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南北军政格局的攻守势易

1924年至1926年三年间是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这两年才崛起。北方的张宗昌和孙传芳大约即在这两年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就是冯玉祥也基本是在这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军政不可或缺的要角，所谓国民军体系同样是在此期间形成并壮大；而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李济深（李济琛）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树立其地位，到北伐时暴得大名而成为全国性人物。就是后来长期维持国民政府领袖地位的蒋介石，也是在这段时间才逐渐广为人知。如果在1923年底综论中国军政局势，上述人中除冯玉祥外恐怕很少会出现在讨论之中，而当时的冯玉祥也还不具备左右局势的实力。

这些新兴军人中的大部分也是在这两年中因确立实际控制的地盘而得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冯玉祥的国民军逐渐向西北发展并最后获得“西北军”的区域称号，孙传芳以江浙两省为核心的五省联军防区，张宗昌那半独立的鲁军及稍后的直鲁联军，唐生智的盘踞湘南，李、白、黄的掌握广西而成为“新桂系”，以及国民党黄埔系的党军和许崇智、李济深部粤军通过两次东征真正控制广东（从而奠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体系中的地位），大多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间。

当时一位高级将领魏益三后来回忆说：“1926年，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在这一年，北洋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前夕，军阀混战的次数最多，动员的人数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而大小军阀之间互相火并、离合拥拒的形势也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魏氏本人在“这一年中间的变化也是极为复杂剧烈的”，其所辖部队在一年之内先后五次转换隶属关系：在这年的1月，参与郭松龄反张作霖失败的魏部退出了奉军，在山海关接受“国民四军”的番号；到3月间又改组为半独立的“正义军”；再到5月间又投到吴佩孚“讨贼军”的麾下，随后即参加了打国民军的战役；到这年年底，又因北伐军的胜利而参与国民革命，转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三十军⁽¹⁾。

如果不计“军阀混战”的定义⁽²⁾，魏氏所述大致不差。而且除“正义军”那次改组外，魏部每次转换隶属关系都是倒戈转向敌对方面，这样一种“离合拥拒的形势”的确已发展到“最微妙的程度”。北伐前两三年间南北军政格局的演化如此曲折复杂，显然值得专章讨论。而所谓军政格局，主要指因军事的发展演化而导致的相对宏观的政局转变，故下面的具体讨论将以军事为主。在北伐前后的数年之中，北伐前一年和北伐第一年的局势变化又可以说最为剧烈，本章仅侧重考察北伐前一年的情况，北伐第一年的变化将在下一卷里讨论⁽³⁾。由于内容的特殊性，本章的表述方式与结构与先前各章叙述的风格或有所不同，相对偏重分析，但所有分析仍会落实在叙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