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内冲突的焦点——东北

第一节　东北局势的演进"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东北局势的演进

一　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企图" class="reference-link">一　国民党接收东北的企图

东北面积占全国的七分之一，人口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可耕地面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铁路长度占全国的一半，可谓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尤其是东北工业，在中国并不发达的工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据1943年的统计，东北的钢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90％左右，煤产量占一半，发电能力和水泥产量占三分之二以上，在全国举足轻重。自“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被日本占领，国民党势力无法插足，而随着日本对东北统治的日趋严酷，中共在东北的活动也受到压制。尽管如此，东北在国共两党斗争中的重要性是双方都不会忽视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接近胜利，国共双方都开始考虑战后东北问题。蒋介石曾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¹⁾的确，国民党如据有东北，不仅可以占有东北的工农业资源，而且可以对中共的主要根据地华北构成合围之势，战略上将占据极大的优势，这也是国民党忍辱负重签订中苏条约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还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已经开始了战后接收东北的准备工作。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是政学系。当时，在熊式辉任局长的中央设计局下面成立了一个东北设计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东北接收问题，由沈鸿烈主持。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改组后方东北各省政府，作好接收准备；训练接收干部；处理好对苏对共关系⁽²⁾。在此之前，张群、熊式辉、吴铁城等人在重庆多次讨论过东北问题。他们认为，美国为了对日作战的胜利，一定会要求苏联参战，而苏联进入东北必然对中共有利，为了国民党的利益，他们提出了五点意见：一、为了便于复员并考虑到东北的具体情况，将东北划为九省；二、以三民主义为东北总的施政方针，保障人民自由，成立地方民意机构，实行民选，限制私人资本，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三、以一部分国军长住东北，作为军事基础，同时改编伪满军队，作为辅助；四、将日本在东北的公私企业收归国有，同时对东北进行有计划的开发，作为全国经济的基地；五、人事上避免一党专政色彩，争取中间派的合作⁽³⁾。这些建议实际上是以国民党东北施政方针的某种中立色彩换取苏联的支持，以确保国民党对东北的控制，但国民党战后在东北的施政并未能照这几项建议办理。

1945年6月9日，蒋介石召见熊式辉，指示对上海、平津、东北接收工作早为准备，并提出由熊负责上海，张群负责东北。然而政学系的如意算盘是，张群在中央运作，操控政局，熊式辉出任东北职务。因此，熊向蒋坚辞去上海的使命，而蒋确也离不了张群在中枢的谋划。最后，蒋同意由熊负责战后东北政治，张治中负责东北军事。但政学系不愿东北这块肥肉落到别人手中，便四下活动，终使蒋同意由熊“专任东北，文白任西北事”⁽⁴⁾。

日本宣布投降后，8月31日，国民党六届中常会第九次会议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一六九次常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并由国民政府公布，决定在长春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综理一切”，并“得就近指挥监督东北各省区内行政机关”（1946年9月22日改为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二个委员会，“分别办理行营区域内政治经济事务”；在长春设立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办理行营区域内交涉事宜”；同时决定东北行政区划改为九省：即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省（9月19日，立法院通过东北改划省区案，次年6月6日，正式公布各省行政区划）⁽⁵⁾。9月1日，熊式辉被任命为东北行营主任。其后，熊又兼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多为原东北知名人士和将领，以安抚东北人心），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何柱国为参谋长（后因何双眼失明，改任董英斌），组成了东北接收的一套班子。10月8日，关麟徵被任命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26日，关与因昆明事变而为龙云所极不满的杜聿明对调，杜出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9月1日，东北行营筹备处在重庆开始办公，主要是遴选行营工作人员，准备接收计划。在此前后，熊式辉与宋子文、陈诚、陈立夫就接收东北的有关经济、军事、党务问题交换过意见，但都未涉及苏联和中共对东北的态度问题，外交当局亦未对外交交涉作什么指示。由于中苏条约签订后，国民党对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持乐观态度，他们似乎对具体接收方案并未下多少功夫。奉召自美国回来参加接收的张嘉璈，在重庆盘桓近月，只参加了行营政经两会的两次联席会议。当他得知中苏间对东北接收移交程序并无具体规定，而行营上下盲目乐观，不禁感慨万端。

蒋介石比他的部下们考虑得多一些。日本投降后蒋就不断接到密报，中共军队正进入东北。在蒋身边负责情报工作的唐纵判断：中共将“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建议迅速派兵去东北，同时力控华北，抑制中共北上企图⁽⁶⁾。美国也向国民党建议：如果此时共产党控制张家口、承德、山海关一线，并利用苏联掩护控制满洲，则英美将来在和平会议上对国共问题不能不采取折衷办法，如果中共此时没有实行此着，则中共问题不难解决⁽⁷⁾。这引起了蒋的重视，尤其是中共军队占领山海关的举动，使蒋认为东北“驻军之配备与运输，不能不从速筹备，以防万一”⁽⁸⁾。9月11日与13日，蒋两次致电在华盛顿的宋子文，要他速向美方商洽运送军队去东北事，否则，如“让共党占领东北，此为最险之事也”，“今后接收东北必多纠葛，或因此无法接收，亦未可知也”⁽⁹⁾。但因调派军队需要时间，而且蒋此时更关心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东南沿海一带的接收，他最初还是将接收东北的希望寄托在苏联的协助上⁽¹⁰⁾。

9月18日，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称：“由于盟邦苏联的军事援助之下，实现了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而我们东北同胞亦由此得到了解放，重返了祖国。最近将来，我们的行政人员及我国的军队就要来到东北，与我们隔绝了十四年之久的亲爱同胞握手言欢。”蒋表示今后建设东北的方针是：“第一，我们必须发挥自己的力量，以奠定建设的基础。第二，我们也要获得盟邦的援助，以完成建设的全功。”蒋特别表示：“至于希望盟邦协助的方面，包括经济上的援助和技术上的协力而言。尤其是对我盟邦苏联业已订立了三十年友好同盟条约，此后中苏两国唇齿相依，守望相助，东北同胞，首先蒙受利益，我东北同胞必须重视这个友谊，真诚相处，以增进两国的邦交，实现我们国父共同奋斗的遗教，完成我们建设的大业。”⁽¹¹⁾这个演说对苏表示友好，从中可见当时国民党寄希望于苏联的心态。

10月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军业已开始自东北部分撤离，主力将于当月下旬开始撤退，11月底撤完，请中国接收人员在10日后到长春与苏军统帅接洽。同日，中国外交部通知苏方，中国军队将于10日自九龙由美国舰船运往大连登陆，办理接收。不料苏联于5日向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询问中国军队此次登陆目的何在，又于6日正式答复称：“大连为运输商品而非运输军队之港口，苏联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军队在大连登陆。”⁽¹²⁾虽然9日外长王世杰会见苏大使，表示“中国政府对条约所规定之义务，必完全履行”，但中国派兵到东北登陆，“决不能认为系违反中苏条约”⁽¹³⁾。但苏方并未接受王的解释。苏联为何拒绝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及在东北各港登陆，牵涉到美苏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复杂关系，根本原因是苏联一直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雅尔塔协定已经充分暴露了它对东北的企图，它对美国背景浓厚的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进入东北，进而导致美国插足东北，威胁自身利益，持有相当的戒心。无论如何，苏联拒绝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登陆一事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预示着东北接收不会如国民党预期的顺利，但这仍未引起国民党足够的重视。

10月9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等先行到达长春，准备行营到后的工作事宜。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及东北宣慰使莫德惠一行飞抵长春。国民党接收东北的领导机构姗姗来迟，与中共争夺东北动作的迅捷恰成鲜明对比，此时中共东北局已在沈阳工作了近一个月，中共已有好几万部队在东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熊等由苏方指派的抗联人员担任警备工作，行营用款也因既无旧币亦无新币又不能向苏方借用而无法解决。张嘉璈因而感觉“不易自由行动”，“如同身在异国”，认为这是“中央有关各部尤其外交部对于此类接收失地之大政尚缺乏经验，不能于事前缜密准备”的结果⁽¹⁴⁾。一叶知秋，国民党接收东北的前途由此可知。果然，13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等与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见。马氏表示，苏军已遵约开始撤退，希望中国照约接收，但对熊等提出的部队登陆、协助运输、恢复交通、行政机关接收等几个关键问题，马氏均未作出使国民党满意的答复，而推之以“无权”，或须“请示”。在国民党最关心的部队登陆和运输问题上，马氏对登陆事不表反对，但请自便，对运输事，则称铁路正用于苏军撤离，并有几处发生鼠疫，因此不能相助。相反，马氏却提出东北反苏组织问题，要求国民党“注意并设法阻止，否则苏方将采取严厉处置”⁽¹⁵⁾。事后，张嘉璈和蒋经国对此次会谈最深刻的印象都是，“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入东北”，“彼方不愿我军海运登陆”，结论是“苏军撤退以前，吾方在政军方面不容有丝毫自由行动”⁽¹⁶⁾。

苏联对国民党政府军海运登陆、接收东北采取如此态度，完全出乎国民党意料，且因事先没有准备，使其措手不及，极为被动。国民党只好改变原定计划，“以交涉我军登陆及出关二事，作为中心工作”⁽¹⁷⁾。而国民党所可依据的只有中苏条约及其附件，但其中的有关条款较为模糊，并无接收程序的具体规定。虽然在有关附件中有国民政府可“在已收复领土内树立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及非正规军”的规定，但又规定“有关作战一切事务之最高权力与责任”，“属于苏联军总司令”，且应“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联军总司令之积极合作，并依据苏联军总司令之需要及愿望，特予地方当局指示，俾得有此效果”⁽¹⁸⁾。这就决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一切行动必须得到苏联的同意。

经过与苏方的几次交涉，苏联坚拒国民党政府军在大连登陆的态度毫无松动。10月下旬，熊式辉回重庆请示东北接收问题。18日和23日，蒋介石两次会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请其向斯大林报告，“根据中苏同盟关系之精神及感情，苏联即能予我帮助。我军在大连登陆，应该没有问题。至于谈到条约根据，大连为我国领土，主权属我，为条约所保障。如果我军不能在大连登陆，反为破坏条约。……我个人请他根据友谊关系，予我回答”⁽¹⁹⁾。但苏方未予置理，国民党不得不放弃大连登陆方案，25日改提在营口、葫芦岛两港登陆的方案（国民党也曾提过安东港登陆的方案，但苏方答以安东属另一战区管辖而未同意）。对苏联的态度，蒋似还抱希望。10月29日，杜聿明到东北与苏军接洽登陆事，行前向蒋介石请示：“假如共军确已先入东北，苏军又不承担掩护国军接收的任务，下一步怎么办？”蒋只强调“根据条约规定，他们一定要对中国负掩护接收之责”⁽²⁰⁾。他还针对苏联所提“反苏活动”事，指示熊式辉：“苏方顾虑两国合作之事与人，吾人应特别注意，竭力避免。”⁽²¹⁾希望以此示好于苏方，得到其协助。

然而，苏联并未因国民党示好而改变其态度。相反，自10月下旬起，“苏方态度，显有急激之变化”。25日，苏军搜查了长春国民党党部，切断了行营电话，在蒋经国与马氏顾问巴佛洛夫斯基的谈话中，苏方甚至提出行营应对反苏活动负责，并询问“行营既为收复事而设，可否取消”⁽²²⁾。11月5日，马林诺夫斯基在与熊式辉的会谈中告诉熊：营口、葫芦岛已“被十八集团军所占，苏军已经退出”，故对国民党政府军登陆事“不能负责”；苏军已“由南向北撤退，至撤退后之地方情形，苏方概不负责，亦不干涉”；“至于十八集团军与中央军之纠纷，乃内政问题，不便干涉”。至此，熊式辉等与马氏会谈五次而一无所得，熊不能不对马氏表示：行营到东北后，“毫未展开工作”，军队不能登陆，“行政方面，不能着手编练团队，不能接收铁路邮电金融等机关，不能派员赴各地视察，致一切接收准备皆无从进行。以上事实，不符合中苏友好条约之精神，诚为遗憾，万一接收部队不能按时到达，而影响整个东北之接收，此责任应由贵方负之”⁽²³⁾。一位美国研究者这样评论：苏联对国民党军队登陆一事的阻挠，“为中共军队深入满洲并从苏军遗下的库存中得到日本武器提供了时间”，“这几个星期至关重要，它在控制满洲的较量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²⁴⁾。

国民党本指望依靠苏联的帮助接收东北，尤其是指望军队一到，“一切可迎刃而解”。然而苏联表面上不反对国民党接收，却不提供任何实质性支持，熊式辉感到事态严重，已非他在东北交涉所能解决，因此在5日的会谈后，他将情况报告蒋介石，建议或由外交部与苏方交涉，“请苏方对于东北措施，重行考虑，加以改善”，或由蒋介石致电斯大林，“告以东北现状，有不能贯彻中苏友好条约精神之顾虑，请其主持改善”⁽²⁵⁾。在行营讨论接收对策时，熊式辉主张“共党力量犹未长成，我久放任，则其活动更易，力量滋长更速，应不必定待国军到达始往各地接收”，但事实上做不到，也为张嘉璈和蒋经国所反对。事实上，熊式辉其人多谋而少断，是政客而非政治家，难以应付东北的复杂局面，把他放在这个岗位上，显出蒋介石所选非人。张嘉璈、蒋经国、杜聿明对熊都颇为不满，小蒋认为他“怕负责任，怕有责任，对大问题又皆无决断”，甚至“以长春万一有变则将如何自处为念”⁽²⁶⁾。

由于苏联的态度以及中共军队大举出关的现实，国民党原来设想的东北接收方案无法实行，必须对其东北决策作出调整，实际可能的抉择有四个：

一、继续外交交涉，以进一步妥协的姿态求得苏联的谅解与协助。张嘉璈等主张采用这个方案，作“忍耐为有限度之妥协”⁽²⁷⁾。东北元老莫德惠认为，“必须先即速表示不再运送军队来，以安苏联之心，然后再由经济政治上求转机”⁽²⁸⁾。但前一阶段中苏交涉的实际，使国民党对苏联的态度不再有当初那样的乐观。最关键的是，苏联对东北有它的利益要求，国民党如要顺利接收东北，就必须与苏联妥协，但如何在国家利益与党派利益之间寻求一个适当的平衡，妥协到什么程度可以解决问题而又不至于影响国民党的公众形象，国民党似乎心中无数。主持中央外交政策的宋子文与王世杰已经担心因中苏交涉而背上骂名，拒绝了对苏再作让步的可能。此一方案遂不行。

二、中断中苏交涉，将东北问题公诸国际，或由联合国解决。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等人持此主张。他们认为此案“其害在失经济与人心，其利则不分关内兵力”⁽²⁹⁾，即可集中兵力于关内，首先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苏联大军占领东北的情况下，对苏决裂不仅使接收东北更遥遥无期，而且苏联一旦放手支持中共，“数月之内，东三省内将有以日本武装为装备之中共军数十万出现与我作战”，此种前景足以使国民党担忧不已。何况所谓公诸国际，说穿了只能是求助于美国，而美国是否会冒与苏联公开对抗的风险施以援手则大成疑问。因此从中央的宋子文、王世杰，到东北的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都反对此案，而主张“为顾及接收东北之重要，非尽最后之努力，决不可轻易放弃”⁽³⁰⁾。

三、立即以强力打进东北。东北前方军事将领主张此案。国民党政府军虽在东北各港登陆一事上受挫，但在美国支持下，11月间改在秦皇岛登陆成功，控制了出关的前沿阵地。杜聿明力主乘中共军队立足未稳，先解决东北问题。此案与前案的分歧源于军事战略的不同考虑，即先关内还是先关外，但实行此案的困难在于，国民党在东北前线兵力不足，增援需时⁽³¹⁾，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增加兵力又必须得到苏联的谅解，这又回到了第一案的出发点，需要以外交妥协为代价。如此双重困难，使此案未被采纳。

既然上述方案都不可行，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外交上作适当表示，但保持交涉渠道，同时进行军事进兵的准备。用王世杰的话说，就是“一面坚持条约的立场”，“一面继续交涉继续准备接收”⁽³²⁾。国民党于无奈中选择了这一方案，尽管这一方案或许对国民党是一个最不利的选择。

从东北接收交涉不利的报告不断传来后，蒋介石似乎便无意作出进一步的外交努力，而开始将重心置于准备军事接收上。他一再要求东北行营“作陆运为主之准备……积极恢复北宁路为首要工作”，“第一要务还在使国军如何进入东北，故修复北宁路必须竭尽一切方法，期其完成也”⁽³³⁾。10月29日，他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谈到：“万一我军不能在葫芦岛登陆，则决心在秦皇岛与天津登陆，由山海关入东北也”⁽³⁴⁾。大约在11月上旬，蒋介石已觉得“东北登陆计划，今已尽我心力，不能再有其它道路可循”⁽³⁵⁾，决定暂时搁置东北问题，撤回行营，先解决关内问题，同时加速运兵至津、秦两地，循机由陆路进入东北。11月7日，蒋介石重订东北接收计划：“今既于东北各海口不能登陆，只能由山海关陆路前进之一途，此后对东北只可如俗语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而已，必须先收复关内与内蒙，而后再图东北也。”⁽³⁶⁾次日，蒋介石召集宋子文、张群、王世杰、白崇禧、吴鼎昌、陈布雷等讨论东北局势，蒋提出了撤退东北行营的计划，众人未表异议。12日熊式辉应召到重庆汇报，13日和14日，在有陈诚、白崇禧、何应钦、王世杰、张群、熊式辉等参加的国民党高层决策会议上，蒋的决策经讨论被通过。14日，蒋介石致函在长春的蒋经国，告以：“照目前局势以及根本之计，只有将东北行营迁移于山海关，决由山海关循铁道进入东北之一途，而对苏联仍与之继续周旋，不取决裂形势，不过明示其我政府在事实上已无法接收东北，行使主权，故不得不迁移行营地点，暗示其责任在彼而不在我也。”⁽³⁷⁾蒋的考虑是以退为进，反守为攻，借助国际力量迫使苏联让步。

11月13日，王世杰约见苏联大使，告以中国将对东北接收问题重新考虑。15日，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称：“中国政府鉴于现在东三省尚有甚多日本投降之军队及伪满军警，需待处置，地方秩序，必须维持，拟于派员接收东三省时，随派军队若干前往。兹因运兵至东三省事，遭遇诸种阻碍……以至东北行营及其随行赴东北接收各项行政之人员，不能达成其任务，故中国政府决定：

一、东北行营职员及偕行营赴东北之军事、行政外交人员全体四百余人，迁移至山海关。

二、迁移时间决定为本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每日将用运输飞机一架至六架往长春接运。

三、我政府依照中苏协定，并派定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中将为军事代表，带同助理人员数名派在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之总司令部所在地，随同进止，以资联系。”⁽³⁸⁾

至此，东北行营在长春一月，未能解决任何问题，不得不撤回关内。国民党企图依靠苏联协助接收东北的计划暂时告一段落。

二　中共进军东北的决策与行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共进军东北的决策与行动

中共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与重视丝毫不亚于国民党，而战略与战术则远胜于国民党，因此中共成功地在战后建立了稳固的东北根据地，并为其在全国范围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还在抗战中期，中共在战后国共继续合作的前提下，已经考虑到向东北发展的可能。毛泽东提出：“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³⁹⁾在决定战后方针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两次提到了东北问题。他说：“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毛特别强调东北的工业对中共的重要意义，他认为，中共现有的基础还不巩固，“因为我们没有工业，没有重工业，没有机械化的军队。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⁴⁰⁾。根据毛的结论所言，“七大”提出了“注意大城市，注意东北，注意工人运动”的问题，可见中共当时已经有了战后经略东北的设想。不过由于中共对苏联的动向无所知，其具体行动方案尚不明确⁽⁴¹⁾。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11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出的第二号令，命令吕正操、张学诗、万毅、李运昌等部向察、热、辽、吉进军，揭开了战后中共经略东北的序幕，而最早进入东北的中共力量是抗联教导旅的部分人员。1940年冬，抗联部队迫于日益严酷的环境，陆续进入苏联境内，后于1942年8月，成立了国际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教导旅，即抗联教导旅，并组成了中共东北委员会，由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等负责。苏联对日宣战后，周保中等决定，必须抢在国民党之前，控制东北大小城镇，迎接中共大部队出关。经与苏方商定，同意抗联人员以卫戍副司令身份随苏军进入东北五十七个城市。9月上旬，抗联人员入住包括长春、沈阳、哈尔滨在内的东北五十七个城市，以黑龙江为最多，以长春为总的指挥中心，其中周保中在长春（对外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冯仲云在沈阳，李兆麟在哈尔滨，同时原在苏联学习休养的刘亚楼和卢东生等也到了哈尔滨。他们的工作重点一是接收武器装备和公安、邮电、广播、银行、铁路等要害部门，二是进行建党建军建政工作，而且由于他们的身份，起了别人代替不了的作用。中共东北局成立后，这批人员均归属于东北局领导。

8月13日，紧邻东北的中共冀热辽军区由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主持，在冀东丰润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一万三千多人的军队及二千五百多名地方干部，分西、中、东三路向承德、赤峰、锦州进军。担任东路进军任务的是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的四千余人，他们于25日进行动员，29日即从山海关以北的九门口绕道越过长城，进入了东北。30日上午，该军与苏军在山海关以东二十余公里北宁路上的前所车站会合，并成功地说服了苏军帮助一起攻打尚被日军占据的山海关。当晚，山海关被攻占。这样，日本宣布投降不过半月，中共便卡住了陆路出关的咽喉要道，占据了进入东北的先机之利，迫使国民党其后为了循陆路出关不得不付出加倍的代价。

中共中央对曾克林部的行动虽有所知，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实际情况与指挥部署未必能够同步（曾部攻占山海关的消息，延安《解放日报》一周后才予报道）。9月4日曾部过锦州后，由于电台功率太小，已与李运昌失去了联系，而当时各种情况纷至沓来，中苏条约又于27日公布，中共一时尚不能确定苏联的立场，因此中共起初对进入东北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8月20日，中共决定从山东、冀鲁豫和冀中调四个团入东北。22日，中共中央在给各地党委的指示中认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目前不可能援助我们，因此我党方针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未提及东北问题⁽⁴²⁾。26日，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起草的通知中，认为东北“我党是否能派军队进去活动，现在还不能断定”⁽⁴³⁾。但29日中共中央在给晋察冀、山东、晋冀鲁豫、华中局的指示中，虽然仍认为“我党我军进入东三省后，红军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同时又认为，“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他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国民党派军队去尚有困难，现在道路还不通，红军将在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这是对苏联动向和国共双方战略态势作出的较为准确的判断，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判断的基本正确。正是因为这样的估计，这个指示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山东干部与部队如能由海道进入东三省活动，则越快越好。”⁽⁴⁴⁾胶东军区情报部的邹大鹏8月底率人员到达大连后，发回的情报称“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进一步坚定了中共进入东北的决心。9月10日，中共将出关部队增加十个团，并决定调集近万名干部组成干部团出关。次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两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活动，并派萧华前去统一指挥”⁽⁴⁵⁾。

对中共确立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件事。其一是9月14日曾克林和苏军代表一起飞抵延安，使中共中央得以第一次从亲历者口中了解到东北的实情；其二是新四军领导人黄克诚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了多派军队去东北的建议（此二事详情已见第一章第三节第二目）。据此，中共于19日决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由此而使进军东北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上成为中共战后全盘战略中最重要的一着棋。

中共确立以东北为争夺重点的战略方针后，立即进行了一系列有关部署。9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等组成东北局，彭真为书记。19日决定原去山东的林彪改去冀热辽（10月17日令其去东北），罗荣桓去东北。其后，又派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去东北。最终到达东北的有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占中共七届中央委员会成员的近三分之一，可见中共对东北的重视。9月18日，彭真、陈云等人到达沈阳，开始工作，并陆续组建了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分局和各地方党委。10月9日，成立东北军区，以程子华为司令员。10月31日，中共决定东北部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⁴⁶⁾，林彪任总司令。这样，中共在东北的最高政治、军事领导机构便组建完成。

中共进入东北最初的两个月，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出关和占领地盘。9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各中央局：“现在最需要的是派遣大批军事干部到东北。华北、华中应派遣一百个团的干部迅速陆续起身前去。从班长、副班长、排、连、营、团长及事务人员、政治工作人员均配齐”，“其他炮兵、工兵、骑兵，化学、教育等技术人员亦应派去”，“其他到东北能作司令、市长、专员、经济、文教工作的干部，亦望尽可能派去。”⁽⁴⁷⁾9月中旬与10月中旬又决定分两批调至少十万部队到东北，并规定了部队去东北的行军路线与部署地点。至此，中共向东北调派十万部队与一百个团架子干部的大盘子已定。

中共出关部队的主力是山东军区的部队。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一水之隔，海路交通比较方便，以往就是闯关东的一条捷径。抗战时期，中共在山东的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山东军区已编成主力与基干部队八个师、十一个警备旅和四个独立旅，共二十三万余人，为调兵它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时机非常紧迫，望你们迅速动作，越快越好。”同时并指示东北局：“目前对于你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迅速组织和接引山东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⁴⁸⁾山东部队主要由海路进入东北，在胶东由蓬莱和龙口出发，在辽东于孤山、庄河、貔子窝一带登陆。显然，在辽东登陆至少得到了苏军的默认⁽⁴⁹⁾，而苏方又以此为借口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军协助登陆的要求。到11月底12月初，山东部队约有6万人到达东北。

由陆路进入东北的中共部队，前期走山海关，后期由于国民党政府军向山海关进攻而改走热河绕道出关。这其中最主要者为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第三师三万余人，还有陕北、冀中、晋绥的部队，以及抗大总校和大批干部。到12月间，中共出关部队总数达到近十一万人，还有两万干部，原定调军计划基本完成。同时由于在东北“扩兵极容易，每一号召就有数百人，并有大批伪组织武装均待改编”，因此中共要求出关部队“必须分散摆开迅速发展扩大，收编改造伪军、伪警，高度分散发展之后，下一时期才会有大量部队集中作战”。在大规模扩兵之后，早期出关部队几乎是以成倍的速度增加，以至“一名排长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后已多了一个排的新兵，一时传为笑谈”⁽⁵⁰⁾。曾克林部半月内从4000人扩到2万人，年底便达到7万人。当年年底，东北人民自治军已辖有十三个军区，三个纵队，五个师，十七个旅，共274，900人⁽⁵¹⁾，1946年1月14日，部队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罗荣桓任第二政委。东北已一跃而成为与中共其他战略区平行的大区之一。

与中共部队大举出关的同时，中共在东北大力扩张地盘。根据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给东北局的指示，“我军进入东北的部署，应将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苏联、朝鲜、外蒙、热河有依托的有重点的城市和乡村，建立持久斗争的基点，再进而争取与控制南满沿线各大城市”。10月2日，中共中央再度强调按前电部署执行，“以便立稳脚跟之后，再争取大城要道”⁽⁵²⁾。东北局据此提出东北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收集资材，接收并改组政权，建立根据地，以便在长期斗争中达到全部控制东北或保持我党在东北能有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优势为目的”⁽⁵³⁾。但是由于中共初入东北时的特殊情况（各城镇尚无正式政权，苏方不仅不加限制，而且愿意中共协助其维持城市秩序，刚出关的部队需要城市作为补给、中转地），加上东北工业发达，人口集中，广大乡村人烟稀少，需要中共在工作方式上有所变通，因此东北局的工作重心起初放在南满地区，对城市工作给予了较多的注意，而中共中央一度也曾有过力求控制全东北的主张（见下节）。

曾克林部到达沈阳后，9月9日便成立了临时人民政府，然后分兵五路接管了鞍山、本溪、抚顺以及原辽宁省的大部分城市。18日彭真、陈云等到沈阳后，感觉“此间发展条件甚好”，因此在次日召开的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决定以组织部队占领城市，控制铁路交通沿线，以及营口、山海关等要点，迎接大部队出关为中心开展工作。据过来人回忆，当时的东北“到处是放手发动群众，收缴敌伪武器，扩大人民武装的轰轰烈烈的场面”⁽⁵⁴⁾。然而这毕竟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随着国民党接收东北部署的逐渐到位，随着国共美苏四方关系的演变，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首先出现的就是不可避免的国共冲突。

三　山海关之战" class="reference-link">三　山海关之战

国民党接收东北虽然暂时受挫，但其军队登陆一事在美国的帮助下，却有了重要进展。10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由美军掩护在秦皇岛登陆完毕，建立了进军东北的前进基地。10月底，杜聿明亲往东北与马林诺夫斯基交涉，马氏“同意”国民党政府军可在营口登陆，但11月初，杜聿明和美国第七舰队指挥官乘军舰到营口，准备指挥军队登陆时，发现苏军已经撤退，营口已被中共军队占领。杜认为国民党想依靠苏联协助派军接收东北已无可能，遂飞重庆向蒋介石建议：既不能和平接收，即不惜使用武力，迅速抽调十个军，以美舰掩护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共军，再回师关内作战⁽⁵⁵⁾。蒋此时对依靠苏联接收也不抱希望，但出于总体战略考虑及实际困难，尚无意在东北动用重兵，况且他对用兵也无十分把握，不过完全听任中共在东北发展，亦为蒋所不甘，所以他采取了折衷办法，令杜聿明先以两个军打下山海关再说。

国民党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共的警觉与注意。国民党军队陆续在秦皇岛登陆后，距离控制在中共手中的山海关只有咫尺之遥，中共认为其“向山海关、锦州进攻前进是必然的”⁽⁵⁶⁾。此时正值中共向东北进军的关键时刻，已经到达东北的部队有了较大发展，控制了大片地区，苏联在东北又对国民党采取了不合作态度⁽⁵⁷⁾，中共认为如能控制山海关和东北各港口，可能将国民党堵在东北大门外，由中共独占东北，因此，中共对东北工作的部署有了变化。10月16日，中共中央指示彭真等人：“蒋军在东北登陆，及从任何方面进入东北之蒋军，须坚决全部消灭之。……此刻我军须集中作战，暂时不能分散。如能消灭蒋军前头部队，即可使蒋军后续部队有所畏惧，方可争取时间。”⁽⁵⁸⁾19日再度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守住东北的大门，争取时间，以便开展全东北的工作。”⁽⁵⁹⁾10月28日三度指示东北局：“东北方面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在两个月内拒止蒋军登陆、着陆及接收政权……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⁶⁰⁾这几次指示改变了早先分散部署部队，首先创立根据地，与国民党长期争夺东北的方针，而要求“竭尽全力霸占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⁶¹⁾。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中共并请求苏联推延撤退时间并在此期间拒绝国民党军队登陆及接收政权，同时允许中共接收政权、民选地方政府及组织武装⁽⁶²⁾。如此一来，东北国共双方之间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

11月7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应即占领山海关而确保之，相机向大凌河之线挺进”⁽⁶³⁾。此时国共双方部队已有一段小规模接触，国民党军并未占到便宜，十三军军长石觉甚至建议杜重新考虑是否要立即进攻山海关。杜聿明到秦皇岛后，经过了解，判断山海关的中共军队“素质训练均极低劣，弹药尤为缺乏”，而自己指挥的第十三军和五十二军为美械部队，装备精良，兵力集中，数量上亦占优势，且背依铁路，补给方便，自信可以一战。14日，他下达作战命令：“本部以迅速进入东北地区接收防务之目的，于11月15日晨，以主力自临榆、九门口强行出关，以有力之一部，由驻操营经无名口、永安堡向中前所、大石桥东南地区迂回，冲击匪之侧背，并与主力协力，将其包围于临榆、中前所间地区一带，向海滨压迫而歼灭之。尔后进出绥中南北之线。”他令十三军第四、八十九师对山海关进行正面攻击，十三军五十四师和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由九门口和无名口迂回攻击，拊山海关之侧背，五十二军主力为预备兵团，“随攻势之进展，逐次向山海关推进，于攻击兵团攻势奏功而弹药缺乏时，应适应战机准备超越第一线扩张战果，穷追败退之匪”⁽⁶⁴⁾。15日上午，十三军和五十二军各一部首先向山海关侧翼九门口和义院口攻击，当晚占领两地。次日又向山海关正面发起攻击，经一日激烈战斗，至晚中共军队撤离阵地。

林彪接受中共中央指示于10月下旬从冀东到达沈阳。11月上旬，他命令程子华、杨国夫、李运昌、吴克华、萧华为五方面前线司令员，分兵把守古北口、山海关、葫芦岛、营口、安东五处，算是落实了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但是林彪对东北局势有他自己的看法，在兵力部署上主张“我之战术基本原则是将主力隐蔽、控制于前方的适当地点，寻找战机”⁽⁶⁵⁾，因此他并未将主力全部放在山海关一线。当时中共在山海关的部队，先只有冀热辽的一个旅，后来山东第七师加入，总数一万余人，由师长杨国夫统一指挥，在人数与武器装备上显然远不如当面国民党军，而且冀热辽部队多系扩编，杨部又经长途跋涉，战斗力不强。15日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后，守军感到强大压力，虽经顽强抵抗，然终不得不于次晚撤离。就军事角度而言，中共的失利并不意外。国民党投入了两个军七万人，全美械装备，而中共部队只有万余人，还包括新兵，平均两个人才有一支枪，且缺少纵深配备。

山海关发生冲突之初，中共对前景的估计较为乐观。毛泽东给东北局的指示认为：国民党“孤军深入，地理民情不熟，脱离群众，南方人怕冷，又多新兵，弱点甚多”，而我军正向东北开进，“只要坚持半个月，即有办法”⁽⁶⁶⁾。他同时又令黄克诚、梁兴初部速赴山海关参战。至山海关失守前夕，毛泽东的看法有了改变，认为新出关部队同样存在“官兵疲劳，地形不熟”的问题，如“不得休整，势将处于被动”，因此要求“谨慎使用主力”。但他此时在给林彪的指示中，仍主张沿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待对手疲惫而自己休整后，由林彪“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个战斗，每次歼灭其二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即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⁶⁷⁾。可见中共还没有完全放弃拒国民党军队于东北之外，而由自己独占东北的想法。11月12日，东北局作出夺取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市的部署，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要求“准备坚决消灭蒋顽在沈、长、哈三处着陆部队，夺取三大城市，其中最有决定意义的是沈阳城”⁽⁶⁸⁾。即便在山海关失守后，为了配合国民党撤退行营而引起的形势变化，中共中央仍指示东北局，“蒋介石困难甚多，即使苏方以重庆为移交东北对手，蒋亦无法接收，如我能迅速组织与巩固自己的力量并在锦州方向大量消灭蒋军，则我争取满洲仍有极大可能”⁽⁶⁹⁾。

事实证明中共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正是因为山海关被较为顺利地攻下，使杜聿明感到自己判断的正确，从而坚定了他进一步追击的决心。攻占山海关当晚，他便下令前线部队自次日起沿榆沈公路两侧向绥中进击，19日绥中被杜军占领。当天，林彪受命到达前线，他观察形势后认为：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皆极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缺少用费，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地方群众则尚未发动。况且，出关部队来自各地各个山头，刚到东北不久的林彪当时还不能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指挥系统，因此他建议：“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皇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⁷⁰⁾。此时正值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苏联顾忌国际影响而对其在华战略有所调整，中共也相应改变了自己的方针，准备退出大城市和中长铁路沿线，军事部署当然亦随之改变。23日中共军委复电同意林彪前电的“基本意见”，28日电告东北局：“近两个月来我在东北虽有极大发展，但我主力初到，且甚疲劳，不能进行决战，而国民党已乘虚突入，占领锦州，且将进占沈阳等地。又东北问题已引起中、美、苏严重的外交纠纷，苏联由于条约限制，长春铁路沿线各大城市将交蒋介石接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目前你们应以控制长春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⁷¹⁾这表明中共此时已放弃了独占东北的计划。

国民党军占领绥中之后，蒋介石致电杜聿明，嘉奖其部下“忠勇奋战，迭克要隘，着即转谕锦州、葫芦岛一带，尚有匪军，仍希转励所部击灭之，向大凌河进展”⁽⁷²⁾。杜聿明即下令攻击兵团沿锦榆公路和北宁铁路、一部自公路以北山地迂回，迅速向锦州推进，企图乘林彪部主力未到之前一鼓而下锦州。22日，国民党军占领兴城、锦西与葫芦岛，对锦州构成合围之势。林彪此时无意在锦州与国民党军队决战，率主力部队退往辽西阜新一带，26日国民党军占领锦州。

国民党军从攻占山海关到占领锦州，前后不过用了十天时间，而且未付出很大代价，可谓长驱直进，说明国民党用于东北的两个军具有相当的战斗力，而中共军队当时尚不具备与对手全面抗衡的实力。中共其后也认为，国民党军“几乎未遇严重抵抗”，表明出关部队“不经休整准备，亦几乎不能作战”，“目前与顽军决战，我们一切条件都不够”⁽⁷³⁾。然而国民党的弱点在于，它当时可用于东北作战的部队只有这两个军，本来蒋介石答应杜聿明，调天津的第九十四军出关，但军令部和北平行营都不同意，因为军令部自始即主张先解决关内问题，而北平行营李宗仁认为，“华北如生问题，影响及于全局”，所以何应钦曾令杜聿明先进攻热河，收复承德，杜自恃有蒋的指示而未予理睬。但东北地域辽阔，以两个军兵力出关确实力有不逮。第五十二军二师师长刘玉章进入锦西后就向杜抱怨：锦西太大，兵力不够，不是他不敢打，实在力量不够啊⁽⁷⁴⁾。杜聿明也知道孤军深入的危险，但一路未吃到大苦头，还跃跃欲试，企望再进一步。然蒋介石一则对苏联的态度没有把握，惟恐出关部队“中途再受其胁制，陷于进退维谷之境”，为避免与苏冲突而主张“应特别慎重，不在急于接收也”⁽⁷⁵⁾；二则他此时更多地关注华北局势，不愿多调兵力出关。因此他一面致电杜聿明表示慰勉，一面严令非有其手令不准继续前进。杜聿明虽不同意，但不敢抗命，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12月上旬，蒋召杜到重庆，指示他对东北苏军占领区准备用外交接收，当前任务是打通锦承铁路，占领热河，保证侧翼安全，切断东北中共与华北的联系。杜遂将主要兵力转用于热河。

山海关和锦州的战斗规模并不大，但却表现了战后东北局势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如何解决政治与军事、战略与战术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关系以后还将多次出现。国共双方的战地指挥官主要考虑的是军事战术的运用及是否有利于我的问题，并且都表现了与中央的某些分歧，这自无可厚非。但双方最高领导层的战略运用则体现了在对战后形势与自身优劣分析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全盘部署，而在这方面，中共显然占了上风。中共部署在山海关等地作战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使蒋方有所顾虑，先在关内集中兵力”，如此，“则将给我党以布置东北及热河全盘工作之时间”⁽⁷⁶⁾。山海关作战失利后，中共认识到当时“我企图独占东北，无此可能，但应力争我在东北之一定地位”⁽⁷⁷⁾，因而适时调整了战略部署，并有了后退一步的准备。以当时的实际（国共力量的对比，美苏之间的角力，苏联对国民党态度的某些缓和，甚至中共也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国民党军队至少可推进到沈阳一线而无大碍，甚而再进一步也并非全无可能。杜聿明根据其亲身观察，一直力主集中重兵，先向北进，然后再回师关内。应该说，他的看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⁷⁸⁾。然而，蒋介石出于种种实际的考虑，对东北问题暂时搁置，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耽误的时机却是以后很难挽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