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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节 孙中山的转向"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孙中山的转向
一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 class="reference-link">一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
在发动政变逼走孙中山之后，陈炯明于8月15日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并在18日通过省议会任命香港买办商人陈席儒为省长。陈席儒与孙中山和陈炯明都有联络，曾经捐资支持革命，因为当时广东地方财政困窘，而陈席儒自告奋勇出任省长，谓可筹得贷款，以作军饷，故陈炯明以其为省长。但是，陈席儒在位时间甚短，格于各种内外因素，不能根本解决广东的财政困难，广东纸币贬值，社会动荡，不利于陈炯明稳固其统治。
陈炯明在广东重掌省政后，标榜“军民分治”，提倡“联省自治”，并与北京政府和直系建立了联系。对陈炯明将孙中山排挤出广东，直系是支持的，但对其鼓吹“联省自治”，直系又是反对的。9月5日，陈炯明致函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张绍曾，表示“但使各方调协，则天下事固尚可为。炯虽无似，凡可辅成隆治者，亦极愿竭此绵薄”。张绍曾接信后，向曹锟、吴佩孚报告称：“顷得陈竞存（陈炯明）书，对于统一颇愿赞襄。”又复函陈炯明称：“方今法统虽已重光，全局尚未统一，……鄙意以为非法政府取消之日，正吾共谋建设之时。为今之计，各省惟有一致以尊重宪法，共策政治之改良，为赞襄统一之举。若仍各据一隅，以私见相峙，则国家不可救药矣。”(52) 直系希望陈炯明早日归顺北京政府，完成“统一”大业，但陈炯明需要的是直系的实际支持，以加强其对广东的统治，而对完全归顺北京政府，则又心不甘情不愿，双方的关系颇为微妙。
还不等陈炯明在广东当政有所施展，他的位置还没坐热，又要面临孙中山发动的军事反攻。李厚基倒台后，北伐粤军在福建获得了难得的休整之机。1922年10月，孙中山指示将北伐粤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在闽粤边界整军经武，准备打回广东。其后，孙中山又指示将驻守粤桂边境的滇军杨希闵、张开儒、朱培德部，桂军刘震寰、沈鸿英（其时尚未投靠直系）部改编为西路讨贼军，准备自东西两路出兵夹击陈炯明，使其“不能有东西兼顾之力量，即为我军恢复百粤最良机会”；“惟有于最短期间，东西并举，使陈贼不能兼顾”(53)。同时在香港设办事处，以邹鲁为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募集款项支持。
面对孙中山部署以东西两路武力回粤的现实，以陈炯明有限的实力，确实无法“东西兼顾”，他遂将布防重点放在粤闽边境，以洪兆麟为总司令，同时令杨坤如部防守北江，梁鸿楷、熊略等部防守西江，又拉拢旧桂系将领林虎出任援桂司令，并允其事后主政广西。陈炯明的布防计划偏东轻西，为孙中山的军事反攻首先在西线取得突破创造了机会，因为布防在粤桂边境西江方向的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与陈炯明的关系本不深，其部将李济深、邓演达等因为原师长邓铿的关系，与孙中山有较多联络，在军中密谋发动反陈起事，并得到孙中山的赞助。1922年10月，邓演达作为军中同仁的代表，秘密到上海见孙中山，孙中山指示他：“首先发动现在广西徘徊的张开儒滇军，刘震寰和沈鸿英的桂军，联合可靠的粤军，讨伐陈炯明，夺回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作第二步计划。”其后当他们被调派西江布防后，即与当面滇桂军“暗中与其联络，订定条件，并接济其军饷”，“在后方做内应工作”，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对陈炯明反戈相向(54)。驻守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其中一部分原为许崇智旧部，对陈炯明派亲信熊略任师长颇为不服，旅长兼梧州卫戍司令莫雄遂秘密联络滇桂军，并派人向在上海的孙中山及其驻港办事处报告，建立了经常联系。陈炯明请旧桂系军人领军的举动，更使驻守西江的粤军上下均不满，坚定了他们反对陈炯明的决心。
1922年12月25日至26日，滇、桂、粤军三方代表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寺开会（即“白马会盟”），商议联合讨伐陈炯明的部署(55)。27日，滇桂军率先发起进攻，粤军主动后退。28日，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进据西江重镇——梧州。31日，滇、桂、粤各军誓师讨陈，然后兵分三路，滇军杨希闵等部沿西江北岸，桂军刘震寰等部沿西江南岸，直进广州，桂军沈鸿英部则向北江方向出动，抄陈炯明部之后。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发布《讨伐陈炯明通电》，声讨陈炯明“半载以来，倒行逆施，纪纲荡然，骄兵悍将，贪官污吏，以百姓为鱼肉；尤复阴弛赌禁，操纵金融，以致民生憔悴，不可终日，祸粤之罪，更不容诛”。号令“诸军将士奋勇杀贼，为民除害，凡我粤人，务宜同仇敌忾，以成拨乱反正之功。……我广东全省人民既备受陈逆之毒害，必深知陈逆之诈伪，际此义师奋发，叛徒丧胆，当急起直前，以人心为士气之后盾，俾肤功早奏，四境又安，有厚望焉”(56)。此后，西路讨贼军顺西江而下，陈炯明急派叶举担任西江前敌总指挥，还向直系曹吴、湖南赵恒惕、云南唐继尧等求援，但因讨贼军进展迅速，各方都未伸出援手，而取观望态度。1月9日，西路讨贼军占肇庆。次日占三水，逼近广州，陈炯明部军心涣散，无力再战，各部纷纷弃陈而去。1月15日，被陈炯明视为心腹亲信的洪兆麟，也在汕头宣告脱离陈炯明，迫使陈炯明不得不在当日发表通电，“宣告解职，完全下野，以谢父老”(57)。随后他离开广州赴惠州，转道于30日到香港。
讨伐陈炯明的战争出乎意料的顺利，讨陈联军未经激烈战斗即拿下广州，说明陈炯明在广东的统治非常不稳固，但是也为孙中山带来了新的问题。原本被孙中山倚为回粤依靠的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虽然在1月9日通电宣布即日返师回粤讨贼，2月初离闽回粤，却被洪兆麟部所阻，滞留于粤东潮汕一带，未能在讨陈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滇军比较亲近孙中山的朱培德部也还滞留在广西，首先进入广州的是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和滇军中与孙中山关系相对疏远的杨希闵等部，他们以战胜者自居，在广州占据公产，横行霸道，纪律松弛，扰商滋事，引起广东社会各界、舆论及粤军力量的反感，何况广州民众对桂系在广东多年统治的负面印象难除，对桂军更没有好印象；再者，他们随意扩充军队，扩张个人势力，分割地盘，也为其后广东的稳定带来隐患。当时孙中山在上海还没有做好立即回粤的准备，1月17日，他任命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邹鲁、魏邦平为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希望依靠他们和魏邦平的粤军稳定广州秩序。18日，邹鲁等与粤军、海军首领开会，推魏邦平为讨贼军司令，决定设立海陆军警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推魏邦平为主任，决定已入广州各军由各军长统御而维持治安，军费临时由商务总会及其他各处借入，确定滇桂军驻屯地点，电请孙中山任命各长官。1月21日胡汉民与李烈钧抵广州，25日胡汉民就任省长，惟次日即发生江防司令部会议之变。沈鸿英以杨希闵、刘震寰名义，邀请胡汉民、邹鲁、魏邦平等到滇军驻地长堤江防司令部会议，讨论地方善后等问题，及至胡汉民、魏邦平、邹鲁等到会场后，沈部第一军军长李易标等寻衅生事，诘问：“陈炯明已走，何以又有粤军讨贼总司令之设立？是否以滇、桂军为贼？”一言不合即开枪动武，胡汉民卫士两人被打死，胡汉民和邹鲁在滇军人员护卫下逃出，翌日转赴香港，魏邦平被执扣押。由于事发后孙中山急令许崇智部东路讨贼军和朱培德部滇军速向广州集中，令广州周边粤军严密监视，并争取到广州杨希闵部滇军和刘震寰部桂军的支持，迫使沈鸿英未敢决裂，于2月6日释放了魏邦平，将其部撤出广州。此事凸显了广东政局在驱陈之后的不稳与复杂，并将在不短的时间里始终困扰着孙中山及其继任者。如时论所言：“广东境内之内外政派军阀，其关系似颇复杂，而迭次勃发变乱者，多因军人辈欲自握权势之野心所致。彼辈概系简单之武人，毫无政治思想，原欲藉武力一时镇压反对派，以恣达其政权欲望，并不知现代政治非如斯简单之物也。”(58)
因为广东政局的动荡，各界更期待孙中山速回，以稳定局势。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返粤，17日抵香港，21日到广州，在当晚滇桂军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宣示“要统一滇桂粤诸军，造成统一的中华民国”；“整顿内部，以广东为模范，统一西南；以西南为模范，统一中国”；“我们自今晚起，要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大家向前奋斗，另外造成一个新局面。”(59)
此次回粤，孙中山不再提“护法”，也不再成立政府恢复国会，表示他对“护法”和国会等等的失望。他在3月2日成立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自任大元帅，任命程潜为军政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大元帅不经国会选举产生，不对国会负责，有权任命官员，发布命令，指挥军队，处理一切重要政务，实际上广州政府的主要权力集中于大元帅一人之手，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因此而翻开了新的一页(60)。
二 孙中山统一广东的顿挫" class="reference-link">二 孙中山统一广东的顿挫
孙中山出任大元帅之后，着手各项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的部署，首先是指定在粤各军的驻防地，其中粤军梁鸿楷部驻江门、四邑，滇军杨希闵部驻广州及粤汉、广三铁路沿线，桂军刘震寰部驻广州及东莞、虎门等处，桂军沈鸿英部驻肇庆至梧州西江沿岸，滇军朱培德部驻广州河南，拱卫大元帅府（大元帅府设河南士敏土厂），东路讨贼军许崇智部自福建回粤后，4月下旬到汕头。经过如许安排，广东军事秩序初定，但是，孙中山面前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应对沈鸿英和陈炯明的军事挑战，统一广东，作为革命再出发的根据地。
沈鸿英部在进入广州又退出广州后，与孙中山的感情更恶，更有凭其武力取孙而代之心，而直系曹、吴亦以沈鸿英为棋子，挑动沈挑战孙的权威，意图乘孙中山立足未稳之际，以北军为后盾，支持沈鸿英驱孙占粤，至少可以使广东发生内战，形势不稳，削弱孙中山的地位和对外影响力。故此曹锟和吴佩孚坚持要北京张绍曾内阁发布沈鸿英督粤令，3月19日，吴佩孚致电张绍曾，直言不讳地说：“中枢现在诚意谋和之际，孙文忽又回粤，背道而驰，统一之局重行破坏，迩者孙更庞然自大，野心暴露。中山一日不去，则统一一日无望。迭请电发孙、沈两令，实为大局起见。查沈鸿英在粤驻军有年，情形熟悉，近更实力充足，内则结联陈炯明旧部，外则与林督俊廷共同联防，如督理命令朝下，中山即夕必去粤。”20日，张绍曾内阁复职，作为其复职的条件，张阁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帮办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任粤军总指挥，陈炯光为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钟景棠为第二师师长，温树德为驻粤海军舰队司令，从而“可认为实力派向孙派宣战之通告”(61)。
沈鸿英出身绿林，辛亥革命后投陆荣廷，成为旧桂系成员，1921年又脱离陆荣廷，依附于直系，1923年借孙中山与陈炯明争夺广东之机入粤。孙中山回粤后，为稳定广东局势，任沈为桂军总司令，以示笼络，同时令沈军移出广州，以为防范。北京政府对沈鸿英的督粤令发表后，沈观察形势，通电拒绝，而又阴与吴佩孚勾连，得其军火财政支持。“三月中旬，吴氏由赣密输步枪千杆，弹药五十万”；“四月上旬，吴佩孚遣间至港，阴为怂恿，鸿英约晤于新街，间者促鸿英就职，鸿英从之，（四月十日）召沈荣光、李易标、李根沄、古日光诸将秘密会议，适得岑春喧【煊】电及汇款，众益为动，欲决一战”(62)。除此之外，曹锟还令财政部拨给沈鸿英10万元。4月10日，沈鸿英召集部下秘密会议，部署作战事宜。15日，沈鸿英在新街（今花都新华镇）就北京政府委任之广东军务督理，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返沪，明示与孙决裂，并致电驻穗滇桂军将领称：“中山返粤，日言统一，而开府称尊，日言和平，而扩张军备，群小构衅，伐异党同，中山今日，人心已去，大势无可挽回，我滇桂军处此漩涡，惟望同德同心，共维粤事，促进统一，勿为一方所利用。”(63)
自4月16日起，沈鸿英部向广州发起全面进攻。担任阻击沈军攻击的主要是驻广州的滇军，驻广州之外的粤军和桂军刘震寰部奉令向广州驰援，参加战斗。双方动员的兵力大体相当，都不到2万人，但沈军一线部队的实力不甚强，经过三天的战斗，至19日沈军的攻势被遏制，沈军被逐出广州市区。因为粤、桂间的旧有恩怨及沈鸿英的出尔反尔，此次对沈军作战，得到广东各界的大力支持，沈军被逐出广州后，“原定于新街附近选择阵地，构成第二作战线，以乱军劫掠村市，商团围攻之，故新街遂亦不守”(64)。广东各界“念前敌将士之劳苦，协筹捐款，购物犒师”(65)。其后，广东各军继续追击沈军，吴佩孚令江西直军出兵援沈，并鼓动陈炯明部在粤东再起，合力反对孙中山。5月9日，广东各军攻下韶关，声势大震，北江战事暂告结束。援沈的直军方本仁部曹铁林团，“未战先溃，牵动全线，仓皇奔退，械弹尽弃”，被吴佩孚下令“严加惩处”，交沈鸿英“便宜行事”(66)。18日，广东各军又克肇庆，西江战事亦告段落。但是，沈鸿英不甘失败，他致电曹锟、吴佩孚，声称“感蒙曹、吴两帅知遇，付托之重，无论如何艰苦，此志始终不渝”。表示俟方本仁部再向粤赣边行动时，“即行反攻，务期积极进攻，以报知遇”(67)。6月初，沈军乘陈炯明在东江起事之机，在北江和西江重新开始攻势，6月4日占韶关。广东各军对沈军展开反攻，7月3日收复韶关。18日，李济深率粤军第一师等部，在桂军黄绍竑部配合下，赶走沈军，占领广西西江重镇梧州。随后孙中山任命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黄绍竑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所部归李济深节制调遣。至此，讨沈战事以胜利而告终，广东北路和西路的形势基本安定，不仅有利于广州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孙中山集中兵力，与东路的陈炯明部继续较量。
孙中山在军事上面临更严峻的挑战来自陈炯明。1923年初陈炯明下野后，他与孙中山的矛盾并未解决，其部数万人也未受到严重的打击，而是以退为进，以惠州为基地，集结在粤东，对广州的安危和孙中山的地位都构成很大的威胁。而且陈炯明出身广东又长期在广东活动，在广东军政界有一定基础，如何从根本上压缩陈炯明的活动空间，对孙中山而言并非易事。
陈炯明和孙中山之间的军事攻守行动集中在惠州及东江流域。陈炯明部编有七个军，其中林虎任第一军军长，指挥所部及刘志陆的第四军和李易标的第七军（李原为桂军，沈鸿英败后投陈炯明），分驻兴宁、五华、龙川；叶举任总指挥，指挥熊略的第五军和杨坤如的第六军，分驻平山（今惠东）、河源、惠州；洪兆麟任第二军军长，指挥所部及尹骥的第三军，分驻汕头、潮安。1923年4月底，陈炯明部将杨坤如将孙中山派往惠州收编陈旧部的招抚使姚雨平迫走。前东路讨贼军第一军军长黄大伟，“受北廷嗾使，挟陈逆重金，潜伏香港，遣党羽散布谣言，运动军队，希图扰乱治安，破坏大局”。陈炯明、叶举、洪兆麟、黄大伟等在香港几度会议，认为出动之机已至。5月11日，杨坤如在惠州“擅自称兵，进窥石龙”(68)。15日，陈军林虎部占梅县，洪兆麟等部攻潮汕，孙军许崇智部向揭阳退却。陈军由此开始了与广州大元帅府军队的反复拉锯战。
为了应对陈炯明旧部可能的进攻，孙中山着手加强东江前线的兵力。5月11日，他致电在汕头的许崇智，告其“叶举、洪湘臣（洪兆麟）等逆已于十日到惠州，成立粤军总指挥部，现已大举来犯石龙、增城，望为注意”(69)。16日，孙中山亲赴东江巡视，并调西江和北江的军队前往东江增援，任程潜为东江讨贼军总指挥。5月下旬，孙军范石生部滇军、刘震寰部桂军、李福林部粤军分三路向惠州发起反攻，与陈军在惠州周边各处激战。5月30日，孙中山亲赴石龙督战。6月4日，孙军克博罗，其后许崇智率部亦到博罗，“所部先后开到者亦数千”(70)。
6月上旬，孙军发动对惠州的攻击。惠州是广州之东百余公里处的要点，位于东江中下游，虽地处平原，但四面为水网地带，易守难攻。陈军据惠州可以窥广州，孙军据惠州可以进潮汕，故为双方必争之地。守惠州的杨坤如是惠州近邻博罗人，出身土匪，后被陈炯明收编，其部编为四个旅共约五千余人，利用惠州的水网地理环境，筑垒固守，给进攻的孙军造成很大伤亡，就连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也在进攻中受伤，攻势受挫。此时，因沈鸿英在西江和北江的攻势，部分在惠州的孙军被调离，双方形成僵持。
7月间，孙军与陈军在东江的战事又起。孙军集中万余人，猛攻惠州，但陈军坚守不退，双方均死伤惨重。19日，孙中山再赴惠州督战，在组织围攻惠州之外，还调动部队进攻潮汕、兴宁、梅县，以收配合之效。但时值雨季，不利作战，孙军再次无功而返。8月下旬，陈军集中兵力，发动反攻，孙中山自23日起在石龙设大本营，督师作战，为期八十天，是他一生中在前线指挥作战经历最长的一次(71)。孙军先是成功地守住博罗，其后在10月3日攻占河源，而在惠州方面，孙中山组织鱼雷局长谢铁良、航空局长杨仙逸等，“特制多量炸弹及鱼雷，运赴前地助攻惠城”。9月20日，孙中山“亲赴飞鹅岭，筹策攻惠城。午十一时到，着桂军各师来迓。至炮兵阵地，为惠城之敌窥见。未几敌炮继续向帅座射击，有距不寻丈者，从者多为帅座危，谕曰：但毋恐。盖敌炮表尺已用尽，纵密发，不相及，其后敌弹密发，果于我无丝毫损也”。但孙中山舟次梅湖时，“杨仙逸、谢铁良取炸弹一枚，详为检视，示吴苏诸人以制造法，偶不慎弹隳及舱，声轰然如奔雷，杨谢诸将随行员兵均被难，电轮民船碎如齑粉”(72)。孙军攻城计划受挫，惠州仍是久攻不下。
孙军对惠州的攻击屡屡受挫，难免影响士气；陈军又得直系器械资财的支持，信心膨胀。10月间，陈军分路反攻，“敌我兵力遂达六万人以上”。因为滇军纪律欠佳，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敌踪潜近，反攻前之夕犹未知”(73)，陈军于23日占平山、河源，28日占平湖，进迫大本营所在地石龙。惠州陈军杨坤如部亦出城反攻，围城孙军纷纷后撤。11月8日，陈军占博罗，12日占石龙，孙军全线后退，孙中山及大本营亦被迫撤回广州，孙军遭受重大挫折，惟滇军范石生部“率队来赴，卒破洪逆于石龙，几溺毙之，使敌挫折，不能穷迫我军”(74)。
孙中山退回广州后，收容溃军，整顿军纪，稳定战线。11月14日，孙中山任命杨希闵为滇粤桂联军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广州保卫战，并急调谭延闿部湘军、樊钟秀部豫军自粤北韶关增援广州。陈军则由林虎、洪兆麟指挥，调动各部共约2万人，大举进攻广州。18日，陈军进至广州东郊石牌炮台附近，市区已闻枪炮声，幸得樊钟秀部豫军赶到参战，激战至晚，陈军未能突破广州市区防线。19日，双方仍在激战，孙军各部奋力抗击，渐渐夺回主动，加以谭延闿部湘军赶到参战，终迫陈军后退，广州转危为安。其后孙军继续追击，26日收复石龙，陈军再次退守惠州。就在广州激战之时，曹锟要求吴佩孚“转饬沈（鸿英）、方（本仁）各部火速前进，以赴戎机，而奠粤局”。同时，直系还派人拉拢滇军金汉鼎、杨池生部(75)，只是由于陈军在广州的败退，直系的计划未能实现。
孙中山督率所部与陈炯明部的战争进行了半年，其间有进有退，不断反复，终未能实现击败陈军、统一广东的愿望，于此亦暴露出孙军的重大不足与缺失。在讨陈战争中，孙军缺乏统一指挥，各军各有自己的系统，经常是各自为战，不能形成有威慑性的合力，与联合一体的陈军恰成鲜明对照。虽然孙中山多次亲往前线督导指挥作战，但孙中山是卓越的政治家，毕竟不是卓越的军事家，他缺乏现代军事指挥的战略战术实践，他在前线的作用更多在于鼓舞士气，而非实际指挥。更重要的是，因为孙中山没有自己可以直接统领与信赖的基干部队，也没有自己可以依靠的大批量的军事干部，其对外作战总是依靠其他派系的部队，依靠这些部队的领导者与军事干部，而这些领导者与军事干部又不似孙中山那样有长期的革命历史和坚定的政治信念与理想，他们与他们的对手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实无本质区别，他们统领的部队士兵也多是当兵为了吃粮，不知为何打仗。以这样的部队，这样的干部，孙中山实在是难以依靠为他开创新篇的基本力量。因此，孙中山的军事实践，更使他痛感需要建立一支从属于理想和信念、能够真正听其命为其用的军队，并且为这支军队培养大批的干部，这也是随后孙中山开办黄埔军校、力求建立党军的直接动因。
三 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及其政治转向" class="reference-link">三 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及其政治转向
孙中山三度回粤出任大元帅之后，不仅不再提“护法”，不再开国会，表示其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践行有新的思考，而且开始接近苏俄，亲近苏俄，学习苏俄，其以苏俄为师的思想渐渐成型，从而预示着孙中山政治态度及其实践的重大转向。
孙中山一直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热诚践行者，但是，在孙中山的奋斗历程中，却并不能得到西方列强对其事业的热诚支持，相反，西方列强政府经常表现出对孙中山事业的冷淡，即便是被孙中山认为是“共和之友”的美国也是如此。1921年3月，哈定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孙中山派驻华盛顿的代表马素致电表示祝贺，却被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马慕瑞拒收，理由是美国只承认北京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76)，充分表现出美国的国家现实主义立场以及民主政治理想对现实政治的妥协。因此，孙中山越是在其奋斗历程中受挫，便越是期待外来的支持，而又总是被冷淡被拒绝(77)，使他感同身受，对西方列强越来越感到失望。他曾对外国友人愤愤地表示，“对于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或者其他强国的援助”，“已经绝望”，不得不寻求从其他途径获得援助的可能(78)。有研究者认为，孙中山本来是“一个言必谈美国，大半生以美国为榜样的政治家”，但是，孙中山与美国多年打交道的经历以及美国对孙中山长期不冷不热的态度，使他对美国民主制的价值产生怀疑，从而反思自己过去的信仰与理念，认为美国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压制中国自由运动及国民运动”，“谋求美国支持的希望完全不存在，整个西方世界已成为其事业的敌人。孙中山开始重新解释其三民主义，提出了激进的反帝主张”。从此，“孙中山从一个辛亥革命初期中外条约体系的坚守者变成一个决心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推翻列强压迫的激进民族主义者”。“正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中国持续不断的压迫使孙中山走向激进，把他和国民党推入了苏联怀抱，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兴起”(79)。
就在孙中山对西方列强日渐失望的过程中，俄国革命的爆发及其新政府对中国的新立场，使孙中山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的眼光开始由向西看而有转变为向东看的趋向(80)。1917年11月俄国革命爆发不久，孙中山即以护法军政府的名义，“特任王孰闻为西伯利亚调查员”，赴俄国调查了解有关情况(81)。1918年夏，在苏俄革命处在内外交困的艰难之际，孙中山特意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表示“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82)。列宁收悉此函后，称之为“东方的曙光”，并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于8月1日复信“表示感谢”，不过因为当时中俄两国的政治及交通阻隔，孙中山并未见到列宁的复函(83)。其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表示愿意废除中俄间旧有的不平等条约，建立两国之间的新型平等关系。虽然苏俄宣言有宣传的意味，表现为口惠而实不至，但在当时中国备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形势下，确实给中国社会各界带来了新思考，引起积极的反响。国民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对苏俄革命后的状况有不少新闻和文章，一般而言还比较客观，反映出国民党人和孙中山当时对苏俄革命的看法至少不是那么负面。
苏俄革命成功后，面对国内敌对势力的反叛和西方列强的封堵，也在寻求可能的支持者，并且将目光投向了近邻中国。1920年中俄交通恢复之后，苏俄及共产国际都曾派代表来华，实地了解中国的情况，寻求对俄国革命可能的同情与支持。这些来华人士在中国接触过北京政府官员，包括吴佩孚在内的北洋军人、陈炯明等地方实力派，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访华观感不一，有人注意到孙中山在中国各地“都有追随者”，“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有资金，许多资本家常常向他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他可以发动起义并能够得到督军朋友们的支持，督军们兵合一处，为他提供一支颇为可观的武装力量”(84)；也有人认为吴佩孚是“进步军阀”，陈炯明是可以依靠的力量。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表示：“我们都怀着特别关注和同情的心情注视着您”，称赞吴“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85)。越飞还曾派人去见吴佩孚，其参观吴佩孚军队后递交的报告中这样评价：“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吴本人和他的政治顾问宣称，“完全同意”越飞信中的意见，并“都说自己亲俄”(86)。俄罗斯驻远东全权代表维连斯基认为，陈炯明“是一名革命者”，是“解放了的年轻的中国的最著名活动家之一。按从政年限、对革命思想的忠诚和组织才干，陈炯明与孙逸仙博士可以相提并论”；他“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最‘有声望’的人物”，“顺利地进行着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和反对封建政权残余的斗争”(87)。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苏俄一度将吴佩孚或陈炯明视为可以联合的对象，对孙中山的实力并不特别看重，这些看法曾经影响到苏俄与孙中山的关系，双方合作的进程起始并不顺利。
1920年秋，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达上海，经陈独秀介绍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他表示“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88)。这大概是孙中山与苏俄方面接触的最早开端，不过，维经斯基的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与苏俄政府毕竟有所区别；因此，孙中山或许当时也没有意识到他与苏俄方面已经有了接触。1920年10月31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致函孙中山，因为关山阻隔，孙中山直到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这封信，8月28日，孙中山在给齐切林的复函中，明确表示，这是他从苏俄方面“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虽然他在报上也看到有报道，说是苏俄方面向他作过一些建议，“其实任何这样的建议，都没有用信件或其他方式通知过我”。孙中山在复函中，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并且将北洋军阀与反叛苏俄政府的白军相比较，表示“只有在首都实行彻底清洗之后——当我到那里时，这种清洗将会发生——，苏俄才可以期望与中国恢复友好的关系”。而“当我还没有肃清那些在首创的革命后第二天便在全国各地出现的反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时，莫斯科就应当等待一下。您最近三四年来的亲身经验，会使您能够了解我所面临的是何等艰难的事业”。在这封复函中，孙中山明确表示：“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底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底组织。我希望知道您和其他友人在这些事情方面，特别是在教育方面所能告诉我的一切。”说明孙中山已经意识到自身政治组织的不足，注意到苏俄革命不同于西方的政治组织架构。作为现实的政治家，孙中山也注意到苏俄对东北的利益诉求和历史渊源，并且将张作霖形容为北京政府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89)。虽然孙中山此时已经和张作霖有了成立反直“三角同盟”的默契，但他向苏俄描绘的张作霖“形象”，却把握了苏俄的内心与利益诉求，说明与孙中山理想主义情怀并存的，也有精明的现实主义考量(90)。
自1921年起，苏俄和国民党即不断有实际的接触，彼此有更多的了解。1921年1月，苏俄代表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上海会见李烈钧，李向他表示，俄国革命的目标和任务与国民党很相似，“他们试图同苏俄建立亲密关系，最好通过秘密派遣代表互通情报和签订必要的协议来实现这一点”。同时还表示，“他们广州人不知道为什么优林至今蔑视广州”(91)。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参加了中共“一大”之后，1921年10月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邀请国民党派人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1月7日，列宁致函齐切林，指示对孙中山“应尽量热情些，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要派我们的人去广州”(92)。其后，马林由共产党员张太雷陪同，于12月23日到达桂林，同正在筹划北伐的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见。马林向孙中山表示，“苏俄坚决支持所谓落后国为政治独立而斗争。基于同样的理由，中国革命政府也应同苏俄合作，并应尽快同苏维埃共和国达成明确的协议，以增强国家的地位”。“如果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至少应立即派一个代表团去同莫斯科建立秘密联系”(93)。据马林回忆，孙中山认为在北伐胜利前，与苏俄结盟事实上不可能，因为这会招致列强的干涉(94)。
1922年4月，来华出席正在筹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少共国际代表达林先行到达广州，以苏俄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同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孙中山希望与苏俄建立更多的联系，而达林则提出国共两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建议。会谈正在进行中，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驻留永丰舰时仍与达林保持着联系，直到其离开广州。在孙中山离开广州前，他曾经请陈友仁转告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我决定赴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则去苏俄。”(95)
1922年6月的陈炯明政变，使正在进行中的孙中山北伐再遭重大挫折，而且陈炯明及其粤军是孙中山曾经鼎力培育并视为其可信赖的部队，如今于旦夕之间叛孙，确实使孙中山内心有深重的失败感。孙中山曾经寄予期望的西方列强，视其为缺乏实权的边缘政治人物，对他并没有多少切实的支持，列强的现实主义态度，反而促使孙中山的反思，成为孙中山放弃其不切实际的“理想”，更多追求“现实”的动力，而苏俄恰恰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提供实际支持的一方力量，孙中山的政治态度由此发生重大转向，更多倾向于和苏俄结盟，以获得实际的支持。在此前后，陈炯明发动政变，吴佩孚镇压工运，而且无论是陈炯明还是吴佩孚，也都没有表露出和苏俄有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苏俄对陈炯明和吴佩孚在政治上的期待基本落空，他们的目光也在更多转向孙中山，将孙作为在中国合作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使苏俄与孙中山的合作多了一条可行的沟通途径，较之完全由苏俄出面更有可伸可缩的方便性。孙中山和苏俄两方的现实需要和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决定了双方的关系越来越近，双方的合作具有了高度的可能性与相当的可行性，是双方关系发展的逻辑结果。当然，孙中山对这种合作的需要更为迫切，也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1922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向共产国际和苏俄领导人报告其中国之行时，建议中共应“放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放弃独立”(96)。8月，共产国际明确提出，“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组织，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97)，要求中国共产党“正确参与政治斗争”，“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98)。8月25日，马林又一次来华后在上海再度会见孙中山。刚刚经受了陈炯明政变的打击、从广州返回上海、正在艰难处境中的孙中山，对马林来访很是欣慰，向他表示“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99)。马林也向孙中山说明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与国民党共同推进中国的革命事业。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推动下(100)，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从成立初期“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101)，先后调整为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不加入国民党(102)，直至1922年8月下旬西湖会议，决定中共党员视需要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03)。其后，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等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有感于革命的屡起屡败，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软弱涣散越加不满意，自1922年8月他从广州回到上海后，即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国民党改进会议，6日指定丁惟汾、陈独秀等九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1923年1月1日，经孙中山审定，《中国国民党宣言》公开发表。《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创立的历史，表示“吾党为国致力，虽稍稍有所成就，而挫折亦至多”；强调“吾党名称虽有因革，规则虽有损益，而主义则始终一贯，无或稍改”；“三民主义尚未能完全实现，五权宪法亦未能制定施行，此吾党所为旁皇不可终日者。抚已有之成效，既不敢不自勉，思现存之缺憾，又不敢不自奋，则惟有夙夜黾勉，前进不已，以求最后之成功已耳！”重申奉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提出国民党的政策是：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实行普选制度，以人民投票直接行使创制、复决、罢免各权；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绝对自由权；实行地价税法；铁道、资源及大规模工商业由国家经营管理，并由工人参与部分管理权；制定工人保护法，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等等。同时公布的《中国国民党党纲》也说明了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要内容(104)。《宣言》不提“护法”而强调“主义”，与以往表述有所不同。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会议，在大会演说中，孙中山告诫与会者，“我们自革命成功以来、民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党务反不如前，几成了一盘散沙，把从前革命的精神都无形丧失了”；要求大家“把本党再改进、再扩张起来”；“切实把党务来改良、来扩张，使一日一日的进步才好”(105)。这些都表示国民党改组的逐步进行，预示着国民党改弦更张的开始。
1923年1月17日，苏俄代表越飞抵达上海，此后十天中，他与孙中山多次会见，就相关问题有广泛的讨论。26日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越飞代表苏俄再次声明：“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双方“承认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只能于适当之中俄会议解决”，“中东铁路之管理，事实上现在只能维持现状”；“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博士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106)。《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明苏俄与孙中山的接近与合作初见成效，也表明孙中山着力寻求苏俄援助以完成其革命事业。双方在“宣言”中都表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各有所得。苏俄虽然表示“抛弃”中俄旧条约，但在事关苏俄国家利益的中东路和外蒙问题上并未有实质的让步；孙中山得到了苏俄对其革命事业的援助承诺，同时又使苏俄承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107)。所以，双方都可以对“宣言”作有利于自己的解读，双方对“宣言”也都表示满意。“宣言”发表的次日，越飞与孙中山的代表廖仲恺同往日本，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昕夕相聚，议论上下古今”；“对各种问题，互相辩论”(108)；就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等问题达成原则意向。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表示孙中山与苏俄建立实际的政治关系，其后苏俄对孙中山的实际援助开始到达广东。1923年5月，苏联政府向孙中山表示，将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款项和8000支日本步枪、15挺机枪、4门炮和2辆装甲车，但请其“严守秘密”。孙中山复电接受苏方的建议(109)。在当时，这种援助是孙中山最急切需要的，因为据马林的报告，廖仲恺“经常对我讲，钱的问题是他最大的忧虑，几乎唯一的忧虑，他一筹莫展” (110)。苏俄的金钱和物质援助对孙中山而言，实可谓雪中送炭。苏俄还开始向广东政府及国民党派出政治军事顾问，最早的一批顾问在1923年秋季到达广州。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111)。10月6日，鲍罗廷到达广州，他肯定国民党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认为“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112)。同时他也认为国民党存在纪律松弛、党员成分复杂、党内存在异己分子和野心家、党缺乏群众基础等问题，需要努力改进；建议国民党重新研究和审议党纲党章，建立党的核心组织和地方组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新的党纲、党章，选举党的领导机构，等等(113)。这些建议为孙中山所重视所认同，并成为国民党改组过程中遵循的基本原则步骤。
鲍罗廷的意见毕竟出自外国顾问，如何让这些意见为国民党内各路人等接受，颇费孙中山的思量。1923年下半年，为了替国民党改组造势，为国民党改组奠定思想认同的基础，孙中山在各种场合频频向党内成员宣传其改组的思想。10月1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员恳亲大会上提出：“许多党员，总是想做大官。如果是得志的，做了大官便心满意足；这些党员的心理，以为达到了做官的目的，革命事业便算了结一样。若是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至于热心党务、真正为本党主义去奋斗的，固然是很不少，但是大多数党员都是以加入本党为做官的终南捷径。因为加入本党的目的都是在做官，所以党员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党的分子便非常复杂。”因此，“最要紧的事，是应该乘此机会把那些不良的分子设法去淘汰。那些不良的分子都淘汰完了，留下来的分子自然是很优秀的，大家从此便可以振作精神，一致为主义去奋斗。做党员的精神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能够为主义去牺牲。大家为党做事，事无大小，必须持以毅力，彻底做成功。平日立志，应该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大官。”(114) 11月11日，孙中山在广州国民党员大会致训词，认为“本党不进原因，约有二事：组织之未备也，训练之未周也，皆其且大者”。因此，“吾党同人今后当知所鉴，当自信吾党主义固有绝大把握，但能组织完善，则收效正大，否则恐终不能通力合作也”；“吾人既知组织之未完，当思有以改善，务使以前党员活动由上而下的形式，一反为由下而上”(115)。25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演说时进一步告诫党员：“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116)
在孙中山与苏俄合作的早期，他派出代表团赴苏考察事占有一定的地位。1923年8月，孙中山派出由蒋介石领衔、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等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苏俄的政治、军事和党务状况，以期为中国革命寻求胜利的路径。孙中山与蒋介石早有接触，而自1922年6月蒋介石到广州在永丰舰随扈孙中山坚持对陈炯明的斗争之后，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更为亲近，其后孙任蒋为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大元帅府参谋长等职，派其率团赴苏考察，也说明了孙对蒋的信任(117)。
经过长途跋涉，海陆颠簸，蒋介石一行自上海乘轮到大连，再转铁路入苏，历时二周有余，9月2日到达莫斯科，停留近三个月，11月29日离开莫斯科。代表团访苏期间，如蒋介石所言：“俄共的领导者，对于我们代表团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欢迎，并恳切接待。”(118)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加米涅夫、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等领导人都会见了蒋介石，并讨论了有关问题。在代表团最关注的军事方面，他们提出：一、希望苏联多派人到中国，帮助我们按红军榜样训练部队；二、希望能为了解红军提供方便；三、请求共同讨论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计划。苏方的答复是：可以多派一些中国干部到苏联学习军事，但暂时无法派遣很多人去中国；建议国民党加强政治工作，认为政治准备现在对中国来说是最重要的；只有在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待国内具备了足以保证军事工作顺利进行之时，方可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119)。11月26日，代表团参加由季诺维也夫主持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蒋介石就中国革命的纲领等问题作了解释。他说：三民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如果我们根据三民主义口号开展革命工作，那么在中国取得成功是很容易的。我们认为，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也就是中国民族主义革命进行三五年之后，我们就能取得成功，而一旦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口号下开展宣传工作。”他希望“共产国际将派一些有影响的同志来中国，仔细研究中国的局势，他们也将领导我们并就中国革命的问题给我们提出建议。”(120)27日，在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时，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蒋介石则提出由于帝国主义压制革命宣传而造成的“政治活动的困难”，但他仍然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说“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121)。代表团还考察了红军部队、军事学校与军队党组织的状况，认为苏军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的分工负责制是优点，对苏联红军的严明纪律、文化素养、政治工作留下深刻印象，表示愿意以红军为榜样，创办军官学校，组建军队。28日，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专门讨论中国国共合作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将其交代表团带回中国。这个《决议》就如何在中国革命的新形势下重新解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具体明确地阐述了看法，认为国民党要成为“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必须按照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对三民主义重新解释。民族主义的含义应是，“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民权主义“不能当作一般‘天赋人权’看待，必须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这些权利和自由，而决不使那些在中国帮助外国帝国主义者或其走狗（中国军阀）的分子和组织享有这些自由”。民生主义应包括，“把外国工厂、企业、银行、铁路和水路交通收归国有”，“把土地直接分给在这块土地上耕种的劳动者，消灭不从事耕作的大土地占有者和许多中小土地占有者的制度”；等等(122)。代表团在苏俄访问期间得到的意见、建议和印象，都通过考察报告提交给国民党中央和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提交给国民党及孙中山的考察报告外，参加代表团的个人，因其具体情况的不同，访苏观感也有不同。蒋介石对苏俄革命经验的一些方面颇为赞许，但对另外一些方面则有不满或心存疑虑。他对托洛茨基的印象是：“其人慷慨活泼，其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而不可缺也云。”对共产国际关于国民党的决议则表示不满，认为“普泛不实，其自居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其领袖徐诺微夫（季诺维也夫）似有颓唐不振之气”(123)。代表团在12月15日回到上海后，蒋介石向孙中山提交的访苏报告倒是反映了苏俄方面的看法，其中说：“我们的国民革命不能带有妥协性质。我们的目标就是同国际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中国军阀作斗争。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不推翻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就不能指望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由此得出，我们的任务就是推翻世界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的国民革命将具有国际性质。”(124) 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到广州，向孙中山再次作访苏口头汇报，既谈到苏俄建军成功的经验，也谈了自己的疑虑(125)。
孙中山的政治转向既包括他对苏俄的政策，也包括他对中共的政策。在筹备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不少共产党人被孙中山委派担任国民党的各级职务，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信任，其中包括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瞿秋白等。孙中山尤其着重组织方面的举措，以使改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1923年10月，孙中山委派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10月24日又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量国民党改组问题，并委派胡汉民、林森、廖仲恺、邓泽如、杨庶堪、陈树人、孙科、吴铁城、谭平山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清为候补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26)。
1923年11月25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同时公布。《宣言》回顾了国民党奋斗的历史，承认“综十数年已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而“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本其历史的使命，依民众之热望，为之指导奋斗，而达其所抱政治上之目的”。强调“吾党本其三民主义而奋斗者历有年所，中间虽迭更称号，然宗旨主义未尝或离；顾其所以久而不能成功者，则以组织未备、训练未周之故。夫意志不明，运用不灵，虽有大军，无以取胜。吾党有见于此，本其自知之明，自决之勇，发为改组之宣言，以示其必要”。“关于党纲章程之草定，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而于组织训练之点，则务使上下逮通，有指臂之用；份子淘汰，去恶留良”(127)。《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提出：“吾党之目的，在于中国领域之内，养成一民有民治民享之国家，使全体国民得于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遂其有价值之生存。本此目的，揭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主张，以奋斗之精神而图其实现。”党纲草案还对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具体内容作了阐释(128)。党章草案共十一章六十六条，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强调上下关系和严密组织、严格纪律，并要求在国民党活动的各团体中组建“党团”，以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2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国民军军官学校，委派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政治部主任，成为“党军”创立的先兆(129)。这些党政军方面的原则规定显然吸收了苏俄的经验，是孙中山与苏俄关系的发展及其政治转向的逻辑产物，并为其后国民党的改组和政治军事的“以俄为师”准备了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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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广州宴请北伐军将领时的演说》（1921年9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8页。
(2) 《致海外同志电》（1921年9月），《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13页。
(3)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95、1403页。
(4) 《孙文以廖仲恺等为代表商讨对吴佩孚用兵之法电》（1921年12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76页。
(5) 《北伐誓师词》（1922年2月27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90页。
(6) 《广东军阀大事记》，《广东文史资料》第43辑，第155页。
(7)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390页。
(8) 《在梧州军事会议的演说》（1922年4月16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00页。
(9) 《声讨徐世昌令》（1922年5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12页。
(10) 《致张作霖函》（1922年5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41页。
(11) 《陈光远致大总统等电》（1922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85—686页。
(12) 《孙文关于与浙卢商讨会攻江苏事项电》（1922年5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89页。
(13) 《陈光远致大总统等电》（1922年4月23日、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84—685页。
(14) 《陈光远转报孙中山督师北伐向赣南挺进情形电》（1922年5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689页。
(15) 莫世祥编：《马君武文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76页。
(16) 广东省档案馆辑：《孙中山与陈炯明》，广东省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研究》第1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17)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92页。
(18) 《孙中山与陈炯明》，《孙中山研究》第1辑，第395页。
(19) 《稿本吴孚威（佩孚）上将军年谱》，第292、358—359页。
(20) 李睡仙、谢盛之、鲁直之编：《陈炯明叛国史》，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版，第169—170页。
(21) 《陈光远转报孙中山准备北伐遭陈炯明等反对情形致参陆部函》（1922年5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691页。
(22) 《复叶举等电》（1922年5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131页。
(23)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53、1455页。
(24) 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李敖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25) 林廷华：《陈炯明炮击总统府的前后》，《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第80页。
(26)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64页。
(27) 孙中山先登永翔舰，16日转至永丰舰。永丰舰在日本订造，1913年编入中国海军，1917年由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南下参加护法，官兵多为粤籍，支持孙中山。1925年改名中山舰，1938年10月参加武汉抗战时沉于长江。
(28) 马湘：《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回忆辛亥革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胡应球：《孙中山移驻永丰舰的经过及永丰舰以后的活动》，《广东文史资料》第25辑，第219页。6月29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从上海到广州，登永丰舰陪孙中山坚持，并护送孙离穗去沪。其后，蒋著有《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叙其事，得孙信任并为其在国民党中获得政治声誉。
(29) 《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2页。
(30) 《海军护法讨逆宣言》，《革命文献》第52辑，第204页。
(31)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5—6页。伍廷芳因此突发事变刺激，6月23日发病去世。
(32) 段云章、倪俊明编：《陈炯明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77页。
(33) 段云章、沈晓敏编：《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87页。
(34) 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上册，第515页。
(35) 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第15页。
(36) 《蒋介石日记》1923年7月2日。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
(37) 《蒋介石日记》1923年7月10日。
(38)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488—1490页。
(39) 《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1922年8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22—523页。
(40) 《致海外同志书》（1922年9月1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49、554—556页。
(41) 王孝泉：《福建财政史纲》上册，1936年版，第35—37页。
(42) 臧致平1916年领军入闽，后任福建第二师师长兼汀漳镇守使，被李厚基削职后愤而离闽赴沪。
(43) 王永泉时任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兼闽北镇守使，驻延平，其部比较有战斗力，且与许崇智等有联系，为李厚基所嫉。
(44) 《许崇智联王永泉攻闽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2辑，第385—387页。
(45) 《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7页。
(46) 《徐树铮在延平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任总领通电》（1922年10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03页。
(4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7至12月份，第859—860页。
(48) 《杜锡珪致高凌霨密电》（1923年1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509—510页。
(49) 《复林森函》（1922年11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25—626页。
(50) 《闽督之争益烈》，《民国日报》1923年3月2日。
(51) 《和平统一与武力统一》，《民国日报》1923年3月5日。
(52) 《陈炯明与张绍曾秘密勾结来往函件》（1922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00—702页。
(53) 《致张开儒函》（1922年10月23日），《复朱培德函》（1922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91、662页。
(54) 李洁之：《“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粤军第一师》，《广东文史资料》第4辑；《李济深的略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4—5页。
(55) 莫雄：《白马会盟与滇桂粤联军讨伐陈炯明的战争》，《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56) 《讨伐陈炯明通电》（1923年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0—11页。
(57) 《陈炯明宣告解职离省通电》（1923年1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09页。
(5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98、118、135—136、138页。
(59) 《在广州滇桂军欢迎宴会的演说》（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19—123页。
(60) 钱实甫：《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下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6页。
(61)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1至6月份，第378—379页。
(62)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485—486页。
(63) 《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4月20日。
(64)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492页。
(65) 《大本营内政部批第三号》（1923年4月27日），杜永镇编：《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66) 《吴佩孚致曹锟密电》（1923年5月1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军事》（三），第627页。曹铁林与曹锟“甚有关系”，因此陆锦得知此事后，即令蔡成勋将其“撤差”，“并转饬该团长迅速来保”，没有将他交给沈鸿英“便宜行事”。《陆锦致蔡成勋密电》，1924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27页。
(67) 《沈鸿英致曹锟等密电》（1923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33页。沈鸿英如此表示，实有借机索要好处之意。在粤汉路作战的方本仁对沈颇有看法，曾电告吴佩孚、蔡成勋等，指“沈军每当进退维谷之时，辄窃布浮词，诱人帮同动作”；沈之为人“向多欺饰”，“所报情形，不尽确实”，“以其遇敌即退，早无战斗能力”。《蔡成勋致保定巡阅使署等密电》（1923年8月18日、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军事》（三），第641—642页。
(68) 《大元帅令》（1923年5月10日、22日），《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第54、67页。
(69) 《致许崇智电》（1923年5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444页。
(70)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507页。
(71) 《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25—736页。
(72)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517页；《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31—732页。
(73) 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革命文献》第52辑，第517—518页。
(74) 《孙大元帅东征日记》，《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35—736页。
(75) 《军事处致吴佩孚电》（1923年11月20日、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37—739页。滇军为当时孙中山所属军队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者，因而一直为直系所欲拉拢。齐燮元认为：“孙之所以不灭，恃有滇军，不速解决滇军，则粤局终不能定。”他提议或将滇军酌编师旅加以任命，或由中央资助其回滇，以收其心。《齐燮元致陆锦电》（1923年12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二），第740页。
(76) 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杨慎之译，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
(77) 陈炯明发动政变之后，当孙中山提出希望美国出面调停时，为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所拒。参布赖恩·乔治：《美国国务院与孙中山》，曹前译，《新史学》创刊号。
(78) 王耿雄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页。
(79) 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第241—243、246页。
(80) 就地理概念而言，苏联在中国的西方，故此处的“西方”、“东方”概念并非地理意义的，而是政治意义的，“西方”指代资本主义国家，“东方”则指代社会主义国家。
(81) 《团结报》1985年3月30日第4版。
(82) 《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1918年夏），《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
(83)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75—476页。
(84) 《波达波夫给契切林的报告》（1920年12月1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85) 《越飞给吴佩孚将军的信》（1922年8月1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99页。
(86) 《越飞给加拉罕的电报》（1922年8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07页。
(87)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77—79页。
(88) 《维经斯基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
(89) 《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书》（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91—593页。
(90) 苏俄在东北有过往的历史渊源和重要的战略利益，对于东北当政者的倾向性向来比较敏感。维经斯基就曾形容张作霖“是日本的走狗，奉行的是日本的政策，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从苏俄方面说，同他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给他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即使是间接的帮助，都意味着加强敌人的力量。”［《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1923年1月2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04页］这也是苏俄一度希望孙中山与吴佩孚联合，完成中国革命统一事业的原因。苏俄还曾警告孙说，“削弱吴佩孚，就是削弱正在进行民族斗争的中国，所以最终也就是削弱他自己”。《越飞给齐切林的电报》（1922年10月1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40页。但孙中山不同意越飞的判断，坚持与奉系和皖系的反直同盟，并对越飞表示：“贵国政府如果与我一起行动并通过我采用外交方式，而不是与吴佩孚一起行动并通过吴佩孚使用军事援助和武装力量手段，是能够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在理智的范围内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的。”《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1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45页。因此，孙中山对张作霖“亲日”的揭露，也并不妨碍他与张的合作并就此向苏俄方面解释其合作的动机与结果。
(91)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1—62页。
(92) 《列宁给齐契林的便函》（1921年11月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67页。
(93)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94)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24页。有资料说，马林曾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创办军官学校、与中共合作的建议（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2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4页）；但马林的回忆并未提及这样的建议。
(95) 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6页。
(96)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0—21页。
(97)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1922年8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24页。
(98) 《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信》（1922年8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17—1925）》，第118—119页。
(99) 《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44页。此据马林的回忆。据研究，8月25日，越飞亦曾派代表携函与孙中山会见，此人似为苏俄驻上海商务参赞利奥尼德夫（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版，第449页）。因此，此日孙中山会见的是马林、或利奥尼德夫、或马林与利奥尼德夫二人，尚待研究。
(100) 中共“二大”议决“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二十一条，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则规定，“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7—72页。
(101)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8页。
(102) 陈独秀曾致函共产国际代表吴廷康（维经斯基），表示中共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政策与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国民党未发布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被视为争权夺利之政党，在广东内部亦有陈炯明派反对孙中山，如中共加入国民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因此中共各地同志均“绝对不赞成”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1922年4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1—32页。
(103) 据陈独秀称：在西湖会议上，马林“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大钊）、张特立（国焘）、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议，其主要的理由是，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承认加入国民党”。而据马林回忆，此前中共多数人已接受了他的意见，只有张国焘等一两个人反对，“陈独秀同意我提出的观点。没有要求作补充说明的明确的反对意见”。《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7、91页。
(104) 《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党纲》（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5页。
(105)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的演说》（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6—7页。
(106)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
(107)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苏俄《真理报》、《消息报》等当时在报道《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将这段文字完全删去，说明苏俄官方其实并不认可孙的主张，写入这段话只能解读为苏俄当时为了争取孙的合作而作出的某种妥协。1936年，苏联驻华大使曾向蒋介石建议，将孙越联合宣言“作为中苏关系基础”。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在给苏联驻华大使的信中认为，因为这个宣言承认苏维埃制度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因此，“这样的建议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不妥当的”［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第259页］；这也说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而在孙中山方面，虽然他与苏俄开始建立合作关系，但他对苏俄仍然存有一些疑虑。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从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藉，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致蒋中正函》（1922年11月21日），《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16—617页］
(108) 王聿均：《中苏外交的序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78年版，第463页。
(109) 《苏联政府致孙中山的电报》（1923年5月1日），《孙中山致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电》（1923年5月15日），薛衔天、黄纪莲、李嘉谷、李玉贞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77—678页。
(110) 《马林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1923年6月2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第417页。
(111)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记录》（1923年8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65—266页。
(112)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113)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
(114)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的演说》（1923年10月1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80—281页。
(115) 《在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全体党员大会上的训词》（1923年11月11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390页。
(116) 《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438页。
(117) 当时蒋介石对苏联抱有好感与热情，他对孙中山表示，如不允其访俄，则再没有什么事适合他做了（黄道炫：《1923年：蒋介石的苏俄之行》，《南方周末》，1998年11月6日）。
(118) 国防研究院编：《蒋总统集》第1卷，台北1984年版，第268页。
(119)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会鲁祖塔克、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9月7日、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82—288页；卡尔图诺娃：《一九二三年孙中山军事代表团访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6年第4辑，第99—107页。
(120)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录》（1923年1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30—338页。
(121)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1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39—341页。
(12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
(123) 《蒋介石日记》1923年11月27日、28日。
(124) 《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01—302页。
(125) 据研究，蒋介石访苏之初，“情绪很高，也很激动”，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红军的装备很感兴趣”。但他对苏联的不满随后逐渐表现出来，原因一是有留学生批评他过于宣传孙中山，使他得出苏方“诱引青年，自植势力，而不顾党谊”的结论；二是苏方对于外蒙古问题坚持己见，使蒋大为不满；三是苏方对蒋提出的军事援助计划反应冷淡。因此，蒋介石在回国后给廖仲恺的信中谈及此次苏联之行时写道：“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其对中国之政策专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所谓英、俄、法、美、日者，以弟视之，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黄道炫：《1923年：蒋介石的苏俄之行》，《南方周末》1998年11月6日）据瞿秋白告鲍罗廷，蒋介石在同托洛茨基谈话后“很生气，说托洛茨基在骗他们”［《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记录》（1923年1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83页］。
(126)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10—1711页。
(127) 《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29—430页。
(128)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47—1751页。
(129) 《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第1751—17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