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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六节 汪精卫集团分共与中共发动武装起义" class="reference-link">第六节 汪精卫集团分共与中共发动武装起义
一 杨森、夏斗寅叛乱与武汉政府的平叛军事" class="reference-link">一 杨森、夏斗寅叛乱与武汉政府的平叛军事
“三三一”事件是刘湘决心公开反对革命的标志。4月4日，刘湘致电武汉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声言：“联俄容共，虽为总理遗策，然宾主之间，固已明定界说；跨籍党员，亦有其应守之分际，今则喧宾夺主，渐走极端。”他提出：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严定范围；一致拥护蒋介石(414)。8日，川军将领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确定出兵进攻武汉，公推杨森为总指挥。(415)9日，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刘成勋、赖心辉、田颂尧七人联名通电，攻击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各项决议：“所谓提高党权者，乃提高异党之权，而非提高本党之权。”电报同时攻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表示“必以自决之精神，作救党国之运动”(416)。至此，曾经竞相归入北伐军麾下的四川军阀都亮出了反共旗帜。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本欲立即进兵武汉，但为江北的孙传芳、张宗昌军所牵制，不得不先行渡江北击。于是，他便竭力怂恿西南军阀进攻武汉，分别任命刘湘、周西成、邓锡侯为第五、第六、第七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蒋介石默许杨森进入武汉后，控制汉阳兵工厂。25日，刘湘密电蒋介石：“闻钧座决心以武力制裁，川省亦公决向鄂出兵，听候钧座调遣。”(417)5月4日，通电就第五路总指挥职。刘湘的如意算盘是，以杨森为先锋，自万县出兵，同时联络邓锡侯、周西成，由襄樊、湘西分道进兵，会师武汉(418)。但是，西南军阀矛盾重重，并不肯按刘湘的指挥行事。只有杨森利令智昏，又受西山会议派石青阳、黄复生、卢师谛等人鼓动(419)，在和刘湘谈妥条件之后，决定出兵，刘湘答应拨兵5000人，接济饷款5万元。
蒋介石在南昌时，杨森即在当地派有常驻代表。5月2日，杨森所派代表陈维新到南京，和蒋介石再度取得联系(420)。同时，杨军的政治部主任段远谋也受蒋之命返川，面交蒋手谕及开拔费10万元(421)。5日，杨军自万县东下。8日，第七师范绍曾部突袭宜昌，驻军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部不战而退，双方旋即达成反共协议，决定分由长江南北岸进军。9日，范部占领荆州、沙市。同日，杨森通电讨伐武汉政府(422)。25日，杨军占领仙桃镇，逼近汉阳。
继杨森之后，夏斗寅也公然叛乱。
夏斗寅原驻鄂北应山，自以为有功，一直觊觎军长职务，经常命令部下招兵，扩大编制。应山民众举行孙中山诞辰纪念时，夏斗寅读遗嘱至不能成句(423)。1927年初调驻宜昌，因仇视工农群众，并与唐生智有矛盾，通过蒋作宾与蒋介石发生联系，蒋要他协同反共。同时，旅沪、旅宁的部分鄂籍绅商也几次派人凑款，要夏举事(424)。4月底，何键、李品仙等密谋在汉口、长沙、宜昌等地同时反共，夏斗寅不仅应允参加，而且态度最为激烈(425)。杨森叛变后，夏斗寅即在沙市召集部将计议，决定一面致电武汉军事委员会请援，以便抽出武汉驻军，削弱防御能力；一面致电杨森，要求停止进攻，共同反共；又致电蒋介石，以占领武昌为信号，请何键、刘佐龙部在襄河沿岸和鄂东开始行动。会后，夏斗寅派参谋长蓝文蔚前往宜昌联络杨森(426)。
夏斗寅原计划在部队集中沙市后，乘长江水涨之势，偷越岳阳附近的城陵矶，然后在金口登陆，突袭武昌，但夏顾虑危险太大，改在嘉鱼登陆，以便进攻不成可以向鄂东撤退。5月13日，夏斗寅发表《讨共通电》，声称湖北地区“商叹于市，农怒于野，百业萧条，游民日众，四境骚动，皇皇然如不可终日”，是所谓“有史以来未有之奇变”，通电说：“我父老昆季之环泣于斗寅等之左右者，亦几户限为穿。”(427)其实，夏斗寅的所谓“父老昆季”，不过是被农民运动打击得丧魂落魄的地主和部分商人。14日，夏斗寅为了表示反共决心，枪杀了与自己有旧交的武汉政府代表任剑若。同日，夏军乘舟东下，由嘉鱼上岸，进占岳州，捣毁武昌至长沙间的铁轨。16日，进入咸宁，进逼武昌。一路解散党部，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屠杀农运工作人员，抢掠、奸淫，无所不为。
杨森、夏斗寅叛乱时，第二十五军周西成、袁祖铭残部、第四十三军李燊、吴佩孚残部于学忠、张联陞也纷纷蠢动，企图响应。其时，何键已经入豫，李品仙、刘佐龙等因不满杨森与于学忠、张联陞合作，又摸不清唐生智的态度，决定暂不介入(428)。
武汉政府对杨森、夏斗寅的叛变完全缺乏思想准备。4月9日，刘湘等发表反共通电后，武汉政府组织专门委员会，处理四川问题，成员有汪精卫、谭延闿、吴玉章、孙科等七人。18日，武汉政府根据吴玉章的提议，命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等查办刘湘与赖心辉，同时任命高语罕为杨森的第二十军党代表及四川特派员。高在赴川途中，才发现杨森已经举兵。至于夏斗寅叛变，是在电讯不通经过调查后才得知的。当时，武汉政府的军队已经大部入豫，因此，风声鹤唳，浮言蜂起，武汉居民纷纷他迁，或避入租界。大批人拥向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挤兑，大小米店关门停业，不收政府纸币。
武汉政府一面调兵准备作战，一面企图对夏斗寅采取绥靖政策。邓演达召见包惠僧，要他去说服夏斗寅，应允将夏的队伍扩充成军(429)。5月15日，包惠僧衔命西上，行至嘉鱼时即被软禁。
面对严重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蔡和森与李立三提议，由第二十四师师长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迎击(430)。17日，李品仙宣布戒严，所有驻军及武装纠察队，均归节制。同日，国民政府接受中共中央建议，急派叶挺率所属七十二、七十五两团奔赴武昌南面的纸坊，阻遏夏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也在恽代英倡议下，组成中央独立师。其第一团随叶挺赴前方作战，第二团卫戍武昌，女生则组织宣传救护队，随军活动，谢冰莹在此役中写作的《从军日记》曾轰动一时。
18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夏斗寅“称兵谋叛，罪状昭著”，下令“禠职拿办”(431)。19日，武汉三镇召开讨夏大会，号召各阶层人民“认清我们在严重局面的责任，要一律武装起来，帮助革命的军队”(432)。武汉总工会也发出通告，号召工人武装，4小时之内，应征者即达千人左右。同时，湖北农协则供应军需，并为革命军担任运输、侦探、向导等工作。
19日晨，双方在纸坊遭遇，激战后夏军溃退。平叛军乘胜追至土地塘，包围夏军。夏军死力抵抗，叶挺亲临前线，枪决怯战士兵，传谕全军，如有临阵退缩者，以此为例。全军士气大振，夏军畏惧叶挺英名，闻风丧胆，平叛军夺回土地塘车站。21日，平叛军进抵咸宁。夏斗寅留函称：“本人并非反抗中央”，“完全是要驱逐武汉的赤化分子”，“希望武汉方面自己有觉悟，不使党成赤化”云云。同日，平叛军追过汀泗桥，武汉解严。
夏军最初向鄂东南的崇阳、通山溃退，其后经阳新、大冶，至黄石港偷渡长江，逃窜鄂东。溃退途中，继续捣毁党部、农协及人民团体，土匪、青红帮、地痞等闻风而起。在罗田，夏军将剪发妇女用绳索穿乳，游行示众，又用刀剥削皮肉，擦以砂石，并曝晒石上，至死方罢(433)。6月10日，夏斗寅在蕲水接受蒋介石任命的新编第十军军长职务。其后，蒋介石并派朱怀冰前去劳军，命其由安徽太湖移防安庆。
平夏战斗取得胜利之后，武汉政府即着手解决杨森问题。5月25日，下令讨伐杨森，随即以程潜为总指挥，以第二军为主力，第六、第八军各出一部组成西征军，前往兜剿。29日，第二军鲁涤平部戴岳师与李云杰师进攻襄河杨军。6月4日，第六军占领天门。6日，杨部分三路自仙桃镇、潜江、天门进攻，拟截断京汉路，途中与西征军相遇，双方激战于仙桃镇。9日，杨军败退，其前敌总指挥范绍曾受重伤，杨森本人匆忙中拉了一条毛驴，仓皇逃命(434)。据报道，杨军所过之处，“十室十空，惨不忍睹”(435)。15日，西征军占领沙市。
正当杨森仙桃镇惨败之际，刘湘以出兵助战为名，派人率兵进驻万县，攫取杨部防地，企图拒杨于夔门之外。同时，唐生智也派代表到达成都，策动邓锡侯、刘文辉、田颂尧等乘机袭取重庆、万县(436)。一时，上川东战云密布。6月23日，刘湘电杨森告急。26日，杨森率范绍增及军部人员逃回万县，保住了下川东大部防地，但与重庆邻近的江北县已为刘湘所占。
二 马日事变" class="reference-link">二 马日事变
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激起了城乡反动派的强烈仇恨。1927年5月21日，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叛乱，因为这一天的电报代号是“马”，史称“马日事变”。
这年三四月间，第三十五军正在汉口整装待发，准备进军河南，不断有从湖南逃出的土豪劣绅向该军军长何键诉苦，参谋余湘三乘机进言：“非用大刀阔斧，不足以斩祸根。”(437)但何键顾虑唐生智反对，不敢轻举。5月初，余湘三返湘，串联驻长沙的许克祥，阴谋蠢动。12日，何键密派黄某，携款游说第八军师长张国威，要他以便衣枪兵团“剿灭共匪各机关，拘杀共匪首领”，约定两湖同时并举。张国威以所属部队已开往湖北为理由，答以力不胜任。在此情况下，何曾考虑回师单干。他对李品仙说：“湖南已给共产分子闹得天翻地覆，如果不把他们铲除，我们自己的命也要被他们革掉了。”李品仙劝他忍耐一时，先赴河南作战，待回师后，三个军一致联合，向唐生智表示“清共的愿望和决心”。(438)李品仙并提出，届时他可以去找唐生智的法师顾和尚，要他一起请愿。5月13日，何键率军北上。
何键虽然北上了，但湖南的反动派仍在加紧准备。
5月21日晚，许克祥召集各营长及参谋人员举行秘密会议，宣布反共。夜12时，许团士兵分三组出发，进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协会、湖南省总工会等机关团体。除郭亮、夏曦、滕代远、王基永等逃亡外，省农协牺牲10余人，省工会牺牲4人，党校牺牲2人，工人运动讲习所死伤6至7人。所有农工纠察队均被缴械，所有民众团体及党校机关均被抢掠一空，省特别法庭被捣毁，监狱人犯均被释放。至22日上午止，共封闭机构七十多个。当日，许克祥派蔡翊唐取道广东，向蒋介石报告事变经过。
同日，许克祥假惺惺地缮写报告，声称“于万分紧张的时机中，擅作紧急处置，未能事先请命，理应自请处分”，请求湖南省主席张翼鹏转报唐生智。(439)许并要求张出示安民，张当即照办，但许又认为张所出的布告“态度暧昧”；改用团部名义出示。在许克祥的压力下，湖南省政府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攻击农民自卫军“授以武器，转成跋扈”，诬指共产党人“近复有命令全省自卫军集中近省各县，肆行屠杀之确耗”。电报声称：19日夜，省城纠察队分三路进攻第三十五军留守处；20日夜，分两路袭击兵工厂及第八军教导团；21日夜，纠察队分途进攻第四、第八、第十五、第三十五各军留守部队。明明是许克祥等猖狂进攻，屠杀革命人民，但是，在湖南省政府的电报中，却成了纠察队进攻军队，颠倒黑白，一至于此。(440)次日，又致电武汉中央党部及驻马店唐生智等处，认为造成“马日事变”的原因在于“工农运动操之过激，忍无可忍，遂致酿成武装同志起而自决自卫”，要求“准予全体辞职，严重处分”。(441)24日，发表省政府布告：“嗣后工农团体，务须严守革命纪律，不得有越轨行动，并应受各该当地县长之指挥监督，倘敢凭借团体鱼肉人民，一经查觉，轻则即予拿办，重则即行正法。”(442)在致部队、各县县长的电报中，更明确宣称：“对于工农团体及其自卫队，务须严加监视，不为暴徒利用，倘有越轨行动，即当令同驻军及挨户团严加围剿。”(443)
许克祥发动叛乱时，靠的是武力。迟至24日，才成立起所谓湖南救党临时主席团，成员为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张敬兮五人。许等随即通电称：“现在钱荒、盐荒、米荒，到处见告，厘税、盐税概无收入，公私破产，救济乏术”，同时宣布“幡然改图”的四条方针，其一为：“本合作之精神，使农工商为平均之发展，亲密之联合，不蹈畸轻畸重，相倾相轧之覆辙。凡从前未经政府核准之捕押，一律释放；未经政府核准之没收，一律发还。”(444)27日，召开所谓救党扩大联席会议，到会二百余人。由张翼鹏、许克祥报告事变经过，诬称共产党人拟于“五卅”运动之日举行大屠杀，并抢劫军队枪支。会议决定成立救党委员会，领导省政，推定唐生智、张翼鹏、萧翼鲲、彭国钧、许克祥、周荣光、李殿臣、王东原、陈其祥、张敬兮、仇鳌等15人为委员。负责拟定“全省清党、组党一切办法”。会议作出的其他决议还有：“取缔暴徒分子大本营的各学校”，请政府明令悬赏通缉暴徒首领，格杀勿论，私藏暴徒首领者同罪等(445)。会上，许克祥提出，鲍罗廷等已于昨日下午到达岳州，他们“为武汉政府所派，不啻就是共产匪党的代表，应在铲除之列”。当时，一致决定将鲍罗廷就地枪决，张翼鹏未表态，其余各人均表示赞成，许克祥并要有跨党嫌疑的仇鳌主稿，张翼鹏领衔。仇、张二人处于被包围的状况下，只好照办(446)。29日，救党委员会发表就职通电，诬称：“三湘七泽，已成群魔乱舞之场；城市乡村，尽陷鸡犬不宁之境”，宣布要厉行清党运动，“彻底开除冒牌的国民党员”(447)。
马日事变的消息迅速传到了河南和武汉。
何键本是事变的策划者，但却装作并不知情。他一面通电指责两湖农民运动令“军中不安”，要求拿办乘机捣乱后方的“暴徒”，以期从舆论上配合事变，对唐生智和武汉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一面则自誓“效忠党国”，“至诚服膺”总理主义及三大政策，力图掩盖自己和事变的关系，以便待机一逞(448)。
唐生智的最初反应是：电告武汉国民党中央，建议派员赴湘疏解；派政治部主任彭泽湘回汉口，向中共中央请示办法；同时致电张翼鹏，要求他打消辞意，妥筹善后，其办法为：一、长沙各军统归张翼鹏指挥，维护治安，非有命令，不得有任何举动；二、召集军官会议，由各部队联合张贴拥护三大政策等标语。三、饬令各部队照标语意旨切实执行，收缴枪支，一律发还(449)。26日，唐生智电告张翼鹏，决定派叶琪、周斓两副军长克日返湘，要张“以刚毅不挠之态度镇慑一切”(450)。此后，他多次发表谈话，声称“反共产就是反革命”。“本军拥护总理农工政策到底，决不会压迫农工群众。现在派员查办长沙事件，对受蒋逆运动的军官，决不宽容”(451)。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唐生智的这些训话不过是唱高调。他的实际处理与此大相径庭。
武汉国民政府接到唐生智等的有关电报后，于24日夜电告长沙，要求军队维持治安，同时要求农工纠察队严守秩序，不得报复。25日晨，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派谭平山、陈公博、彭泽湘、周鳌山、邓绍汾五人组织特别委员会，代表中央驰往查办。汪精卫要他们“谋一个根本的解决”，“对于民众既得的利益，要加以保障；过度的行为，须加以制裁”(452)。26日，特别委员及鲍罗廷出发。27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根据陈独秀的意见发表训令，要求消除误会，纠正错误，杜绝反革命的挑拨离间，各团体及个人间如有纠纷，应向党部及政府陈述意见，“不得各逞愤怒，轻启衅端”(453)。同日，鲍罗廷等一行抵达岳州，随即得知许克祥要求军方枪决鲍罗廷等人的消息，不得不中止赴湘，返回武汉，特别委员会的任务就这样结束了。
夏斗寅事变发生后，中共湖南省委曾指示各县，农民自卫军遇到攻击时，须予以抵抗。5月20日晚，省委会议决定，夏曦、李维汉、郭亮等几个公开负责人分路转移，另立秘密临时省委。次日，推郭亮代理省委书记。事变后，郭亮、柳直荀等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湖南工农义勇队进攻长沙，反击许克祥。不久，听到武汉国民党中央派人到湘调查，并解释误会，认为“不可暴动，破了面子，将来难于修复”，又决定停止进攻(454)。5月31日，浏阳农民自卫军因未接到新指示，仍按原计划扑城，但旋即失败。
同日，汪精卫、谭延闿致电张翼鹏，声称：“湘省农工运动幼稚失当，中央早思制裁”，“对于此次军队与农工纠察队冲突，亦能谅解。从此统一党的威权，对于农工运动加以严格训练、取缔，未始非湘省前途之福”，实际上对马日事变表示容许和肯定(455)。电报宣布派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前来宣慰军队，要张发电表示欢迎。6月3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十四次扩大会议，听取陈公博代表特别委员会所作报告，会议决定：一、湖南省政府暂维现状，由中央体察情形，决定改组办法；二、湖南省党部及农民协会、省工会均应改组；三、长（沙）、岳（阳）一切部队归周斓指挥；四、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活动，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仇报复举动；五、其他一切事宜均归特别委员会办理(456)。
6月6日，周斓随带军队一团抵达长沙，在欢迎宴会上，周斓表示：“湘省农工运动不良，原属无可讳言，以致前方武装同志及一般均感受极端不安状态。”他说：“对方如仍抗命啸聚，不服中央处理，则惟有严切剿办。”(457)7日，召开军事联席会议，许克祥等参加，决定各级党部及农工团体一概停止活动；各地聚集农工全体解散，各归原地(458)。
6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对湖南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唐生智并表示愿亲自到长沙一行，以和平的方法改组农协，实行农政部所提出的乡村自治条例。军事委员会决定，责成唐生智全权办理此案。当日召开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湖南请愿代表团报告了事变情况，对中央还没有下令讨伐许克祥表示失望。汪精卫冷冰冰地表示：“悲愤之余，还是要用慎重的手段。”(459)由于张翼鹏已于6月7日致电唐生智辞职，因此，会议决定以周斓代理湖南省主席及军事厅长。
当日，湖南请愿代表团三百余人整队到中央党部请愿。6月15日，再次向唐生智请愿。唐表示：“绝不能以农工运动发生幼稚行动，对整个的农工运动发生怀疑，我们对于总理之三大政策，应始终拥护。”他并称：“许克祥未奉长官命令，擅行屠杀革命民众，不但违反党纪，并且违反军纪。”(460)18日，唐生智致电湖南，要求所有驻湘部队悉听周斓指挥，“内清奸党，外御寇贼”(461)。同日，三十五军军长叶琪受唐生智之命回省，催促周斓就职，他表示：“唐总指挥前在河南，对于湘民如何痛苦，暴徒如何挟持，均已明了。”并称：“湖南马日事变，因暴徒分子肆意蹂躏，武装同志忍无可忍，起而自决自卫，唐总指挥已极谅解。”又说：“从前农工团体组织不好，不能因噎废食，仍然一律恢复，不过改良组织，注意人选。”还说：“西皮分子在湘，至多不过二三百人。以最少数人行动，使湖南三千万人备受痛苦，实为不平，唐总指挥决心改正。”(462)同日下午，周斓就职。他说：“此后执行职务，自当遵守中央命令及唐总指挥意思，中央命令如有不合湖南情形，必定拼命去请求改善变更。”(463)叶琪也散布，唐生智绝无惩戒许克祥之意，相反，却嘉奖许的“大无畏精神”。20日，唐生智致电许克祥，声言：“士兵起而自卫，自是正当，该副师长秉性忠直，因知实有苦衷”云云(464)。其间，唐并致电周斓与叶琪，声称：“容共虽为本党政策之一，不可遽行抛弃，但湘省党部改组，决不使共派参加。”(465)
6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蔡和森提出，湖南问题“静候政府解决无出路”，等候唐生智也一样，“要用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周恩来提出在湖南举行暴动，集中力量攻下反动势力薄弱的城池，在反动势力强的地方则“到各乡打土豪劣绅，在可能范围内成立乡村自治之临时委员会”(466)。陈独秀同意这一计划，并表示经费问题已可解决。会议决定派周恩来、邓中夏先后赴湘。但是，由于共产国际代表反对，这一计划未能实行。
6月26日，唐生智抵达长沙，随即公然改变既往态度，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说：“工农运动领导失人，堤流溃决，迭呈恐怖”，“留省军人目睹恶化，身受压迫，乃作自决自卫之谋。”他提出：“党部及各民众团体停止活动，听候改组”，对许克祥，则表示系“激于义愤，实误触纪律”，“请从轻记过一次，留营效力”(467)。电报到达武汉中央后，于右任曾表示，对许克祥未免处置得太轻了，但汪精卫表示，只要唐生智“能镇压下去，可以照准”(468)。唐生智未到长沙前，救党会曾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但唐生智一到长沙，救党会即作鸟兽散。27日，湖南省党部、市党部、省学联、省农协以及各工会在城厢散发传单，主张恢复事变前的革命状态，严办许克祥，唐生智下令从严究办，28日，曹树生等四人被枪决。周斓布告称：“倘再有前此事情发生，则为有心扰乱后方安宁秩序，一经拿获，无论首从，定予军法从事。”(469)
6月2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唐生智的意见，任命周斓、刘兴、赵墨农、冯天柱、李荣植、黄士衡、谢晓钟、曹伯闻、唐生智为湖南省政府委员，唐生智为主席，同时任命周斓、李荣植、雷孟强、李毓尧、曹伯闻、黄贞元、尹松乔、冯天柱、唐生智九人为湖南省党部委员。随后，唐生智召开湖南省党部成立会，自述态度变化经过，声称自回湖南之后，“各方面调查考察，才晓得是全体民众不安，军队不能不起来解除全民众之痛苦”。他说：“湖南以前种种惨劫，完全是湖南的共产党所造成。”他同时要求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自行报明”，否则，一经查出，一定加以严厉处分(470)。
许克祥与周斓有旧交，在周返湘之初，曾到周家探询来意，不得要领，随即潜赴湘潭，不久又率军移驻湘乡。唐生智到长沙时，派叶琪带亲笔信到湘乡见许，要他赶回长沙，共商“军国大计”，但许托病坚辞。唐生智回武汉后，下令将许团改为第二师第九团，任命许为该师副师长兼团长，限一星期内开到宝庆，听候改编。其时，许克祥接到蔡翊唐从广东来电，说是蒋介石对马日行动“极表关切”，委任许为独立第二师师长。7月初，许克祥率部队转移湘桂交界的酃县（今炎陵县）(471)。
三 江西遣送共产党人" class="reference-link">三 江西遣送共产党人
“四一二”政变前后，江西政局变化剧烈。
蒋介石离开南昌使右派失去靠山。3月20日，国民党中常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议决，派刘一峰、李松风、邓鹤鸣、傅惠忠、黄实、方志敏、王枕心、李尚庸八人为改组江西省党部筹备员，筹备改选，代行省党部职权。同日，武汉国民政府免去李烈钧等人的江西省政府委员职务。30日，任命朱培德、杨赓笙、姜济寰、张国焘等人为委员，以朱培德为主席。这样，就建立起以左派为核心的政权。中共江西省委根据这一形势，决定对反共组织AB团进行一次打击。在与国民党左派首领商讨后，取得一致意见。
右派感觉身陷险境。3月下旬，程天放赶赴安庆，向蒋介石报告，建议迅速决策，与共产党分家。蒋介石认为时机还不成熟，要程暂时忍耐。程天放无奈，于月底回到南昌(472)。
4月1日夜，省总工会、省农会、省学联、军官教育团的代表方志敏等人集会，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次日，南昌各界召开反AB团大会。会后，组成2000人的队伍，由共青团省委书记袁玉冰和省委组织部林修杰指挥，冲击右派江西省党部，将其捣毁。随后，又去程天放、罗时实、曾华英等七名首要分子处，将其抓获。各民众团体随即发表宣言，认为这是“用革命手段来制裁反革命分子的一日”(473)。
4月3日，南昌市各界群众三万余人集会欢迎朱培德改组江西省政府及中央特派员改组省党部。会上，斗争了程天放、罗时实等人。当工人纠察队将他们押入会场时，“打倒反革命，枪决反革命”的口号声大起，程天放吓得跪在台上求饶。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程天放等被押着游街。
除程天放等人之外，段锡朋于4日化装潜逃，辗转到达南京。李烈钧也于同日逃往上饶，在当地另立江西省政府。
“四三”事件使江西的右派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但是，左派的内部也存在着隐患。
宁汉对立期间，朱培德虽站在武汉方面，仍和蒋介石集团保持联系，并力图做调人，双方信使不断。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即致电朱培德，“劝他不可自毁历史”，并要他负责保护程天放等人(474)。胡汉民也致书称：“国民党须提高本身的党权，而不应任人操纵，任人支配，且任人捣乱、破坏。”(475)5月1日，朱培德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第四、第八、第十一各军集中河南驻马店，已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进驻洛阳，预料黄河南岸不难肃清，倘宁方军队同时进军江北，则会师幽燕，为期不远。朱并通知蒋，已派处长刘体乾为代表赴宁(476)。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派雷光藩到赣，在雷的斡旋下，朱培德电邀李宗仁来赣会晤。
5月12日，李宗仁自芜湖到达湖口，双方在船上见面，一直谈到14日。会谈中，李宗仁声称，武汉的行动并不是要真正的北伐，乃是要讨伐长江下游(477)。但他表示：“南京国府已立，欲罢不能。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之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他建议：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津浦、京汉两线分路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缓图解决”(478)。朱培德则声称：一、根本与共产党不能合作，惟须避免激烈举动；二、目前双方均受敌人压迫，彼此应努力击破奉鲁军后，再将两湖共派妥为解决。他担心蒋介石的军队自广东、福建方面进攻江西，因此提出：“为使汉方全力向奉军作战起见，盼粤、闽部队切勿入赣，以免入豫军心摇动(479)。他并称：目前军事紧张，如果粤，闽军队向江西前进，汉方必定铤而走险，回兵进扰两粤，势必两败俱伤。他不忍置大敌不顾，互相残杀，只能率队回滇。李宗仁同意朱培德的意见，双方协议：“上下游军队均一致北伐，后方则中止军事行动，以免误会自残。”(480)5月16日，李宗仁致电蒋介石，建议将入赣之兵撤回粤、闽边界，避免和朱培德冲突(481)。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的电报后，复电朱培德，要求得到武汉国民政府的保证。于是，朱培德即派人往武汉劝说，其主要精神为：“内部一经发生军事行动，无论如何必致使已倒之军阀复兴，而革命同志非同归于尽不可。”(482)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人的态度是：“不打到北京，不谈政治。”(483)这样，宁汉双方就在事实上达成了默契，将彼此的分歧搁置起来，先行北伐。5月20日，朱培德派刘体乾、杨冰、厉式鼎三人随雷光藩赴宁报告。他并建议，刘驻宁，雷驻赣。
朱培德一面和李宗仁、蒋介石联系，一面积极贯彻武汉国民政府的“退却”与“和缓”措施，并筹划“分共”。
5月4日，陈其瑗到达南昌，召开一系列会议，宣布武汉政府新的外交、经济政策。同时决定暂缓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暂缓执行程天放的死刑，组织工商联欢会，提出“打倒劣绅，保护正绅”等口号(484)。17日，朱培德在南昌召开省党部、省政府联席会议，议决八条：不准非法捕人；严禁妨碍工人运动；不准自由没收财产；保护庙宇；保护正绅；保护外人生命财产；信仰自由；非法杀人抵罪(485)。20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全省代表大会开幕。中央特派员李松风、李尚庸，省政府主席代表朱克靖，委员刘一峰，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刘九峰，全省工农商学团体代表方志敏等三百余人出席。会议决定组织人民审判委员会，负责处理AB团反革命案件。会议提出的口号有“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合作万岁”等(486)。29日，会议闭幕。
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仍然是左派的胜利。但是，也就在这一天，朱培德以召开全军政治工会议为名，请全体政治工作人员去谈话。朱培德不出面，由第三军参谋长代表，说是江西军队中的武装同志和做政治工作的几位人员发生了一点意见，请那几位暂时离开江西，以免引起不好的后果。会上，有人表示，要走大家走，要留大家留，成为僵局(487)。当夜，驻南昌的第三军第七、第九两个师忽然连夜出动，撕毁各处革命标语，代以“欢送共产党离赣”、“凡共产党员请赶快离赣，免得费力”等口号。30日，第三军全部政治工作人员142名被遣送出境。
同日，武汉国民政府任命朱培德、黄实、陈其瑗三人组织江西特别委员会，以朱培德为主席。
走出第一步以后就是第二步。6月5日，朱培德下令释放程天放等人。同时，继续遣送省、市党部及农工左派代表人物刘一峰等20人，并且出动军警，查封江西省总工会、市党部、学生会、农民协会、《贯彻日报》、《民国日报》等处。6日，朱培德布告称：凡共产党员应完全退出，个人之身体财产，政府当负责保护；省内一切农工运动着暂时自行停止，听候中央指导；各民众团体及民众对于共产党及农工运动之人，不得寻仇报复，有胁迫强暴行为，并不得轻以共产党员名目诬陷他人，违者以军法从事(488)。9日，朱培德致电何应钦，声称赣省不动声色，已勒令共产党出境，以后政治问题当易解决。电文表示，欢迎何应钦所派参谋潘某来赣(489)。10日，再电李宗仁等，声称郑州、徐州相继攻克，为大局计，建议宁汉双方“宜并力一向，乘胜逐北，荡取燕京”；关于党内纠纷，朱培德表示，“尽力由政治上从容解决”，“共产分子完全退去本党”，“但使两方意见得以和衷商榷，武汉方面似乎无成见可言”(490)。
朱培德遣送共产党人出境之后，担心共产党人会以“暴动”来反对他，因此竭力说明：“农工运动系本党重要政策之一，暂时停止系欲于方法上有所改善，不久中央即有方针指示，仍当积极进行，切不可误会为反对农工运动。”又称：“本人绝对拥护中央，誓与武汉国民政府同生死，共存亡。蒋逆摧残农工运动，非打倒不可。”(491)6月7日，朱培德致电武汉中央，要求迅派党务及农工下层人员40名赴赣指导一切，同时要求派陈公博、何香凝、朱霁青三人赴赣处理善后。他主动采取措施，安定人心。6月13日，他一面下令恢复农工活动，撤走驻守农会、工会的军队，一面向武汉政府请辞特别委员会主席一职。武汉政府赞许朱培德在江西的行为，陈其瑗向武汉中央报告说，朱培德“为人很忠实”，“这次的事件，是他苦心孤诣在为大局着想，不然，江西会闹得长沙一样”(492)。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慰留朱培德，并派陈公博赴赣指导党务。当时，全国总工会准备对江西政局有所表示，武汉政府决定制止。18日，朱培德派黄实到汉口，会见被遣送的第七、第九三师的政治部主任，表示歉意，声称“他一生就是这一次做出了这样对不住人的事”，“真是吃了屎啦，请几位多多原谅”，“要他们重回江西帮忙”(493)。7月7日，何应钦密报蒋介石：“共产分子仍在浔大活动”，“拥护三大政策及打倒新军阀等标语随处皆有”(494)。
7月8日，南昌总工会代表大会决议恢复江西全省总工会和南昌市总工会。尽管形势险恶，但江西群众仍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斗争。
四 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与蒋冯合作" class="reference-link">四 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与蒋冯合作
宁汉对峙，冯玉祥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双方都竭力拉拢他。
冯的基本态度是调和宁汉，共同北伐。他认为：“目前正是军事紧急时期，我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打倒军阀，完成国民革命，所有力量，都当集中于此，不容分化。”(495)当时，唐生智在冯部的代表汪某主张“倒蒋”，潼关一带贴满“倒蒋”标语，冯对此均不赞成，质问说：“你们昨天还是拥护蒋总司令，今日忽又翻脸要打倒他，究意是什么道理？”“你们打倒他去，我还是照常干我的。”(496)5月31日，毛以亨到潼关。毛携有蒋介石及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人亲笔函件，内称：“经济一端，极愿于此克复江浙之时，竭力救济。”(497)见冯后，毛称：蒋允每月接济50万元。冯当即表示：蒋介石是“始终合作之革命同志，不受任何方面所转移”，希望蒋“早复徐州，俾陇海可以联络”(498)。
武汉政府不了解冯蒋联系的情况，急于拉冯反蒋。当时，唐生智一再电请“负责同志赴前方指导政治军事”(499)，6月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移樽就教，派汪精卫、徐谦、谭延闿、顾孟馀、孙科等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到郑州与冯会商，并先期派邓演达到潼关相迎。
邓演达到潼关后，冯即召集会议，邓演达通报武汉政府的意见，大意有三方面：一、蒋介石叛变和蒋叛变后的形势；二、郑州会议的时间与内容，包括团结革命力量讨伐蒋介石等；三、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饷项装备问题。冯对前两个问题不感兴趣，对第三个问题“发言特多”，“几乎到了大发雷霆的地步”(500)。6月9日，冯玉祥抵达郑州，汪精卫、徐谦等均到站迎接，头、二等车厢均不见冯氏踪影，正狐疑间，出现了下列颇有戏剧性的场面：
忽然看到铁篷车内，钻出一个大汉，军服褴褛地扛着一把雨伞和一个军用水壶，招呼汪、徐等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大家一看，原来就是冯氏(501)。
郑州会议于6月10日举行，参加者除前述汪精卫等人及冯玉祥外，武汉方面有于树德、王法勤、邓演达、唐生智等，西北方面有于右任、鹿钟麟等。
会议首由谭延闿致词，赞扬冯打出潼关，对于加速北伐的进展起了很大作用，希望冯“今后在军事上对北方担起更大的责任”。汪精卫继称：“蒋介石要把党和政府放在他的军事控制之下，这是我们所反对的。”(502)冯玉祥对反蒋仍不表态，仅称：万不可分散革命力量，授敌以离间我之机会(503)。会议决定：一、河南全省及陕甘两省均为冯玉祥防地，豫东、豫北之敌由其肃清，唐生智等部回师武汉，巩固后方。二、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政府委员会，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三、撤销原北京、西安政治分会，成立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于右任、徐谦、顾孟馀、王法勤、于树德、鹿钟麟、薛笃弼及原西安分会委员刘伯坚、郭春涛、杨明轩等为委员，冯玉祥任主席。四、第二集团军改编为七个方面军，以孙元良、靳云鹗、方振武、宋哲元、岳维峻、于右任、刘郁芬分任总指挥(504)。至此，冯玉祥不仅掌握了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实权，而且部队已发展至四五十万人，成为当时最大的军事力量。
会议期间，汪精卫等人和冯玉祥谈过两湖情况，认为“许多方面，看不下去”，“以商业一项来说，就有百业俱废的趋势”。徐谦、孙科二人说，他们曾在衣铺定做两套衣服，过了约期，老是取不到手，质问老板，老板说：我们现在都是处在打而不倒的境地，工人每天出去游行示威，工作连天地停顿着。何键则称：湖南“糟成一团”，“兵们带了3元、5元、或10元、20元回到家乡，当地农民协会就要对之收税，甚至加以拘禁”(505)。汪精卫等人所说的情况极大地影响了冯玉祥。在陕西时，冯就对群众运动中的一些“幼稚”做法不满，这时就进一步发展为恶感了。
郑州会议只开了两天，汪精卫等即接到朱培德电报，声称蒋介石要窥取江西。6月12日，汪精卫等草草结束会议，留徐谦、顾孟馀在汴指导政治，其他人均匆匆返汉(506)。
会议过程中，冯玉祥曾告诉汪精卫，蒋介石给他打过几次电报，劝他不要出兵，待第四方面军歼灭河南奉军之后，再会师中原。冯并称，有许多人劝他同蒋介石合作，他都一笑置之，收到那些电报之后，越发觉得蒋介石是“狼心狗肺，不齿于人类之东西了”(507)。然而，事实是，郑州会议开幕的当天，冯玉祥就给蒋介石打过一个电报，建议迅速攻下济南，使黄河南岸俱无敌踪。电称：“上游方面决不与我兄为难，弟可负其全责也。”(508)郑州会议甫一结束，冯玉祥又立即派毛以亨赴徐州，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和蒋介石会见问题。16日，冯玉祥再电蒋介石：“专候我兄晤谈种切，未知大驾现到何处，请即飞电指示，以便早日趋候，面倾渴想。”(509)17日，蒋介石偕李鸣钟、方本仁由南京抵达徐州。同日，冯玉祥三电蒋介石，声言即来徐州，接洽北伐，表示将和阎锡山联络奋斗，“均惟吾兄马首是瞻”(510)。为了保密，他精心设计了行车计划：先命铁路局备车往西，及至车头发动，突然下令东行。
蒋介石接到冯玉祥来徐的电报后，即派方本仁、何成濬等西上迎冯。19日晨，蒋介石又亲率在徐将领专车西上，到徐州前一站——郝寨迎接。“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于是，再次演出了与郑州类似的戏剧性场面。布衣、敝履、腰束布带的冯总司令与革履佩剑、光彩耀目的欢迎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511)。蒋的远迎使冯备受感动。他觉得蒋介石“地位甚高，而犹如此谦下，如此周到，真是从学养中来”(512)。冯玉祥即在车站演说：“西北军整个加入革命，一致北伐，极愿与蒋合作，共同奋斗，以达到打倒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目的。”(513)当夜，蒋介石为冯玉祥接风，冯在答词中又说：“曾忆张作霖攻南口时有言：勿使南北两赤结合；勿令冯蒋携手。今吾等竟得以结合而又携手，北伐之胜利可预卜矣！”(514)
徐州会议的日程极为紧张。20日晨5时，冯玉祥即赴蒋介石行营与蒋及李宗仁、白崇禧等会谈。下午，冯玉祥与李烈钧谈话，建议：一、联晋制奉，援助阎锡山，牵制奉张；二、消除内部隔阂，宁汉两方，宜集中势力，乘胜北伐，使敌不得休息。夜10时，召开第一次特别会议，出席者有张静江、蒋介石、胡汉民、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李鸣钟、何其巩、冯玉祥、蔡元培、钮永建、李石曾、李烈钧、黄郛、吴稚晖15人。议题八项，其主要者为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继续北伐、武汉政府问题等。胡汉民发言称：“共产党欲藉寄生我党来支配我国”，“毁灭吾党实力，使永无作为”。冯对此表示“极能了解”(515)。21日上午，蒋介石打电话给冯，声称：“如武汉军东下，请派兵直捣武汉。”冯答以绝无此事(516)。当日续开第二次会议。冯称：“自陕出，不知一切，所见止京报。应宁汉合一。”“赴郑后更明了”，“至徐方知可合”，“所难合者因共（产党）托国（民党）行恶”。冯并称：“鲍（罗廷）太骄”；唐生智主张“自（己人）不杀自（己人）”(517)。冯还转述了他从汪精卫等人口中听到的湘鄂地区“店员打店主，农人打地主”的情况，吴稚晖听得高兴，自愿为冯起草致汪精卫、谭延闿等人通电，但冯认为吴稿“不像调停者的口气”，又作了修改。通电复述了郑州会议时冯玉祥与汪精卫诸人分头谈话时的意见，认为武汉地区“社会根本摇动，国民无一安宁”，“补救之方”一是设法使鲍罗廷回国，一是“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电报称：“宁方同志闻之，无不悲喜交集，一致欢迎，现在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值此风雨飘摇之际，千钧一发之秋，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电报要求汪精卫等“速决大计，早日实行”，同时要求唐生智调集所部于郑州，协力北伐(518)。冯称：“我这个电报，一定有个结果，否则我对他们便当实行相当手段。”(519)同日，蒋介石、冯玉祥还联合通电全国，声称：“谨偕全国革命军，誓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险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必期尽扫帝国主义之工具，以完成国民革命使命而后已。”(520)该电宣告，冯蒋合作局面正式形成。
会议期间，蒋介石决定每月协济冯玉祥所部军饷200万(521)。21日下午，冯玉祥带着第一批50万银元登车西去(522)。
22日，冯玉祥回到开封，即命令省政府“严防共党”(523)。26日，集合政工人员讲话，要他们“认清主义，勿受共产党所诱惑，勿为第三国际所利用”(524)。28日，致电河南、陕西、甘肃省政府，要他们与南京一致行动，1．不准跨党；2．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必要时，得以严重监视；3．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525)。7月7日，在洛阳官佐及总部人员朝会上宣布：“不经军长、师长之许可，一律禁止开会”；“对于共产党之办法，第一是要注明何时入党、何人作保，愿意走者发给川资，其不愿走而愿加入国民革命之战线者，必须宣言脱离共产党，听国民党之指导，守国民党之规则”，“各级各处政治人员一律开缺。俟调开封训练后再行另派职务”(526)。但是当240名政治工作人员集中以后，冯又对他们诉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是不能干的，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冯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大刀队将全部人员押送到武胜关，强迫遣散(527)。
徐州会议是蒋介石的一个重要胜利，对武汉国民政府则是一个巨大的打击。自此，力量的天平倒向南京一边。7月6日，蒋介石在上海全市党员报告会上说：“现在中国政治重心，在南京国民政府，吾们党国最重要的，就是徐州会议。吾党之成败，吾国之存亡有关于此。”又称：“从此一切权力不久将完全归于我们的党了，我们的党也愈臻稳固了。”(528)有了冯玉祥撑腰，蒋介石真是高兴之至。
五 汪精卫集团分共" class="reference-link">五 汪精卫集团分共
汪精卫早有在适当时期和共产党“分家”的打算，到武汉后，受到徐谦、顾孟馀、谭延闿、陈公博等人的影响，右倾日益明显。但是，罗易仍然对汪精卫怀有好感，视之为“小资产阶级急进主义的领导人”，力图使他成为武汉政府的有力领袖，从而挽救日益迫近的危机。为此，他一面致电莫斯科，要求重申对汪精卫的支持，一面向汪精卫提出了一项计划，其内容是：召开地方代表大会，制订国民革命纲领，选举紧急党代表会议的代表；在紧急代表会上通过国民革命纲领，重新选举党的领导，排除那些不能无条件赞成国民革命纲领的人。汪精卫同意这一计划，但要求迅速兑现必要的帮助(529)。
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在莫斯科召开。会上，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向会议提交了《中国革命和斯大林的提纲》，认为武汉政府是“空架子”，主张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24日，斯大林作了《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认为“农民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必须首先在全中国展开土地运动”。他没有发现武汉政府正在发生的变化，仍然认为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主张共产党人“参加武汉国民党及其革命政府，以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530)。30日，会议通过的决议重申：“武汉政府是国民党左派的政府，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是，它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决议批评中国共产党“有过许多摇摆现象”，“对于国民党领导人的批评并不总是表现得十分坚决”，“而对群众运动的发展，有时流露出某些惧怕情绪”(531)。会议期间，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批评中共对土地革命态度不坚决，要求迅速改变，否则将在国际机关报上公开批评。共产国际还提出，要迅速反攻并解决许克祥，发动农民自动起来没收土地。此外，共产国际还给鲍罗廷和罗易二人打了一份电报，通称为5月指示，内容为：
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些老领袖害怕事变，正在动摇和妥协，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呼声会使老头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成为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必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出来的新的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否则，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532)。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残害工农的军官(533)。
上述指示在6月初到达中国。罗易认为电报来得太迟了，但仍想在这关键时刻，去进行一次最后的努力，以恢复汪精卫的信心(534)。同月5日，罗易邀请汪精卫谈话，向他传达来自莫斯科的电报，并且将副本交给了他。汪读了之后，非常吃惊，觉得“严重的时期已到了”，表示“这件事很重要，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535)。次日，汪精卫赴河南参加郑州会议。
6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5月指示。陈独秀逐条分析，认为无法实行。他说：农民运动如果不过火，反动派的统一战线就不能形成，因此，现在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未开代表大会，怎样增加领导成员；建立军队问题，不是言过其实，就是幻想；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也行不通(536)。此后的一段时期，中共中央即陷于意见分歧和摇摆不定中。
6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罗易提出：“我们只有向敌人进攻才有出路。”蔡和森支持罗易，主张向“反动的国民党中央下总攻击”，“准备一进攻的政纲，待汪精卫等由郑州回来与他们正式公开谈判，揭破他们的假面具”。陈独秀主张：“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应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537)会议推罗易起草宣言及政纲，同时通过罗易提出的两点建议：一、武汉全体工人总罢工，反抗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二、发表反对朱培德、冯玉祥、许克祥的宣传大纲，要求罢免朱培德的职务，讨伐朱培德(538)。
罗易计划在汪精卫回来之后，宣布一天的总罢工，三镇的全体工人集会听国民党领导人发表演说，在讲坛上，共产党的代表要求按照党的决议行动，如果国民党领导人不同意，就监禁他们，以之作为起义的信号，汉阳兵工厂附近的工人立即占领工厂(539)。鲍罗廷得悉这一计划后，极为生气，谭平山也大骂罗易“左派幼稚病”。于是，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要求取消原案。瞿秋白表示：“我们进攻应是有准备的，全无准备而冒然进攻是无益的。”(540)会议接受李立三的意见，将示威罢工改为欢迎北伐军凯旋的罢工。6月13日，汪精卫等自郑州回到武汉。15日，武汉各界召开欢迎第二期北伐将领及武装同志凯旋大会，议决讨伐蒋介石，恳请中央拿办许克祥，抗议江西驱逐农工领袖等多项。会后，各团体向武汉政府请愿，湖北总工会经过中共中央秘书厅同意，散发了反对国民政府纵容许克祥的宣言，喊出了“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等口号。汪精卫怀疑共产党人联络军队反对他，流泪切齿地对鲍罗廷、陈独秀说：“我是一个文弱书生，其实他们何必联络武人来倒我！”(541)
鲍罗廷认为，只有东征才能解决武汉国民政府的危机。郑州会议之后，鲍罗廷即企图动员唐生智东征。他一再申言：“我们箱内还有草，他还要吃我的草，还不至于跑掉。”(542)汪精卫也主张东征，对人说：“郑州下后，肃清内部，蒋为死敌。”(543)他一面在部分将领中宣布共产国际的5月指示，要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决议，努力奉行。同时要求唐生智先行率部东征，推倒南京政府。6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根据军事委员会报告，将唐生智的第四方面军扩充为第四集团军，以唐生智为总司令，下辖两个方面军。以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为第一方面军，唐生智兼总指挥；以第四、第十一、暂编第二十军为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总指挥；以黄琪翔为第四军军长，朱晖日为第十一军军长，以贺龙为暂编第二十军军长。徐州会议蒋冯合作的消息传来后，汪精卫非常震怒，更加大力宣传反蒋(544)。7月6日，汪精卫提议，命令财政部与军事委员会筹议东征计划。他说：“现在集中兵力、财力，比北伐还有把握，一定可以打胜仗。大家要鼓起勇气，一致来对付东南的叛徒。”(545)
但是，当时唐生智及其将领中的分共情绪已日趋强烈。多数人主张以分共为东征的先决条件(546)。唐生智提出：“送谭部长、苏部长出洋考察。”汪精卫受到军方的压力，曾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表示：“被人强奸”，担心“不能在武汉立足”(547)。6月下旬，汪精卫与谭平山谈话，要他和苏兆征立即上呈，退出国民政府。27日，何键发表宣言，内称：“两湖地方民众团体时常发现越轨行动。而湖南各县闹得更是极糟。”宣言否认所谓“农工运动幼稚”、“工作过火”的说法，认为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宣言并诬称，共产党决议：凡年满25岁未入彼党者，一律屠杀。宣言要求武汉政府及唐生智“明令与共产党分离”(548)，随即出动军队占领并捣毁五金业、木船、染织业等工会。同日，李品仙出动军警查封全国总工会、农民协会、工会纠察队，看管苏联顾问，准备遣送出境(549)。
对于突然发生的情况，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都缺乏必要的准备。6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蔡和森提出，“以鄂做中心，湘、鄂、赣三省左派为基础”，形成左派队伍。周恩来提出“东南讨蒋”。陈独秀提出，在国民政府中提高唐生智、于右任的地位，反攻谭延闿、顾孟馀等取消派，准备与国民党谈判(550)。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罗易提出的《国民革命纲领草案》。鲍罗廷认为“国民党还是致力革命的”，主张在两党政治、群众运动的控制、工商业等三个问题上让步，否则，“与国民党破裂是不可避免的”。鲍罗廷特别提出，“土地问题不要再提了”。陈独秀主张将土地问题提交两党联席会议，反对农政部掌握农民自卫军，认为“国民党会把这看作是对它的权力的威胁”。罗易反对鲍罗廷和陈独秀的意见，认为那样将只能帮助反革命。他主张加速国民党的阶级分化，“当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拒绝在国民革命基础上与我们合作时，共产党就越过国民党领导人，向其广大党员揭露和谴责这些领导人是国民党党纲和国民革命事业的背叛者。”(551)会后，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电共产国际，声称国际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但是，“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电报声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552)。28日，中共中央在鲍罗廷住宅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报告说，何键准备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会议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发奎军。
此际，中共中央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卫身上，并且企图以不断让步来争取汪精卫等人继续革命。29日夜，汪精卫在鲍罗廷住处抱怨：“CP似不与之合作。”30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作函答复，解释“误会”(553)。同日，谭平山在武汉英文报纸《人民论坛》上发表启事，声称由于未能“纳农运于正轨”，引咎辞职(554)。7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称：“对于将来，我们有三条道路：一、脱离国民党并执行独立的政策。二、实行退却，以便留在国民党内。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留在国民党内。”陈独秀认为，第一条路“不正确”，第三条路“行不通”，唯一的出路是第二条(555)。会议通过国共关系的11条政纲，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须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556)。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讨论湖南问题，毛泽东认为唐生智或者有决心解决何键，陈独秀认为何键与冯玉祥、蒋介石一致，唐生智与左派一致，会议决定“拥唐反蒋”(557)。
当鲍罗廷、罗易争吵不休，陈独秀一心一意“让步”之际，共产国际迅速对有关问题作出了决定。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中共中央，批评谭平山的离职决定是“错误的”、“怯懦的”，认为武汉政府已经“转到工农的敌人的阵营里”，“共产党人必须示威地退出国民政府”，但“必须留在国民党内”，“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改组其领导机关进行坚决的斗争”。电报并要求中共召开紧急代表会议，“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558)。10日，布哈林公开发表文章，严厉批评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559)。同时，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明确指出：“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底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560)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停职，成立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5人组成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新的中央决定：在张发奎的军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较好的湘、鄂、赣、粤举行秋收暴动；召开中央紧急会议。13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武汉政府“公开的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撤出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但不退出国民党，不能抛弃与国民党的合作政策(561)。同日，谭平山、苏兆征联名发表态度强硬的辞职书，宣布辞去民政及农工两部部长的职务。
14日，汪精卫召开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开第四次中央执委会会议；二、开会以前，中央党部应制裁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联，讨论切实联络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声称：孙中山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又称：“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562)陈友仁代表宋庆龄发言反对说：“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563)
15日，汪精卫继续召开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从罗易处读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经过，认为这个电报有五层意思，“都是很利【厉】害的”。“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他说：“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的同志想起来，能不痛心！”孙科、顾孟馀积极支持汪精卫。孙科愤愤地说：“第三国际放一个屁，也要说是香的！我们容纳共产党，真是太过信他们了！我们现在要下一个决心走第三条路。”顾孟馀说：“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要素，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的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本党存在的三个要素。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会上，谢晋、经亨颐、詹大悲、何香凝等沉默不语，于右任、彭泽民婉转地表示了不同意见。于右任说：“当日为什么要容共呢，因为总理看见国民党的党员太不努力，差不多山穷水尽已无路，所以才有这一着。”“现在张作霖、张宗昌、蒋介石、阎锡山都有他自己的三民主义，我们再不能随随便便的混了，要晓得共产党不能亡我们，我们自己不努力，那才是真正的亡了。”彭泽民说：“本党中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良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564)会议通过了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三项办法。
7月16日，《汉口民国日报》在公布三项办法的同时，公布了《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及《保护农工之训令》。前者宣称：“有对于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身体自由，诬指他人为共产分子，意图陷害者”，“依法严办”(565)；后者宣称：“不因限制共产分子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566)19日，发表《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对时局宣言》，声称中共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破坏本党容共政策的最大表示”，“既然退出国民政府，则在国民革命军中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567)。17日，国民党中宣部派人接管《汉口民国日报》。自此，连续发表《共产党的无望》、《我们的回敬》、《国民革命唯一之路》、《夹攻之奋斗》等反共文章，号召人们走第三条道路。23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出通知，定于8月15日召开四中全会，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决议案。该决议案提出：一、凡列名本党之共产党员，在本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国民革命军有职务者，应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在国民革命时期以内，共产党员不得有妨碍国民革命之行动，并不得以本党名义做共产党之工作；三、本党党员未经本党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568)。同日，军事委员会发布训令，要求各军将领尽快查明军队中的共产党人，劝其脱离关系，并禁止秘密会议(569)。
汪精卫集团确定分共政策之后，反动军官、土豪劣绅们大为活跃。据孔庚报告，发生捣毁党部、残杀党员的县已有35次之多。第三十五军团长段某在一个镇上枪杀了二十几个党员；第十五军一个团长不仅捣毁了汉川的工会、农协和妇协，并强押妇女裸体游行(570)。7月19日，共产主义青年团发布《告中国青年劳苦群众书》，指责汪精卫集团“屠杀民众”，“已经同南京政府走上了一条路”。汪精卫读后大发雷霆。25日，他在政治委员会上说：“我们几时杀过人！”“这样毫无道理的造谣，向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他气势汹汹地表示：“应该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闹，莫怪我们翻脸了。”(571)。会后，陈公博即根据汪精卫提议，起草并发表了《告中国共产党书》，要共产党“自憬”，“如不放弃对国民党的敌视态度”，就不能不执行“相当的纪律”(572)。同日，通令各省党部、省政府、军部，严防共产党活动。
27日，鲍罗廷回俄。至此，孙中山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政策均被破坏，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彻底失败了。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激起了左派人士的愤怒，邓演达决定出走。他要谭平山转告中共中央，注意“汉口马日事变之来到”，并称“何键一定开刀无疑”(573)。6月29日，邓演达发表辞职宣言，宣布辞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30日，留书武汉国民党中央说：“我始终认为三民主义如果受了曲解，农工如果受了摧残，革命分子如果被摈斥，政治工作如果被威胁，则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结果。”(574)7月3日，他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文章，号召人们“为保持总理三民主义的革命性而奋斗”。其间，邓演达曾和苏联顾问铁罗尼一起同张发奎进行过一次谈话。邓称：汪精卫、唐生智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建议张率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回广东，重建革命基础，重新开始一切。张答以此事需与和汪精卫商量(575)。邓再和汪精卫谈话，汪不为所动(576)。其后，邓演达秘密离开武汉，8月16日到达莫斯科。
宋庆龄长期为贯彻孙中山的革命原则而奋斗。7月14日，她发表了在8日即已拟就的声明：“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声明说：“孙中山曾明确地说明，他的三大政策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唯一方法。但是现在有人说政策必然按照时代的需要而改变，这种说法虽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政策决不应该改变到如此地步，以至成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政党失去了革命性，变成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577)随后，宋庆龄即离开武汉。到上海时，蒋介石曾派何应钦前来游说，企图引诱宋庆龄到南京去，为宋拒绝(578)。30日，她会见合众社记者，明确表示：“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以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579)岁寒而后知松柏，在滚滚的政治寒流中，宋庆龄表现了伟大的革命气节。8月22日，再次发表声明：“我深信，三大政策是革命的思想与方法的基本部分。”(580)随即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
六 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 class="reference-link">六 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武装起义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反共后，中国国内的形势日趋严峻，中国共产党人决定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
当时，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唐生智任总指挥的第一方面军反共情绪强烈，而张发奎任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则和中共保持着较好的关系。其中，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叶挺部、暂编第二十军贺龙部、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李汉魂部等，或为中共所掌握，或受中共影响较大，因此，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于7月中旬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起义的同时，联合张发奎，将有关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7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率领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贺龙等部组成东征军，一路由九江、湖口攻安庆，一路由赣东攻浙江，一路由鄂东进入皖北。三路并进，准备直取南京。在此前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陆续进入江西。叶挺部、贺龙部驻九江，李汉魂部驻马回岭车站。
7月19日，李立三等奉命到达九江，在第四军、第十一军中展开活动，为部队移师广东做准备工作。次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及先前到达的中央军委前敌书记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李立三等认为：张发奎虽然反对唐生智，但深受汪精卫影响，正在执行汪的分共指示，要求叶挺等高级军官退出军队或脱离CP，因此，以张为领袖的“回粤运动”很少成功可能，必须“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581)。九江会议决定，赶快集中军事力量于南昌，运动贺龙的第二十军，使之与中共掌握的部队一致，在南昌举行暴动。九江会议的意见得到正在庐山休养的瞿秋白的同意，并由他将意见转达中共中央决定。23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到达九江，谭平山征询他对起义的意见，贺表示赞同。24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继续会议研究，决定于28日举行暴动。同时，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582)会后，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
中共中央常委完全同意李立三等人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的建议，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会后，周恩来等即奔赴南昌，进行起义准备。7月26日，加伦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上报告称：与张发奎谈话，张表示：“赞成二十军集中进攻，十一军集中南昌，第四军集中南浔路一带，不再东进。笫一步按兵不动，第二步渐次往南昌移动回粤。”(583)同日，共产国际来电称：“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经过讨论，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决定派张国焘前往鼓励(584)。
同日，准备参加起义的贺龙、叶挺部队相继开抵南昌。次日，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因准备工作来不及完成，决定将起义日期推迟至30日。
张发奎一直停留在武汉。他向汪精卫报告，开往江西的部队内部发生纠纷。7月28日晚，汪精卫偕孙科、张发奎赶赴九江，得知第二十军贺龙部已自动开赴南昌，九江街头遍贴“反对武汉政府”，“欢迎张总指挥领导革命”等标语，当地报纸《国民新闻》也在指责武汉政府。29日，汪精卫下令封闭该报。30日，召集第四、第十一、第二十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由汪精卫说明“分共”必要，并出示种种“证据”。当日，久候叶挺、贺龙二人未到，张发奎即判断有异(585)。
同日上午，张国焘到达南昌，前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电文为据，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586)。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认为张发奎已明显右倾，不可能再争取他支持革命。会议争论数小时，没有结果。31日晨，前委再次召开会议，周恩来等坚决主张按原计划起义。这时突然接到张发奎来电，声言“准1日到南昌”。在这种形势下，拖延就意味着失败。张国焘被迫转而同意举行起义。当天中午，前委作出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4时举行。
当时南昌城内中共可掌握的军队大致有：叶挺所部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蔡廷锴的第十一师，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全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警察队，共计二万余人。忠于武汉的第三、第六、第九各军在南昌市内和近郊的力量比较薄弱，共有六个团约六千余人。
31日晚，朱德以宴请、打麻将为名，软禁了第三军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团团长。9时许，发现第二十军副营长赵福生告密。前委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于8月1日凌晨2时举行。
8月1日1时许，起义的枪声打响。战斗主要在鼓楼、贡院街、天主堂等地发生，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起义部队全歼守敌，胜利占领南昌城。
同日中午，在聂荣臻发动下，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周士第部及七十四团、七十五团部分军人举行起义，向南昌开进。行抵德安时，张发奎、李汉魂乘车追来，聂荣臻下令开枪，张发奎等跳车逃走(587)。次日，七十三团等开进南昌。
起义胜利后的当天上午，在江西省政府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推宋庆龄、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邓演达、郭沫若、恽代英七人组成主席团，又推宋庆龄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是参加起义，兼有国民党员身份的中共党员，如谭平山、林祖涵、恽代英、周恩来、张国焘、叶挺、李立三等，也包括一些当时不在南昌的国民党左派，如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等，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则是张国焘提议加进去的。会议宣告，将于最短期间确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坚持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继续不妥协的反对帝国主义，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而斗争(588)。
同日，发表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彭泽民等22人署名的《中央委员宣言》，谴责“武汉与南京所谓党部政府，皆已成为新军阀之工具，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为总理之罪人，国民革命之罪人”。《宣言》表示，将坚持国民党“革命的正统”(589)。2日，革命委员会主席团发布命令，任命吴玉章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林祖涵为财政委员会主席，郭沫若等为宣传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起义军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任兼代总指挥，黄琪翔任前敌总指挥（未到任前由叶挺代），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未到任前由副主任章伯钧代）。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贺龙兼军长，党代表廖乾吾；第十一军，叶挺兼军长，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朱德为副军长（军长韦杵未就职），党代表朱克靖。总兵力为三万余人。江西省政府也进行了改组，免去朱培德江西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姜济寰为代理主席。
8月3日至5日，起义军按照原定南下广东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分批撤离南昌，开始了艰难的南征。从南昌撤出后不久，蔡廷锴的第十一师即脱离起义队伍，其他部队也有部分人员离队，起义力量遭受一些损失。部队到达临川后，进行了整顿，纪律得到加强，部队面貌逐渐好转。
起义的当日，张发奎即自九江指挥部队进攻南昌。2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褫贺龙、叶挺军职，“照谋叛律治罪”；命张发奎督饬所部赶紧进剿，逮捕所有“扇乱附逆”的共产党员；命朱培德指挥第五军在赣东、赣南兜截；命唐生智抽调湘、鄂驻军合力围剿(590)。3日，唐生智、程潜、朱培德致电何应钦、白崇禧等，表示愿“通力合作，歼此祸国殃民之败类”(591)。7日，张发奎军占领南昌。8月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人党籍。
张发奎军占领南昌后，叶剑英即向张献计：不追，让共产党到东江，李济深就要调兵去打，这样，第二方面军就可以顺利地回到广东(592)。张发奎采纳了叶的意见，因而，起义军得以顺利南进。
起义军进军广东，李济深大为恐慌。他生怕起义军会威胁其势力范围，积极出兵，准备在赣粤交界处堵截起义军。桂系的黄绍竑为了笼络李济深，结成粤桂联盟，并趁机将桂系势力向江西扩展，也积极出兵援助李济深。8月8日，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在粤北重镇韶关成立。黄绍竑亲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率两个师开赴赣南作战。北伐前蒋介石留驻广东的钱大钧部此时也奉命协同李济深作战。一时间，形成粤桂蒋三方联合对付起义军的局面。
8月底，起义部队到达江西南部的瑞金、会昌时，与钱大钧、黄绍竑等部遭遇，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三战三捷，相继攻克瑞金，会昌。9月初，起义部队折入福建，准备由汀州经上杭进入广东潮汕地区，等待共产国际的海上援助。同月中旬，起义军进入广东，占领大浦、三河坝地区，随后分兵，朱德率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进军潮州、汕头。下旬，占领潮汕后，再次分兵，以一部留守潮汕，而以主力西取惠州。
与此同时，钱大钧、黄绍竑等在得到三个多师的增援后，利用起义部队一再分兵，力量零散的机会，以优势兵力包围起义部队。9月28日，贺龙、叶挺率领的西进部队进至揭阳县汤坑地区，与陈济棠部遭遇，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起义军伤亡两千余人。30日，被迫撤退。同日，驻守潮州的起义部队也在黄绍竑部两个师的进攻下撤退。10月1日，前委主动撤出汕头。次日，钱大钧部三个师进攻三河坝，朱德所率留守部队激战两天两夜后转移。
起义军在南昌所建立的政权是以共产党员占多数，与国民党左派联合的政权。到瑞金后，认为国民党的名义已为工农所唾弃，继承“国民党正统”只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梦幻”，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到汀州后，考虑到应付外交，避免帝国主义干涉的需要，又决定仍沿用国民政府名义，并决定以谭平山为主席，陈友仁等为常务委员。但在汕头失守后，又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593)。
由于战场形势急剧恶化，10月3日，前敌委员会在普宁县流沙镇召开有前委及其他军政负责干部参加的会议，周恩来、李立三、彭湃、叶挺等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会议决定武装人员突围，非武装人员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分批从海上撤退。会议还宣布今后要打出红旗，分田地，继续战斗。
会后，起义领导人相继离开潮汕地区，起义部队约千余人突出重围，转至海陆丰地区，成为创建海陆丰根据地的主力。从三河坝撤离的起义部队，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于赣粤山区，1928年进入湘南，举行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序幕，在中国人民中树起了坚持斗争的旗帜，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南昌起义军艰难地进行南征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湖南、江西为中国革命探索一条全新的道路。
1927年8月7日，南昌起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代表二十多人。会上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Б．Ломинадзе）的报告和瞿秋白关于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并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赴湖南领导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准备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安源等地的湘赣地区组织起义。同时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前敌委员会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行动委员会由起义地区各地方党政负责人组成，易礼容为书记。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主持召开起义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会议，确定将参加起义的部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第一军第一师，分三路在安源、修水、铜鼓发动起义，然后攻占醴陵、平江和浏阳，再对长沙采取包围态势，相机进攻长沙。9月9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首先暴动，二团、三团继起，但在敌人围攻下都失败了。19日，各路起义部队约1500人退到文家市。毛泽东认为敌大我小，敌强我弱，已无占领中心城市的可能，应该转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条件较好的农村去。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20日，工农革命军离开文家市，沿罗霄山脉南下。南下途中，遭朱培德部袭击，总指挥卢德铭战死。9月底，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将原来的三个团整缩编为一个团，同时在部队中建立中共党的组织，确立支部建立在连上的制度，整个部队由中共前委统一领导，在部队基层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政治民主，经济公开，废除烦琐礼节，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部队改编后，面貌大为改观。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初步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在长期退却途中开始酝酿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27日，部队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和当地的农民武装王佐、袁文才部汇合。
当时，国民党内部矛盾激烈，李宗仁与唐生智，张发奎与驻粤桂军之间相继爆发战争，井冈山又位于湘赣两省边境的罗霄山脉中段，地形险要，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利用有利的时机和地形，建立革命根据地，保存革命实力，进行军事割据。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2月，工农革命军先后攻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工农兵政府，开展打土豪的斗争，以宁冈为中心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
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使国民党统治者大为震惊。1928年2月，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调集重兵，占据宁冈新城，迫近根据地的中心地带。2月28日，工农革命军抓住有利时机，发动反攻，全歼进入根据地的新城守敌五百余人。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渐站稳脚跟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也在发展起来。3月上旬，执行“左”倾错误的中共湖南特委派代表到井冈山，指责工作太右，烧杀太少，没有执行“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特委代表强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湘南的农民暴动。3月下旬，湘南暴动失败，部队重新返回井冈山。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汇合湘南部分农军，辗转到达宁冈砻市，与工农革命军会师。5月初，朱德、毛泽东的两支部队正式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师六个团，全军约万余人。1928年5月，在宁冈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随后，又打垮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的“会剿”，三次占领永新县城。井冈山根据地开始进入全盛时期。
正当井冈山根据地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共湖南省委再次命令红军向湘南冒进。7月中旬，红军大队进攻郴州失败。9月26日，重回井冈山。在此期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趁红军主力远离之机，占领大片根据地，并调集四个团的兵力大举进攻。驻守井冈山的红军部队虽不足一营，但据险抵抗，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九十月间，红军又连续打了几次胜仗，收复了大部分失地。同年10月，在宁冈茅坪召开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总结红军盲动导致失败的教训，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案。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的不平衡形成了政治上的封建割据和冲突，因此，“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594)。会议还选举了边界第二届特委，谭震林当选为书记。
毛泽东所创建的井岗山革命根据地在当时还不为人们所注意，然而，正是这条道路，指引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在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同时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还在全国许多地区领导了武装起义。1927年9月，中共鄂中特委和鄂西特委分别领导沔阳、公安农民举行起义，随后在洪湖地区展开游击斗争。同月，广东农民先后攻占陆丰、海丰县城。11月，成立苏维埃。同年9月、11月，中共在湖北黄安、麻城两次领导农民起义，失利后转入山区进行游击战。这一年爆发起义的地区还有海南岛、河南确山等。1928年又先后爆发了江西弋横农民起义、湘南起义及陕西渭华起义等。这些起义，遍及12个省140多个县。它们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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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银行周报》第11卷第2号。
(2) 《银行周报》第11卷第4号。
(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1日。
(4) 《宋子文谈国民政府财政方针》，《申报》，1927年1月28日。
(5) 《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56页。
(6) 《一切税款须存放中央银行》，《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4日。
(7)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7日。
(8) 《国民政府积极整顿各省财政》，《一周时事述评》第14期。
(9) 《财政部征收田赋之布告》，《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20日。
(10)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2日。
(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6日。
(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 余捷琼：《民国十六年武汉的集中现金风潮》，《社会科学杂志》第7卷第4期，1936年12月。
(14) 《全国财政会议汇编》，《审查报告》（四），第57页。
(15) 《申报》，1927年4月16日；《晨报》，1927年4月17日。
(16) 《张肇元回忆录》，台北正中书局1976年版，第78—79页。
(17) 《武汉政府组织战时经济调查委员会》，《晨报》，1927年5月3日。
(18) 《国民政府最近经济政策》，《一周时事述评》，第19期。
(19) 《武汉政府集中现金经过概况》，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档案，28，863；参见《金融市况》，北京《银行月刊》第7卷第6号。
(20) 《上海银行公会致蒋介石电稿》，《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21) 《北京银行公电》，上海工商联档案，其173—1—61；《武汉金融孤立》，《晨报》，1927年4月21日。
(22) 《上海商业联合会资料》，第78页。
(23) The Maritime Custome：Decennial Report19221933，p．558．
(24)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7页。
(25) 《国民政府交通部报告书》，《汉口民国日报》，3月14日、17日、24日、26日、28日。
(26)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9日。
(27) 《孙科之交通计划谈》，天津《大公报》，1927年1月1日。
(28) 《实业部长孔庸之与记者谈话》，《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9日。
(2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3月5日。
(30) 《徐季龙对改造司法之主张》，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9月20日。
(31) 《国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工作报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文件。
(32) 《国民政府司法部司法工作报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会议文件。
(33)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2月26日。
(3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0日。
(35)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18日。
(36) 长沙《大公报》，1927年1月29日。
(37) 长沙《大公报》，1927年3月8日。
(38)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3月1日。
(39) 《陕西司法公报》，1927年第11、12期。
(40) 《大公报》，1927年2月25日。
(41) 《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报告》。
(42) 《汉口民国日报》，1926年3月1日。
(4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6日。
(44) 《革命生活》，1927年4月9日。
(45)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
(46)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7—158页。
(47)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4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页。
(49)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50)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51)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14—915页。
(52)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14—915页。
(53) 《土地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录》。
(54) 《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录》。
(55) 《土地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录》。
(56) 《土地委员会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57) 《土地委员会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58) 陈克文：《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59) 《土地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记录》。
(60) 《土地委员会会议记录附件》。
(61)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62) 《土地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记录》。
(63) 《土地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记录》。
(64)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65)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66) 《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67) 《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记录》。
(68) 《土地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记录》。
(69) 《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
(70)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1)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2) 《土地委员会开会经过》，《中国农民》第2卷第1期。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73) 《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附录》。
(74)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75) 《土地委员会审查委员会会议记录》。
(76)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7) 《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78)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30页。
(79)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50—1151页。
(80) 《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81)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两个共产党员关于土地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0页。
(82) FO，405，Vol．252A，pp．627-628．
(83) FO，405，Vol．252A，pp．631-632，646-648；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1页。
(84) 《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记录》。
(85) FO，405，Vol．252A，pp．670-671．
(86) FO，405，Vol．252A，pp．672-673．
(87) FO，405，Vol．252A，pp．632，682，684．
(88) FO，405，Vol．252A，pp．698-699．
(89)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9—160页。
(90) 《联席会议第四次会议记录》。
(91) 《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1月10日。
(92) 《中央局报告》，1926年9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338页。
(93) 《中央局报告（10、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491页。
(94)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8—139页。
(95)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
(96) 《国闻周报》第4卷第3期。
(9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7日。
(98) 《向导》，第183期。
(9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1日。
(10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1月18日。
(101)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153页；FO，405，Vol．252A，pp．335-336，339，340．
(102) FO，405，Vol．252，pp．341-342，350，369-370，399-400；《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38—43页。
(103) FO，405，Vol．252，pp．342-343，350-352，369-373．
(104) FO，405，Vol．252，pp．398-340；《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46—48页。
(105) 《联席会议第十九次会议记录》。
(106) FO，405，Vol．252，pp．401-402．
(107) FO，405，Vol．252，p．403．
(108) 《联席会议第二十次会议记录》。
(109) FO，405，Vol．252，pp．403-404，415；Vol．253，pp．131-133．
(110) FO，405，Vol，253，pp．133-136．
(111) FO，405，Vol．252，pp．224-227；《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第50—51页。
(1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2月16日。
(113) FO，405，Vol．253，pp．59-62，135-136．
(114) FO，405，Vol．253，pp．60-61，136，146．
(115) FO，405，Vol．253，pp．70，136，146．
(116)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议录》，1927年3月2日，油印件；《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第59—60页。
(117) 徐谦：《国民政府司法部工作报告》，1927年3月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速记录》，附件。
(118) 《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议录》，油印件，1927年3月4日。
(1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议事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75页。
(120) 《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第8-9、11—12页。
(121) FRUS，1926，Vol．1，p．683．
(122) 《国闻周报》第4卷第12期。
(123) 《联席会议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2月9日。
(12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议事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81页。
(125)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83—984页。
(12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12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七、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93、1005页。
(12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09—1010页。
(12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08—911页。
(13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005—1008页。
(13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9日，油印件。
(13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3) 《一周时事述评》，第17期。
(13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4日。
(136)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
(13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6日。
(13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23页。
(13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速记录》。
(14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42—1043页。
(141) 《国民政府近三年来外交经过纪要》，第62—66页。
(14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57页。
(14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44)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4日。
(14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17日。
(14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47) 《革命生活》第58期，1927年4月19日。
(148) 《革命生活》第59期，1927年4月21日。
(14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4月22日。
(15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151) 《晨报》，1927年4月22日。
(152) 《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纪要》，1927年4月；参见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Bombay，1938，pp．56-57．
(153)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pp．56-57．
(154) 《中共中央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谈纪要》，1927年4月。
(155) 《关于继续北伐问题的决议》，《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6页。
(156)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p．597．
(157) 《李宗仁回忆录》，第467页。
(158) 《中国革命最近严重局势之由来》（1927年8月17日在莫斯科的报告），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3期。
(159) 《革命生活》，第59期，1927年4月21日。
(160) 《中央执行委员会欢迎北伐将士大会纪要》，油印件。
(16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162) 《三十六军奋战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6日；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84页。
(163) 《第四军讨奉作战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24日；参见张发奎编：《第四军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从刊》续辑本，第151—156页。
(164) 《十一军战史》，《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2日。
(165) 《第四军纪实》，第167页。
(166) 《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3页。
(167) 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第6辑，第81-82页。
(168) 一说牺牲两万余人，见李汉俊报告，《晨报》，1927年7月7日。
(169) 于志恭：《关于冯玉祥吊李大钊诗》，《人物》，1980年第4期。
(17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29页。
(171) 《冯玉祥日记》，1927年2月21日。
(172)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6页。
(173) 《陕西国民日报》，1927年5月1日、3日。
(174) 《冯玉祥令刘骥呈汉口国民政府电》，《北洋军阀》（5），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页。
(175) 《国民军革命史》，第292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9日。
(176) 《奉军扼守大河北岸》，《晨报》，1927年6月2日。
(177)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6年12月15日。
(178) 《守同志来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
(179) 《北方区关于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给中央通讯之二》，《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1926年12月9日。
(180) 《陕西最近军事状况》，《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1) 《北方区关于国民政府与晋阎关系通讯之一》，《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2) 《其嘉致胡海、白和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3) 《其嘉致胡海、白和信》，《中央政治通讯》第13期。
(184) 《李大钊主持之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25—1027页。
(185)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编7，第3、8、44页。
(186)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18页。
(187)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35页。
(188)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1页。
(189)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八、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20、1149页。
(19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5页。
(191)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6页。
(192)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47页。
(193)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51—752页。
(194)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0页。
(19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196) 《时报》，1927年6月22日。
(197) 《时局扰攘中之晋局》，《晨报》，1927年4月24日。
(198) 《雷厉风行之晋省清党运动》，《晨报》，1927年6月22日。
(199) 《张作相昨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晨报》，1927年6月11日。
(200) 《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758—760页。
(201)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89—1290页。
(202) 《张作霖招待日本记者团谈话》，《晨报》，1927年6月9日。
(203) 《张作霖致阎锡山电》，1927年3月23日，《民国阎伯川锡山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738页。
(204) 《吴佩孚将向蓬莱》，《晨报》，1927年4月22日。
(205) 《吴佩孚不愿赴太原》，《晨报》，1927年4月25日。
(206) 吴佩孚离开巩县时间，诸说不一，此据蒋雁行电：《吴佩孚再出马》，《晨报》，1927年5月4日。
(207) 《吴佩孚贯彻终始》，《晨报》，1927年5月28日。
(208) 《晨报》，1927年6月2日。
(209) 《吴佩孚密使到济南》，《晨报》，1927年6月27日。
(210) 《吴逆逃亡之经过》，《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6日。
(211) 《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2月30日。
(212) 《张联陞陈报围剿吴逆详情》，《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8日。
(213) 《时报》，1927年1月8日。
(214) 《张嘉璈日记》，未刊稿。
(215) 《孙传芳痛诋蒋介石》，《晨报》，1927年5月7日。
(216) 秦孝仪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0，第259—260页。
(217) 《晨报》，1927年5月28日。
(218) 《晨报》，1927年5月27日。
(219) 《晨报》，1927年5月30日。
(220) FO，405，Vol．253，pp．333-334．
(221) 《申报》，1927年3月31日。
(222) 王之相口述，白晶泉、武育文整理：《我所了解的张作霖及其杀害李大钊烈士的经过》，《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第35页；参见《张国忱与柴寿安谈话记录》，1978年9月7日，未刊稿。
(223) FO，405，Vol．353，p．334．
(224) FO，405，Vol．253，p．336．
(225) 《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
(226) 《京师警察厅侦缉处为遵饬抄办俄使馆旁庚款委员会等处情形报总监呈文》，1927年4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27) 《首席公使欧登科致外交部照会》，1927年4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28) The China Press，April 10，1927．
(229) 《外交部致苏联驻华使馆照会》，《晨报》，1927年4月8日。
(23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364页。
(231) FO，405，Vol．253，p．105．
(232) 《苏联驻华使馆致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1927年4月6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档。
(233) FO，405，Vol．253，p．336．
(234) 《外交部致驻苏代办郑延禧电》，《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1039．12。
(235) 张国忱：《编译〈苏联阴谋文证〉经过》，柴寿安记录整理，政协天津文史资料委员会，未刊稿。
(236) 《习五一等访问张国忱谈话记录》，1983年10月31日，未刊稿。
(237) 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第1册，摄影目次12。
(238) 《晨报》，1927年4月11日、13日。
(239)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第75页。
(240) 《侦缉处为解送莫同荣等请讯办事致京师警察厅呈》，1927年4月17日，北京市档案馆藏。
(241)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第74页。
(242) 张次溪：《李大钊先生传》，第74页。
(243) 《国闻周报》第4卷，第13期。
(244) 稿本，中国革命博物馆藏。
(245) 《张国忱与柴寿安谈话记录》，1978年8月26日，未刊稿，天津政协藏。
(246) FRUS，1927，Vol．2，p10．
(247) 《张作霖致田中义一函》，日本山口县文书馆藏。
(248) 《益世报》，1927年5月28日。
(249) 《杨宇霆、张学良复电》，《时事新报》，1927年6月13日。
(250) 《李庆芳与记者谈话》，《晨报》，1927年6月8日。
(251)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5日。
(252) 《吴晋谈话》，《晨报》，1927年6月7日。
(253) 《张作霖接见记者团谈话》，《晨报》，1927年6月9日。
(254) 《南桂馨与电通社记者谈话》（1927年6月9日），《世界日报》，1927年6月10日。
(255) 《张作相与记者谈话》，1927年6月10日，《世界日报》，1927年6月11日。
(256) 《吴晋对新闻记者谈话》，《世界日报》，1927年6月15日。
(257) 《世界日报》，1927年6月16日。
(258) 《晨报》，1927年6月16日。
(259) 《晨报》，1927年6月18日。
(260) 《晨报》，1927年6月18日。
(261) 《张作霖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4。
(262) 《陆海军大元帅就职宣言》，《政府公报》第4008号。
(263) 《北京政治分会报告书》，《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第1021页。
(264) 《晨报》，1927年6月21日。
(265) 《驻欧使领各馆致外交部电》（1927年4月6日），《时事新报》，1927年5月6日。
(266) 《大公报》，1927年7月9日。
(267) FO，485，Vol．254，p．174．
(268) FRUS，1927，Vol．2，p．18．
(269) FO，405，Vol．253，p．457．
(270) FRUS，1927，Vol．2，p．17．
(271) FO，405，Vol．253，pp．459-460．
(272) 曹汝霖：《报告讨论财政集议经过情形并附呈财政整理计划大纲》（1927年8月），《北洋政府档案》，1027，167。
(273) 《潘复接见中外记者谈话》，《世界日报》，1927年6月25日。
(274) 《申报》，1927年6月24日。
(275) 《张作霖通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4。
(276) 《大公报》，1927年7月1日。
(277) 《新闻报》，1927年6月30日。
(278) 《邢士廉对新闻记者谈话》，《晨报》，1927年7月6日。
(279) 《洛阳孔祥熙寒日来电》（1927年7月14日），又，《洛阳冯玉祥来电》（1927年7月18日），均见《蒋介石收各方电稿》；参见《葛光亭谈话》，《世界日报》，1927年7月27日。
(280) 《张宗昌致潘复电》（1927年7月15日），《世界日报》，1927年7月16日；《李征五谈话》，《晨报》，1927年8月1日。
(281) 《晨报》，1927年8月5日。
(282) 《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4卷第30期。
(283) 何成濬：《八十回忆》，第28—29页。
(284) 《杨丙致蒋介石等密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285) 《上原勇作关系文书》，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3月版，第439—440页。
(286) 《宇垣一成日记》第1册，东京みすず书房1968年版，第568—570页。
(287) 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544—548、569—570页。
(288) 《田中内阁出兵声明》，《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89) 《日军派遣军司令官乡田布告》，中华民国外交问题研究会：《国民政府北伐后中日外交关系》，第130—131页。
(290) 《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致日本政府抗议书》，《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91) 《南京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致江苏省政府密令》，1927年7月23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92) 《上海外交交涉员郭泰祺回复驻沪日代理总领事清水》，1927年6月23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12号。
(293) 《上海市市长黄郛致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电》（1927年7月16日），沈云龙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291页；《满铁调查时报》，1927年7月25日。
(294) 正式会议记录见《日本外务省档案》，PVM41，第176—407页。
(295)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1—1945）》下册，第101—102页。
(296) ［日］参谋本部：《昭和三年支那事变出兵史》，第37—40页。
(297) 《彭德铨致白崇禧函》，《新闻报》，1927年6月25日。
(298) 《申报》，1927年6月26日。
(299) 《晨报》，1927年7月5日。
(300) 《陈以燊、陆殿臣通电》，《时事新报》，1927年7月7日。
(301) 《晨报》，1927年7月7日。
(302) 《晨报》，1927年7月12日。
(303) 《牛渭麟致王华电》（1927年7月7日），《新闻报》，1927年7月22日。
(304) 《晨报》，1927年7月9日。
(305) 《晨报》，1927年7月9日、10日
(306) ［日］高仓彻一：《田中义一传记》下卷，第632—633页。
(307) 《张宗昌、林宪祖致北京国务院外交部电》，北洋政府档案，1039，15。
(308) 《申报》，1927年7月13日。
(309) 《张宗昌通电》，《世界日报》，1927年7月10日；《李藻麟致王琦电》（1927年7月8日），《晨报》，1927年7月9日。
(310) 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卷3，第124页。
(311) 《张宗昌致潘复电》，《世界日报》1927年7月7日。
(312) 《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1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RDS，NA，M329，893.00N/81。
(313) 《芳泽致币原电》（1927年4月1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14) Cabinet Papers and Conclusions，Public Record Office，London，以下简称CAB，23/54。
(315) CAB，24/186．
(316) FO，371，V01．12478，F3834/1530/10，F3795/1530/10，F3756/1530/10．
(317) 《矢田致币原电》，1927年4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18) 《币原致矢田、芳泽电》，1927年4月中旬，《日本外务省档案》，PVM 27。
(31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83—1084页。
(320)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3日，《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21) 《田中致松平电》（1927年4月23日）；《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3日），《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22) RDS，NA，M329，893.00N/99．
(323) RDS，NA，M329，893.00/8655，893.00/8662，893.00/8691，893.00/8701．
(324) RDS，NA，M329，893.00/8802．
(325) RDS，NA，M329，893.00/8801．
(326) RDS，NA，M329，893.00N/94．
(327) RDS，NA，M329，893.00N/94，893.00N/108，893.00N/97，00N/97．
(328) RDS，NA，M329．893.00N/97．
(329) RDS，NA，M329，893.00N/84．
(330) RDS，NA，M329，893.00N/98．
(331) RDS，NA，M329，893.00N/110．
(332) RDS，NA，M329，893.00N/154；《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
(333) RDS，NA，M329，893.00N/154；《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
(334) 《芳泽致田中电》，1927年4月2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35)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RDS，NA，M329，893.00N/115．
(336) 《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8日；《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5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37) RDS，NA，M329，893.00/8783，893.00/613．
(338) RDS，NA，M329，893.00/8802．
(339) RDS，NA，M329，893.00N/135．
(340) 《南京事件交涉经过概要（二）》，1927年5月5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1) 《矢田致外务省电》，1927年4月2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2) RDS，NA，M329，893.00/8780．
(343)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
(344) 《革命文献》第14辑，第615—616页。
(345) RDS，NA，M329，893.00N/202．
(346) 《大臣会见录（六）》，1927年5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47)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
(348) 《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1927年，第2卷；《研究俄国对华问题的几点主要考虑》，1927年6月10日；《松井少将关于中国时局的演讲纲要》，1927年6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36。
(349) FO，371，Vol．12478，F3744/1530/10．
(350) CAB，25/54．
(351) CAB，23/54；FO，371，Vol，12479，F3964/1530/10，F4098/1530/10；Vol．12480，F4336/1530/10；Vol．12435，F4119/67/10，F3913/67/10；Vol．12404，F3599/2/10，F3784/2/10．
(352) FO，405，Vol，253，pp．218-219．
(353) CAB，23/55．
(354) FO，371，Vol．12504，F4580/4068/10，F4118/4118/10，F4580/4118/10．
(355) China Year Book，1928，p．752；《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356) FO，405，Vol．255，pp．254-260．
(35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53页—1056页。
(35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4—1075页。
(359) 《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4页。
(360) 《国民党中央执委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4页。
(36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4月25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79—1081页。
(362) 《战时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
(363) 《武汉大局讨论会第一次会议速记录》。
(364) 《时报》，1927年4月29日。
(36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86页。
(366) 洪钧培：《国民政府外交史》第1集，上海华通书局1930年版，第106—107页。
(36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1195页。
(368)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以接受日方上述要求了结此案，见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A1 106。
(36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7—1099页。
(370)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0页。
(371)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议事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936页。
(37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97—1099页。
(373)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21页。
(374)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3—1106页。
(37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3—1106页。
(376)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1—1144页。
(377)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5—1148页。
(378)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00页。
(379)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084页；《田中致芳泽电》，1927年4月2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PVM27。
(380) 《国闻周报》第4卷第18期。
(38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55页。
(38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38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6日。
(38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60—1165页。
(38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60—1165页。
(38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65页。
(38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25—1127页。
(38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389) 《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390) 米夫：《紧急时期中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47页。
(391) 《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3辑。
(392) 米夫：《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六大以前》，第950页。
(39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394) 《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395)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16页。
(396) 《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
(397)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06页。
(398)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399) 《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74页。
(400)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于国民党的关系》，《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17—118页。
(401) 《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77页。
(402) 《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38—139页。
(403)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56—163页。
(404) 《中国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团为大会开幕通电》，《晨报》，1927年6月30日。
(405)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厅通报》，《晨报》，1927年7月8日。
(406)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245页。
(40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3日。
(40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5日。
(409) 《汉口民国日报》，7月9日、15日。
(41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6日。
(41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7日、21日。
(41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5日。
(413)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12日。
(414) 《刘湘对党国之意见》，《申报》，1927年4月25日。
(415)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1日。
(416)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
(417) 《殷汝耕转刘湘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418) 《殷汝耕转刘湘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19) 《杨森九十忆往》，台湾《传记文学》，第31卷第2期，第104页。
(420) 《杨森代表赴宁》，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3日。
(421) 《杨森回忆录》（三），台湾《中外杂志》第13卷第6期，第80页。
(422) 《四川军阀史料》第4辑，第360页。
(423) 《昨日三镇讨夏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424) 天津《益世报》，1927年5月25日。
(425) 何键：《在马日铲共纪念会上的演词》，《大公报》，1933年5月23日；参见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20页。
(426) 蓝文蔚：《我是怎样策动夏斗寅叛乱的》，《武汉文史资料》第15辑，第75页。
(427) 《夏斗寅出师讨共之通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2日。
(428) 参见《湖北清党促进会刘鸿逵报告》，南京中政会第一一一次会议记录。
(429)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430)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431) 《国民政府令》，《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432) 《讨夏告民众书》，《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9日。
(433) 《夏逆张部又扰罗田》，《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4日；《白色恐怖下之罗田》，《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6日。
(434) 程潜报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参见马宣伟、肖波：《杨森》，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97页。
(435) 《沙市沙洋相继克复》，《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436) 《重庆刘湘来电》（1927年6月21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37) 余湘三：《马日铲共之始末》，湖南《国民日报》，1930年5月21日。
(438) 《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81页。
(439) 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6年版。
(440) 《湖南省政府养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1) 《湖南省政府养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2) 《湖南省政府布告》，《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3) 《湖南省政府敬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44) 《长沙之救党大运动》，《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5日。
(445) 《救党委员会之组织》，《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9日。
(446) 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
(447) 《湖南救党委员会唐生智等通电就职》，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8日。
(448) 《何军长漾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何军长通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2日。
(449) 《唐生智致湖南省政府电》，《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
(450) 《唐生智电》，《申报》，1927年6月4日。
(451) 《唐生智在西平对将士及政治工作人员之训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31日；《唐生智在郑州召集军官讲话》，《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7日。
(452) 《中政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03页。
(453) 《中央执委会沁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参见《中共中央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记录》，1927年5月27日。
(454) 柳直荀：《湖南马日事变之回忆》，《布尔什维克》第20期。
(455) 《中央汪、谭两主席电》，《湖南省政府公报》第44期。
(45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457) 《长沙军工冲突事件》，《晨报》，1927年6月20日。
(458) 《讨共军包围中之湖南》，《晨报》1927年6月22日。
(45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5页。
(460) 《唐生智对湘请愿代表周表示许克祥背叛党纪军纪》，《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7日。
(461) 《右倾中之湘省新局面》，《晨报》，1927年7月1日。
(462) 《右倾中之湘省新局面》，《晨报》，1927年7月1日。
(463) 《右倾中之湘省新局面》，《晨报》，1927年7月1日。
(464) 《湘人讴歌什么》，《晨报》，1972年7月6日。
(465) 《湘人讴歌什么》，《晨报》，1972年7月6日。
(466)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记录》。
(467) 司马璐：《1927年的国共分家》，香港自联出版社1977年版。
(46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81页。
(469) 《湘省共产党又遭迫害》，《申报》，1927年7月5日。
(470) 《唐生智在湖南省政府纪念周演词》，《湖南省政府公报》1927年7月5日。
(471) 许克祥：《马日铲共回忆录》。
(472)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台北1968年版，第73—74页。
(473) 《南昌民众党部之大争潮》，《申报》，1927年4月12日。
(474) 《程天放早年回忆录》，第76页。
(475) 《胡主席致朱培德函》，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5月25日。
(476) 《九江朱培德冬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47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478) 《李宗仁回忆录》，第468—496页。
(479) 《芜湖李宗仁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0) 《南昌朱培德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1) 《芜湖李宗仁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2) 《南昌朱培德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3) 《南昌朱培德来电》（1927年5月2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8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145—1148页。
(485) 《江西之革命纪律》，《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0日。
(486) 《江西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日。
(487)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6页。
(488) 《韶州钱大钧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参见《蔡熙盛电告朱培德肃清江西共党》，《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15日。
(489) 《朱培德实行清共》，《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18日。
(490) 《徐州李宗仁来电》，1927年7月3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91) 《朱总指挥最近之演说》，《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17日。
(49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7页。
(493) 梅原：《朱培德对政治工作的欢迎欢送》，《文史资料选辑》第45辑，第66—67页。
(494) 《扬州何应钦麻日来电》，《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495)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54页。
(496)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第554页。
(497) 《南京中政会第七十五次会议记录》，1927年4月19日。
(498) 《潼关毛以亨来电》（1927年6月3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参见毛以亨：《俄蒙回忆录》，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4年版，第244页。
(499)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
(500) 马文彦口述：《回忆潼关会议》，陕西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01) 宣侠父：《西北远征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页。
(502) 刘骥：《南行使命》，《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71页。
(503) 《郑州冯玉祥来电》（1927年6月1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50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230—1231页。
(505)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57—558页。
(506)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1232页。
(507)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史料》，第1230页。
(508) 《郑州冯玉祥来电》（1927年6月10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
(509) 《冯到徐前致蒋总司令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510) 《冯到徐前致蒋总司令电》，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511) 《李宗仁回忆录》，第475—476页。
(512) 冯玉祥：《我的生活》，第561页。
(513) 《冯玉祥抵徐谒蒋续讯》，《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6月23日。
(514) 《各报通讯记录》，国民党中宣部驻沪办事处编：《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9页。
(515) 《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6页。
(516) 《冯玉祥日记》1927年6月21日。
(517) 《徐州特别会议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18)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519) 蒋介石：《对于上海全市党员之报告》，《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0页。
(520) 上海《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521) 毛以亨：《俄蒙回忆录》，第245页。
(522) 黄绍竑口述：《徐州会议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523) 《冯玉祥日记》。
(524) 《关于清党措施致豫、陕、甘省政府密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525) 《冯玉祥日记》。
(526) 《冯玉祥日记》。
(527) 李世军：《回忆徐州会议前后的冯玉祥》，《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10期。
(528) 《徐州会议与国民革命》，第50页。
(529) M．N．Roy，My Experiences in China，pp．68-71．
(530)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59、267、275页。
(531)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资料》第1辑，第328—329页。
(532)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作“必须根除不可靠的将军们”。
(533)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31—32页。
(534) My Experiences in China，pp．72-73．
(53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536)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英文。
(537)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538)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1页。
(539) My Experiences in China，p．67．
(540)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1—82页。
(541)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6页；参见米夫：《中国革命》，莫斯科1932年版，第81页。
(542) 蔡和森《机会主义史》，《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85页。
(543)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
(544)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545) 《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1318页。
(546) 《李品仙回忆录》，第90—91页；参见《郭廷以与李将军问答记录》，未刊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547) 《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上的报告》，《八七会议》，第60—70页。
(54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27年6月28日。
(549) 李品仙晚年回忆称：他的行动系出于汪精卫密令，见《李品仙回忆录》，第91页。
(550)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记录》。
(551) 《罗易赴华使命》，第332—338页。
(552) 《罗易赴华使命》，第324—325页。
(553)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
(554)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莫斯科油印本。
(555) 《中共中央扩大会议记录》。
(556)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党员书》，《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557) 《中共中央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记录》。
(558) 《苏联新发表的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文件》，《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
(559) 《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真理报》，1927年7月10日。
(56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13页。
(56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80—183页。
(56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油印件。
(563) 《吴玉章回忆录》，第150页。
(56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
(565)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7日。
(566)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7日。
(567)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19日。
(568)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6日。
(569)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7月26日。
(570)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25日，油印件。
(5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25日，油印件。
(572) 《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中国共产党书》，《革命文献》（16），总2832—2834页。
(573) 《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94页。
(574)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575) The Reminiscences of Chang Fak'uei，pp．276-277．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
(576) 吴玉章：《八一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577) 《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3—4页。
(578) 《何应钦致蒋介石电》（1927年7月26日），《蒋介石收各方电稿》，抄本。
(579) 《晨报》，1927年8月3日。
(580) 《宋庆龄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581)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3页。
(582)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583) 《张国焘致中央临时政治局并扩大会议的信》，《南昌起义》，第69页。
(584) 《中共中央复张国焘信》，《南昌起义》，第67页。
(585) 《李汉魂日记》，未刊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藏。
(586)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83页。
(587) 《聂荣臻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588) 《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海外各党部联席会议宣言》，《南昌起义》，第20页。
(589) 《南昌民国日报》，1927年8月1日。
(590)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8月3日。
(591) 上海《新闻报》，1927年8月9日。
(592) 《叶剑英谈南昌起义二三事》，《南昌起义》，第227页。
(593)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南昌起义》，第88—96页。
(594)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