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华北事变和国民政府的对策

第一节　1935年的国际环境"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1935年的国际环境

一　法西斯侵略的加紧" class="reference-link">一　法西斯侵略的加紧

20世纪20年代，法西斯主义首先在意大利攫取政权。进入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更加深化，法西斯主义势力再次抬头。1933年1月，以德国建立希特勒法西斯政权为开始，接着奥地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都建立了极权主义政权。在亚洲，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法西斯势力已控制了军部，实现了军部法西斯化。正是在军部的推动下，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又大大提高了法西斯的地位，扩大了军部的影响。军部法西斯分子利用这一有利形势，频繁制造政治事件、暗杀、政变等，进行一系列恐怖活动，加剧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军部还乘机要挟内阁废弃政党政治，建立军部独裁。同时，英、法、美等国家中也兴起了法西斯运动。到1934年12月，法西斯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竟然召开了国际性法西斯会议。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表明，在资产阶级统治基础相对薄弱，封建主义、军国主义传统影响较为强烈的某些后起的资本帝国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中最富于侵略扩张要求和专制主义倾向的集团，为了对抗由俄国十月革命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挽救濒临崩溃的资产阶级统治，为了争夺市场、领土和霸权，重新瓜分世界，终于摒弃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统治形式，而走上法西斯主义的专制的道路。

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于1922年10月30日建立以后，墨索里尼怀有巨大的帝国主义野心，扬言要重建“新罗马帝国”，把地中海变为“意大利湖”，觊觎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地区，处心积虑地侵入非洲，采取了一连串的侵略扩张行动：1923年侵占希腊科孚岛，1924年—1931年征服利比亚，1934年蠢蠢欲动为侵略埃塞俄比亚进行准备，1935年10月入侵埃塞俄比亚。

希特勒于1933年1月夺取了德国政权。纳粹德国建立之日起，就以夺取世界霸权为目标，其最终的军事企图是征服全世界。纳粹党对内强化独裁体制，扩军备战；对外则以建设欧洲新秩序为目标，开始公然否定凡尔赛体系。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借口军备的不平等，退出日内瓦裁军会议，五天后德国继日本之后又退出国际联盟。1934年10月，希特勒秘密下令把陆军由《凡尔赛和约》规定的10万人限额增加到30万人，海军人数增加一倍，并秘密建造两艘2.6万吨级的战斗巡洋舰。1935年3月，戈林宣布重建德国空军。同月16日，希特勒颁布法令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规定25岁以下男女青年必须在战略工事、飞机场等地，进行强制义务劳动。经过紧张的扩军备战，德国军国主义已经复活，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就要开动起来了。

在亚洲，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也在进行。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用武力夺取了中国东北，接着又进一步向热河、察哈尔和华北其他地区扩张侵略势力。1933年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2月21日开始向热河进攻，仅十几天时间就占领了热河全省，并在3月初进抵长城各口。守卫长城一线的中国军队激于爱国热情奋起抵抗，屡败日军。日军进攻长城各口受挫后便转向滦东进攻，占领密云、遵化、唐山等二十二个县。与此同时，在察东的日军从赤峰出发，进占商都、张北等县。在大片国土沦丧，平津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再次向日本妥协，5月31日同日本关东军签订《塘沽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塘沽协定》之后，日本侵华野心进一步膨胀，进一步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进行挑战。日本继1933年3月27日宣告退出国联后，于1934年9月又宣布废止《华盛顿条约》。日本采取的这些措施，打破了英、法、美苦心营造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种种束缚与限制，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扫除障碍。

从欧洲到亚洲，在30年代中期，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狂，在世界各地着手点燃侵略战争的火焰，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威胁着各国人民。但是，西方大国面对法西斯势力的战争挑衅，采取了姑息、纵容的绥靖政策，从而更加助长了法西斯侵略的气焰。

二　日本侵华政策新方案的确定" class="reference-link">二　日本侵华政策新方案的确定

日本通过长城作战逼迫中国签订《塘沽协定》后，虽暂时中止了对关内地区的军事进攻，但没有停止对华北的侵略。日本感到须在北方加强对苏备战，难以抽出更多兵力，而且用武力夺取华北，势将引起国际战争，固宜力避；但中国政局纷乱不已，北方军队号令不一，又对蒋介石怀有二心，如果日本乘席卷东北之威，临华北以压境之兵力，更佐以反间之谋略，可以不经过真正之战争，达到建立傀儡政权，分离华北之目的。为此，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其中关于华北问题的政策主要有两条：“（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¹⁾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将中国分作华北、华中、华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对策，其中作为一个独立问题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说法。该方针表明，日本在华北的方针不仅“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而且要“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²⁾。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公然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³⁾。接着，日本陆军省于11月30日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明确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⁴⁾。这样，日本陆军与海军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一致确定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政策。

日本军部策划的分离华北政策，终于得到日本政府的确认。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订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提出日本在华北要达到的目标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其政治上应努力达到“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⁵⁾。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约有四种：（一）华北五省独立；（二）华北五省自主；（三）以河北省为中心建立自治地带；（四）设立局外中立裁兵地区⁽⁶⁾。

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决策，迅速贯彻到关东军。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第二课长石本寅三、第三课长原田义和、参谋河野悦次郎、伪满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驻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仪我诚也、驻济南武官花谷正、驻上海武官影佐祯昭及驻平津武官等均出席。会议历时两天，除讨论加强对“满洲国”统治的措施外，着重研究分离华北问题，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以贯彻其最后吞并华北之主张”⁽⁷⁾。会后，关东军派土肥原考察中国南北各地形势，策划西南地方实力派进行反蒋活动。3月，关东军在土肥原回东北汇报其活动情况后召开第二次大连会议，并于3月30日确定了对华政策，提出“对于华北——（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导引华北政权绝对服从。（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⁸⁾。这样，日本政府与军部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与研究，从上到下统一了对华北的分离政策，下一步就是开始实际步骤，即以分离为目标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