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

一　二次革命的酝酿" class="reference-link">一　二次革命的酝酿

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民国元年一直抱着与袁世凯合作建国的思想，缺乏备战应变的准备。自宋案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1913年3月25日，孙中山访问日本后回到了上海，当天晚上，他立即与陈其美、居正、戴季陶等会集黄兴寓所，商讨解决宋案的策略。然而，革命党人在反袁策略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黄兴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主张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戴季陶一贯主张二次革命，竭力反对黄的意见。黄兴仍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⁸⁰⁾。他主张“以其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⁸¹⁾，即“欲以暗杀袁世凯，省事免牺牲”⁽⁸²⁾。孙中山一向认为暗杀不足取，对法律解决也不以为然。他指出：“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⁸³⁾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强烈主张：“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遣兵调将，行动极称自由。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他并强调说：“宋案证据既已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张，正可及时利用。否则时机一纵即逝，后悔终嗟无及。”⁽⁸⁴⁾在血的教训面前，孙中山决心重新走上武装革命的道路。

然而，孙中山要领导革命党人转入革命战争的轨道，诚非易事。在宋案之前，李烈钧等人虽有备战应变的思想，并且时断时续地有建立都督联盟的活动，但当时国民党内妥协空气浓郁，总希望通过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国会选举后，宁调元曾致电胡汉民，呼吁说：“总统厉行暴民政治，意思即是法律，喜怒即为赏罚，好恶即为贤不肖，致先烈头血未寒，而共和已归破坏。我东南最初起义各省，亟宜联为一气，协筹对付。”⁽⁸⁵⁾但胡汉民却不能不通电申斥：“此种妄人妄语，粤人决不承认。”⁽⁸⁶⁾然而，反对派报纸却一再乘机夸大其词，纷纷宣传国民党都督准备反抗中央的消息，并有赣、闽、粤、皖、湘组成五都督团的流言。四川共和党报纸甚至登载消息说，国民党“密议拥戴孙、黄发难，以苏、浙、皖、赣土地抵借日款，购备枪械，割据东南”⁽⁸⁷⁾。尽管如此，革命党人仍然相忍为国。宋案发生以后，面对着时局的激烈震荡，多数人一时难以适应策略的大转变。

当时，孙、黄争论不决，遂分电粤、湘两省征求意见。胡汉民和谭延闿因战备不足，都复电不赞成马上起兵。胡汉民反袁比较坚决，曾和护军使陈炯明联名通电，强硬表示：“粤省兵力雄厚，械亦精利，军心固结，谁为祸首，破坏共和，当共弃之。”⁽⁸⁸⁾但军权在陈的手里，而陈对起兵讨袁表示冷淡。谭延闿则态度相当暧昧，只是因湖南革命党人力量颇强，他不能不附和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赣督李烈钧刚刚取得民政长事件的胜利，宋案后强烈主战，通电表示：“如果有神奸巨蠹，必欲推倒共和，即为国人之公敌，赣虽地瘠兵单，愿以昔日推倒专制之精神，再随各省之后而调护之。”⁽⁸⁹⁾他并积极与各省联络，建立了赣、皖、粤、湘、闽等省的联盟。他甚至遣使至鄂游说，企图争取黎元洪，但“黎公不为所动”⁽⁹⁰⁾。

1913年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秘密军事会议，皖督柏文蔚、赣督李烈钧及湘、粤等省代表周震鳞、覃鎏钦等参加了会议。虽然李、柏两督主战，柏文蔚且表示“愿首先在皖发难”⁽⁹¹⁾，但当时孙、黄之间仍争论不决，而革命党的统兵将领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战失败，莫若练军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⁹²⁾。军事会议的结果，据周震鳞回忆说：“当时中山先生主张立即兴师讨袁……克强先生则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逆迹尚未昭著，南方的革命军又甫经裁汰，必须加以整备才能作战，因而主张稍缓用兵，以观其变。各省领兵同志多同意黄的意见。中山先生格于众议，只好从缓发动。因此，第一次讨袁会议的结果，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⁹³⁾

“宋案”证据公布后，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义愤，达到了高潮，违法大借款案的签字，更是火上浇油。4月27日，《民权报》刊布徐谦《布告国民》一文，历数袁世凯政府十四大罪，并向国民呼吁：“嗟乎，国民！惟能死者乃能生存，惟能战者乃能得平和，惟能除暴者乃能保全其国家。民国根本，共和基础，已为万恶无道之民贼破坏以尽，吾民国再不能姑息养奸，借口于维持现状，顾全大局矣！”这几乎是一篇讨袁檄文了。孙中山主张乘民气高涨之机，“速兴问罪之师”⁽⁹⁴⁾。皖、赣两督在沪上军事会议后，积极备战。临淮关一旅和安庆省城的军队，正以剿匪为名，向皖北前线开进。李烈钧在九江上游瑞昌县属临江的码头镇屯扎重兵，部署炮兵阵地，以控制长江。码头与湖北武穴隔江对峙，江面狭窄，形势险要。一批激烈派分子张尧卿、韩恢、何海鸣、王宪章、尹仲材等于4月27日组织了铁血监视团，并举何为团长，表示袁世凯如拥兵自卫，“同人等一致进行，誓以铁血相见”⁽⁹⁵⁾。浙籍革命党人吕东升、王逸（金发）、丁匡公等致电浙督朱瑞，要求浙江与中央断绝关系，宣告独立；张尧卿、刘天猛等湘籍党人也要求谭延闿“迅率湖湘子弟，首先独立，讨贼问罪，为各省倡”⁽⁹⁶⁾。他们还成立中国军界联合会，企图招募闲散军人和游民，准备起兵。

然而，当袁世凯调兵遣将，积极备战的时候，革命党人起兵讨袁的计划，却再次受到挫折。稳健派由于怯战，依然把倒袁的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当“宋案”证据公布之后，稳健派的主要喉舌《民立报》却于4月27日、28日、29日连续刊载徐血儿的《综论大暗杀案》，他不顾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战争乌云，仍在从容论道：“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即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即便是对于袁世凯为了战争而签订的大借款，他们也认为可以和平地打消：“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⁹⁷⁾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据陈其美说，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欲躬亲赴粤主持其事，吾人又力尼之，亦不之听；不得已令美先以上海独立，吾人又以上海弹丸地，难与之抗，更不听之。当此之时，海军尚来接洽，自愿宣告独立，中山先生力赞其成，吾人以坚持海陆军同时并起之说，不欲为海军先发之计。”⁽⁹⁸⁾当时，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昌言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⁹⁹⁾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竟无可奈何，遂罢出师之议。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由于革命党人迟疑动摇，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1913年5月初在上海召开的革命党人的第二次军事会议，竟一筹莫展，武力讨袁的计划就这样被搁置了。

二　南北调和活动的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二　南北调和活动的失败

大体说来，革命党中稳健派的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民立报》上曾载文说：“前次大革命之后，元气凋丧，民力疲极，并力恢复，犹虞不及，庸能再受莫大之损失乎？且社会心理，莫不翘首企踵以渴望太平之隆盛，一闻变起，心惊胆裂，寝食为之不宁，较诸前次革命时，闻兵变而色然以喜者，盖大相悬绝者矣。夫人民之厌乱既如此，则尚有谁敢为戎首，轻心发难乎？发难之后，谁肯附从之乎？此我国之无二次革命之余地可知。”⁽¹⁰⁰⁾所以，他们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而当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袁世凯气势汹汹地进逼的时候，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因此，5月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中间派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5月4日，由岑春煊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这通由谭人凤起草的电报，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大借款交国会研究，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一贯以调人自居，正在积极助袁备战的黎元洪，也于5月9日致电黄兴和湘、粤、皖、赣四督，竭力为袁世凯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他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解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其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办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¹⁰¹⁾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想，来侵蚀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于是，对决战缺乏信心的黄兴于5月13日向黎元洪表示：“兴对于宋案，纯主法律解决，借债要求交国会通过，始终如一，实与吾公所见相符，文电具在，可以复按。”⁽¹⁰²⁾柏文蔚、胡汉民也先后派人入京疏通。仅李烈钧未肯屈服，但也不能不表示听从法庭和国会的解决。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和中间派系的劝诱之下，就这样走上了幻想调和的道路，以求保存实力。

但是，袁世凯丝毫没有放松对革命党人的压力。5月13日，由变节的国民党籍陕西都督张凤翙、山西都督阎锡山领衔，与袁系都督冯国璋（直）、张锡銮（奉）、周自齐（鲁）、张镇芳（豫）及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联名发表通电，点名攻击“黄兴、李烈钧、胡汉民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说朋兴，甘为戎首”，并咄咄逼人地威胁说：“倘有不逞之徒，敢以谣言发难端，以奸谋破大局者，则当戮力同心，布告天下，愿与国民共弃之。”⁽¹⁰³⁾15日，袁世凯悍然取消黄兴陆军上将的资格，且企图罢免反袁最坚决的赣督李烈钧。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急电呼吁和平，要求各方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谋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锧，以谢天下。”⁽¹⁰⁴⁾浙督朱瑞也起来伪充调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川、闽诸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励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共遵轨道”⁽¹⁰⁵⁾。朱瑞捧袁的做法太露骨，不像调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6月10日才由浙、滇、川三督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谭人凤为避免革命势力遭到摧残，加紧了调停活动。在他的策动下，沪上调人，分成二路，一路赴鄂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章士钊三人前往，一路应袁世凯三次电邀，由谭人凤、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5月17日，岑春煊等自沪启程，前往武昌。他们在调停的名义下对黎暗中进行了策反活动。当他们到达时，章炳麟已经先期至鄂。章于1912年底曾被袁任命为东三省筹边使，宋教仁被刺，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不久就弃官南下，重新与孙中山、黄兴合作反袁。这时，他从上海来到武昌，策动他所最推重的黎元洪出来竞选总统。适黎召北军南下，章与湖北诸将一起劝黎不要引狼入室，但黎不听，第一师师长黎本唐因此辞职，后由石星川继任。当时，岑、李、两章四人轮番劝黎“毋辞大选”⁽¹⁰⁶⁾。两章言词恳切，“处处劝黎公以国家人民为重，慎勿惑于袁氏之才略能定大局之言，并谓非公出任总统，则南北分裂，兵连祸结无已”⁽¹⁰⁷⁾。他们对这个徒拥虚名的黎元洪竟寄予莫大的希望。然而，黎在宋教仁死后，“惧及己，益懔懔”⁽¹⁰⁸⁾，他抱定“非袁则乱”⁽¹⁰⁹⁾的信念，不听任何劝说。而且，他还把来客的说辞报告给袁世凯，并示意来客“隔墙有耳”，敦促他们尽快离鄂。至此，革命党人策动黎元洪反袁的计划，就完全失败了。

18日，谭人凤、王芝祥自沪进京，但同样毫无所获。袁世凯态度十分强硬，对王芝祥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之可言。”⁽¹¹⁰⁾谭人凤见袁时，袁更“痛诋克强种种违法行为，切齿咬牙，大有欲得而甘心之意”⁽¹¹¹⁾。袁用一派官话来对付谭人凤，他说：“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¹¹²⁾谭委婉地向袁陈述了“南北宜融和，不宜决裂”的意见，袁就把北军南下的责任往黎元洪身上一推说：“兵为黎宋卿所请求，中央并无用武之意。”⁽¹¹³⁾谭见话不投机，即离京往鄂。临行前，向袁辞行，“仍以撤兵、毋易赣督为请”。袁世凯稍稍改变了态度，和颜悦色地说：“赣督去留，我亦尚无成见。但须劝彼等以国家为前提，勿蓄意谋乱方好。”⁽¹¹⁴⁾谭抱着一线和平的希望到武昌去见黎元洪，黎告诉他：“赣省大小军官与各机关人员，多已来鄂接洽，李烈钧已成独夫矣！”⁽¹¹⁵⁾他们早已准备对赣动手了。

当时，袁世凯已经做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5月21日，他对梁士诒、段芝贵、曾彝进等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其语词狂妄蛮横，不留余地，前所未有。秘书长梁士诒觉得话说得太绝，嘱曾彝进“以个人资格往告国民党人”。袁不以为然，对曾说：“就说是袁慰亭说的，我当负责任。”⁽¹¹⁶⁾

袁世凯的首要目标是江西，北洋第六师于5月中旬部署在兴国、蕲春、田家镇一线，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小池口战略要地，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黎屡次托人要李“洁身引退，举贤自代”⁽¹¹⁷⁾，李烈钧断然表示拒绝。黎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退军撤防，并暗示可荐欧阳代李出任赣督。时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撤退前沿防兵。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士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于6月3日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配。”⁽¹¹⁸⁾黎也令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家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鄂陈述政见，黎元洪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后方案：“（一）请公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简员接任。”⁽¹¹⁹⁾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的咽喉的调和办法，李烈钧当然不能接受，他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最后通牒。于是，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

正当江西局势紧张之时，上海发生了进攻制造局事件。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领袖发动的，其中有江苏都督府顾问、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又去联络上海籍的工党领袖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在策动起事的过程中，他们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联络的对象主要是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官兵。对于他们的某些活动，早在5月初就有人向袁世凯报告，并由袁转告江苏都督程德全，5月22日，袁又电嘱程拿办张尧卿。23日，黄兴、陈其美得悉张、柳等以他们的名义策动起事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军官参与其事，一方面派黄郛赴宁直接向程德全报告，并知会制造局督理陈榥戒备。黄兴、陈其美为了与袁世凯调和，轻率地抛弃了这批可以利用的激烈分子。

程德全、陈榥等得到情报后，作了周密的布置，并派间谍打入起事者内部进行侦察。5月28日晚，陈其美得悉张尧卿等准备动手的消息后，即用电话通知陈榥。5月29日凌晨1时，徐企文率领一百多人，打着“中华民国国民军”的旗帜进攻制造局，当即遭到有准备的阻击，徐企文被诱捕，起事者一哄而散。

徐企文起事失败后，陈其美于5月31日偕《民强报》记者赴制造局，他在谈话中暗示，此次事变系北京当局勾结匪徒破坏，以便派兵来沪。他想用这种笨拙的办法来阻止北军南下。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他一方面向程德全施加压力，要程同意由中央调兵入卫制造局，一方面将徐企文押赴北京审讯，企图指实为黄兴、陈其美发动。但徐企文倒是很有骨气，他始终没有捏词诬栽，借此报复，后于1913年9月8日被处死刑。

柳人环于进攻制造局之役失败后，带了十多人跑到江西，企图依傍反袁最坚决的李烈钧。6月3日，柳抵达南昌，径至都督府求见，但遭到李的断然拒绝。李致电程德全，询问是否予以拘捕。程复电说：“张光曦（尧卿）、柳人环假克强名在外招摇，克强迭有函电来请拿办。近来臆度造谣者多，必将张、柳拿获，以表白克强之心迹，以见执事之力维大局。”⁽¹²⁰⁾5日，李竟派军警逮捕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等十三人（除上述三人外，其余不久释放），并拟解赴江苏交程德全审理。时任李秘书职的何海鸣向李烈钧力争，要求释放，但李不听。何见自相残杀，十分伤心，被迫离赣赴沪。后来，李下野后，柳人环被解赴北京，与徐企文同日处死。

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人，所以要牺牲这批激烈派分子，无非是想缓和袁世凯的压力，以便保存革命党人的地盘和实力。然而，革命党人保存实力的想法即使暂时能够实现，也无非是把急剧的阵痛变成慢性的折磨罢了，他们又有什么办法抵抗袁世凯的政治瓦解手段呢，他们一度寄予希望的通过法庭和国会来倒袁的斗争，在南北调和声中，已经陷入了奄奄一息的地步。

宋案的法律解决，由于组织特别法庭的斗争失败，只得按常规的法律程序，仍归县一级的小小的上海地方审、检厅办理。由于上海厅的级别低，袁世凯方面就可以在法律程序上设置种种障碍。5月5日，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开始预审应桂馨和嫌疑犯朱荫榛。6日，上海地检厅秉公执法，居然按司法程序向北京地检厅发出传票，请京厅传解宋案嫌疑犯赵秉钧、程经世（内务部秘书）到沪候质。同时，沪检厅鉴于洪述祖迟迟不能引渡，不得不推迟将宋案移交审判厅开审，遂要求外交部向青岛德国当局交涉，从速将洪引渡归案。然而，这个洪述祖在德国当局的庇护下，5月3日还从青岛发出通电，为自己和北京政府开脱罪责。他声称：“述祖宗旨，不过欲暴宋劣迹，毁宋名誉，使国民共弃之，以破其党派专制之鬼蜮而已。……不得不假托中央名义，以期达此目的。”⁽¹²¹⁾与此同时，京检厅在沪检厅的催促下也居然向赵秉钧、程经世发出传票。但赵秉钧根本无视司法独立的尊严，他在致京检厅的复函中，除继续一口抵赖自己的罪责外，公然拒绝到案对质。他声明：“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在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当有诊断书可证，已于4月30日呈明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¹²²⁾就是那个小小的程经世，也因背后有靠山而拒绝出庭。据说，袁世凯曾叫人转告赵：“智庵（赵秉钧）放心住医院就是了。”⁽¹²³⁾

由于宋案要犯迟迟不能到庭，宋案的审判一拖再拖。5月30日，上海厅不得不在宋案要犯缺席的情况下开庭审判。但开庭后，原告代诉人高溯、金泯澜律师因宋案要犯赵、程、洪尚未到案，请求缓期开庭公判，他们强烈要求上海厅发出提票，强行拘传赵、程、洪到案。而被告律师杨景斌也反对开庭审判，他宣称，现任本庭法官未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庭的资格。由于原告、被告双方律师抗告，上海地审厅未经审案，即不得不宣布退庭。

在此期间，与汪精卫一起谋刺过前清摄政王的革命党人黄复生、参议员谢持、宋教仁秘书周予觉携带炸药和黄兴给的三千元由沪赴京，企图暗杀袁世凯。但周予觉在袁世凯侦探的追踪下叛变自首，由他的妹妹周予儆出面，编造伪供，谎称黄兴组织“血光团”，令其携款四万元赴京实行暗杀。北京当局对所谓“血光团”暗杀案作了大肆渲染，作为对宋案的抵制措施。谢持也于5月17日在北京住处被捕。但谢为议员，搜检他的住宅又未获证据，经国会抗议，不得不予以释放，谢随即逃离北京。袁世凯当然不会就此罢手，5月29日，他下令改组北京地方审、检两厅，加强了对司法机关的控制。新组建的京检厅当即向上海发出传票，传居住租界的黄兴到案对质。黄兴于6月11日毅然赴租界会审公廨，表示愿意赴京对质，只因京厅证据不足，租界当局才未令黄兴到案。

黄兴的做法，当然无助于宋案的法律解决。宋案早已陷入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¹²⁴⁾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空谈。

至于国民党在国会内的斗争，由于袁世凯的分化收买政策和进步党的抵制，同样没有任何成效。后来，邹鲁回顾这一段国会斗争的经验教训时说：“我向来抱着法律万能的观念，所以对于宋案，主张由司法解决，对于大借款案，主张由国会解决。到了现在，事实与理想完全相反，才晓得法律还没有到有效的地步。”⁽¹²⁵⁾

正当革命党人士气消沉，宋案法庭无能为力，国会瘫痪，谭人凤调和失败之时，汪精卫、蔡元培于6月2日从欧洲回到上海，并立即和赵凤昌取得联系，准备通过张謇去与袁世凯谈判，为南北调和进行最后的努力。6月5日，赵凤昌在致陈陶遗的电报中说：“经武（胡瑛）来商，精卫与切要处（似指孙中山、黄兴）研究大局，已一致和平，对于前途，亦力趋稳定。惟望中央勿遽信伪谣，勿骤有更动，俾汪更易进行。”⁽¹²⁶⁾汪、蔡与张、赵拟定的调停的基本条件是：国民党方面，顾全大局，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让赵秉钧出庭对质的主张自然消灭，罪名到洪述祖为止，同时“孙、黄自行声明”，“对于正式选举及其他要政为正当之宣告”⁽¹²⁷⁾；袁世凯方面，除请袁“诰诫各省都督不得轻于发言，军人不得干预政治，且为四都督解释反抗中央之谣传，并申明不于临时期内有所撤换”⁽¹²⁸⁾外，并请袁制止渲染嫁祸国民党的徐企文案，停止票传黄兴；等等。这些条件对袁世凯非常有利。

磋商正在进行之际，汪精卫因等待回音，在沪无所事事，遂于6月10日赴粤，“谋党见之一致”⁽¹²⁹⁾，由蔡、胡继续与赵凤昌保持联系。而前一天，即6月9日，袁世凯已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形势为之一变。不过，谈判继续进行，张謇于12日将调停条件电告袁世凯。14日，袁世凯又免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16日，袁复电张謇，就调停问题表示意见说：“调人络绎，名曰维持，而暴烈进行，仍不住手。无非甘心鄙人，破坏民国，即不为一身计，宁不为一国计？为公为私，退无余地，惟有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傥伟人果肯真心息兵，我又何求不得；如佯谋下台，实则猛进，人非至愚，谁肯受此？”⁽¹³⁰⁾袁世凯并没有放弃政治瓦解革命党人的手段，不过他对调停显然表示疑虑。经赵凤昌与蔡元培、胡瑛两次会谈，蔡、胡表示：“此间仍宗前议，不以赣、粤改辙，孙黄必当表示，以安定人心，惟待汪回沪商定表示之法耳。”⁽¹³¹⁾但实际上，孙中山在袁罢免赣督后，正积极运动起兵。这时他因女儿病危，已由沪赴澳、港，不在上海与议，而汪精卫也滞留广东不回。前述条件实际上不为革命党人所接受，调和早已到了尽头。赣、粤两督的罢免，也破坏了调和的最后一点基础，战争的风云即将来临。汪、蔡的调和活动，倒是起了一点掩护革命发动的作用，所以战争爆发后，张謇写信给赵凤昌，愤愤地说：“吾两人为人利用，信用失矣！”⁽¹³²⁾

三　李烈钧和湖口起义" class="reference-link">三　李烈钧和湖口起义

1913年6月9日，袁世凯在做好了政治、军事准备以后，指责李烈钧“不称厥职”，“不孚众望”⁽¹³³⁾，悍然下令罢免李的江西都督职务，任命黎元洪兼领江西都督，任命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贺国昌为护理民政长，陈廷训为江西要塞司令官。欧阳和陈都是李烈钧的重要部将，袁世凯利用他们来稳住江西，作为控制江西的过渡，企图用政治手段来瓦解革命党人。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字协和，别号侠黄，江西武宁县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被选送日本学习陆军，1907年经张继等人介绍加入同盟会。1908年回国后，先后在赣、滇任职。武昌起义后，他回到九江被推为江西都督府总参谋长。后率舰队西上援鄂，任苏、皖、粤、鄂、赣五省联军总司令。李烈钧出任江西都督后，坚持革命立场，与袁世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誉为民党急先锋。李烈钧被罢免，就成了二次革命的导火线。

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地方实权的剥夺，迫使革命党人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是隐忍待时呢，还是背水一战？尽管局势已经十分明朗，革命党人在做出最后抉择时仍然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摇摆过程。

当时，孙中山义愤填膺，竭力主战。他派南下参加讨袁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及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动员李烈钧声罪讨袁。但这时李烈钧鉴于他的同盟反袁的主张久久得不到响应，因而顾虑重重，打起了退堂鼓。法律解决的思潮，磨损了李烈钧的战斗意志。

还在免职令下达以前，李烈钧在和邓汉祥的一次谈话中就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据邓的回忆说：“我到江西见到李烈钧后，就问他反袁的结果会如何？李说：‘一定打仗！’我问：‘打仗胜负如何？’李说：‘国民党一定失败……’”⁽¹³⁴⁾免职令下后，李烈钧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策。赣中将领纷纷主战，但第二师师长刘世均表示坚决反对。当时正在江西的赵正平献议，“不如先行电询湘、皖、闽、粤诸省，再行决定”。赵去电后，“不一日而复电都来。湘谭（延闿）主张我从众，皖柏（文蔚）主张不如大家撒手，粤胡（汉民）且言我不久到沪，可在沪相见，闽孙（道仁）也含糊。这样一来，李氏就决定下野，自己且准备些款项，拟带一群英俊青年，分赴东西洋留学”⁽¹³⁵⁾。6月15日，李烈钧卸职离开南昌前往上海。他在路过湖口时，九江一线的军官们也向他建议即时讨袁，但李烈钧说：“外面局势实在弄不清楚，到上海后再和孙、黄诸要人商议，并询各省意见，再行发动。”并说：“如现时不发动，我定电知你们，大家到外国观察一时，将来总有事做。”⁽¹³⁶⁾当李经安庆与柏文蔚会商，然后于6月19日到达上海时，孙中山已离沪赴澳门。李草率卸职离赣，遭到沪上党人的责难，尽管他还在犹豫，已不得不放弃出洋的打算。

就在李烈钧离开南昌的当天，欧阳武即致电黎元洪，表示拥护中央。他说：“武誓矢血诚，拥护中央，保卫地方，鞠躬尽瘁，至死靡他”⁽¹³⁷⁾，旋即就任江西护军使，并根据黎元洪的要求，代理江西都督。6月18日，欧阳武从九江启程赴南昌，路经湖口时，撤换了反袁比较坚决的水巡总监蔡锐霆，19日到达南昌，翌日即接管都督印信，履行职权。第二师师长刘世均旋由南昌调赴九江。欧阳上任后，立即着手破坏李烈钧的备战体制，下令“取消军政司，裁撤总务厅，停止征兵，解散兵站”⁽¹³⁸⁾，并将前沿部队撤回江西腹地。这是李烈钧轻易离开江西所造成的恶果。与此同时，为稳定江西局势，黎元洪表示“可担任鄂军不入赣境一步”⁽¹³⁹⁾。

在李烈钧离赣的前一天，即6月14日，袁世凯又以调任的方式，撤去胡汉民的广东都督职务，任命陈贻范（原上海通商交涉使，参与发布宋案证据）、胡汉民为西藏宣抚使，任命陈炯明为广东都督，陈昭常（原吉林都督）为广东民政长。胡汉民于16日通电接受新任。

当时，革命党中枢曾两次电请陈炯明出师“抵抗命令”⁽¹⁴⁰⁾。但陈炯明召集诸将开会讨论出师时，遭到粤中将校的反对。汪精卫这时正从上海赶到广州，他对胡汉民、陈炯明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调解，商定了胡、陈接退的办法。三人又联名密电黄兴，明白表示一致讨袁，请黄专力主持长江军事。胡、陈在联名致邹鲁的电报中也表示：“这次更接，不特于大局无碍，而且有益。”⁽¹⁴¹⁾

不过，当时的广东局势还是很微妙的。革命党人指望陈炯明的权力欲望得到满足以后能起兵讨袁，而广东高级军官们则希望拥陈上台后一起倾向袁世凯。双方都希望陈炯明早日接任都督。陈处此局面，觉得“接也难，不接也难”⁽¹⁴²⁾。他既害怕起兵失败，又害怕为袁利用，下不了最后的决心，迟迟不肯接任。他在6月16日曾向袁世凯提出了很高的要价：“（一）中央政府须即汇款二千万元，以为收回地方纸币之用；（二）不得任命政府私人为粤省护军使及民政长，从中牵制一切；（三）如政府为一时权宜计，暂以炯明充粤督，则不如速去。”⁽¹⁴³⁾如此高价，袁世凯当然难以接受。

6月20日，孙中山抵达香港、澳门，22日，胡汉民偕汪精卫乘宝璧兵轮离粤赴港。孙中山遂约见陈炯明。陈为避嫌疑，以巡视为名，乘军舰与孙会面。孙中山终于“征得陈炯明对四省独立，广东同时宣布的同意”⁽¹⁴⁴⁾。7月4日，陈接都督任，着手调集军队，准备独立。

赣、粤两督的罢免，使革命党内武力讨袁的舆论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黄兴为大势所逼，开始着手规划倒袁的实际部署。他把行动的方向，首先定在湖北。

湖北革命党人自辛亥革命后，备受袁、黎的压迫和摧残，他们一批一批地觉醒起来，相继走上反抗袁、黎压迫，举行武装暴动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觉悟有迟早，被黎元洪逐次各个击破，革命军队也被黎遣散殆尽，而北军已经重兵入鄂，革命党人不再像辛亥年那样有力量了。然而，他们在策动黎元洪中立失败之后，还想抄袭辛亥年的老文章，希望在湖北首先发动，扫除湘、赣出师的障碍。湖北著名革命党人詹大悲、王宪章、季雨霖、王华国、熊炳坤等在黄兴支持下，纷纷回鄂运动，前军务司长蔡济民也密谋内应。黄兴又续派宁调元、熊樾山前往联络，敦促起义。

正当湖北革命党人广泛联络，准备起兵之际，先前发动上海制造局之役的柳人环、文仲达、卢汉生在李烈钧离赣后被解赴湖北，并于6月23日乘京汉火车转解北京。途中，文仲达变节招供：“机关在上海麦根路三十二号〈B〉。其派来湖北运动军队，并行暗杀之人为刘敦榘，年二十三岁，湖南人，机关在汉口《民国日报》馆。”⁽¹⁴⁵⁾黎的探访人员中途回鄂作了紧急报告。24日，黎元洪饬令军警会同法租界巡捕查封《民国日报》馆，搜获文电布告多件，逮捕曾毅等四名报馆编辑。

负责起义全局的詹大悲，看到机关被破，心急如火，命令起义部队于25日夜于南湖集合暴动。但是，由于各处机关陆续被破坏，联络指挥人员被捕，没有发动就流产了。翌日，宁调元、熊樾山因疏于防范，在汉口德租界日本人所开富贵馆被黎的军警会同德租界巡捕逮捕⁽¹⁴⁶⁾。是日晚，詹大悲再次鲁莽发动，到处派人纵火，但依然一事无成。仅驻扎天门、潜江一带的原季雨霖旧部章裕昆一营于25日夜如期响应，举行起义，旋亦因孤立无援而溃散了。事后，黎元洪大肆搜捕、屠杀。詹大悲等在武汉立脚不住，在日本人掩护下，乘日轮岳阳丸逃往下游。经这次失败，湖北革命党人被摧残殆尽。

6月底，孙中山由香港回到上海。这时候，各省的空气依然相当沉闷。李烈钧滞留沪上，陈炯明迟迟未上任，革命党的一些带兵将领还在希望保存实力。尤其是南京第八师，作为革命党人的精锐部队，师旅长们借口中下级军官不能一致，依然不赞成出兵讨袁。孙中山对于党内这种涣散的状况非常气愤，他在上海召集军事会议，力促陈其美在上海独立，章梓在南京倡义，又派朱卓文前往南京运动第八师的营连长赞成起兵。但是，谁也不敢先发。于是，孙中山、黄兴又宴请李烈钧，动员江西起兵发难。席间，李“意气自豪，谓各省如能响应，赣事尚可为。中山极力怂恿，并以南京情形告之，李遂告奋勇”⁽¹⁴⁷⁾。当时，恰巧江西第一旅旅长林虎派团长李思广到上海寻找李烈钧探听消息。李思广向李以及在上海的革命党人汇报了江西军队士气旺盛、斗志高昂的情况，李烈钧终于下了首先发难的决心。他令李思广赶速回报：“皖、宁、湘、粤均倚戈待命，若吾赣发难，一星期间各省即可响应，并出援军。”⁽¹⁴⁸⁾并密电赣中将领速作起兵准备。

当革命党人为发动二次革命奔忙之际，袁世凯也在积极抢占先机。7月2日，江西要塞司令官陈廷训向袁世凯密报：“九江、湖口为长江要冲，匪党往来如织，防不胜防。近闻煽惑上下六台，克期举事，台官中竟有为其所动者。”⁽¹⁴⁹⁾这个叛将竟要求袁世凯商请黎元洪派遣军队和军舰前往九江镇慑。4日，黎元洪违背信约，电告袁世凯“拟援缨冠往救之义，迅饬李总司令（指李纯）酌派军队驰往赴援”⁽¹⁵⁰⁾，支持北军强行入赣。5日，参、陆两部向李纯转达袁世凯命令：“严行戒备，一闻有警，立即驰援。”并告李已电黎派兵，“并饬徐司令亲率各舰先驶至浔驻守，以防意外”⁽¹⁵¹⁾。事实上，李纯未待袁的命令到达，已根据黎的指令，于5日派遣十二旅吴鸿昌的二十三团附机关枪一连先行赴浔，6日又亲率第十一混成旅继进，并于8日抵达九江，轻易占领了入赣的战略要地。

当北洋军队前锋到达九江地区后，林虎于6日向南昌屡电告急，并宣布“本团现已实行防御”⁽¹⁵²⁾。他扣留了由德安开往九江的火车，将前哨布防到沙河一线。是日，欧阳武感到为人愚弄，遂致电国务院抗议派兵入赣，并向袁世凯电请辞职，并要求袁致电黎元洪“速将军队调回”⁽¹⁵³⁾。由于欧阳武连电黎元洪担保江西局势平静，要求履行北军不入赣境的诺言，黎曾一度电令李纯撤兵。但李纯不听，并亲率一团进驻九江城内，前锋更于10日推进到沙河一线，离林虎所部仅数里之地。南北两军虎视眈眈，战事一触即发。

在北军进兵江西的同时，袁世凯借口徐企文案，一再向程德全交涉，坚持派兵南下进驻上海制造局。7月6日，北洋第四师臧致平团伪装成海军警卫队（共三营，约一千三百余人），由海军中将郑汝成率领，乘招商局新昌、安平两轮抵沪，入据制造局军械重地。当北军未登陆前，陈其美建议邀击于海上，孙中山表示赞成，但黄兴认为不妥，因而没有拦截，让北军安然上岸，在南方腹地插进了一把尖利的匕首。

尽管决战即将来临，革命党人依然没有统一的作战计划，没有统一的指挥，步调十分凌乱。本来，赣、皖结成了反袁的联盟，但这时柏文蔚认为大势已去，意志非常消沉。6月30日，袁世凯任命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解除了他的安徽都督职务，同时任命孙多森为安徽民政长兼署安徽都督。柏拒绝了新任，但表示“文蔚交卸，即日归省（省亲）”⁽¹⁵⁴⁾。安徽革命党人要求即时举义，柏没有同意，也没有到上海参加军事会议。上海革命党人指派龚振鹏回安徽策动反袁。7月6日，孙多森到安庆上任，安徽革命党人管鹏、陈紫枫运动胡万泰部排长彭尚述企图暗杀孙，但被胡捕获。当时，李烈钧正从上海经南京返赣准备起义，但他没有去联络柏文蔚合作反袁。8日孙多森在胡万泰的保护下安然接任。柏文蔚竟在临战之际，于7月10日乘建威兵轮由安庆赴南京，“闭门谢客，藉以休息”⁽¹⁵⁵⁾。

7月8日，即李纯到达九江的那天，李烈钧也悄然抵达湖口⁽¹⁵⁶⁾，部署起兵事宜。然而，他在湖口无法掌握他的基干部队。他的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即一师二旅三团当时被分割部署在九江（二个营）、南昌两地，而且被敌牵制，无法运动，因而他只能以九、十两团为基干力量。九团为戈克安旧部，十团由湖口炮台兵改组而成，战斗力可想而知。李又调集辎重、工程两营，以湖口为基地，设立讨袁军司令部。9日晚，李烈钧电告欧阳武及江西各机关，“鄙人免官赴沪养疴，忽闻北军入赣，愤不欲生，现已回赣效力。”⁽¹⁵⁷⁾欧阳竟严词答复李烈钧：“此间皆不主战，请君速速返沪。否则，武即会同北军夹攻湖口。”⁽¹⁵⁸⁾并派代表三人赴湖口劝李烈钧离境。李对代表说：“烈钧亦知南雷（欧阳武字南雷）素主和平，但烈钧已到此，决无返沪之理。请为南雷言，好则回头见，否则来生见可也。”⁽¹⁵⁹⁾李烈钧以生死的抉择示意欧阳不得阻挠起义。

11日，李纯得到陈廷训的当面紧急报告，得悉李烈钧已经占领湖口。十一混成旅旅长马继增也急报林虎正向九江开进，要求通过北军防地。于是，李纯向京、鄂急电请援，袁世凯遂命黎元洪调拨海陆各军迅速赴浔增援，令欧阳武“严束所部，勿受乱徒指挥”⁽¹⁶⁰⁾。欧阳武在南昌得悉李烈钧已执意起兵讨袁，企图调集两团兵力进攻湖口。但这时他已经指挥不动军队了，他的部下原是李烈钧旧部，支持革命。江西革命党骨干分子俞应麓（在上年李烈钧病假期间曾代理过都督职权）控制了南昌的局面，国民党掌握的省议会，更一向主张激进。于是，欧阳于11日晚上召集民政长、各司司长、都督府顾问、各报馆主笔、各公团各党派领袖开会，宣布自己已无调遣军队的能力，表示从此辞职，但因大家要他维持南昌秩序，才勉强留下下来。

同日，李烈钧对军事作了部署，密电委任林虎为讨袁军左翼司令，指挥一、二、七团攻击沙河、十里铺一线北军，任命方声涛为右翼司令，指挥三、九、十团攻击九江城南金鸡坡炮台北军，任命何子奇为湖口守备司令。当日晚，林虎向所部下达了攻击令。12日拂晓，林虎所部前卫司令唐天鹏向沙河北军侧翼发起猛攻，林军另一支向十里铺前进，企图包抄敌军。酝酿已久、几度濒于流产的二次革命战争终于打响了。

在湖口，李烈钧令要塞鸣炮，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还向各属及人民通电宣布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¹⁶¹⁾讨袁檄文慷慨激昂，谴责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号召“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¹⁶²⁾。7月13日，江西省议会开会，推举李烈钧为讨袁军总司令，欧阳武为都督，贺国昌为省长，俞应麓为兵站总监。唯欧阳武称病不出。这样，江西首先举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大旗。

四　各地响应" class="reference-link">四　各地响应

当江西着手准备起义的时候，南方各省革命党人也在纷纷准备响应。

江苏是革命党人核心力量所在地区，上海为其指挥中枢所在地。但是，由于南下袁军的牵制和内部不统一，对于究竟先在南京还是上海发难的问题，革命党人还一度踌躇难定。南京第八师高级将领还缺乏革命的决心，南京其他革命党将领章梓、洪承点、冷遹认为“苏省军队的命脉，完全在上海高昌庙的制造局，所有枪炮子弹的补充都在局中，现在袁氏已先发制人，派臧致平率兵一团南下，驻扎在局，如果上海确实没有办法，苏省军队实在危险。”他们要赵正平回沪复命，请黄兴、陈其美先行宣布上海独立，然后“南京即行通电响应”⁽¹⁶³⁾。陈其美原以为“以海陆两军驱逐制造局北军，其事易易”⁽¹⁶⁴⁾，但事实上海军已经变卦，不再支持革命。他先责成黄郛运动其驻制造局的旧部六十一团发动，但该团一营已被调往龙华，全团被北军分割监视，不敢先发；继又企图调宁波顾乃斌旅来沪发动，但因尚未宣布独立，师出无名，顾旅不便行动。而袁世凯也已获得情报，命令海军予以拦截。陈其美智穷力竭，只好再请南京首先发动。

当时，孙中山正不顾一切地运动起兵。朱卓文受命在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叫他们杀了师长、旅长后宣布独立”⁽¹⁶⁵⁾。这些中下级军官，情绪激昂，跃跃欲试，他们表示：“我们不能等高级官长了，只有先动了。”⁽¹⁶⁶⁾7月13日，八师旅长王孝缜、黄恺元获悉上述情况后，惊慌失措，仓卒赴沪向黄兴报告了军队内的危机。他们在下层的压力下，不得不放弃保存实力的打算，表示愿意起兵讨袁。不过，王、黄两人提出了条件：请黄兴赴南京作讨袁军总司令，他们一致服从，但认为孙中山千万不要在此混乱时期赴南京，“须俟南京独立稳固后，再请孙先生去组织政府”⁽¹⁶⁷⁾。为了防止孙中山的激越措施，避免第八师的自相残杀，黄兴也不得不改变了对起兵的消极态度。当时，义愤填膺的孙中山正准备前往南京，“亲统六师”⁽¹⁶⁸⁾，“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¹⁶⁹⁾。他先至黄兴寓所相谈，黄以孙“不善戎伍，措置稍乖，遗祸匪浅”⁽¹⁷⁰⁾为词，劝孙勿往，表示自己愿代孙前往指挥。孙中山勉强同意了黄兴的意见。

这时，关于革命党人活动情况，已由南京讲武堂副堂长蒲鉴向北京告密，7月13日，北京又转告程德全，程遂复电请派北兵驻宁，但北军尚未行动。7月14日夜，黄兴轻车简从，由沪抵宁，至八师师长陈之骥宅邸，当晚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讨袁独立和作战计划。翌晨，章梓派人切断了都督府内的电话线，八师士兵开入都督府，江苏都督程德全从睡梦中惊醒。旋黄兴率南京高级将领入府会见程，说明讨袁大义，请程协助。多病的程德全为突然事变所震惊，一时嗫嚅难言，不肯贸然同意。八师长陈之骥等若干高级将领竟纷纷跪泣哀求。程遂虚与委蛇，附和独立讨袁，即请随黄来宁的章士钊起草讨袁通电，以程德全、应德闳、黄兴三人的名义，宣布江苏独立，并以程德全的名义委任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

革命党人以如此屈辱的态度，去争取一个同盟者，表明他们所处的地位是何等的虚弱。他们这样做，当然只会招致同盟者的蔑视和叛离。程德全很快就让陈陶遗来向黄兴疏通，要求离开南京。当时，柏文蔚被黄兴从家中请出任事，他向黄兴建议：“最好快刀斩乱麻，处程于死，俾免后患。或为人道主义，即行拘禁。否则必坏大事。”⁽¹⁷¹⁾黄兴不听，纵虎归山。7月16日夜，程德全、应德闳分别离宁赴沪。程到上海后，马上通电声明：“本月15日，驻宁第八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搘拄，本日来沪调治”⁽¹⁷²⁾，借此卸脱了南京独立的责任。更严重的是，程、应旋即秘密地与袁世凯联络，以便伺机扼杀革命。

在南京独立的当天，第一师师长章梓派兵捕杀了倾向袁世凯的南京要塞司令吴绍璘、讲武堂副堂长蒲鉴、要塞掩护团教练官程凤章，并逮捕了讲武堂堂长朱志先（后为柏文蔚保释）、都督府参议官陈懋修（后在小营被杀）。

在军事方面，南京独立之后，黄兴调任章梓为都督府参谋长（章本是文人，不会打仗），由洪承点接任第一师师长，任马锦春为要塞司令（未上任），并坚请柏文蔚出任安徽讨袁军总司令，赴蚌埠部署军事。第八师和第一师各编组成一混成支队，分别由八师骑兵团长刘建藩和第一师第一旅长周应时率领，开赴前线，支援第三师，洪承点则负责节制一、八两师，赴前线指挥。

南京是革命党人的军事重心所在，南京通过曲折的道路，终于实现了讨袁独立，于是，二次革命就在各地逐步发动起来。

安徽介于江西和江苏之间，长江大动脉贯穿三省，对于革命党人来说，安徽进则是前进基地，退则是重要屏障。它既可藩卫南京，又可支援江西。但是，由于柏文蔚离开安庆，赣、皖军事联盟事实上已经解体，安徽的革命发动脱出了原来的轨道，造成了分头发动的涣散局面。在寿州一线，是原淮上军屯田的地方，张汇韬、郑芳荪早在6月底就在蚌埠召集旧部军官前往寿州，“声称将募十营”⁽¹⁷³⁾。龚振鹏则从芜湖带了少量军队前往庐州（合肥）运动其旧部起兵。但其旧部在营长夏永伦策动下表示反对，龚仓皇出走，安徽第二旅代旅长李乾玉（驻庐州）也被迫逃亡。龚只好独自前往寿州活动，并于7月13日进占正阳关。龚本人则于7月19日辗转回到芜湖。革命党人范鸿仙原是淮上军的领导人，7月15日从上海到达芜湖，当日夜，他即策动驻芜湖的安徽第二旅第三团第一营营长程芝萱宣布芜湖独立，适龚振鹏也自正阳关来电嘱响应，遂以第二旅旅长龚振鹏的名义宣布独立讨袁。同时，宣城驻有张永正一团，张即与芜湖汇合一起。接着，临淮关和寿州淮上军队均发布讨袁檄文。在安庆，袁世凯任命的代理都督孙多森没有实力，曾请调南京第八师一部驻皖，未成。胡万泰手下也兵力不足，因安庆之兵大都为柏文蔚调赴淮上，而革命党人在安庆尚有较强的实力。于是，胡万泰和孙多森串通起来，于7月17日也宣布安庆独立，胡万泰自称都督，演出了一幕假独立的丑剧。不过在表面上，安徽除倪嗣冲控制的地区外，都实现了讨袁独立。

上海是南京的后勤保障，但南京独立之后，上海并没有立即宣布讨袁，从而引起了南京方面的责难。有位师长责问在宁、沪间联络的赵正平说：“你说南京独立了，上海没有问题，为什么上海到今天还没有宣布？”⁽¹⁷⁴⁾上海方面苦于力量不足，正在尽力集结兵力。7月17日，钮永建在松江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约一团兵力，其中一营是新兵，称松军）和当地沈葆义的水师开抵龙华；同时陈其美组织了一支由军校学生组成的奋勇军，由其直接掌握，从松军那里获得了一些武器。这样，陈其美才宣布成立上海讨袁军，由黄兴委任陈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以黄郛为参谋长，在南市设立司令部。然而，上海独立之后，仍然没有对据守制造局的北军采取军事行动，从而使南京讨袁军缺乏一个安全的后方。

当时，沪上商界十分害怕战争。7月17日，由上海南市商会发起，与商团公会、救火联合会、教育会等四团体组织上海保卫团，公推李平书为团长，声称以“一面维持内部治安，一面弭止战祸，务使我上海地方不遭兵火为目的”⁽¹⁷⁵⁾。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的上海总商会更貌似公正地致函南北两军说：“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¹⁷⁶⁾这实际上是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帝国主义列强也公然出面干涉，在上海地区增加了军队，在租界构筑了工事。根据上海租界当局的要求，北京公使团电饬驻沪领事团向南北两军蛮横地宣称：“（一）无论南北，如欲在沪开战者，须离租界三十英里；（二）须各存金镑一千万镑，预备偿还各项损失。否则即以违背万国公法论，实行干涉。”⁽¹⁷⁷⁾企图迫使革命党人放下武器。这一切，导致力量微弱的上海讨袁军迟迟不敢用兵，而希望通过谈判，使制造局北军和平退让。上海保卫团也出面致书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和郑汝成，向双方进行调停。李平书要求北军“和平退让制造局”⁽¹⁷⁸⁾。7月20日，李又特邀郑汝成、臧致平与陈其美在高昌庙自来水厂内举行秘密会谈。李再次提出了一个调停办法，建议“以制造局作为中立，应将该局军火一并封存，以待南北大局定夺之后，再行办理”⁽¹⁷⁹⁾。郑、臧断然拒绝了李的方案，声称：“我等系奉袁氏之命来此保护该局军械，断难违命。如果来前攻劫，我等只有抵御之法。”⁽¹⁸⁰⁾谈判毫无效果。

广东是革命党人的根本之地，由于长期经营，革命党人的实力从表面上看来也比较强，且远离袁系势力。江西首义，本指望湘、粤的支援，因此，独立后即一日数电敦促广东响应。陈炯明本欲即时响应，但部下各师旅长依旧反对，遂派二人前往上海观察形势。延至7月18日，陈炯明突然召开军事会议，强行宣布独立，两个团长表示支持。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以不宜过急宣布独立为请”⁽¹⁸¹⁾，遭到陈的严斥，各军官在表面上不敢表示违抗。陈炯明遂亲至省议会正式宣布独立，通电讨袁。当时，陈曾致电驻梧州的龙济光、云南都督蔡锷等邀约一起反袁，并派人动员陆荣廷起兵。但龙济光一心投靠袁世凯，滇、黔、川、桂也正在合作对付革命党人。蔡锷复电陈炯明说：“现在以保土安民、维持秩序、力主镇静为第一义，并恳致电赣中释嫌罢兵，无以国家为孤注。”⁽¹⁸²⁾广东处境十分孤立。陈炯明宣布独立之后，即以第一师、第二师和独立旅各编组成一支队，出师援赣。但是，各师旅长互相推诿，“故行延缓”⁽¹⁸³⁾，迟迟不肯出发，致使江西前线苦战无援。

福建都督孙道仁比较胆小怕事。福建各方面的力量都比较薄弱，在全国的影响比较小。湖口起义之后，福建十四师师长许崇智和由部分国民党人组成的讨袁同盟会积极筹划起义，并与上海方面取得联系。他们向都督孙道仁施加压力，要求宣布独立。孙一向态度动摇暧昧，这时鉴于身边没有一支可靠的军队，又担心粤、赣军队向福建进攻，不得不于7月20日宣布“与袁氏断绝关系，自修政治，力策进行”，并声称“俟大局粗定，仍归统一”⁽¹⁸⁴⁾。孙不称独立，仅称断绝关系，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同时，孙又借口保守疆土，拒绝了许崇智等出师讨袁的要求。由于孙的掣肘，许竟无能为力。

湖南都督谭延闿虽然在革命党人的包围下参加了四省联盟，但他本是一个为人圆滑的立宪派人士。湖口起义后，他发布通电说：“伏望大总统开诚布公，与民休息；副总统、各省都督排难解纷，各抒谠论，以维大局。勿使浔阳一隅，首为全国糜烂起点。”⁽¹⁸⁵⁾当时，谭人凤、蒋翊武等湖南籍革命党人纷纷回湘活动。谭人凤、周震鳞、陈强、唐蟒等人日夕向谭延闿进言，要求宣布反袁独立。谭穷于应付，偷偷派人到鄂向黎元洪私通款曲说：“已准备药水，如湘称独立，即服毒自尽，以谢天下。”⁽¹⁸⁶⁾黎元洪担心湖南没有谭延闿就更难以抑制革命党人的活动，因此他劝谭“徒死无益，不如暂为一时权宜之计，阳为附和，徐图敉平”⁽¹⁸⁷⁾，向他传授了自己对付革命党人的秘计。于是，谭延闿尽量敷衍革命党人，竭力推迟宣布讨袁的时间。

对于湖南革命党人来说，他们也面临着军力不足的为难局面。当时，程潜刚刚编成了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不足一师兵力。尤其严重的是，湖南军队缺乏武器弹药。长沙的军火集中在荷花池军装局，袁世凯在湖南的走卒向瑞琮、唐乾一等在7月7日放了一把火，把荷花池的军火烧个精光，使湖南军队几乎瘫痪。革命党人不得不向粤、赣要求支援军火，从而延缓了他们的军事行动。直至7月25日，谭延闿才被迫宣布与袁世凯脱离关系，并部署讨袁军事，一方面出师湘、鄂边境，一方面组织援赣。

四川交通不便，消息闭塞。四川第五师师长熊克武迟至8月4日才在重庆宣布独立。当时，四川都督胡景伊为共和党籍，投靠袁世凯。川督原为国民党籍的尹昌衡，因尹平叛西征，远在川西理塘，川督遂由胡景伊代理。袁世凯蓄意扶植胡景伊，1913年6月13日遂正式任命胡为四川都督，尹为川边经略使，解除了尹的川督职务。四川革命党人为了反胡，派吕超等赴雅安谒尹，密邀尹昌衡返省复政讨袁。尹虽于7月3日回到成都，胡景伊被迫避居昭觉寺，但尹不敢复政反袁，并曾通电谴责赣、宁独立。在袁的严令催促下，尹于7月底离省重返川西。于是，胡景伊便放手镇压革命党人，并企图编遣由革命党人组成的驻重庆的第五师。第五师是辛亥革命时在上海由川籍军校学生组建的蜀军演变而来，革命性较强。熊克武面临胡景伊的压迫，在起兵反袁还是提出辞职以求保存五师实力之间，一度犹豫不定。但重庆革命党人和五师旅团干部群情忿怒，要求起兵，熊克武这才最后下了起兵的决心。重庆独立前夕，革命党人就东下讨袁还是西上讨胡的问题发生争执，最后达成了西上讨胡的决定。这样，重庆独立就成了局限于四川一隅的内争。

重庆是二次革命最后宣布独立的重要地区，当时二次革命败局已定。此外，在一些省区，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反袁起义，如：浙江宁波顾乃斌曾一度宣布独立，旋即取消，没有发生战争；马逢伯则奉陈其美之命在嵊县起兵。刘铁在湖北沙洋起兵。1913年9月间，刘古香、刘震寰在柳州宣布独立，等等。这些起义都旋起旋灭，没有发展成一支较大的势力。

当各地的反袁斗争逐步发动起来之后，革命党人理应建立起政治中枢和最高的军事指挥机构，犹如辛亥革命中那样。但是，革命发动前的犹豫、观望和内部纷争，使他们无暇去仔细考虑革命发动后的政治、军事设施问题，只好走一步算一步。

国会是民国法定的立法机构，它是民国的一面旗帜。如果国会撤消对袁世凯的支持，无疑是在政治上对袁世凯的一个沉重打击。国民党在国会两院占有一定优势，武装斗争发动起来后，理应把国会这面政治旗帜抓在自己手里。为此，在上海的参议院议长张继于南京宣布独立后发布宣言，严厉谴责袁世凯对议会的蹂躏，号召“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纠元凶而伸国法”⁽¹⁸⁸⁾。南方国民党系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但是，这些政治眼光极为短浅的议员们，除少数人南下奔赴各地参加革命外，多数议员（包括国民党议员中的多数人）依然端坐议场，静观事变。他们对国会议员的区区政治权利留恋不舍，听凭袁世凯翻云覆雨来操纵他们的命运。

既然国会议员不能南下建立一个与袁世凯对抗的国会，讨袁军方面也就缺少一个能够代表各省的议事机构，于是，在上海的省议会联合会就来担当起这样的角色。省议会联合会是4月间在天津成立的，由广东发起，各省议会派出代表联合组成，其目的是争取省议会参加总统选举的权利。省议会联合会在天津的活动，遭到地方当局的压迫，不久即迁往上海。袁世凯曾电令程德全予以解散，但没有成功。这时，它就起来发挥自己的政治作用。7月16日，省议会联合会致电袁世凯，提出忠告说：“公自悔过，宜下令罪己，以谢天下。吾民胥爱平和，决不忍公陷绝境，苟可救国于不亡，不惜委曲求全，隐忍迁就。不然，人心已去，大势所趋，虽有大力，莫之能回，诚不忍见公之沉迷不返，追随查尔斯、路易辈于断头台下也。”⁽¹⁸⁹⁾18日，又发布《布告友邦书》，郑重表示：“对于友邦从前国际上之条约当然继续履行，勿有差忒，各友邦居留人之生命财产，完全担任保护，勿使损失。”但是，它警告说：“袁氏不得以尺寸领土、丝毫权利割让列邦，列邦亦不得以金钱暨战品贷与袁氏政府。本会为全国省议会之代表，自中华民国7月18日宣言起，请友邦注意，诚实履行。苟其甘冒不韪，贷与金钱或输战品，是与袁氏个人交易之行为，与中华民国无涉，吾民决不承认。”⁽¹⁹⁰⁾省议会联合会的这些政治活动，表明它试图担当起二次革命的政治中枢的作用。不过，它并不是在各省讨袁过程中汇集起来的，因而它的地位相当虚弱。

在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方面，革命党人只作了一些软弱无力而又没有成效的努力。在筹划二次革命的过程中，革命党人几乎找不到同盟军。他们勉强找到了一个早已失去实力的岑春煊。岑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不和，革命党人希望利用岑、袁矛盾，借助于岑在前清时遗留下来的影响（广西的陆荣廷、龙济光本是岑的部将），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是，他们决定推岑出山主持军事，而岑本人却主张以清宗室为大总统。章炳麟责问岑说：“君欲复辟耶？”岑才作罢，遂“教克强奉程都督为主，勿令走，有亟则己来助之”⁽¹⁹¹⁾。所以，南京独立后，南京方面即推举岑春煊为大元帅。7月19日，省议会联合会也通电举岑“开府江宁，主持中枢”⁽¹⁹²⁾。22日，省议会联合会更正式开会选举，一致通过拥岑为讨袁军大元帅，节制各省都督、讨袁军总司令。可是，岑春煊一直滞留上海，没有勇气到南京去“开府”。

二次革命在政治上竟然如此软弱，以致他们不敢立即打出孙中山这样一面比较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旗帜，而宁愿把一面比辛亥革命中的黎元洪更灰暗的旗子作为自己的掩护。这也说明，二次革命的政治立场，不仅没有在辛亥革命的基础上更前进一步，反而后退了。他们不敢以自己革命的坚定立场，依靠群众的支持，去争取右翼同盟者，反而以尽量模糊自己政治面貌的办法，去求得他们的同情。

孙中山本人在政治上也未能有所建树。他迟至7月22日上海开战前夕才发表宣言，向国民呼吁：“愿全体国民一致主张，令袁氏辞职，以息战祸，庶可以挽国危而慰民望。”⁽¹⁹³⁾同时致电袁世凯进“最后之忠告”⁽¹⁹⁴⁾，劝袁辞职。此后，由于战事的失利，孙中山再也没有提出进一步的主张。这场缺乏英勇气概的革命，连一个革命的中央政权机构都未能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