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和追堵红军长征"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军事“围剿”和追堵红军长征

一　第五次军事“围剿”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class="reference-link">一　第五次军事“围剿”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蒋介石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决心倾举国之力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

1933年5月21日，蒋介石撤销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在南昌设立由他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委任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兼行营办公厅主任；行营原参谋长贺国光为第一厅厅长，主管军事；行营秘书长杨永泰兼第二厅厅长，主管政治。行营全权管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党军政要务，并由南昌行营组设党政军调查设计委员会，为五省一切党政军参谋部。蒋亲自部署和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6月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剿共”军事会议，检讨对红军前四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与教训，针对红军的特点和长处而弃旧图新，取长补短，博采众议，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蒋介石说：作为基本原则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意思是指军队而言，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³⁸⁾，“具体点说，就是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匪化的心理，更应该设法变更。……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³⁹⁾。在第五次“围剿”中实施党政军合一，军事独裁统治与政治欺骗相结合的新方略。

为实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基本原则，1933年7月，蒋介石接受了柳维垣、戴岳的建议，在江西庐山海会寺举办军官训练团（全称为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官训练团）。蒋亲自任团长，命陈诚为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教育长、“陆大”校长杨杰任总教官，由“军事学校”和实战部抽调的四十八名军官充任教官。训练团还聘请了以曾任德国国防军总司令赛克特为首的军事顾问团，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军事顾问团，以裘育德为首的美国军事顾问团，加强军队的技术战术训练。

训练团的任务是“刷新干部思想，统一战术行动，完成党政军总体战之战争体制”。蒋介石对受训的党、政、军干部说：“举办训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⁴⁰⁾“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⁴¹⁾

训练团设政治、战术、射击、通信等六门课程。军事课教授堡垒战、山地战、夜战、险路战及伏兵战等，还进行侦察、警戒、搜索、联络、掩护、爬山等军事技术训练。训练团把政治训练置于首位，开设蒋介石主持编写的《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军人精神教育》、《剿匪部队训练要旨》等课。蒋还亲自讲授《民众组训》、《战时政治》等课，还指定《曾国藩剿捻实录》、《增补曾胡治兵语录》、《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新颁党政军条规及行营第四厅新颁各条规则》、《军人必读》等作为受训人员必读书目。庐山军官训练团从7月18日至9月18日共开办三期，轮训军官七千五百余人。北路军三十多个师的团以下军官几乎都参加了轮训。训练合格者发给文凭，并附赠蒋介石相片一张，“军人魂”短剑一把。

蒋介石为强化政治“剿匪”之效，制定了《剿匪临时施政纲要》13项，把厉行保甲视为“最要紧的政治工作”。于8月27日重颁《整理保甲方案》，保甲内实行互相监督和互相告发的连坐制度：一人通匪，全家同罪；一家为匪，全甲同罪；一甲为匪，全保同罪，有杀无赦。为笼络人心，还采取了某些改良措施，如整肃军纪、核减赋税、整饬吏治等抚绥伎俩。为对红军进行组织战和精神战，同年8月，行营颁发了《剿匪区招抚投诚赤匪暂行办法》、《胁从与自新分子办法纲要》。年底又颁发《欢迎投诚告红军官兵书》。此外还设立了“投诚招待所”、“感化院”以期分化瓦解红军队伍。

“以武力为中心”乃第五次“围剿”根本点⁽⁴²⁾。蒋介石为不走前四次“围剿”惨败的老路，提出要“精研战术，周详准备”⁽⁴³⁾，重新制订了新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战略上“以动制静”，在战术上“以静制动”，放弃过去“剿匪”惯用的“长驱直入”、“分进合击”速战速决的方针，采用持久战与堡垒战的新战略战术，即“战略攻势，战术守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碉堡推进战略战术。其基本要点是：在战略进攻时完全依托碉堡作为战术防御手段；在部队步步推进中沿途构筑稠密的碉堡体系；在主要碉堡之间及其前后，构筑众多小堡，碉堡之间修建公路相连通，组成梅花式的纵横相贯的碉堡群，碉堡群间隔不超过二里；部队推进与构筑碉堡群并头前进。自吹谓攻有岿然不动之抗，守无丧师失地之虞。这样，就形成逐步推进，稳扎稳打，十里八里向前，压缩苏区之势。蒋介石说：“匪区纵横不过五百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⁴⁴⁾据统计，在1934年1月，国民党军仅在江西苏区构筑碉堡、堡垒、桥头堡、护路堡、圩塞等各种碉堡4920座，到“围剿”终时，达14294座⁽⁴⁵⁾。仅第三路军在第五次“围剿”中，就构筑碉堡4244座⁽⁴⁶⁾。为沟通碉群修筑公路五千余公里。

国民党军利用碉堡和公路组成的封锁网，对苏区实行严密的“三封”政策，即经济封锁、交通封锁和邮电封锁。颁布《封锁匪区办法》、《粮食统制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料、电器运购办法》、《邮电封锁暂时办法》等十三种禁令。1933年7月以后，南昌行营在苏区周围的县份中，先后设立粮食管理处、食盐、煤油管理所和交通管理处。在地域上划分为“安全区”（白区）、“半匪区”、“邻匪区”及“全匪区”（苏区），除安全区外，其余按其类别实行相应的封锁办法。此外，还严禁粮秣、食盐、煤油、布匹、中西药及有关军用物资运往苏区；凡发至“匪区”的邮电一律停止拍发传递，以期“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企图用这些办法饿困疲惫红军，迫其进行决战。

蒋介石为筹措第五次“围剿”经费，大量举借内外债及加征各种苛捐杂税。1933年，南京政府以卷烟、面粉、棉纱、火柴等税为担保，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订立中美棉麦大借款5000万美元；《航空密约》借款4000万美元，并按此项借款由美国供给军用飞机、战车及化学武器。同时，还向英国借款500万元、向德国借款1000万元，又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塘沽协定》，从日本借到2亿日元；假借修建潼西铁路为名，向英、法借款800万元。1933年先后发行“爱国库券”2000万元，短期公债400万元，还将财政支出的80％用作军费。据中央信托局经办军火的统计，在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59万余元⁽⁴⁷⁾，从意大利购买36架飞机和大批新式坦克车，从法国购买30架轰炸机，从捷克订购50万克郎的机械，还从英国订购500万英镑的军械。

在军事方面，蒋介石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采取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⁴⁸⁾等原则，并对部队进行了适应山地灵活机动作战的整编，以求精简层次，利于指挥。撤销过去师辖两旅六团或三旅九团的编制，把原一个师整编成三个师或两个师；每师辖三个团。团以上各级指挥部均设侦察队，扩大运输队；每团派遣政训员十余名。同时加强武器上的火力配备，每团配备重机枪连，每连增加轻机枪数，统一调动了福斯炮团。对士兵进行适应山地战的多种战术技能训练。行营还颁布斩则九项，制订管制士兵办法，实行军人“连坐法”。蒋介石还委派钱大钧、蒋鼎文在保定、汉口训练处大量招募训练新兵，以补充扩大国民党军队。

1933年8月底，部队整编结束后，蒋介石加快了军事部署，从江苏、浙江和北方各省调集了总兵力达100万，计正规陆军64个师、7个旅、6个团并有各省地方保安团，又有11个航空队，飞机105架。准备对各地苏区同时发动“围剿”，而直接用于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万人。10月2日，蒋介石在南昌召集第五次“围剿”部队师长、参谋长以上高级将领会议，部署“围剿”计划。蒋在会上作《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的演说，要求各将领“振作精神”、“信仰统帅”、“服从命令”、“尽职报国”、“视死如归”，“来造成百战百胜的成功”⁽⁴⁹⁾。同时提出“严密封锁、发展交通、挺进游击、争取主动”四项战略；“以迂为直（曲线行动）、独立作战、全力决战、注重工事，就地固守、以静制动、以拙制巧、以实击虚、纵深配备（梯次序列）、机动灵活”等11项战术和“侦察、搜索、警戒、联络、掩护、观察”六项要务。蒋对此一再“耳提面命，期在必胜”⁽⁵⁰⁾。10月17日，蒋介石颁发行动纲要和“围剿”计划，指示各“进剿”部队遵照“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原则，“以占领所必争之要地为目的”。计划规定：以歼灭赣南“匪军”主力及“流窜”于闽西、鄂南、赣西北、浙赣闽边区“匪军”为目的，区分为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及浙赣闽边区。定于10月中旬开始“围剿”，以政治配合军事，本战略攻势、战术守势及组训民兵之原则，构筑绵密之碉堡封锁线，防止“匪军流窜”，逐步缩小包围圈，期于最后聚歼“匪军”于赣南地区，以北路军为“进剿”主力。

按该“围剿”计划，各路军战斗序列为：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前敌总指挥蒋鼎文，指挥三十三个师、三个旅，担任“围剿”主攻，下辖第一路军顾祝同兼总指挥，副总指挥刘兴，辖四个师、一个骑兵旅及第二纵队、税警总团，部署于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二路蒋鼎文兼任总指挥，副总指挥汤恩伯，辖六个师、一个补充团，部置于金溪、胜桥、崇化地区，构筑碉堡封锁线；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副总指挥薛岳，辖十八个师、一个补充旅，其中以十四个师编为机动作战的第五、第七、第八三个纵队，四个师和一个旅为守备队；赣闽边区警备部队司令赵观涛，总预备队总指挥钱大钧，辖五个师，集合于南城、南丰、硝石、黎川等地区，并于抚河一带构筑碉堡封锁线，在第一、二路军的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步步推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两个师，驻于赣江西岸的安福、吉安、万安、遂川一带，协同西路军围攻湘赣边区的红军。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副总指挥白崇禧，辖一、二、三军，共十一个师及一个旅，扼守赣、粤边境的寻邬、安远、信丰、赣县、南康、上杭、上犹、崇文及武平地区，防止红军向南发展及渡江西进，并逐步向北广昌方向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还动用大量飞机，掩护和支援地区部队向广昌、瑞金方向进攻，担任远距离侦察和对苏区交通、道路、桥梁、渡口及主要城市进行轰炸。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指挥九个师、三个旅，其主力部署在阳新、大冶、通山、平江、万载、铜鼓一带，并构筑封锁线。该路军同北路军赵观涛指挥的浙赣闽边守军五个师及四个保安团，担任围攻闽浙赣、湘赣和湘鄂赣苏区。同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东北及赣江以西方向运动。由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十九路军七个师及两个旅，将主力结集于闽西北地区的邵武、将乐、顺昌、延平、沙县、永安、龙岩一带，阻止红军向东发展。

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围剿”军乘红军东方军、中央军分离作战之机，第三路军总指挥陈诚令其第八纵队刘兴的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中央苏区北部要地黎川发动进攻，揭开了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战幕。蒋介石在此后近两个月中，多次电令北路军各纵队与红军激战于黎川、临川、金溪一带，在空军火力配合下，迫使红军陷于北路军主力和堡垒群火力网之间，数度濒临夹攻的险境。

国民党的“三封”政策，给中央苏区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有些地区连一捆纸也不能出去，一两盐都不能进来；粮源越来越少，缺粮情况严重。中央红军的枪械、弹药很困难，“全部火力却只有不到十万支枪，没有大炮，手榴弹、炮弹和弹药来源极其有限”⁽⁵¹⁾，又没有任何外援。中央直属独立师枪支不齐全。地方红军的独立团，每团人数千计，武器配备三分之二为火力，三分之一为白刃⁽⁵²⁾。

中央苏区所面临的形势是严重的，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敌我之间真正的实力对比大大超过五比一。要夺取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是十分艰巨的。但也并非全无希望，就当时主客观情况来看，也存在有利于红军的条件：蒋介石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仍顽固地采取妥协政策，而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反共内战，激起了全国民众的义愤和国民党广大官兵的不满。蒋介石调集百万之众的军队“围剿”苏区，虽然在数量上占压倒优势，但国民党军队派系林立，各派之间矛盾重重，貌合神离，难以协同作战。红军可以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转劣势为优势。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赣南、闽西与湘赣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已跨越湘、赣、闽、粤四省，辖有二十多个县，纵横数百里，大有回旋余地。中央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部队总兵力已达十万人，还有近二十万人的赤卫队。苏区的政权建设、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等取得很大成就，苏区军民“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下，斗志旺盛。

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打响前两个月间，中共中央已估计到蒋介石要发动新的第五次“围剿”，“是比以前的四次‘围剿’更加剧烈和残酷的战争”。“要胜利的粉碎这次‘围剿’”，“必须紧张我们一切的努力，动员尽可能的广大群众，去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⁵³⁾。1933年7月29日，毛泽东在《红色中华》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一文，指出：为着争取全部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首先应该增加自己的力量，提高胜利的信心，把一切献给战争。其次必须保障红军给养与群众生活必需品的充裕的供给，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争取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最后“要反对一切对于战争的疲倦心理，尤其要反对那些在敌人五次‘围剿’面前，表现惊惶失措，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者，但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左’倾的空谈与胜利的宿命论者”⁽⁵⁴⁾。8月，在中央苏区分别召开的南部十七县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毛泽东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身份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任务》等报告，提出“争取一切有利条件去粉碎敌人的五次‘围剿’”⁽⁵⁵⁾，此外还有苏区广大军民前四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经验。如果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战术方针，不失时机地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矛盾，针对敌人碉堡战术的固有弱点，充分发挥红军的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是有可能的。但是，“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能正确估计敌我双方的形势，推行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从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出现了十分不利的局面。

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党在白区工作几乎损失殆尽，连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也站不住脚，不得不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10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所留用的军事顾问李德⁽⁵⁶⁾也到达中央苏区。博古不信任中央苏区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原领导者，并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委派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问题”⁽⁵⁷⁾。这样，李德实际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以独断专行的作风代替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的集体领导，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占统治地位。在政治上，他们提出了“两个政治决战”、“保卫与扩大苏区”、“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等“左”倾口号；在战略战术上，推行“大军对大军的作战”的军事冒险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要求红军“不放弃苏区一寸土地”，致使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一开始，就丧失了争取胜利的可能性。

当国民党军向黎川发动进攻时，“左”倾冒险主义者仓猝命令东方军从福建将乐、顺昌地区北上就敌；命令“第一方面军应即结束东方战线，集中泰宁出其西北地带，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⁵⁸⁾。毛泽东、萧劲光等根据敌军进攻势态和敌强我弱的情况，为避免被敌包围消灭，主动撤出黎川。28日黎川被敌占领。中革军委为收复黎川，命令东方军主力进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同时命令中央军主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以策应东方军对黎川的进攻。10月6日至7日，东方军红三军团在黎川东北的洵口与敌不期而遇，消灭敌赵观涛第六师两个多团，并生俘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洵口之战本是第五次反“围剿”中一个意外的胜利，李德片面夸大此役具有普遍意义，主张红军陈兵苏区边缘，主动向敌人碉堡、重兵把守的据点进攻，命令东方军向陈诚部黄维第十一师重兵据守的硝石进攻，连攻5日未克，在红军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撤出战斗。这样，中央红军在反“围剿”的初战中，“就丧失了主动权”⁽⁵⁹⁾。

17日，南城之国民党军四个师进抵硝石，北路军陈诚命令第七纵队四个师向资溪桥推进，又令黎川附近的第八纵队主力进抵资溪桥。至此，蒋介石在硝石至资溪桥不到20公里的地区集中了七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构筑碉堡封锁线，吸引红军进而歼灭之。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无视红军面对优势之敌，仍主张采取冒险主义路线，命令红军主力插到堡垒地区间隙中去攻打坚固阵地，并说，“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⁶⁰⁾。10月18日，中革军委命令第一军团结集于抚河以东，准备以第一、三、五军和第三师、第九师等部队，攻打黎川东北的敌巩固阵地资溪桥。后又两次电令前方红军在敌的援队未到前，先以有力兵团向敌碉堡外与其间隙间的部队实施突然袭击，全力争取与敌在资溪桥地区决战的胜利。22日，红军以第三、十三、十五师向资溪桥、潭头市发起进攻，以求牵动敌人；第三军团集结于石峡、洵口地区，第一军团主力集结于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的敌人。此时，东方军司令彭德怀、政治委员滕代远两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认为资溪桥敌“工事均相当坚固”，不应攻打该地，并提出向信河流域机动作战的意见。但中革军委以不能实现为由，拒绝采纳，坚持攻打资溪桥。结果，红军进攻数日，未能实现战术意图。而红军主力集结于敌军堡垒周围，日间遭到敌机轰炸，晚上露营，兵力消耗特甚。26日，不得不放弃在资溪桥地区与敌决战的计划。

10月28日，中革军委决定正式组建第七、九军团。第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萧劲光，下辖第十九、二十、三十四师和第十军南下之独立团；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下辖第三、十四师和独立一、四两个团。此后，中革军委命令第七军团伸入抚州附近地区活动，以期调动金溪、南城和南丰之敌。11月11日，第七军团在向浒湾方向进攻时，在八角亭附近遭到由浒湾、金溪、琅琚出击之敌的夹击，红七军团在八角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敌人。12日，红三军团赶到，从东面包围敌人。敌据碉堡应战，这时在临川的敌第二路预备队邢震南部四师赶赴支援，红三军团主力多次向敌阵地进攻，均久攻不下，在敌人密集火力和飞机低空扫射下，遭到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第七军团也因终日遭敌机轰炸，阵地被突破后，仓忙后撤，这一仗红军伤亡一千一百余人。

11月15日，中央红军主力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之十四师，奉命突破由见贤桥至棠阴敌堡垒封锁线北上，经韩庄、上蛟源、温方岭向东北方向出击，以配合东方军的作战。此时，蒋介石再次手令各部“对封锁线碉楼楼区配备，应采取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战斗群式配备，增加堡垒个数。每个碉堡守备兵力减为一班，最大一排，星罗棋布，形成面式地带，以火网控制全地带及交通，守军以弹性战斗要领决战于地带以外。匪如潜入地带之内，则以各个碉楼构成之火网，予以极大之损害”⁽⁶¹⁾。16日，陈诚立即集中第五、七纵队共十个师的兵力，从南城、新丰街、里塔圩侧击，企图断红军归路，在封锁线以北地区消灭红军。红军中央军遂折回至云盖山、大雄关地区。17日，国民党军以五个师的兵力，向云盖山、大雄关阵地攻击，双方激战数日，红军遭敌飞机的猛烈轰炸，蒙受重大伤亡，第一军团二师政委胡阿林牺牲，第一、二师师长均负重伤，红军伤亡六百余人，被迫放弃阵地，从白区转移到苏区内部。

第五次反“围剿”自9月下旬开始至11月中旬，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顽固地放弃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坚持军事冒险主义，采用阵地战、正规战来迎战强大的国民党军，命令红一方面军各军团分别御敌于苏区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失利，又打东南之资溪桥，又失利。继而在盱江上游西岸和赣江中游东岸地区“辗转寻找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⁶²⁾。近两个月的战斗，以惨重的代价证明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御敌于国门之外”是完全错误的。

“左”倾主义领导者在实行所谓“全线出击”，攻打敌之坚固阵地遭到几次挫折后，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李德提出了“短促突击”战术原则，要求红军和苏区人民修筑堡垒防御阵地，以堡垒对堡垒，处处设防、节节抵御。李德畏敌如虎，不敢大胆实行向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的方针，一味采用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企图实现“迟滞敌人的进攻，削弱其力量，以达到制止敌人五次围剿的最终目的”⁽⁶³⁾。

1933年11月20日发生福建事变，迫使蒋介石改变军事部署，从进攻中央苏区的北路军抽调嫡系部队九个师和宁、杭地区抽调两个师，分别由江西和浙江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蒋介石也飞闽北建瓯直接指挥“讨伐”，对中央苏区暂时采取守势。“福建事变”造成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由被动转为主动的有利时机。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⁶⁴⁾，调敌军回援重地，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彭德怀依据当时敌我双方形势的变化，亦向一方面军总政委和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苏区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⁶⁵⁾但是，“左”倾临时中央拒绝采纳毛泽东、彭德怀的正确建议，指责彭德怀的建议“是脱离中央与苏区的冒险主义”，害怕红军转向敌人后方会失去苏区，又不愿援助十九路军，坐失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扭转战局的良机。

1934年1月，中共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方面军所属部队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称中央红军。2月3日，中革军委改组，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周恩来、王稼祥任副主席。但军事指挥权仍然握在博古和李德手里。

1934年2月，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后，调整了军事部署。2月13日，蒋在南昌召集顾祝同、陈诚、熊式辉、陈调元及西、南两路将领举行重要军事会议，部署推进第五次“围剿”后期计划。21日，南昌行营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入闽军队改编为东路军，委任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率第二路军与第五路军及预备队共十六个师又一旅二团，向中央苏区东面的建宁、泰宁、龙岩、连城等地推进，目标是夺取广昌及中央苏区中心长汀和瑞金，协同已组成的北、西、南三路军，形成对中央苏区红军的四面合围之势。同时，北、南、西三路军都增强了兵力，于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对中央苏区的进攻。在国民党军进攻前，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要求红军在各处构筑碉堡，企求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顶住敌人；另一方面又经常轻率地要求红军主力向敌人的堡垒阵地或有堡垒依托的敌军发动进攻。在这种错误的方针指导下，从1934年1月下旬至3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行了一系列的阵地防御战与反击战：1月25日，第五军团在黎川以南的横村、樟村的阵地防御战；2月15日，红一军团在黎川西南的凤翔峰和三岬峰的战斗；1月26日，第一、九军团和第三军团四师反击进占建宁以北邱家隘、坪寮之敌的作战；2月9日，第九军团在鸡公山的阵地防御战；3月11日至15日，第一、九军团协同第三军团对南丰西南三溪圩、三坑之敌的阵地反击战；3月25日，第一、三军团反击由将乐进占泰宁、新桥之敌的作战等。尽管红军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但均未取得战术上的胜利，更没有击破或打乱敌人的围攻计划，红军自身反而遭到重大损失。仅3月中旬，林彪率红一军团，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在三溪圩、三坑的反击战中，由于临时中央拒绝改变错误的方针，红军失去了战胜立足未稳之敌的良好时机，无法攻破敌之坚固堡垒，致使红军伤亡二千二百多人。

4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进抵黎川以南的康都、西城桥至泰宁地区。4月10日，北路军第三路军集中11个师进攻广昌。“进剿军”企图首先占领甘竹，然后打开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最后攻占瑞金。陈诚以罗卓英指挥的五个师为河西纵队，沿抚河西岸进攻；以樊崧甫指挥的五个师为河东纵队，沿抚河东岸进攻；预备队第四十三师在河西跟进。“进剿军”在宽10华里的正面上，采取河东受阻时河西推进，河西受阻时河东推进，和筑碉交替推进的战术。在敌军强劲攻势面前，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无视红军数月来连续作战，严重减员和没有休整的情况，匆忙抽调在建宁地区的第一、三军团及第五军团十三师、在龙冈地区的二十三师，协同原驻广昌地区的第九军团，共计九个师的兵力，在甘竹至广昌40华里宽的战线上进行阵地战，构筑大量堡垒群，仍采用“短促突击”的战术，同敌人进行“决战”，企图“保卫广昌”。4月14日，当红军主力集中抚河东岸，顽强抗击向大罗山、延福嶂进攻之敌时，抚河西岸之敌乘机占领了甘竹。19日，抚河东岸的“进剿军”攻占大罗山、延福嶂的红军阵地。当日黄昏，红军进行多次反击，未能阻止敌人进攻，被迫撤退。20日，敌人沿抚河东西两岸分别向高州塅、长生桥推进，红军再次向抚河东岸饶家堡、苦竹坑之敌反击，亦未能歼灭敌人。

2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联合署名发布《中央、军委、总政保卫广昌之政治命令》：“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主柱，他们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⁶⁶⁾并向红军指战员提出“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⁶⁷⁾、“胜利或者死亡”⁽⁶⁸⁾等错误口号。27日，抚河东西两岸敌人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红军第九军团三师、第五军团十三师于抚河东岸牵制敌人，以第九军团十四师扼守广昌，集中第一、三军团和二十三师，再次对广昌西北之敌反击，不敌国民党军飞机大炮的猛烈攻击。28日，广昌失守，红军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广昌保卫战历时十八天，虽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但红军也损失重大，共伤亡五千五百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后，集中第八纵队三个师、第十纵队四个师，于5月15日向建宁发动进攻。在敌飞机大炮同时猛烈轰炸和炮击下，红军被迫向宁化退却。16日敌军占领建宁。此后，敌又攻占了古龙冈以北的银龙下等地。至此，西起龙冈，中经广昌，东迄建宁、泰宁和归化一线，已被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控制。4月18日，红军苦战四天，阻击向筠门岭进攻的敌南路军，红军伤亡近二千人。21日，筠门岭失守，敌军推进到会昌以南的永和墟和龙和墟附近，并构筑碉堡准备向会昌进攻。

7月上旬，国民党军为了加紧对中央苏区中心地区的“围剿”，重新调整部署，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依托堡垒群向中央苏区发动全面进攻。北路军六个师向兴国推进；第六路军四个师向古龙冈推进；第三路军六个师进占头陂，尔后集中九个师向宁都、赤水、驿前、小松及石城进击；又以东路军为主的六个师，由朋口、连城向长汀推进；南路军三个师由筠门岭向会昌、雩都方向进击；再以三个师集结于南丰、广昌地区，作为总预备队。

这时，中央苏区经过数月连续作战，人力物力消耗甚大，苏区进一步缩小，红军已失去在内线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在中央苏区处于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的正确主张。中革军委的“左”倾领导者拒绝采纳，也未采取任何措施保存红军有生力量，反而要求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的胜利”⁽⁶⁹⁾，并实行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拼，同优势的敌人拼消耗。六路分兵抵御部署为：以红军第三军团六师、二十一师扼守兴国西北高兴圩、老营盘一线，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新成立的第八军团二十三师、新编红二十一师，在兴国古龙冈以北地区，抵御敌第六纵队的南进；以第五军团十三师在头陂地区，抵御敌第五纵队的进攻；以第三军团四、五师和第五军团三十四师在驿前以北地区，抵御敌第三、十纵队的进攻；以第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在朋口、连城以西地区，抵御敌东路军向长汀的进攻；以第二十二师在会昌以南的筠门岭地区，抵御敌南路军的进攻。

8月5日，国民党北路军集中九个师兵力，在飞机、大炮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半桥、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军亭到驿前约30华里纵深内，修工事、筑碉堡，以五道支撑点为骨干的防御阵地进行固守，击退了敌人的多次集团冲锋，重创其精锐部队八十九师。红军也因伤亡二千三百余人，其中干部六百余人，不得不于28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国民党军其余各路军与北路军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发动进攻。1934年9月初，红一、九军团和二十四师，在温坊地区以运动伏击战歼灭东路军一个多旅；在西线，红军在永新、安福地区也给敌以沉重打击。但局部的战役胜利，已无法扭转中央苏区红军的被动局面。至9月下旬，中央苏区被压缩至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的狭小地区。

10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和东路军、南路军前后进抵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企图进而占领宁都、雩都、瑞金，以实现“围剿”红军的目的。此时，博古、李德已被敌人的进攻气势所吓倒，仓皇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是关系到中共中央及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决策。可是，李德独断专行，竟没有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提出讨论。“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和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⁷⁰⁾，当然也就没有对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进行解释和动员。李德竟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⁷¹⁾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于10月7日下令，红军主力的防御任务由地方兵团接替，将第一、三、八、九军团和第五军团向瑞金、雩都、会昌地区集中。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主力红军五个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瑞金出发，开始了向湘西方向的战略转移。

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经历了一年之久。红军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给国民党军以重大创伤。但是，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博古为首的中央，坚持采取错误路线，拒绝采纳毛泽东等提出的正确意见，最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二　追堵红军长征" class="reference-link">二　追堵红军长征

蒋介石在命令国民党“进剿”军合围中央苏区时，唯恐中央红军向西转移，早在1934年5月便发巧电（18日）致广州陈济棠、长沙何键称：“赣南残匪将必西窜，酃县、桂东、汝城、仁化、始兴一线碉堡及工事，务请组织西南两路参谋团着手设计，一面准备部队，一面先征集就地民工、构筑碉堡为第一线。其次郴州、宜章、乐昌、曲江乃至英德为第二线。先待第一线工作完成，再修第二线。总期于此两个月内第一线碉堡设法赶成，以为一劳永逸。”⁽⁷²⁾

正当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全面推进频频得手之时，1934年8月，红军第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10月，红六军团进入黔东，同红三军会合。继而，红三军改编为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之后，两军发起湘西攻势，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和教导师及中央、军委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多人，从江西瑞金、雩都，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战略转移，准备进至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留下红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等共1.6万余人和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由项英、陈毅领导，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

蒋介石据报，于10月26日以宥电令薛岳、周浑元两纵队作“追击行动”。31日，又以世电致广州陈济棠、南宁白崇禧、长沙何键和陈诚、顾祝同、蒋鼎文等，责成“诸兄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湘江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如果堵剿不力，以后再任匪踪在其防线之内窜过，以邻为壑，则贻害党国甚大，不问其情形如何，当概以纵匪论，令出法随，决不宽假。除西路与北路各军如前电部署追堵外，切望南路军抽出廿团以上兵力，限十一月十日前集中郴州以北地区，与西北两路军协力兜剿，以期克奏肤功也”⁽⁷³⁾。

11月，南昌行营制定了追剿计划，其中规定：“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击灭之。”⁽⁷⁴⁾11月下旬，南昌行营命令赣、闽两省对所占领的苏区实行“绥靖清剿”，务求达到“斩草除根”，“消除后患”。

蒋介石还筹设四道封锁线“追剿”、“堵截”突围西移的红军。第一道封锁线设于江西信丰与安远之间，企图以此阻挡红军去路。由粤军陈济棠部余汉谋纵队防守。但蒋介石在配备兵力时蓄意北重南轻，以便在中央军占领赣南后，促使红军进入粤境，从而使红军与粤军拼杀，两败俱伤。陈济棠审时度势，早于10月已与红军达成“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必要时可以借道”的秘密协定，使蒋的图谋落空⁽⁷⁵⁾。

中央红军各部于1934年10月17日南渡雩都河（即贡水），向突围前集结地开进。21日晚，中央红军主力按中革军委的部署开始突围西征。此时，陈济棠履行与红军达成的协议，采取让路保境政策，划定通路让红军在短时间内通过其辖区。红军于10月21日至22日顺利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并于26日之前全部渡过信丰河，向湖南汝城、城口一线前进。

第一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立即在南昌召集高级将领和幕僚杨永泰、熊式辉、林蔚、贺国光、晏道刚等商讨对策，并以东路军占领瑞金所获资料得悉，红军可能不是战术行动，而是战略转移。中央红军欲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10月31日，蒋下令组织新防线，确定“追剿方针，偏重堵剿，截其西窜”。其中特令“南路军速将汝（城）、仁（化）、曲（江）三县封锁线上努力堵截，以迟滞匪之行动，并以大部追击之”；“桂军应控制于全（县）兴（安）间，并速巩固黄（沙河）、全（州）、兴（安）、桂（林）四县市碉堡线”⁽⁷⁶⁾。

在蒋介石调集部队之时，中央红军于11月3日至4日分两路从南康进入广东仁化县地域，徒涉锦江时，布防在这里的粤军警卫旅奉命不准堵截。粤军主力则集结于乐昌、仁化一线，使红军得以顺利地转向城口。11月5日至8日，中央红军由汝城、城口之间，突破湘军设防的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蒋介石见红军西进甚急，为阻截红军渡过湘江进至桂、黔边境，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11月12日蒋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入湘薛岳、周浑元两部，共十六个师专事“追剿”；令粤军陈济棠主力进至粤、湘、桂边截击；桂军白崇禧以五个师扼守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

11月13日至15日，中央红军攻占宜章城，并从郴州、宜章、乐昌之间，突破由湘军何键部、粤军陈济棠部共同防守的第三道封锁线。18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向道县、江华方向进至临武、蓝山、嘉禾地域。中央红军开始突围后，“左”倾领导人实行逃跑主义，不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轻装前进，反而采取大搬家的办法：带上所有“坛坛罐罐”，行动十分缓慢。当红军西进至湘江一线时，已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

11月14日，何键在衡阳成立“追剿”总司令部后，将“追剿军”分为五路：第一路司令刘建绪，率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中四个师，向全州以北黄沙河地域集结，依湘江东岸筑堡堵截；第二路司令薛岳，率吴奇伟纵队，韩汉英、欧震等五个师进至零陵地区集结，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贺、萧二、六军团会合；第三路司令周浑元，率谢涛福、萧致平、万耀煌等四个师，由资兴、郴县向道县方向追击，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第四路司令李云杰，率王东原等两个师同第三路配合，沿中央红军右翼突围道路追击；第五路司令李韫珩，率一个师协同粤、桂军，向江华方向沿中央红军左翼突围道路尾追。

11月17日，蒋介石南昌行营针对红军突破一、二、三道封锁线后的战略意图，发布湘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目标是防止中央红军“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萧贺合股”，以求围堵中央红军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⁷⁷⁾。这样，蒋介石的“湘江会剿”总兵力达三十个师，三十多万人，撒开一个大包围圈，形成了第四道封锁线。同时，这个《计划大纲》规定：“湘、鄂、川、黔、桂各省政府及部队，应动员民众，择要构筑碉堡，并加强地方团队组织；尤其湘省之湘江两岸、黔省之乌江、川省之嘉陵江两岸地区，应构筑绵密碉堡群”，严密防堵⁽⁷⁸⁾。24日，蒋介石以“川中军队系统不一，未能发挥清剿力量”为借口，命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督率川黔剿共军事”，企图达到“统一川军，困死红军”，控制西南各省的目的。

11月18日，中央红军分两路继续西进，右翼红一军团于11月22日攻占道县城。左翼红五军团在天堂圩击溃李云杰部，从上游强渡潇水。红九军团于24日占领江华，随即全军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潇水。白崇禧深恐红军从恭城、贺县入广西攻占桂林，急令桂军主力集中恭城、贺县一线，随后，又令全州、兴安守军撤出，南下龙虎关、恭城一带。这使全州至界首间百里湘江两岸守兵空虚。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灌阳之间抢渡湘江。27日，中央红军一、三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一军团二师由塘圩直驱湘江东岸大坪，守军民团逃窜。红军过湘江后，直达脚山铺、鲁板桥一线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进攻。红三军团四师主力渡过湘江进至界首，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60余里湘江两岸，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制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当时“左”倾领导者把战略转移变成“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⁷⁹⁾，舍不得丢掉辎重，致使红军行动滞缓，每天仍以30至40里的速度行进，未能及时赶到渡口。这时，敌人急调兵力形成四面合围之态势，从而迫使中央红军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与国民党“追剿”军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国民党军以为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与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急调兵力于黔阳、洪江一线围堵中央红军。12月2日，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编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刘建绪，下辖第二、三路，并令一部兵力协同桂军尾随红军追击，其主力由黄沙河、全州一线向黔阳、洪江地区疾进，企图围堵红军于北去湘江的路上。同时，又电请贵州军阀王家烈部配置于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12月10日，中央红军占领了湖南西南的通道县城。这时，桂军在红军左侧后追击，已到达马蹄街、石村、独境山一带；何键第一、二兵团刘建绪、薛岳、周浑元、李云杰16个师已进至通道城以北的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等地构筑碉堡；这样，敌军以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中央红军北上西去湘西的路上张网以待。如果中央红军北去湘西，必将钻进敌军十几万大军围困的口袋。12月12日，中共中央在通道城召开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力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红军大部分领导人的赞同，中央红军遂改变进军方向，转兵图黔。12月13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黎平县城。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决定不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的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苏区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苏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⁸⁰⁾这次会议纠正了红军前进方向，红军也避免了被覆灭的危险，标志着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进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大多数赞同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应在川黔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追剿”的意见。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⁸¹⁾。这就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随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从而使蒋介石在湘江以西消灭红军的计划落空，并为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创造了条件。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其他人员还有李德、伍修权（翻译）。会议开始时，由博古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问题；二、检讨在第五次反“围剿”与向西转移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上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博古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错误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解，把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力量的强大。周恩来作了副报告，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洛甫以毛泽东的思想为指导，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通常称“反报告”）的发言。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的重要讲话，他指出：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导上的错误，是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上的保守主义和转移中的逃跑主义，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的正确方向，得到了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

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确定了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是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苏区。

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⁸²⁾。

会议结束后，中常委进行了分工，确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由洛甫（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军委决定设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左右，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错误领导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蒋介石于1月10日再次电颁《追剿纲要》。令四川“追剿军”总司令刘湘“由黔东推进川南，相机进出黔北堵截，湖南何键向黔东追剿，两广桂军向黔桂边境推进，贵州薛岳总指挥及王家烈军向黔北追剿”⁽⁸³⁾。合计调集川、湘、黔、滇、桂及中央军薛岳兵团共一百五十多个团，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企图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入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围歼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1月中旬，薛岳兵团两个纵队八个师尾追红军进入贵州，控制贵阳后，开始沿息烽北上，进抵乌江南岸；国民党驻川参谋贺国光及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匪总指挥部”，派潘文华十二个旅三十六个团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防封锁长江，阻止红军入川；黔军王家烈两个师，沿打鼓新场，向遵义逼近；湘军四个师结集于湘川黔边境酉阳至铜仁一线，阻止红军东进；桂军廖磊两个师抵黔南都匀；滇军孙渡三个旅进驻毕节。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进行整编，扔掉了笨重的辎重，精简了机关，充实了战斗连队，加上干部团，全军缩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编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编三个团，红五、九军团各编三个团。按照遵义会议渡江北上的决定，全军于1月19日分三路向赤水、土城及其附近地区进发，准备渡过赤水，夺取蓝田坝、大渡口、江安之线各渡河点，迅速北渡长江。

蒋介石发觉了中央红军的动向，急电令“以追剿军蹑匪急追，压迫该匪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⁸⁴⁾，并很快调集川军四十多个团封锁了长江。

中央红军在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一反长征初期消极避战、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云贵川边地区进行了一场高度机动的运动战。1月29日一渡赤水河，进入川南。这时，国民党军分路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并且加强了长江两岸的防御，企图围歼红军于川南地区。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暂缓渡江，改在云贵川边境地区机动作战。2月11日，中央红军掉头向东，于18日至21日二渡赤水河，返回黔北地区。红一、三军团于2月25日“迅速袭取桐梓”。

蒋介石已于2月中旬撤销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另在武昌设行营，并常亲自来往于武汉和重庆之间，指挥“追剿”红军。此时红军突然回黔北攻占桐梓县城，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桐梓守军不得不退守娄山关。25日晚红六军团攻占娄山关。27日，红一、三军团又在遵义以北粉碎黔敌三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占领遵义。

时值蒋介石嫡系吴奇伟率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从贵阳赶抵遵义城郊老鸦山一线，并令五十九师主力和九十三师一个团为左路，向红花岗、老鸦山进攻；黔军两个团为右路，由忠庄铺向遵义进攻。九十三师主力和五十九师一个团控制忠庄铺为预备队。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主力，歼该敌于遵义以南地区。红三军团十三团阻击敌五十九师于老鸦山，歼敌大部。同时，红一军团二师迂回至遵义南，击溃右路黔军万式炯团后，又直指吴奇伟指挥部忠庄铺。吴奇伟见右路被突破，战局对其不利，令五十九师停止进攻老鸦山，率残部向滥板凳方向逃窜，于次日退回乌江南岸。

遵义战役激战五日，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和歼灭吴奇伟两个师、王家烈部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缴获枪支二千余支，子弹十万余发。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打开了黔北的新局面，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并使红军得到了短期休整的机会。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兵力损失惨重，他认为这是“国军追击以来之奇耻大辱”。3月2日，他决定亲赴川、黔督战，整理川政，再次由汉口飞抵重庆，于3日通电川、黔各军由其亲自统一指挥，“无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同日，又电令川军郭勋祺率所部三个旅，令桐梓黔军于6日集中大渡里、排居场附近，向遵义城东北地区进攻；周浑元部集中于枫香坝、鸭溪口一带，向遵义西北地区进攻；吴奇伟部主力集结茶山渡附近，在茶山渡至乌江取攻势防御；另派一部与周浑元部联络“堵剿”红军。

针对蒋介石部署，3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红军“仍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应控制赤水河上游作为转移枢纽，以消灭薛岳兵团及王家烈部队为主要目标”⁽⁸⁵⁾。15日，中央红军主力进攻鲁班场守敌周浑元第二纵队，敌依托碉堡和优势火力及飞机的支援，顽抗死守，战斗陷入对峙，一时无法全歼敌人。此时，黔军援军第一纵队已迫近西安寺。中革军委决定撤出战斗，向北进攻茅台。17日，中央红军在赤水上游茅台渡口附近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古蔺地区，佯作北渡长江姿态。

蒋介石为防堵中央红军北渡长江，急令薛岳各部向川南进击；滇军由黔西进抵大定、毕节一线防堵；川军郭勋祺由两河口至仁怀、古蔺尾追；黔军坚守打鼓新场、三重堰、毛坝一线，以达“聚歼该匪于叙、蔺以南，赤水以西，毕节、仁怀以北地区之目的”⁽⁸⁶⁾。

这时，红军以一个团伪装主力在古蔺一带游击，以调动敌人向西。毛泽东则指挥红军主力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而东向，于3月21日晚分别在川南太平渡、黔北二郎滩等渡口迅速四渡赤水。在临江场、楠木坝、花苗等地掉头南下，巧妙地从纷纷北上追击的敌军间隙中穿插南下，并在枫香坝、白腊坎一带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将大部分敌军甩在赤水河西岸。3月31日，全军迅速南渡乌江，进至息烽西北地区，把几十万国民党军留在乌江北岸。

中央红军依据敌情判断，认为继续在黔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或北上渡长江入川，均已无可能，只有西进云南，渡金沙江入川北上。为了摆脱“围剿”的敌军，必须把滇军调出来，以减少入滇障碍。中央决定由一个团伪装主力，东进开阳，佯作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之态势，而令红军主力集结于清水江西侧。3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顾问端纳及陈诚，由重庆飞贵阳督师“剿共”。他指挥各军在遵义至鸭溪之线构筑碉堡楼，围困中央红军。4月2日，蒋介石向滇军发电称红军“显有东窜之势”⁽⁸⁷⁾。当“追剿军”进行部署以阻止红军东进时，红军主力突然逼近贵阳，扬言“攻打贵阳城，活捉蒋介石”，并直接威胁贵阳机场。蒋介石闻讯后惊惶失措。据当时任蒋的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说：“在贵阳东南几十里地区不断发现情况，贵阳人心惶惶。蒋心神不安。”“4月5日夜，贵阳外围风闻有红军游击队活动，蒋又问黔灵山、东山、螺丝山、照壁山、图云关、大小关等处的工事及城防守备兵力强度，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的情况，彻夜不安。”⁽⁸⁸⁾蒋匆促严令前线各部队衔尾疾追红军，又急电滇军孙渡等各路军火速驰救贵阳。为安全计，蒋于4月7日离贵阳飞昆明督战。正当国民党军各部向贵阳急奔时，中央红军于4月8日急转向南，分两路从贵阳、龙里之间突破敌防线，直插兵力空虚的云南。4月10日，蒋介石又判断红军将渡司拉河（岔河），即又从昆明飞贵阳，策动十余万兵力尾追红军，并两次亲自乘飞机盘旋前线上空，利用通信袋向各部指挥官投下“手令”，指示机宜。

红军入滇，昆明空虚，云南军阀龙云深怕红军攻打昆明，不得不急调省城周围各县民团防守昆明，又电催在曲靖以东的第三纵队直开昆明。这就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敌之防御力量，为红军北渡金沙江打开了通道。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入滇后，如大梦初醒，才明白毛泽东率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的真实目的不是东进，而是相反，自己在贵阳督战一个多月，只是徒劳无功，白忙一场，为时晚矣。

在滇军孙渡南返救援昆明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4月29日给中央红军各军团发出指示，指出：“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当时，中央红军分为三路：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红二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纵队，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5月3日，中纵队之先遣队干部团当晚在皎平渡偷渡成功，并控制了渡口。左纵队抢占了龙街渡口，右纵队也抢占了洪门渡口。5月9日，中央红军在皎平渡全部渡过金沙江。是日夜，龙云电告蒋介石：红军“已过江无疑。闻讯之后心中如焚……实职之调度无方，各部队追剿不力，尚何能尤人！惟有请钧座将职严行议处，以谢党国”⁽⁸⁹⁾。两天后敌军抵达金沙江南岸时，红军已取道通安进击会理。至此，中央红军冲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以少胜多，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的胜利。

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附近之铁厂举行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林彪怀疑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决定立即北上，穿过彝民区，渡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北上，既要通过对汉人抱有很深成见的彝族聚居区，又要渡过天险大渡河。大渡河西岸都是陡峭的高山，水深流急，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蒋介石企图歼灭红军于大渡河畔，声称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蒋电告大渡河南北各军说：“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没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之绝地，必步石军覆辙，希各军师长鼓动所部建立殊勋。”为此蒋介石策划了利用天险，南追北堵的围歼红军的计划。他调动了十余万人的兵力，以求“封锁朱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根本消灭”⁽⁹⁰⁾。令薛岳率其主力出会理，向西昌尾追进击，以第三纵队向盐边、盐源推进，沿雅砻江西岸布防。同时令川军第二十四军主力由沪定至富林沿大渡河筑堡，阻止红军北进，再以第二十军主力和第二十一军一部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军事防御。

中央军委获悉蒋介石已开始向大渡河方向调集重兵围堵，决定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

5月20日，左路红军攻占冕宁县，进入彝民聚居区。中央红军正确执行了民族政策，刘伯承根据彝族的习俗，同彝族沽鸡家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帮助沽鸡家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彝民沽家族支队”。红军因此得以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24日夜，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5月25日晨，一支由十七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在岸边火力支持下，分乘两条小船，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强渡成功，红军顺利地渡过大渡河，守敌被迫溃逃。

由于大渡河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只凭十只小船，在几天内很难完成渡河任务。而此时川军杨森部第二十军将抵安顺场，尾追的薛岳部第五十三师也日益迫近，形势十分严峻。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师及干部由安顺场渡河后，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迅速夺取泸定桥。先头部队红四团兼程急进，两天走了160公里，终于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于29日晨占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横跨大渡河，长101米，宽2.6米，东桥头同泸定城相连，守敌川军两个团，桥板已被敌人拆除，仅剩悬挂的铁索，形势十分险恶。5月29日下午4时，由红四团第二连的二十二名英勇战士组成的突击队，手持冲锋枪，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在全团的火力支持下，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攀踏铁索，冲向对岸，穿过敌人在东桥头燃起的烈火，胜利占领大桥，进入街口与敌展开巷战，经过三小时的战斗，守敌被歼，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蒋介石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继续北进。在天全河击溃川敌杨森部六个旅的阻击，于6月7日占领天全。这时，红四方面军获悉红一方面军渡过金沙江北上，为了摆脱蒋介石重兵围攻的不利局面，由岷江地区分路西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和第九军一部向懋功急进。6月8日攻克懋功，接着占领了懋功附近夹金山下的重镇达维。中央红军在迅速突破川军杨森部的芦山、宝兴防线后，翻越了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6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实现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中央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根据全国形势和当时情况，提出了继续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7月21日，中共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8月上旬，红军总部将各军就驻地分成左、右两路继续北上。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一方面军⁽⁹¹⁾的五、九军组成，从卓克基地区向阿坝地区前进；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以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巴西前进。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同右路军行动。红军指战员历尽艰辛，通过茫茫的松潘草地分别于8月下旬到达目的地。8月29日至31日，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人，打开了通向甘南的门户。

在北进途中，张国焘仍坚持南下主张，电令徐向前、陈昌浩执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将这一严重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率领右路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两军（原一、三军团，9月12日改编为红军陕甘支队）先行北上。9月17日突破天险腊子口，18日占领哈达铺，进入甘南。继而，红军又突破国民党军的渭河防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艰苦转战，纵横十一省，长驱2.5万里，粉碎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追堵“剿灭”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了。次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红军三大主力终于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