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征讨冯、张、唐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征讨冯、张、唐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一　蒋、冯矛盾的发展与两次讨冯战争" class="reference-link">一　蒋、冯矛盾的发展与两次讨冯战争

如前所述，蒋、桂战争中，冯玉祥的态度、处境都极为微妙。冯玉祥兵强马壮，拥有河南、陕西、山东数省之地，这些地区，又与蒋、桂拼争的战场相邻，他的动向，对蒋、桂双方胜败影响至大。如冯出兵助李，则冯、李携手，可在西、北、南形成一条牢固的战线，对东南及南京构成强大威胁；如冯与蒋介石联合，则北可使白祟禧部悬成孤军，南可对两湖形成居高临下之势，桂系将难以幸胜。所以蒋、桂冲突爆发后，双方都竭力拉拢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为特使，许冯以“行政院院长及两湖主席”⁽¹⁸⁹⁾，引诱冯氏出兵助己；李宗仁也派代表见冯，晓以利害，提醒其防止被蒋各个击破。

从利害关系说，冯玉祥作为地方实力派，当然更倾向桂系一方，私下里他也对桂系表示支持、同情。但桂系制造“湘变”、惹起事端，首先输了道理，加之蒋介石以中央相号召，冯玉祥也不想公然与其对抗，而且两湖地区毗连其陕、豫基本区，又是鱼米之乡，他也不无攘为己有的私心。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的：“如有机会，宜向湖北发展。按中国历史，不能得湖北便不能守河南。至陕、甘根据地，无论如何不可轻易放弃。倘能将陕、甘、鄂、豫四省守住，便可管毂南北东西。”⁽¹⁹⁰⁾冯玉祥的如意算盘是，坐山观虎斗，效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法，坐观蒋、桂相争，削弱实力，待时机成熟时，进兵两湖，将势力范围向华中拓展。因此，蒋、桂冲突爆发后，蒋介石要拉拢、利用冯玉祥，而冯也愿意被利用，蒋、冯之间上演了一出勾心斗角的好戏。3月初，南京方面电冯商讨对桂问题时，冯回电说：“（一）胡部（指桂系的胡宗铎）行动已派员密查；（二）原驻兖州之第四师如果调往江南，则拟派刘镇华军接防。”⁽¹⁹¹⁾在桂系问题上含含糊糊，但对接防兖州则毫不推辞，既不贸然开罪桂系，也不反对中央用兵。冯玉祥自以为圆滑，但其用心其实尽在蒋、李二人眼中。

冯玉祥用心深长，蒋介石也将计就计，佯装不知冯氏出兵的目的，尽力促成冯玉祥加入战事。3月下旬，南京方面公开发表冯氏致蒋电报，内称：“玉祥服从中央，始终一致。前经迭电声明，已有准备。至于出兵路线及作战方略，统祈主席指授机宜，庶免歧异。”⁽¹⁹²⁾此举意在使冯再无反水借口。28日，蒋介石连续致电冯玉祥，请其“令韩总指挥所部限于4月2日以前经过襄阳武胜关，微日以前须到达武汉西部及其南部，兜击武汉，以与我下游诸队收协击之效”⁽¹⁹³⁾。同日，委任韩复榘为第二路军总指挥。

韩部接受委任后，屯兵于豫鄂边境，虽然桂系与冯心照不宣，在“武胜关无兵驻防”⁽¹⁹⁴⁾，韩部仍逡巡不进，坐以观变。直到4月5日蒋介石抵武汉并命韩部“在现地停止待命”⁽¹⁹⁵⁾后，冯玉祥方才着忙。同日，他致电蒋介石报告：“前方已在襄樊之间与敌接触甚为猛烈，沿平汉线各部因车辆缺乏不免稍迟，业经电令催现正星夜前进中。”⁽¹⁹⁶⁾7日，蒋介石再次分别致电冯玉祥、韩复榘，令其在原地停止待命，而冯、韩也对蒋5日电装聋作哑，连电向蒋“报捷”，称已占领武胜关，并向广水追击，弄得蒋介石“以韩部装聋，不听命令，甚疑”⁽¹⁹⁷⁾。直到4月8日，冯、韩见大局已定，武汉尽收蒋介石囊中，方在广水一带被迫止步。对韩的行动，蒋介石当然心知肚明，4月8日他致电何应钦，告以：“自支日起电令韩复榘约十余通，迄无一复，昨日忽入武胜关，铁甲已过孝感，幸此间已严防备，勿念。”⁽¹⁹⁸⁾

蒋、桂一战，冯玉祥虽然机关算尽，却毫无所获，桂系出乎意料的快速失败，使他无法及时作出反应，结果是客观上既充当了蒋介石帮凶的角色，而在蒋面前又丝毫没能讨好。3月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焕章电文总无作战明确之表示，不能不令人疑虑也。”⁽¹⁹⁹⁾占领武汉后，蒋在日记中已公开表现出对冯的愤恨：“焕章将余四日至今之电置之不闻，而派韩复榘今突入武胜关，且到孝感附近，其来电可笑，视人人为小孩可欺。而其心劳日绌，如见其肺肝然矣，取巧投机之徒，必自杀也。”⁽²⁰⁰⁾这段日记，虽或为蒋故意作态，但其对冯不留情面的态度已可窥见一斑。

桂系败走，唇亡齿寒，冯玉祥不由得深自戒惧。1929年4月初，冯玉祥一方面两次发出通电，声讨桂系，指责其在北伐前后的自私行为，试图以此缓和与蒋关系；同时他也深知此举未必会有效果，因此作出一系列部署，准备应付“祸变之发生”⁽²⁰¹⁾。4月下旬，冯在开封召集师以上军官集会，加力调整军备，将驻山东、河南一带部分兵力回撤，收缩防线，集重兵于豫陕交界的潼关一带，扼要拒守，摆出一副准备确保原有基本地盘的哀兵姿态。

冯玉祥对蒋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蒋介石虽一再拉拢冯氏携手对桂，但对冯始终保持高度戒备。东线军情紧急时，他密令所部对陇海线冯军“严密预防”⁽²⁰²⁾，防止冯军乘乱直捣南京后方。冯玉祥依违两可的态度，他洞若观火，各地也不断送来有关冯、桂联络的密报，鲁涤平甚至向他报告，桂系作战命令有“左翼冯玉祥”⁽²⁰³⁾字样，对这一切，当时他都不动声色。但桂系之乱平靖，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便开始与冯玉祥算总账。4月，蒋介石制定对冯作战计划，规定：“为防编遣期内冯军发生异变起见，国军集中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²⁰⁴⁾同时，蒋镇压桂系兵变后，还特招从武胜关南进的韩复榘到武汉，优礼有加，褒奖备至，并馈送巨款，竭力加以笼络。韩复榘平时在西北军中，冯玉祥对他和其他将领一样，呼来喝去，很少顾及个人尊严。蒋氏此举，使韩复榘感激涕零，对冯氏渐生二心。

5月初，蒋、冯冲突日渐明朗。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冯部人员全部离京，用具皆出卖殆尽，检得其文电，准备向潼关好退却。如此自扰，诚以国家为儿戏，何能革命！”⁽²⁰⁵⁾8日又记有：“检得冯电，其攻汉准备甚急，是诚无信罔义之人，为反革命之尤者。”⁽²⁰⁶⁾15日，刘郁芬、孙良诚等冯部将领公开通电，揭起反蒋旗帜，推冯玉祥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军总司令”。同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针对蒋邀其进京面商、消除误会的说法，反唇相讥：“李任潮曾为蒋公前参谋总长，以息事宁人入京，旋即遭禁。李德邻、白健生均与蒋公久共患难，军事甫定，因忌生变。李、白诸公且如此，其余可知。”⁽²⁰⁷⁾断然拒绝蒋的邀请。同时，冯在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收缩兵力，缩短战线，将山东、豫东驻军全部西撤，集中陕西、豫西待命。

冯玉祥摆出一副收缩防御的姿态，蒋介石虽阳示宽柔，多次发出通电，劝告冯玉祥及西北军及时罢手，私下里却加紧备战。他调集朱培德第一路军集中于开封、徐州之间，刘峙第二路军屯扎于信阳、襄樊一带，唐生智第五路军分布于洛阳、郑州地区，从东、南、北三面对冯部形成包围之势。5月8日，蒋电告刘峙等：“豫方已积极备战，且已委石友三为南路总指挥……我方应积极准备作战，万勿延缓。”⁽²⁰⁸⁾11日，确定对冯战斗序列，以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代总司令，部队分为左右两翼，右翼军总指挥刘峙，前敌总指挥顾祝同；左翼军总指挥朱绍良，前敌总指挥张发奎。当时蒋刚刚经历对桂战事，南方一带尚不安靖，因此他虽有趁平桂之势再定西北的雄心，但又无足够信心全面与冯对垒，军事重点放在防御地位。5月17日，他致电在北方活动的何成濬，告以：“此时决不主张用兵，仍求政治解决，兄当依此进行为盼。”⁽²⁰⁹⁾基本可以反映他当时的真实态度。

依靠掌握中央的优势，蒋介石再施惯伎，加紧用官位、金钱收买冯部高级将领，从内部策反西北军，此前与蒋已有往还的石友三、韩复榘等成为重要策反对象。5月8日，蒋介石致电贺国光、钱大钧：“请即速派员携款由襄樊往南阳，或慕尹兄电约石友三私来襄樊，面交石友三十万元为饷项，并探冯近日计划与行动详告。如其果能反抗逆命，拥护中央，则其所指挥各师之饷项，均可由中央负责领给，但必须其有明确表示或反攻逆军之动作也。”⁽²¹⁰⁾蒋介石亲电冯部大将韩复榘，极尽拉拢之能事，自称：“前在汉埠握手倾谈，备极欢洽，比承赐教，益佩公忠。”⁽²¹¹⁾对韩虚下以待。5月18日，任命建制隶属冯玉祥的刘镇华为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对刘予以利诱。21日，刘镇华部率先脱离冯部，致电蒋介石，宣布就任蒋任命的“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刘、冯之间早有嫌隙，此前2月间，刘就曾致电冯氏，告以“万勿因政争而兵争”，“倘再起战祸，人心向背，遑待龟筮”⁽²¹²⁾。因此，刘之离冯就蒋，尚属顺理成章。

给予冯玉祥致命一击的，还是韩复榘等心腹将领的倒戈。5月22日，韩复榘突然在洛阳发出通电，宣布“维护和平，拥护中央”⁽²¹³⁾。接着，石友三、马鸿逵、杨虎城等纷纷起而响应，冯玉祥的几十万大军，数日间，就被弄得七零八落，尤其是韩复榘的叛离，更令冯玉祥极为痛心。既扰乱了他的军事部署，也动摇了他反蒋的信心和决心。与此同时，蒋对韩的叛冯如获至宝，当得知韩叛消息后，得意地判断：“截留韩复榘致石友三电，乃知其廿二日已发通电反对冯逆，拥护中央。是冯逆军阀命运已至末日而尚不觉悟乎。”⁽²¹⁴⁾同时立即电告韩复榘：“贵部集中洛阳，给养必感困难，刻令汉口中央银行发给一百万元以为接济各师饷需之用，希即派员往领。”⁽²¹⁵⁾

此时，粤方对桂系残部的战争也进展顺利，受到有利形势鼓舞，蒋介石不再像争端初始那样阳示退让。5月23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开除冯玉祥党籍，并革除其本兼各职，授予政府讨伐全权。次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冯玉祥，对冯玉祥紧逼不放。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告国民书更是历数冯玉祥的“罪行”：“当民国十六年，宁汉分裂之际，冯逆一面与徐谦邓演达等，勾结为奸，极意挑拨；一面复阳作调人，主张集会开封，以显其举足轻重之劳。二次北伐之役，师行在途，攘功争名，百般要挟。洎乎汤山会议，初则迟迟其来，继则觖觖而去，凡以矫示矜武，无所不用其极。”⁽²¹⁶⁾

冯玉祥呈现崩溃之象，蒋介石步步进逼，此时阎锡山态度至关重要。早在蒋、冯军事之争初起时，冯玉祥便竭力拉拢阎锡山共同反蒋，而蒋介石为拉拢阎锡山，也一再表示：“对冯方针，请兄就近观察，妥定缓急，和战皆以兄意为准。如果作战，则一切计划，亦由兄决定。”⁽²¹⁷⁾阎和冯共处北方，不愿看到冯过于壮大，影响自身的生存，所以在蒋、冯之争中对冯构成重大威胁，是冯始终不能不担心的侧背之患，当时冯的担忧，可以从其日记中窥知大概：“蒋以我军压迫桂军，以晋阎压迫我军，又以奉军压迫晋阎，其计诚狡。”⁽²¹⁸⁾不过，阎锡山并无吃掉冯玉祥的把握和雄心，因此从维持南北实力平衡、防止南京独大目标出发，他又担心冯被蒋消灭，所以阎游走于蒋、冯之间，既媚蒋压冯，又拉冯抗蒋。5月26日，在冯玉祥败象已显时，他致电冯氏，表示愿负疏解之责，劝冯“解除兵柄，还之中央，同适异国”，称其本人愿“解除一切，随兄远游，去则同去，来则同来”⁽²¹⁹⁾。阎锡山此举，不无一箭双雕之意，既压迫冯玉祥离开西北军，达到削弱冯玉祥的目的；又避免战事发生，防止西北军被消灭，蒋实力进一步壮大；同时所谓与冯共进退的表态，含蓄向蒋暗示冯阎在一定条件下成为盟友的可能，堵住蒋介石兴兵进攻西北军的通路。

阎锡山的表态，对蒋介石形成相当制约。同时，限于实力，在拿下桂系后，蒋介石对彻底消灭西北军并无把握，也希望在震慑冯玉祥后，顺势和平解决事变。5月25日，蒋致电冯玉祥，劝其：“如愿涉历海外，增益新知，或优游休养，重辟新路，中正当为婉曲代陈于中央，必有以成全兄之志愿，保障兄之安全……至兄所部，原为国家之军队，兄如远离，则中央必爱护倍至，更何论乎一视同仁。”⁽²²⁰⁾在南京中央强大压力和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下，27日，为保存实力，避免打一场已无取胜把握的战争，冯玉祥宣布退隐下野，通电表示：“洁身引退，以谢国人。自五月廿七日起，所有各处文电，一概谢绝，从此入山读书，遂我初衷。”⁽²²¹⁾蒋介石取得与冯较量第一回合的胜利。

冯玉祥宣布退隐后，为消除其在西北军中影响，蒋介石坚持迫冯出洋。6月4日，蒋在日记中写下其攻冯部署：“余决以东路军为主力，攻潼关南路；左翼由荆紫关攻西安；岳、杨、高、刘各部由秦晋北攻西安，或以岳、杨由襄樊入荆紫关。”⁽²²²⁾6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表示冯玉祥如能到晋，南京中央可发放西北军欠饷，但冯必须履行“离开西北地盘出洋”诺言⁽²²³⁾。同时，蒋任命阎锡山为北路军总司令，要求阎出兵配合讨冯。11日，阎锡山电蒋称：“如焕章能践约，则山必须偕行，以全信义；倘其爽约，北路军事山当尽力负责。”⁽²²⁴⁾12日，蒋在日记中写到：“接百川电，犹信冯逆出洋为诚，此殊可叹也。但余以愿以五百万金促其出洋，不知其果允否。拟以此款交百川，一面电告冯之部下，准备此款，只待冯到晋即可分给一月之饷。”⁽²²⁵⁾希望通过金钱诱惑达到让冯玉祥出洋的目的。同日，蒋介石两电阎锡山，佯装不知道阎为冯缓颊的意图，坚持对冯部用兵以迫其出洋，强硬表示：“焕章出洋之说，似已绝望，请兄毅然决绝，从速进战。”⁽²²⁶⁾并明确其进攻部署：“此间即拟调韩石二部到皖鲁，而以东路集中洛阳，南路集中南阳、襄樊。”⁽²²⁷⁾16日，发布对西北军作战命令，规定对西北军第一期作战计划：“为平定西北之目的，先以主力于豫省东、南两方面，取包围姿势，压迫逆敌至郑州以西地区。北路军主力乘机由晋南出清化、济源、陕州各道渡河，与陇海线各军协取虎牢、泗水、洛阳，务在潼关以东地区将敌包围而歼灭之。”⁽²²⁸⁾

蒋介石坚持压迫冯玉祥的做法，令阎锡山不无戒惧，同时也从中觅到可乘之机。6月12日，阎锡山、唐生智、何成濬等在太原商定对冯处置办法：冯服从中央，于十日以内外游；国民政府于冯出游时取消通缉令；冯西北军归阎指挥，俟时局安定后，由中央改编。同日，阎派李书城到陕劝冯入晋。

在蒋高压姿态下，为保全西北军，使蒋无进攻借口，冯玉祥势不能再留在西北军中，阎锡山成为其可以依靠的惟一退路，双方特使频相往还。6月初，冯妻李德全赴山西运城与阎妻会面，展开夫人外交。9日，冯在日记中表示“决到运城见阎”⁽²²⁹⁾。两人的共同朋友李书城到陕后，极力劝说冯氏赴晋，与阎锡山结盟，互同进退，待机反蒋。李书城的邀请，正中冯玉祥下怀，既解了燃眉之急，又可借机与阎氏及各反蒋派联合。正如蒋介石所预测的：“以中测之，彼之来晋，实为挑拨之计居多。如挑拨不动，则再出洋。”⁽²³⁰⁾6月21日，冯玉祥离陕赴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期许：“此后二、三集团，应站在一条战线上，奋斗到底。”⁽²³¹⁾同日，南京国民政府为坚阎锡山内向之心，决定任其为“西北宣抚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²³²⁾。24日，阎锡山亲到介休迎接冯玉祥，25日冯到达太原。

冯玉祥肯来太原，关键在于他深知阎锡山也具反蒋之心，希望由此结成反蒋联合阵营，阎锡山此时也竭力宣称其将遵约与冯共同出洋，以坚冯玉祥赴晋之心。25日，冯、阎联名发出出洋通电，并呈国民政府请辞本兼各职。同时，阎锡山致电何成濬，内称：“弟之出洋，已成不可易之事实，弟等出洋则国定，主座出洋则国乱。”⁽²³³⁾明显与蒋拉开距离。

冯、阎在太原会晤，并约同出洋，激起全国舆论哗然，蒋介石不能不慎重对待。虽然他致下属电中称其为“冯阎联合之谣”⁽²³⁴⁾，但内心其实非常担心冯、阎联手。6月23日，蒋介石离宁北上赴北平，专程处理冯阎问题。25日，到达北平。同时，蒋通知各方发出电文挽留阎锡山，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各省政要及部队将领纷纷发出挽留通电，给足阎锡山面子，竭力拉拢阎站到自己一边。30日，阎锡山抵达北平，蒋、阎两人在北平会晤，蒋对阎备加笼络，许阎以全国陆海军副司令之职，极力向阎氏示好。蒋的另一手段是馈送重金，25日，蒋致电张寿镛，令其与中央银行交涉“筹五千万元速汇平候用”⁽²³⁵⁾，虽然这笔钱没有显示去向，但此时要求如此巨款，和对阎笼络或不无关系。阎锡山在名利双收后，逐渐软化其所谓与冯玉祥共同出洋的坚持，蒋在会谈后致陈立夫的电文中如释重负地谈到：“百川意已稍转，可望不坚决求去。”⁽²³⁶⁾

阎锡山接纳冯玉祥，本意就是要以其要挟蒋介石，蒋氏就范，则可从蒋处得益，如若不然，即联冯反蒋，以壮声势。蒋介石既然肯委曲求全，互惠互利，阎锡山对冯也就不再客气。7月3日，阎称病住院，4日退掉去日本的船票。同时，蒋介石为阎铺设台阶，5日，国民政府下令撤销对冯玉祥的通缉令，声称：“前因豫鲁撤兵，行为越轨，政府为申纲纪，不得不加以制裁。近据调查情形，冯玉祥养病华山，深自怨艾，遵令解除兵柄，愿即出洋游历，政府追念前劳，允宜曲示宽大。”⁽²³⁷⁾9日，蒋介石、阎锡山和刚从东北赶来的张学良在北平西山举行会议，决定由阎锡山全权处理西北军善后，阎利用蒋、冯之争渔利的目的达到。随即，阎锡山将冯玉祥诱骗到山西五台建安村软禁起来，村庄四周派军队封锁，自己送上门的冯玉祥成为他灵活运用的一个筹码。

一心想联阎反蒋的冯玉祥，反而做了阎锡山的人质，恼怒之余，不得不善筹脱身之策。他一面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潜心读书，对前来探视的晋军将领徐永昌总结说：自己落得今日下场，都是因为不读书的缘故⁽²³⁸⁾。同时暗中活动，授意西北军将领与蒋互通款曲，以从侧面对阎施压。此时，恰好西北军旧将熊斌应蒋命联络西北军诸将领，欲趁冯氏被软禁之机以饷弹笼络、收编西北军。冯氏遂将计就计，令部将与蒋氏加紧联络，双方在南京展开谈判。据熊斌回忆：“双方条件已大致谈妥，即陕甘两省地盘不动，西北军接受改编为十二个师，官兵粮饷被服一律比照中央部队待遇。”⁽²³⁹⁾西北军将领鹿钟麟、刘郁芬、薛笃弼等频繁往来京中，蒋介石与西北军关系骤然热络。

蒋介石与西北军关系拉近，阎锡山顿时又大生恐慌，如果西北军果真投蒋，则他视为奇货的冯玉祥变得毫无价值，而且他本人也成孤家寡人，必为下一个“统一”对象无疑。8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编遣会议再次显示出蒋介石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强烈意向，对实力未受损的阎锡山构成巨大威胁。8月6日，阎锡山投石问路，呈请南京国民政府，辞去山西省主席，南京国民政府旋于10日发布命令，任商震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为河北省主席。蒋、阎这一试探和反试探，显示双方已在暗暗较劲。

精明的阎锡山不得不改弦易辙，重新向冯玉祥示好，先是向冯表示：“反蒋运动，本人可在暗中帮忙，绝不出名，且不赞成国民党左派办法。”⁽²⁴⁰⁾接着又于9月30日亲与冯见面。据西北军将领石敬亭回忆，他去山西见冯玉祥时，“冯表示山西不宜久居。适何成濬自奉天来晋，往傅公祠，朝夕过从，相谈甚欢。而南京又派贺耀组率点验人员至西安。贺遣高级人员携函来邀余返陕，商洽部队编遣事宜。函中附中央银行二十万元支票一张”。南京与冯部将热络互动，令阎锡山大为不安，“深感奇货顿失。遂于八月中秋夜设宴于晋祠，与冯公同赏月色。阎语冯曰：‘大哥，倒蒋之期已届。’即出示布告、通电二纸，且邀冯至五台山小住，以避耳目，使余回陕西发动，推阎为首领”⁽²⁴¹⁾。阎锡山的反蒋表态，正是冯玉祥一直等待的佳音，他立即表态同意，双方约定，由冯部先发难，晋军随后响应。

冯、阎中秋前夜之会后，冯玉祥西北军立即中止与蒋介石的谈判，积极筹划武力反蒋。1929年10月10日，西北军将领宋哲元、刘郁芬等联名发出通电，历数蒋介石六大罪状，包括把持中央，专制独裁，用人惟亲，待遇不公，制造内乱等，指责蒋“假中央集权之名，行专制独裁之实”，宣称：“蒋氏不去，中国必亡。”⁽²⁴²⁾随后西北军约20万人共组织九路军，兴师讨蒋。冯玉祥在幕后指挥，宋哲元代任冯玉祥总司令职，孙良诚任前敌总指挥，兵出潼关，分三路向河南进军。

冯玉祥西北军来势凶猛，不久前还准备不战而取的蒋介石不得不再启干戈，“对冯部决定痛剿”⁽²⁴³⁾。10月11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对宋哲元进行讨伐。13日，蒋介石出动四路大军共二十多个师，以方鼎英、刘峙、唐生智、刘镇华分任第一、第二、第五、第十一路总指挥，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各率所部及飞机队按照指定地点向平汉路及鄂西分别集中，准备将冯部“歼灭于潼关—荆紫关—白河以东地区，直驱长安，一鼓而荡平之”⁽²⁴⁴⁾。派何应钦、张治中分任开封、汉口两地行营主任，就近指导战事。

同时，蒋介石竭力拉拢阎锡山，阻止其与冯部合力出兵。为了拆散阎锡山、冯玉祥同盟，10月13日，蒋致电财政部长宋子文“请汇阎百川特别费二百万元”⁽²⁴⁵⁾。随后派方本仁赴晋，全力活动阎锡山倒向南京。10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加委阎氏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在蒋、冯冲突一触即发时，阎锡山再次表现出首鼠两端的特性，将与冯联合出兵的承诺置诸脑后，保境安民，静观时变，对双方作出不偏不倚姿态。

10月下旬，蒋、冯在河南展开激战。冯玉祥西北军分左、中、右三路，左翼为第一路石敬亭、第二路孙良诚、第三路庞炳勋、第四路宋哲元各部，属冯军主力，入潼关沿陇海路东进。中为第五路刘汝明、第六路冯治安、第七路孙连仲各部，出荆紫关进逼南阳。右翼为第八路张维玺、第九路田金凯各部，出白河窥视襄樊。

10月26日起，冯玉祥西北军开始全线攻击，初期进展迅速，连克洛阳、巩县、偃师、淅川、老河口等地，逼进郑州、南阳。面对冯玉祥西北军的主动进攻，蒋介石针对冯玉祥西北军给养、指挥均难以久持的弱点，避敌锋芒，待其师老兵疲再行反击。同时，通过空中侦察发现冯玉祥西北军主力集中左翼，遂令所属第五路第八、第九两军固守黑石关、登封一带阵地，以掩护主力部队之集中；第二路军对荆紫关、白河方面暂取攻势防御，主力集结于花园附近待机出击。29日，蒋致电刘峙，指示：“此次我豫南各军对陕南逆部取攻势防御，利在固守以老逆部，故凡可守之城池，从速准备，闭城守御，不惟南阳襄樊，即邓县新野二城，亦速备守城之具，待敌之疲敝而后决取攻势时，则积极进展。如逆军闭城固守，则我不攻其坚城，派最小部队以监视城逆，而以主力照原定目标越城进取。”⁽²⁴⁶⁾31日，蒋介石转道抵武昌后赴河南前线督师。时人回忆：“此时，蒋总司令处境艰苦，四面八方事故层出不穷，人心浮动，有些部队又未尽可靠。他亲到刘黑七部驻在地禹县和刘春霖驻在地白沙，安定军心、鼓舞士气。刘黑七向总司令说：咱是老粗，只知服从总司令，不晓得别的。总司令送他六挺机枪，一万银圆。于是刘黑七安定了。蒋总司令又由刘黑七处突然来到刘春霖部，该部最为动摇，蒋总司令的突然莅临，出乎刘春霖的意料，刘大骇，遂决心服从听命。蒋总司令至郑州，下车站后走半里多路到刘镇华司令部……总司令镇定如故，若无其事。他到郑州走了这一趟，立即使郑州的人心跟着他跑了。”⁽²⁴⁷⁾蒋介石此时指挥虽在战略指导上多有干预，但对前线将领尚能放手，多次指示：“前方情形时刻变化，当由前方高级将领独断，不必事事请命。”⁽²⁴⁸⁾表示：“中不遥制。”⁽²⁴⁹⁾

与此同时，冯玉祥西北军的总司令却仍被阎锡山拘留建安村，指挥战事的宋哲元和孙良诚之间，又素有隔阂，难以协调，极大影响冯玉祥西北军战斗力的发挥。30日，唐生智指挥第五路军全线反攻，冯玉祥西北军攻势遇挫。

11月3日，一直保持观望的阎锡山与专程赶到太原的何应钦会面，在蒋200万元的重金拉拢下，阎表态“极愿协助主座讨逆，以求实现统一”⁽²⁵⁰⁾，同时电蒋愿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5日，阎锡山正式通电就职。随后，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山西公开站到南京一方。4日，南京方面乘势组织总攻击，由唐生智为总指挥，杨杰、何成濬、刘兴分任左、中、右路指挥，向冯军发动全线反攻，冯军顽强抵抗，蒋军虽有进展，但未能很快击破冯军防线。蒋介石日记记有：“河南作战地形最多为断绝地，而寨堡俨然如城池，数里或十里一寨，敌人以此为据点，以图持久抵抗，是甚难处置。”⁽²⁵¹⁾11月12日和17日，蒋军又两次发起总攻击。蒋冯两军在登封、临汝一带短兵相接，激烈搏杀，冯玉祥西北军终于难以支持，16日、17日两日，蒋军先后占领登封、临汝。蒋介石通电全国报捷，宣称：“逆军经此两役，精锐既尽丧失，内部尤多携贰，我军乘胜追剿，当不难指日荡平。”⁽²⁵²⁾20日，蒋军攻入洛阳，“俘虏一万三千余人”⁽²⁵³⁾，冯军已呈崩溃之势。22日，蒋致电阎锡山，极力劝说阎出兵邀击冯部以断其归路，并以冯部溃败之混乱状况相诱：“其退却部队之零乱，未有如此之甚者。”⁽²⁵⁴⁾

11月下旬，冯玉祥西北军不得不将主力回撤到潼关以西，据关自守，冯玉祥第二次反蒋又告失败。是役，冯玉祥西北军败状惨烈。参加讨冯之役的刘茂恩回忆，西北军溃退时，丢弃大批车辆，“败兵感到终日过着牛马不如的艰苦生活，还要日夜疲于奔命，看到长官们还有汽车可坐，在这种怨恨的情况下，于是群起拦阻汽车，甚至有以枪向长官射击，藉以发泄愤懑的情绪，而乘坐汽车的将领也只有弃车随众步行了。”⁽²⁵⁵⁾不过，冯玉祥西北军的骁勇善战也给在前线指挥战事的刘峙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役看到对方刘汝明部，于石花街之役，败退之余，犹能极力抵抗，无论战况如何惨烈，精神如何疲困，还能以手榴弹大刀肉搏，沉着应战，若非平时训练有素，阖能臻此。”⁽²⁵⁶⁾

二　征讨张发奎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class="reference-link">二　征讨张发奎及“护党救国军”的战争

1929年，蒋介石控制国民党“三大”，给了“改组派”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一记沉重的打击。但他们并不善罢甘休，经过多次挫败，他们深切感到军事反蒋的重要，于是在上海总部成立军事委员会，积极准备从军事上与地方实力派联合反蒋。一些地方军人在蒋的政治压力下，也深感自身缺乏政治号召力，希望利用汪精卫、“改组派”的政治声望对抗蒋介石，因而派代表常驻上海，与“改组派”总部取得联系，共同反蒋。

1929年5月，“改组派”总部集结一些地方实力派代表十余人及各种反蒋小组织一百多个，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护党救国革命大同盟”，发起所谓“护党”运动。6月，陈公博到香港，策动军事反蒋，决定成立“护党救国军”。随后，陈公博留香港策动广西的俞作柏与鄂西的张发奎；上海总部则与华中、华北的实力派联络。　

张发奎部于1927年退出广东，奉调北上，参加“二次北伐”的后期进军。1928年8月在泰安整军，张发奎部被缩编为第四师。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张发奎又被蒋介石启用，任第一路追击军司令官兼第四师师长。桂系失败后，张发奎率部进驻鄂西宜昌、沙市。张发奎曾长期追随汪精卫，在政治上效忠于汪，当汪通过“改组派”组织反蒋运动时，张积极投身其中，强烈主张反蒋运动“在此局面之下，不用军事恐不易成功”⁽²⁵⁷⁾。

9月初，蒋介石以贯彻编遣实施会议决议为名，令张发奎部移防陇海线，与新一师曹万顺部换防。9日，他致电刘峙，部署两师换防事宜：“规定自删日起开始输送，限本月内各师输送完毕……其接防地点在陇海路东段，自徐州至海州，或先集中皖中，但与第四师务必言明。”⁽²⁵⁸⁾接下来，蒋介石在有关电文中吞吞吐吐，11日，蒋电刘峙，令其派干员往沙市、宜昌等处，“将我接防部队到达时刻及何旅何团之队号及第四师乘船东下启程时刻，与某旅某团所乘何船，确实调查，随时电报于兄及南京总部，其通电密码可将靖密电本改名京密，发给该员，则与京与汉皆可通用”⁽²⁵⁹⁾。动作鬼鬼祟祟，可见其不无谋张之心。事后海军战报也称：“职部于九月初间，闻张逆发奎在宜（昌）、沙（市）一带，有密谋叛变情事。当于月之三日，调咸宁舰由沪开宁，准备一切，以便荆河行军之用。并于七日，增调‘威胜’舰由沪赶宁，添装煤粮毕，于九日向汉口出发。计咸宁、威胜两舰，于十、十一两日，先后驰抵汉口，以便护送驻汉陆军，前往荆河防备。”⁽²⁶⁰⁾张发奎本就对桂系兵败后仅任第四师师长怀有不满，又对蒋将其部队调离宜昌真实意图抱有疑虑，因此拒不从命。派出使者与广西及汪精卫接触，密谋间道湖南入广西，与俞作柏会合，然后合攻广东，在广东东山再起。9月17日，张发奎将开到宜昌的曹万顺新一师缴械，改国民革命军第四师番号为“护党救国军”第四师，并发出通电，宣布三项主张：“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违法乱纪，稍有党的认识者类能言之……应请立即解散，再行依法召集”；“继续反帝反共的工作”；敦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计，完成革命”⁽²⁶¹⁾。19日，蒋介石日记记有接到张发奎通电后的感想：“正午接张逆发奎筱电，叛变本为意中事，惟恐牵动大局，心甚不安。惟照预定计划进行而已。”⁽²⁶²⁾

张发奎起兵之后，率部渡长江南下，进入湘西石门、慈利、常德、大庸一带。蒋介石一面令刘峙率部追击，一面急电何键予以阻截：“张发奎师集中长江南岸枝江、宜都一带，似有窜常德、湘西至广西模样。请兄速派得力部队在湘西严密防范，如其过境，应节节痛击。”⁽²⁶³⁾为尽快击垮张发奎部，蒋高额悬赏：“俘获连长一名，奖一千元，营长五千元，副旅长、团长一万元，旅长、副师长二万元，师长五万元。”⁽²⁶⁴⁾许诺：“张逆如果得早歼灭，则百万之数，中正可以负责拨付。”⁽²⁶⁵⁾20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罢免张发奎职务，令粤系将领黄镇球接任第四师师长⁽²⁶⁶⁾。2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何键亦来电，截击张逆，刻闻湘边已开火，心始稍安。以后调遣军队，斟酌稳妥，或可无患矣。”⁽²⁶⁷⁾不过，何键虽然宣称全力堵截张发奎部，并俘获张部副旅长、团长及“士兵二千余名”⁽²⁶⁸⁾，但并不愿过多消耗实力，当张发奎部选择南下广西与俞作柏等会合时，其堵截行动可谓雷声大、雨点小。

蒋桂战争末期，南京政府扶植俞作柏、李明瑞控制广西，广西形成俞作柏主政、李明瑞主军事的局面⁽²⁶⁹⁾。1929年8月1日，俞作柏在南宁宣誓就任广西省政府主席⁽²⁷⁰⁾。俞作柏、李明瑞虽然在蒋桂战争中靠拢蒋介石，但并不真心拥蒋，历史上和汪精卫关系密切，因此，其当政后，广西很快出现与蒋离心的趋势。当张发奎部南进途中，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与俞作柏密洽，望俞作柏、李明瑞与张部合作攻粤，开创新局面，双方很快取得默契。9月24日，汪精卫联合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十二人在香港通电反蒋，为俞、张联合行动造势。汪精卫等在通电中号召武装扫逆，声言：“此次对蒋中正之抗争，在本党方面为组织及纲领之所关，在国家方面则为民主与独裁之所系。委员等所致讨者为个人，所争取者为政制。应使此次抗争之结果，依党治而深植民主之基础，使专制独裁永不复现。”⁽²⁷¹⁾

对俞作柏在广西采取激进措施及靠拢“改组派”，蒋介石早有风闻。5月初，何应钦就报告，冯玉祥准备拉拢与汪精卫“有关系之部队唐生智俞作柏等”⁽²⁷²⁾，俞的政治倾向应非秘密。对此，蒋曾电俞，要派吴铁城去广西调查，或由俞亲到南京解释，但俞都加以拒绝。9月9日，蒋介石致电李明瑞称：“闻健侯（俞作柏字健侯）兄好用反对中央之人，并为人所惑，以为中央失败在即者。若不根据事实，调查真相，恐为反动派买空卖空者所误。”⁽²⁷³⁾张发奎南下后，蒋判断其“必连桂俞”⁽²⁷⁴⁾，为防范广西方面与张发奎联合行动，蒋明令俞作柏、李明瑞到南京听训。同时，着手准备撤换俞作柏。

9月23日，蒋介石致电陈济棠，商讨撤换俞作柏事：“撤换俞作柏时，最好直委吕焕炎为主席，率队进驻南宁。否则亦须其担任第八路副总指挥，以指挥驻桂各部，俾可从速解决桂局。”⁽²⁷⁵⁾26日，蒋介石在致酆悌电中告以：“桂俞不可信，但杨腾辉与吕焕炎效忠中央，如其有异常，必能一举扑灭之。但其至今无表示，中央只待其变耳。”⁽²⁷⁶⁾在蒋压迫下，9月27日，俞作柏、李明瑞发表通电，响应张发奎反蒋行动，俞作柏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为副总司令，并表示欢迎张发奎回桂。

对俞作柏的反蒋，蒋介石早有应对预案，采取收买吕焕炎等，中立李明瑞，专对俞作柏的策略，企图分化广西反蒋势力，“不用兵而定桂局”⁽²⁷⁷⁾。10月2日蒋介石下令免俞作柏本兼各职，任吕焕炎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杨腾辉为编遣分区主任，又委李明瑞的嫡系将领为独立第五师师长。同时，陈济棠遵蒋的命令，调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师沿西江进入广西；第六路总指挥朱绍良也率部开往广东配合陈济棠部作战。吕焕炎、杨腾辉本为李宗仁、白崇禧旧部，对俞作柏背叛桂系早存不满，此时乐于向蒋靠拢。吕焕炎发表通电，欢迎粤军入桂，杨腾辉等也现不稳之势，致电南京表示“拥护中央、服从命令”⁽²⁷⁸⁾。

10月4日，粤军香翰屏、余汉谋部进抵梧州，广东海军在陈策率领下进入广西境内。5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免去李明瑞本兼各职，任命吕焕炎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总指挥陈济棠）、杨腾辉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黄权为第十五师师长。9日，陈济棠令粤军发起总攻，李明瑞、俞作柏所部纷纷投降，13日，吕、杨进入南宁。

吕焕炎虽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但并无控制广西的实力，转而希望李宗仁、白崇禧等回桂收拾局面，黄绍竑回忆：“吕焕炎虽也有野心，欲自成局面，但他只能掌握一部，而不能领导全部，因此他虽受了南京的任命，实际上仍旧受我们的指挥。”⁽²⁷⁹⁾“改组派”在广西策划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也主动与黄绍竑等联络，表明双方重归于好，共同反蒋。汪精卫与黄绍竑在香港会晤，决定桂系与张发奎联合，东下进取广东。于是，张发奎率部南下，在湘西受到李抱冰、陈渠珍等部截击，10月底，突破湘军防线进至湘粤桂边。11月22日，张发奎到梧州与黄绍竑会面，商定实现军事合作。随后，黄绍竑、白崇禧、李宗仁先后回到广西，召集旧部，按李宗仁的说法，当时情况是：“惟焕炎声望不符，不敢遽尔就职。广西各军以及各民众团体乃纷纷派代表来海防，请我和黄、白回桂主持军政大计。我乃于民国十八年秋冬之交，取道广州湾遄返南宁。黄绍竑、白崇禧则先我潜回省内活动。于是齐集南宁，共商善后，广西又变成我们三人联合领导的旧局面了。俞作柏因势孤力单，且为军民所不容，潜逃省外。李明瑞、张云逸和俞作柏胞弟作豫，分成两股，各率残部千余人，退据百色和龙州，组织苏维埃政权，号召赤色革命。”⁽²⁸⁰⁾

11月上旬，李宗仁在南宁宣布组织“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桂系复振声势。同时，张发奎也率部进入广西。24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商定成立桂张联军，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张发奎为第三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兼第八路军总司令，两军联合共进广东：“四军由广宁、四会、清远入花县、崇化，担任左翼。七军、十五军由西江经肇庆，攻击军田粤汉路正面，并分兵一路，攻击三水。”⁽²⁸¹⁾吕焕炎所部留守广西自玉林、贵县至南宁之线。11月下旬，桂张军分别从横石、洲心圩渡过北江，攻击前进。

对张桂部队的反攻，蒋介石、陈济棠早有布置。12月4日，专程到粤组织广州行营的何应钦下令谭道源、余汉谋、陈继承、香翰屏、李扬敬各师兵分五路向桂张军发起反击，蔡廷锴师留守作预备队。同时，蒋介石令何键的第四路由湖南进攻广西。8日至13日，两军在新田、安里及军田一线展开激战，双方战场达80华里。张桂军如蒋介石所言“同床异梦，各不愿牺牲”⁽²⁸²⁾，战斗力受到很大影响。经过激烈战斗，张桂军失败，退回广西，“大部即退桂林，一部分退柳州”⁽²⁸³⁾。

张桂军退回广西后，粤军追击至广西境内作战，19日攻占梧州。接着，南路陈济棠第八路军进攻南宁，北路朱绍良部进攻桂林。22日，留守后方的吕焕炎在玉林发表讨桂通电，桂系陷入前后夹攻之中。此时，北方唐生智反蒋，蒋的应付重心转向北方，广州行营撤销，何应钦返回武汉行营主持，桂系压力稍有减轻。张桂军得以全力平定吕焕炎之叛，迫使吕逃往广州。

1930年1月中旬，张桂联军在平乐一带击退陈济棠进攻。15日，李宗仁在平乐对张桂联军进行整编，恢复第四、第七、第十五军番号。总司令李宗仁，副司令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下辖张发奎第四军、杨腾辉第七军、黄绍竑第十五军。

1930年2月，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及张发奎的第四军与粤军主力余汉谋、香翰屏、蒋光鼐三个师在北流一带决战，激战三昼夜，据陈济棠密电所言战况为：“我八路部队自寒晨，在北流与逆敌黄绍雄【竑】所率梁朝玑、许宗武、封赫鲁等部、张发奎全部接触，激战三昼夜。本早，敌以六团兵力来攻，势极猛烈，战至正午，经将敌全线击溃，夺取步枪约三千杆，俘虏二千余。毙敌尸骸遍野，我军亦伤亡颇多。”⁽²⁸⁴⁾就在这时，粤系首领胡汉民因与蒋介石爆发冲突，被软禁于南京汤山，粤、桂达成休战协议，粤军撤兵。第二次粤桂战争（又称桂张攻粤之战或两广战争）结束。

总起来看，1929年下半年，南北各地正处于暴风雨的前夜，各地以反蒋为中心的暴力冲突层出不穷。但由于力量分散，各怀心思，这段时期，蒋介石可谓无往不胜，而反蒋派则屡战屡败。对此，陈公博评论道：“倘若冯焕章、阎百川、唐孟潇一齐动作，我们逆料立刻可以成功；但阎百川是不愿意冯、唐发动的，因为冯、唐胜利，他便失了百雄之长的地位。唐孟潇也不愿意冯单独成功的，因为冯据有中原，唐便不能作军人的新兴领袖。因此冯起而唐击之，唐起而阎又蹑之，结果使蒋先生逐个击破。这并不是蒋先生有什么神机妙算，其实坐于军人间的矛盾太多。”⁽²⁸⁵⁾

三　平定唐生智、石友三之变" class="reference-link">三　平定唐生智、石友三之变

1929年4月蒋、桂武汉之战大获全胜及5月的蒋、冯对峙不战而胜后，蒋介石信心高涨，重提年初被中断的编遣计划。7月18日，蒋介石呈请国民政府，提议“召集各编遣区办事处正副主任委员及各编遣特派员”⁽²⁸⁶⁾于8月1日续开编遣会议，以完成编遣实施计划。

7月23日至31日，参谋总长朱培德主持召开编遣会议筹备会。8月1日会议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除国民党中央要员蒋介石、胡汉民、吴稚晖、孔祥熙、何应钦、宋子文外，还有晋军、西北军、东北军的代表，共三百余人。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均未出席会议。在重创桂系、压服冯系的背景下，蒋介石完全控制了会议的进程，仅用六天即告结束。会议通过《国军编遣各部队裁留标准》、《实施编遣奖惩条例》、《陆军编制原则》、《点验实施规则》、《安置编余官兵实施法》、《裁兵协会章程》等十六个文件，规定各编遣区军队数量压缩到七个至九个师，每师1.1万人，比原规定少两个至四个师。全国的军队编成的总数由原来现定的五十个师扩增到六十五个师，总人数由50多万增加到80万。编遣期内，军费为1300万元。会议正式撤销原属第四集团军的第四编遣区，在郑州、汉口、长沙、南京、开封五处设置直属国军编遣委员会的地方编遣机构——国军编遣委员会编遣分区办事处和经理分处，对冯、桂所属之河南、两湖、广西等部队实施改编，脱离了冯玉祥的韩复榘的部队列入中央直辖分区改编。会议通过的《编遣区修正案》打破了这年1月编遣会议上确定的四个集团军按比例编遣的原则，蒋介石以中央名义控制的编遣区增加，实力膨胀，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力量被大大削弱。

8月6日，编遣委员会发布《编遣实施会议闭幕宣言》，明确表态：“要把现有的部队大裁大减，这不是求治缓急的问题，简直是我们救死的问题。”⁽²⁸⁷⁾《宣言》列举了国内对编遣会议的种种疑虑和批评：其一，编遣军队能否实施当视政府的权威如何，政府有了充分的权威，中央决定的办法就能施行，若是政府权威不足，纵再三会议也无济于事；其二，现有的军队，至少当达200万人以上。应遣置者占60％，未免求治太急；其三，兵确应裁，但应先筹安置，若无准备，就想编遣，把数万冗官、百万冗兵悉令遣散，到处流而为匪，恐社会之损失更大；其四，编遣实施会议只注重集团势力均衡，不注重部队素质，蹈了国际缩军的覆辙。对国内这些疑虑和批评，《宣言》一一作出批驳，关于政府权威问题，强调：“民主与集权是连缀一贯的，是缺一不可的，这是现行政制最高之原则，亦即本党组织唯一之生命。”关于求治太急问题，指出即使按照裁减的兵员数额和军费开支也要达到世界的最高率，“竭我们的国力，只能以此为限，过此以往，则百举皆废。若是我们连这个额数也减不到，或者还不愿意去快快的缩减，这就表示毫无能力”。关于裁兵安置问题，认为：“照现在的国家财政实况而论，若是想把大规模的安置事业办好，然后着手裁兵，真是河清难俟，必弄到安置事业和裁遣冗兵两者都办不成，不如快刀斩乱麻，即行裁遣。”关于集团势力问题，《宣言》辩解编遣“实以均衡为经，素质为纬，互相质剂，尚无不得其平之虞。况一经编成之后，皆直辖于中央，更不必怀挟集团成见”⁽²⁸⁸⁾。《宣言》对批评意见的列举和反驳，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不同利益集团在编遣问题上的是非纠葛，反对者有反对者的理由，实施者也有实施者的道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除诉诸武力外，很难相信当事各方能作出其他的选择。何况武力解决本就是蒋介石心仪的方案，1929年，当幕僚向他建议“于此半年至一年之间，专与反动派奋斗，然后再谈建设”时，蒋介石极为欣赏：“引为知己，先获我心。”⁽²⁸⁹⁾

1929年年中的编遣会议，蒋介石挟胜利之威，在编遣上施以雷霆之势，不仅使冯玉祥、阎锡山等拥有一定实力的军事集团首领深感威胁，还使一批不属于蒋介石亲信的高中级军事将领人心惶惶。这一时期，各地有高中级将领多次举起叛旗，令蒋应接不暇，其中最具影响的当数唐生智、石友三及张发奎的反蒋事件。

在蒋介石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战争中，唐生智、石友三先后投到蒋一方。唐生智在蒋、桂战争期间协助蒋分化桂系在华北的部队后，被委以第五路军总指挥，又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度享有尊荣地位。石友三在蒋、冯战争中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虽然因为利益关系，唐、石与蒋结合，但蒋介石和唐生智等的关系始终是相互利用，不是真正的合作。8月编遣会议后，南京中央削弱地方实力派趋向愈益明显，使唐、石等痛感自身出路渺茫，不甘坐以待毙，唐生智、石友三最终起而反蒋和这一背景直接相关。正如冯玉祥所言：“唐生智、陈调元、刘镇华等反对，表面是反对三全大会，实则因为编遣以后，总指挥、军长名义全行取消，军人又不准兼省委。”⁽²⁹⁰⁾

唐生智的政治倾向本为拥汪反蒋，北伐期间，其与蒋介石之间有很深的嫌隙，两人难有交集。蒋、桂战争中，为对付桂系，蒋起用唐生智，唐也借此获得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双方貌合神离。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步步打击，更使唐生智为之自危。1929年7月，冯玉祥日记提到：“唐现已觉悟，两次派代表来，均甚诚恳。”⁽²⁹¹⁾唐生智的反蒋之路有迹可循。

1929年10月，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的名义，积极策动各地的反蒋运动。分别委任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李宗仁等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至第八路军总司令。受到汪精卫“改组派”的策动、鼓舞，唐生智积极联系阎锡山、冯玉祥以及各地大小实力派头目共同反蒋。唐与阎且达成协议，推阎为首领，阎为唐提供50万元军费，唐先发动，阎即通电响应。

石友三原为冯玉祥西北军将领，投蒋叛冯是为得到蒋许诺之金钱和安徽省主席的高官。1929年10月16日，为在对冯战争中争取石友三、韩复榘的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11月24日，蒋介石亲到安庆出席石友三任安徽省主席的就职典礼。此时，两广地区反蒋力量实现大联合，汪精卫与黄绍竑于11月在香港晤面，捐弃前嫌，约定张发奎部与桂系联合，共同抗击陈济棠的粤军。随后，黄绍竑与白崇禧、李宗仁相继潜回广西，在南宁成立“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第八两路军，李宗仁自兼第八路军总司令，张发奎任第三路军总司令，两军会合，向广东发起反攻。

为支援粤军陈济棠部，11月24日，蒋介石派何应钦入粤，协助指挥对桂战事，派第三、第八师南下，声援粤军。同时，趁出席石友三就职典礼之机，动员石部南下应援广东。万耀煌回忆，蒋介石“想选派一能战的部队守广州，使守广州的第八路得能出击广西。熊式辉建议派石友三部一师去广州，说石部可守能战。石友三也自告奋勇，愿全军南下”⁽²⁹²⁾。蒋介石动员石部南下之举看起来获得成功，蒋介石在致唐生智电中称：“中刻抵安庆，晤石汉章，愿率全部援粤，中已照准。两粤得此劲旅，当不足平矣。前方诸事，请兄以敏慎断行，不必顾虑一切也。”⁽²⁹³⁾同时蒋又致电宋子文，令其“速雇外国公司海船十二艘到浦口待运”⁽²⁹⁴⁾。

蒋介石令石部南下，虽不无分割石与韩复榘部联系，以消除其隐患的目的，但广东军事紧张确是事实，在南京空虚情况下，更不可能如某些回忆所言欲在浦口解决石部。对石友三而言，蒋甫任其为安徽省主席即调其南下，使其不能不怀疑蒋是否真有予以皖省的诚心，而南下长途跋涉，更难防蒋包藏祸心。因此，南下的动议，不能不引起石友三的疑虑。加之当石部按照命令于浦口集中分乘木船经沪转换大轮赴粤时，“改组派乘机造谣，说上船后将被解散，石听了后很起疑心。恰巧蒋总司令又在此时打来电话催促石部赶快登船，石更害怕起来”⁽²⁹⁵⁾。仓皇之下，石友三决定揭旗反蒋，密电约唐起兵，以石部从浦口攻南京，唐部由郑州南取武汉，协同反蒋。

1929年12月2日，石部于浦口起兵炮击南京，通电公布蒋之罪状，宣言反对内战，呼吁“各方武装同志，共起图存”⁽²⁹⁶⁾。3日，于滁县通电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总司令，宣称要“率十万健卒直取南京”⁽²⁹⁷⁾。17日，在蚌埠自组安徽省政府。

蒋介石拉拢唐、石，本为借助他们的力量搞垮桂军和冯玉祥西北军，对投靠他的唐、石，并没有予以充分信任。但石友三、唐生智迅速举起反蒋大旗，仍在相当程度上出乎其意外。11月18日，在击败冯玉祥西北军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对唐生智还大加赞赏：“孟潇来见，精神甚佳，彼此欢慰特甚。勇智兼备之将少有也，而复能忠心于党，诚难得也。”⁽²⁹⁸⁾而石友三在离南京近在咫尺的浦口发动兵变，更使南京为之震动。

当石友三宣布反蒋时，蒋介石既担心石友三趁南京空虚，直捣南京国民政府的核心，又担心曾与石同进退的韩复榘继起跟进，皖、鲁同声相应，威胁整个东南地区的安全。此时，他还在冀望驻河南的唐生智部能协助平定叛乱。12月3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杨杰：“此时石既叛变，韩必动摇，我军腹背受敌，危险万状。惟有先定开封，击破韩部，马必中立，石乃孤立，则事易收拾，此为死中求生唯一活着。故已电孟潇，如能照办，请兄等力助之。”⁽²⁹⁹⁾4日，再电杨杰，强调：“当此生死攸关之际，对唐总指挥更须绝对服从，以一事权。”⁽³⁰⁰⁾殊不料，此时唐生智反蒋已在紧锣密鼓酝酿。3日，唐生智与刘文辉等联名通电，竭力推崇汪精卫、张发奎。5日，在郑州召集各机关团体集会，提出六项政治主张，包括速息内争、一致对外；反对非法的国民党三大；呼吁汪、蒋、阎合作；指责谭延闿、胡汉民、王正廷把持中央，致蒋掩其所长，现其所短；为张发奎评功摆好；所部放弃南京方面颁予的第五路军番号，改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一切非法党部，一律解散⁽³⁰¹⁾。同日，唐又发出“歌电”，声言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并在郑州行营就任“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司令。当唐生智反蒋已经表面化时，蒋介石还在对唐作最后努力，亲电唐生智：“此时我前方将士，惟有以至信互助、共同生死、绝对服从之精神，方得死中求生，完成使命，不可为反动派谣言所挑拨。”⁽³⁰²⁾

石友三、唐生智携手反蒋，加上韩复榘蠢蠢欲动，鲁、豫、皖联成一线，对南京国民政府安危形成巨大威胁。12月3日，蒋介石一面在对唐生智做着最后的争取，一面召集军政大员紧急会议，商讨对付石友三、唐生智的对策。决定政治、军事双管齐下，派赵戴文回山西、吴铁城至东北，分别活动阎锡山、张学良，争取阎、张反对“改组派”；对石部，主要利用韩复榘、马鸿逵部牵制，只派追兵，不予重点攻击；对唐部立即调集主力，全力进行歼击。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唐逆生智电，叛变之迹显露，其目的在要求和平让出武汉，并以空言恫吓，虚张声势，幸有防备也。如此石逆友三必来攻京，广东尚未决战，处置似难而实较易。我必固守京、汉二据点，并以长江运输之便，不患失守。至其他各处之变故与失地，则置不问。人以为忧，吾反以此为乐也。”蒋特别提示：“益之态度暧昧，百川或为此变之背景也。”⁽³⁰³⁾

由于唐生智部集中于河南中部，唐部反蒋，使进抵洛阳一线的南京方面左翼军就此被唐部分割，成为唐部与冯玉祥西北军挤压下的孤军，蒋对此极为担心：“甚恐唐逆以其主力由巩县攻我洛阳，以孙逆扼我临汝、自由归路。”⁽³⁰⁴⁾在致左翼军杨杰等将领的电文中竭力为此孤军打气：“此时前方各部陷于孤立无援之苦境，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惟有诸兄团结一致，服从杨指挥官命令，不顾一切以排除万难。即至四面受敌，亦惟有同心一德，死中求生耳。”⁽³⁰⁵⁾蒋的这一弱点，其实也是唐生智可以争取突破的重要环节。

不过，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并无周密计划，尤其是石友三，本来就是因一时惊恐，匆忙举旗，根本无周密计划。因此，在南京空虚时，他却于浦口隔岸骚扰后退却至蚌埠间逡巡不进，明显没有与蒋一决高低的决心。唐、石公开反蒋后，一直保持联络的各地方实力派也态度各异。胡宗铎在湖北施南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七路军总司令，与唐、石遥相呼应，但相隔太远，影响不大。韩复榘在石友三、唐生智反蒋后，虽通电声援：“顷读唐、石两总指挥通电，爱党爱国爱民之旨，溢于楮墨，凡属袍泽，宜表同情。复榘惟有督率所部，本斯主张，一致进行，以期达到和平目的而已。”⁽³⁰⁶⁾但并未有进一步动作。尤其唐生智发动反蒋时联络冯玉祥部，更引起西北军叛将韩复榘乃至石友三的侧目，使其与唐保持距离，反而与蒋介石渐趋接近。

石友三在发动反蒋事变后，蒋介石一面调驻上海的熊式辉第五师渡江进驻浦口，调驻山东的陈调元南下，南北夹击石友三；一面派驻徐州的马福祥，以结拜弟兄身份出面，对石安抚、利诱。石在腹背受敌，进退两难之际，早早就开始动摇。发动事变后几天即“电张之江、李鸣钟来求赦免”⁽³⁰⁷⁾。12月8日，蒋介石在致何应钦电中颇有把握地表示：“石已悔过投诚，并与韩愿任灭唐使命，为将功赎罪之计，故以后专对唐逆较易为力也。”⁽³⁰⁸⁾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有把握，是因为当天他已接到石友三“请求恕谅”电文，蒋顺水推舟，“准其驻蚌，不撤其职”⁽³⁰⁹⁾。其后，双方频繁接触，13日，蒋介石密电杨杰：“韩、石派员来京，愿灭唐以自赎，中正允之。”⁽³¹⁰⁾石友三方面的威胁由此基本化解。

石友三低头求饶后，蒋介石集中全力对付唐生智。他一面令武汉守军全力防御，“勿稍犹豫”，在军事上全力防范唐生智的进攻⁽³¹¹⁾；一面稳住孤悬敌后的杂牌军将领，给杨杰空运“中交钞票一百万元”⁽³¹²⁾，令其多分给徐源泉、王金钰、王均等师。同时极力争取阎锡山，使之在侧翼威胁唐生智。

12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以“背党叛国，附逆有据”⁽³¹³⁾罪名宣布褫夺唐生智本兼各职，通缉拿办。同日，蒋介石致电何成濬，令其与阎锡山交涉，设法接济前方被断绝联系的南京中央军部队，“一切由中央负责偿还”⁽³¹⁴⁾。同时，赵戴文回到太原，代表蒋游说阎锡山，阎因唐起兵时未能如约拥护其为领袖，已认为唐言而无信，于是接受赵之劝说，助蒋反“改组派”反唐，表示与蒋“共同奋斗”⁽³¹⁵⁾。此时，张学良经蒋派出的吴铁城活动，决定助蒋反唐。20日，阎张联合通电，指责“改组派”“乘机窃发，煽惑宣传，无所不至”，表示“拥护中央统一”⁽³¹⁶⁾。蒋又以阎支配河南省政为条件，商定以韩复榘、马鸿逵部扼守陇海路东段，蒋调刘峙部沿平汉线北上，阎派孙楚、杨爱源部分从河北、山西南下，合击唐军。由此蒋、阎、张关系迅速打通，尤其是阎锡山态度的改变，使全局形势迅速朝着有利蒋介石方向变化。因此，当唐生智掀起反蒋声浪，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发现自己势单力孤，进退两难。

大局基本稳住后，南京方面组成讨逆军，对唐生智发起军事攻击。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刘峙任第二路总指挥，率武汉方面部队沿平汉路北上攻郑州；阎锡山兼北路军总指挥，率晋军由河北、山西向南进攻。18日，蒋通告阎锡山：“已通令豫西各部归兄节制指挥，务请兄即日进驻郑州，俾得军中有主，以慰军心。对韩、石亦另发一电，令其归兄节制。”⁽³¹⁷⁾20日，开始对唐军发起总攻。

唐生智反蒋，基干部队有第五十一师、第五十三师、门炳岳旅、安俊才旅等约十万人，“集结许（昌）、郾（城）间，其前进部队已占领黄山坡、确山、驻马店一带，有沿铁道线南下，直取武汉之企图”⁽³¹⁸⁾。但是，唐生智初期行动“计划不臧，动作迟慢”⁽³¹⁹⁾，在豫南逡巡不进，使蒋介石获得从容布置的时间，当阎锡山表明态度后，唐立即陷入困境。

阎锡山态度转变后，原来与唐联名通电讨蒋的将领随即矢口否认，一些列名唐生智反蒋声明的“二、五两路军将领，如范石生、徐源泉、王金钰、王均、杨虎城等通电四方，声明被诬，一政【致】拥护中央”⁽³²⁰⁾。12月21日，石友三通电表示“主张和平，反对改组派”⁽³²¹⁾。撤销“护党救国军”名义，恢复第十三路军番号。唐军陷入孤军作战。22日，晋军孙楚部进入郑州，向南压迫。与此同时，刘峙下达总攻击令，自南向北进攻的夏斗寅、蒋鼎文两师进入驻马店地区，位于郾城一带的唐军处于蒋、阎南北夹击之中。

12月下旬，经过激战，蒋军攻占遂平、汝南，阎军入河南进抵郑州。1930年1月1日，驻南阳杨虎城部冯钦哉旅乘风雪之夜袭击唐军供应站驻马店，唐生智虽率主力极力反攻，但因兵力不足，节节败退。4日，阎锡山在郑州就任讨逆军副总司令，晋军纷纷南下，唐部腹背受敌，更呈全线崩溃之势。同日，蒋介石致电刘峙、杨杰、蒋鼎文等：“逆部既经动摇，应即由诸兄率同所部全力出击，耐冻耐苦，奋勇歼敌，方能表示我革命军之精神，此其时也。万不可以雪厚难进，致使功亏一篑。”⁽³²²⁾第二路分左、右两纵队展开追击作战：“蒋军长鼎文指挥第一、第六、第九各师与右纵队向谭庄、郾城、新店方面追击。杨军长虎城指挥第七军为左纵队，向北舞渡方面追击。”⁽³²³⁾蒋军先后攻克郾城、新郑等地，“唐部精锐至此歼灭殆尽”⁽³²⁴⁾。9日，唐通电将所部交给刘兴负责，自己离开部队，随后化装潜逃，经开封至天津租界隐居。10日，蒋军攻占郾城。13日，刘兴率部缴械，听候改编。蒋介石以自己的胜利结束了唐生智、石友三的反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