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敌后解放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敌后解放区的经济文化建设

一　减租减息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一　减租减息运动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体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土地政策。这一政策具有革命和改良的双重性质，其革命性表现在为全民族利益而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争取地主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有利于孤立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于解放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夺取抗战的胜利；其改良性表现在它只是削弱封建势力，限制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和推翻封建土地制度⁽⁶²⁾。这是由抗日战争的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最早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抗战时期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写进了随即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由于陕甘宁边区的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了土地革命，减租减息政策主要在陕甘宁边区未分配土地的地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然而，由于各解放区的领导对于减租减息运动认识不一，执行该政策的坚决程度不同，实际效果也就不一样。凡是认真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又保证交租交息的地方，当地群众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建设的积极性就比较高，社会生活就比较安定，根据地就比较巩固。而有的根据地只是在部分地方实行了减租减息，或者只是把减租减息当作一种宣传口号，既未发布命令，更未动手实行，或者已经发布了命令，形式上减了租息，实际并未认真去做，发生明减暗不减的现象；另在一些地方则发生了“左”的倾向，农民不交租不交息，甚至将减租减息变成没收地主土地和废除债务。在发生这些倾向性问题的地方，群众的积极性难以发扬，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能得到落实，根据地就无法巩固，经不起敌人的“扫荡”，变成软弱无力的地区。

敌后抗战进入严重困难时期后，中共中央认真总结了五年来的经验教训，决定进一步落实和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发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广泛团结一切抗日阶层去战胜困难。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及其附件，2月6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的党内指示，形成敌后抗日根据地处理土地问题的纲领性文件。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从理论上阐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土地政策的三个出发点：承认农民（雇农包括在内）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故中共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证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的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故中共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绅士，在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又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中国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社会成分与政治力量，富农及其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故中共的政策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在对富农的封建剥削部分实行减租减息后，同时须交租交息，并保障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等。

第二，从政策上阐明中共土地政策的基本精神：首先是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如果群众不能起来，则一切无从谈起，在群众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所以在经济上只是削弱（但一定要削弱）封建势力，而不是消灭封建势力，对富农则是削弱其封建部分而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在政策上是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目的在于拆散地主、资产阶级与敌人及顽固派的联合，争取地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站在抗日民主政权方面，而不跑到敌人与顽固派方面去，跑去了的，也争取其回来。

第三，从策略上阐明先打后拉，一打一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方针：实施减租减息运动一般应经过酝酿、斗争、团结三个阶段，当广大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的时候，必须积极帮助群众打击地主的反动气焰，摧毁地主阶级在农村中的反动统治，确立群众力量的优势，使地主阶级感觉除了服从我们的政策便不能保持他们的利益，便无其他出路；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必须及时的说服群众，纠正过左的行动，给予地主以交租交息及政治上实行“三三制”，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使其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达到团结抗日之战略目的；必须教育干部学会与地主作合法斗争的本领，熟悉政府的法令，熟悉拉中有打的策略，以便对付某些奸猾地主的无理进攻，同时须防止被收买。

第四，从方法上阐明政府处于调节人的立场：在处理农村纠纷中，中共与政府的工作人员，不是站在农民或地主某一方面，而是根据整个民族的抗战利益采取调节双方利益的方针；既要使农民明白现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是与内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有根本区别的，使他们不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应把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联系起来，把局部利益与全民族利益联系起来，同时又要劝告地主不应该限制于眼前的狭隘的利益，而要顾及将来与全民族的利益等。

第五，从思想倾向上阐明目前工作的主要危险是右倾错误：没有认真实行发动群众向地主斗争，党员与群众的热气都未发动与组织起来，这种错误不但在较差的根据地中是严重存在着，就是在最好的根据地中，亦有一部分区域尚未实行减租减息与发动群众斗争。为此，应强调反对右倾错误，在这些地区把群众发动起来，在广大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中共中央的文件强调减租减息是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长期土地政策，不但今天必须执行，而且还有很长时期要实行⁽⁶³⁾。

各解放区的党政机关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文件精神，制订或修正了有关的法令和条例，深入发动广大群众，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华北敌后各解放区普遍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政策，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减租减息。1942年3月，晋察冀边区政府修正公布了《减租减息条例》。次年10月，又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府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运动的重点在于限制高额地租与废除超经济剥削。1942年5月，山东省战工会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议，颁布《租佃暂行条例》和《借贷暂行条例》，广泛推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9月，晋西北根据地领导机关颁布《减租交租和减息交息条例》，规定山地照战前租额的七成五折，再减25％，平原水地只减25％，债务以1933年为界，以前的一律停付，以后的按具体情况分别处理。10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修正颁布《土地使用暂行条例》，详尽规定地租和债息政策，推动减租减息运动在各地深入开展。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创建较晚，1942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也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广泛宣传减租减息的重要意义，并区别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三种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减租减息运动。

从1944年初开始，减租减息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抗日战争接近胜利，国共两党围绕着中国之命运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继续存在，但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有所上升。在此背景下，各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查租减租”运动，并加大了对于不法地主斗争的力度，许多地区还结合“查租减租”运动进行雇工增资、清查黑田、反对恶霸、反对贪污和反对地主富农把持政权的斗争，通过普遍深入的检查，一家一户的算账，让地主退出在减租法令颁布后多收的租额和债息，使绝大部分的贫苦农民获得了退粮退款，赎回或索回土地，巩固和发展了农民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取得的胜利果实，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参加抗战的积极性。

减租减息运动以政府颁布的法令政策为依据，以经济调节手段为杠杆，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用和平、渐进和稳妥的方式推进农村的经济改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王稼祥称：减租减息政策“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人民的抗战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⁶⁴⁾。首先，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提高了他们的抗战积极性，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至131万人，民兵268万人，奠定了抗战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胜利的真正基础；其次，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推动了根据地农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敌后根据地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实基础；第三，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协调了各阶级相互间的关系，团结了地主阶级的大多数和开明绅士一起抗日，奠定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稳定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还促使根据地的社会结构和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地因实行以减租减息和税收调节政策相结合的新政策，从适当削弱封建土地剥削，逐步过渡到消灭封建剥削，实质上悄悄变革着农村的社会结构和封建土地所有制，为日后彻底实行农村的土地革命作了重要的过渡和准备⁽⁶⁵⁾。

二　大生产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推行经济建设的主要举措。它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抗日根据地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是坚持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的保证。大生产运动贯彻于抗日战争的始终，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37年7月至1939年2月，主要是军队开展以改善生活为目的的生产运动；第二阶段自1939年2月至1942年12月，党政军民学各机关广泛开展大生产运动；第三阶段自1942年12月至抗战结束，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深入发展⁽⁶⁶⁾。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环境和大生产运动的特点通过一系列决定，毛泽东等领导人也发表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组织起来》等重要文章和报告，系统地论述了大生产运动的方针和原则，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其主要内容是：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毛泽东批判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和不注意动员人民发展生产，帮助人民发展生产渡过困难而只注意向人民要东西的错误作风，强调决定财政的是经济，只有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才能解决财政困难⁽⁶⁷⁾。

“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大生产运动的基本原则。根据地的主要经济成分有公营经济、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地主经济五种，除对地主经济实行减租减息，予以削弱、限制外，其他各种经济成分都应兼顾发展。毛泽东指出：“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和民营的经济，才能保障财政的供给。虽在困难时期，我们仍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⁶⁸⁾

各业发展，以农为主——大生产运动的实施重点。由于抗日根据地主要在敌后广大农村，没有大城市，极少中小城市，农民占全部人口的80％以上，抗战所需物力、人力主要来自农民，大生产运动必须以农业为主，兼而发展包括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等在内的各种产业。毛泽东强调各级党政工作人员“应以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帮助农民增加生产”⁽⁶⁹⁾。

“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方法。由于各抗日根据地散居敌后农村，人力物力高度分散，交通又极不方便，因此，在领导方法上必须实行统一领导原则下的分散经营。中共中央决定在大生产运动中实行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原则，指示各地成立生产委员会，由党的主要负责干部担任主任或委员，派遣最积极最有经验的干部到生产委员会中去工作，从各地实际情况出发领导大生产运动。

组织起来，互助合作——大生产运动的发展方向。毛泽东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发展生产的中心关节是组织劳动力”，“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劳动力的全部方针和方法”⁽⁷⁰⁾。在每一个根据地都把一切群众的力量，劳动力和半劳动力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其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根据自愿和等价的原则，在个体经济基础上成立初级集体劳动组织——合作社，其形式有变工队、运输队、互助社等等，这些合作社不仅有助于克服根据地的经济困难，而且对于未来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也具有尝试意义。

生产自给，丰衣足食——大生产运动的特殊内容。中共中央号召一切部队、机关、学校，必须于战争条件下自行种菜、养猪、打柴、烧炭、发展手工业和部分种粮，分别不同情况，达到粮食和办公用费的自给、半自给和部分自给。此种生产自给“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上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此种办法“使我们的军队克服了生活资料的困难，改善了生活，个个身强力壮，足以减轻同在困难中的人民的赋税负担，因而取得人民的拥护，足以支持长期战争，并足以扩大军队，因而也就能够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达到最后地消灭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目的”⁽⁷¹⁾。

中共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和采取的具体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各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陕甘宁边区是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模范。著名的三五九旅自1941年3月起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猪牛羊肥壮”的“陕北江南”，至1944年全旅吃用有余，还向边区政府交纳公粮一万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亲自开荒、种菜，参加生产运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实行“劳动与武力结合”、“战斗与生产结合”，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形式，开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大生产运动既富于现实意义，又具有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使解放区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增加了人民的收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保障了抗战的物资供应，奠定了抗战胜利的基础。第二，它使人民军队提高了战斗力，不仅改善了生活，扩大了军队，而且改善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军政关系，增强了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第三，它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建国的毅力和才干，表明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根据地人民前进的步伐。第四，初步改变了农村中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习惯，初级合作社的普遍建立，不仅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而且使广大农民开始认识到“组织起来”的优越性。第五，它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了经济工作的重要性，考验和锻炼了广大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懂得经济工作的领导干部，他们成为新中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宝贵财富。同时，也应该指出，大生产运动是在激烈而残酷的战争的特殊环境中进行的，它所采用的群众运动方式的发展生产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在科学性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不足。

三　知识分子与文化教育事业" class="reference-link">三　知识分子与文化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订和实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对于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和革命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左”倾机会主义者曾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片面强调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无端惩治知识分子干部的工作过失，排斥、打击甚至迫害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教训，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伤害。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需要大批的知识人才。在中国共产党的召唤和影响下，许多爱国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大批的青年学生纷纷奔向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在确立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的同时，也适时地调整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吸引和组织广大的知识分子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中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肯定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吸引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抗日事业。1939年12月1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知识分子问题提高到决定革命成败的战略高度来统一全党的认识；强调“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必须克服，号召“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加入我们的学校，加入政府工作”⁽⁷²⁾。这一政策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壮大得到进一步的实施。中国共产党努力从大后方和敌占区广泛招聘吸收军工、医务、教学、文艺等各种专门技术人才。如1941年7月，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曾致书各兵团首长，指示要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才，“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家待遇之”⁽⁷³⁾。

第二，尊重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将“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列为施政的重要内容。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通过发展科学事业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成立科学研究调查机关，推进和提高经济文化建设；培养科学技术人员，派专门人员出外学习；出版通俗科学读物，普及科学知识；购买科学图书仪器，改善研究工作条件；尊重并合理使用各种专门干部，欢迎优待外来科学人士；组织科学团体，开展科学运动；制定条例，奖励科学技术研究；确定科学事业预算等，这八项决议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投身敌后根据地建设的积极性⁽⁷⁴⁾。为了更好地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各种自然科学学会，其中最大、最完备的是陕甘宁边区的自然科学研究会，吴玉章任会长，下设农学、生物、化学、医药、航空、气象、土木工程、地质矿冶、机械电机等十多个分会，并办有《自然界》、《大众科学》、《科学园地》等刊物。

第三，优待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干部的生活待遇，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在敌后根据地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尽其可能制定特殊政策，为知识分子创造工作条件和提高生活待遇，吸引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到根据地来工作。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曾制定一系列条例和规定，优待文化技术干部，根据干部的资历、能力、现任职务，将他们分为甲、乙、丙三类，其中甲类干部享受的津贴为每月15－30元，而当时一般干部的津贴是1－5元，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只有10元，伙食由小灶供应，住房可享受单间宿舍，并配备勤务人员和提供乘马等交通工具。晋察冀边区政府也为技术干部规定了较高的薪金标准：技正每月小米600－1000斤，技士每月小米450－800斤，技佐每月小米250－500斤，技术员每月小米200－250斤，每月折款发给，有特殊贡献者或特殊技术者得特别优待，其经常有成绩者得予加薪；同时为各类发明、创造、改良者规定了奖励办法：荣誉奖励有建立冠以创造者姓名之研究所、荣誉宣扬、奖旗或奖匾、奖状、奖章等，有特殊发明与贡献者由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予以特别奖励等⁽⁷⁵⁾。

第四，使用与教育并重，努力帮助知识分子实现工农群众化。1939年，中共中央在党内指示中指出：“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分配适当的工作，应该好好地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并提出了使工农干部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的口号⁽⁷⁶⁾。延安及各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之一，也在于促进知识分子对于马列主义的学习和运用，清除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194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不仅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指明了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而且也向广大知识分子党员提出了思想入党的重大问题，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此必须“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⁷⁷⁾，该文件成为广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召唤和吸引之下，大批知识分子来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投身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推动了根据地的教育事业、文学艺术事业、新闻出版事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蓬勃发展。

在教育方面，中国共产党将干部的在职教育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首位。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将在职干部的教育内容确定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4种。业务教育的范围包括与业务部门业务关系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和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等，使干部学会和精通自己的业务；政治教育的范围包括时事教育和一般政策教育，使干部通晓一般情况和一般政策，扩大眼界，避免偏畸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文化教育（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的范围包括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理论教育的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其中政治科学以马克思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我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等⁽⁷⁸⁾。

大学和专科教育，敌后根据地的大学和专科教育也体现了干部培训为主的特色。中共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后改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陕北公学、自然科学院、行政学院、中国女子大学、中国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民族学院、延安大学、华北联合大学以及“抗大”和“鲁艺”在各根据地的分校等。另有陕甘宁边区的师范学校、警政学校、医药学校、纺织学校、农业学校、职业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荣誉军人学校等以及各根据地创办的专门学校。这些学校在体制上尚不完备，办学条件也相当简陋，但及时培养出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抗日人才，为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日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了干部方面的重要准备。

普通教育，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在社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相当部分地区的文盲率高达90％以上。开展国民教育运动，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便成为各根据地政府的重要任务。该运动包括以冬学民校为主要形式的成人扫盲教育和以小学教育为主体的学龄儿童教育。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都利用战争的间隙和冬令农闲时节，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冬学运动，采用男学组、女学组、青年组、老年组、儿童组、混合组等各种形式，帮助人民群众扫盲识字，并根据群众的需要来确定学习的内容，结合扫盲进行政治和抗日教育。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也十分重视学龄儿童的教育问题，采用民办公助的方式和全新的游击式的教学方法，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根据当时的经济和文化条件，除发展部分中学、职业学校外，主要是增加和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小学。陕甘宁边区1945年已建立小学1377所。各敌后根据地的小学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增加，如冀中区1941年已建立小学4338所，入学学生占学龄儿童总数的62％，有五分之一的县儿童入学率高达90％以上，在“男女教育平等”的口号下，女生人数增加尤其快，占学生总数的41％以上。原来小学教育非常落后的晋绥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1941年晋西北21个县的统计，已有小学1789所，平均每县增加85所，远远超过新政权建立以前的数字⁽⁷⁹⁾。历时多年而经久不息的冬学扫盲运动和迅速发展的中小学教育，有效地提高了根据地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文盲人数逐年下降，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和思想水平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在文学艺术方面，抗战爆发后，以战地宣传为主要内容的文学艺术事业，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创作出了如《黄河大合唱》等气壮山河的传世之作，群众性的文学艺术活动团体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有力地配合了敌后抗日战场的开辟和根据地的建立。1942年5月举行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延安和敌后根据地文学艺术事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下乡、下厂、下部队，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在遍及根据地的“新秧歌”运动中，涌现了像《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新秧歌，和像《白毛女》等思想性和艺术性具有较高成就的歌剧作品；戏剧改革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被誉为平剧改革的优秀作品；文学创作也出现了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欧阳山的《高干大》，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片断》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新闻出版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和各敌后根据地创办了大量的抗日报刊，总数达四百多种⁽⁸⁰⁾。在延安发行的主要报刊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边区群众报》、《解放》周刊、《共产党人》月刊、《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共有八十余种。各敌后根据地也发行了大量的报刊，最著名的有：晋察冀根据地的《抗敌报》、《边政导报》等，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新华日报》（华北版）、《黄河日报》等，晋绥根据地的《晋绥日报》（原名《抗敌日报》）、《战斗报》等，山东根据地的《大众日报》，华中根据地的《抗敌报》、《江淮日报》等。在延安还创办了新华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各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也有一定的发展，在延安就有解放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陕北书店、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各根据地也都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印刷出版机构，大量编辑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文件以及各种抗战宣传材料，在现代新闻出版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

在科学研究方面，在敌人重重封锁、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围绕着抗日战争和生产建设的紧迫需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促使根据地的工业，尤其是与抗战事业、根据地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军工、医药、日化、造纸、印刷、纺织等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呈现蓬勃发展的兴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