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国统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一　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发展

国民党政府以总体战，实施高压政策，企图巩固其统治区域。但恐怖政策历来只能激起人民更大的反抗。国民党“还政于民”的假民主，没有为它争得群众，也没有能够扩大统治基础，反而弄得其内部更离心离德，而国民党的恐怖政策，更只能使它丧尽人心，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据中统局情报：“据报苏联驻天津领事多洛非也夫向驻京苏联大使馆报告，关于中国国民政府颁布总动员令后，北方青年之反响，谓：‘平津一带青年原希望和平迅速到来，能有安定生活可过，不料国民党竟准备长期战争下去，且关闭和平之门，直置华北人民死活于不顾，青年学生激于义愤，纷纷准备向中共区投效，以打击国民党之坏政府’等语。”⁽⁶³⁾

“五二〇”运动后，国民党加强了对学校的控制，大批学生被开除出校，总动员令颁布后，一系列强化统治的法令出台。但国民党统治区，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总动员令的实施，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群众运动依然此伏彼起。白崇禧在南昌号召组训民众、人人皆兵时，七十八岁高龄之老议员杨赓笙拦住白崇禧，请求当局“不要扰民，不要造匪”。《力行日报》为此也发表评论，呼吁：“不要造匪，更不要因剿匪而造匪。”⁽⁶⁴⁾

1947年10月25日深夜，浙江大学毕业生、共产党员陈建新、黄世民从上海来杭州，与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郦伯瑾四人，在大同旅社秘密商议展开学生运动、反对总动员令，被保安司令部破获逮捕。26日，浙大学生得到消息后，即要求学校当局转请治安机关于24小时内移送法院办理。经竺可桢校长奔走于警察局、保安司令部、省政府之间，历90小时未有结果。29日夜，于子三在狱中被折磨惨死，但当局并未搜到证据。消息传出，激起了浙大师生的愤怒。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于31日起罢课三天，并发布告同胞书，抗议当局非法拘捕四同学、惨杀无辜，要求保障人权。告同胞书说：“政府说什么要保障人权，而摆在眼前血淋淋的事实，证明这一切都是谎言。执法的在毁法，做贼的喊捉贼，这就是宪政，这就是民主，这就是法治，这就是保障人权。”⁽⁶⁵⁾浙大教授会也为此作出决定于11月3日罢教一天。

11月9日，浙大学生自治会决定继续罢课，为于子三治丧，并酝酿游行，呼吁人权保障。浙江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忧心忡忡地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业与校方洽商制止，劝令复课。但自治会操诸共匪民盟之手，能否生效，实无把握。” ⁽⁶⁶⁾

同时，上海、南京、北平、厦门等地学校，纷纷响应浙大学生的呼吁，罢课抗议，反对国民党各地当局逮捕屠杀学生，要求保障人权。

这次学生运动遭到当局的镇压，当局利用学校内的国民党党团学生和军警配合，破坏学生运动，一批学生被校方开除学籍。至月底，学潮进入尾声。

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之后，又激起学生的广泛抗议。南京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为抗议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发布告全国同学书，指出：“那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他治’而非‘自治’、‘他主’而非‘自主’的‘御用’规则，这是政府有计划的摧残教育、奴役学生的毒计，也是更进一步剥夺全国学生自由权利的信号。这样产生的自治会是不可能代表同学的自由意志，也不可能为同学谋取福利的，因此我们坚决表示反对。”⁽⁶⁷⁾不久，同济大学即为反对这一规则发生了更大的风潮。

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组织濒临崩溃，各地屡屡发生抢米风潮。12月间寒潮袭击上海，一夜之间，冻饿而死的人即达四五百人⁽⁶⁸⁾。国民党政府已如此不得人心，高压政策也无济于事，反而更激起了群众风潮。1948年1月底到2月初，在短短的五天内，上海即发生了同济大学的学潮，舞女捣毁社会局的舞潮，申新九厂工人罢工的工潮。正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1948年1月13日，同济大学学生冲破学校当局的阻扰，选举成立了新一届、即第三届学生自治会。为此，校长丁文渊于14日开除了二名学生骨干。学生代表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承认学生自治会，遭到校长的拒绝。校方继续开除左派学生，并宣布禁止自治会一切活动。中共地下党认为：“这一切表明敌人决心镇压，我们必须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坚决反击敌人，并提出‘反迫害，争民主’的口号，在斗争中扩大社会影响，争取教师的同情。”⁽⁶⁹⁾19日，同济大学学生举行系科代表大会，作出了三项决议：无限期罢课，如无结果，去南京请愿，要校长丁文渊引咎辞职。同济大学学生的斗争，得到上海各校同学的广泛支援。而同济大学校方在国民党当局的支持下，决心对学生运动采取高压政策。

1月29日，同济大学学生集合，准备前往南京请愿，上海各校同学前来送行，在同济工学院所在的其美路（今四平路）上，会合的各校学生有四千多人。国民党当局出动了近万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如临大敌，以武力阻止学生前往南京。中共地下党负责人也到达第一线指挥，各校中共党员站到斗争的最前列。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都到现场解决学潮问题。吴国桢要求学生退回学校，坐下来谈判，学生们则要求：“立即撤退军警”，“反对开除学生”，“保障学生的权利和自由”。吴国桢指出：“游行请愿是非法的。”学生当即打出标语：“宪法第十条：人民有游行请愿之自由。”僵持到下午，学生请愿大队决定出发，遭到军警的阻拦，骑警向学生队伍冲击，学生们即以石块还击。吴国桢在学生队伍面前被冲倒，在吴周围的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为避免事态扩大，即将吴保护起来，吴也举手呼叫军警：“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从而避免了更大伤亡的发生。这一天，学生有69人受伤，4人重伤，33人失踪，是为“一二九同济血案”。

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学生，但始终未能破获中共地下组织，抓不到证据，经过三次审判后，被迫将所有被捕学生释放⁽⁷⁰⁾。

总动员令发布后，国民党政府为集中财力，用于“戡乱”，制订了《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一条是“禁止营业性之跳舞场”⁽⁷¹⁾。上海是舞业集中的地区，影响到几万人的生计，因而这一决定受到舞业上下的广泛反对。个别舞厅索性改成了妓院。上海市政府方面一时也不敢执行。但行政院方面坚持禁舞的命令，上海市政府方面于是决定各舞厅抽签后分批停业。1月31日下午，舞女和舞业工作人员在新仙林舞厅开会，反对抽签停业。会后舞业群众万余人前往上海市社会局，向局长吴开先请愿。吴与潘公展等正在开会，拒绝接见。愤怒的群众即冲进社会局，捣毁门窗杂物。国民党当局派出大批警察，将这批弱女子和舞厅工作人员逮捕了797名之多⁽⁷²⁾。事后，吴开先发表谈话：“今日该暴徒等，并未经由正当之请愿方式，陈诉理由，而出以聚众暴动，公然捣毁行政机构，且敢殴辱警卫，目无法纪，显系匪党有组织之行动。”宣铁吾表示“必须严办这次事件的首领，否则不能维持地方政府的威信”⁽⁷³⁾。区区受屈辱的舞女，为了生存进行的微弱的反抗，国民党当局也要给戴一顶红帽子。在群众性的反抗面前，国民党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只有在这些谋生乏术的可怜的舞女们面前逞威的能力了。

当时物价飞涨，政府方面虽然采取了规定生活指数、按生活指数增加工资和配给实物等措施（参第六章），但工人生活仍难以得到保障。1月30日，在申新九厂中共地下党总支的领导下，申新九厂7500多工人举行罢工，组织纠察队，提出了七项要求：“（一）旧历年底每个工人暂借薪两个月。（二）十一月、十二月份所扣所得税，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还。（三）年赏要照一月份的生活指数发给。（四）女工因生产请假不得限期，也不能扣薪。（五）政府配给物品，未发的要补发。（六）工厂管理的条规，要劳资双方同意。（七）去年所有被开除的工人应准复工。”⁽⁷⁴⁾31日，厂方和工人谈判没有结果。

2月2日上午，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介入调解，也未得结果。于是，国民党当局控制的总工会、社会局、工人福利会、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等都派人到申新九厂，解决工潮。但被工人阻挡在申新九厂的第四道铁门之外。下午1时，社会局发出命令，限即日复工，但遭到罢工工人的拒绝。社会局长吴开先在1947年11月间即得到情报，中共地下党将发动年赏斗争，最近又发动年底借薪斗争，因此，他认为局势严重，非警局帮助不可。近下午5时，警察开始冲门，遭到罢工工人的反击，发生冲突，军警开枪射击。6时多，军警以装甲车冲开大门，迫使工人停止抵抗，列队举手走出大门。工人被打死3人，打伤36人，被捕300多人。罢工工人十分之九为女工，男工仅十分之一。这就是“申九二二”惨案。

惨案发生后，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等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竟然就今后上海市军政当局处理群众激烈行动的紧急措施声明说：“群众如果再有像申新九厂的工潮情形和同济的学潮情形，一定命令军警当场开枪，必要的时候，并请示中央临时戒严。我们宣布在先，以后有同样事情发生，军警开枪，政府不负责任。”⁽⁷⁵⁾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工委组织全市工人对被捕的申新九厂工人进行声援，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了大部分被捕的工人⁽⁷⁶⁾。

2月3日，蒋介石面临着国民党统治区崩溃的局势，感慨地记述道：“近日军民心理，动摇已极，无人无地，不表现其悲观主义之情绪。可说其对剿匪戡乱信心，以及对革命与国家之责任心，完全丧失，尤其对领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种精神之影响，比之于共匪之暴动阴谋，更为危急。上海同济大学学生击伤市长，舞女结队捣毁社会局，以及申新纱厂之暴动，皆为共匪在我经济中心捣乱，扰害社会，颠覆政府，作有计划之暴动。”⁽⁷⁷⁾国民党对中共领导的群众运动已经穷于应付。

在北平方面，北平警备总司令部于3月27日接到行辕转中央电令，以学生联合会为中共所策动的组织，各地都已查禁，而“北平学联尚在公开活动，应立即依法严禁”，即通知各学校查禁。⁽⁷⁸⁾而北平无北平学联，当局误称华北学联为北平学联。3月28日，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万余学生，包括天津学生五百余人，举行营火晚会，华北院校自治会保卫自治权利联合会宣布成立。29日，就在行宪国民大会开幕、所谓“还政于民”的那一天，国民党军警特务包围北大沙滩区，查禁华北学联。北大等七校代表认为“政府查禁学联之措施，直接违反宪法”，决议4月3日起总罢课三天，表示抗议，并组成保卫学联联合会。当时，物价飞涨，教师员工的工薪难以维持生活，原来配售的两袋面粉又被停售，生活难以为继。自6日起，清华、北大讲师、讲员、助教、职员工警及北平研究院助理研究人员开始罢教、罢研、罢工斗争，要求配售实物、以生活指数调整工资和研究经费，形成了北平地区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高潮⁽⁷⁹⁾。

4月7日凌晨，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和北平市长何思源，以“华北学联首要分子，鼓动罢课罢工”的罪名，限北大学校当局于7日12时前交出柯在铄、田余庆等十二名同学。但这十二位同学被同学们保护了起来，校方则要求当局循法院传讯手续。当局被迫放弃了逮捕的计划。但8日深夜，几十名特务暴力袭击了北平师范学院，击伤多人，逮捕了八名同学。师院中共地下党组织立即组织几百人的队伍，到北平行辕请愿。各校同学也纷纷赶来支援，新华门外集结学生达五千多人。北大教务长郑华炽、训导长贺麟、秘书长郑天挺、清华代校长叶企荪等约同师院训导长温广汉等与警备总司令陈继承、市长何思源等交涉，要求释放学生。至9日晚9时半，温广汉终于接回了被捕学生，并送医院治疗。

本来事态正在平息，但11日国民党方面组织反游行，冲击北大，捣毁吴恩裕教授住宅。12日，北大教授决议罢教七天，以示抗议，并发表宣言：“教育需要安定与自由，学府之地位必须尊重。师生既无保障，校舍时受袭击，同人自难安心教学。宪警无故包围学校，武装暴徒于深夜戒严时间，捣毁学校、制造血案，地方治安当局纵非主使，亦难辞纵容之咎。”“罢教决非同人所愿，然为情势所迫，不得不暂时忍痛出此，以维护学府之尊严，并争取安全之保障与讲学之自由。”⁽⁸⁰⁾

李宗仁于南京得到北平学潮的消息，即于15日致电北平党政军负责人，指示说：“处理办法，仍宜本过去一贯方针，以疏导说服为主。当兹生活困难、社会不安之极，学生由于苦闷之情绪，一遇刺激，自不免容易发生轨外行动，授奸人以挑拨煽惑之机会。务望兄等与院校当局协同一致，妥慎处理，使学生了然于政府之困难与爱护青年之意，自可觅取解决之途径。至伤人滋事各节，应即依法处理，以示尊重法治之精神。”陈继承、何思源则于15日向师院道歉：“查本月9日贵院所发生不幸事件，以事出意外，未能及时防护，至为歉仄。今后自当尽力防止，不再发生类似事件。”⁽⁸¹⁾于是，事态逐渐平息。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中叙述他对学潮的方针说：“在北平，我不仅竭力禁止军警和学生冲突，且令军警保护游行学生，等他们把忿气、热情发泄尽了，自会散队休息。在此政策之下，学潮圣地的北平居然平安无事。国民党的职业学生固然不敢过于越分，共产党的职业学生也失去了煽起暴动的口实。不过我的作风似非南京所能容忍。北平中央特务在中央授意之下，却另有打算。”⁽⁸²⁾

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在美国心目中的价值日益低落。美国为了和苏联抗衡，越来越倾向于扶植日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也开始倾向于扶植日本。对日本战犯的审讯，越来越流于形式。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了大量的罪行，而向中国方面引渡的战争罪犯，寥寥无几。5月19日，美国陆军部次长德莱勃（William H．Draper，Jr）领导的对日本的调查团，于19日公布报告，此报告称德莱勃报告，又称约翰斯敦（Percy Johnston）报告，主张削减日本的战争赔偿数额，促使日本经济的发展。中国人民饱尝日本侵略的痛苦，美国的扶日政策，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安。于是，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发起10万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签名运动。平、津、唐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上海各大学教授338人于5月底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Harty S．Truman）、国务卿马歇尔，要求美国政府放弃扶植日本的计划，集中力量，以更多的物资加速援华，使中国早日步入建设之途。⁽⁸³⁾工商教育界人士281人联名于6月4日发表《对美国积极助日复兴的抗议》，列举了大量充分的事实，指出“美国援助日本军国主义复兴，越来越积极，越来越露骨”⁽⁸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纷纷表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

四五月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葛宝德（J．M．Cabot）先后三次发表讲话，对中国人民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情绪横加指责。他甚至说：“不幸，中国学生却被另一暴戾政治歪曲宣传之诱惑，而在参加反美运动。他们的首领是从一个由美国捐款而支持之大学中出来的……很多人力斥此辈中国学生，不应如此侮辱及反对美国。良以此等学生之教养费用，皆出于美国农民汗血所得，及纳税人慷慨贡献，故他们有一种感情冲动，要求停止美国的援华计划。”⁽⁸⁵⁾6月4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开发表书面声明，为美国对日政策辩护，对中国学生团体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表示遗憾，甚至对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进行威胁：“余所确知者，即此举对中美间之传统睦谊实有严重之损害。倘仍继续进行，可能致不幸之结果。”司徒无视中国人民的尊严，竟以美援为口实，指责中国人民对美国对日政策的批评：“尤令人遗憾者，乃此种举动竟于美国现正着手于广泛而郑重之计划，以协助陷于悲惨环境中之中国时发生，亦即要求美国人民协助复兴全球被毁区域之际。且本人有可申述者，即此举亦美国人民之所乐为者，而彼等对于此项努力，竟报以无理及不负责之攻击美国政策，殊属不解。”⁽⁸⁶⁾葛宝德的谈话和司徒的声明更激起了广泛的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浪潮，各方面人士纷纷联名对司徒声明表示抗议。

国民党政府对美国的对日政策表现软弱，不敢公开抗议。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表示：“美国并未扶植日本。”⁽⁸⁷⁾外交部长王世杰发表声明：“至于美国政府对于斯揣克报告及德莱勃（或称约翰斯敦）报告之态度，吾人迄今尚未接获美国政府之任何官方表示……本人深信中美两国政府均决无纵容日本重整军备之意念。”⁽⁸⁸⁾这样的软弱态度，连国民党内的人士也普遍表示不满。

6月5日，上海大中学校学生准备举行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示威大游行，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美术专科学校等校同学准备前往集合地点时，遭到军警的阻截，多数学生不能出校。到下午2点，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夏大学及各中学生零星到达外滩的有四千多人，但被军警马队层层包围，未能移动游行，到下午7时多分批解散，54人被军警逮捕。

北平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司徒曾任校长的燕京大学等12院校为反对美国扶日政策、抗议司徒雷登声明、声援上海学生，决定9日起总罢课两天。9日，各校学生离校，中途受到军警阻拦，后分别在西四牌楼、东华门集合。部分院校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后，召开反扶日示威大会，楼邦彦教授出席演讲，针对军警阻扰指出：“政治学上从没有说人民不能公然反对政府的。”⁽⁸⁹⁾对国民党当局阻扰游行示威表示抗议。

由于美国使领馆人员以美国救济物资为词，责备中国人民反对美国的扶日政策，天津北洋大学于6月中旬拒绝接受美国的营养品。北平方面起而响应。6月17日，燕京大学230人发表宣言，拒绝接受美国救济团的营养救济品。清华大学张奚若、金岳霖、朱自清等110位教授也声明表示拒绝：“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即葛宝德——引者）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污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与的。下列同人同意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⁹⁰⁾当时，朱自清教授正身患重病，急需援助，出于民族的自尊，断然拒绝美援。所以毛泽东评论说：“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⁹¹⁾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股浩然正气。

在这场反美扶日运动中，昆明学生于6月17日罢课一天，并举行游行示威。但游行结束后，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警察和宪兵竟逮捕了一千多名师生，直到1949年4月15日才全部出狱。

北平的学生运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解放军在东北已占有优势地位，解放了大批城市。一大批对解放军感到疑虑的东北学生，纷纷盲目流落到关内。国民党政府在北平开设临时大学和临时中学来收容他们，但规模太小，许多学生无法上学，生活困苦。然而，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决议，要电请中央，将东北学生交傅作义予以严格的军事训练，而且还要查考他们的背景、身份、学历，成绩不合格者，即拨入军队入伍服兵役。同时要求中央将东北各校一律停办，将经费交给傅作义，再贴补给东北在平学生和临大⁽⁹²⁾。东北学生原希望当局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就学问题，对这一荒谬决议，感到十分气愤。

7月5日上午，东北学生四千多人高呼反迫害、反饥饿、打倒参议会等口号，到市参议会请愿。但久久无人接见。愤怒的学生冲进门里，将市参议会办公室和宿舍，以及同楼的北平市戡乱建国委员会北平市民众清共委员会的门窗玻璃、家具什物捣毁，将市参议会门额改为“土豪劣绅会”、“三老四少会”。中午时分，学生队伍到李宗仁官邸请愿。李因结束行辕事务，正好在北平。李宗仁接见了学生代表，答应了他们的一些要求，但学生要求市参议会正副议长到李的官邸门前向学生道歉，李表示副总统没有权力要求民意机关来道歉。学生对李的回答感到不满意，就又赶到东交民巷1号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的公馆，要求接见。但许避而不见。下午2时半，军警局部戒严。傅作义虽然反对学生游行请愿，但“指示治安机关，对学生行动始终采取容忍劝导方针。警备总司令部曾命令警宪人员，凡与学生接近者，一律徒手。从早8时直至下午7时，整整十一个钟头，饿着肚子，徒手劝导，维持秩序……警宪人员始终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容忍态度，希望学生接受劝导，避免发生意外”⁽⁹³⁾。

尽管有此指令，但属于中央系统的北平警备总司令陈继承认为局势严重，以电话请傅作义派部队警备，傅指示“士兵不准带枪，更不许打学生，士兵伤亡重赏重恤”⁽⁹⁴⁾。陈继承即调中央系的青年军第二〇八师搜索营及装甲车四辆于下午5时半先后到达现场。这时，现场还有宪兵十九团、警察和保警队，十分庞杂，而仅以警察局副局长白世维为最高指挥。搜索营到达后，将学生分隔成东西两部分，竟荷枪实弹以战斗状态配备，机枪手伏地扣机待发。下午7时多，白世维走向西边的学生劝导回去，学生正准备整队返回，突然东边发出一声枪响，然后搜索营的机枪扫射，白呼叫不要打枪，已无法阻止。东边学生中弹数十人，血染遍地。事后调查死亡学生八人、商人一人，受伤十多人。⁽⁹⁵⁾

血案发生后，舆论哗然。这些学生本不是左翼学生，政府方面是把他们归属于自己的人。所以，不仅学生对当局感到愤怒，即各方面的东北籍人士，也认为北平方面歧视东北，予以强烈谴责。东北朝野都声援东北学生。北平中共地下党学委事先不知道东北学生游行，事件发生后，决定秘密发动，于7月9日游行请愿，抗议“七五血案”，支援东北同学。当天，北平和东北在平二十五个单位的同学一万多人，到北大民主广场集合，举行东北华北学生抗议“七五惨案”哀悼控诉大会。大会举行之前，一万多学生举着“反剿民，要活命，大请愿”的大旗，先到副总统李宗仁官邸请愿。学生代表连续三次请愿，李都予以接见，他表示：“自己有职无权，只能尽量帮忙，向地方及中央转达。”最后，同意学生要求，撤退开到官邸附近的战车。于是，游行学生返回北大民主广场，途中高呼“严惩七五惨案凶手傅作义”、“枪毙傅作义”、“枪毙陈继承”。当天，维持秩序的警察宪兵，遵照命令，“均系徒手，对学生自早到晚抱定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之态度，纪律甚为良好”⁽⁹⁶⁾。学生方面也比较克制。有记者问白世维：“今天游行会出事吗？”白回答：“有北大领先，清华断后，今天不会出事，他们都是游行的油子了。”⁽⁹⁷⁾

国民党当局对“七五惨案”相当重视，蒋介石先后派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来北平调查，东北方面、监察院方面都进行了调查。最后将陈继承和青年军第二〇八师调离了北平。

8月14日，秦德纯对记者发表谈话，对事件作出判断说：“‘七五’当天，学生之行动，相信其单纯，‘七九’之游行，证之其表现之方式与所呼口号等，已变质而复杂者。”⁽⁹⁸⁾当时，教育部行政机关统计资料称：共产党“职业学生一年半来制造学潮109次，耽误课业506天，学潮漫及十八重要都市”⁽⁹⁹⁾。17日，行政院发布命令，为“安定秩序，肃清匪谍”，严禁罢工罢课游行，决心严厉镇压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日，北平方面公布传讯和拘传学生名单250人，南京方面发出传票147份。于是，中共地下党即部署黑名单上的学生在广大同学掩护下撤退。中共中央于8月22日发出指示，要求中共地下党组织防止冒险倾向，并指示说：“现在敌人已向你们发出警号了。一切蒋管区的城市，尤其是上海，应实行有秩序的疏散。不论党内党外，凡是已经暴露或为敌特注意的分子，都应设法离开岗位，首先向解放区撤退。”⁽¹⁰⁰⁾此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即转入配合解放军的进军，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并协助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工作了。

国民党政府也强化了新闻封锁。黄炎培主办的《国讯》，于1948年1月17日出版的第446期上，以研究中国的土地改革问题为题材，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公开刊布了中共的《土地法大纲》，进行讨论。4月9日出版的第457期发表了本社的评论《土地改革决定一切》，认为：“从军事方面看，国共两党在进行着全国性如火如荼的国内战争，双方的胜负，主要并不是决定于武器、配备和兵数，而决定于谁能实行土地改革。”但就在出版前一天，国民党政府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勒令停刊。在此之前，《时与文》曾遭停刊一个月的处分，《观察》杂志遭到警告。7月间，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会议上，决定同时查封《新民报》、《观察》杂志及真理社（通讯社）。7月7日，南京《新民报》被处永久停刊，《观察》一时幸免。甚至言论谨慎的《大公报》（上海），也屡被警告。7月16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在野党的特权》，指责《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君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8月7日晚，在汉口景明大楼，美国空军人员举行的舞会上，突然熄灭电灯，将陪舞的中国妇女二十多人集体强奸。各大报刊都被禁止刊登这一消息，企图以此避免激起群众反美浪潮。《时与文》杂志对此事件进行了强烈的抨击。9月间，内政部行文上海市政府，勒令《时与文》永久停刊：“查上海发行之《时与文》杂志，屡作歪曲事实为匪宣传之言论，前经予以停刊一个月处分在案。兹查该刊不改前非，仍屡作歪曲事实言论，为匪宣传，动摇人心，意图破坏公共秩序，尤以最近数期言论更趋偏激，兹依据出版法第卅二条之规定，予以永久停刊之处分。”⁽¹⁰¹⁾但仍允许于9月24日出版停刊号。12月间，《观察》上刊载了揭露国民党军失败的军事消息，蒋介石恼羞成怒，亲自下令交与顾祝同，饬令上海警备司令陈大庆追查“泄密”者。《观察》杂志于12月24日被查封，编辑部同人全部被捕，主编储安平正在北平，得以幸免。直到南京解放，《观察》杂志被捕人员才得以全部出狱⁽¹⁰²⁾。

二　民主党派的斗争和新政协运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民主党派的斗争和新政协运动

国民党的内战和独裁政策使国民党和各民主党派的矛盾日趋加剧。国民党政府的总动员令遭到民主党派的普遍反对。魏德迈访华时，李济深发表声明：“中国人民是酷爱和平的，今天中国人民的力量也已经足以完成自己的愿望。要解决中国问题，离开了政协路线，排斥中共及各民主党派，违反中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是绝不可能的。如美国不改变其现行政策，继续支持独裁内战，则中国人民必遵循孙中山‘不仅要推倒军阀，尤其要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的遗训而奋斗到底。”⁽¹⁰³⁾

李济深、何香凝、朱学范等在1947年5月初开始酝酿成立革命组织，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以推翻蒋介石政权作为政治目标。5月4日，李济深在香港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瑗、李章达、邓初民、陈此生等到他家中聚会，正式开始筹备⁽¹⁰⁴⁾。当天成立了筹备小组，并决定写信邀请在上海的民联同志来香港参加。后来，他们经再三斟酌，在白绸巾上写了一封密信：“平山、亚子、春涛、真如阅。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划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香凝、济深。”⁽¹⁰⁵⁾原准备请朱蕴山送到上海去，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未能成行。李济深等决定改用分头托人带口信的办法。柳亚子、陈铭枢、谭平山得到消息后先后来到香港⁽¹⁰⁶⁾。同时，由朱学范到美国和冯玉祥联系。

10月26日，李济深等十五人举行筹备座谈会，何香凝根据宋庆龄的意见，主张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上，李济深提议请孙夫人宋庆龄出来领导，于是，由彭泽民、何香凝、柳亚子、李章达、陈其瑗、李济深联名上书给孙夫人：“我们应海内外大多数党中同志的要求，特发起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总理（指孙中山——引者）诞辰纪念日，在香港开一党内民主派代表会议，讨论本党新生与实现国内民主和平等问题……我们深切盼望夫人命驾南来，主持中央，领导我们。内以慰全国人民暨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渴望；外以争取英、美、苏之同情。”⁽¹⁰⁷⁾

10月31日，民革举行第一次筹备会，正式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会上，通过了上书宋庆龄，由梅龚彬交给中共党组织由香港送往上海⁽¹⁰⁸⁾。筹备会委托朱学范转请曾作过宋庆龄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俞志英专程赴沪征求宋庆龄的意见。俞向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章汉夫作了汇报，得知中共地下党已与宋庆龄谈了此事，俞就没有去上海⁽¹⁰⁹⁾。11月12日，在孙中山诞辰纪念日那一天，召开了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大会，选举宋庆龄为总主席，李济深为副总主席（实际负责主持大会），会上讨论了《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在讨论革命组织的名称时，一些人不赞成再用国民党的名称，但何香凝坚持要保留国民党这三个字。李济深解释说：“我们是靠国民党内民主派力量的大团结、大联合来实现推翻蒋政权的；同时，今天这个会议也叫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所以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称是很合适的，民主人士不仅不会心存疑虑，而且还会坚决拥护。”⁽¹¹⁰⁾

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潘汉年要梅龚彬协助自己推动李济深筹建民革。民革的宣言就是由梅龚彬起草的，但宣言的观点还是按照李济深一派的思路写的。梅龚彬回忆说：“统战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凭想当然办事。起草《宣言》不能完全按自己的观点写，必须考虑到李济深等人的认识水平和接受程度……说实在话，我对《宣言》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指内容，有些提法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民革成立在即，时间不允许慢慢讨论，有些问题只能留待以后解决。我曾把《宣言》草稿给潘汉年和连贯两同志看过，他们都同意求同存异的做法。”⁽¹¹¹⁾

谭平山、陈铭枢等于11月12日以后才赶到香港，他们谈到：“孙夫人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连收信会友的自由也没有。上海同志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选她当总主席未免有欠考虑。”⁽¹¹²⁾于是，这一提议就被搁置了。李济深、何香凝为尊重民联的意见，又于11月25日召集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联合会议，推定了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并决定1948年1月1日举行民革成立大会。

民革成立大会如期召开，通过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告本党同志书》。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及执委会等组织机构，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

民革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联合组织，李济深在会议过程中尽力调和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使民革得以顺利成立。《行动纲领》规定：“本会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以经由全国人民普选产生之民主政权代替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权，在普选产生之民主政权未成立以前，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民主人士之代表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期间之最高政治权力机关。”⁽¹¹³⁾《宣言》则确定自己的政治地位为：“吾人始终认为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良方，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并认为：“过去吾人仅为党中之小派别，今则党中干部与党员志愿参加者日多一日，吾人已逐渐取得党中多数派之地位。”“中共已发展成为独立革命政党，中共以外更有民主同盟及其他革命的民主党派，故容共政策，亦应扩大为联合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之政策。”⁽¹¹⁴⁾《告本党同志书》号召国民党员起义，推翻蒋介石政权，“救党救国”⁽¹¹⁵⁾。

在2月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单独发布的行动纲领中，主张“反对一党专政，国内一切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地位，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¹¹⁶⁾。

民革成立时，于1月4日成立了秘密的军事小组，由李济深任组长，负责对国民党军队的策反工作。李向各方面发出了很多信，有的写在白绸巾上，鼓动国民党军政人员举行起义，推倒蒋介石政权。民革对于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宋子文、陈仪、程潜、卢汉，以及原西北军系统的国民党将领，做过大量的策反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民革对军事策反雄心勃勃。民革和民促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蔡廷锴在4月17日曾“极有把握地宣称，宋子文在最近的谈话中告诉李（济深）将军，政府有可能在大约三个月内崩溃，并表示随着蒋失去权力，政府希望立刻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合作。蔡还宣称，孙逸仙夫人正积极为国民党工作，并在军队、政治和教育各界获得广泛支持。蔡暗示李济深希望在六个月内发动军事起义”⁽¹¹⁷⁾。在进行策反过程中，民革重要成员余心清、王葆真等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孟士衡等被国民党当局杀害。

民革在外交工作上，还希望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府断绝关系，支持中国建立没有蒋介石的和平和联合政府。5月10日，李济深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进行了谈话，叙述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计划。司徒在向国务卿报告中说：“李声明，委员会的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新的国民党政府，代替由委员长、CC集团和某些军事领袖构成的领导。……他说明打算带着组织联合政府的观点，在国统区与共产党进行协商。他没有证明这一行动是在他的新政府组成之前还是之后，但他说会议将由他召集或领导。他说明有必要与共产党和解的两个理由：首先是任何主权政府或守信用的政府，无论它在什么条件下结束内战，都必定得到人民的支持；第二点，必须结束内战，以便给他的或其他人的政府以机会，在政治和军事上重新将国民党分子统一起来，能够有效地抵抗共产党的发展。”⁽¹¹⁸⁾司徒估计：“鉴于李济深在军队的基础和他是委员长之后在中国较年长的军事指挥官这个事实，并考虑到他与各省政府现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的是，他的运动可以证明是国民党内意见不同分子的结合点。如果他的运动从香港移到国民党地区，可以吸引足够强大的支持，使之能够产生有效的政府。”⁽¹¹⁹⁾

李济深、冯玉祥等想利用美国国务院和司徒雷登促蒋下台，由李、冯主政，下令国民党军停战，不听命者武力解决。他们把计划通过吴克坚转告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方面转告他们，“美帝及李宗仁、何应钦等反动集团是靠不住的”⁽¹²⁰⁾。李济深直到进入解放区以后才改变了他的观点。

在民革酝酿成立的同时，民盟在被迫解散以后，除张澜等主要领导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软禁外，各地民盟成员纷纷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民盟总部跨党的中共党员，在民盟被迫解散前，已纷纷撤退。民盟解散后，民盟重要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秘密离开上海到达香港，和原在香港的民盟中央委员会合，酝酿恢复民盟总部。民盟在港中央委员多次举行谈话会，推举沈钧儒、章伯钧为召集人，着手筹备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筹备组分三个小组，沈钧儒负责盟务组，章伯钧负责政策组，周新民负责总务组⁽¹²¹⁾。

1948年1月5日至19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香港召开，29名中央委员本人或其代表出席了会议，各支部代表12人列席了会议。沈钧儒在开幕词中强调说：“这次三中全会负的使命，是要恢复本盟总部，继续进行艰巨的政治斗争……我们要想恢复总部，重新展开工作，就不能不就过去工作加以检讨。过去本盟参加政协时曾因一二同志政治认识不够而影响到对国民党之态度，甚或影响到本盟中央之举措，这些经验教训必须接受，而后始能保证今后的政策方针的正确。”⁽¹²²⁾

全会发表了紧急声明：“我们认为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对于本盟合法地位的取消，是根本违法的”，“我们更代表本盟全体盟员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于去年十一月五日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与声明”。“同人等兹依遵本盟组织规定程序，召开本届全会，恢复领导机构，决定继续奋斗方针。”⁽¹²³⁾

章伯钧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政府，并就今后的方针，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过去我们曾以和平公开合法的方式去争取民主，但已经失败了。今后自应积极的支持以人民的武装去反抗反人民的反动的武装。我们决不动摇，决不妥协，决不对反动集团存有丝毫的幻想。而对于美帝国主义所企图导演、以‘反蒋’‘民主’为旗帜的‘调解’‘和平’‘政府改组’，尤须提高警惕，并及早揭穿其阴谋诱计。”他批评了中间路线：“我们民盟坚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至于独立的中间路线，从目前中国的现实环境看，更难行通。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早已被彻底粉碎。”强调指出：“我们要公开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同时，我们也承认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其他许多民主党派都是我们的友军。”⁽¹²⁴⁾

全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事业而奋斗的历史，日寇投降以来，为实现国内和平的努力，是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同时，对于最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新生，也是中山先生革命精神的复活，本盟亦致其深挚的期望，并愿与共同奋斗。民主和平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的实现，是有赖于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其他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亲密合作，才能达到的。”⁽¹²⁵⁾

全会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主同盟中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领导机构，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共的领导。

民盟总部在香港恢复后，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于2月13日作出决议：“香港民盟分子恢复组织及活动，纯系章伯钧等在共匪策动下所组织之军事间谍机构，其宣言内容已明白说明与共匪取同一态度，公开声明粉碎中立路线，配合共匪武装叛乱及非法活动，以颠覆政府。此项分子与共匪应同受戡乱时期危害国家紧急治罪条例之惩处。”⁽¹²⁶⁾

但无论是民革还是民盟，内部成分都很复杂，在他们的纲领中，还没有明确承认中共的领导地位，中间路线的思想倾向仍有一定的影响。民革民盟成立后，中共指示党内：“（一）对酉感指示的原则运用时，应注意灵活性。（二）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三）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和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¹²⁷⁾

1948年4月13日，毛泽东从陕北到达河北阜平县城南庄⁽¹²⁸⁾，开始进行一系列新的军事和政治部署。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通知他们准备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邀请港、沪、平、津等地各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¹²⁹⁾。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北平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刘仁，告诉他准备邀请张东荪、符定一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准备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¹³⁰⁾请他首先告诉张东荪，同他商量应该告知和邀请的人选。

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召开，当天，通过并发布了纪念“五一节”口号，公开提出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5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沪局、港分局，政治协商会议“拟由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同盟及中共联名发起”，并拟邀请一批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开会，请他们征询各人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的意见⁽¹³¹⁾。

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派）等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同时发布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赞成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申明中共主张“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¹³²⁾。

此后，民革、民盟等民主党派各自纷纷发表声明，响应新政协运动。民革在6月25日的声明中表示“二十四年前孙先生所发表之主张，我们仍愿提出供全国人民和新政协之采择”，要求各阶层人士尽量提出意见，“务使今后的新中国成为一个全国人民自由平等的国家”，“不但要覆灭今日的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尤要使今后永无一党专政卖国独裁者产生”，号召反对美帝国主义，“直至它完全放弃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而后已”。声明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毅然接受孙先生遗教和本会以及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的号召，以实际行动，加速卖国独裁政权的灭亡，而站到人民方面来！站到民主阵营方面来！”⁽¹³³⁾民联在5月的声明中批评了中间路线，并指出：“我们今天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是为着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诚意地与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爱国分子，共同分担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总而言之，就是要彻底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路线，完成国民党历史任务，而不是简单地推翻某某个人的政权。”⁽¹³⁴⁾中国致公党在6月9日的声明中明确指出：“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是无资格参加，而一些采取某种隐蔽政策的政党与官僚集团，阴谋混进这个新政协也是绝不容许的”，“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¹³⁵⁾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125名在港民主人士，在6月4日的声明中赞扬“中共一步步的开明措施”，指出，中共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这证明了中共并不如反对者之所恶意中伤，企图再来一个一党专政。本来，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是决不会像国民党反动集团一样，为着自己的特权，利用一党专政的名义，以实现换朝代的封建把戏的”⁽¹³⁶⁾。

8月2日，周恩来电嘱钱之光，要他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方方、章汉夫、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从事接送在港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周恩来拟定了一个77人的邀请名单⁽¹³⁷⁾。自8月起，一批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来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的有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及吴羹梅的代表何惧等人。9月29日，第一批由香港经海路北上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四人到达哈尔滨。10月21日，中共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李富春约集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就中共起草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举行了第一次座谈。10月30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香港分局并告上海局的电，将修改过的前述文件转发给他们，并要求抄送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李章达、彭泽民、章乃器、孙起孟、郭沫若等十一人，由潘汉年、连贯分别征询他们的意见⁽¹³⁸⁾。

11月5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香港分局，要他们邀请还在香港、上海的李济深等一批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区。李济深等一行三十多人，于1949年1月7日到达大连，10日到达沈阳。在此之前，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和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于11月25日，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了共同的协议，为新政协筹备会议作了准备。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5日毛泽东又为新华社写了《评战犯求和》一文，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联名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认为在当前必须认清三点：一、“养痈贻患，芟恶务尽，时至今日，革命必须贯彻到底，断不能重蹈辛亥革命与北伐战争之覆辙”。二、“薰莸不同器，汉贼不两立。人民民主专政，决不容纳反动分子……务使人民阵线内部既无反动派立足之余地，亦无中间路线可言”。三、“经纬万端，实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继续领导与团结所有忠于人民革命事业之党派团体及民主人士一致行动，通力合作，方可完成人民革命之大业”。并建议联衔发表严正声明⁽¹³⁹⁾。

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与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其第八条即为“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¹⁴⁰⁾。16日，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再次致电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主张联衔通电响应毛泽东声明。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当天复电表示赞成，并即开始起草文件。1月22日，李济深等到达解放区的五十五位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对时局意见，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中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声明反美反蒋，拥护毛泽东的八项和平条件。⁽¹⁴¹⁾这一切都为新政协奠定了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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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少奇关于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给晋绥同志的一封信》（1947年4月22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87-488页。

(2)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8页。

(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86页。

(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48页。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51-554页。

(6) 参《各解放区土地改革情况表》，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61页。

(7) 《（晋绥）五分区代表团关于土地改革整党工作综合报告》（1948年10月），转引自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年版，第608页。

(8) 习仲勋：《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给毛主席的报告》（1948年1月19日），《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第450-451页，《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9)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6日。

(10)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6页。

(11)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2) 《国民政府公报》（重庆），1946年4月29日。

(13)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4) 《地政署致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公函》（1946年12月21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5) 《第八绥靖区司令部政治部代电》（1946年11月），《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36册。

(16) 谭棠洲：《代苏北佃农们喊冤》，《大公报》（上海），1948年4月26日。

(17) 国防部档案，全宗号三四（2），卷号6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8)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4月26日（五），第2809号。

(19) 参傅毓衡：《论绥靖区土地事例办法》，《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30日。

(20)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9月30日。

(21)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10月4日。

(2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8日。

(23)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编印，1948年版，第75页。

(24)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6册。

(25) 《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30日第2版。

(26) 分别引自《土地问题与官僚政治》，《我们抽出社会革命的旗帜——创造新中国的前途》，《土地改革》第1卷第1期。

(27) 《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29日。

(28) 陈果夫日记1948年1月31日，转引自徐咏平：《陈果夫传》，台北正中书局1978年版，第947页。

(29)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22日。

(30)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国民政府）国防部政工局编印，1948年版，第1页。

(31)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140页。

(32)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中国地政研究所印行，台北1980年版，第286页；又参《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1日。

(33)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294页。

(34)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288页。

(35)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304-305页。

(36)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309页。

(37) 萧铮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第305页；参《土地改革》第1卷第12、13期。

(38)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1日。

(39)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第20-26页。

(40) 王汝章：《张垣绥靖区作风》，《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7月6日、7月8日。

(41)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18日。

(42)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8日。

(43)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9日。

(4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17日条。

(4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3月20日条。

(46)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0日。

(47) 《总体战方略》，《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9页。

(48) 《绥靖区总体战之研究》，第7页。

(49)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11页。

(50) 《绥靖区总体战之实施》，第15页；又《国民政府公报》，1948年5月11日。

(51) 《总统府公报》第2号，1948年5月21日第1版。

(52) 《大公报》（上海），1948年5月13日。

(53)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9月8日。

(54)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5日。

(55) 国民政府训令处字一三〇四号，《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册。

(56)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下卷，第812页。

(57)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1月4日第3版。

(58)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10日。

(59)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10日。

(60)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12月25日。

(61) 《大公报》（上海），1948年3月26日。

(62) 《国民政府公报》，1948年4月22日。

(63) 《苏联驻天津领事多洛非也夫对总动员令颁布后之谈话》，《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47册。

(64) 《大公报》（上海），1947年12月29日。

(65) 《浙江大学全体同学为抗议浙江保安司令部非法逮捕四同学并惨杀于子三君告同胞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二〇运动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8页。

(66) 《沈鸿烈电》（11月10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54册。

(67) 《中央大学为抗议教育部颁布〈学生自治会规则〉告全国同学书》，《五二〇运动资料》第2辑，第499页。

(68)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694-695页；又据《大公报》（上海）1948年1月26日第4版报道：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拾路尸共一百多具。

(69) 共青团上海市委编著：《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70) 参《上海学生运动史》。

(71) 《国民政府公报》，1947年8月19日。

(72)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

(73)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1日。

(74)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

(75) 《大公报》（上海），1948年2月3日。

(76) 参《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

(7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8年2月3日条。

(78)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3月29日。

(79) 参《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参《世界日报》（北平）报道。

(80)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4月14日。

(81)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4月16日。

(82)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发行，1980年版，第867-868页。

(83)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1日。

(84)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4日。

(85) 《申报》，1948年5月31日。

(86)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5日。

(87)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4日。

(88)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6日。

(89) 《大公报》（上海），1948年6月10日。

(90)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6月20日。

(91)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页。

(92)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7月4日。

(93) 傅作义7月6日谈话，《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7月7日。

(94) 《监察委员谷凤翔、胡文晖调查七五事件报告》，《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8月28日，8月29日。

(95) 第一枪问题，最后没有调查清楚，官方认为是学生队伍中开出了第一枪，学生认为牌楼内一穿马靴之军官发出，装甲车未发一枪。学生中获有警方遗失的枪一支，少子弹一颗。——笔者。

(96) 《大公报》（上海），1948年7月10日。

(97) 佘涤清、杨伯箴：《第二条战线上的先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平地下党斗争史料》，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98)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8月15日。

(99) 《世界日报》（北平），1948年8月15日，转引南京《和平日报》14日消息。

(100) 《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1948年8月22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页。

(101) 《时与文》停刊号，1948年9月24日。

(102) 《观察社被国民党反动政府迫害经过追记》，《观察》（上海）第6卷第1期（复刊号），1949年11月1日。

(103) 《李济深就魏德迈来华发表声明》，邱钱牧等编：《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104) 朱学范：《我与民革四十年》，团结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105) 《何香凝李济深给谭平山柳亚子等的信》，《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第112页。

(106)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26-28页。

(107) 《上孙夫人书》，《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第110页。

(108) 据《梅龚彬回忆录》第120页注（3），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

(109)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61页。

(110)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55页。

(111) 《梅龚彬回忆录》，第118页。

(112) 《我与民革四十年》，第62页。

(113)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行动纲领》，《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2辑，第124-125页。

(114)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同上书，第112-123页。

(115)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告本党同志书》，同上书，第130页。

(116)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行动纲领》，同上书，第131页。

(117)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4月17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89-190页。

(118)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5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11-212页。

(119) 《司徒致国务卿》（1948年5月26日），《司徒雷登驻华报告》，第220页。

(120) 《对中间派倒蒋活动应取的策略》（1948年8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17页。

(121) 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简史（1941—1949）》，群言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122) 《沈钧儒在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开幕式上的开幕词》（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369页。

(123)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紧急声明》（1948年1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63页。

(124)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政治报告》（1948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79-398页。

(125) 《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1948年1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第374-378页。

(126) 《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致行政院新闻局电》（1948年2月18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5册。

(127) 《中央关于对中间派和中产阶级右翼分子政策的指示》（1948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2页。按：酉感即1947年10月27日指示，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态度较本次指示严峻，参上书第16册，第572页。——笔者。

(128) 据《周恩来传》和《聂荣臻回忆录》为11日，现据《毛泽东年谱》。

(12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304页。

(130) 《毛泽东关于请张东荪等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代表会议事给刘仁的信》（1948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3页。

(131) 《中央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港分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149-150页。

(132) 《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1948年5月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第149页。

(133)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25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52-156页。

(134)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1948年5月），《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63-165页。

(135)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宣言》（1948年6月9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69-173页。

(136) 《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等一百二十五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1948年6月4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179-182页。

(137)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766页。

(138) 参《周恩来传》及《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纪事》。

(139)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6页。

(140)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8页。

(141) 《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1949年1月22日），《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第216-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