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平津战役（上）"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平津战役（上）

一　辽沈战役期间的华北战场" class="reference-link">一　辽沈战役期间的华北战场

在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抽调第六十二军、独立第九十五师及第九十二军一个师到葫芦岛增援。因华北兵力显得空虚，未敢抽调第九十二军全军赴援。因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挺进绥远，迫使傅作义本部军队西援，而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平张线的活动，威胁张家口，又使傅作义东西难以兼顾。10月5日，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又发起了太原外围战斗，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进迫太原。华北国民党军态势也逐渐恶化。但傅作义用兵灵活，仍能与华北解放军对抗。10月8日，傅作义向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表示，“希总统能注意太原方面之作战，并希对东北、华北均采取主动”。郭“拟劝总统开作战会议，研究太原承德应如何作战，尤其依辽西作战可能之推移，应早作准备，以免以后又居被动”⁽¹²⁴⁾。但蒋介石为孔令侃之事，离平返沪，使傅作义大为失望。

1948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华北第二、第三兵团指挥员的意见，以第三兵团西进绥远，以一部控制兴和、台基庙、集宁地区，以主力西进，相机攻取包头，企图吸引傅作义部暂四军、第三十五军等部西援，以策应第二兵团作战。15日起，第三兵团西进作战，相继克复陶林、托克托河口、乌兰花、武川、萨县，23日克包头，一部继续西进，歼敌一个团，直达包头西的公庙。然后回师准备攻击归绥。傅作义对第三兵团的西进，未予置理。11月5日，第三兵团各部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拟11日向城关推进。9日，毛泽东考虑到打援没有把握，建议第三兵团东转至归绥、卓资山、集宁地区休整。

在第三兵团准备西进的时候，第二兵团为策应第三兵团及东北作战，于10月9日起再次破袭平张路，主力则隐蔽集结，寻机歼敌。11日占领青龙桥、八达岭，并向居庸关发展。12日，位于康庄的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东进，企图重占青龙桥，为解放军击溃。同日，位于宣化的第三十五军增援康庄。毛泽东于13日指示第二兵团：“为吸引九十二军一个师（已由北平附近开塘沽）回顾，不去增援葫芦岛，为吸引三十五军继续向东，以利杨李李（即杨成武、李井泉、李天焕所率的第三兵团——引者）在绥远行动之目的，望你们于破路之同时，集结相当兵力歼灭十六军一二个团。”⁽¹²⁵⁾14日，暂三军也由下花园东进，遭到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的阻击，但此时，在康庄、南口的三十五军、十六军也集中五个师东西对进，向青龙桥一线进攻。第二兵团拟集结七个主力旅围歼康庄东进之敌，但第三纵队二个旅未能赶到，经两日血战，未能歼灭被包围的敌军，而西进之国民党军已占领青龙桥，第二兵团于15日晚不得不撤出战斗，主力转至路北休整。

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康庄两次战斗，未能达成歼灭敌军一部的目的，自己也有相当损伤。傅作义认为战斗获胜，向国防部报捷。19日，国防部第三厅建议：“华北放弃承德及若干不必要之点线，集中五个军机动，必要时尚可配合华中作战。”⁽¹²⁶⁾于是，傅作义乘解放军主力远出、冀中解放区中共中央和华北机关腹地空虚，策划围魏救赵之计，集结重兵，企图偷袭石家庄，直接攻击位于平山县西柏坡村的中共首脑机关。24日，国民党军第九十四军、新编第二军（即第一〇一军）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整编骑兵第十二旅（即骑二师鄂友三部），配属汽车500辆，组成所谓“援晋兵团”，自涿县南下，26日进抵保定。第三十五军、十六军也南调平汉线作为后援。但傅作义的作战方针是：“如步兵顺利到达滹沱河，即命骑兵进袭平山县西柏坡共产党中央所在地……最重要的是你必须掌握住：绝对不能使军队受到损失，打不打石家庄是次要的，要保证军队能随时撤回。”⁽¹²⁷⁾

中共中央很快就获得谍报，紧急动员就近的华北军区第七纵队和地方武装进行阻击，同时，于25日命令第二兵团星夜急行军南下回援。“援晋兵团”行动迟缓，至28日才从保定出发，前锋在方顺桥和解放军发生战斗，29日进抵望都。这时，解放军第二兵团先头第三纵队于30日赶到定县、唐县地区，沿唐河布防。“援晋兵团”进抵清风店，直趋唐河，他们看到解放军已经沿河布防，一面派出小股部队抢渡，一面就是否需要全军强渡在河边犹豫不决。31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起草的新闻稿，公开揭露傅作义偷袭石家庄的军事密谋。是日晨，傅作义鉴于华北解放军主力已经南下，偷袭计划已经泄漏，不得不命令所部撤退：“敌三、六纵队已由热察两省返冀援石，其前锋已过察省蔚县。着你部克日撤至方顺桥待命，并已派第三十五军接应。”⁽¹²⁸⁾“援晋兵团”即于是日午后退至方顺桥。此后，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即驻守在曲阳一带。

在“援晋兵团”南侵之际，解放军辽沈战役已胜利在握，塔山守备部队已撤下休整。毛泽东为打击“援晋兵团”及集结在平汉线的敌军重兵，于10月29日致电林罗刘，请他们考虑将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南调到三河一线，相机攻击通县一带，威胁北平。当日林彪即复电，可以将在锦西附近的第四纵、第十一纵全部及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日内即开始向山海关、冀东方面前进，威胁敌人。毛泽东接电后十分高兴，但仍要求他们把部队部署在玉田、蓟州、三河、宝坻地区，威胁北平，并在那里休整。于是，程子华、黄志勇率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首先入关至北平近郊作战。

蒋介石自10月15日从南京飞沈阳，16日到北平，一直在北平指挥东北作战。至30日，东北大势已去，他在北平也已无能为力，只好回南京去了。临行之际，要求傅作义“速筹巩固华北计划，并付以华北军事全权”⁽¹²⁹⁾。葫芦岛决定撤退后，傅作义十分焦急，请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许朗轩转告蒋介石，要求将葫芦岛所有部队尽留华北，否则他就不愿守平津，即以所部活动作战⁽¹³⁰⁾。11月3日国防部作战会报，何应钦主张傅部南下袭击济南，以后即在山东作战，旋又主张以傅部运青岛。4日，傅作义到达南京，与统帅部商讨华北军事⁽¹³¹⁾。5日晚，在何应钦家，白崇禧、顾祝同、傅作义和郭汝瑰等研究华北作战。郭“同意多留部队于华北，但希傅能各个击破绥远及太原共军，傅不肯为，且只要求五十四军留大沽”。郭“觉傅尚不够魄力，伊此时实应举全力以击破聂荣臻、徐向前”⁽¹³²⁾。11月6日，蒋介石与顾祝同、何应钦商讨华北军事方略，决令傅作义固守华北，并增加其兵力。蒋又接见傅作义，指示华北必须固守，并授予处理全权⁽¹³³⁾。

关于傅作义作战方向，大体说来有三种选择：一是傅作义率本部军队退守绥远，中央系军队任其南撤；二是固守平津塘；三是所有华北“剿总”部队放弃平津南撤。在这次会商中，傅作义究竟如何主张，说法不一。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叙述：“蒋介石提出放弃平津，委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的主张，要傅率部南撤。傅作义对蒋介石并吞、排斥异己的惯伎深怀戒心，不愿南撤，而企图在平、津危急时率部西撤绥远老巢。但这时，蒋、傅又判断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有三个月到半年的休整时间，要到次年春天才能入关作战；在东北我军入关之前，凭傅部实力尚能应付自保。而暂时守住平、津对于蒋、傅都是有利的：对蒋介石而言，可以钳制东北、华北我军，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训新兵所需时间；对傅作义而言，则可以争取到美国的直接军援，便于西撤绥远，自成局面。因此，蒋、傅最后决定采取暂时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战局变化的方针。”⁽¹³⁴⁾《平津战役·综述》：“傅一到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便转达蒋介石要他率部南撤，并畀以‘东南军政长官’之意。会上，傅作义以主战的姿态，提出‘固守平津塘倚海作战’的主张，力陈固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非不得已时，不应南撤。蒋介石也考虑到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较长时间休整才能入关，华北‘不致遽受威胁’，而固守平津，钳制东北、华北野战部队南下，对南线作战也属有利。据此，会议确定了固守平津，置主力于津沽，以利尔后行动的方针。”⁽¹³⁵⁾

台湾出版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记述，“最高统帅”即蒋介石提出了两个方案供傅作义选择，第一案：放弃华北，将冀热察所有部队从塘沽海运青岛，配合徐州作战。第二案：固守津沽，将冀热察部队，主动速向天津、塘沽地区集中，依托海上为后方，采决战防御，万一不利，则由海上撤退。蒋“恐傅氏仍心怀故旧，向绥远撤退，负隅自固，因此特示意傅氏，为接受美援装备，须以海港为后方，且许以如采第一案，则改任傅氏为徐州‘剿匪总司令’；如采第二案，则除酌留一部于匪后游击牵制外，应断然放弃张垣、北平，主力彻底集中津沽”。傅未采第一案，而对面允采行之第二案，亦加以变更，将保定第一〇一军北移涿县与北平间地区，第十三军由承德南移北平东郊通县附近，以第十一兵团守张垣，十七兵团守津沽，控制第三十一、第三十五、暂三、第一〇一、第十六等五个军于北平附近，保持机动⁽¹³⁶⁾。

郭汝瑰回忆中则说：“傅作义终于同意放弃绥远、张家口，在形势危急时，甚至弃北平，只固守津、沽，保持一海口，以维持长期补给。对此华北战略决策，蒋介石回南京后也完全同意。开始，傅作义执拗地要交出部队，后又在两个美军枪械的诱惑下愿各个击破共军。因此我对傅变化莫测的态度深感疑惑，以为所谓‘各个击破’，不过是受两个美军军械的诱惑，改变态度，怕人取笑用以搪塞我的假话。但后来傅回北平，确募集了三个军的部队，等待用美械装备。以后新保安之战，他确实想各个击破，我才相信他所说是真。‘各个击破’确实是他那时的指导思想。”⁽¹³⁷⁾郭的这一说法与前引郭日记有别，但和台湾版战史近似。真情究竟如何，尚待更可靠的资料刊布。

不过，当时美国方面对傅作义的作战能力是比较重视的，希望加强对傅部的援助。1948年6月底，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到北平时，和傅作义进行了长谈。司徒雷登对傅作义的军事才能、傅部的战斗精神及傅作义的土地再分配方案，表示欣赏。6月30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他（指傅作义——引者）急需装备（包括弹药），他企图以易货贸易的方式，以当地产品作交换，进行价值一千万美元的交易，但他只能通过天津的一些声誉不良的外国代理商来进行。我希望我国政府能够以某种方式帮助他，而不要把他赶到那些代理商那里。自然，那得先行征得蒋总统的批准。”⁽¹³⁸⁾据美国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J．Forrestal）1948年11月3日致代理国务卿的复函中说，驻在青岛的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海军司令白吉尔上将曾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陈明：“委员长（指蒋介石——引者）同意把补给优先供应山东和华北。”陆军部已经被告知，“按目的地来说，各个港口船运物资的百分比大约如下：天津——30％（船运经过青岛），青岛——10％，上海——60％”⁽¹³⁹⁾。所以海口对傅作义当然是十分重要的。

国民党军队的派系之争是一个历史积累下来的无可救药的顽症，傅作义以其实力和才华，从蒋介石手中赢得了华北地区军队的指挥权，但派系的区别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中央系军队听从他的指挥是有条件的，一旦形势变化，派系的分界就会明朗化。据谍报消息，傅作义是年6月间在一次讲话中就透露过：“华北局势将来能守则守，不能守则有西向察绥与宁青会合（按傅与二马密约，一面听命于中央，一面保持自己实力，对平津河北只有放弃）。”⁽¹⁴⁰⁾因此，他本有交还中央系军队，率本部三个军退回绥远，进行游击作战的考虑⁽¹⁴¹⁾，要他真正作出放弃绥远的决断毕竟是很困难的。结果，华北“剿总”所部从张家口到塘沽排了个一字长蛇阵，似是灵活机动，实则进退失据，处于麻痹状态。傅作义在严重恶化的军事态势面前，已经江郎才尽。

二　平津作战的决策" class="reference-link">二　平津作战的决策

在辽沈战役取得胜利，平津地区敌军孤立无援，而淮海战役已经顺利展开之际，解放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从全局战略利益出发，对华北的局势十分关注，谋求以最小的代价，取得已经可望的全国性胜利。中共中央军委原计划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后休整一个月，然后至平津一线作战，并要求向全军公开提出打平津及在平津战役中歼灭傅作义主力的任务。而东北野战军各部大战之后，喘息未定，内部整理任务繁杂，纷纷要求延长休整时间。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对华北作战方针一时未能确定。

11月7日，毛泽东指示林彪等东北、华北各野战军将领，分析了傅作义的三种可能选择，指出“固守平津，如敌取此项方针对于我们是有利的”，要他们密切注意华北国民党军动向。⁽¹⁴²⁾11月9日，军委考虑到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如攻击归绥傅作义根本之地，有促使傅作义部提早西退的可能，而三兵团又没有打援的力量，同时，太原阵地坚固，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攻城兵力也不占优势，眼下伤亡严重，因此，指示三兵团停止进攻归绥，东撤至归绥、集宁间休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准备参加太原作战，争取在12月15日以前攻克太原。13日，军委指示先期入关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在华北作战“尤重在抑留傅敌于平张津保地区不使西退，亦不使其得由海上南撤”⁽¹⁴³⁾。

这时，国民党军徐州形势危急，为防止傅作义放弃平津撤退，东北野战军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根据军委指示精神，于15日向军委建议，“暂不攻太原，而集中力量迅速包围保定或张家口……对所包围之敌，采取围而不攻的办法，以达到拖住敌人的目的”。这一方案的指导思想，是以包围敌军一部，迫使傅作义不能丢下部下不管而径自撤退，策略比较粗糙，军委没有采纳。但前线将领作战积极，士气旺盛，军委即于16日同林彪等商量：“请你们考虑你们究以早日入关为好，还是在东北完成休整计划，然后入关为好。”即先行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然后休整。林彪等考虑到部队困难较多，一时没有同意，但答应以两个纵队尽可能先出动，同时，仍主张关内部队先包围一部敌军的策略。东北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等也建议东北伤亡小的部队先行入关，同时，也不赞成军委令华北二兵团西进打太原的方案，主张集中力量对付傅作义。解放军将帅之间，为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地区绞尽脑汁，一时难以找到一个妥善的方案⁽¹⁴⁴⁾。

傅作义于11月6日从南京回到北平之后，在军事上进一步作了收缩，11月9日，驻保定的第一〇一军除留一个师守备外，军部率新编第三十三师（即二七三师）退守涿县。11月12日，第十三军撤出承德，驻守通县附近。这样，他的部署为：北平地区：第四、第九两个兵团部，第三十五、第一〇四（即暂编第三军）、第十六、第三十一、第十三、第一〇一（即新编第二军）等六个军，一个新编骑兵第四师，一个补给区司令部等；张家口地区：第十一兵团，第一〇五军（即暂编第四军），第五、第十一两个整编骑兵旅；津塘地区：第十七兵团，第六十二、第九十二、第九十四、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等五个军，第三二六、第三三三、独立九十五等三个师，一个交警第三旅，一个交警第十总队⁽¹⁴⁵⁾。傅作义指挥的部队有四十四个师，除归绥四个师外，中央系二十四个师，本部十六个步骑师，他以本部军队部署在北平及其以西地区，以中央系军队部署在北平及其以东地区。由于蒋介石付以军事全权，傅作义也极力分割部署中央系军队，以便指挥。他的作战计划，事先也不报告国防部，《郭汝瑰日记》说：“华北作战，一直是由傅宜生全权主持，伊之作战指导，事前并不报告本部。”⁽¹⁴⁶⁾蒋介石对中央系军队的指挥，常常干涉细部，引起部下的不满，也引起前敌将领对统帅部幕僚的不满，但他对属于其他派系统率一方的将领的作战指挥，倒是比较放任的。

鉴于东北野战军不久必然南下，平津地区在军事上毫无出路，傅作义不能不作撤退的部署。他既承允固守津沽，保持海口，适当时机撤出北平，为此，“采取了不少积极措施，如修筑平津段铁路两侧的护路工事，以准备转移平、张兵力和物资，派出先遣指挥所（副总司令宋肯堂）进驻塘沽，并预定必要时将‘剿总’总部移驻天津，以及将平津张等地的一部分眷属先搬到了天津等等”⁽¹⁴⁷⁾。11月13日开始，张家口、宣化等地的军属和机关人员分批乘车向平津撤退。但傅作义顾虑军队南撤时，中央系军队有海运的便利条件，而本部军队并无自己能够控制的船只，海运比较困难，加上撤退眷属的负担，海上撤退并非易事。因此，他同时又通知张北、兴和、尚义地方政府秘密准备粮草供应大军，作西撤的准备。但西撤没有海口，不可能接受拟议中的美式装备，而且西撤与西北马家军关系复杂，回旋余地也小。而过早放弃北平，对他个人能战的声誉也不利。傅作义面临着两难的选择，犹豫不决，而且，他显然没有估计到东北野战军有迅速入关的可能，因此也不着急迅速作出决断。

傅作义面临着军事上的严重危机，深感单纯从军事上难以找到出路，就希望从政治上想想办法。据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回忆：“我即向傅建议，我们的方向要及早决定，适时去做，不能等待。如等到张垣附近发生情况时，势必又要派些部队去，那时就不能自由行动了；如果平、津再发生情况，这些部队又要调回来，而且平、张间道路随处都可能遭到截击，将形成不好收拾的局面，那时可就晚了。傅作义对此也表示同意，只是对张垣放弃的问题不能作出决定。傅作义对于军事部署，如此拖延搁置，整天却在接见政界人士、名流学者，非常忙碌。当时，我认为傅作义对人民力量的伟大、对蒋介石王朝日趋崩溃的情形，比我认识的更深刻，必是在政治方面另求出路。其次，我觉得在军事上已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令实行了某些措施，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因此，关于作战问题，傅既不问，我也不谈。”⁽¹⁴⁸⁾

傅作义尽管由蒋介石授予了很大的权力，但毕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处境是很复杂的。早在1947年7月初，美国驻北平领事弗里曼曾获得情报，有一个第三党运动，由冯玉祥指挥，第一方案，就是“对中央政府宣布独立”，准备由某一位拥有实力的将军首先宣布，作为“第一颗炸弹”，其他将军追随行动。情报说，“傅作义也许是采取这个步骤的第一个人”⁽¹⁴⁹⁾。东北形势吃紧之际，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于9月间对傅作义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傅作义在谈到苏联的内外政策时，据齐赫文斯基（C．Д．Tиxвинcкий）回忆，“对苏联的武装力量的历史，表现了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对于原先沙皇的、然后是白军的军官和将军参加红军队伍的情况”。齐赫文斯基介绍了这些将军在红军中忠诚服务、建立战功的情况，“傅作义非常注意听着我的陈述，对我所说的一切，感到十分满意”⁽¹⁵⁰⁾。这是一种令人寻味的心理状态。11月初，傅作义到南京时，从李宗仁和司徒雷登那里，接受了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计划，准备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观念，期待与全国一致达成和平。据《徐永昌日记》，他在1949年9月19日在包头与傅作义对谈时，傅痛苦地说：“去年十一月不去南京，决不会有此错失。因当时李德邻、司徒雷登皆言政府必须求和，和亦有把握。比〔彼〕时想，既然和有把握，何必再北走或南走，此错失之所由来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军政界，正在试图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有一种以非黄埔系，即傅作义、白崇禧、张发奎、西北马家军的联合，取代蒋介石，与中共抗衡，达成和平的活动（关于国民党内的和平运动，请参阅第七章）。傅作义当然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当时，傅作义在获得了蒋介石的授权之后，华北平、津、冀、晋、热、察、绥七省市参议会于11月2日在北平成立了联合办事处，表示：“际此东北逆转，华北紧张，应以民众代表身份，成立联合办事处，俾发动全华北民众力量支持傅氏。”⁽¹⁵¹⁾3日，他们晋见傅作义表示：“今后，七省市民意可以反映给剿总，剿总希望民意机关协助者，亦可予以全力协助。”傅除表示“对华北有通盘计划，军事有把握”之外，对华北七省市参议会联合办事处的成立“表示兴奋”⁽¹⁵²⁾。11月7日，又有冀省国大代表联谊会成立华北自救委员会之类。这些组织成了傅作义可以运用的传达政治意向的工具。此外，傅作义还一再发表激烈的反共演说。11月12日，他在孙中山诞辰纪念会上，公开演说：“中国今日的戡乱战争，不是简单的普通内战，不是政权的争夺，更不应该是为保护豪门，保护特权，而是民主、自由、和平与极权、恐怖、残忍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的斗争。”⁽¹⁵³⁾他的演说获得了国民党舆论系统的一片喝彩。

然而，在幕后，傅作义也开始了和中共接洽和平的活动。这时，民革主席李济深在同彭泽湘谈话时，问彭能否再去北平做傅作义的工作，“劝傅脱离反动政府，反对内战，同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合作”。据彭泽湘回忆：“我当时答应了，但同时提出做这个工作必须得到中共的同意和取得联系，李济深的回答是，他设法告诉中共在港的同志，替达中共中央。我带着李济深给傅作义的信到北京后，找到侯少白。侯少白是傅作义的老朋友，反对内战，曾力劝傅不就华北剿总职务。所以他对这一工作，很热心奔走。侯同傅谈了以后，告诉我：傅认为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同我面谈，也不便接受李济深的信，但委托侯少白作他和我的联络人，双方意见由侯传达。经过几次间接交换意见后，傅作义就表示愿意考虑我所提出的问题。这时我就约民盟在北京的负责人张东荪及农工党负责人张云川和我共同进行。同时我找到符定一，由符定一帮助我和中共取得联系。”⁽¹⁵⁴⁾符即赴石家庄与中共面谈。同时，傅作义让他的政工处处长王克俊与傅的朋友刘厚同商议，与中共联系。王与傅商谈的结果，据王回忆：“先设法通过中共地下党给毛泽东主席发出电报联系。我拟就电文便交给了傅先生。电文不长，内容是表明要求和谈，不愿再打内战，为了国家和平统一，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谈判，并报告了傅在北平能控制的空、陆军数量。电文郑重表示：过去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挽救国家于危亡，拯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作法，现在看来是彻底错误的了。今后决定要以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后来知道此电由傅先生的女儿傅冬菊（中共地下党员）通过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大概在十一月十七日发出了，但未获回音。”⁽¹⁵⁵⁾此电未见公布。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等传阅傅作义1948年12月23日致毛泽东电抄件时，在电文上加注说“傅作义前曾来电赞成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之主张”⁽¹⁵⁶⁾，或许就是这一电。

内战已经进行两年半了，解放军已经胜利在望，中共中央决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对于以美国为背景、企图保留国民党军政势力的“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已经不会接受。但傅作义在这时提出和谈要求，表明了傅作义已经发生动摇，于是，毛泽东迅速作出决策，利用傅作义的和谈心理，稳定傅作义不走，以便首先解决中央系军队。1月18日，确定了一系列军事措施，抑留华北“剿总”系统部队在平津地区予以歼灭或迫降，一是命令华北第三兵团位于绥东地区，坚决阻击傅军向绥远逃跑，命令华北第一兵团停止攻击太原，避免刺激傅作义早日向绥远逃跑；一是命令正向太原前线开进的华北第二兵团在阜平待命，准备随时向张家口附近出击，协同华北第三兵团阻止敌人逃跑；一是命令东北野战军：“望你们立即令各纵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廿一日或廿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并争取使中央军不战投降（此种可能很大）。”⁽¹⁵⁷⁾

翌日，林彪接电后遵令动员部队于22日出动（后因具体困难，经军委同意改为23日出发），同时建议，由东北第二兵团于24日包围唐山、滦县，拖住敌人，等候主力到达。但军委考虑到“傅作义的指挥能力较卫立煌等人为强”，担心过早包围唐山会迫使傅作义集中全力接出唐山守军后由海路南撤，因此要东北野战军推迟包围唐山的行动，并要求东北野战军先以五个纵队秘密入关，不走山海关而走热河进喜峰口、冷口，与东北第二兵团协同同时隔断北平、天津间，唐山、天津间，天津、塘沽间的联系⁽¹⁵⁸⁾。从22日起，军委在林彪等建议包围一部敌军的基础上，调整策略，先后命令华北第三兵团于25日从现地出发，切断平张联系，包围张家口，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26日从曲阳出动，进抵涿县、涞水间待命，必要时加入平张线作战。27日又命令东北第二兵团于数日内在平谷地区集中，准备向延庆、怀来地区前进。军委对西线的整个作战意图是：“如果杨成武包围了张、宣之敌，而怀来、北平之敌向张、宣增援时，则程、黄从蓟县，杨、罗、耿从涿县附近迅速西进切断平、张，协同杨成武歼灭该敌。”军委谆谆嘱咐上述三兵团：“你们任务是务必包围几部敌人，以便调动东面敌人西援，故不重在歼灭，而重在包围。你们包围几部敌人之后，紧紧筑工围好，不使跑掉，至要。”并令程子华、黄志勇统一指挥平张战役⁽¹⁵⁹⁾。至此，毛泽东经过周密的考虑，终于作出了抑留傅作义集团在平津地区的决策，布下了天罗地网。

三　平津之围与接洽和谈" class="reference-link">三　平津之围与接洽和谈

11月29日，杨成武率华北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外围发起进攻。张家口守将、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发现杨成武兵团从绥远回师攻击，深感局势严重，要求傅作义派兵增援。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率三个纵队，战力有限，攻击保定的华北第七纵队这时减弱了攻击，使守敌第一〇一军的第二七二师得以于11月22日安全撤退。对于华北“剿总”来说，平津周围一时并无严重敌情。傅作义当时对张家口的撤退事宜尚未落实，张家口既出现敌情，于是即调主力第三十五军率二个师、怀来一〇四军一个师分乘汽车和火车增援张家口，于30日下午全部到达，同时，调在昌平的一〇四军主力到怀来，在涿县的第十六军移至昌平、南口一线，以确保平张路畅通。是日，杨成武部攻占万全、柴沟堡、沙岭子等地，对张家口合围。

12月1日起，在张家口一线，国民党军对解放军进行猛烈反击，解放军在强敌压迫下被迫后撤，张家口的局势趋于缓和。据第三十五军参谋长田士吉回忆：“三日，天气晴和，张家口附近无情况。”⁽¹⁶⁰⁾这几天的战况资料互有矛盾，但三十五军到达后，张家口各军没有受到严重威胁恐系事实。11月4日，傅作义飞抵张家口作军事部署，当时无重大战斗，主要是商讨从张家口撤退事宜。据孙兰峰回忆，傅作义说：“由于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我们要在此实行‘荣誉交代’。在张家口撤退时，除军用物资和机要档案尽行带走外，国家仓库的物资和其他财产要造具清册，留人向中共交代。但目前要秘密进行，以免搅乱军心。”⁽¹⁶¹⁾于是，傅作义只是关照说，“张家口是否撤退，何时撤退，等我到北平研究之后，再行电告”⁽¹⁶²⁾，而未作出撤退部署。对于第三十五军的使用方向则表示：“林彪进关尚需时日，这方面仅聂荣臻的部队。留下第一〇五军及原有部队，就能够应付裕如，第三十五军可于明日（五日）返平。”⁽¹⁶³⁾显然，傅作义对解放军的作战部署还毫无警觉。但等他回到北平后，12月5日，解放军东北先遣兵团在前进途中歼灭了密云国民党军第十三军两个团大部，引起了傅作义的警觉。同时，他又发现了东北野战军一部出现在喜峰口内外，平津形势趋紧，当晚即命令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但没有告诉他们密云出现的敌情。

当时，第三十五军十分麻痹，撤出张家口时，行动十分迟缓，直到6日午后，才上车起程。一路上经过沙岭子、宣化，畅通无阻，直到下花园附近才遭到阻击，道路已被破坏，通过后已到黄昏时刻，军长郭景云即命在鸡鸣驿宿营。解放军华北野战部队当时由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三令五申要华北第三兵团以一个纵队切断张宣联系，必要时加强阻击兵力，命令华北第二兵团于12月5日到达宣化、怀来间构筑阻击阵地，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即程黄第二兵团）向怀来、南口之线急进，要求各部坚决抓住并包围歼灭由张家口出逃的敌军。但华北第三兵团在敌军压迫下违令撤出了阻击阵地，而华北第二兵团至6日各主力纵队尚在向涿鹿、下花园前进途中。12月7日，毛泽东对华北第三兵团违令放掉第三十五军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严令第三兵团继续包围张家口敌军，不使逃跑，如果逃跑则坚决歼灭，不得违误；同时对华北第二兵团违误军委到达前线的时限提出批评，严令阻敌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¹⁶⁴⁾

这时，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尚未渡过大洋河，杨得志一面命令部队强行军前进，一面命令在新保安附近牵制敌人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第三十五军。郭景云没有料到敌情十分严重，7日夜攻入新保安后，仍命令部队休息，拂晓攻击，以为可以冲过小部队的拦截。8日晨，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到达新保安镇外，将新保安团团围住，9日，击退了敌怀来出援的第一〇四军及新保安出击的第三十五军的两面夹击，至10日，华北第二兵团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包围。同时，东北先遣兵团也于9日到达了康庄、怀来地区。在此之前，华北第三兵团歼灭了从宣化向张家口撤退的一个师，紧紧把张家口围住。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主力军，拥有的400辆汽车是傅作义灵活机动作战的命根子，为其所必救。毛泽东把三十五军包围住，也就使傅作义失去了资本，不可能再决心从北平经津塘南撤。果然，傅作义于9日命令张家口的第一〇五军、怀来的第一〇四军东西对进，增援新保安。虽然，一〇四军攻至马圈与三十五军可以遥遥相望，但在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面前，不敢力战，无法会师。9日晚，东北先遣兵团对康庄第十六军发起攻击，至10日歼灭其主力，占领康庄。第一〇四军后路受到威胁，被迫撤退，至11日，在横岭、白羊城一带被歼灭大部。由于北平空虚，傅作义不得不将第九十二军、九十四军、六十二军等部调入北平地区，担任守备任务。傅作义的指挥空前凌乱，他已无力控制战局了。

在解放军华北军区部队包围傅作义部主力的时候，东北野战军正日夜兼程向平津挺进。12月7日，林彪遵照军委命令先期率指挥机关到达蓟县以南的孟家楼，由于大军入关已无秘密可言，命令最后尾三个军（解放军统一番号，纵队已改称军），经山海关入关。12月11日，毛泽东就平津作战，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包围、隔断华北“剿总”系统的所有部队，并命令解放军华北部队归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统一指挥，基本方针是：“从本日起的两星期内（十二月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¹⁶⁵⁾对于傅作义的和谈，则着眼于在军事上牵制住他，而不是在政治上和他讨价还价：“傅作义代表正在由涿州来平山途中，我们仍本前告策略和他谈判，要他抓住中央系各军不放，便于我先解决中央系。”⁽¹⁶⁶⁾

在解放军部署的同时，傅作义鉴于形势严重，也赶紧收缩兵力，先期放弃南口、昌平、通县、宛平、唐山、芦台、汉沽诸点，实行分区防守，以第四兵团司令官李文兼北平城防司令官，以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兼津塘防区司令官。为加强津塘力量，从唐山一线撤下的第八十六、八十七军调到塘沽、天津，将调到丰台的第六十二军主力调回天津。平津局势危急，蒋介石命徐永昌到北平传达自己的意图，说服傅作义南下。13日下午1时，徐飞抵南苑机场，但通往城内的道路已十分危险，无法与傅作义见面，只好通电话。蒋介石要徐转达的意见是：“一、北平二百万人口，设被围，决难持久，所以，只可留一后卫，其余集津沽出战皆易。二、切嘱宜生勿太焦急，革命不是定要在某一地，勿以社会感情、当前毁誉与患得患失之心而左右应当决定的大计。三、准备失败不败。”等等。傅作义向徐永昌陈述说：“敌已准备分段截击平津线，几日前即无法转移矣。且新保安等地被围之军，亦不好弃绝。”徐永昌未能说服傅作义向天津转移，当日即自南苑机场飞回南京⁽¹⁶⁷⁾。

与此同时，傅作义继续和中共接洽和谈。当时，中共地下党员、北平《平明日报》社采编主任李炳泉通过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和傅作义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天津《大公报》社记者傅冬菊自12月8日开始“劝说傅作义投降”，到10日傅作义提出条件如下：“（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谈判。”⁽¹⁶⁸⁾在争取北平和平解决的谈判中，傅冬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崔月犁回忆说：“我作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与傅作义谈判工作之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皇城根李中同志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总是高高兴兴地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同志，由刘仁同志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¹⁶⁹⁾据当时任苏联驻天津的副领事季托夫（A．Тцтов）回忆，北平解放后，傅东（即傅冬菊）告诉他说：“费了很大的劲儿才使父亲放弃自杀念头，并劝说他与中共方面开始和平谈判。北平地下党和她建立了联系，指挥她动作。按照地下党的指示，她告诉父亲，自己是中共不公开的党员并与北平地下党有联系，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建议他就停止军事行动开始和平谈判。此前，据傅东说，她父亲的态度有点儿冷淡，长时间的沉默，看得出，他仍像从前一样认为，共产党不会饶他，最好的下场是审判后将他关进监牢，这种后果他不能接受。后来，经过长时间思考后，他问傅东，怎么才能保证与他保持联络的现地下党人不是国民党特工机关的间谍呢，同时，他指出，在共产党员中也有这种间谍。傅东说，看来他担心，蒋介石的特工机构是否在用这种方式来检验他的可靠程度。由于和傅东保持联系的几位地下党员，早先她都不认识，因之，傅作义坚持认为，傅东办事不牢靠。在这种情况下，她告诉父亲，自1948年秋便秘密地与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副领事保持联系，并告诉了他与副领事几次谈话的内容。傅东说，直至这时，她的父亲才有些放心，而后又思考了一阵子才同意与中共和平谈判。”⁽¹⁷⁰⁾当然，从前面所述，傅作义和中共的联系，并非只有一个渠道。

就在接洽过程中，东北野战军迅速进迫平津。12月14日，西路解放军各部分别占领南口、宛平、丰台、通州、黄村、采育镇，切断平津联系，完成对北平的包围，17日又攻占石景山和南苑机场。傅作义曾极力企图重占丰台、南苑军事要地，但均被解放军击退。至20日，东路解放军先后占领唐山、军粮城、咸水沽、杨柳青、杨村等地及张贵庄机场，堵绝了傅作义系统的海上退路。解放军兵临城下，傅作义完全失去了和谈的资本，在军事上已毫无办法，在和谈上也没有眉目，“心里着急，神经错乱，每日啃扫帚”⁽¹⁷¹⁾，对自己军事失策十分懊悔，痛苦达于极点。《郭汝瑰日记》说：“郑（长海）告余，此次华北失败，主要在傅宜生不肯早放弃张家口。及共军攻三十五军又违背作战方针，派兵西进，逐次增加，以后凡有人论及此点，傅宜生辄自打嘴巴，以致人不忍再提此事云。”⁽¹⁷²⁾14日晚，他作出让步：“（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¹⁷³⁾同时，不得已主动派《平明日报》社长崔载之和李炳泉出城，准备前往石家庄，希望见到毛泽东，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塘全线和平解决。但崔李两人遭到解放军的拦截，被送到东北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翌日20时，纵队指挥员向林罗谭发电报告了此事，16日8时，林罗刘向军委转报了十一纵来电，同时令将崔李两人送到平津前线司令部附近，由参谋处长苏静接待，开始接触。⁽¹⁷⁴⁾但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傅作义要求减轻军事压力的让步不能信任，认为“很可能是因为我军十四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猝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争取布防时间，其中第二条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军委指示林罗刘：“对傅作义代表谈判内容以争取敌人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这里不是指起义——引者），但是达到这个目的可以运用某些策略……我们应试图利用傅作义及其集团内大批干部，对于自己的生命财产危险的恐惧，可以考虑允许减轻对于傅作义及其干部的惩处，和允许他们保存其私人财产为条件，而以傅作义下令全军放下武器为交换条件。”⁽¹⁷⁵⁾19日，刘亚楼根据军委的指示精神和崔载之、李炳泉进行了初步谈判，双方所提条件差距极大。

在接触和谈期间，解放军加紧了军事部署，华北第三兵团为应付张家口守敌突围，要求增加兵力，16日，林彪等同意将在南口的东北第四纵队，全部开赴张家口，归杨、李指挥。20日，东北野战军切断了天津守敌的退路之后，军委即命令华北第二兵团向新保安发起攻击。21日，华北第二兵团即扫清外围据点，22日晨7时发起总攻，至17时即结束战斗，全歼守敌，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杀。23日，张家口守敌看到自己已经孤立，即行突围，受到解放军的坚强阻击，部队突出大境门后陷入一条狭长的山沟里，遭到解放军的围歼，全军覆没，仅少数骑兵突出重围，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走小路逃脱。

这时，崔载之通过电台向傅作义作了初步谈判经过的报告，23日，在军事溃败之际，傅作义又向毛泽东发出了求和的电报：

毛先生：

（一）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

（二）为求人民迅即得救，拟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三）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

（四）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及糜烂地方，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望能顾及事实，妥善处理。余相信先生之政治主张及政治风度，谅能大有助于全国之底定⁽¹⁷⁶⁾。

傅作义在这封电报中，并未改变政治立场，仍以为人民自居的姿态，对毛泽东施加政治压力，在军事上要求解放军后撤，这都是同中共中央军委迫傅作义放下武器的基本方针相冲突，因此，不能为解放军所接受。崔载之为此十分着急，连电傅作义，劝傅不要发通电，否则谈不成。傅作义的联络处长李腾九署名给崔复电说“帮助成功者速成，不是依附成功者求自己发展”，仍求在政治上留有回旋余地，并令崔速回城汇报⁽¹⁷⁷⁾。25日，中共中央以权威人士发言的方式，宣布了43名战犯名单，把傅作义包括在其中，以剥夺其政治上的发言权。当时，傅作义对和谈的性质很敏感，他对他的参谋长说：“（一）和谈是不是投降？（二）不讲道德还能做人吗？（三）咱们过去的历史就完了吗？”鉴于双方差距太大，傅作义便嘱咐参谋长说：“你好好准备打仗吧！两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¹⁷⁸⁾北平和谈一时没有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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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3日条。

(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0日条。

(3)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68页。

(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13日条。

(5)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页。

(6)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70页。

(7)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52-155页。

(8)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71页。

(9)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52—155页。

(10)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3页。

(11) 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67页。

(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9日条。

(1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7月19日条。

(14)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9日，摘抄打印本。

(15)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6日，摘抄打印本。

(16)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7日，摘抄打印本。

(17)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20日，摘抄打印本。

(18) 《郭汝瑰日记》1948年7月17日，摘抄打印本。

(19) 《国民党政府国防部〈济南会战〉》，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等编：《济南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2-241页；又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军资料选编》第4册。

(20) 《敌战略部署摘记》，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复印件。

(21) 《改造官兵心理加强精神武装》（1948年8月3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2卷，第483-489页。

(2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8月7日条。

(23) 《国防部三十七年下半年度计划纲要》，转引自王道平等：《震撼世界的大决战》，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3页。

(24)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74页。

(25) 《郭汝瑰回忆录》，第295-297页。

(26) 《许谭兵团宜攻击济南分散敌人》（1948年7月1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14页。

(27)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六日报军委电》，《粟裕军事文集》，第371页。

(28) 《徐向前晋中战役总结报告》（1948年8月9日）。

(29) 《粟陈唐张钟给中央军委、华东局、中原局并告山东兵团、苏北兵团的电报》（1948年8月10日），《济南战役》，第55-59页。

(30) 转引自《刘邓各纵似以待机歼敌为有利》，《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82页。

(31) 《对攻济打援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67页。

(32)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9月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1页。

(33) 《毛泽东提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2月7日），《辽沈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9页。

(34) 《林彪关于决将敌堵留在东北各个歼灭致毛泽东电》（1948年2月10日），《辽沈战役》，第51页。

(35)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敌我形势和攻打长春的意见致毛泽东等电》（1948年4月18日），《辽沈战役》，第52-53页。

(36) 《毛泽东关于同意先打长春致林彪、罗荣桓、高岗等电》（1948年4月22日），《辽沈战役》，第55页。

(37)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进攻或围困长春方案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6月5日），《辽沈战役》，第66页。

(38)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战役》，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0页。

(39) 《中央军委关于先取锦州唐山再打承德张家口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7月30日），《辽沈战役》，第80页。

(40) 《中央军委关于对部队南下无期等问题的批评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8月12日），《辽沈战役》，第89页。

(41) 参王耀武：《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5-11页；《郭汝瑰回忆录》，第298页。

(42) 《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1948年9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页。

(43) 《关于攻济打援的作战计划问题》（1948年8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73页。

(44)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48页注（9），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北京）1981年版。

(45) 《华东野战军济徐作战预备命令》，《济南战役》，第80-84页。

(46) 转引自《粟裕给许谭并中央军委的电报》（1948年9月10日），《济南战役》，第91页。

(47)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页注（3）。

(48) 《济南战役的目的和兵力部署》（1948年9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页。

(49) 《攻济打援以按原计划进行为宜》（1948年9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9页。

(50) 《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12页。

(51)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5日。

(52)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6-17日。

(53) 蒋方宇：《吴化文起义始末》，《济南战役》，第522页。

(54) 聂凤智：《回忆解放济南战役》，《济南战役》，第486页。

(55) 蒋方宇：《吴化文起义始末》，《济南战役》，第522页。

(56) 《济南战役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20-21页。

(57) 《巴大维将军的报告》，《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上卷，第269页。

(58) 《郭汝瑰日记》1948年8月25日。

(59)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0日。

(60)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1日。按：根据中共情报：“据南京谍息，国防部已指定在营口登陆的作战计划，在这次作战中将有防御部队参加，并有招商局的船只保证军队的运输。被指定参加这次作战的各部队已有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国民党指挥机关对这次作战很重视。国民党军队登陆后，拟向沈阳西北方面冲击。假使他们不能在营口立足，那么，最低限度他们必须保证部队从沈阳地区撤退的走廊。”（中央军委9月3日电，《辽沈战役》，第96页）——笔者。

(61)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2日。

(6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预定作战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3日），《辽沈战役》，第97页。

(63) 《中央军委关于秋季作战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5日），《辽沈战役》，第100页。

(64)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锦榆唐及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7日），《辽沈战役》，第103-104页。

(6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对北宁线敌情估计及我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10日），《辽沈战役》，第110-112页。按：此电一开头即说“我们完全同意军委鱼十三时电的指示”，我们未见军委有鱼十三时电，而林彪等有致军委的鱼十三时电，军委申虞电即系对林彪等鱼十三时电的答复。据此，上述林彪等电中开头一句似应为：“我们完全同意军委对鱼十三时电的指示。”——笔者。

(66)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15日。

(67)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25日。

(68)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26日。

(69) 郑庭笈：《辽西兵团的覆灭》，《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22页。

(70)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59-160页。

(71) 彭杰如：《卫立煌到东北》，《辽沈战役亲历记》，第55页。

(72)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1页。

(73)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25-30日。

(74) 《中央军委关于攻占锦榆唐及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7日），《辽沈战役》，第104页。

(75)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0页。

(76) 《郭汝瑰日记》1948年9月30日。

(77)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日。按：据多种回忆，顾祝同系1948年9月29日回到南京，向蒋报告。但据《郭汝瑰日记》、《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顾与卫系于10月1日同赴北平，回忆有误。——笔者。

(7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65页，并参范汉杰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74页）。

(79)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日。

(8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3日。

(81) 杜聿明：《辽沈战役概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7-18页。

(82)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锦州地区作战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26日），《辽沈战役》，第127页。

(83) 《中央军委关于作战重心应放在攻占锦州、义县、锦西三点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9月29日），《辽沈战役》，第132-133页。

(84)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攻锦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29日），《辽沈战役》，第137页。

(8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仍攻锦州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3日），《辽沈战役》，第147页。

(86) 《中央军委同意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的部署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0月4日），参《辽沈战役》，第149-153页。

(87) 卢浚泉：《锦州国民党军被歼记》，《辽沈战役亲历记》，第85页。

(88) 范汉杰：《锦州战役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74页。

(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12日条。

(9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14日条。

(91) 廖耀湘：《辽西战役纪实》，《辽沈战役亲历记》，第167-170页。按：据廖耀湘回忆，前引蒋介石14日命令系在14日以前所发，他接获命令后于14日晨命令部队渡新开河，15日占领新立屯。如蒋的命令系14日发，廖部15日就不可能占领新立屯。据毛人凤1949年1月5日呈蒋介石的情报：廖耀湘“十日克彰武，十四日拂晓克新立屯，并进逼芳山镇”（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拓影本，《戡乱军事概况——东北方面》下一第16册，第600页）。又，林彪曾报告，国民党军17日占领新立屯（《辽沈战役》，第212页）。另据东北解放军《阵中日记》：“（10月17日）沈阳西进之敌，于今（十七日）十六时进至新立屯。”“（10月18日）昨占新立屯之敌，新一军、新三军今续向阜新前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1038-1042页）。杜聿明、廖耀湘回忆16日到新立屯视察，17日又似太晚。待考。——笔者。

(92) 侯镜如：《第十七兵团援锦失败经过》，《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47页。

(93) 《中央军委关于同意打长春第三方案及攻城、阻歼援敌作战方法等问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6月7日），《辽沈战役》，第69页。

(94)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预定作战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9月3日），《辽沈战役》，第97-99页。

(95)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防长春敌突围部署致第一兵团等电》（1948年9月29日），《辽沈战役》，第135页。

(96) 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0页。

(97) 《郭汝瑰日记》1948年8月21日。

(98) 《郭汝瑰日记》1948年8月21日。

(99) 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100)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周桓关于长春难民出城的处置致萧劲光、肖华等电》（1948年9月11日），《辽沈战役》，第113页。

(101) 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504页。

(102) 郑洞国：《困守孤城七个月》，《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01页。

(103) 尚传道：《长春困守纪事》，《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92页。

(104) 《我的戎马生涯》，第506-508页。

(105) 《我的戎马生涯》，第510页。

(106) 《中共中央同意争取国民党军第六十军起义的方针致东北局等电》（1948年10月16日），《辽沈战役》，第193页。

(107) 《周恩来致郑洞国信》（1948年10月18日），《辽沈战役》，第205页。按：郑洞国回忆中未提是否收到周恩来的信。——笔者。

(108)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5日。

(10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15日条。

(110) 据廖耀湘回忆，杜聿明“要求我退到营口地区之后，再经盘山、沟帮子向北打，与他指挥的东进兵团在大凌河会师。我认为这一案可以实行”。按：这时杜似尚未得到蒋介石的授权指挥东进兵团，时间回忆有误差。参《辽沈战役亲历记》中廖与杜的回忆文章。——笔者。

(111) 参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29-31页。

(11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23日。

(113) 参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31页。

(114)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沈敌动向及我军对策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19日），《辽沈战役》，第212页。

(115) 《中央军委关于急速截断沈敌向营口退路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10月19日），《辽沈战役》，第217页。

(116)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打沈阳西犯之敌的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0月19日），《辽沈战役》，第216页。

(117) 《中央军委关于全歼廖耀湘兵团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及《中央军委关于以九个纵队分割包围廖耀湘兵团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9年10月20日），《辽沈战役》，第219-221页。

(118) 《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关于围歼廖耀湘兵团部署致各纵队等电》（1948年10月20日），《辽沈战役》，第223-225页。

(119)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1948年10月20日），《辽沈战役》，第230页。

(120) 《林彪、罗荣桓等关于乘敌撤退与敌决战致各纵队等电》（1948年10月23日），《辽沈战役》，第234-235页。

(121) 《中央军委关于再调部队南下阻敌向营口退却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0月25日），《辽沈战役》，第240页。

(122) 日期据杜聿明回忆（《辽沈战役亲历记》，第42页），《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为10月31日晨1时第五十二军各部开始登轮（第4册，第118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为11月2日到达葫芦岛（1948年11月4日条）。——笔者。

(12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1月9日条。

(124)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8日。

(125) 《望杨罗耿部歼敌十六军一部》（1948年10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74页。

(12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0月19日。

(127) 由竹生：《偷袭石家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128) 由竹生：《偷袭石家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1页。

(12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0月30日条。

(130)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3日；《郭汝瑰回忆录》，第343页。

(131) 日期据《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5日第2版报道。

(132) 《郭汝瑰日记》1948年11月5日。

(13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11月6日条。

(134)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3卷，第286页。

(135) 《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13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戡乱》第4册，第174-175页。

(137) 《郭汝瑰回忆录》，第344页。

(138) FRUS，1948，Vol．7，p．329．

(139) FRUS，1948，Vol．8，pp．189-190．

(140) 《北线敌情摘记》（1948年5月至10月），军事科学院图书馆藏。

(141) 《郭汝瑰回忆录》，第343页。

(142) 《中央军委关于对蒋介石、傅作义动向的分析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1月7日），《平津战役》，第52页。

(143) 《中央军委对尤重在抑留傅作义于平张津保地区致程子华、黄志勇等电》（1948年11月13日），《平津战役》，第57页。

(144) 参1948年11月15日至17日中央军委和前线将领间往来各电，《平津战役》，第60-69页。

(145) 侯镜如等：《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5页。

(146) 《郭汝瑰日记》1948年12月14日。

(147) 侯镜如等：《平津战役国民党军被歼纪要》，《平津战役亲历记》，第6页。

(148) 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中我的经历与见闻》，《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67-268页。

(149) FRUS，Vol．7，p．220．

(150) С．Тихвинский：Китай в моей жизн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т．4，1989，сtp．108-109．

(151)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3日。

(152)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4日。

(153)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11月13日。

(154) 《彭泽湘自述》，《党史研究资料（5）》，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155) 王克俊：《北平和平解放的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81页。

(156) 参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1页注。

(157) 参《中央军委关于防止敌人从平津张唐逃走的部署致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等电》、《中央军委关于东北野战军立即入关包围唐塘津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11月18日），《平津战役》，第70-71页。

(158) 《中央军委就推迟包围唐山和隐蔽入关问题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等电》（1948年11月20日）、《中央军委关于东北主力入关时间和路线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1948年11月21日），《平津战役》，第75-77页。

(159) 参中共中央军委1948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致前线将领各电，《平津战役》，第81-89页。

(160) 田士吉：《新保安战役经过》，《平津战役亲历记》，第61页。

(161) 孙兰峰：《张家口战役概述》，《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08-109页。

(162) 靳书科：《国民党军张家口被歼纪实》，《平津战役亲历记》，第137页。

(163) 靳书科：《国民党军张家口被歼纪实》，《平津战役亲历记》，第61页。第三十五军撤出张家口时间，据《毛泽东军事文集》为12月6日13时（第5卷，第337页）。——笔者。

(164) 《华北部队应遵军委命令阻敌东逃》（1948年12月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37-338页。

(165)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62页。

(166) 《关于平津地区的形势及部署》（1948年12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359页。

(167) 《徐永昌日记》1948年12月13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168) 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平津战役》，第177页。

(169) 崔月犁：《忆争取傅作义将军起义的经过》，《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540页。

(170) 季托夫：《回忆1948年我在天津认识的一位中国朋友》（米镇波译），《党史资料与研究》（天津）1996年第1期，第53页。

(171) 《平津战役》，第177页。

(172) 《郭汝瑰日记》1949年1月26日。

(173) 《平津战役》，第177页。

(174) 《平津战役》，第177页；又参苏静：《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25页。

(175) 《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的代表进行谈判的原则和策略问题的电报》（1948年12月16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49-50页。

(176) 《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1948年12月2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51页。

(177) 苏静：《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27页。

(178) 李世杰回忆，《平津战役亲历记》，第2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