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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一 马歇尔回国与军调部的终结" class="reference-link">一 马歇尔回国与军调部的终结
国共内战规模日益扩大，马歇尔待在中国已无事可干。他一方面认为国民党仅凭武力无法统一中国，但又不能对国民党施以强硬压力；另一方面他对中共也不满意，但更无力施以影响。二战英雄马歇尔面对中国的复杂局面，不能不承认自己的无能，从而萌生退意。
还在马歇尔未能使国民党政府军停止攻击张家口时，他已感到自己对国民党决策影响力的有限。10月5日，他致电华盛顿，表示他感觉他已不可能继续作为调处者，并应将此通告委员长(257)。11月13日，马歇尔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表示，“苟余公正不偏之诚恳努力，不受信任，则余之力求调处，势必无用。……故余希望阁下愿正式自延安适当之权力处决定彼辈是否希望余个人继续目前之工作？余之兴趣，全在以调处方法尽绵薄之力。余知如延安对余失去信任，余即无法做此工作。”(258)至此，马歇尔对国共双方都表示了他将退出调处之意。
国大开幕后，马歇尔还希望“利用我的影响力，以通过一部符合政协原则的民主宪法，在中国组织一个能够支持好政府的真正自由派集团，实现政府的改组，以有利于恢复和谈并使共产党重入政治活动”(259)。但马氏此种表示并未体现在美国的政策上。在此期间，他与蒋介石有多次会见，他认为国民党仅靠军事不足以言胜，当务之急是由国大通过一部符合政协精神的宪法，然后成立有中共和民盟参加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并对行政院实行真正的改组。蒋介石则强调共产党受苏联的影响，目的是瓦解政府，因此必须摧毁共产党的军事力量，如果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问题就不难解决。他自信可以在八到十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260)。
12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对一年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作出了总结。声明回顾了一年来中国形势的发展，认为中国一直未能用和平方法达成团结目的实为一大遗憾。声明表示：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我们承认这个事实，也承认中国的国民政府。我们仍然希望该政府找到和平解决的路径。我们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将维持我们帮助中国人民在其国家内争取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同时避免卷入他们的内部冲突(261)。这个声明在国大召开期间发表，主要谈及美国一年来的活动和成就，为美国调处政策辩护。这个声明与上年的声明相比，声调较为低沉，虽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但显示了美国对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失望，对国民党的支持并未完全如其所愿。不过，蒋介石却有理由作另外的理解，他认为杜氏的声明不提中共参加改组后的政府但提及东北问题，将和平破裂责任归于中共，表示无论中国是否有战乱美国都将给予援助等等，较之上年声明“可判断美国对华政策变动的迹象，而且对于我们是有利的”(262)。以后的事实证明，蒋这样的乐观多少有些一厢情愿。
至此，马歇尔再留在中国已经没有实际意义。蒋介石为了拉住美国人，提出聘请马歇尔为总顾问，马歇尔告诉司徒雷登，对这个建议最好的回答是：不。他认为，自己作为一个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调解人尚且不能影响中国政府，就更别指望作为政府顾问能在这个政府内促成什么有益的回应了(263)。在随后的会见中，马歇尔干脆地拒绝了蒋的邀请。马歇尔在和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员的会谈中，一再告诫国民党，期望美国为政府军事领袖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而造成的经济空洞注入金钱是不现实的，同时，期望美国为执著于垄断政府权力的反动派系所控制的政府注入金钱也是不现实的。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不可能靠军事力量去消灭。抵御共产党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实行改革，以获取人民的支持(264)。为安马氏之心，王世杰告诉他，国民党将改组政府以容纳党外分子，对于中共问题，政府决不关闭谈判之门，但对于恢复交通、收复失地、及行宪工作，则决不再因中共之拒绝妥协而延搁，希望继续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马氏对此未表示具体意见(265)。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召回国担任美国国务卿，他行前发表声明称：和平的最大障碍是中共和国民党彼此间完全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猜疑心，政府领袖深信，中共愿意参加政协所规定之政府完全出于破坏性的目的；中共则感觉政府并无实行政协决议、组织新政府的诚意。因此，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对每一项建议和可能性，都心存偏见和戒心。马歇尔在声明中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他认为：最近谈判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亦即国民党方面，有一居于优势地位的反动集团，反对我促成真正联合政府的一切努力，他们公开坦率地声称，与中共在政府中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事，只有实力政策才能解决问题，这个集团包括军事和政治领袖。中共方面，也有极端分子，他们完全不信任国民党领袖，确信政府的每一项举措都是为了摧毁中共。马歇尔认为，如欲挽救此种形势，将依靠政府与小党派中的自由派取得领导地位，他们目前仍缺乏政治力量去发挥其具支配性的影响力(266)。这个声明将其调处中国内战的失败归于国共双方的“极端分子”，表现出马氏在中国政治特质面前的无奈，也为其调处的失败自寻托辞。马氏将中国的未来寄于所谓“自由派”当政，但他自己也承认他们缺乏真正的“影响力”。这个声明名为对国共双方不偏不倚，但国共对此均不满意。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谈话时，表示马氏声明只能“视作对杜鲁门总统对华声明之补充”，“仅就马氏之声明而论，似有若干漏略”。周恩来认为马氏承认国民党内有反动集团的观察是说得对的，“但遗憾的是他并未指出蒋介石就是这个反动集团的最高领袖”，马氏想以实行宪法改组政府为蒋找出路，“结果只会使它更加失信，绝对得不到人民拥护”(267)。由于国民党视美国为其最大的支持者，而中共对美国无所求，马歇尔的声明虽对双方都有批评，但在实际效果上，国民党更可以感觉到其影响(268)。
1月8日，马歇尔在反美浪潮遍及中国的难堪境遇下，自南京黯然登机回美，这与一年前他来华时，中国各界和舆论对他的热诚欢迎形成鲜明对照。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名闻遐迩的英雄，虽然马氏以国务卿的身份离华，多少挽回了他个人的面子，但他在回国时的心情很难称得上是愉快的，无论从什么角度观察，他的中国使命也只能说是一段失败的经历。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说明了任何其他国家在介入中国内部事务时影响力的有限，而且多少也反映出美国对华影响力逐渐式微的趋势。
马歇尔离华，表示美国退出调处，作为调处重要机构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走到了其尽头。全面内战爆发后，军调部早已失去其最初的动力，成了观察战争的机构，对制止战争束手无策。美方曾经提出由国共双方高级指挥官进行直接会谈和在双方冲突地点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但均被中共认为单方面对国民党有利，未能实现(269)。“执行部所派出的各个小组，这期间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状态，执行部内部的谈判与工作也是一筹莫展。除美方故作忙碌状态，硬拉着讨论无关轻重的积案以外，实际上对下面冲突与纠纷的调处已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这时争论的中心已不是停战、调处、恢复交通诸问题，而主要是执行人员安全自由问题和连续发生的几个困难的案子”(270)。这其中包括1946年5月20日高密小组共方代表辛冠五失踪被害案，5月30日枣庄小组共方代表甘重斗及译员被殴致重伤案，6月10日晏城小组国方代表雷奋强中弹身亡案，19日新乡小组国方译员郭子祺中弹身亡案(271)。7月23日，执行部国方委员郑介民竟然发出密令：“如中共方面组员与非法密探人员有关，而证据充足时，则当地之最高军事机关将以间谍罪审理之。”8月21日，执行部国方参谋长蔡文治在给美方的备忘录中又称：“凡有执行小组之中共方面人员被发现为密探时，则即失去代表资格，且受法律制裁。”这样一来，执行部及小组共方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可言，因此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周恩来专函致马歇尔，要求“敦促政府采取有效办法，以保障执行部中共人员在政府区之安全与自由”。在中共坚持下，军调部于9月10日发令，重申保障各方人员之安全，如有间谍行为，只能提交执行部三委员处理，此前所有人员工作不受限制(272)。
1946年7月29日，安平事件的发生，更使作为调处中立一方的美国直接牵入冲突之中。驻北宁路沿线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共治下的冀东解放区近在咫尺，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美军在进入冀东解放区活动时，已经迭有冲突发生。7月13日，美军自北戴河进入冀东解放区时，因事先未得同意而被俘七人，后经交涉获释，预示着未来冲突的不可避免。29日晨，中共驻安平镇（位于北平东之平津公路70公里处）部队得到情报，当日将有载运军火之运输车队经过，因此布置伏击。至午，果有无标识之二十余辆车组成之车队经过，伏击部队开火，双方交战历三小时，后中共部队主动撤离。事后得知，该车队所载为驻津美军六十余人，在冲突中美方伤亡十五人（亡三人，伤十二人），国美两方随后派军增援，占领了安平。此事之发生，立即轰传中外，国民党视为天赐良机，大肆鼓噪，企图就此拉美下水，使美国在调处和内战中完全站在国方一边。蒋介石致电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令其“根究彻究，从速处理”，“一面派员协同美军洽商处理善后办法详报为要”(273)。而中共方面态度沉稳，提议派遣小组进行调查，在查明真相的基础上再作解决。周恩来告诉马歇尔：美军“如说要巡察，何必到解放区去！有了美军，又有国民党军，这只能说明国民党一些人想利用美军在北宁路制造事件，把美国牵扯进来，并使北宁路周围成为国民党占领区”(274)。8月2日，执行部决定派第二十五小组调查有关安平事件的前后情况，询问证人，向执行部提交报告。经过若干时日的争执，三方在调查程序、轮流担任主席等问题上取得一致，17日开始调查工作。然三方各自提出的证人各说各话，无法得到一致，更因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最终安平事件的处理不了了之。
在全面内战爆发的大环境下，国共美三方都失去了继续进行战地调处的耐心。9月27日，执行部三委员签署协议，关内除保留太原、沁县、临汾、邯郸、新乡、泊头六个小组外，其余小组均撤回北平，随后，东北亦由八个小组缩减为三个(275)。11月21日，东北小组全部撤离，1947年1月，关内各小组全部撤退完毕。此时的军调部名存实亡，只有北平总部和长春分部还维持着一定的工作和人员，最后结束军调部的工作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了。
制宪国大召开后，一方面是国共关系实际破裂，另一方面是战争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执行部无所事事，但因为考虑到宣传和责任，国共双方均不愿主动提出撤销问题。国民党用种种办法，企图逼中共撤离，但中共则坚持对方不宣布解散则不走的方针。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存废问题还只能由始作俑者美国人来解决。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现已决定结束其与三人会议及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之关系，这是马歇尔回国、美国调处失败的逻辑结果。30日，国民政府宣布，因美国退出调处而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调部。与美国退出调处的同时，美国大使馆宣布，美方将负责送返军调部国共双方人员至各自地区，以3月5日为最后期限，“以后仍留驻现地者，应由其自身负责，美方将不予过问”(276)。随后军调部中共方面人员于2月内陆续撤离北平，长春分部人员则撤往哈尔滨。2月21日，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率最后一批中共人员离开北平回到延安。
二 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 class="reference-link">二 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
虽然国共关系因为制宪国大的召开而实际破裂，战争已在大规模进行，但为了配合国大通过的宪法，显示和平民主的姿态，以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表示争取国内外的支持，国民党发起了新一波和平攻势。194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和司徒雷登的谈话中，表示考虑派人直接赴延安谈判(277)。1947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声称，“政府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仍然要一秉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方针，如果有任何机会，政府的政治解决能够实现，政府决不放弃那种机会”。其后，孙科、张群、吴铁城、彭学沛等人均放出言和风声，孙科主张“大家放弃成见与主观，重视国内与国际之客观现实，一本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召开各党派圆桌会议解决问题(278)。15日，蒋介石召集出席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商谈，决定派张治中去延安恢复国共谈判。次日，国民党通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将恢复和谈的四项条件转达中共：1．政府愿意派员赴延安，或请中共派员来京，继续进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2．政府与中共双方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并协议关于停战之有效办法；3．整编军队及恢复交通，政府仍愿根据三人会议过去协议之原则，继续商谈军队驻地、整编程序以及恢复交通之实施办法；4．在宪法实施以前，对于有争执区域之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20日，国民党中宣部发表声明，将国民党恢复和谈的条件公诸于世，并称“深盼中共体谅政府相忍为国，力求政治解决之苦心，捐除成见，继续协商。政府仍愿以最大之忍让，竭诚相与，虚怀接纳”(279)。
对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中共反应冷淡。1946年12月3日，周恩来致函马歇尔称：“一党包办之国大既开，政协决议遂被蒋主席破坏无疑，国共两党谈判之基础亦不存在。唯我方为适应全国人民之和平民主要求，认为只要国方能立即解散正在开会之非法国大，恢复一月十三日停战令下时之驻军位置，则双方谈判仍可重新开始。”(280)这是中共恢复和谈的基本条件，而国民党显然不可能接受。得知国民党发动和平攻势的信息后，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董必武，认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并利于三月莫斯科会议，美方好作交代，粉饰太平。故我们对美蒋所谓恢复和谈认为全是欺骗，绝不信任。我们方针，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的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281)。因此，中共坚持恢复上年1月13日军事位置和取消国大通过的宪法两条为恢复和谈的基本条件。次日，王炳南将中共意见告诉了司徒雷登。24日，中共中央又指示董必武和王炳南：“（一）目前情况下董暂在上海工作，不要回宁；（二）王亦不要去看美蒋两方的人，对他们表示冷淡；（三）如美蒋两方再来人催询四条回答，可告他们根本拒绝此四条，非完全接受我方两条（最低限度）不能开谈。”(282)在国民党将和谈条件公开后，26日，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认为国民党的方案“完全是欺骗”，并逐条批驳之(283)。由于国共双方的和谈条件距离相差太远，国民党的所谓和平攻势也就成了镜花水月。
中共之所以拒绝国民党的和谈提议，是因为这时中共对于形势的判断已经有了重要变化。国民党召开制宪国大，并未能团结全国各党派，其军事进攻在占城掠地的同时，丧失了相当的有生力量，因此在国民党上下尚沉浸在所谓胜利的欢欣中时，中共已经敏感地预计到形势将起变化，从而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从1946年底到1947年初，中共在几次高层会议中，对以往的国共谈判作了回顾，对未来的形势发展作了分析，决定了中共将要采取的战略方针。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和两天前刚刚回到延安的周恩来在枣园开会，回顾了一年多以来国共斗争的情况，并就未来的部署交换了意见。毛泽东说：“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在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因此，揭破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清除和平幻想，现在已经降为第二位的问题了。第一位的问题是要宣传我们有条件取得胜利，建立坚定的胜利的信心”；“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肃，然后就可以再向长江以南发展，这大约要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现在是否要提出打倒蒋介石？我们做这个工作而不提这个口号”；“总的说，斗争是长期的，中间还会有许多曲折”。周恩来说：经过谈判，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为群众所认识，蒋集团中除极少数外都缺乏对前途的信心，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刘少奇最后说：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国际上也是糊涂了一下，但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了。和虽不可能，谈是必须的，为了教育人民。几个问题可以确定，打的方针是定了，但不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从国际国内分析，胜利是可能的，但要经过较长的困难时期，要提倡克服困难(284)。当晚，中共中央举行全体扩大会议，决定了“打”的方针，即蒋要灭共，我必倒蒋，但现在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与会者认为，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预计用三年到五年，也可能十年到十五年(285)。此时此刻，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的问题，并由中共中央会议认可，表明中共认为国民党出牌已尽，自己已经没有必要再与国民党谈判合作建国的问题了，而是准备另起炉灶，为中共的建国理想而奋斗。这在当时还不为社会以至中共党内许多人所知，但是不久，国民党就会感觉到中共方针的变化。
1946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刘少奇认为，半年到一年要有大革命，要准备在半年到一年内作出成绩来。确定大革命前夜的形势很重要，有预见才能有领导。全国的形势是进攻不是退却，党内目前的主要倾向仍是对形势估计不足，不敢放手(286)。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指示提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287)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均肯定了形势的变化及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毛泽东说：“和国民党打的结果，解放区的区域有打得大、中、小三种可能，现在看来，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党的六次大会的决议提出两个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指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作者注），现在仍未解决，因此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指出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这一点，使全党了解并从思想上、工作上、组织上预作准备，那么在这次高潮中我们就可能取得胜利”；“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刘少奇认为，最近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全局即将变化，在政治上国内外形势也有利，蒋的国大宪法、和平攻势均未达到目的，蒋区群众运动大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大革命高潮要来。周恩来分析了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认为从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关键是自卫战争的胜利。朱德认为，现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时候了，准备工作要做好。我们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288)。这两次会议表明中共高层对形势的估计又进了一步，在中共党内许多人对革命“高潮”尚有疑虑之时，就提出了迎接革命高潮的问题，并决定了相应的战略战术，确表现出了中共领导层的棋高一着之处。很显然，在这样的形势估计之下，中共不可能再去理会国民党的和谈提议。
也就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举行当天，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289)这个声明的发表，无异于公开否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国共之间的最终分裂也就成为自全面内战爆发之后政治形势发展的逻辑结果(290)。
马歇尔走了，军调部结束了，国民党的和平攻势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山东战场战斗正酣，国民党军队并准备进攻延安，一切都预示着勉强维持的国共关系即将走到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对维持表面上的国共联系也不再有兴趣，它已不能容忍中共在其统治核心地区保留办事机构，作为宣传鼓动的阵地。军调部结束时，美方表示以3月5日为期负责送返中共人员的承诺，也给了国民党一个实际的借口，因为中共人员的撤离显然需要美方的协助。而中共之所以保留南京等地的机构不撤，主要也是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阵地，“在蒋管区进行宣传组织与联络工作，促进蒋区民主运动”，并保持这些地方与延安的空中交通，因此中共指示各地办事机构，坚持“非赶不走”原则，并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291)。
最后的破裂举动只能由国民党出之。1947年2月28日，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致送中共代表团公函称：“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平之门，贵党军队在各地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播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持地方治安，应请贵处将居留本京人员，于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292)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和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也在当天和前一天分别致函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和驻重庆代表吴玉章，以同样理由要求中共人员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周恩来于接到中共代表团被逼撤退的报告后致电蒋介石，提醒他：限令中共人员撤退的举动，“不识为贵方地方当局之主张，抑出于阁下之命令。如属前者，则地方当局之任意妄为应请阁下予以制止；如属后者，则阁下业已决心内战到底，不惜以最后破裂，关死一切谈判之门”(293)。但蒋介石未作答复。
3月7日，中共代表董必武一行离开南京飞返延安。行前，董必武发表书面谈话称：“必武等今日被迫离此，感慨莫名。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他在谈话中指出：“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294)董必武登机前，自信地对送别者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至此，以抗战为开端，维持了十年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终因抗战的结束使双方失去了合作基础而最终结束，中国的未来只能由战场胜负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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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党军总数统计缺乏国民党方面的资料，此处据中共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统计，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 关于国民党军的部署，各说不一，此处采用《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256—257页的统计。据国防部的统计，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后，国民党共有步兵36个军、150个师（内整编师54个、独立旅3个），骑兵10个旅，3个独立团，炮兵12个团（内美式榴弹炮5个团），工兵18个团，辎汽兵24个团，11个营，通信兵8个团，11个营，战车兵3个团，铁道兵3个团（《国防部政绩报告》，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797）。
(3) 中共部队的人数和编制各说不一，此处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1卷第338页的数字。因为各区人数不断变动，故总数与各区数有5万人之差。
(4)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6页。国民党军拥有的重装备是否能在实际作战中发挥效用，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中共部队的运动战战法，往往使重装备失去作用。国民党军由美国提供装备的39个师，虽然装备程度为中国军队前所未有，但在实战中经常受到补给问题的影响，装备不能发挥效用，尤其是在美国一度禁运军火的情况下，这些装备的效用大减。据第十三军军长石觉回忆，该军初入东北时，还是用的训练时发下的弹药，直到打下锦州才得到补给，“总的说来，军品补给断断续续”（《石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6版，第238页）。陈毅根据其作战经验亦认为，“美械使火力增强，但火器复杂，干部无法掌握，不能灵活机动，消耗弹药甚多，缺少运输工具，供给不上。野战能力很弱。美械化害多利少，最多不过利害相等”（陈毅：《一年自卫战争总结》，1947年12月31日，中央档案馆卷89，第1号）。
(5)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呈蒋委员长关于停战令颁布后国军应有充分准备电》（1946年1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五编第四册，第387页。
(6) 《郭汝瑰日记》1946年3月9日。
(7) 《国军将领的耻辱和自反》（1947年6月1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5页。
(8) 《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2—113页。
(9) 《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0、112—113页；《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10) 《剿匪战事之检讨》，第6页。
(11) 国民党方面的战史认为：“国军军事战略构想，迄无完整原始资料可资依据”；“绥靖作战期间之史料，均未载明对绥靖作战之全般战略构想”（《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306、308页）。
(12) 《国防部作战会报记录》（1946年6月13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13) 在政治上，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由于要应付国内外各种压力，还维持着国共关系和表面上的谈判不能破裂，因而迟迟不能完全动员，进入全面战争状态，而是在所谓“自卫”、“恢复交通”、“难民还乡”等口号掩护下进行，这多少也影响了它的战略部署。在军事上，由于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国民党急于维持其全国优势地位，导致兵力部署分散，及至战争开始，兵力调配尚未全部完成，只能就现有部署行动。
(14) 王禹廷：《胡琏评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7页。
(15)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第544—545页。
(16) 蒋介石曾经抱怨说：“我们只有白天能打仗，匪则日夜皆能打仗，因此在一天之内，匪军有二十四小时可以利用，我军最多只有十二小时可利用，匪军在半天可以做到的，我军则需二天或三天才能做到，这样下去我们怎么不失败呢？”（《剿匪战事之意义与重要原理之综述》，1947年4月2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98页）
(1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150—151页。
(18) 《剿匪战略战术的总检讨》（1947年4月20日），军事图书馆藏档。
(19) 《一年来剿匪军事之经过与高级将领应注意之事项》（1947年10月6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68页；《徐永昌日记》1947年1月6日。
(20) 郭汝瑰自述曾于1927年加入中共，后失去联系。抗战胜利后，他又与中共建立了联系，并和董必武几次会见，要求到延安去。董必武通过他的联系人告诉他，“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要想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作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此后郭即为中共秘密传送军事情报。他的联系人与他单线联系，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之间。有一次他送交的情报传到民革王葆真处，而王因暴露一度被捕，此前，王将文件烧毁，使郭未因此而暴露。因为郭与其联系人始终是单线联系，而他的联系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留下郭的姓名，因此郭一直为中共传递情报而未暴露（《郭汝瑰回忆录》，第385—389页）。此外，还有不少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在国民党内部工作，获取情报。
(21) 《国防部兵役总局关于兵源补充等问题的说明》，1947，二档，全宗七八三，卷号860。国民党军队征补的困难，根本上是其不能给被征者以实际利益，在当时情况下，就是不进行土地改革，使兵源最广大来源的农民没有利益驱动的积极性，也使征补来的士兵缺乏战斗积极性，极易逃跑或投向中共方面。胶东兵团司令范汉杰以亲身经历上书行政院，认为：共军在山东号召青年参军，往往超出征兵人数的一二倍，而国军靠保甲长拘捕的办法，很难补充足额，即使抓来，也不会心甘情愿地为国民政府卖命。这是战争胜负的关键，非迅速改革征兵制度不可（尚传道：《四进长春》，《长春文史资料》第8辑，第65页）。
(22) 根据国防部下发的《陆海空军日给养定量》，陆军士兵日给养定量大米1.5斤，蔬菜豆类0.75斤，肉则1两都不到（《第一期军事小组讨论大纲及参考资料》，附表）。姑不论这样的定量能否兑现，即使可以兑现也很难适应战场艰苦生活的需要。蒋介石承认：“我们的军队，除内容空虚，名实不副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待遇太低，生活太苦。现在一般下级官兵的生活，真是到了水准线以下，大多数的士兵吃不饱穿不暖，以致面黄肌瘦。”（《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1946年4月3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07页）以如此生活水准，加之没有思想动员，没有家庭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分配土地），很难指望部队能有高昂的士气和战斗力。
(23) 《三个月总结》，《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2页。
(24) Tsou，Tang．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50，pp．437-438．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1963．
(25) 《中央关于练兵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6页。
(26) 《军委关于充分准备对付国民党大举进攻的指示》（1946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0页。
(27) 《中央关于大打后我军部署的指示》，（1946年6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96页；《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3—1084页。
(28) 《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83页；《学习陈赓部集中主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法》（1946年7月16日）、《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灭敌人》（1946年7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48、368页。
(29)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3—1094页。毛泽东的这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不打无准备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的军事思想以后被总结为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43—1144页。
(30) 《中央关于全面破裂后作战方案给刘伯承等的指示》（1946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10—211页。
(31) 《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1946年7月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0页。
(32) 《华中等战略区战况及对蒋军攻势的估计》（1946年10月28日）、《考虑作战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1947年3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30页、第4卷第1页。
(33) 《周恩来年谱》，第691页。
(34) 中共征补机制的活力建立在土地改革基础上，使千百万农民可以为保卫自身利益而主动参军，并为中共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战场情报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支持（有关中共土改的情况，见本书第十二卷）。
(35)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国民党军的装备同样不断落入中共部队手中，参谋次长郭忏自嘲自己是“国共合作”，因为国民党军的补充每落入中共部队之手，“岂非与之合作”（《徐永昌日记》1947年11月29日）。
(36) 《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及我之基本方针的指示》（1946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8页。
(37) 《毛泽东对李富春、黄克诚关于时局的意见的复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110页。
(38)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1页。
(39) 《集中力量在桐柏山区创造战场》（1945年10月2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9页；《中央关于中原我军行动方针给中原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3—454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5页。
(40) 《新华日报》1946年1月28日。
(41) 据郑位三2月1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我焦急万分，事情真如火急，连日检查，3月1日全军无粮，即使有钱买，也要在25公里至50公里以外运输。3月13日，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称：部队有1.6万人已全部无粮吃，其他数万人至多只能维持一星期到九天（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1页）。国民党方面则加紧对该地区的封锁，即使有罗山协议，中共部队也仍无法外出购粮运输。因此中共部队内部也有人认为无法坚持，“个别负责同志曾散布失败情绪，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李先念：《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原突围前后》，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42) 《中央关于中原军行动方针给郑位三、李先念的指示》（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0页。
(43)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第115页。
(44) 《新华日报》1946年5月11日。
(45) 《郭汝瑰日记》1946年7月9日。美国调处代表马歇尔的助手吉伦曾经要求蒋介石与中共就中原部队的问题达成妥协，蒋勃然大怒，宣称他不会让中共部队逃走的（Pogue，Forrest C．George C．Marshall-States Man，p．109．Viking Penguin Inc．New York，1987）。
(46) 《武汉行营关于围攻鄂西汉川、刁汊湖一带中原部队战斗详报》（1946年6月26日至7月2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5册；《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395—398页。
(47) 李少瑜等编著：《中原突围纪事》，第66页。
(48) 《同意中原军区部队立即突围》（1946年6月2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8—289页。
(49) 据王首道所记：“我军军事行动保持了高度机密，一切行动与平日一样，坚持生产、练兵。行动前三小时，我们以野外演习为名下达了出发命令。”因为“我军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段均出于敌人意料之外，因此，鸡公山和黄袍山上的工事，敌人大多没有占领，只派了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担任警戒，也没有配置重火器”。中原部队突过铁路线没有遇到太大阻力（王首道：《忆南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194页）。
(5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417页。
(51) 李先念：《要正确评价中原突围》，《中原突围前后》，第21—22页；任质斌：《关于中原突围》，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中原突围》，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中原军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1947年5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87页。
(52) 《政府军已开始攻我中原部队形势极为严重》（1946年6月2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89页。
(53) 据俞大维告郭汝瑰，蒋介石不同意对李先念部调处，郭感觉，“李先念部调处与否，均不过如此一回事，李要逃出重围，政府军则图加以消灭，此观念未从根本改正，调处与否都是打仗”（《郭汝瑰日记》1946年8月3日）。
(54) 《郭汝瑰日记》1946年5月10日。
(55)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37—39页。
(56) 《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1946年6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92页。
(57)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55页。
(58)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1946年印本，第2页。
(59)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58页。事隔五十年后，李默庵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华中野战军对我部作战计划的掌握是很准确的。然而，至于我部的作战计划是怎样泄露的，事后我始终也没有查清楚。那个时期，抗战胜利不久，各部队指挥机关保密观念很淡薄，泄密事件的发生，并不奇怪。”（同上）粟裕在其回忆录中则写道：“我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可以打乱其部署，寻歼其一路，造成有利于我机动之局面。”“主动进攻敌人的出发地，是否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否！……衅自彼开。‘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给予敌人以反击是顺理成章的。”（《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60) 《华中野战军应准备出蚌浦线作战》（1946年6月2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01页。
(61)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报山东野战军、军委、华中军区电》，《粟裕军事文集》编写组编：《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62) 《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建议一、六师仍在苏中作战致中共中央并陈毅、舒同电》（1946年6月29日），《苏中七战七捷》编写组编：《苏中七战七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8页。
(63) 《苏中苏北各部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1946年7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20页。
(64)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61页。
(65) 《华中野战军关于苏中十天战况及建议乘胜收兵休整待机致华中军区、山东野战军、中共中央军委电》（1946年7月21日），《苏中七战七捷》，第124页。
(66)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1页。
(67)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1页。
(68) 《延安总部发言人谈苏中自卫胜利战果》，《苏中七战七捷》，第236页；《华中野战军的作战经验》（1946年8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38页。
(69) 国防部编：《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1948年印本，第7页。
(70)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72页。
(71)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81页；《不要打只能击溃不能歼灭之战》（1946年8月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75页。
(72)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83页。
(73) 《粟裕关于再在苏中打一仗尔后西移致中共中央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电》（1946年8月8日），《苏中七战七捷》，第174页。
(74) 《粟裕等致陈毅等电》（1946年7月17日），《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76页。
(75) 自山东主力调东北，新四军主力入鲁后，粟裕便建议华中应留下一定兵力，以坚持华中现有阵地。战争初期，山东和华中都强调保卫地方的重要，都愿意留下更多的主力部队在当地作战。陈毅需要协调两大区（山东和华中）、四方面（山东军区和山东野战军，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关系，“为寻求大家都可接受的方案，相互间电报往返上百份，方案提出三四个，今天提出，明天推翻，后天再提，反复次数之多，简直难以数计”（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
(76) 《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在苏中歼敌》（1946年8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10页。
(77)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00、402页。
(78) 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3页。
(79) 《陈毅同志给第八师领导同志的信》（1946年10月4日），《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6日。
(8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158页。
(8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171页。
(82) 《张鼎丞邓子恢粟裕关于计划在涟南打击七十四师向陈毅的报告》（1946年10月7日），中共涟水县委党史办公室编：《涟水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83)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04—405页。12月23日，陈毅、粟裕等进一步提出，“必须将山东、华中政治上、经济上、财经上均统一指挥、统一收支始能维持战局”，建议“华中军区与山东军区合并，山野与华野合并，成立统一的华东司令部。粟（裕）、谭（震林）主持前（方），陈往来前后指挥”（《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05页）。此一方案直到1947年2月才最终实现。
(84) 陈廉：《决战的历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酉时报中央并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电》，《粟裕军事文集》，第284页。
(85) 陈、粟之间的不同意见还受到一些非常微妙因素的影响，当时山东有“华中的部队不要到我们山东来”的言论，华中也有“不到山东当流亡政府”的言论。山野几次作战不利也影响到陈毅的威信，泗县作战失利后，“‘陈毅不会打仗’的澜言就在临沂城传开了”。两淮失守后，“华中分局的几位负责同志就把责任推到陈毅身上。他们召开了‘七人批陈会议’，批评陈毅‘不执行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这一分歧又因为华东局内部饶漱石与陈毅之间的矛盾而更为复杂化了。饶在两淮失守后，向中共中央提出“以粟代陈”的建议，并当面对粟裕说：现在还是陈毅负责，将来你要负主要责任。他还找山野一纵司令员叶飞谈所谓陈毅“反对毛主席”的问题。此举无异于在领导层内制造矛盾。这些对中共华东战场作战不是没有一点影响的（王昊：《一个老兵心目中的陈毅元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328、347页；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3、18页）。9月间，中共中央一度也有派徐向前到山东负责鲁南作战的动议，有人认为这是“对陈毅在淮北仗没打好，也有些不满”（《陈毅传》编写组编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344页；王德：《华东战场参谋笔记》，第14页）。
(86) 《在淮海地区打几个大仗以开展局面》（1946年10月13日）、《集中山野华野全力在淮北歼灭东进之敌》（1946年10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22、525页。因为出淮北作战是陈毅曾经同意的方案，对他又提出回鲁的主张，中共中央担心他与华中“诸同志间关系是否将生影响”，故有此“团结协和”之要求。
(87)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44—145页。
(88) 陈士榘：《天翻地覆三年间——解放战争回忆录》，第32页。
(89)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第41页。
(90) 《歼灭进攻沭阳之敌极为重要》（1946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75页。
(91) 《杨伯涛回忆录》，第126—127页。
(92)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7页。
(93)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5—427页。
(94) 《陈毅军事文选》，第359页。
(95)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第275页。
(96) 《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9页。
(97) 《国民党大打后晋察冀军区的基本任务》（1946年6月2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05—306页。
(98) 行定远：《日寇投降后阎锡山对大同的控制》，《大同文史资料》第15辑，第36—37页。
(99) 《暂三十八师战斗详报》（1946年8月3日至9月2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8册。
(100) 黄瑶、张明哲著：《罗瑞卿传》，第179页。
(101) 《张宗逊回忆录》，第299页。
(10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31—233页。
(10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200—201页。
(104) 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编：《傅长官讲话》，1947年印本，第49页。
(105) 《聂荣臻、萧克给各纵队的指示》，1946年9月15日。
(106)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29—630页。
(107) 黄瑶、张明哲著：《罗瑞卿传》，第182—183页。
(108) 《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84页。
(109)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1946年9月1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487—488页。
(1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58页。
(11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261页。
(112) 为了保密，傅作义不用国民党军共用密码，自己另搞一套，而且通过电台测向得知中共在张北兵力空虚。比较之下，中共对蒋系部队较为重视，对傅作义则重视不够，这可能是因为傅部长期地处偏僻，而又未和中共部队交过手。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的行动，中共通过情报事先即得知，而傅进攻张北的行动则保持了高度机密，使中共情报部门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113) 傅作义较为强调团队合作精神，自抗战结束傅部东进之初，即指示各部：“为期密切协同作战胜利，兹规定凡各部队奉有作战任务，在战场上或战场外遇到友军受敌攻击，或战斗激烈时如闻枪炮声，应即自动速往增援，参加战斗，如此不但绝对易获战果，更足实现密切协同之真精神，或因支助而受到损失亦情有可原。”（《三十五军阵中日记》，1945年9月，二档，全宗廿五，卷号6312）
(114) 《傅长官讲话》，第48页。
(115) 《罗瑞卿传》第182页。10月18日，陈诚召集各战场主官在北平会商军事，傅作义甚为得意地介绍了其部的作战经验。
(116) 《聂荣臻回忆录》（下），第638—639页。
(117)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121页。毛泽东曾告聂荣臻等：你们长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其中必有原故，应虚心检讨得出教训以利作战（《军委致聂荣臻、萧克电》，1947年3月12日）。
(118) 《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10月18日。
(119) 《全局破裂后太行和山东两区的战略计划》（1946年6月22日）、《对南线作战的补充指示》（1946年6月24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83、292页。
(12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450页。
(121) 《定陶战役作战经过和主要经验》（1946年9月），《刘伯承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45页。
(122) 李达：《回顾定陶战役》，《李达军事文选》编辑组编：《李达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48页。
(123) 据第五绥区副司令胡临聪回忆，赵为黄埔一期毕业（实为二期），又是顾祝同的外甥，本来就骄横跋扈，对绥区抱若有若无态度，私人之间亦少接触，彼此存有隔阂，他接到刘峙的命令后，不向绥区司令孙震请示即径往前线，意欲一战成名而取代孙的位置，使孙对他甚为不满，当赵部被围请求增援时，孙有意使赵栽跟斗，以报赵目中无人并企图取而代之之恨，没有令在东明的整四十一师积极增援。于此可见国民党军队内部矛盾对于其战斗力的影响（胡临聪：《蒋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整三师赵锡田部的被歼》，《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58页）。
(124) 《蒋军必败》，《解放日报》1946年9月12日。
(125) 陈赓部虽属于晋冀鲁豫野战军编制，但受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作战行动具有战略单位的独立性。
(126)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479页。
(12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21页。
(128)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59页。
(129) 美国曾有派魏德迈出任驻华大使的动议，此事为国民党所欢迎，但因美国国内因素未能实现。据王世杰所记，蒋介石对司徒雷登“颇不喜其人，以其人无定见徒趋时尚也。惟彼既经正式提出，我照国际习惯亦殊难拒绝”。但司徒上任后，王世杰觉其“态度甚为确定，且可随时纠正马歇尔之性急与狭隘之见，殊出予之意外”（《王世杰日记》1946年7月8日、9月20日）。
(13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186．
(13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17页。
(132)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7，1946，Rea，Kenneth W．and Brewer，John C．edited，The Forgotten Ambassador：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rat，1946，p．7．Westview Press Inc．，Boulder，Colorado，1981．《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30页。此前，周恩来通过马歇尔向蒋转达解决时局的办法是，立即无条件停战，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一道解决。蒋介石的条件可谓对中共的答复。
(133) 《蒋介石的五条要求绝对不能接受》（1946年8月6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83—585页；《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的五条绝对不能接受致周恩来电》，1946年8月8日，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中共南京美国调处者在中国特色政治面前不能不感到自己影响力的有限。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编：《中共中央南京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
(134) Truman，Years of Trial and Hope——1946-1953，p．86．《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7—18页。顾维钧认为：这封信意味深长，它表明总统对中国目前局势极为失望，措辞严峻，甚至唐突。他立即将全函译成中文转呈蒋介石。顾维钧其后又告蒋，美国国务院远东司长曾对其谈及美政府对中国局势的看法，主要内容为：国军虽暂占优势，但难以武力统一，政府方面或望以军事胜利逼共方就范，但此着亦不能得根本解决；中国分裂局面的存在，使美国无法援助，若军事行动继续，徒耗政府实力，益使中国转弱；若政治统一告成，军事停止，美国将立即进行各种助华计划，此计划必有利于政府；如军事扩大范围，美国或须撤退，以免卷入漩涡；国民党乃中国多数大党，与他党合组政府，可无顾虑，只要实行改革，增强民众对政府信仰，对共党问题为釜底抽薪，凡允许共党参加政府者，其共党势力反深减削。顾维钧认为，这种意见与马歇尔回美时与其所谈意见“大致相同”，表明美国不愿中国局势“激成危局。并认为实际情势，惟采此婉转和缓方法，始能扶助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呈蒋主席谓美方盼我下令停战如战事扩大美或自中国撤退电》，1946年9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第217页）。
(135)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48-649．
(136)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173-174，176．
(137) 此次禁运最大的影响是，美国拒绝为1.3万发7.92毫米子弹核发对华出口许可（《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19、21页）。该禁令于1947年5月撤销。国民党对该禁令极为不满，并称这严重影响了其军队的作战能力。但据马歇尔1948年2月20日在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所言，发布禁令的目的是为了阻止战争蔓延至整个华北，并显示美国在调处中国内战时的中立立场，实际上中国政府当时有足够的弹药供应军队，政府军的失败不能归因于缺乏武器。同时，美国供给中国军用物资和在华基地剩余物资的转让与出售实际并未停止。就在8月30日，中美签订协定，将价值大约为9亿美元的战时过剩物资折价为17500万美元售与中国，其中便包括了不少海空军设备和交通工具等军用物资，结果导致了中共的强烈抗议（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355-356）。
(138) 《王世杰部长呈蒋主席告我如不停战使马歇尔陷于失败则美国舆论逆转于我不利电》（1946年8月14日）、《陈布雷主任对王世杰部长寒电研究之意见》（1946年8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0—211页。其后，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在巴黎告王世杰，马歇尔认为他继续留在中国已无意义，对蒋未能压制主战派表示不满。贝氏并要求王转请蒋介石，设法使局势好转。王因而认为，“在对美未有充分谅解，对苏未有应付之准备以前，我政府统筹全局，似仍须力持忍耐，如改组政府，似尤宜尽量容纳党外人士”（《王世杰部长呈蒋主席告与美国务卿贝尔纳斯面谈马歇尔续留华合作及对华政策问题并建议力持忍耐电》，1946年8月2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4页）。
(139) 《蒋主席复杜鲁门总统说明马歇尔调处经过及共党破坏协定攻击国军情形并重申合作态度函》（1946年8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3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39页。杜鲁门接蒋函后，于9月5日复函称：“本人切望政治解决方法，早日完满达成，俾武力纠纷，得以停止，而阁下与贵国人民得从事于重大紧急之建设工作。抑更有进者，本人仍愿贵国政治统一之早日完成，迅速消灭内战蔓延之威胁，能依美国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宣布政策末段所含意义，推进协助中国农业与工业经济复兴计划。”（《驻美大使顾维钧译呈杜鲁门总统复蒋主席函》，1946年9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16页）
(140) 《中央关于马歇尔、司徒雷登发表公报后我党对策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72页；《周恩来年谱》，第689页。
(141) 《七个月总结——评马司联合声明》，《解放日报》1946年8月14日。
(14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0页。
(1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9页。
(144) 《内战严重发展请立即召开三人会议商讨停战》（1946年9月13日）、《如政府对停战要求确有事实回答我自可回京商谈》（1946年9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43、651页。
(145) 《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1946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8页。
(146)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2日。
(14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55页。
(1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65、273页。司徒雷登亦认为，目前情况有碍于马歇尔和美国政府的公正立场，马歇尔的退出是他能够体面采取的唯一途径（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Oct．7，1946，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20）。
(14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72页。宋子文曾在10月1日向司徒雷登提交非正式备忘录，建议首先召开五人小组会议，讨论改组国府问题，然后召开三人小组会议，决定整编问题，当中共接受军队驻地及移驻日期时即下令停战，这实际仍是以停战为手段逼中共就范，自然得不到中共的回应（《宋子文院长向司徒雷登大使提出之非正式建议备忘录》，1946年10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第3册，第219页）。
(15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76—277页；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309。
(151) 《任弼时年谱》，第528—529页。
(152) 《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1946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04页。
(153) 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在关于蒋介石对张家口休战十天的条件的用词表达上，在10月6日马氏致司徒的备忘录上，说是蒋的条件将被“实行”，而在8日马、司两氏的对外声明中又改口说是可以“考虑”蒋的条件。这使周恩来极为不满，因为如果“实行”蒋的条件，“就等于一纸迫降书”，而对外说“考虑”显见有敷衍中共之意。此事使马歇尔更失去了中共的信任（《蒋介石的两条要求是迫我投降的最后通牒》，1946年10月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66页）。
(154) 《关于目前战局及谈判问题》（1946年10月1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17—518页。周恩来早于8月底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已经提出：“估计前途，美国可能撤兵而仍暗中助蒋内战，而蒋仍大打，起码要作本年准备，大打中开国大与否，须看情况如何，如此马司调处及执行部已无作用，我应主动提出撤退以准备下一步。”（《美蒋在三个问题上已得到一致意见》，1946年8月3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35—636页）
(155)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0月17日。
(156) 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研究组编，袁伟、吴殿尧主编：《朱德军事活动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682页。
(157) 《解放日报》1946年10月18日。
(158) 《新华日报》1946年6月12日。
(159)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由民主促进会发起，于当年5月5日成立，参加者有各界社会团体53个（后发展到91个），自成立后便一直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160) 《人民政协报》1986年7月8日。
(161) 《民盟代表团致函国民党代表对南京血案提三项意见》（1946年6月25日），《民主同盟文献》，第115页。
(162) 雷洁琼：《血溅金陵忆当年——一九四六年“下关事件”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北京）第16辑，第34页。
(163)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编：《李闻案调查报告书》，1946年印本，第20—21页。
(164) 《李闻案调查报告书》，第11页。
(165) 《李公朴案感言》、《闻一多案的判决》，《大公报》（上海）1946年7月16日、8月27日。《大公报》在战后对国民党的政治、经济措施屡有公开批评，以至蒋介石恨之为：“《大公报》言论，几全为共党宣传，已丧失其昔日之公正立场，至为惋惜。”（《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28页）
(166) 《为李闻案向政府提出严重抗议》（1946年7月22日），《民主同盟文献》，第123页。
(167)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电责蒋介石》（1946年7月18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198—199页。
(168)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就国民党当局破坏民盟发表谈话》（1946年7月21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01页。在此两案前后，民盟还遭到国民党一系列打击。5月3日，民盟中常委、西北支部主委杜斌丞担任发行人的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被迫停刊，该报顾问、民盟盟员王任竟在4月13日被诬以“烟犯”名而遭枪决。民盟成员、著名教育家李敷仁4月30日遭国民党特务绑架枪杀，幸未死而辗转逃至延安。8月18日，民盟主席张澜又在成都参加李闻追悼会后遭特务袭击。
(169) 《民盟发言人为蒋主席八月十四日文告发表谈话》，《梁漱溟先生说明民盟对中共态度》，《民主同盟文献》，第126、146页。
(170) 据时驻大理的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回忆，闻案真凶为云南警总二处（稽查处）处长王子民等人，事发后由顾祝同令他派人秘密押至滇西大理看管，他调走时又移交警总（王凌云：《国民党处理闻一多被刺案凶犯内幕》，《文史资料选辑》第50辑，第175—176页）。1950年4月，参与闻案的蓝鹏、崔宝山等三人在昆明被处死刑。1951年1月10日，王子民在成都被处死刑。1958年4月26日，最后一名涉案人员、原预备二师谍报队组长蔡云祈在江苏盐城被处死刑（李晓奇：《“杀人者终必覆灭”——暗杀李闻两先生的漏网特务归案记》，《中国青年报》1997年2月14日）。
(171) 中共上海市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张承宗和中共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等，在上海和平请愿团出发当天，均亲临上海北站秘密指挥行动。参刘晓：《关于“六·二三”上海人民和平请愿运动的一些回顾》，《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7年第6期。
(172) 周扬：《在爱国主义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晋察冀日报》1947年1月20日。沈之曾祖父沈葆桢，为清朝两江总督，其父时任交通部处长。
(173) 《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同学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告全国同胞书》，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38页。
(174) 《新民报》1946年12月31日。
(175) 《益世报》1946年12月30日。
(176) 《益世报》1946年12月30日；《新华日报》1947年1月1日。
(1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53页。
(178) 《华北日报》1946年12月29日。
(179) 《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1分册，1948年印本，第13页。陈雪屏一言既出，北大学生即贴出斗大告示，上书：“如果是你的妈，你管不管？”北大教授钱端升说：学校里出了一个情报网，说是被奸同学是从延安派来的女同志，逗引美兵制造事件。这是造谣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文汇报》1947年1月5日；《益世报》1946年12月30日）。
(180) 《大公报》（天津）1946年12月31日。
(181) 《益世报》1946年12月30、31日；《世界日报》1946年12月31日。
(182) 《世界日报》1947年1月5日。根据中美新约，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已经废除，但因战时同盟国关系需要，根据1943年10月1日公布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在华美军所犯刑事案件，除非美军当局愿意移交中国者，均归美军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中方可以要求美军将处理经过及进行程度随时通知中方。该条例本应于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废止，但中方因美军在华任务未完成，1946年3月3日又予延长一年，至1947年3月期满。故沈案仍由美方审判（《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册，第612页）。1947年1月17日，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法庭开庭审理沈崇案被告皮尔逊，22日法庭判被告强奸罪名成立，3月3日，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宣布，皮尔逊被开除军籍，处以15年劳役。但皮尔逊被押送回国后，8月11日，美国海军部宣布，原判证据不足，应予撤销，皮尔逊宣告无罪并恢复职务。
(183)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北平学委抗暴运动总结》，载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
(184) 据中共北平学委对反美学潮的总结，此次学潮“使群众运动由防御转入进攻”；“是亲美的传统思想转为反美的运动，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北平学委抗暴运动总结》，《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69页）。
(185)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19-420．
(186) 《平津学生团体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联合会宣言》（1947年1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抗议美军驻华暴行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69页。
(187)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52页。
(188) 《为国民大会设想》，《大公报》（上海）1946年10月14日。
(189)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对时局发表谈话》，《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41—242页。
(190)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10页。
(191) 《对国民党正在发动和平攻势的斗争策略》（1946年10月14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77页；《朱德军事活动纪事》，第682页。
(192) 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107—108页。
(193) 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65页。
(194)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第215页。梁漱溟认为，国民党的八条，不包括解决东北的军事政治问题，而第三方面提案提出关内外同等对待，即为照顾到中共利益，何况整军之后，军队统一编组驻扎，所谓恢复某日位置即无作用。
(195)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48页。因为民盟事先曾对中共表示，将加强同中共的合作，如有重要主张和行动，必先同中共协商，并征得同意，所以周恩来才如此愤怒。
(196)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0页。胡霖对于蒋的态度甚为不满，他曾在第三方面集议时表示，“在蒋统治下，绝对无民主可言。假如不是为人民的安全想，我一定主张革命”（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146—147页）。然而在蒋的软硬兼施下，他最终还是参加了国大。
(197) 《陈布雷主任上蒋主席续报告十月三十日政府代表与第三方面人士会谈情形文》，1946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37页。
(198) 《政府代表孙科等六人上蒋主席告第三方面人士态度突变建议邀集中共面商函》（1946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40页。
(199)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1月9日。
(200) 《周恩来关于目前谈判中心为向第三方面解释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南京局》，第174页。
(201) 《周恩来年谱》，第703页。
(202)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1946年11月7、1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14、121页。国民党拉拢第三方面代表参加国大不自此时始，还在全面内战开始之后，国民党即开始有意识地拉拢第三方面人士集体或单独参加国大，以壮大国大的门面。陈立夫专门作了黄炎培的工作，希望他单独参加国大，然黄回以：“1．我不能同意于不统一、不团结之下，通过宪法；2．此路不能通，我不能助朋友走不通之路；3．欲我离同盟，我不能自毁人格。”国大开幕后，杜月笙、钱新之、陶希圣还力劝黄参加，雷震则从南京一直追到上海劝说，为黄坚辞（《黄炎培日记》1946年7月27日、11月21、23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13、130页）。
(203)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1页。
(204)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1946年11月1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23页；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650页。
(205) 因为国大开幕当日，民社党代表及若干其他代表尚未报到，故代表人数非最后人数。此次国大最终公布代表数为1745人，出席代表为1701人。
(206) 《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致词》（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特辑》，东方出版社1947年版，第3页。
(207) 《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谈话记录内容摘要》（1946年11月10日）、《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延缓召开制宪国大问题谈话摘要》（1946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43、250页。
(208)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17日。
(209) 《一年来的谈判及前途》（1946年12月1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0页。
(210) 《中国民主同盟总部秘书处紧急通告》（1946年11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46页。
(211) 《新华日报》1946年11月26日。
(212) 在国大开幕前夕第三方面最后的调停中，青年党的李璜也强调遵守政协，决不单独提交名单，被认为“表现得很好，各方面都甚称赞他”（《范朴斋致鲜特生》，1946年11月2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12页）。但青年党内主张参加者居多，尤以曾琦态度更接近于国民党，李璜最后也不能不随了大流，但他本人实际并未出席国大会议。
(213)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1月16日。青年党的陈启天私下曾对黄炎培说：青年党陷于十六字中，即内外夹攻，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啼笑皆非（《黄炎培日记》，1946年11月12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28页）。可见青年党在参加国大时的矛盾心理。
(214) 《中国党派》，第45页。后由于民社党内的斡旋，张等未退出民社党，但在次年1月的民盟二中全会上，张东荪当选民盟秘书主任，叶笃义当选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社党以两人违反党纪，决议停止其党籍，实际等于变相开除。
(215) 此据范朴斋致张澜函中所言。然据蒋匀田言，民社党参加国大，“乃参加组成民社党的海外民宪党所促成。他们缘于渴望中国变成立宪政府多年，所以不愿放弃此一机会，因此敦促君劢先生同意参加。此一历史性的真情，逼得君劢先生无可如何，乃允予在求得保证通过政协宪草条件下参加”（《范朴斋致张澜》，1946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26页；蒋匀田：《中国近代史转捩点》，第130页）。
(216) 《范朴斋致鲜特生、张澜》（1946年11月7、9、16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14、117、123页。
(217)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60—761页。
(218) 民社党内有人认为，对于参加国大与入阁等问题，“君劢先生似举棋不定，俯仰随人，其实不然，君劢先生早已拿定主义，一步一步进去，但不肯坦白说出，不曾开诚布公，与各常委磋商，遂至闹出无限纠纷”（卢毅安：《中国民主社会党分裂之经过》，《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41—142页）。民社党革新派其后称，“参加国大的前夕，张氏还口口声声主张不参加，而中常会讨论的时候，九个常委除了蒋匀田外，也都不主张参加，但他突然来了个相反的决定，提出国大代表名单”（《中国民主社会党革新委员会告全国同仁书》，1947年8月，《中国民主社会党》，第415页）。
(219) 《张君劢关于参加“国大”问题与蒋介石往来函》（1946年11月），《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36—339页。王世杰认为，“实际上彼等之参加恐不能有何贡献，唯国民党则可以宣布此次之国大并非一党之国大矣”（《王世杰日记》，1946年11月17日）。
(220) 《张君劢关于参加“国大”的谈话》（1946年11月23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39页。张君劢事前与张群、王世杰等有数次商谈，告他个人将不参加国大，“以留彼与中共及民盟分子接触之余地”。结果蒋介石“答以既然如此，不必再勉强”（《王世杰日记》，1946年11月22日；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70页）。
(221) 姚崧龄：《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第769页。
(222) 据雷震回忆：张君劢对他说，“‘蒋中正是过河拆桥的人，有求于你的时候，可以满口应允，等到不需要你的时候，就一脚踢开，完全无视对方的人格’。所以他就不愿意参加国民大会来共同制宪，他对蒋中正守法的精神则是十分怀疑的”（雷震：《制宪述要》，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7页）。
(223) 因为签名信的问题，张君劢认为民盟与中共过于接近，因此对罗隆基说：“开除也好，退出也好，民盟跟着共产党走，我本来不想再搞了。”（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82页）
(224) 张君劢决定参加国大之后，对罗隆基说过一段心里话：“这一伙人跟着我这许多年，好不容易等到了今天，抗战胜利了，国民大会要开了，联合政府就要成立了，我还能够要他们老饿着肚皮跟着我吗？国民党是国库养党。我有什么法子养这批党员？让他们去搞吧，我是不参加的。”（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282页）因为张君劢的态度，中共当时对他也留有余地。周恩来在离开南京前给郭沫若夫妇的信中写道：“青年党混入混出，劢老动摇，均在意中，惟性质略有不同，故对劢老可暂持保留态度。”（《东望沪滨 不胜依依——致郭沫若、于立群》，1946年11月17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56页）
(225)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55页。
(226) 《中国各党派史略与批判》，第119页。
(227) 《文汇报》1946年12月24日。
(228) 《国民大会开幕 特致两点希望》，《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15日。
(229) 秦孝仪主编：《实施宪政》，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年版，第275页。
(230) 《蒋主席演说》（1946年11月28日），《国民大会特辑》，第21页。
(231) 陈启天：《寄园回忆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210页。
(232) 《一个可怕的观念》，《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20日。
(233) 戴文葆：《国民大会、直接民权与五权分立》，《大公报》（上海）1946年12月15、16日。
(234) 常乃惪：《宪法问题的我见》，《中华时报》1946年12月13日。
(235) 雷震：《制宪述要》，第16页。
(236) 《本党对国民大会和宪法问题应有的态度》（1946年11月25日）、《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459—461、484—485页。
(237)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427-428．
(238) 《王世杰日记》1946年12月4日。
(239) 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1946年印本，第10、31、98页。国都问题自抗战胜利后便有议论，1946年4月1日，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曾通过议案，要求定都北平。
(240) “紧急事变”字样为五五宪草所有，在非国民党籍代表坚持下，综合小组审查时认为，“此四字意义过于广泛，不宜增加”（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12页）。
(241) 非国民党籍代表认为，“若将出席两字改为全体，则复议难于成立，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的规定亦不易实现”。孙科也认为，如照审查委员会的决议，只要行政院能控制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员，复议程序便无从进行，凡行政院所不愿执行的法案，都可以用这个方法置之高阁，必将给行政院控制立法院开方便之门（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13页；孙科：《新宪法与五五宪草》，《国民大会特辑》，第184页）。
(242) 国民大会秘书处编：《国民大会会议纪录》下册，1946年印本，第25、27、28、31、36、44、47页。
(243) 《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489页。
(244) 首都问题虽经综合审查委员会改为北平，但24日蒋介石代表主席团提出，宪草内可不必规定首都地点，最后通过的宪法因而删去首都一条，使国民党免去了因宪法通过而不得不行迁都一举。
(245) 王世杰认为，“依照宪法草案之规定，立法院或将经常集会，能不断的干涉行政。此一机关之人数如超过四百人，将使行政与立法频频陷于争执纷扰之状态而不易平息。但依此次审查会通过之条文，则立法院之名额可达六七百人。故予深虑此项规定为使民主在我国再度失败之一大因素”。从“行宪”后的立法院工作看，王的担心不无事实根据（《王世杰日记》1946年12月21日）。
(246) 《国民大会特辑》，第165—177页。
(247) 《蒋主席演说》（1946年11月28日），《国民大会特辑》，第22页。
(248) 蒋的笔杆子陈布雷曾对左右说：“现在要实施宪政，未免过早。委座性格，负责太过，只看事实，不问形式。我恐怕宪法颁布以后，人家会以法令条文来拘束委座，委座受不了。”（杨玉清：《我所知道的陈布雷》，《文史资料选辑》第81辑，第167页）
(249) 关于宪法临时条款，见本书第十二卷有关章节。
(250) 参王宠惠、孙科、彭学沛文，《国民大会特辑》，第180—185页。
(251) 《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修正案》（上、下）、《国民大会闭幕了》，《大公报》（上海）1946年11月23、24日，12月26日。《大公报》在会议期间多次发文鼓吹政协宪草，并批评宪法以三民主义为国家基础，认为“中国现状是多党并存，贫富悬殊，人民的利害及意见纷歧不一。如此现状，以一党主义冠诸国体，是不切实的。强制人民接受这个国体，不仅欺人自欺，或且将贻纷扰于无穷”。结果遭到国民党舆论群起而攻为“开倒车，实为一种反动企图”（《关于宪草第一条》，《大公报》（上海）1946年12月18日；叶青：《驳大公报“关于宪草第一条”》，《和平日报》（上海）1946年12月21日）。
(252)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688；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171．据国民党搜集的国外舆论反应，“国民大会召开时，各国舆论初期对我之批评，颇多不利，嗣后因青年党、民社党，暨社会贤达踊跃参加，复以会场内充分表现民主精神，国际遂以另眼相看。更益以主席恳切之演讲，及保证宪法通过之坚决，尤得国际舆论之赞扬。新宪法通过后，因大部原则系依据政协决议，除极少数之左倾报纸继续吹毛求疵，攻讦本党及政府外，其他各报咸一致称赞，尤以美国霍华德及赫斯特两系报纸，更多推崇之辞”（《谷正鼎秘书长上蒋总裁有关国际对我新宪法之评论呈》，1947年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39页）。然这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随着宪法通过后国民党继续垄断权力，国外舆论的批评也日渐增强。
(253)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3页。
(254) 《弄真成假——评蒋介石“国大”的闭幕》，《解放日报》1946年12月28日。
(255) 《中国民主同盟对于片面宪法发表声明》（1946年12月31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259页。与民盟靠近的党派，如民建、民进、九三学社等亦声明反对制宪国大通过的宪法。
(256) 《国民大会代表对于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意见汇编》，第76—77页。
(257)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192．
(258) 《马歇尔特使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就延缓召开制宪国大问题谈话摘要》（1946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52页。
(259)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22．
(260)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405-407．
(261)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694．
(262) 《最近国际形势之分析与国民大会应注意之点》（1946年12月20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485—486页。
(263)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412．
(264)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210-213．
(265) 《王世杰日记》1947年1月7日。
(266)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86—688．虽然马氏在这个声明中对国民党有所批评，但美国对国民党政策的基点并未变化。马氏离开中国前，与司徒雷登讨论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司徒建议可以有三种选择，即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并促其改革，不作有力行动一切等着看，完全退出中国内部事务。司徒建议采取第一种方法，马歇尔原则同意，这实际是马氏来华之前就已确定了的（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p．178-179）。
(26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63页；《评马歇尔离华声明》（1947年1月1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21—723页。
(268) 据对美国人有深切认识的顾维钧分析，蒋介石和马歇尔曾多次争论，有时甚至不欢而散，原因是两人都个性极强，如果他们能够合作，那倒真是奇迹了。但马氏在杜鲁门心目中公正、可靠而忠实，他在中国调处的失败，将会影响到他本人、杜鲁门以及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因此蒋介石担心马氏出任国务卿后，美国对华政策可能对国民党不利（《顾维钧回忆录》第6分册，第39—40页）。
(269) 美方在7月间提出山东王耀武和陈毅、山西阎锡山和贺龙、热河石觉和李运昌、中原程潜和李先念、东北杜聿明和林彪进行直接会谈，但对会议具体内容无所规定，中共因而认为此举只有宣传意义，甚而有诱禁共方高级将领之意图，因而除山西阎、贺代表进行会谈但无结果外，其他会谈均未举行。至于在冲突地点建立中立区，显然对正在向前推进的国方军队有利，因而中共坚持应恢复1月13日之位置。
(270)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62页。
(271) 辛冠五由高密乘火车返回解放区途中，被暂编第十二师赵保原部绑架遇害，后因赵在胶东作战中身亡，国方借口调查无法进行，此案遂告悬置。雷奋强自晏城至济南途中不幸中弹身亡，郭子祺因未经通知即赴修武调查中弹身亡，中共认为此两案皆属“偶然”及“误会”，国民党则利用来大作文章，并在新乡扣押了第十小组共方代表黄镇。直到10月底，双方达成协议，共方同意支付郭家属抚恤费二千万元并向执行部书面致歉，国方同意将黄镇送回。雷奋强案亦以共方支付抚恤费方式解决，国方承认此为偶然事件。
(272)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64—65页：《执行部和小组之中中共人员在政府区安全与自由应该得到保证》（1946年8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26—627页。
(273) 《蒋主席令李宗仁主任从速处理美军在平津道上被共军袭击事件电》（1946年7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01页。李宗仁回电称，前“经迭次派员洽商，如后在国军警卫区以外行动，请事先通知我方，以便协助。但美军当局不肯照办，以致保护难期周密”（《李宗仁主任呈蒋主席报告调查美军被共军袭击经过及善后处置电》，1946年8月1日，同前，第202页）。
(274) 《安平事件应该进行调查》（1946年8月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75页。
(275) 《执行部谈判总结》，第67页。
(276) 《司徒雷登大使为遣送各方人员事呈蒋主席备忘录译文》（1947年2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272页。
(277) 蒋介石的表示不过是争取美国人和舆论而已，因为在12月1日，蒋会见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时，蒋坚信中共的军事力量将在9到10个月的时间里被粉碎。一周之后，蒋将军事解决的时间提前到了6个月（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Dec．2，21，1946，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p．46-47，53）。
(278)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5页。此前，民社党已经提出类似建议，“即日恢复国共两党的和议，政府当局应派员前往延安或邀请中共首脑来京，商讨一切”；“由国共谈判中求得基础后，扩大为全国党派会议，各民主有力团体，亦应邀其参加，共商一切政治问题，以奠定法治基础”（《中国民主社会党对目前时局意见》，1946年12月31日，《中国民主社会党》，第296页）。
(279)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月21日。
(280) 《解散非法国大 谈判仍可重开——致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1946年12月3日），《周恩来书信选集》，第363页。
(281) 《中央关于对美蒋恢复和谈阴谋所采方针给董必武的指示》（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88页。
(282)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63页。
(283) 《解放日报》1947年1月26日。
(284) 《要胜利就要搞好统一战线》（1946年11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96—200页；《谈判使党赢得了人心》（1946年11月2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95—699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6页。
(285) 《任弼时年谱》，第533页。
(286)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57页。
(287)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07页。
(288)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1947年2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20—221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64—65页；《周恩来年谱》第718页；《朱德年谱》，第292—293页。
(289) 《解放日报》1947年2月4日。
(290) 王世杰认为，中共此一声明“使蒋先生痛矣”，因此“不欲允其留人在京沪”（《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8日）。
(291) 《周恩来年谱》，第709页；《中共中央关于京沪渝联络机关坚持非赶不走方针给董必武等指示》（1947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迫我撤离之对策给董必武等指示》（1947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编：《上海周公馆——中共代表团在沪活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90页。
(292)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3月1日。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最终撤退日期推迟了两天。
(293) 《大公报》（上海）1947年3月3日。
(294) 《撤离南京时的书面讲话》（1947年3月7日），《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中共人员自京沪渝三地撤退之后，唯一还留在国统区的中共公开人员是办理战后救济工作的解放区救济总会人员，分驻上海、天津和开封三地。1947年11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宣布停止在华工作，所有中共人员于12月撤离国统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