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共军事政治对峙"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国共军事政治对峙

一　国民党以接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 class="reference-link">一　国民党以接收为重点的战略方针

战后初期国民党的基本战略方针，就是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将其军队向全国推进，控制要点要线，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压迫中共妥协。所谓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交通，因为空运数量有限，公路或水路运输又缓不济急，只有恢复铁路交通，国民党的军队才可以运动自如，接收、复员、遣返等等才可以顺利进行，因此在战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基本是沿铁路线向各地尤其是华北推进。但因为国共双方未就接收问题达成妥协，国民党实行此一方针的结果，必然造成其军队在向前推进过程中，与铁路沿线的中共军队发生军事冲突，孕育着内战的极大危险。

据李宗仁回忆，还在抗战临近结束之时，他曾向蒋介石建议，战后应令日军就地维持治安和交通，对沦陷区的接收采用“后浪推前浪”的方法，即以驻豫、皖、苏的部队向鲁、冀推进，驻晋、绥的部队向察哈尔推进，再以后方部队接替上述部队防地，以便尽快接收华北，防止中共捷足先登。但蒋介石为了防止非嫡系部队先入华北，调远在大西南的嫡系部队前往接收，致时间迟缓，落在了中共后面⁽¹¹⁹⁾。

8月12日，唐纵将侍从室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交给蒋介石，该文件对军事方面提出了八项意见，主要内容为：1．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及为尔后恢复沦陷区秩序起见，似应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2．饬各战区向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武汉、徐州、青岛、济南、东北等地推进；3．向美国交涉空运及海运，以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华北打击奸伪企图作准备⁽¹²⁰⁾。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观察形势后亦提出四点建议：1．请迅速由陆空两途推进，派遣部队控制要点，以免归顺或观望之伪军，被奸党威胁利诱；2．请迅即发表北平行营命令，以便先遣要员，率一小部空运部队早达平津，指挥先遣军及伪军，巩固要点，控制机场及海口，以保持交通联络，并安定民心及归顺军之军心；3．令由行营指挥河北滦东一带归顺之伪军，布防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之线，以防奸军东窜，渗入东北境内，夺取伪械，发展组织。因苏军进入伪满境内，其撤退完毕有三个月以内之时间，倘此时，如任奸军渗入，苏军以不干涉内政为口实，恐不至拒止，我对奸军投鼠忌器，东北环境恐日趋困难矣；4．黄河以北，党政军各机关渐次向北推进，联络通信既已困难，协同一致亦属不易，请划定行营管辖区域及所属战区，俾便督导指挥⁽¹²¹⁾。这些建议的重点都在于尽力限制中共力量的发展。

8月18日，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在办理接受敌军投降期间，秉承本委员长之指示，调动部队，占领中国战区内各军事、政治、经济、交通要点及要港，构成处理敌军及恢复全般秩序之有利态势。”22日，又令各部队“迅速行动，以争取时间”，为此下令：预定空运部队，应立即向机场所在地集结。其余部队，除残留必要部队维持辖境区内之治安外，一切应尽可能即向指定目标挺进；各挺进部队之番号、目标、路线，由何总司令及各战区长官指定克日行动，不必反复请示⁽¹²²⁾。9月2日，何应钦遵蒋令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以接收名义“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并尽先以一部接收日军撤离之地区，主力迅速进驻日军投降集中地区之附近，完成一切受降准备”；“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¹²³⁾。何首先部署对于全国二十七处大城市和战略要点，即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天津、广州、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安庆、徐州、济南、青岛、郑州、洛阳、石家庄、太原、大同、归绥、包头、张家口、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山海关，“须于解除日军武装之同时，即能完全掌握之，以期受降事宜得以顺利进行，及各地治安得以早日恢复”⁽¹²⁴⁾。

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为关注的是长江以北地区，尤其是华北与东北，因为长江以南地区“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而华北地区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¹²⁵⁾。但是国民党主力部队偏处后方，运送需时，因此国民党最初主要是利用日伪军暂时控制要点，以待其军队的到达。具体作法是，在部署受降时，“不先占领敌军指挥机关”，而是暂时保持其建制，利用其力量控制要点要线，等待接收军队的到达⁽¹²⁶⁾。各战区接收指挥机构无不要求日军：保持原有态势，在接防前不得移动，并须继续维持地方治安及一切交通通讯，等待接收；不得交由非指定部队接收或占领与破坏，否则应负责任；如有匪徒伪军企图接收或占领破坏时，日军应即加以制止⁽¹²⁷⁾。对于华北各省的接收，何应钦要求冈村宁次：“查河北山东两省因指定接收部队尚未到达，土匪乘机蜂起，势益猖獗。着该两省境内日军暂缓集中，仍应保持以前态势，负责巩固要点要线，恢复铁道交通，并维持地方秩序。俟各该区内指定接收部队全部到达，就日军态势逐次接防，逐次缴械。”对于北平日军准备撤出城外的举动，何应钦令冈村宁次转令根本博“严密注意，并对北平之治安及华北各要地与重要城镇及交通线等，在孙长官连仲之部队未到达及正式接收以前，务须确保，并维护地方秩序为要”⁽¹²⁸⁾。在察哈尔省会张家口被中共军队占领后，何应钦即致电冈村宁次，要求他“立即查明张家口究被何项部队占领，如果属实，贵官及当地日军长官应负其责”。冈村宁次表示，此种行动为苏、蒙军所为，“我方难于现地处理，故有必要时，作为贵方之要求事项，请中央作为联合国全般之问题，向苏联国方面接洽处理”⁽¹²⁹⁾。在山东，省长何思源要求日军“协助维持山东治安及现在态势”，并完全依赖日军的接应才得以于9月1日打破中共部队的围困，自章丘进入济南⁽¹³⁰⁾。在山西，阎锡山因为兵力不足，索性大规模利用日军，南北自灵石到大同，东西自沁县到汾阳，“皆依赖日军护路”，“且皆凭日军为之固守也”⁽¹³¹⁾

利用日军毕竟受到许多限制，为了应付自身兵力不足以迅速展开的处境，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初即命令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未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¹³²⁾。在蒋的命令下，伪军被赋予占领要点要线、保护交通通讯、监视敌人、维持治安等重要任务。如任援道的伪第一方面军成为南京先遣军、苏浙先遣军，周佛海的税警团成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华北伪军则给以新编第一至十路的名义，其他地区的伪军也多给以先遣军、挺进军的名义。这些伪军堂而皇之成为“国军”，较之日军更易运用⁽¹³³⁾。然而在抗战胜利的大环境下，伪军普遍无心继续作战，而且其多数部队的战斗力也不强，因此国民党在战后争夺华北优势地位的斗争中，大城市依靠空运尚可维持，而广大地方则只能等待接收部队的陆续北上。

就国民党军在华北的行动而言，第一战区胡宗南部、第二战区阎锡山部和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由于位置靠近华北日占区，因此出动的也最快。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在8月11日召开所部干部会议，决定采取各项紧急措施：1．派楚溪春率军向太原前进；2．电赵承绶速赴太原与苏体仁并日酋澄田联系；3．电史泽波抢占上党；4．电王靖国即赴临汾；5．电高倬之即与日军联络进入运城。8月18日，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部进入太原，30日阎锡山到达太原⁽¹³⁴⁾。在绥远，8月11日，傅作义下令“绥西部队积极向东挺进”，并令马占山部“相机收复各县城，不得再任奸军占领，并选地集结，防止奸军北窜，候与进出绥包部队确实联系后再向察北、东北前进”⁽¹³⁵⁾。18日，傅部暂三军进占归绥，28日傅总部到达归绥，随后继续沿平绥路向东扩展，9月初已经打通了平绥路的归绥至大同段。在西安，8月13日，胡宗南奉蒋介石令，以四个军驻守关中，以六个军入晋，与第二战区切取联系⁽¹³⁶⁾。9月3日，胡部第三十八军到达郑州，8日，第四十军到达新乡，第三军和十六军则自韩城渡黄河入晋，沿同蒲路北上，10月18日到达石家庄，改归第十一战区指挥。此外，李延年指挥的第十二军自徐州沿津浦线进入济南，九十六、五十一、七十七军随后进至山东兖州、泰安等地，九十七军进至徐州北韩庄地区，李品仙部第七军和四十八军则沿津浦线自蚌埠向徐州前进。国民党军向华北的进军形成了自北、西、南三个方向，以平、津、济等大城市为中心的向心推进。

由于中共部队沿铁路线的阻击，9月以后国民党军向华北的推进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察、热两省基本由中共控制，冀、晋、绥、鲁等省和豫北、皖北、苏北只能接收省会和大中城市。针对接收中出现的新形势，唐纵判断中共“所持谈判之方针，拖延时间和缓各方空气，以期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因此拟定意见为：向美国大量接洽飞机船舶；于九、十两月之内，将预定国军全部输送于京、沪、平、津、东北各要地；构成点线，再扩张面；在华北筑成两条长城线，一自津沽而至平绥包头之线，一自青岛济南而至石家庄太原之线，以抑制中共军事之发展；同时研究地方行政战斗体制以抑制其地下组织⁽¹³⁷⁾。10月13日，蒋介石给各战区长官发电，进行战争动员，电文称：“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抗战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抗战八年前功尽失，且必遗害无穷，使中华民族永无复兴之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¹³⁸⁾由于蒋的态度，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剿共”颇为积极。军令部长徐永昌让下属拟出全盘“防剿”共党部署，于10月底连续与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杜聿明曾向蒋介石建议：“国军这次接收敌占领区，在解除日寇武装的同时，请令大军所至各地，将共产党的武装游击队一律肃清，以消除今后建国之后患。”胡宗南亦在11月的复员整军会议期间向蒋献言：“连日恭聆训示对现时剿匪颇有忧疑，如以管见：一、官兵副食如能维持……则逃兵减少，士气旺盛，成功极易；二、请亲临西安或太原则军心士气必振。补给、交通、通讯、卫生等解决，陆空联络解决，军民配合解决，一年工作，半年决可完成，时间缩短，苏俄虽欲援助共匪，亦不易也。”⁽¹³⁹⁾在蒋的命令下，国民党军在华北各主要铁路沿线与中共部队发生较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在华中，国民党军则着重于“围剿散匪”，“清剿任务，改由第五战区刘（峙）长官负责”，刘峙即命令“各部队应以三分之一兵力担任交通警备，在各该辖线三十里以内不得有奸匪存在。以三分之二兵力担任进剿，协助友军歼灭本战区所有之奸匪”⁽¹⁴⁰⁾。

国民党军以接收为中心的军事进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支持。美国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国民党政府军调动提供空中与海上运输，没有这种大规模的运输，国民党军队就不可能迅速确定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华北的优势地位；其二是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的登陆，为国民党提供直接的支持。所有这些支持，都是以同盟国统一安排、援助中国接收、进行战争善后的名义进行。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话说是，“蒋介石需要我们的帮助，运送他的军队到日本主要部队准备投降的地点。否则，中共就会得到日军的武器，并且占领日本人控制的地区”⁽¹⁴¹⁾。

美国对国民党军的海空运输计划于抗战胜利前即已决定，并在战后开始实施。7月31日，蒋介石和宋子文与魏德迈达成了一项原则协议，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占领华北的关键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据守战略要点，直到中国正规军可以控制这些要点为止。日本决定投降的当天，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魏德迈：“你应该援助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运送政府军到各关键地点”，“美国太平洋战区的力量应准备尽可能迅速地控制中国关键港口和交通要点”⁽¹⁴²⁾。9月间，美国第十和第十四航空队开始空运新六军自芷江到南京，随后第九十二、九十四军10月间自汉口、柳州空运至北平和上海（九十四军其后又空运至天津）；海运第十三、五十二军11月上中旬自九龙、海防到秦皇岛，第七十、六十二军10月下旬、11月下旬自宁波、海防到台湾，第八军11月中旬自九龙到青岛⁽¹⁴³⁾。9月间，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五万余人先后在华北塘沽、秦皇岛、青岛等地登陆，并进入北平和天津以及北宁铁路沿线各点，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占领并确保华北若干指定港口和机场，以便利中国政府军进入这些地区；协助对日军的受降并解除其武装；确保对投降部队及其装备的控制与安全，并尽其可能移交给中国当局。此外，他们还受命保护北宁铁路塘沽至秦皇岛段、开滦煤矿的安全。而且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驻华美军的指令，美军占领的地区只能移交给中国国民政府。连同以往驻在中国的美军，在华美军总数最多时达到十一万余人。这些对于亟须确立对华北控制并进而自此进军东北的国民党而言，对于稳定迫切需要煤炭供应的长江流域地区的经济形势，都是极端重要的⁽¹⁴⁴⁾。

但是美国的政策和国民党的要求并不总是一致的。蒋介石注重于建立国民党在全国的优势地位，主张向东北运送相当军队，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认为国民党应该首先巩固华北。魏德迈在给华盛顿当局的报告中作出这样的结论：1．如果委员长接受外国行政和技术人员的帮助，通过正直而富于进取心的官员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他将能够稳定南中国的局势；2．除非他和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解决办法，并现实地遵循之，他将不可能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稳定华北局势；3．除非他和俄国及中共达成一个满意的协议，他将不可能在若干年内占领满洲。因此他向蒋建议，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华北，同时进行政治和行政改革，清除官吏的贪污腐败行为⁽¹⁴⁵⁾。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11月19日，驻华美军总部突然拒绝继续海运国民党军北上，蒋向魏德迈询问原因不得要领，只好立即致电杜鲁门，电称华北接收任务“必须再增运五个军之兵力”，“余兹紧急吁请贵国早日供给达成此重要任务所需之船只”。为了缓和美国舆论对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担心，蒋在电文中表示，“贵国人民关怀贵国军队有牵涉中国内部战争之可能性一点，敝国人民完全了解，余诚盼经中国已往八年抗战及牺牲所获取之胜利之果，得在一建设之时期内享受之，并得由此瞻望一充满自由、民主、繁荣、发展之和平康乐时代”⁽¹⁴⁶⁾。在某种程度上，当国民党与美国的意见不一时，美国人便将军运视为压国民党的一种手段，蒋介石对此虽屡有怨言⁽¹⁴⁷⁾，但迫于形势，也只能与美国周旋，而美国的总体战略仍是支持国民党，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尚处于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11月21日，蒋介石告诉魏德迈，政府军在东北只准备进至锦州，以为以后的行动留下一个方便的基地，但政府军的力量无法应付目前的华北局势，再次要求美国加运五个军到华北。魏德迈认为，加运军队一事确实十分必要，他已向美国政府建议，要么进一步援助中国，要么撤出全部美国军队。他还建议蒋可以向联合国求援，在能够确实接收东北前，将其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否则苏联将在东北扶植一个缓冲政权。蒋表示在他作出决定前，将考虑美国的意见，但他怀疑此举的可行性⁽¹⁴⁸⁾。就魏德迈本人而言，他虽然不赞成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对于支持其控制华北则是完全赞成的，但他不想在没有得到华盛顿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承担美国卷入中国事务可能带来的后果。美国军方则反对任何放弃华北和满洲的计划，认为从长远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远东有利于美国的最为重要的军事因素，就是一个统一的、包括满洲的、对美国友好的中国，蒋介石的地位并非完全没有希望，美国的援助和承诺将给予国民党抵抗共产党的决心，因此应该向蒋提供除了加派美国战斗部队以外的一切必要援助。11月27日，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联席会议为美国对华政策确定了大致轮廓，即继续维持驻华美国海军陆战队，为国民党运送军队去华北和满洲，同时努力促成政治解决和停战⁽¹⁴⁹⁾。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和矛盾，从美国当局这种既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又企图将中国问题约束在中国国内和政治层面的政策中，可以找到全部答案，这也是其后马歇尔来华调停的出发点。

到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以接收为中心的全国战略部署，因为运输问题及中共部队的抵抗，未能达成其预期目标。当时的军政部军务署署长郭汝瑰以后在其回忆录中评论为，“蒋介石自以为垄断受降，便可达到独吞胜利果实之目的，殊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弊多力分，处处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因素”⁽¹⁵⁰⁾。

二　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class="reference-link">二　中共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战临近结束之时，中共一度摆出了向南发展的态势，派八路军王震部南下湘粤赣，新四军粟裕部南下苏南浙江，以隔断大后方的国民党政权与江南广大沦陷区的联系，争取在日本投降时取得有利的战略地位。在抗战刚刚胜利之时，中共仍然坚持了这个方针，要求江南粟裕部“就原地继续扩展，长期坚持”，即使“不可能在现地坚持时，应准备开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决不退回江北”⁽¹⁵¹⁾。

中共决定由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后，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为了有利于谈判，需要作一定的让步，中共准备让步的地区，第一批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要看谈判的情况。“陇海路以北以迄外蒙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行政大员是国民党派，我们去干部，那里一定有文章可做”。刘少奇亦对毛泽东谈了他的设想：苏联军队虽然没有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却也没有阻拦我们，估计也不至于对我们背后开枪。那么，我们在东北也就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即北面没有敌人，西面蒙古、东面朝鲜都是友邻，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一个方面的敌人。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战略地位，就有了取得胜利的基础⁽¹⁵²⁾。于此已经透露出中共向北发展战略的讯息。与此相适应，中共着重部署了华北的军事行动，令太行区夺取上党，太岳区向同蒲路进击，冀鲁豫区进攻豫北，晋察冀区出击晋北与正太路，晋绥区协助晋察冀区夺取大同，并争取收复归绥，尤其要求各地控制国民党军队北上必经的交通要道⁽¹⁵³⁾。

对中共确定其战略方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东北的情况，一是部队干部的建议。中共在战后初期的千头万绪之中，已经注意到东北问题的重要，但因对东北的具体情况不明，对苏联态度和东北苏军动向不明，在行动上比较谨慎。此时，正值进入东北的中共曾克林部有了很大发展，但对未来究竟如何行动没有把握，而东北苏军面对当地的复杂局势，也希望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因此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派出飞机，送自己的代表贝鲁罗索夫和曾克林于9月14日一同飞抵延安。贝氏向朱德转告了马林诺夫斯基的口头通知：国共军队进入东北应按照特别规定之时间，在苏军撤退前不得进入，现已进入东北的部队应退出苏军占领区，苏军撤退后，中国军队进入东北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¹⁵⁴⁾。苏联的这一表示，虽然没有支持中共军队立即进入东北，但也没有提根据中苏条约将东北交给国民党一事，而且不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实际默认了中共军队可以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入东北，对中共实际还是有利的⁽¹⁵⁵⁾。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曾克林谈到东北广大地区无人管理，秩序混乱，而我军进入东北后发展很快，认为应该配合苏军，接管东北。如刘少奇所说，在曾克林到延安前，我们对东北问题研究了好几天，就是不知道具体情况，下不了决心，而曾克林的汇报为中共中央提供了了解东北真实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对中共的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¹⁵⁶⁾。

也就在曾克林到延安汇报的这一天，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发出给华中局转致中共中央电，他认为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只不过作为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之手段，同时以大军积极进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分割孤立我军各战略区，到和平压力无效后，即以大军进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我军数量虽大，但精干主力不多，且部署分散，突击力量欠强大，各根据地联系不好，很难独立长期支持大规模战争。他提出目前中共可有三个方针：一是以极大让步取得和平，但将造成严重失败；二是在有利基础下让步，争取和平，保持力量，但目前很少有实现可能，时间拖延对我极端不利；三是主动放弃一些地区，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逼蒋介石让步，取得和平，他认为中共应采取第三种方针。为此他建议：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并派有威望的领导人去主持工作，创造总根据地，支持关内斗争；以晋、绥、察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在此集中主力决战，以求基本控制，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争取局部决战胜利，不可能时以游击战争周旋；为了达此目的，须从山东调三至五万人去东北，从华中调三至六万人去山东，河南主力调山西，江南主力调江北。他认为：“集中兵力进行决战，当为当前之急，如依靠谈判或国际干涉，均带有极大危险性。”⁽¹⁵⁷⁾与此同时，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亦建议，“从新四军调数万兵力到山东，以便山东兵力能迅速进入东北”⁽¹⁵⁸⁾。9月17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如果在过去情况与我战略要求下，苏南、浙东、皖南部队决留原地有重大意义，且已收到很大效果（如收复许多县城地区，提高我政治地位）。但在今天新的情况下（如对顽敌已打不到，扩大地区已达一定限度，山东急需派大批主力前往东北，为应付内战危险，须集中主力作战等），如果江南主力分散各地，似将害多利少。”因此他们建议，“浙东、苏南主力转移，时间越快越好”⁽¹⁵⁹⁾。这样的意见同时有人提出并非偶然，可见中共从中央到地方都认识到了向北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也为中共战略重点的转移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根据新的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认为有改变中共战略方针的必要。15日，刘少奇致电在重庆的毛泽东等人，通报了东北的情况，认为这是中共在东北发展的“千载一时之机”。当天又在给各地的指示中提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¹⁶⁰⁾9月17日，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拟电致重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因此，我们意见，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主力十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十万人至十五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毛泽东等于19日回电，“完全同意”延安中共中央的决定⁽¹⁶¹⁾。19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今天的方针，是力求控制热、察两省，控制东北。要下决心，坚决行动，舍得把其他地方丢掉。要赶快动作，利用时机。我们要当作全党全军的任务提出，完成这样的计划。我们应向北发展，南面可采取防御。朱德在发言中说：“南面定天下”，古来如此，我们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三个月打不起来，要打至少得六个月。我们要争取主动，争取时间⁽¹⁶²⁾。发展东北成为中共中央的共识，会后刘少奇即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发至各地，指示提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¹⁶³⁾指示要求，晋察冀与晋绥两区确保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山东主力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华东新四军主力一部向山东移动，江南主力撤返江北，晋冀鲁豫部队阻滞顽军北上并准备以一部调东北。从此，中共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不仅使中共得以集中力量发展东北、华北战略根据地，而且放弃江南根据地，还可作为中共对国民党的让步，在国共谈判中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对中共在战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意义的战略方针⁽¹⁶⁴⁾。

中共确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之后，迅即付诸实施。在北方部署调兵东北（详见第四章第一节），控制华北，在南方部署部队北撤。9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则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开动”⁽¹⁶⁵⁾。26日又指示华中局，“江南撤退，但江北必须控制，不可放松”；“因目前谈判无结果，大的内战可能爆发，那时，苏北、皖北在全国战略上仍居很重要地位”⁽¹⁶⁶⁾。22日华中局电示江南各部：“粟（裕）率一、三纵王（必成）陶（勇）部迅速集结完毕，立即出动，叶（飞）率四纵及江南可能转移之部队及地方干部，为第二梯队，作两批转移，时间在浙东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及宣传、秘密工作准备适当完成之后。”⁽¹⁶⁷⁾在苏南、浙东、皖南的中共各部队遂按计划陆续北撤，先后到达苏北泰兴、南通和皖中地区，总计北移人数达七万余人。随后，这些部队中的大部分继续北移山东，新四军军部也迁往山东，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两地的部队。在湖南的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部北撤，与湖北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部和河南军区王树声部在中原鄂豫皖边地区集结，后因情况变化，未及北撤。中共在南方根据地的调整到10月间大体完成，原拟第一步撤出的八个地区，只有海南岛和广东的部队因国民党不承认中共武装而未撤退（广东部队的撤退直至次年6月才最终解决，而海南岛部队国民党始终不予承认）。至于原拟第二步撤退集中方案，因在重庆谈判中国民党没有同意中共以在南方让步换取在北方合法发展的建议，中共改变原来设想，要求坚持苏北、皖北和豫北。

为了确保在北方的发展，中共以交通战为核心，阻止国民党向华北的进军。9月22日，中共中央军委给各地负责人发出指示，提出对沿津浦、平汉、同蒲路北上的国民党军队“用纠缠扭打的战法”“阻止顽军根本不能由上述三路北进，对我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¹⁶⁸⁾。26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刘少奇提出中共的方针就是阻止国民党军的前进，随迹尾追，追跟扭打，应以一切力量争取时间。任弼时认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占东北，打傅顽，东北可说是决定中国革命之命运的。所以，掌握东北是首要问题”⁽¹⁶⁹⁾。中共派往东北的彭真、陈云等到达沈阳后，经过与苏方交涉，传回了更为令人鼓舞的信息：“某方已下最后决心，大开前门，此间家务全部交我，因我力量微小，现只能接收一部分，允许在一月内替我保存云。”彭、陈因此建议：“下最大决心，立即从各区抽调主力卅万，于一月内赶到彭、陈处，用一切方法控制此间，宁使其它区受牺牲化为游击区，以至暂时丧失。”⁽¹⁷⁰⁾这更进一步坚定了中共向北发展的决心。为了与此相配合，毛泽东回延安后，10月15日，中共中央给各地党委发出指示，“为争取我党我军的应有地位，保证解放区人民的既得权利，争取部分受降，争取东北工作的开展，争取全国和平局面的出现，对于经平汉、津浦、同蒲、正太和平绥等路前进之国民党军队，必须坚决加以打击和阻止”。这个指示划定了归各地破坏和扼守的铁路路段，要求组织野战军并以地方部队配合进行阻击作战，以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并由公家订价奖赏。“各地必须在干部中、群众中充分解释目前交通作战，是决定今后国内形势和人民地位的中心环节，因此必须全力进行，坚决作战”⁽¹⁷¹⁾。

在组织上，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各地中央局为核心的领导机关，按地域关系将各地划分为东北局（书记彭真）、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石）、中原局（书记郑位三）、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各中央局对各地军区、野战军及政权机关实行一元化领导，以确保令行禁止，统一力量。

总之，中共根据抗战胜利后的情况变化，确立了明确的战略方针。10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地负责人的指示，提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为此，在国统区的任务“是扩大民族民主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在解放区的任务“是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必须认识清楚，必须坚持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到团结之目的这一方针，毫不动摇地争取目前斗争的胜利，以便有利地转到和平发展的新阶段”⁽¹⁷²⁾。

三　不断升级的国共军事冲突" class="reference-link">三　不断升级的国共军事冲突

还在抗战刚刚结束之时，中共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一段时间内的国共军事争夺将主要围绕交通线而展开，因此要求“为围困大城市，夺取小城市，增加国民党军队与我争夺果实的困难，故我应彻底破坏所有铁道”⁽¹⁷³⁾。随后，周恩来在重庆会谈中警告国民党方面，在这一问题未解决前，国民党若要利用铁路运输北上接收，我方决不能同意，自不能坐视。他提出建议，双方可协商若干大城市由国民党接收，若干地区国民党不再派兵前往，但未得国民党的同意，最后的会谈纪要中也未能列入这个问题⁽¹⁷⁴⁾。因此当国民党军队在接收名义下向华北推进时，便不断遭到中共部队的阻击，国共双方军队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国共双方都企图以实力较量占据未来政治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如同中共中央在给各地负责人的指示中所说：“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但国民党力图在最近几个月内控制更多地方，力求他们在华北东北占优势，力图削弱我党我军，以便在有利于他们的条件下实现和平妥协，故在目前过渡阶段上发生了大规模的猛烈的军事斗争（不能把目前这种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误认为内战阶段已经到来）。”⁽¹⁷⁵⁾这种“军事斗争”主要发生在通往华北的各条主要道路，尤其是平汉路、平绥路和津浦路两侧地区。

1．上党战役

战后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第一仗发生在山西东南部的上党地区。上党地区是以长治为中心的晋东南地区的古称，8月下旬，阎锡山部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四个师抢先自日伪军手中接收了该地区。但该地区恰位于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太行与太岳两区之间，态势孤立，中共在抗战胜利伊始即将其列入应予占领的地区之一。8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各地军事部署的指示中，要求太行军区应即集结主力，“收复上党全区，采取一切有效手段彻底消灭伪顽，逼敌投降”。31日再度指示刘伯承和邓小平，“阎部一万六千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¹⁷⁶⁾。据此，刘邓部署了对上党地区的作战行动。

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部队在抗战结束后编成四个野战纵队（11月又增编三个纵队），为了进行上党战役，动用了三个纵队。9月10日，太行、太岳、冀南三个纵队同时行动，不出十天，阎军据点尽失，20日晋冀鲁豫部队已兵临长治城下，史泽波率部困守待援。阎锡山得知长治被围，一方面给史泽波打气，告其“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一方面决定派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第二十三、八十三军共六个师二万余人，自祁县南援长治⁽¹⁷⁷⁾。刘伯承决定改取围城打援战法⁽¹⁷⁸⁾，以一部续攻长治，集中主力围歼阎锡山的援军。彭部南下走白晋大道，沿线山势陡峭，地形狭隘，重装备运动困难，不利大军展开，行动时又值天雨，道路泥泞，部队拥挤于山路，行动迟缓。10月2日，彭部在屯留以北山地被包围，5日在突围中被歼，彭毓斌身亡。阎锡山急令史泽波突围，史虽担心“背敌弃城”的危险，但见增援无望，不得不于8日弃长治城南逃，终于12日在沁水以东被晋冀鲁豫部队抓住歼灭，史泽波被俘。

上党战役，阎锡山以“牵一发动全身，虎搏兔竞全力”的态势出战，结果一次损失十个师，几占其总兵力的一半，对阎本人、对国民党均为一大打击，阎锡山在内战中从此再无大的作为⁽¹⁷⁹⁾，而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太行与太岳两区联为一体，在晋冀豫三省交汇处稳固立足，东对平汉路，西对同蒲路，北对正太路，南对陇海路，均可构成威胁，大大有利于中共在华北的战略地位。而且此役正值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其对双方心理的影响不可轻视。

2．平汉战役

重庆谈判结束后，关于接收问题，国共各持己见，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华北进军，中共也因而部署展开阻击战、破路战，堵击国民党的进军，平汉战役由此而起。

10月中旬，胡宗南部第三十四集团军李文部乘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在上党作战之机，经同蒲路、正太路到达石家庄，第一军在晋南亦准备沿同蒲路后续北上；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令第四十、三十、新八军，组成北进兵团，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李文部在石家庄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此一计划的进行，不仅对中共在华北的地位是一大威胁，而且直接牵涉到中共对华北、东北全盘战略部署能否顺利完成，因此中共极为重视。10月间，中共中央连续致电刘伯承和邓小平，要求晋冀鲁豫部队“必须阻止胡宗南、孙连仲北进”，以地方部队“对顽阻击侧击扭击”，迟滞、消耗对手，“便利我主力适当集中，寻求机动歼灭顽伪每路一师或数师”，并要求“由刘邓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¹⁸⁰⁾。刘、邓据此部署平汉战役，首先利用沿途均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以地方部队及民兵不断袭击国民党军队，迫其分兵，使其疲惫，同时集中三个纵队于邯郸以南漳河以北地区，待对手进至预设阵地时予以歼灭之。

10月14日，国民党军自新乡北上，左翼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指挥的新八军和第三十军共五个师，沿平汉路北进；右翼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指挥的第四十军及第三十军二十七师共三个师，沿平汉路东的公路北进。部队受第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节制，但两位战区副司令长官随军行动，可谓一国三公，难以令行禁止。这三个军渊源系统不一，第四十军与第三十军是8月初才分由第一、六战区调至第十一战区，临时组合成兵团，“地理民情不熟，系统不一，补充困难”，又把对手“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轻装急进，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¹⁸¹⁾。

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在作战部署上，先对对手故示以弱，以纵其骄，诱其放胆北进至漳河与滏阳河河套纵横的预设战场。24日，国民党军渡过漳河到达磁县，次日续进至邯郸南十余公里的马头镇地区，晋冀鲁豫三纵立即攻占磁县，封闭其退路，一、二纵分由东、西攻击。此时对下一步的进止，马法五与高树勋意见不一，只能先就地转攻为守，形成三个分散防守集团。因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早有联系，因此刘邓集中全部三个纵队重点攻击马法五的第四十军，只以太行军区部队牵制第三十军，同时对新八军发起政治攻势（27日，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亲至高部，争取其起义）。自25日起，经过数日战斗，第四十军大部被歼，高树勋率新八军于30日宣布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整个防线顿形动摇，马法五见固守无望，不得不率第四十军残部及第三十军向南突围，脱离既设阵地后，又于途中遭晋冀鲁豫部队的东西钳击和兜击，11月2日大部被歼，马法五、宋肯堂被俘⁽¹⁸²⁾。

平汉战役，中共认为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结果“获得完满胜利”，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继而控制华北、北进东北的计划未得实现。孙连仲于是役后报告军事委员会，称“经此次挫折，匪军之势当益甚。负军事之责者，宜详加筹度，勿令大河以北从此不可收拾也”。蒋介石得知此役之败的次日，在与王世杰谈中共问题时，“亦甚悲观，似以为黄河以北一时殆无法收拾作为今后建国之洁净土”。可见此役之败对蒋之战略打击之大⁽¹⁸³⁾。蒋认为，“这次我们在马头镇的失败，并不是兵力不够，更不是土匪的力量如何强大，而完全是由于我们高级将领指挥的错误和注意的疏忽”⁽¹⁸⁴⁾。国民党所编战史承认，经此役连同上党之役，国民党损失十七个师，在华北的兵力优势大打折扣，而且“上党为晋、冀、豫交通之孔道，冀南漳河为平汉铁路所必经。由于两作战之失利，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¹⁸⁵⁾。

3．平绥战役

华北国共冲突的另一个主要地点是平绥路沿线。抗战胜利后，国民党部署由傅作义第十二战区接收绥远、察哈尔两省，由于傅部离绥、察距离较近，而且该两省一直是其地盘，故傅作义行动积极，其部队三个军、四个骑兵师于8月中旬自绥远五原出发，至9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先后进占平绥路上的重镇集宁、丰镇等地，进至柴沟堡，离中共晋察冀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不到百里。如任其继续前进，将导致中共在晋察冀和热河的地位受到严重影响，从而分割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区的联系，对中共实现华北、东北战略部署是一大威胁。因此，中共认为这“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¹⁸⁶⁾。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配合，由聂荣臻和贺龙共同指挥，担负平绥路作战任务。

傅作义部东进后，其部队沿平绥路据守各点。中共决定先打路外分散各点，再寻机在绥东歼灭傅部主力。为了实现战役计划，晋察冀集中三个纵队，晋绥集中五个旅，共五万余兵力，10月18日分由平绥路东、南两面出击。23日晋察冀部队攻占集宁，25日晋绥部队攻占卓资山，傅作义部队未作大的抵抗即向归绥收缩，平绥路沿线各点均为中共部队所占，傅部一度在绥远只占有归绥、包头、百灵庙三点。但从军事上说，傅部本处于一字长蛇阵的不利态势，现在主动收缩固守，以逸待劳，反将远途奔袭的不利留给了对手。根据情况的发展，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聂荣臻等人，“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否则待回师时再占。请按此方针部署作战”⁽¹⁸⁷⁾。10月26日，聂荣臻与贺龙在集宁南隆盛庄会见，商定下一步“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¹⁸⁸⁾。至11月初，两部已扫清归绥外围据点，兵临归绥城下。傅作义不得不连电向蒋介石告急称，“我军一面坚守城防，一面机动出击，鏖战已数昼夜，奸匪主力尚未击溃，刻仍围攻归绥甚急，情势极为严重，恳请钧座迅赐有效策略，以济艰危为祷”⁽¹⁸⁹⁾。

傅作义部退守绥、包，以深沟高垒坚拒固守。在归绥，傅作义亲自督战，“整个防区，筑有坚固防御阵地，阵地内筑有明暗碉堡及侧射斜射轻重机枪掩体和掷弹筒、迫击炮游动阵地，火力交叉，消灭死角。阵地前沿挖有深宽各四米的外壕，壕外设有鹿砦及通电流的带刺铁丝网。阵地后方筑有坚固的炮兵群阵地”。在包头，由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董其武坐阵指挥，“四围是高5米、厚2米的土城，四周筑有深、宽各2.5米的外壕。日占时期即筑有坚固城防工事。外壕筑有鹿砦，壕边设带刺通电铁丝网，并布地雷。城外各据点均有通往城内的暗壕沟通”⁽¹⁹⁰⁾。攻打这种坚固布防的城市，是中共部队以往作战所没有的经历。关于归绥作战的方法，中共中央军委11月6日曾有指示给聂荣臻与贺龙，提出一举攻克、诱敌出歼、围坚攻弱、久困重围四种方法，实践的结果，由于傅作义部几乎全部主力均集中于归绥，城防坚固，而攻城部队无论数量还是攻击力都不居优势，几次攻击不下，至11月中旬，攻击顿挫，形成僵局。聂荣臻和贺龙商定改变原计划，由贺龙率晋绥部队攻包头，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继续围困归绥。因绥远作战不顺利，中共中央曾向前线指挥部提出三个方案，或以贺部攻包、聂部围归绥，或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或放弃原计划、部队后撤整理，中共中央更倾向于先以全力攻包头⁽¹⁹¹⁾。聂荣臻认为，如果照此执行，“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全部主力西进，归绥方面将成劣势，于全部战局不利；再者这样绥远将形成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遥远，兵力分散，难以策应；而且绥远是无后方作战，后勤也是问题。他建议“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因此中共中央军委电示：“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时间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相机再定今后计划。”⁽¹⁹²⁾晋绥部队在12月初攻击包头未果后，于12月4日主动撤出了战斗⁽¹⁹³⁾。12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结束平绥战役，随后晋察冀部队撤围归绥。

平绥战役，中共部队将傅作义部队向西逼退200公里，并一度使其困守孤城，策应了华北和东北全盘战略部署的实现，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此役中共部队未达预定目标，主要原因是赋予战役的任务过重，与部队实力不相符合。塞外天寒地冻，土工作业困难，后勤支援不足，也直接影响到作战进程。这次战役的主要指挥者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总结道：“从力量对比和我军的具体条件来看，要求夺取绥远全省，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当时，部队正处在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过渡之中，……武器装备比较差，尤其是缺少火炮。部队训练也差，不会打大兵团的运动战和攻城战。参加这次作战的部队，许多成员来自县大队、区小队，要到塞外作战，时值冬季，长途远征，出现不少思想问题，这也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总之，这次战役无论是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资上都准备不足。”⁽¹⁹⁴⁾因为此役未达预期目的，使傅作义部成为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患”，次年的大同和张家口两役，傅部都被蒋介石作为援兵，发挥了很大作用。

4．津浦战役

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上重点路线，兵力最为雄厚。中共山东主力调东北后，新四军北移山东，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陈毅任军长兼司令员，另在苏北组建华中军区。中共中央赋予华东方面的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立即组织一个强大的突击力量，布置于徐州以北、济南以南之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顽军”⁽¹⁹⁵⁾。同时指示：“华中可能为蒋介石最先向我进攻之地，如华中现有地区不能确切保障，不独影响山东局势，且对全国形势及国共谈判均极不利，故必须首先在华中组织一个强大的野战军。”⁽¹⁹⁶⁾为此，华东方面以山东部队为主于10月15日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师，以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为作战中心，迟滞国民党军的北上。华中则以江南北撤部队为主，在11月10日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进行苏北内线作战。

津浦战役之始，中共部队首先在10月19日占领津浦路上之邹县，随后继续向南北扩张，南段于12月14日攻占滕县，围困临城、枣庄，北段先后攻占宁阳、曲阜，包围兖州、泰安。坐阵济南的李延年和困守临城的陈大庆，均连电向军委会告急，“援军如再迟延不到，恐将影响山东全局及铁路煤矿”；“恳速饬大军北上，否则鲁省恐将不保”⁽¹⁹⁷⁾。与此同时，华中野战军于11月16日占领盐城，12月26日占领高邮，1946年1月15日占领陇海路徐东要点新安镇，配合了津浦路的作战。山东军区部队则进行了胶济路阻击作战。至1946年1月停战之日，华东三大铁路干线中，津浦路济南南万德至徐州北韩庄段、陇海路徐州东新安镇至海州段、胶济路济南东张店至昌乐段，均在中共部队控制下，中共山东和华中两大根据地已连为一体，成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地区最直接而严重的威胁。

四　打打谈谈　边打边谈" class="reference-link">四　打打谈谈　边打边谈

重庆谈判结束之时，国共双方同意就有关未决问题继续商谈，自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为此进行了多轮谈判。

这一阶段国共谈判的主题之一是政治会议问题。还在重庆谈判期间，国共便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妥协，双方同意在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之前，由国民政府召集政治会议，邀请各党各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参加，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国民大会以及相关问题⁽¹⁹⁸⁾。关于会议代表名额的分配，会议进行的方式和会议召开的日期，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中共曾经建议，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名额可适当多一些；会议采取平等、自由、一致、公开方式进行，协议结果有最后拘束力；会期可定于10月10日。但国民党方面对代表人数、会议方式有不同看法，对会议日期表示过近恐来不及⁽¹⁹⁹⁾。9月30日，国共就政治会议的一些具体问题征求了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各方大体同意国共商谈的结果⁽²⁰⁰⁾。

10月20日，国共谈判重开。在关于政治会议的商谈中，首先遇到的是代表名额分配问题。会议原定代表三十六人（蒋介石在外），由国、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四方面平均分配。后来国民党提出减少一人，中共提出减少二人，让于民盟。但青年党在国民党的鼓动下，提出自己是第三大党，历史长、党员多，不同意作为民盟成员参加，而要成为一个单独单位参加，并与民盟代表人数相等，各为六名。这立即成为政治会议能否顺利进行的一大关键。中共认为，青年党的要求毫无理由，其以第三大党自居，纯属主观看法，如照此办理，中共和各党派均可要求加倍。但国民党极力为青年党说话，认为不能对其勉强。后经各方会外协商，青年党同意减少为五名，另在总数上增加二名，使民盟代表达到九名，此一问题遂在21日的会谈中得以解决。国民党即提出政协于11月1日召开，然后如期在11月12日召开国大⁽²⁰¹⁾。

国民党此时之所以热心于其以往深为反感的政协，目的是通过政协确定国大日期，再通过国大确立其统治合法性，同时以军事进军控制全国局势，企图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对中共施加压力并约束中共至其框定范围内，重心在以战迫和。可以说，这是战后国民党处理对共关系时的基本方针之一。而中共对国民党的这个方针采取的是针锋相对的回击战略，军事上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军，政治上不使国民党以国大获取政治利益。因为国民党的进军没有停止的迹象，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颇为怀疑，对政协和整军的态度也不如以往积极。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蒋现以七十万大军向我进攻，如不停止，我方对政治会议无甚兴趣，叶剑英出来也无可谈。伪军、受降、解放区三问题不解决，缩军、国大均谈不上⁽²⁰²⁾。因此，周恩来在会谈中提出，为不致妨碍政治协商会议之进行，应在开会前将军事和解放区问题商得眉目，实际是以其作为政协召开的先决条件。从21日到30日，国共连续举行了五次会谈，讨论未决问题。在军事上，中共提出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各守原防，重划受降区，各自执行；国民党则提出治本之法为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治标之法为中央军经交通线通过中共地区时，中共军队不应妨碍。中共认为现在前方交通线均在中共控制下，中央军如一定要前进，当然要起冲突，而且中央运兵华北数额若无限制，将使中共感到威胁。在政治上，中共提出或维持现状，或进行选举，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选；国民党认为如此维持现状，则问题根本未解决，殊非办法⁽²⁰³⁾。双方此轮谈判着重于国民党进军和恢复交通问题，但因意见不一而呈胶着状态。

26日，张群在会谈中就避免冲突问题以蒋介石名义提出，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中共军队退至铁路线以外，早日召开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周恩来愤愤而言，受降问题现在未得解决，甚至视我军不如日军，日军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护交通，而中共军队则须退出交通线，揆诸情理，宁可谓乎？他警告说，在解放区问题未得解决和受降区没有重划之前，我方视中央之进兵即为进攻，而我方之破坏交通，阻止中央军之前进乃为当然的事。交通只能在和平状态下恢复，若中央必欲武装占领交通线，而将我方驱出于交通线之外，那便是战争⁽²⁰⁴⁾。张群请中共提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恢复交通的方案。29日，中共提出恢复交通的前提条件是：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的八条主要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军事小组可以拟出具体办法，如不能取得协议，可以先召开政协，但开会时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31日，国民党提出对案，主要内容为：双方下令部队各驻原地；中共部队撤离铁路线10公里以外；由第三方组织交通监察委员会视察事实提出报告；中央军队如在华北各路运输与中共协商决定；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办法；按计划召开政治协商会议⁽²⁰⁵⁾。但中共同意撤出铁路沿线的条件是国民党不得利用来运兵，这个对案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双方未能谈成，谈判陷于停顿。

对于谈判停顿造成的形势，国共双方各有自己的判断。而因为国共之争导致交通受阻，影响战后复员，国内舆论对此有所评论。《大公报》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评，提出“我们需要安定，需要进步”。社评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然在当时情况下，此种批评更有利于国民党，因此受到中共的反批评，指其失去了中立立场。《世界日报》社评称，“我们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团结统一和平民主等等政治主张，绝对拥护”，但是对于破坏交通的军事行动“则不能不予以指责”⁽²⁰⁶⁾。国民党利用舆论呼声发动宣传攻势，以《中央日报》为中心，频发言论，利用人民渴望安定的心理，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挠复员，称“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再对这交通建设作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不能让国库负担的交通建设费成为无代价的牺牲，更不能坐视社会经济生命线的断绝”。交通部长俞飞鹏、次长凌鸿勋对记者称，华北主要铁路线被破坏一千四百余公里，尤以平汉、津浦、同蒲三路为甚，系“有组织有计划之破坏”⁽²⁰⁷⁾。同时，国民党继续摆出热心于政协的架势，呼吁“要终止目前的混乱局面，惟有共产党体念国家的前途，悲悯人民的痛苦，迎合全国的期望，不再延期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以谋合理解决一切问题”。并策动若干社会团体，以全国人民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宣言，指责中共“遣将派兵，争城掠地，因利乘便，巧取豪夺，遮断国军，阻挠受降，至不惜举全国铁路航路电杆电线工厂物资，尽情破坏”，“深望共产党当局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无条件归政还军，服从中央军令、政令，放弃武装斗争，遵循政党正轨”⁽²⁰⁸⁾。

对于这样的形势，国民党内主和派颇为不安。当时正在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的张治中，曾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份万言书，可谓主和派的代表性意见。上书称：“关于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钧座与中央曾一再宣示，此为国人所共同体认与热烈拥护之方针。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也。倘为一时感情之愤激所冲动，或为任何个人与某一地区目前之利害，而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使国家蒙受极不利之影响，职殊未敢苟同。”张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国际上此时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国民党不宜借任何一国之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而且内战将大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的声望；在国内，人民经多年战乱，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战争违反人民的愿望，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他坦率地告蒋：“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张的结论是：“决不能轻率从事，作孤注之一掷。”⁽²⁰⁹⁾王世杰和张群也向蒋建议，与中共订立一个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盖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藉此机会，借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王世杰还认为，“中共问题与苏联问题不可分开，今后苏联定将采取与美英合作路线，抑或背道而驰，不久当见分晓。在此一问题未决前，政府对于中共问题，只可尽力防范其扰乱之范围，不能希望得到根本解决”⁽²¹⁰⁾。由于他们的意见，也由于军事进军受阻的形势，使国民党表面上仍摆出希望谈判获得成果的姿态。

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如同对其军事攻势一样，中共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战略。11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认为“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他在电中还提出：“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又蒋军侵占各县须退出。请警告蒋方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治安，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5日，毛泽东再草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认为“在恢复交通问题上有几点提法已处于被动，必须考虑成熟，恢复主动”，即“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电报要求周恩来等以平汉战役缴获的国民党准备发动内战的文件“借此转弯，采取强硬态度”，而且“不但我们在之交通线彼不得进，我们不在彼亦不得进，已进者须撤退，否则一定是内战”⁽²¹¹⁾。当天，毛的意见以中共发言人谈话的形式公诸于众，提出“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²¹²⁾。中共并且公布了平汉战役期间缴获的蒋介石给各战区的“剿共”密电及各战区的进攻计划，对国民党进行反宣传战。在重庆的谈判中，中共于11月8日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八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表现了毫不退让的立场。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共的方针是两手策略，但“现在美蒋一定要把我们整下去，给我们的压力很大，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打”。“蒋军来势很凶，对我们压力很大，除抵抗以外，别无办法。我们不打肯定是被消灭，打顶多也是被消灭，为什么不打呢？我们打而胜之的可能性很大”⁽²¹³⁾。由于国共双方距离相距较大，11月中旬，双方在最后两次谈判中泛泛交换了意见而未涉及具体问题，双方均表示希望继续商谈，和平解决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谈判暂时中断⁽²¹⁴⁾。

11月26日，国民党中常会和国防最高委员会联席会议通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并公布了三十八名代表名单，但因为政治、军事两方面尚未出现有利于政协召开的形势，国共关系也暂时处于僵持状态，政治协商会议一时尚无法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