给他1万吨物资。执掌分配大权的史迪威却在美国陆军部支持下，没有及时给予救援，使华中战场出现大溃败，围绕着“空中战略”的失败及其责任问题，蒋、史间，史、陈间互相攻击，推诿责任，更加闹得不可开交⁽⁷³⁾。

导致蒋、史最终决裂的是军事指挥权争执。蒋、史对于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军事权限问题从开始时就存在分歧。蒋介石认为：史迪威是他的下属，对于中国军队没有独立的军事指挥权；而史迪威则以宋子文与史汀生换文为依据，认为有权指挥中国军队，双方认识不一致。再加上战时中美关系的种种政治、军事问题及其他方面的分歧，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升级。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蒋、史就发生指挥权之争，史迪威指责蒋介石的“战术思想非常离奇”，虽然给予他指挥全权，实际上却是蒋本人遥控指挥，指手划脚，朝令夕改，致使部队不听调遣，贻误战机，感觉“受制于人，精神负担太大”⁽⁷⁴⁾。蒋介石则埋怨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不知军纪何在”⁽⁷⁵⁾？4月，美国以轰炸机16架轰炸东京，此举对于中国军事形势有严重影响，然而事先并未征询中国同意，本来双方曾约定轰炸东京的飞机不能返回中国，美方亦未实现诺言，结果招致日军5月对于中国浙东地区的报复性进攻，美军又不及时支援，造成浙东中国二万军民的伤亡，亦引起双方不愉快的争执⁽⁷⁶⁾。5月，双方又在陆军改革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在蒋介石看来，军队改革只是期望用美式武器装备中国军队，而史迪威提出的方式却建议精简合并现有的师，清除无能的高级将领，授予前线总司令以指挥全权，这将会影响蒋介石对于军队的控制力。史迪威在2月内提出十一个军事改革计划，蒋介石无一作复，使史迪威通过改革军队取得指挥权的计划破产。

7月，史迪威致书蒋介石，强调他首先是总统代表，其次才是中国战区参谋长⁽⁷⁷⁾。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私下指责史迪威：“言行无常，似有精神病状态，望其在华尽职，恐非所能”，要他转告美国政府，“最好能由其自动召回。”⁽⁷⁸⁾随后，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问中国，对于蒋、史矛盾有所调解，但问题并未解决。1943年下半年，因史迪威要求蒋介石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调往山西抗日前线而双方再起冲突。9月15日、28日、29日和10月，蒋介石连电美国，要求撤换史迪威，未为美方接受。至1944年3月，蒋、史又在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问题上闹翻。4月4日，蒋介石虽在史迪威中断美援威胁下，下令中国军队入缅作战，却没有放弃对于远征军的指挥权，他对部队的遥控指挥，使史迪威恼怒不已。7月初，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史迪威立即以挽救华中战场危局为名，建议美国陆军部强压蒋介石把全部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自己。史、蒋矛盾由此而激化。

7月7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将晋升史迪威为上将，由他“统率全部华军和美军”，“并包括共产军在内”，以挽救危局。史迪威为了迫使蒋介石交出军权，再次利用美援卡住蒋的脖子，宣布凡不属于他指挥的军队均不能得到美援。蒋介石为了取得美援，一度曾同意委任史迪威以指挥中国军队的全权，并在军队编制方面作了一些准备，但要求罗斯福总统派一代表来华，调整蒋、史关系。为此，罗斯福决定派遣特使赫尔利来华。事态似乎有了转机，赫尔利的调解有所进展。然而，9月18日，罗斯福总统鉴于豫湘桂战局进一步恶化及陆军部的建议，向蒋介石拍来了“最后通牒”式的电文，逼迫蒋介石交出军权，于是，事态起了戏剧性的变化。蒋介石决定冒中断全部美援之险而与美国政府摊牌。他向罗斯福强硬表示，愿意接受美国的要求，但决不接受史迪威，要求“另派富于友谊合作精神之任何美国将领接替史迪威”。由于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转而支持蒋介石，并建议“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⁷⁹⁾。10月20日，史迪威被调离回国。

史迪威事件标志着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府来说战后的长期政治目标已显得比战时短期的军事目标更为重要，美国政府不愿因一个史迪威而交恶国民政府，以影响战后美国在远东的政治利益。史迪威事件对于中美关系影响很大，它中断了由史迪威以及驻延安军事观察组所宣传和推行的美国和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的工作进程，使美国对华政策由此而确定了扶蒋反共的方向。

四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 class="reference-link">四　美国扶蒋反共政策的确立

以1944年10月25日魏德迈继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兼驻美军总司令和11月30日赫尔利继任美国驻华大使为标志，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确定了扶蒋反共的方向。

9月6日，正当史、蒋矛盾激化之时，赫尔利作为总统特使赴华，其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队统帅；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为打败日本，统一中国军队等。赫尔利在协调史、蒋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史迪威的看法，其基本思路是：美国应该坚决支持国民政府，并联合苏联对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承认并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交出军队，参加政府。为此，他在史、蒋争执中支持蒋介石，认为“史迪威在政治上不能了解蒋介石，或与他合作”，史、蒋的僵局“有深远的影响，会导致战争的延长和增加美国人力和物力的损失”，他甚至危言耸听地对罗斯福说：“你若在此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连中国也一起丢失。”⁽⁸⁰⁾

史迪威去职后，美国政府内部关于对华政策的争论并未结束。与赫尔利持对立观点的有艾奇逊、谢伟思等驻华外交官和美国国务院内的一些高级官员。1944年12月28日，中共领导人会见包瑞德，希望派一个非官方的代表团去美国，毛泽东和周恩来愿一同或单独一人前往华盛顿与罗斯福进行会谈，并强调此事应由魏德迈将军单独处理，“绝对不能让赫尔利将军知道”。美军观察组及时向重庆美军总部转告中共的意向，但当时魏德迈不在重庆，而且魏德迈与赫尔利早有互通信息的约定，结果观察组的电文落入赫氏之手。赫尔利为此大怒，致电华盛顿，称：“如果共产党人与美国陆军达成这样的安排，那末我们试图拯救中国国民政府的努力将会付诸东流。”⁽⁸¹⁾结果，魏德迈从缅甸前线赶回重庆进行调查，并为自己部下加入此事表示歉意，包瑞德被免去观察组组长职务，并因赫尔利的反对而失去了晋升准将的机会。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赴美之行自然也是烟消云散。

然而，赫尔利的反对派并未就此罢手。1945年2月19日，美国驻华使馆代办艾奇逊、谢伟思等五人乘赫尔利回国述职之机，联名向国务院拍发紧急报告，反对赫尔利推行的对华政策。主要内容是：如继续赫尔利的政策，“中国的混乱将不可避免，中国内部冲突的爆发将加快”；美国由于军事需要应“与共产党及其他有助于这次抗日战争的团体进行合作，并给以供应”；“向蒋介石建议组织最高战时委员会或战时政府，包括共产党和其他团体的代表，将中共军队编入中央政府军队，执行联合作战计划，由美国军官指挥”；可将上述建议“私下通知蒋介石，如蒋拒绝，美国应准备发表公开政策声明”⁽⁸²⁾。此份报告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支持，由此而引起赫尔利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上的一场争论。

赫尔利视艾奇逊等人的行动是驻华美国使馆内的一场政变，他向国务院声明：“发这封电报是他的部下对他不忠的行动，它使承认共产党为武装作战一方的问题又复活了，而史迪威将军正是为了这个问题被召回的。”⁽⁸³⁾魏德迈支持赫尔利的立场。赫、魏的主张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艾奇逊一派意见被否决，此后难以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制订发生影响。4月2日，在争论中占了上风的赫尔利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美国“承认中国的国民党政府，而不是任何武装的军阀和政党”，认为蒋介石在长期的抗日战争中，“运用了他所有的权力，然而他不是有法西斯思想的人，他的抱负是把他所有的权力交给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他公开宣布不与中共合作，并断然否定美国将向共产党提供武器等⁽⁸⁴⁾。赫尔利的这个讲话即是他与国务院关于对华政策争论的一个总结。

随后，赫尔利按照既定的政策，积极扶蒋反共。首先，推动美国政府大大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1945年1月至8月，美国给予国民政府的经济援助达到2.265亿美元，相当于1943年和1944年两年经济援助总额6000万美元的3.7倍，给予的租借军事援助总额也是前两年总额的二倍⁽⁸⁵⁾。魏德迈在军事方面也一改史迪威的做法，采取了许多旨在壮大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新措施，如建立每周一次的中美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专门指挥野战军作战，何应钦任总司令，麦克鲁任作战司令，齐夫斯任后勤司令，由中美军官共同组成各职能部门；派遣美国军事顾问至中国战斗部队师一级司令部；在广西、云南各地举办参谋、步兵、炮兵、摩托、工兵、译员等训练学校，在兰州成立训练与装备中心，在日本投降前，帮助蒋介石装备了20个美式机械化师；帮助建立战时生产局、战时运输局以及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发展军需品生产和运输；增加驻华美军人数，至战争结束时已达六万余，其中空军3.4万；成立中美特种技术研究所，进行心理、谍报以及反共等方面的特种技术合作研究等。美国政府在“援华”的旗帜下，加紧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支持国民政府。

同时，赫尔利继续以调停人身份介入国共谈判，企图将中共军队统一于国民政府军队之中。（详见另节）他曾表示：“最主要的是引诱共产党交出军队，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能做到这一点就算成功了。”⁽⁸⁶⁾为此，赫尔利严格限制美国驻华官员与中共间的接触和联系，否决了所有美国驻华军官和外交官制订的装备和训练中共军队的计划，禁止向中共提供任何援助。“艾奇逊报告事件”发生后，赫尔利对美国驻华机构进行了大清洗，一批具有远见的敢于反映实情的外交官被逐出在华外交机构，谢伟思等六人甚至被美国联邦调查局以泄密罪逮捕。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不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为了迫使中国共产党就范，赫尔利还积极谋求让苏联向中共施加压力。他认为，中共在政治上依赖苏联，只要苏联与美国采取同步政策，就能迫使中共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交出军队，参加政府。1945年1月14日，赫尔利致函罗斯福，建议在美英苏三国雅尔塔会议期间，与丘吉尔、斯大林达成协议，促使他们赞同美国的政策，意欲以美、英、苏联合支持蒋介石的国际压力，迫使中共同意“统一”于国民政府。赫尔利的这一建议成为美国赞同签署《雅尔塔密约》的动因之一，给战后中国政治留下了无穷的祸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