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伐军东下与工人占领上海"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北伐军东下与工人占领上海

一　东进决策与占领浙江"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东进决策与占领浙江

按照北伐出师前的决策，打下武汉之后，本应北上河南，与国民军会师。对于长江下游地区，中共中央为避免和英帝国主义发生剧烈冲突，主张使该地区“成为纷乱局面，各军阀分头独立，帝国主义无法为一致的对付”，使北伐军能专力于向北发展⁽²⁸¹⁾。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提出，守住武胜关以南，不轻易与孙传芳开衅，也不轻易进入河南，而以主要力量统一西南，准备进攻奉系之军力⁽²⁸²⁾。11月8日，蒋介石与加伦商量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加伦认为：“如果现在继续向安徽、江苏前进，这事现在不是时候，并且危险。”加伦建议：利用夏超、周凤歧占领浙江，使江苏、安徽成为缓冲地⁽²⁸³⁾。11月9日，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讨论，决定改变攻克江西后不再东下的意见，主张完全消灭孙传芳的势力，“至于前进至浙江、安徽为止，抑直到江苏，则应视北伐军的实力及奉军南下的迟速而定”⁽²⁸⁴⁾。但是，这以后，中共中央的主张仍然动摇不定。

1927年1月1日至7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会上，蒋介石提出向长江下游进军问题。邓演达认为此举是蒋介石“欲在东南别开局面的政治问题”，因此持反对态度。加伦也表示：“用兵东南实在毫无把握，我也不知怎样计划才好！”⁽²⁸⁵⁾但由于蒋介石的坚持，会议决定对河南吴佩孚部暂取守势，对浙江、江苏、安徽的孙传芳等部取攻势。会议同时决定将北伐军分编为东路军、中路军和西路军三个作战序列。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第一、第十四、第十七、第十九、第二十六等军，分为六个纵队，分由闽、赣入浙。以主力进至浙西，一部集中浙南，进取上海，夹攻南京。

中路军：总指挥由蒋介石兼任，下分江右军、江左军两路。江右军：总指挥程潜，下辖第二、第六军及独立第二师等三个纵队，由赣东北进取南京（第六军由赣东入浙西，协助东路军）；江左军：总指挥李宗仁，下辖第七、第十、第三十三军三个纵队，由鄂东北进取安庆、合肥，侧击津浦路敌军。

西路军：总指挥唐生智，下辖第四、第八、第十一、第十五军等四个纵队，主力集中于鄂北及京汉路南段，一路集中于鄂东北，牵制河南方面敌军。

另以第三军为总预备队，主力集中于南昌，一部集中于九江附近，留守江西，策应全局，指挥官为该军军长朱培德。

首先告捷的是东路军。

东路军的作战部署是：在浙西，以主力由钱塘江西岸向杭州及余杭之敌进攻；另以一部在浙东由处州、温州方面消灭闽军周荫人残部。

还在1926年12月中旬，起义不久的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即奉命由衢州向富阳推进，以掩护东路军主力进入浙江。同月29日，孟昭月因镇压陈仪自治有功，被孙传芳任命为浙江总司令。他一面率领3个师向富阳逼进，一面派兵越过钱塘江，进攻第十九军陈仪余部；自福建败退浙江的周荫人则率领残部从处州进驻金华策应。当时，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主力尚在福建，在优势敌军进攻下，周凤歧部作战失利。1927年1月5日，被迫放弃富阳，退至龙游、衢州。同月，第十九军余部与周荫人等部作战不利，于14日在宁波附近突围，辗转向温州集结。

衢州位于钱塘江上游，扼浙、赣、闽、皖四省交通要枢，是浙江通向闽、赣两省的门户。1927年1月中旬，孟昭月等部分三路向兰溪、龙游、衢州方向推进，企图围攻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孟昭月亲到严州（今建德）督战。为此，东路军入浙部队不得不电请总司令部迅速增援。

何应钦接获浙中作战失利、敌军乘势西进的报告后，即电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告以须待2月初旬，肃清福建残敌后才能进军浙西，在不得已时，可退守浙、赣边境仙霞岭之线，在江山、常山一带择要固守，待本部主力到达后，再采取攻势，以免为敌各个击破。当时，白崇禧已进抵江西横峰县南的河口镇，接电后即令前方各部集中龙游、衢州之间，后续的第四、第二十一师集中于常山附近。同时复电何应钦，请速率在闽各部队进兵浙江⁽²⁸⁶⁾。

1月20日，白崇禧到达衢州，召集在浙各将领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敌军节节进迫，已深入金华、兰溪、龙游地区，衢州无险可守，为使东路军安全集中，必须占领严州以西地区。如久处衢州附近，坐等闽中部队到达，不免坐失良机；而且，众多部队云集，给养负担日益沉重，也非久计。会议期间，蒋介石来电告知：皖南陈调元、王普已表示与我合作，侧背威胁减轻，尽可全力对付当面之敌⁽²⁸⁷⁾。蒋介石还表示：衢州为战略要点，战守由白崇禧自决⁽²⁸⁸⁾。

为此，东路军前敌指挥部决定：不待由闽入浙部队集结，即转守为攻，分兵三路，以一部沿衢江南岸，而以主力沿衢江北岸，攻击金华、兰溪方面的敌军，将其主力包围于兰溪、寿昌地区间消灭，进而占领浦江、严州。

1月27日，进攻开始。中路第一军刘峙部第二师占领衢江南岸的龙游。29日拂晓，三路同时动作。右路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攻占汤溪；中路第一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占领衢江北岸的洋埠、游埠；左路第二军鲁涤平部则在永昌、诸葛、寿昌之间与敌军形成胶着状态。2月1日，中路军先遣部队占领兰溪。2日，周凤歧部占领金华。同日，白崇禧亲率第一、第二、第二十一师增援左路军，守敌退却。3日，各军相继占领浦江、严州，淳化、桐庐等地，向杭州推进。

孟昭月由兰溪败退杭州后，整饬部队以谋反攻，孟本人亲至富阳督战。11日，分两路向东路军反击，一路进攻桐庐，一路进攻诸暨。经五昼夜激战，孟昭月部误以为内部反戈相向，故“向后崩溃，自相践踏”⁽²⁸⁹⁾，纷纷向富阳方向溃逃。16日，中路军击败孟昭月部，进占富阳。与此同时，左路鲁涤平部进占临安、余杭，右路周凤歧部占领诸暨、萧山。此役俘虏敌军八千多人，并缴获大量军用品⁽²⁹⁰⁾。

富阳、余杭、诸暨等地相继被东路军占领，杭州失却了保护屏障。孟昭月从前线逃回后，勒索钱款三百余万元。17日晨，同周荫人、孙传芳的总参议王葳桐、代理浙江省长蔡朴率万余人仓促撤离杭州，退往松江、嘉兴一带⁽²⁹¹⁾。18日，东路军克复杭州⁽²⁹²⁾。

浙江战事紧张进行之时，何应钦指挥东路军第四、第五、第六3个纵队由福建进入浙江，分左、中、右三路向江山、处州（今丽水市）、温州进兵。第四纵队于2月17日抵达江山。第五纵队于17日进抵金华，继续向诸暨推进，协同第二十六军占领绍兴。第六纵队于2月12日进抵温州，随后，又到达台州、奉化。21日，占领浙东水陆交通中心宁波⁽²⁹³⁾。

至此，浙西、浙东之敌基本上被消灭。东路军仅用了约二十天时间，即占领整个浙江。孟昭月等部主力的被打垮，使孙传芳联合奉、鲁，以浙江为基地实行反攻的计划彻底粉碎，为北伐军进攻江苏、安徽，夺取上海、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即已议决于浙江设立临时政治会议，并任命张静江、周凤歧、韩宝华、陈其采、经亨颐、宣中华、蒋梦麟、蔡元培、褚辅成、戴任、马叙伦等11人为委员，以张静江为主席。张时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未到任前，由蔡元培代理⁽²⁹⁴⁾。1927年1月3日，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在宁波成立，因孙军进袭宁波而暂时疏散。东路军克复杭州后，各委员陆续抵达。3月1日，通电各界，宣布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开始执行职权⁽²⁹⁵⁾。

二　收复安徽与攻克南京" class="reference-link">二　收复安徽与攻克南京

东路军占领浙江后，孙传芳以其残部二万余人部署于松江、青浦及吴兴、宜兴一带，企图守住江苏，与国民革命军作最后较量。奉军、直鲁军为确保上海、南京，也兼程南下，增援孙传芳。张学良亲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2月23日，张宗昌抵达南京，与孙传芳商定：孙部担任松江前线防务，直鲁军以3万兵力进驻南京、镇江、常州一带，防守沪宁线西段，协同孙军扼守淞沪，并设安国军苏鲁联军总司令部于南京⁽²⁹⁶⁾；张宗昌另命直鲁军第五路总指挥兼第八军军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舰队到上海，以增强防卫力量。

2月25日晚，孙传芳、张宗昌在苏鲁联军会议上决定：孙军已苦战数旬，士卒劳苦不堪，即日起调回后方休整，由直鲁军担负淞沪前线防务⁽²⁹⁷⁾。27日，孙传芳、张宗昌同赴松江前线视察，商讨苏、鲁军反攻事宜⁽²⁹⁸⁾。

当时，孙军内部已呈严重不稳和分裂状态：第十五师师长刘宝题于2月20日在徽州起义，就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三军军长兼江右军第四纵队指挥官职；第六师师长陈调元、第三旅旅长王普在皖南加紧同北伐军联系⁽²⁹⁹⁾，上海防守司令、第九师师长李宝章派员赴杭州输诚，接受第十八军军长的委任；驻沪海军宣布与孙传芳脱离关系，正式加入国民革命军⁽³⁰⁰⁾。这种情况，说明孙传芳军阀集团已经处于日暮途穷的境地。

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于2月23日到达杭州。同日，北伐军占领嘉兴。25日，召开军事会议，白崇禧以及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А．И．Черепанов）等人出席。与会者认为，苏、鲁军云集沪宁线，恃铁路运输之便，可以东西照应，因此应首先截断沪宁线，使其首尾不能相顾，并造成北伐军东可攻上海、西可袭南京的有利态势。基于上述分析，会议决定：一、以白崇禧所属第一、二、三各纵队沿沪杭路，攻取上海；二、以何应钦所属第四、五、六各纵队及拨归东路军指挥的中路军第二军，自浙江长兴进入江苏，进攻沪宁线上的常州、丹阳，然后以一部东攻无锡、苏州，以主力西向，与江右军会攻南京⁽³⁰¹⁾。

3月10日，何应钦赴浙、皖边境的泗安督师。孙军郑俊彦、白宝山部在江苏宜兴、溧阳等地布防。16日，东路军第四纵队冯轶裴部占领溧阳。17日，第五纵队赖世璜部攻克宜兴。21日，占领常州，切断沪宁线，同日，何应钦命赖部东攻无锡、苏州，会合白崇禧所部进攻上海；命冯轶裴等部西攻南京。

当东路军节节胜利之际，中路军也势如破竹，顺利进展。

2月中旬，中路军江左、江右两军同时东进，分别向皖南、皖西进军，其战略目标是：夺取安庆，攻略芜湖、合肥，会攻南京。

江右军按原计划分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指挥官由程潜兼任，下辖第六军的第九、第十七、第十九各师；第二纵队指挥官为鲁涤平，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各师，暂归东路军指挥，由赣东攻击浙江，会攻沪宁线。第三纵队指挥官贺耀组，下辖独立第二师。

江左军也分三个纵队。分别由李宗仁、王天培、刘佐龙兼任指挥官。

2月15日，江右军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分别自九江和景德镇出发。20日，江右军推进至安徽至德（今并入东至县）祈门一线。同日，江左军的第七军自鄂东抵达皖西的太湖。两路军队都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陈调元和孙传芳貌合神离。安徽名义上属于五省联军统治，而实际上自成体系⁽³⁰²⁾。孙传芳在江西战败后，陈调元即向北伐军方面谋求出路。1926年11月24日，陈调元密派代表到南昌与蒋介石接洽⁽³⁰³⁾。1月27日，第十五师师长刘宝题向革命军输诚。革命军入皖后，刘即于2月20日在徽州率部起义，被任命为新编第三军军长兼江右军第四纵队指挥官。安徽形势的变化引起张宗昌的惶恐和不安。2月28日，张与孙传芳商定：孙军撤往江北，以后前线军事由直鲁军负责；命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郑俊彦为安徽总司令（未到任前由直鲁军第七军军长许琨代理），以加强该省军事防务⁽³⁰⁴⁾。3月1日，张宗昌、孙传芳因陈调元、王普两军态度不明，将陈在浦口、蚌埠的部队缴械。4日，陈调元、王普、叶开鑫相继易帜，宣布加入国民革命军，分别就任第三十七军军长兼北路总指挥、第二十七军军长及新编第五军军长等职，至此，长江北岸重镇安庆及皖南大片地区不战而定⁽³⁰⁵⁾。

芜湖、当涂系皖南交通枢纽，通往南京的要道。3月6日，程潜指挥第一、第三纵队由水陆两路进攻芜湖。当日下午4时许，前锋抵达芜湖附近，直鲁军未敢阻击，即向当涂方向撤退，江右军占领芜湖⁽³⁰⁶⁾。15日凌晨，程潜继续指挥第一、第三纵队进攻当涂，直鲁军第四军第五师孙宗先部三个旅八千余人扼河防守。16日，程部水陆并进，迅速肃清当涂外围据点。17日，直鲁军败退，江右军占领当涂，打开了进入江苏的大门。

与此同时，由李宗仁指挥的江左军也推进到皖中，控制津浦南段及合肥、六安、蚌埠等城市。

这样，东路军、中路军从苏南、皖南、皖北方向直接威胁南京，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当时，张宗昌正在徐州、蚌埠间指挥作战，坐镇南京的孙传芳见形势危急，将其总部移往扬州，由第六军军长褚玉璞指挥直鲁军十万余人及白俄兵一团守卫南京⁽³⁰⁷⁾。

东路军和江右军共同担任会攻南京的任务。3月20日，程潜命令所部发起总攻。21日，贺耀组部攻克秣陵关、陶吴镇；第一、第二纵队分别攻占江宁镇与龙都镇。22日，第二纵队攻占淳化镇。同日，东路军占领镇江⁽³⁰⁸⁾。至此，南京外围各重要据点的敌军基本肃清，兵临石头城下。

23日，程潜率江右军各纵队乘胜围攻南京城。第二纵队第四师进迫中山门、光华门；第三纵队击溃将军山、牛首山、韩府山之敌后，向武定门、通济门进攻。第一纵队占领雨花台后乘胜进逼中华门⁽³⁰⁹⁾。褚玉璞眼见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不敢再行抵抗，决定放弃南京。当日中午时分，直鲁军由下关抢渡，撤往浦口，遭到北伐军截击，死伤甚多。由于混乱拥挤不堪，许多官兵堕水溺毙。直鲁军大刀队在溃退时，沿途砍杀居民，将头挂在电线杆上，惨不忍睹⁽³¹⁰⁾。同日午后6时，第六军第十九师突破中华门，冲入南京。次日晨，程潜指挥第二、第三纵队占领南京全城，俘虏直鲁军四千余入，缴获步枪三万余支，大炮、机枪约百门、挺⁽³¹¹⁾。

南京攻克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24日通过吴玉章、林伯渠的提议，成立江苏省政务委员会，推举李富春、侯绍裘、张曙时、李隆建、江董琴、顾顺章等11人为委员。

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class="reference-link">三　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1927年1月上旬，北伐军制订出对长江下游的作战方针。东路军由赣东、闽北进入浙江，攻打沪、杭；中路军由长江两岸进攻皖南、皖西，而后会师南京。中共上海区委为配合北伐军，于2月16日开始，积极准备以工人为主体的第二次起义，健全和充实职工运动委员会、学生委员会、妇女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等组织，以加强对工运和民众运动的领导。17日，北伐军进逼杭州，守敌望风披靡，弃城而逃。捷报传来，上海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租界当局和防守司令部加强戒备，从下午6时起实行戒严，节日期间民众燃放鞭炮也被禁止。

2月18日，上海总工会发布《为总同盟罢工的通告》：宣布经代表大会决定，于19日起，举行总同盟罢工，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通告》宣称：“此次总同盟罢工，全系政治性质，而非经济斗争，故在此次行动中，绝对不能有经济要求之提出，同时我们的目标是对付军阀，而非对付资本家，即希将此意通告全体工友为要。”⁽³¹²⁾19日，下达总同盟罢工令，要求全市工人在“令到之时，即刻行动，须有秩序、有组织的听候总工会指挥，无复工命令不得复工”⁽³¹³⁾。同日，总工会又发布《总罢工宣言》，提出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建立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权利等17项最低限度的总要求。

19日晨6时起，总同盟罢工开始。当天罢工人数约15万以上。20日，增至27．5万余人。21日，增至35万人。22日又增加万余人。罢工人数达到36万人以上。

据施英（赵世炎）记载：“罢工实现后，仅仅在六小时以内，繁华富丽的上海，顿变为死气沉沉的区域。全市电车停驶，轮船不开，邮局闭门，繁盛的百货公司停止贸易，一切大的制造厂停止工作，工场与作坊的汽笛回声唤不进一个工人入厂，只令马路上的巡捕与军警打起寒噤来。统治阶级由恐怖而愤怒了，于是屠杀的政策开始。”⁽³¹⁴⁾上海防守司令布告：“遇有煽惑罢工或阻止上工以及扰乱地方秩序者，一律格杀勿论。”⁽³¹⁵⁾华界和租界到处军警密布，李宝章的大刀队沿街梭巡，任意搜查行人，滥捕滥杀，将被斩决者悬首于电线杆上，或暴尸于地。浦东小贩口呼“卖饼”，兵士误听为“打败兵”，即用刺刀乱刺。这时的上海，一面是以工人为主力的广大市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奋不顾身，流血牺牲在所不辞；一面是封建军阀疯狂挣扎，杀人如麻。光明与黑暗两种势力又一次在十里洋场展开了激烈的生死搏斗。

这次总同盟罢工并未由中共上海区委正式决定，而是上海总工会自行宣布的，也没有把这次罢工作为“暴动的开始”⁽³¹⁶⁾。因此，罢工开始以后，没有指明这就是“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行动，没有把这种思想在民众中做广大的宣传，甚至于工人群众都不知道这次罢工是什么意义”⁽³¹⁷⁾。有整整两天，手无寸铁的工人、学生在街头横遭屠杀。工人死伤达百余人。

屠杀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在罢工的第三天（21日），工人区里的工人自发地同军警展开搏斗。也就在这一天，区委才决定“积极准备广大的群众的市民暴动”⁽³¹⁸⁾。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罗亦农、赵世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周恩来也参加了暴动的领导工作。起义的时间约定为22日晚6时，由海军先开炮，浦东工人上船拿取枪械，然后攻打兵工厂。正午12时，区委宣布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由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11人组成，其中共产党员四名，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强。

22日下午5时50分，停泊在高昌庙江边的建康、建威两炮舰开炮20余响，但因准备不周，没有几人去舰上拿取武器。在闸北和南市区，工人纠察队同军警发生了零星的战斗。

区委在发动罢工时，号召全市罢市，但遭到商界的拒绝。小商人害怕，大商人虞洽卿“一方面表示勇敢，一方面不满意”把他的名字列入革命委员会公布于报端⁽³¹⁹⁾。国民党党部也没有力量，至于三省联合会的那些知名人士这时已躲的躲，逃的逃，不见踪影。只有工人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然而，工人本身的组织与团结也不够，罢工后有许多工人回家去了，而敌人的力量却非常强大。总之，各种迹象表明，第二次武装起义不可能取得胜利。

23日，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停止暴动，由总工会下令复工。复工宣言明确地指出“现在的复工，非因退让而复工，是为准备更大的争斗而复工！”山雨欲来风满楼，1927年初的上海滩越来越骚动不安，“更大的争斗”即将呼啸而起。

四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与市政府的诞生" class="reference-link">四　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的胜利与市政府的诞生

当上海工人总同盟罢工的时候，东路军节节前进，于2月23日占领嘉兴，先头部队抵达松江附近。张宗昌和孙传芳急令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部南下，驻防沪宁线。毕氏的陆战队因受到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杨树庄驻沪舰只的阻挠，未能到达上海。3月初，驻防安徽的联军将领陈调元、王普等倒向国民政府，安庆、芜湖一带归入北伐军范围，联军内部瓦解，致使直鲁联军不能大批南下。9月，张宗昌、孙传芳共同委任毕庶澄为淞沪防守司令，李宝章部让防，开往江北通州。其后，因铁路工人罢工，毕氏在沪宁线上的部队首尾不能呼应，防务相当虚弱。

此间，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增派军舰来沪。到3月中旬，黄浦江停泊外舰多达39艘，官兵8200余人⁽³²⁰⁾，随时准备登陆，以加强租界的殖民统治。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于下令复工，结束第二次起义的同时，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扩大并充实市民公会，并宣传市民政权”。尤其重要的是这次会议成立了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何松林（汪寿华）等八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也称特务委员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五人军事委员会和以尹宽为首的五人宣传委员会⁽³²¹⁾。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心再接再厉，借助于北伐军进军上海的声势，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推翻军阀统治，建立市民政权。因此，第三次起义依然沿用了响应北伐军这一口号。

当时，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对蒋介石等都保持着警惕。罗亦农认为：“北伐军一来，江浙两省必有绝大反赤局面。”⁽³²²⁾蒋介石、白崇禧“一定要特别联合所有大资产阶级、银行买办、流氓、政客等攻击CP”⁽³²³⁾。因此，怎样防止将来的“反赤局面”，怎样对付“已成为反动势力的中心”的蒋介石，是共产党人在推翻封建军阀政权时所面临着的另一严峻课题。上海区委认为，现在如果公开倒蒋，蒋必益发反对CP⁽³²⁴⁾，因此，应“不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CP与KMT的争斗，无论在任何争斗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而且共产党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们去助他”。现在“只能在口头上宣传”反蒋，“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名字”⁽³²⁵⁾。陈独秀认为，“将来上海的局面，必为右派与民众争斗剧烈之地，我们要能拿住中小商人，为将来争斗时之具”⁽³²⁶⁾。总之，共产党希望尽力团结争取中、小资产阶级，实行武装起义，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市民政权，使北伐军一踏进上海，便面临着既成的革命局面，从而遏止蒋介石的反动。可见第三次武装起义和自治运动，含有互相矛盾的双重任务，即既响应北伐军，又防止蒋介石、白崇禧所率领的北伐军反赤。后一任务隐蔽在前者中，统一于当前的推翻孙传芳统治这一中心任务。

特别委员会是第三次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的最高决策机关。从2月24日至3月30日，它先后召开了31次会议，及时地汇总、分析上海党务、工运、青运、工人纠察队、国民党党务、资产阶级、帮会、军阀部队的兵力部署和对敌策反工作等各方面的情况，并迅速地制订出政策和策略，然后分头贯彻。

26日晚8时，陈独秀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对第三次起义和市民自治运动提出了纲领性的意见。他说：现在“要集中口号工作”，“群众的夺取武装”和“群众的开代表大会”具有同等意义。陈独秀认为：“市民代表会议，要各地方各区域都成立，成为一种权力，上海市政府即建筑在许多小政府上面。”陈独秀还针对上次总同盟罢工开始后未迅速转入武装起义的缺点，指出应该“为夺取武装，为开代表大会而罢工”。一旦开始起义，“无论是警察的、兵士的【枪】，一支二支都夺取”。根据这些意见，特别委员会经过讨论，作出了相应的决议⁽³²⁷⁾。

关于市民政府问题，陈独秀在28日的特别委员会上又指出：“北伐军来后，最重要的问题，即为市政府问题。我们要群众的，而他们必是领袖的。我们要选举的，而他们要委任的。此为重要争点，我们应赶快做代表的选举工作……预先选好，然后与他们讨论名单，结果就成为民选政府。”⁽³²⁸⁾陈独秀并提出，在市民代表会议里，“起码一半工人代表”。周恩来提出：“各产总都要派代表，且组织党团。”⁽³²⁹⁾中国共产党决心要在市民政权中争得它的领导地位。有关市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市政府委员的人选，都是由共产党提出初步方案，与有关方面协商确定的。

在拟定市民代表会议组织法时，区委与上海国民党当局发生了争论。国民党人士认为“现为军政时期，人民未训练”，“主张以市、省党部为市、省议会，不必再有代表大会”⁽³³⁰⁾。即使选举代表，也应“以区域为单位”进行，反对以职业为单位的选举法。他们惟恐“工人人数之众多，将来必难制胜”。共产党主张市民代表会议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是“国民革命的苏维埃”；“代表与民众应有直接的关系”，“无立法与行政的划分。革命的民众应该是随时自己立法，自己执行”⁽³³¹⁾。两种不同意见，反映出了国共两党对市民政权领导权的争夺。经过反复协商、讨论，由于共产党的方案已在着手实行，国民党的一些负责人才勉强同意了。

3月7日，上海特别市市民公会召开各团体代表大会，制订市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市代会分市、区两级组织。无论市或区代表均须由各工厂、各手工业工会、各店员大会、各农会、各商店、各学校、各自由职业团体直接选出。“非职业团体，均不得选派代表”。市代表会议的职权为：议决特别市市制；选举市执行委员；议决市捐税、预算、决算等事项。市执行委员选出常务委员，组织常务委员会，“总揽全市政务：执行市代表会议议决案，并分局办事”。区代表会议的职权为：选举区执行委员会，“议决本区一切应兴应革事件”。区执行委员会选出区常务委员，组织区常务委员会，处理全区事务⁽³³²⁾。

12日，上海市临时市民代表大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二百余团体，代表三百余人，推举孟心史、汪寿华、林钧等为大会主席。大会首先议决：“凡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工贼学阀、洋奴土贩以及曾效忠于帝国主义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均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然后选出执行委员31人，其中共产党员11人。大会宣言称：本会“受国民政府之节制，建设民选市政府”。“本会之责任，即在执行全市市民之意旨，接收上海政权”。本会对于反革命分子必“为民除害，决不宽容”⁽³³³⁾。

在市代会召开前后，南市区、浦东区、沪东区等也相继召开了区代表会议。

市代会的成立，不啻是对现政权的否定。但市代会若成为真正的政权机关，就必须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并有雄厚的武装作支柱。因此，在广泛宣传市代会的同时，上海区委还在夜以继日，或公开或秘密地准备武装起义。

这些工作有：

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充实各级工会的领导力量，为武装起义奠定坚实的阶级基础。区委将全市产业工会划分为17个产总，加强统一领导。到3月中旬，有组织工人又增加10万人，新工会可成立150个。

建立上海总工会纠察委员会，统一领导纠察队的扩充和训练工作，教育队员明确起义的政治目的；训练队员应具备的条件，如随机应变、坚守任务、态度镇静、动作敏捷等；掌握巷战技术，如怎样联络、冲锋、缴械；懂得各种武器的使用及效力等等。到第三次起义之前夕，纠察队员发展到约五千名。

秘密购置枪械弹药。

联络商界保卫团和帮会势力，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

各区制定详细的巷战计划。

建立宣传队，进行广泛的宣传。区委通过四百个演讲队⁽³³⁴⁾、《区委每日通讯》和总工会机关报《平民日报》秘密地或公开地向工人、市民讲解革命形势，宣传党的任务和政策。

迅速地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自1月10日到3月14日，上海市共产党员从3075名猛增至4400名⁽³³⁵⁾。

改组国民党省、市党部，大力发展国民党员，壮大左派队伍。

千头万绪、繁重异常的起义准备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分工领导下进行的。5日，周恩来向特别委员会汇报，武装起义的“各方面动作，已预备好，集中力量在闸北”，“随时随地夺取武装”。但究竟哪一天起义，对此，特别委员十分慎重，多次讨论。最后，由陈独秀归纳了三条：“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今汇丰路）与北站兵向苏州撤退。三条有一条就决定发动。”武装起义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何松林、陈独秀指挥⁽³³⁶⁾。

19日午后1时，北伐军进逼松江，武装起义时机成熟。与此同时，共产党人也越发感到北伐军来后可能出现的危险局面。陈独秀说：“将来上海武力是蒋介石【的】，民众是CP【的】……现在我们只有工人群众，尚有许多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等很多群众未发展。我们如果有很大多数的民众对他示威，他也或许能够让步。所以我们在这一礼拜以内要特别发展国民党员”，以便“将来对付右倾军阀，可用党员大会来解决”⁽³³⁷⁾。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坚决起来做民众政权的运动，能拉住民众自己的力量，与武汉的民众遥为应援，共同合作，未始不可以抵制右倾力量的开展”。又称：我们在民众政权中，“应完全取得领导的地位，丝毫不能退让，以为革命成功之保障”⁽³³⁸⁾。

同日下午3时，罗亦农召集各部委、产总负责人联席会议，下达第三次武装起义预备动员令。起义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市民革命政权；打倒一切反动派等。

20日晚，北伐军占领近郊龙华镇，奉令停止前进，期待直鲁军投降。

同日午夜十二时，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召集特别紧急会议，一致决议于21日正午12时开始总罢工。各工会“因准备之长久，宣传之普遍，工友之觉悟”，在接到命令以后，于短暂的3小时内便实现了全市总同盟罢工，参加工人不下80万。各商店也同时休业⁽³³⁹⁾。

工人罢工以后，立即拥向街头，租界里的工人迅速进入华界。武装工人在前，徒手工人随后，按既定的作战方案，勇猛地冲向各敌占据点。伟大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了！

起义在7个区同时举行。南市区：以法商电车公司和铁路工人为主，以救火会的钟声为信号，首先打下警察厅，再攻南火车站，然后集中力量攻打兵工厂，缴获了大批枪械弹药。虹口区：首先由电力、纺织与金属工人发难，夺得警署及枪械，继而镇压捣乱的流氓。浦东区：各厂工人群起响应，先扑攻残害工人的第三警察署，然后扫除游巡队，收缴由前线溃败下来的鲁军枪械。吴淞区：由铁路工人、铁工厂工人和纱厂工人围攻溃逃的毕庶澄败兵。在沪东区、沪西区、闸北区，也都以工人的队伍为主，他们首先攻打的也是各区的警察署。

在巷战中，市民积极支援工人。或直接参加战斗，或主动借木板、砖头、布袋，与工人一起构筑街垒。小饼店店员做馒头供应工人。当天晚上，7个区的警察署都被工人拿下，俘获2000名警察。这时，只有闸北区的敌人尚在负隅顽抗。于是沪东、沪西工人纠察队纷纷向闸北集中，进行支援。

闸北区的敌人是正规军，武器配备齐全，有机枪、大炮、装甲车，还有一支精于作战技术的白俄雇佣军，伙同军阀部队固守北火车站、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和天通庵车站三个据点。北火车站的南面是公共租界，由帝国主义军队把守，工人无法从正面进攻。附近的民房也被敌人烧毁，工人在进攻时没法得到掩护。这时，周恩来将总指挥部迁到闸北第五警察署的所在地，亲临火线指挥。他针对三个据点采用不同的战术。对北火车站，暂取守势；对商务俱乐部，围而不打；先解决天通庵的敌人。22日下午4时，工人先后攻克天通庵和商务俱乐部，然后集中全力，猛攻火车站。到下午6时，终于拿下了火车站，约二千名鲁军逃入租界，后被缴械遣散。经过28小时的激烈巷战，上海工人全部占领华界地区，赢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川沙、南汇、奉贤三县的起义也同时取得胜利。

22日上午9时，当闸北巷战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第二次市民代表大会开会，“出席代表非常拥挤”，“到会团体千余，代表四千余人，公推王晓籁、汪寿华、林钧三人为主席团”。会上由临时执行委员会推举白崇禧、杨杏佛、虞洽卿、罗亦农、汪寿华等19人为市政府委员，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汪寿华在会上提议“请北伐军火速来沪，剿灭直鲁溃军”。当日下午2时，上海市民召开欢迎北伐军大会，到会50万人，公推代表赴龙华，请白崇禧火速派出部队⁽³⁴⁰⁾。白崇禧按兵不动，第一军第一师师长薛岳自动请缨，但当薛岳部队到达闸北时，巷战已接近尾声。

23日，市政府委员召开第一次会议，选出钮永建、白崇禧、杨杏佛、王晓籁、汪寿华五人为常务委员，同时发布第一道命令：除武装工人纠察队外，24日上午10时全沪工友一律复工。

上海市临时市政府在巷战中诞生，是上海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因此在这个政权机关里不能不反映工人阶级的地位。十九名市政府委员中有九名是共产党员。它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上层）的联合政权。

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及市政府的诞生，都是在北伐军兵临城下、直鲁军败北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取得的。这种情况，一方面为武装起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却使资产阶级的态度发生变化。在第一、二次起义时，资产阶级还比较积极，他们有夺取政权的热情。但北伐军越逼近上海，他们的态度便越冷淡，认为大局已定，犯不着再去冒起义的风险。钮永建称：“松江已下，这样暴动就无对象”，“不要徒然牺牲”⁽³⁴¹⁾。中小商人的团体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议董也表示“不需要夺取政权”⁽³⁴²⁾。南市商会告诫称：“商家应守镇静态度，处此时局，任何政治行动，概不加入。”⁽³⁴³⁾有些人“不敢【做】市代表”⁽³⁴⁴⁾，认为如果要做代表，也得“俟党军来后做，否则恐引起误会”⁽³⁴⁵⁾。他们认为市民代表会议“是CP的”，“北伐军来时要解散的”。因此，有的当上了代表，也觉着是共产党把他“抬举出来的”⁽³⁴⁶⁾，心里既高兴，又害怕，不晓得将来究竟是祸还是福。共产党既然决心发动武装起义，而且所推翻的是封建军阀政权，所以资产阶级也就附合共产党的主张，但他们三心二意，左顾右盼，不时地把视线转向北伐军。

起义胜利以后，工会拥有一支两千四百多人的武装纠察队，这使资产阶级不禁毛骨悚然。在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商会、南市商会、闸北商会及银钱公会等举行联席会议，棉纺业巨子荣宗敬在会上说“工人手中一有枪械，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与会者一致赞成⁽³⁴⁷⁾。武装起义的胜利，使上海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固有的矛盾突出了。于是，资产阶级对市政府采取拆台手法。他们的代表人物虞洽卿和国民党人士钮永建、杨杏佛等先后有七人声明辞去市政府委员或执行委员的职务。

26日下午，蒋介石来到上海。沪上商界表示对蒋氏“一致拥戴”，“希望蒋氏对于商业有维持方法；而商界当与合作到底”，要求蒋氏实现关税自主和取消厘金。至于劳资问题，“惟求商界与总工会平等待遇，免受压迫”⁽³⁴⁸⁾。总之，资产阶级把他们对外对内的要求都寄希望于蒋介石。共产党在发动起义和筹组市政府的过程中，曾试图拉住资产阶级，而现在资产阶级却完全倒向了蒋介石一边。

29日，临时市政府召开成立大会，市政府委员举行就职典礼。当到会代表正在讨论“召集盛大之代表大会，欢迎蒋总司令案”的时候，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信，内称：“在此军事期内，一切行政处处与军事政治统系攸关，若不审慎于前，难免纠纷于后。中正为完成政治统系及确定市政制度计……务望暂缓办公。”⁽³⁴⁹⁾蒋介石的恐吓和资产阶级的拆台，使市政府各委员“不能实行职权”⁽³⁵⁰⁾，市政府完全瘫痪，动弹不得。

武汉国民政府虽然承认上海市政府的合法性，但不过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已。武汉国民党中央通电蒋介石及各军事长官，如有希图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者，即以反革命论，但鞭长莫及，无济于事。上海工人面对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和乔装打扮的“友军”，内有资产阶级叛离，外无农民群众援助，又一次地陷入孤立的困境。上海工人用生命换来的市政府，当它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便面临着被扼杀的命运。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的领导人认为：“在此时期，决难避免冲突。”我们“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³⁵¹⁾。工人纠察队孤守在湖州会馆，严阵以待，面对着一支更为强大的武装势力。

历史前进的步伐，有时缓慢呆滞；有时迅疾猛烈；有时迂回曲折。1927年上半年的中国政局正处于变幻多端、扑朔迷离之际。为时不久，上海就发生了血腥的“四一二”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