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宗仁的求和活动"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李宗仁的求和活动

一　初步的接触" class="reference-link">一　初步的接触

蒋介石走了以后，李宗仁立即开始自己的求和活动。1月22日，李宗仁发表了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文告：“宗仁当兹视事之初，愿为我全国同胞告者，政府今日即将以高度之诚意与最大之努力，谋取和平之实现。此一任务明知异常艰巨，但为国家为人民，宗仁必竭尽一切努力以赴。只要和平能早日实现，国家能早日步入和平建设之坦途，宗仁个人进退绝不计及……兹为表示诚意与决心，政府将从事废除一切和平障碍。凡过去一切有碍人民自由及不合民主原则之法令与行动，悉将分别迅速予以撤销停止，冀能培育国内和平空气，使和谈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至于中共方面所提八条件，政府愿即开始商谈。兹已派定代表，俟得中共方面答复，和谈即可进行。”⁽⁷³⁾当日，行政院临时政务会议决定派遣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钟天心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以邵力子为首席代表，并对中共广播，盼中共约定和谈地点及日期，以便进行谈判。

同日，李宗仁分别致电已经进入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表达自己对于和谈的诚意，并争取他们对自己和谈活动的支持。他在致李济深电中说：“现中共方面已表示愿意商谈，果能相忍为国，不难获致成功。弟对此不特愿尽最大之努力，且具有无畏之信心。吾兄频年倡导和平，苦心孤诣，举国敬佩。值兹艰危之际，尚乞详以示知，俾资循率。如能邀约北方维护民主和平人士，共同命驾来京，共商策进，以慰众望，而弟亦得早日卸仔肩，尤所企幸。”⁽⁷⁴⁾同时，李宗仁又分别写信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张澜、张君劢、罗隆基、黄炎培、章士钊、陈铭枢等中间派人士，派甘介侯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于23日到上海面交，征求他们对促进和平问题之意见。而“各方对孙夫人嘱望尤殷”⁽⁷⁵⁾。李致孙夫人的信上说：“弭战谋和，已成为全国一致之呼声。仁决遵循民意尽其最大之努力。惟兹事体大，尤赖夫人出为领导，共策进行……乞即日命驾莅京，使获随时承教。”⁽⁷⁶⁾24日，南京政府又派邵力子、张治中前往上海，征求中间派人士对和平问题的意见。张治中曾向李宗仁建议：“最好把孙夫人和李任潮请出来，先行改组政府再谈和。你能请到孙夫人任行政院长，李任潮先生负责党务，一定可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⁷⁷⁾李宗仁希望和中间派人士联合，在中间派人士的支持下，造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和中共进行和平谈判。

为了赢得中间派的同情，1月24日，李宗仁令饬行政院办理下列各项事宜：（一）各地剿匪总部一律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再行取消），（三）裁撤戡建大队，交由国防部另行安置，（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戡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之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特种刑事条例。同时，命令释放张学良、杨虎城⁽⁷⁸⁾。但事实上，由于蒋介石仍在幕后指挥，李宗仁除做到了第一条改个空名以及释放了少数政治犯以外，一件实事都难以做到。

中共对于南京方面的“和平攻势”，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予以抨击，并对中间派做了许多工作。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上海党组织，要他们同尚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黄炎培等交换意见，要求着重说服他们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声明的立场，同时，又动员在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做工作，请他们坚持正确的立场⁽⁷⁹⁾。中间派对形势的判断，因此比较清楚，对李宗仁的和平动议并不积极。民盟自解散以后，在上海的原民盟领导人处境已很困难，盟员则转入地下活动。而在香港恢复的民盟组织则重新审议了政治路线，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放弃了中间路线的幻想。“因为共产党的胜利已成定局，民主人士就不愿意回到国民党冷冷清清的屋里来了”⁽⁸⁰⁾。张澜、罗隆基、黄炎培与甘介侯面谈之后，复信给李宗仁，表示目前不能来京，并表示：“生而不有，为而不争，柱下名言，窃愿为我公诵之。”⁽⁸¹⁾对李宗仁所持的强烈的功利心提出了忠告。据甘介侯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说，中间派领袖们告诉他：“共产党人有三项必要条件，第一，没有‘中间道路’，所有的政团和派系，对中共都必须采取如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民主同盟那样的态度。第二，不助长美国在中国事务中的影响，不助长和美国的接触，包括任何团体都不接受美国的援助。第三，不和任何团体在它所拥有的军事和辖区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仅仅和个别人，按照他过去政治表现和现在的政治经历的基础上，进行谈判。”⁽⁸²⁾甘介侯和李宗仁都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和中共很难达成协议。

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派出了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以便和中共取得直接联系。在这种秘密联系中，李、白与中共就合作反蒋问题进行了磋商。

先是李济深未去解放区以前，于1948年底见到桂系的立法委员黄启汉，又写了一封信给白崇禧，托黄带交。信中说：“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⁸³⁾黄绍竑到香港后，虽然见到了黄启汉，但彼此在政治活动上没有交底。黄启汉于1月19日到达汉口，白对李济深的来信喜出望外，即要黄启汉和李书城一起北行与中共联络。但这时蒋介石宣布下野，白崇禧即改变主意，要黄到南京飞北平，找中共联系仅请湖北省和平运动代表李书城于1月23日自汉口出发前往接洽。李的代表性不够，且行程缓慢，并没有起到联络军事的实际作用。

1月22日，黄启汉从汉口飞抵南京，李宗仁即约见黄和刘仲华，要黄和刘作为他自己和白崇禧的私人代表去北平，和中共取得联系，表示“求和诚意”，要求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23日，黄和刘飞抵北平。这时，北平和平协议刚刚开始执行，解放军尚未进城，黄和刘来平意向，由傅作义方面电告林彪，转达毛泽东。毛即电令：“可令他们即见剑英，探明来意，以凭处理。”⁽⁸⁴⁾

在此期间，由于李宗仁有就中共所提八项条件进行商谈的表示，南京政府并派定了和谈代表，中共发言人于1月25日发表谈话，一方面继续抨击南京政府，揭露南京政府放出和平空气，“企图欺骗人民，以达其保存反动势力，获得喘息机会，然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力量之目的”，一方面同意南京政府在接受八项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谈判。但“谈判的地点，要待北平完全解放后才能确定，大约将在北平。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待这样的代表”。同时，中共发言人还暗示，要公布一个大大超过12月25日公布的四十三人名单的战犯名单⁽⁸⁵⁾。26日，陕北广播电台，一方面继续抨击南京政府假和平阴谋，一方面又宣布了蒋经国、潘公展、胡适等三十七名战犯名单，要求李宗仁如有和平诚意，“第一步应立即扣留战犯”⁽⁸⁶⁾。李宗仁的和平呼吁得到了中共的回应，尽管态度严峻，但李宗仁仍给予了积极的回答，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说：“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以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加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电中就中共所述与美国勾结问题，断然予以否认⁽⁸⁷⁾。

但这时，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于1月26日宣判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28日，中共发言人发表严厉的谈话，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要求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尽管李宗仁曾命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而上海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将冈村宁次送回日本，并应麦克阿瑟的要求，将已宣判的二百六十名日本战犯送回日本监押。为此，中共对南京方面的和谈诚意再次进行了严厉抨击。这使南京的主和派十分被动。

在北平方面，经过傅作义方面的联系，1月27日，叶剑英即与黄启汉、刘仲华面谈。黄即把白崇禧和李宗仁给李济深的信也交给了叶。白的信上说：“去岁华中军民曾数以坚强语气电蒋建议和平停战，并请其早日引退，以谢国人，旋更联络各方施以压力，以扫除和平之障碍。兹蒋已去位，德公继承艰危，决以最诚恳态度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以坚确决心，扫除独裁祸根，将来国是全由国人公意决择。务恳我公鼎力协助，共奠和平，千万生灵、民族生机，在此一举。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同志，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李的信上说：“兹者蒋已引退，弟勉支危局，愿以最大努力促和平之实现。”⁽⁸⁸⁾他们向叶剑英转达了李、白的秘密口信，表示愿意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进一步谈判的基础。而李、白的具体意见是：“（一）革命占了优势，愿意到革命方面来。（二）南京政府已经无力打下去。（三）承认中共领导下的胜利，愿以和平方式加快这一胜利的进程。具体办法是：（一）首先实现局部和平，及与中共并肩作战；（二）切实在八项条件下里应外合，推动全面和平。”⁽⁸⁹⁾另据《叶剑英传》记述：“他们谈到：李、白同意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指出的‘惩办战争罪犯’等八条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特意先派他们来北平同中共进行联络，表示‘求和诚意’，希望中共方面能尽早与李、白进行谈判。李、白愿与中共达成默契，在京沪一带作战中与中共军队相配合，具体方案要等待叶剑英参谋长指教。”⁽⁹⁰⁾

2月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彭真、叶剑英的电报中，要刘返南京面告李宗仁，“如其果有反蒋反美接受毛主席八条要求的真意，即应迅速与蒋分裂，逮捕蒋之嫡系将领，如顾祝同、汤恩伯、俞济时、陈大庆及特务头子毛人凤、郑介民、叶秀峰、郭紫峻、毛森等人，方能站稳脚跟，进行和谈。否则，李白不扣复兴、西西，结果必致李白为复兴西西所暗算，弄得身败名裂，两头失踏。中间道路是万万走不通的”，否则，“中共便无此余暇与之敷衍”⁽⁹¹⁾。但事实上李宗仁没有力量做到这一点。据此，叶剑英再次同黄、刘谈话，商定刘仲华留在北平负责联络，黄启汉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对此，李宗仁很高兴：“总算很快就搭上了关系。”⁽⁹²⁾但李宗仁关心的停战问题，中共并未给予明确的答复。这时，解放军已经开入北平，2月1日《人民日报》以“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榜样——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为题材，向南京方面展示了北平方式。

与此同时，潘汉年在香港于1月24日与黄绍竑举行第二次会晤，向他转告了周恩来1月20日电的大意，促其立即电白崇禧，派刘仲容去郑州和刘伯承、邓小平联系。黄表示满意，并希望潘汉年派人和他一起去北平，转赴中共中央，“得一和平基础协议草案”。黄认为“李、白可考虑”。潘回答他：“李如能效法傅作义，先具体接受八条为先决条件，然后好谈和平解决方案。并告：目前李在宁之一切空谈，都是无法解决的。时机迫切，仍以劝白与我刘邓洽商军事反蒋为最实际。由于局部洽商如能成功，将可以发展到全面和平。”⁽⁹³⁾刘仲容奉白崇禧之命，也从武汉经南京到上海和中共地下组织联络。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吴克坚：“望要刘仲容即去告李、白绝不要相信蒋介石的一套，桂系应准备实行和蒋系决裂，和我方配合解决蒋系，才能在人民面前和蒋系有所区别。”⁽⁹⁴⁾

二　南京主和派的和谈方针" class="reference-link">二　南京主和派的和谈方针

李宗仁、白崇禧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和中共联络反蒋，实际上并不愿意完全切断和蒋介石的联系，更无论同美国的关系。他们仍希望在各种力量之间纵横捭阖，以维护和发展自己的政治利益。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之后，1月23日，邵力子、张治中、吴铁城等在和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谈话时，“他们谈及将尽全力为和谈而非为投降”，李宗仁召见傅泾波面谈时也“表示他将只为谋求和平而尽全力，倘若共方执拗如故，他便将撤退至珠江岸继续干下去”⁽⁹⁵⁾。但是，他们仍希望通过和平谈判的努力，赢得社会舆论的支持，推迟中共渡江的时间。由于没有力量防守长江，他们希望沿着浙赣线和南浔线与白崇禧的江西、湖南防区汇合，建立抵抗线，“政府将持久坚守这一线，期待美国的援助，包括军事代表团”⁽⁹⁶⁾。李对中共“压迫我完全脱离美国为唯一条件”，感慨系之。白崇禧于2月11日致电蒋介石：“中枢不惜一再委曲求全，作最大忍让，固已仁至义尽，乃中共迄无诚意接受，仍继续其军事进攻。揆其近来所提条款与广播，变本加厉，蛮横无理，极尽压迫侮蔑之能事，迷信武力，违反民意，和平前途，殆将绝望。”要求蒋有所指示⁽⁹⁷⁾。

对于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毛泽东即以蒋根本无法接受的八点作为政治上的回应，完全立足在战斗上。但对于李、白桂系的求和要求，尤其是军事合作反蒋的要求，则表示了有条件的重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本上采取了对于傅作义的求和要求大体相同的策略，也就是要求李宗仁、白崇禧配合解放军解决蒋介石系统，并且在政治上也完全站到人民一边，立功赎罪。对于李、白采取的与傅作义相似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则在政治上坚决予以打击，不允许他们继续保存其军政势力的图谋。中共的既定策略是：“在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未被推翻以前，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是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的反对派及中产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的右翼孤立，他们经常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对蒋的幻想，以便时机一至，好与美蒋（或蒋倒后的其他代理人）妥协，消灭新民主革命。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到那时，这些自由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会主张只牺牲蒋介石个人及其少数追随者，并利用帝国主义关系，照旧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结束新民主革命。”⁽⁹⁸⁾所以，中共一面同意与李、白合作反蒋，一面要求李、白与蒋介石彻底决裂。同时，中共对李、白真正意向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并且防止李、白拉拢中间派，构成中共的反对派，与中共在政治上抗衡。当时，北平和平协议正在执行中，如前所说，中共基本上要求李、白效法傅作义，但为了击破傅作义还想站在南京方面走中间道路的政治立场，公开发表了林、罗致傅的历数其内战罪行的通牒，这也是给南京李宗仁方面的一个警告。

为此，中共十分注意加强对中间派人士的争取工作。当时，进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等五十五人，已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声明，拥护中共的领导，拥护毛泽东主席关于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并表示：“我们认为，革命必须贯彻到底，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绝无妥协与调和之可能。辛亥以来，历次失败的惨痛教训，我们是应该牢牢记取的。在今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革命之对象，是障碍中国实现独立、民主、自由、幸福之最大敌人，倘不加以彻底廓清，则名实相符的真正和平，绝不能实现。因此，我们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我们确信，全国真正为民主革命而努力的人士，必能一致努力，务使人民民主阵营之内，决无反对派立足之余地。”⁽⁹⁹⁾李宗仁为争取中间派而致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钧、张东荪的信件，经中共方面转交之后，中共中央于1月24日致电东北局指出：“你们将李宗仁致李、沈、章、张电报送交他们是对的，国民党对于各民主人士的勾引是必然要继续进行的，企图破坏在我党领导下的新政协，这不仅是李宗仁个人的活动，而且是蒋介石匪帮有计划的活动，我们必须充分注意。但蒋介石匪帮大势已去，依附蒋匪帮没有最后出路，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争取李沈章蔡（按：指蔡廷锴，张系蔡之误——引者）及其他诸人站在二十二日他们自己的声明的立场上，和我们一道反对伪和平，争取真和平，是完全可能的。”⁽¹⁰⁰⁾1月25日又指示党内，强调“尤其要注意争取各中间派分子”，指出：“死硬派中的少数反动头子（蒋介石、陈立夫等）在美国压力下暂时退入幕后指挥，而扶起李宗仁、孙科、邵力子、张治中等以比较新的手法，大谈其和平民主，企图欺骗人民，分化各民主党派，破坏在我党领导之下的政治协商会议，阻止我军渡江南进。我们必须在民众中在各民主党派中揭破这种欺骗。”⁽¹⁰¹⁾

在国民党方面，对于和平谈判有着自己的政治意向。白崇禧的态度，据刘仲容回忆：“蒋介石引退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白崇禧急忙飞到南京同李宗仁会谈。桂系内部认为，摆在面前的紧急任务是：（一）同中共举行谈判，结束内战；（二）为了获得体面的和平，必须阻止中共军队渡过长江；（三）寻求美援，制止通货膨胀。……临行前夕，白崇禧和我谈了话，大意是：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下一步要看中共方面的实际行动，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他强调国民党的主力虽然已被歼灭，但是还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如果中共硬要渡江，他们是会吃亏的。共产党既然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他们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当初受他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提出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¹⁰²⁾据黄启汉回忆：“先去和共产党取得联系，表示希望就地停战，及早开始和谈……希望解放军不要过江，将来就以长江为界，暂时南北分治。”⁽¹⁰³⁾白崇禧在公开场合表示：“我国阋墙三载，创痛已深，但求和平实现，解除人民痛苦，中共所提各项条件，均可商量。今和平之门既开，惟望双方推诚相见，早日促成和平大局，以后并切实做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建立新中国。”⁽¹⁰⁴⁾在先他更表示过：“和平切不可幸致，应确认可战始可和，能战始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忘战。”⁽¹⁰⁵⁾

李宗仁就和谈方针与刘斐也进行了对谈：

李说：“现在正在研究，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罢！？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我说：“若还不行呢？”

李说：“那以后再说嘛！”并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才做得通，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李说：“我有决心！”

我说：“将来即使条件谈得好，要签字履行，蒋也是会破坏的；若谈判的条件不好，他更会破坏。你处在蒋的势力笼罩下，他一个电话就可以使你成为阶下之囚，你不怕吗？”

李说：“和谈如果成功，我一定签字，我尽可能在这里（南京）签字；万一在这里受逼不能签，我就跑到桂林去签，他们就奈我不何了。你放心去谈判罢！我自有办法。只要把蒋搞倒了，共产党已取得这么多的地方，我想它一时也不能消化。如能确保东南半壁，至少是可以在平分秋色的基础上来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¹⁰⁶⁾

后来的南京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于1月23日对记者谈话时说：“（一）惩办战犯——因为蒋已离开南京，关于其他四十二个中共所提出的战犯，政府正在等待中共方面表示他们的意图如何；（二）取消宪法与国民党交出政权——政府认为，组织了联合政府就自然会修改宪法，并由国民党交出政权；（三）根据民主原则改编国民党军队——政府认为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应一律改编，以便根据一九四六年军事三人小组（马歇尔、周恩来及张治中）所提出的原则成立国家的军队；（四）没收官僚资本与土地改革——政府完全同意中共的意见；（五）取消违背中国主权的条约——政府准备审查现有的条约，其中重要的只有中美条约与中苏条约两种；（六）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与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政府对此完全同意。”⁽¹⁰⁷⁾

司徒雷登也曾估计：“目前共产党显然正迅速取得军事优势。但他们面临内部的政治、经济困难。随着军事局势的发展，其地盘日益扩张，但问题也将会增多、复杂。解决问题的主要困难是缺乏足够的行政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些人多在非共产党地区，他们或者是国民党党员或者是国民政府的职员。因此，倘若共产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取代国民党，并与这一改组过的政党建立联合政府，这将有利于共产党，行政问题将得到解决，而后他们再逐渐取得对行政的控制，同时会造就一个多党制的具有民主色彩的政府。这将是他们极可能采取的、合适的行动方针。”⁽¹⁰⁸⁾但美国连这样的联合政府也不支持：“虽然目前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似乎很可能，但我们相信就美国立场来说这是最非所愿的。我们这样说，是因为包括有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的历史，很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党用政治手段控制整个政府及进行获取某种国际承认的能力。我们怀疑一个共产党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除联合政府外还能够借其他方式获取全国政权。”⁽¹⁰⁹⁾

因此，李宗仁及主和派方面的策略，是以中共尚无足够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控制全国的形势估计为基础而制定的和平谈判的政治原则，是以1946年政协的政治原则为范本的，也就是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中共方面在抨击张治中上述谈话时，指出其改编国共军队的方案是“依据从未生效并早已作废的一九四六年二月马歇尔方案”⁽¹¹⁰⁾。随着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这条政治原则也就破产了。中共一再批评了中间道路的幻想，抨击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的说教。何况，这时候中共已经有充足的力量去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将革命进行到底，无须再考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迂回策略。李宗仁方面重新回到1946年政协的政治原则上来，当然既不会为中共所接受，也不会为中共所信任。至于李宗仁方面所说的中共军队不过江，划江而治，在和平谈判的政治原则上，并非是建立南北朝的谈判，而是在联合政府的前提下，各党派对地方的自治，仍然是1946年政协的原则。但这种迁就实际政治势力范围的划分，在事实上做不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当然会造成国家的分裂。不过，政治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李宗仁、白崇禧既表示了反蒋的意向，中共在政治原则上不让步的前提下也就力争他们与蒋介石决裂。

李宗仁上任后的基本政策，在2月15日夜的广播中表示：“第一是谋取和平，第二是革新政治。”⁽¹¹¹⁾而他在同美国善后救济总署负责人赖普汉（Roger D．Lapham）谈话时阐明其政策说：“如果和平可能达成固然好，万一不能达成，便只有在南方、西南、西北各地，就军事、行政等方面力谋改革，藉以赢取民心，然后跟对方抗拒周旋到底。”⁽¹¹²⁾当然，无论是实力、时间、观念、组织方式和社会基础，李宗仁都不能胜任自己提出的任务。但他仍抱着一丝希望，企图在自己的周围集结起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在中共和蒋介石集团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的余地，以应付几乎令人绝望的时局。对此，连司徒雷登也对他存有希望：“他仍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全中国的和平愿望。只要李的和平努力能够取得明显的进展，或能成功地阻止中共跨越长江，他将能维持并利用人民对他的拥戴。李也意识到他的劣势，但他很精明地利用那些视他为和平希望之星的人们的支持，以便既弥补他与广东集团的裂缝，又可以尽可能多地赢得国民党实权人物的拥护。他向我们表示要求援助，并计划经济与政治的改革，以努力巩固他的地位。这些努力的成功程度将会奠定他的强大实力，这可以使他与共产党谈判时处于有利地位，或者，在共产党恢复攻势时，他继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抵抗领袖。”⁽¹¹³⁾

三　和平代表团与和平内阁" class="reference-link">三　和平代表团与和平内阁

李宗仁为了促成和中共的和平谈判，先后组织了两个民间代表团前往北平。一是由南京的中国人民和平策进会及中国各大学教授国策研究会组成的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成员有邱致中、吴裕后、曾资生、邓季雨、宋国枢、夏元芝、吴哲生、苗迪青、刘达逵、黄诺等⁽¹¹⁴⁾，于2月1日由南京飞青岛，和中共联络后准备续飞北平。他们准备了一个由张君劢参与制定的《和平谈判纲领》，提出了“六六比例制”的政治体制设想⁽¹¹⁵⁾。一是李宗仁于1月31日到上海，与沪上社会名流恳谈，并邀请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陈光甫、冷御秋五人为私人代表前往北平，与中共方面晤谈，探明中共方面对和谈的意向。

中共同意他们作为私人资格来北平，也试图从中探明宁沪方面的意向，争取以北平方式解决南方各地。新华社于2月2日发表重要评论，认为：“最近南京、上海、武汉开始酝酿局部和平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及绅士们策动的，应属于何思源、吕复、康同璧这一类。”要他们援引北平为例，和平解决⁽¹¹⁶⁾。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让刘仲华回到南京，转达中共的意图：“上海五代表及李之私人代表如果不是为着进行和平攻势，而是真想用和平方式解决京、沪、汉问题（全国问题谈不到），则我们可以许其来平和我方地方人员（北平市长）试谈一次；如果是为着美蒋利益欲来进行所谓和平攻势，则无来平之必要，即使来了，我们亦必尖锐地揭露之。此点请叶明确地告诉刘仲华，叫他回去通知李、白及上海、南京、武汉想来谈和者。”⁽¹¹⁷⁾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尚未成行，甘介侯代表李宗仁继续在上海组织代表团，一度改组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侯德榜、欧元怀、凌宪扬，邵力子和甘介侯自己也准备以私人资格随行。甘介侯于2月5日在上海声明：“代表团之唯一任务，为从事‘敲门’，敦促中共迅即指派和谈代表，并决定和谈之时间，以便政府代表团前往开始和平谈判。”⁽¹¹⁸⁾对甘的“敲门”说，中共发言人给予猛烈的抨击，指责其为从事和平攻势的政治掮客，表示不欢迎他到北平来，同时声明：“如果上海颜惠庆、章士钊诸先生是以私人资格前往北平参观，并于国事有所商谈，则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准备予以接待。”⁽¹¹⁹⁾把他们和南京政府区别对待。

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经过中共方面的同意，以私人资格于6日从青岛飞抵北平。等候两天后，叶剑英、徐冰、戎子和、陶铸按照中共中央回复的指示，与代表团接谈。代表团递交了《和平谈判纲领》，主张“即刻停战”，对于未来的政治制度，主张“和谈后，即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其构成分子为共产党、国民党、中间党派、民意机关、人民团体、社会领袖六方面各六人成‘六六比例制’”。在接谈中并建议：“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旧中央，因旧中央已为国际及民众所承认，占据旧中央便于顺利占据全中国，更便于号召全中国及发布讨伐令。”⁽¹²⁰⁾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彭真、叶剑英、林彪、聂荣臻的电报，指示谈话方针：“你们可向和桂系有关的代表暗示，只要桂系今后行动是站在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及能达成真正持久和平之目的，我们是不会拒绝他们的。”“你们应对代表们表示，对于天津、上海恢复通船、通邮及商业联系感到兴趣，如果他们在此点上能起某些作用，我们是欢迎的。”“代表们所谓另立新中央，不如利用和谈占有国际已经承认的旧中央，运用旧中央权力实行对蒋系讨伐等语，是真正代表美国和桂系的意见，在这些方面你们不要表示态度。”⁽¹²¹⁾代表团成员虽在政治理念上与中共不同，但大都对蒋介石的统治深感不满，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只是希望中共尽可能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各地，对此，中共也表示了和平解决的诚意。代表团即于2月11日回到南京。代表团多数人员回到南京后，既没有透露和中共的谈话内容，也没有晋谒南京当局，仅吴裕后到处活动和演说，并晋谒李宗仁和孙科，受到代表团多数人的公开批评。

当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时，李宗仁又于8日偕甘介侯到上海，最后决定上海和平代表团人选为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三人，邵力子则以私人资格前往。同时，叶剑英也通知南京方面三条注意事项：（一）双方谈话要守秘密，非经许可不得向报界发表；（二）不准新闻记者随行；（三）以私人资格来平，不得代表政府⁽¹²²⁾。由于中共拒绝甘介侯前往北平，李宗仁就要黄启汉再次陪同代表团赴平，并驻平联络，同时要他带一封给毛泽东的信，并且要黄口头向叶剑英转达六点意见：“（1）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2）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但战犯问题之处理，最好留待新政府成立之后；（3）绝不期望以外援进行内战，只要答应进行和谈，可作公开声明；（4）希望能及早派定代表，开始商讨和平方案；（5）对蒋介石本人，如认为他留在国内于和谈有碍，可提出使之出国；（6）对国际关系，希望中国成为美苏友好关系的桥梁，不希望依附一国反对另一国，美苏两国的友谊，均须争取。”⁽¹²³⁾

上海和平代表团原拟9日启程，但中共方面要等到和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谈话结束，因而推迟了行期。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自上海乘中央航空公司专机启程。颜惠庆在机场表示：“此行倘能使共方决定和谈确实日期，则已可大功告成。”⁽¹²⁴⁾代表团先飞青岛，14日抵达北平。同行者除代表外，还包括4位代表的秘书，颜的保健医生，负责联系通航的电影演员、清华事业公司代表金山，央航公司职员二人，刘仲华、黄启汉已决心投靠人民，家眷也乘机同往北平，共达十九人之多。连同机师达二十五人。中共中央指示北平方面，对上海和平代表团“招待要周到，谈话要恳切。谈话以叶剑英负主责。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等四人都应和他们见面”⁽¹²⁵⁾。

15日晚，北平市市长叶剑英设宴款待代表团，林彪等在平中共要人均出席作陪，并邀请了傅作义等北平和平解决有功人士出席。上海和平代表团大体上劝中共步子不要走得太快，调子不要唱得太高，要争取联桂反蒋，不赞成中共激烈反美，认为将来建设需要美国，章士钊更告诫中共，“更不要逼得美国武装日本来对付中共，进而引起外国干涉”。毛泽东依据中共的既定方针，在政治路线问题上毫不让步，认为四位代表的“共同立场是使革命带上温和色彩，南北和议承认中共领导，排斥蒋系容纳桂系及江浙资产阶级”⁽¹²⁶⁾。毛泽东采取了对待傅作义的相同策略，一方面在政治上予以痛驳，一方面予以争取。毛泽东指示在北平的中共领导人说：“我们的政策是要拉拢李、白、张、邵及上海资产阶级（颜惠庆、杜月笙等为代表），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但李宗仁在上任后的和平吹嘘和一月二十以前蒋介石及CC系的和平攻势并无区别，故我们必须揭露和回击。此种和平攻势，今后还是一样，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是在作和平攻势，我们必须回击并粉碎之。但最近时期李、白等人的态度好了一点，我们亦可以考虑对他们缓和一点。但必要的批评还是不可少的，李、白还是应当列在战犯名单之内。一则因为桂系是坚决地参加了内战的，不列李、白显得不公道；二则列了李、白并不有碍和谈，不列李、白则李、白反不便于应付蒋党。”⁽¹²⁷⁾这是争取李、白接受北平式的和平，而坚决拒绝李、白在政治上任何讨价还价的企图。

20日下午3时，中共在北平的负责人林彪等宴请民主人士386人，上海和平代表团也应邀参加。林彪在席上致词说：“北平未经炮火而得解放，对人民是很好的，全国人民殷望和平，共产党对和平一片真诚，但对方依靠美帝，想作挣扎的企图是显明的。希望邵公等南返，向人民转达中共之意，一齐为永久的真和平努力。”邵力子虽和中共有不同的政治思想，但他不赞成国民党继续抵抗，愿意接受中共胜利的事实，他表示：“我此来不能代表任何方面，惟江南人民切盼和平，并且宁选北平式的和平，不选天津式的和平。一周来在平观光，觉得很好。”⁽¹²⁸⁾

2月22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四人，应毛泽东之邀，由北平飞往石家庄，傅作义、邓宝珊同行。毛泽东、周恩来和代表团广泛交换了对和平谈判的意见，关于中共和谈代表人选及和谈地点，允于考虑，3月15日左右可望决定。对南北通邮、通航的问题也作了原则性的安排。2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和颜惠庆、邵力子、章士钊、江庸的非正式的谈判，达成了八点秘密协定，这个协定只交给李宗仁：“一、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二、谈判方式取绝对秘密及速议速决。三、谈判以中共一月十四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经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其中有些部分须待联合政府办理者，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执行之。四、谈判协议发表后，南京政府团结力量与中共共同克服可能发生之困难。五、迅速召集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六、南京政府参加新政协及参加联合政府之人选，由中共（包括民主人士）与南京政府商定之。七、南方工商业按照原来环境，依据中共城市政策，充分保障实施。八、有步骤地解决土地问题，一般先进行减租减息，后行分配土地。”⁽¹²⁹⁾同日，代表团飞回北平。

上海和平代表团在北平接洽，进展良好，李宗仁曾向外界透露：“据接近李代总统人士十九日晚谈：只要毛泽东正式的延请，李代总统可以考虑亲自到北平一行。”⁽¹³⁰⁾2月27日，上海和平代表团从北平飞回南京，刘仲华也随行，以便向李宗仁汇报。代表团发表了早已准备好了的书面谈话：“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虽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此行任务可告终了，因即南旋，拟向李代总统报告后再行返沪。在北平及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之通航通邮诸项问题，均经于原则上商得同意。”⁽¹³¹⁾

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平期间，李宗仁为巩固自己的地位进行了大量的活动。孙科在和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即已经和李闹翻。他在出任行政院长后，由于局势的复杂多变，一直未能提出施政报告，在蒋介石下野前，即内定迁都广州，并给驻华使馆打了招呼。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之后，正从事和谈活动，不赞成政府南迁，以免影响民众的心理和士气，但后来还是作了让步⁽¹³²⁾。孙科“经面请代总统于1月25日核可”政府南迁事宜⁽¹³³⁾。1月26日，孙科在行政院会议上就此提出报告，经阁员一致同意，决定各机关于2月5日在广州正式办公，并正式通知了驻华使馆。1月29日为旧历元旦，孙科及行政院长官们即悄然前往上海过节，离开了首都南京。当时，政府各部门早已开始疏散，纷纷在广州作安顿的部署，连立法委员们也领了疏散费各奔东西。据报道，留在南京的立委仅数十人，在上海的有130多人，到台湾的有120名，到广州的有62名⁽¹³⁴⁾。但政府南迁并无总统的明令，1月31日李宗仁到上海时，又和孙科、吴铁城就政府南迁问题作了口头商量，据报道，“李代总统一日晚已下令行政院迁回南京”⁽¹³⁵⁾。然而孙科仍于4日从上海飞抵广州，主持行政院工作。结果，南京人去楼空，冷冷清清，只剩一个光杆代总统，象征着首都仍在南京。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本以和平谈判和革新政治相号召，企图将国民党和中间派势力集结在自己的周围，形成取代蒋介石的政治力量。孙科内阁南迁，等于拆了他的台脚。政府南迁后，国民党内主战的声音又高涨起来。孙科在广州一再发表讲话，声称：“新内阁之主要任务乃在谋取光荣之和平，使国内问题能求得一公平合理之解决方法。惟本人曾特别强调新的内阁决非投降内阁……政府迁穗办公之目的，亦为避免遭受炮火威胁，而作城下之盟。”并声称：“共党所提出之‘惩治战犯’一节，即系绝对不能接受者。如此仅系争执上之讨价还价，则容可商讨。”⁽¹³⁶⁾“为求获得永久之和平，双方必须以平等资格进行商谈，条件则应公平合理为全国人所能接受者。共党不能以战胜者姿态迫令吾人投降、完全接受其条件。”⁽¹³⁷⁾9日，国防部政工局长邓文仪在上海也发表书面谈话，强调说，（一）政府要和，（二）中共要战，（三）北平局部和平成了骗局，（四）备战言和，能战方能和。“鉴于北平局部和平骗局之可怕，为求得平等的全面的有条件的真正和平，政府唯有积极备战，始能言和，亦惟有能战始能和”⁽¹³⁸⁾。这对李宗仁的和谈方针也是一个严重的牵制。

2月16日，在广州的行政院会议上，浙江省政府主席陈仪被突然免去本兼各职，由周嵒继任。这是一件令国民党军政界震惊的事件。陈仪虽然是政学系的要角，一向亲蒋，但为人爱国，廉洁，私德很好。这时候他对蒋的信心已经动摇，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地下党的策动下，决心反蒋。陈仪和汤恩伯情同父子，据陈仪说，“这次我来浙江，出于他的劝告。反蒋是他先提出来的”，陈仪对汤之“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这是托何应钦、张群等人疏通的结果”⁽¹³⁹⁾。所以，陈仪敢于直接策动汤恩伯起义。1月28日，陈仪派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到上海见汤恩伯，递交了一张开列条件的纸片：“甲：（1）释放政治犯。（2）停止修筑工事。（3）保护一切属公财物，不得破坏。乙：（1）按照新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2）取消×××（按指战犯名义），给予相当职位。”丁遵陈仪嘱咐，还向汤口头提出：“开放长江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汤回答说，“他左右蒋介石的耳目很多，时机尚未成熟，并表示不日去杭州面谈”⁽¹⁴⁰⁾。但汤恩伯出卖了陈仪，向蒋介石告密。陈仪被免职后，仍不相信汤会出卖他，以为是平常的任免，当蒋介石打电话要他去奉化时，他不愿意去，找借口先到上海。2月23日，陈仪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拘捕，后被押往衢州监禁。1950年6月18日在台湾被杀。对于陈仪的撤职拘捕，李宗仁竟在事先一无所知，完全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¹⁴¹⁾。

立法院长童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是支持李宗仁的和谈主张的，反对孙科将政府南迁，并主张立法、监察两院在南京复会，而孙科则要求两院同时迁往广州。于右任、童冠贤曾于2月7日前往广州，争取两院在南京复会，但一时没有结果，至12日回到上海。在南京、上海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纷纷指责孙科将行政院擅自搬到广州，造成了府院之间的矛盾，在京、沪的立法委员即决定在南京复会。

政府分裂，对李宗仁的总统地位和施政方针的贯彻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孙科把政府机构迁往广州，在当时的国民党政界也不得人心，普遍认为这是阻碍和平。为了赢得必要的支持，李宗仁一方面派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黄绍竑先后于8日、9日到广州，弥缝矛盾，邀孙科早日回京，并和粤系将领商谈粤桂合作。一方面通过阎锡山向蒋介石疏通，解决府院矛盾。蒋介石于2月17日爽快地向阎锡山表示：“立法院地点仍设广州，行政院重要部会主官应驻南京，但其机构仍在广州。李宗仁既欲变易孙科院长，与其另觅人选，协调府院，反不如由李宗仁自行决定行政院长，使彼能完全肩负责任。”⁽¹⁴²⁾

各方面协调成熟，2月20日，李宗仁飞抵广州，开始南巡。据公开消息报道：“李代总统此次赴穗，系邀孙院长来京共商大计，并邀请在穗立委来京，并征询渠等对当前大局之意见。”⁽¹⁴³⁾李宗仁在广州发表谈话称：“今全国人民既一致主张消弭战祸，则继续战争即为违背民意，因之余不特愿为和平尽其最大之努力，而对和平之必然实现，抱有无限信心。余更相信在全国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中之今日，无论任何党派必须接受大多数人民之和平要求，否则民怨所集终必失败。余极望全国同胞为谋自身幸福计，共同奋起，协助政府促成和平之实现。”⁽¹⁴⁴⁾桂系和粤系将领在历史上曾有多次反蒋的合作，李宗仁到广州争取到粤系将领的广泛支持，迫使孙科同意返回南京。22日李宗仁飞往广西桂林，安排后方，24日到长沙与程潜洽谈，25日经武汉回到南京。他在武汉表示：“努力谋和，亦为政府今后重要措施。只要全国上下能集中力量争取，相信和平终必实现。”⁽¹⁴⁵⁾

2月28日，立法院终于得以在南京召开第三会期第一次院会，同一天，孙科也回到南京。南京有了一丝生机。3月1日，李宗仁召开非正式会议，指定孙科、张群、吴铁城、张治中、邵力子、吴忠信、何应钦、刘斐、朱家骅、钟天心等十人负责研讨起草和平方案。当时，孙科的主战倾向不得人心，受到广泛的指责。有立法委员甚至斥责孙科内阁是最近中国历史上“最腐败、最无能及最恶劣者”，并且是“和平之障碍”⁽¹⁴⁶⁾。孙科失去了立法院的支持，即于3月8日到立法院作施政报告，同时提出辞职。

对于新内阁人选，李宗仁选择了何应钦。何是黄埔军校的教官，属于蒋介石系统，在军中影响广泛，但何在历史上和桂系有过合作关系，与蒋介石也有很深的矛盾，当时处于无权的闲散地位。李出任代总统后，桂系方面对跑到上海养病的何应钦一再劝驾，极力争取何的合作。白崇禧于1月22日、29日两次致电何应钦，在1月29日白崇禧率华中将领致电上海市政府转何应钦电中说：“自总统蒋引退，副总统李继任，局势艰危，严重未减。当前和平未定，亟应备战谋和，藉策安全。我陆海空勤关于军政军令必须有统一指挥，俾能适应事机。我公功昭党国，同深景从。务乞出承艰巨，领导群伦，国家民族实深仰赖。”⁽¹⁴⁷⁾同日，李宗仁也致电何应钦：“吾兄公忠党国，久共患难。顷闻必不忍使弟独跳火坑，务请即日命驾入京，共支危亡。”⁽¹⁴⁸⁾李宗仁看中了何的微妙地位，希望借助他巩固自己的地位，争取蒋介石系统的力量。但何应钦并不敢于脱离蒋介石，不能不看蒋的颜色行事。当时的局势十分严重，国民党内的矛盾又十分尖锐，普遍认为组阁犹如跳火坑，因此何一度坚辞。

蒋介石身居幕后，依然举足轻重，李宗仁对于请何组阁一事，也不能不一再向蒋介石请示。当时，张治中正在溪口，蒋介石一度不太同意，经过张的劝说，蒋才表示同意，并亲笔写信给何应钦说：“中以为只要于革命前途有益，使旧属官兵有所依托而不致分散，以保全革命硕果之基础，则兄应毅然应命，更不必论职位之尊卑与个人之得失，此为中对革命责任之基本观念，亦望吾兄能以中之意志为意志，承当此艰危之局势也。”⁽¹⁴⁹⁾11日，何应钦正值六十大寿，到杭州避寿。但李宗仁派了白崇禧赴杭州祝寿，并劝驾组阁。张治中、吴忠信、顾祝同等也前往杭州祝贺。何应钦这才同意出任组阁，并表示三求三裁的施政意向：“求和平，求进步，求团结”，“裁军队，裁经济，裁机构。”⁽¹⁵⁰⁾

3月12日，李宗仁向立法院提名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得到立法院的通过。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后，对于和平谈判问题，先后向外界表示了自己的态度：“问：新阁所争取的和平是什么？答：是合情合理的永久和平，合乎人情合乎人民的意思，如此才能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和平内阁。”⁽¹⁵¹⁾

何应钦内阁组成后，李宗仁以为自己的地位已经稳固。但中共对李宗仁任命蒋介石系统的何应钦组织内阁十分不满，为此，李宗仁致电黄启汉向中共解释说：“经月余来之努力，及大势所趋，和平民主之力量已逐渐有战胜封建死硬势力之倾向，如能继续扩大，和平前途绝对可以乐观。此次敬之兄出组新阁，不特渠为一力主和平之人，且因其对黄埔系军人能加以控制，对于今后裁军工作即可望顺利进行。故实为现阶段一极适当之人选，亦足以增强和平民主之证。”⁽¹⁵²⁾

奇怪的是，李宗仁对刚刚发生的陈仪事件似乎无动于衷，竟然自我感觉良好。即使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他仍认为“陈仪被拘禁撤职的原因，据报纸所载，是因为他有意劝汤恩伯于长江下游让出一缺口，任由共军渡江，其实这是‘欲加之罪’。真正的内幕却是蒋经国向他父亲告御状的结果”⁽¹⁵³⁾。说得不明不白。李宗仁应该明白，陈仪事件最足以说明李宗仁根本无法控制蒋介石的军警特务系统，那么，他为什么对陈仪事件那么麻木？这一问题，按回忆录的解释，是别人劝阻的结果，但以政治论，江浙联系密切，李宗仁如果对作为浙江省主席的陈仪都没有争取合作的强烈愿望，那末，他的政治力量从何而来？由此也可见桂系领袖政治能力的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