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保卫武汉的奋战"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保卫武汉的奋战

一　最初的胜利" class="reference-link">一　最初的胜利

武昌起义成功，武汉三镇的迅速克复，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上海望平街报馆门前，每天挤得人山人海，都在打听湖北革命胜利发展的消息。广大人民坚信，满清必败，革命必胜。一次报上登了汉口革命军败退的消息，报馆立即遭到了一千多人的围攻，认为是造谣。从上海开出的长江轮船，百分之八十的乘客都是前往汉口参加革命军的工人和学生，其中还有许多是归国华侨。沿途南京等地，不断有人上船。他们一到船上就把辫子剪掉，表示革命的决心。与此同时，革命已似烈火燎原，席卷各地。武汉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面旗帜，鼓舞着各地人民；各地起义胜利后，又把支援湖北革命作为重要大事。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甚至广东、广西等地，都纷纷派来援军。湖南援军出发时，各界代表和人民群众到江边热烈欢送。从南昌出发的援军，在船樯上高悬着“满奴不灭不生还”的大旗，表达了誓夺胜利的昂扬斗志。

武汉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大惊恐。它立即感到这是一把插向它心脏的利刃，决定着它的生死。因此，急忙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来镇压湖北革命。当时清王朝有十四个镇和十八个混成协新式陆军，分布于全国各省，其中在南方的各镇协大都加入革命，它能够依靠而又可以迅速调动的只有北洋六镇。10月12日，清政府宣布将瑞澂革职，命他暂署湖广总督，戴罪图功。同时，令正在永平参加秋操的第四镇统制王遇甲率二、四两镇各一部星夜赴援，令陆军大臣荫昌迅速赶赴湖北，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都归他节制调遣。又令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领海军和长江水师，迅速开往武汉江面。这些舰艇包括甲午战败后保存下来的几艘巡洋舰“海容”、“海琛”、“海筹”（另一艘“海圻”当时在英国观礼，无法赶回），还有许多炮舰和鱼雷艇。清王朝企图用水陆夹攻的办法，把武汉革命力量迅速消灭。14日，经奕劻向载沣力荐，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要他们督办剿抚事宜。上谕说：“该督等世受国恩，自当力顾大局，勉任其难。”⁽⁹¹⁾载沣本不愿将袁世凯这个对头请出来，但已别无他法。同日，清政府编组第一、二、三军，以随荫昌赴湖北的陆军第四镇及混成第三协、十一协为第一军，以陆军第五镇等编为第二军，派冯国璋督率，听候调遣，以禁卫军及陆军第一镇编为第三军，由载涛督率，守卫京畿。在清政府的一再催促下，清军陆续到达汉口附近。13日，豫军张锡元部到达刘家庙。17日，荫昌抵达河南信阳，即驻此作为行营。同日，萨镇冰率楚有、楚泰各舰驶抵汉口。18日，第二协王占元部抵达黄陂县境的滠口。但是，清军并没有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打击力量。

清政府想利用袁世凯来救它的命，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却有他自己的打算。在清政府命他回家“养疴”的那些日子里，他表面上在“养寿园”中过着安闲的生活，自题联语说：“心似南湖常淡定”，而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力图重返政治舞台，攫取更多的权力。清政府起用了他，但给予的权力只是“节制调遣”所有湖北军队及各路援军，对荫昌、萨镇冰所统率的北洋军和海军，只能“会同调遣”。这实际上只是荫昌的副手，自然不能满足袁世凯的野心。因此，他于15日复奏，以“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为辞，表示不能应命。但最后又说：“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借答高厚鸿慈于万一。”⁽⁹²⁾既不坚决拒绝，也不明确提出就职日期，只是借故拖延。袁世凯作势不出，北洋军也就不肯卖力作战，革命党人却获得了休整和发展力量的机会。

盘踞刘家庙的张彪残部是湖北军政府的肘腋之患。10月14日，谭人凤刚到武昌，就向黎元洪建议，立即驱除张彪残部和新到的河南军，派兵扼守武胜关。黎低头不表态。接连几天，谭人凤都催促黎元洪下令出击，黎均以领事团禁止在距租界十里内开战为理由拒绝⁽⁹³⁾。直到17日，领事团送来了“中立”照会，黎元洪的胆子才大了一点。当日，接到荫昌所率先头部队到达汉口附近的消息。晚上开会时，又得悉海军可以支持革命党人。在谭人凤等的坚决要求下，黎元洪勉强下了决心。

18日晨，第二协第三标统带姚金镛等率步队一标，炮队一队渡江，会同驻汉标统林翼支部沿铁路线向刘家庙进击⁽⁹⁴⁾。当时，清军方面有张彪的残部马队一部和河南军一部，共约两千人，在江中军舰的炮火掩护下进行反扑。十时，林部二营管带赵承武率数十人英勇冲锋，清军从火车车窗中向外射击，赵中弹牺牲。同时，清军支队由左侧反攻，革命军死伤较多，退到大智门附近。革命党人毕钟大喊道：“同胞何处去？何处是同胞去路？”林翼支、詹大悲也都出面鼓动，才稳住阵脚。

下午二时，革命军得到汉阳第一标和武昌第四标的支援，再次发动进攻。同时，一列满载清军援兵的火车向刘家庙车站开来，伏在附近稻田里的革命军战士百余人和铁路工人一起，立即奋起拆毁路轨，并且用炮轰击列车。列车应声倾翻，清兵慌忙逃出。革命战士高声喊杀，周围的农民和铁路工人也纷纷拿着扁担、刀矛、铁镐，在一片呼喊声中冲了上来。清军仓忙向滠口败退。这次战斗歼灭了四百多敌人，缴获的武器军需够装备一标以上。革命军胜利地结束了这一天战斗，还饿着肚子。战场上硝烟未灭，大批老百姓就拥上来，提篮、挑担把馒头、烧饼、饭菜送来了，呈现出军民同仇敌忾打清兵的十分感人的景象。

第二天凌晨四时，何锡蕃率第二协队伍全数渡江，行抵刘家花园。何令三标二营管带刘炳福部为主攻，四标谢元恺部为助攻。八点三十分，在跑马场发生遭遇战。十一点四十五分，清军死伤过众，向刘家庙败退。革命军发炮击毁敌兵增援车辆，清兵溃散不整，狼狈逃逸。由于清军北洋炮队尚未到达，革命军的炮队就充分发挥了威力。下午一点四十分，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一直追击到三道桥附近。

武昌周围形势图

这一天，革命军取得了比18日更大的战绩。敌人丢下了军需火车十余辆、马百余匹、军米、子弹、背包、雨衣、帐篷等大量物资，向滠口逃跑。革命军把战利品装上列车，车头上插着十八星军旗，气昂昂地开回汉口。刘家庙附近的农民也不召而至，争先恐后喜气洋洋地帮助抬运战利品，并且拒绝付给他们力钱，说：“大家都是汉人，你们打仗舍得拚命，我们还舍不得力气吗？”这时武汉三镇都悬灯结彩，庆祝胜利，军政府派出的欢迎乐队高奏凯歌，“沿着歆生路和铁路一带，两旁都挤满了狂欢的群众”⁽⁹⁵⁾。汉口商会还备办酒肉到前线犒军，向战士们身上披挂红彩。《大汉报》胡石庵一个人自采自编，从前线采访了胜利消息，立即回来编印号外。满街满巷的少年儿童，又跳又唱，他们用亲切甜美的声音欢呼：“我们的兵打胜了！”⁽⁹⁶⁾

20日，革命军继续取得胜利。瑞澂凄凄惶惶地向清军咨府诉苦道：“现在豫、湘、鄂战后余兵，为数不过二千”，“力竭精疲，子药垂罄”，“呼应不灵，智力俱穷”。他呼吁荫昌、袁世凯迅速南下，督兵援助，“俾刘家庙驻守湘、豫各军，不致覆没”⁽⁹⁷⁾。

初战告捷，坚定了武汉军民保卫武汉的信心，也大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革命人民纷起响应的斗志。

二　汉口失陷" class="reference-link">二　汉口失陷

武汉保卫战应该怎样打法，湖北军政府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年轻的革命党人主张出击北进，而原来新军的一些军官却主张防守。这两种不同意见始终没有得到统一。结果攻既不力，守亦不固。从刘家庙到滠口，有一条窄长的隘路，四面是水，中间有三道铁路桥，京汉线就从桥上穿过。从汉口北上，或从滠口南进，都必须通过这三座桥梁，是军事上必争之地。18、19日的战斗中，革命军虽然两次打过了三道桥，却没有组织兵力乘胜追击，也没有在三道桥修筑巩固的防御工事。何锡蕃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然不敢贸然进攻，因此把防守线设在刘家庙附近⁽⁹⁸⁾。这样，一到夜间，清军就又过了三道桥。革命党人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要求继续进攻。敢死队副队长徐少斌自告奋勇，何锡藩就命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于10月22日率队挺进。徐少斌带领着十七个敢死队员冲过二道桥以北，清军没有还击。但到三道桥时，清军在桥北的机枪突然齐放。徐少斌当即中弹，落水阵亡。革命军又退回到原来阵地。

三道桥地区易守难攻。徐少斌牺牲的第二天，谢元恺率队攻击滠口。到三道桥时，遭到桥北清军机枪扫射。队伍在桥上成纵队形，既不能进，又不能展开，先后死二百余人，伤一百多人，第一营几乎全没。两次进攻失利，特别是徐少斌阵亡，使大家非常痛心。许多人对何锡蕃颇多责怪，认为他胆子太小，没有趁刘家庙的胜利继续进攻，贻误了戎机。指挥官何锡蕃也就引咎辞职。军政府于24日改派张景良任汉口指挥官。

张景良是原新军二十九标的标统，军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参谋部长。几天以前，他曾经装疯卖傻，抱住黎元洪哭闹，公然想劫持黎叛卖革命，当即被革命党人关押起来。这时他忽然伪装积极，表示愿以全家为质，到前线杀敌立功。虽然革命党人李翊东竭力反对，黎元洪还是让他担任了汉口指挥官。

张景良到达前线后，采取消极怠工的态度，既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而清军南下的兵力却不断增强，汉口的形势日益严重。

当时清军方面，北洋陆军是久经训练的老兵，装备有机关枪和野战炮，号称劲旅，还有海军强大炮火的配合，行动统一，指挥容易，在兵力上占着很大的优势。但是士气却是低落的。与此相反，革命军大多是没有训练的新兵，许多人连射击还没有学会，又只有射程短、爆炸力差的山炮，缺乏机关枪。但是革命士兵斗志昂扬，广大人民热烈拥护，特别是各省和湖北各县纷纷起义宣告独立，更是对武汉革命军的极大支持。因此，“虽屡接清军南下之报，一般军民均不畏死，并存轻视意，以为汉人而作汉奸，来此抗顺，如此贱种，即为全国唾弃，故大有灭此朝食之概”⁽⁹⁹⁾。湖北革命力量就是在全国革命高涨形势的鼓舞下，依靠这种无畏的英雄气概，抗击着源源南下的优势清军。

10月27日黎明，清军以南下的第四镇混成七协、三协为前队，八协为预备队，自滠口向前进攻。行抵洋油厂西方，与革命军千余人相遇，双方展开战斗。

清军在兵力和火力上都占优势。清军的榴弹炮对革命军威胁很大。驻泊在阳逻的清军舰队，在拂晓时趁革命军炮兵疏于警戒，偷入谌家矶。这时从侧面向革命军防御阵地猛烈开炮，使革命军伤亡五百多人。十一时半，战斗进入炽热阶段。清舰发炮击毁革命军粮台。在鏖战中的革命军战士忽见后方粮台起火，更加慌乱，从刘家庙退到大智门附近。

在上午的战斗中，何锡蕃、张廷辅负伤，炮队队长蔡德茂、敢死队长马荣先后阵亡。熊秉坤三次向张景良请援，张均置之不理。下午，张景良已不知去向。退到大智门的革命军凭借坚固的堡垒和巨炮抵御，清军攻势才中止。

当晚，各协统领和汉口军政分府在华洋宾馆楼上开会。公推胡瑛为临时总司令，胡以不熟悉军事为理由推辞。继推六协统领罗洪升，罗也不就。后黎元洪委派同盟会员、炮协统领姜明经为临时总指挥，姜因听说清军即将进攻，借故离去。

10月28日，清军调第六镇混成十一协炮队增援，以山炮猛力轰击，革命军以谢元恺为四协代理统领，指挥各军防御，双方炮队互击达三小时之久。正午，清兵蜂拥而至，谢元恺命令吹起冲锋号，革命军士兵端起刺刀，从掩体中一跃而出。在汉口观战的居正也带着卫兵呐喊向前。慑于革命军的威力，清军纷纷后退。革命军克复大智门车站，一直追到刘家庙。清军预备队以机枪猛烈射击，谢元恺阵亡。革命军退回至大智门，居正也被流弹击伤。这天参加战斗的还有测绘学堂学生组成的敢死队，一律背枪，手拿大刀，斜挂敢死队红带。出发时，军务部副部长张振武发现有一个很小的学生，不让他参加，双方争执，至于泪下。有的学生路过家门，只打声招呼：“我来汉口和满人打仗呀！”说完，推开家人，就英勇地冲上了前线。

将士们在壮烈地奋战，却始终不见指挥官张景良的踪迹。汉口军政分府派人在后城马路某旅馆找到了张，发现他竟然在跟清军张彪的正参谋刘锡麒密谈，当即把他们两人逮捕。詹大悲亲自审问，发现张景良早已通敌。詹大悲想把他们的供词报告黎元洪，又怕黎会从宽赦免，就自作决定，把他们枭首示众。

接连两日的恶战，使革命军伤亡了数千名战士，丧失了谢元恺、蔡德懋、马荣、李忠孝等许多优秀的指挥官。革命军退入市区，前线指挥无人，清军重兵入境，形势十分危急。正在这个时候，黄兴偕宋教仁等从上海到达武汉。

自同盟会成立以来，黄兴一直是孙中山在中国南部各地起义的组织者。保路运动兴起之后，他还曾准备去云南发动。直到10月2日，他在香港读到了谭人凤、朱敏仁的信件，才改变了主意。他写了一封信给远在加拿大的冯自由，内称：“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谋发起者，事半功倍。”⁽¹⁰⁰⁾他要冯筹款援助，并转电孙中山，表示在接到冯的复电后将赶赴长江上游或赴南洋筹款。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五天，武昌起义爆发了。同月24日，黄兴到达上海。次日，和宋教仁、刘揆一、徐宗汉等改服换装，混杂在红十字救护队中，乘轮西上。28日午后到达武昌，和黎元洪会晤，力主坚守汉口、汉阳，等待各省响应。他毅然应承了指挥汉口军事的重任。

29日，军政府挑选了一千多名有战斗经验的老兵和青年学生随黄兴渡江。黎元洪还叫人做了两面一丈二尺的大旗，上书斗大“黄”字，由领队手执前进。黄兴到达汉口后，设司令部于满春茶园，命杨玺章、蔡济民等检点军队，仅得六千余人。

黄兴到汉的消息一传开，给正在苦战中的革命军以很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但这时，清军也已因袁世凯的出山而加强了力量。鉴于袁世凯拖延不出，20日，奕劻派徐世昌亲赴彰德和衰世凯密谈，袁提出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武昌事变诸人、解除党禁、给予指挥军队全权、供给充足军费等六项条件。同日，袁世凯保荐王士珍襄办军务，要求清政府饬令冯国璋赶赴彰德，筹商布置。23日，袁世凯奏请清政府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27日，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任命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这样，袁世凯攫取权力的要求便如愿以偿。29日，冯国璋到达汉口，接统第一军。30日，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这时，清军兵力已达一万多人，而且配备了许多机枪和大炮，力量对比上大大地超过了革命军。在30日的战斗中，革命军第二协曾在歆生路一带取得了部分胜利，夺回先前失去的山炮四尊，子弹数十箱。但熊秉坤的第五协则因死伤过多，士兵不敢前进。黄兴挺身向前督战，也没有效果。不得已，下令退至满春茶园。追随熊秉坤的只剩下三四个马弁。这一天，清军开始放火烧城⁽¹⁰¹⁾。

31日，革命军继续在市区中阻击敌人。敢死队等到敌人接近时，就骤起冲锋，奋勇杀敌。冯国璋看到革命军这样勇猛，继续下令纵火，火头达十多处。汉口最繁华的市街烟雾蔽天，成了一片火海。在大火中，革命军继续英勇抵抗。冯国璋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说：“匪炮向街市猛击，徒步匪人顽强抵抗，汉镇火愈猛，相持竟日。”“十一日黎明，西北风暴作，汉镇火愈烈，我军接续攻扫，节节巷战，每攻一段，冒火蹈险，又为匪暗击，艰苦不可言状。”⁽¹⁰²⁾他丧心病狂地宣称：“为了驱逐顽强的敌人”，“不惜将中国市区全部焚毁”⁽¹⁰³⁾。大火延烧了三天三夜，湖北革命军的壮士们，就在烈火中坚持了三天三夜可歌可泣的战斗。

11月1日上午，汉口军政分府撤退。詹大悲、何海鸣等长期和孙武存在矛盾，不愿回武昌，便离汉口东下，企图去争取安徽革命党人吴春阳的支援。

同日，汉口失陷，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的大火一直延烧到11月4日，市区五分之一被毁。清军的罪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清资政院总裁李家驹在奏折中说：“十三日（11月3日）接南省各团体电称，汉口并附近一带地方，官军恣意残杀，惨及妇孺，焚烧街市，绵亘十余里，奸淫掳掠，无所不至。人心愤激，达于极点。”⁽¹⁰⁴⁾清王朝在众怒下不得不假惺惺地表示要赔偿损失。

当汉口危急的时候，胡瑛利用他和文学社的关系，召开秘密会议，声称汉口不守，应另谋出路。受胡瑛指使，负责守卫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竟在10月30日夜同王宪章等带领部队向湖南方面撤离。黎元洪致电湖南，以临阵脱逃罪将宋锡全逮捕处死，传首武昌；王宪章被关在牢里，经蒋翊武等力保获释。

詹大悲的东下和宋锡全、王宪章的南逃都加深了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的矛盾。

汉口战争形势图

三　袁世凯的“和平”试探" class="reference-link">三　袁世凯的“和平”试探

汉口失陷以后，保卫汉阳成为紧急的任务。

为了统一指挥各省赴援民军，同盟会、文学社的部分人员建议推黄兴为湖南、湖北大都督或南方民军总司令，共进会、立宪派和旧军官中的部分人员则主张只用战时总司令头衔，并由黎元洪委任，以免引起内争，影响团结。杨王鹏、吴兆麟之间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经宋教仁调解，采取了后一种意见。

11月3日上午，在军政府前阅马场筑起了拜将台，各机关长官和各部队均列队参加。首由黎元洪讲话，次请“黄总司令”登坛，由黎元洪亲授委任状、印信和令箭，再请黄兴讲话，最后由黎元洪请黄兴下坛巡视军队。这一典礼是对于汉代刘邦、韩信故事的模仿。它的主角表面上是黄兴，实际则是黎元洪。经过了这一场典礼，黎元洪已明白无疑地成为革命党人的上级。几天之后，黎元洪就以最高“革命元勋”的身份，通电已经宣告独立的各省，要求他们派人到湖北来组织临时中央政府。接着，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就公认武昌为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黎元洪的权力和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增强和提高。

当日下午，黄兴在汉阳西门外昭忠祠设立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杨玺章为副。日人萱野长知等十数人远道赶来参加。

当时担负保卫汉阳任务的革命军有：第一协蒋肇鉴一千多人，第四协张廷辅二千多人，第五协熊秉坤二千六百多人，第四标胡效骞一千二百多人，加上炮队和工程队，约一万余人，相当于四协兵力，再加上新到的湖南援军，总共有两万人以上，士气大都极旺盛。广大人民群众对保卫汉阳也极热烈地支持。汉口失守之后，每天都有数千民工冒着清军的炮火，不分昼夜地在襄河沿岸抢修防御工事。但是，汉阳战争并没有马上打起来。

汉口失陷以后，武汉的战事沉寂了两周。在这段时间内，全国形势已发生急剧的变化。继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之后，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福建、广东等省又纷纷宣告独立。10月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及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等联名电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削除皇族特权，大赦国事犯等，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同时，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同盟会员）驻兵石家庄，准备与张绍曾配合，待机起事。北京城有处于被夹攻的严重威胁。

面临灭亡的清王朝还要进行垂死挣扎。10月30日，清廷下罪己诏，承认“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民财之取已多，未办一利民之事”。诏书表示，要和全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¹⁰⁵⁾。同日，命溥伦等速将宪法条文拟齐，交资政院讨论；宣布不再以亲贵充任同务大臣，开放党禁，凡戊戌以来的政治犯，一律“赦其既往”。11月1日，奕劻皇族内阁辞职，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要他立即来京，组织完全内阁。3日，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承认“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4日，命各“有乱事省份”的统兵大员“妥速安抚”。6日，开释前谋刺摄政王载沣的汪精卫等人。习惯于延宕拖拉的清政府突然加快了行政速度，几乎一天有一个变化。

清政府的“安抚”政策实际上就是袁世凯的政策。多年的政治经验使袁世凯深知，单靠武力是镇压不了革命党人的。还在10月下旬，他就起用襄阳人刘承恩，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进行“和平”试探。11月1日，又写了第三封信，提出清廷已下罪己之诏，决定实行立宪，要求黎元洪“务宜设法和平了结”，保证“不独不咎既往，尚可重用，相助办理朝政”⁽¹⁰⁶⁾。湖北军政府方面讨论了刘承恩的来信，一致认为，可以利用袁世凯反戈。7日，黎元洪在接见清方信使时表示：“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并称：“此时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将来更无法子。”⁽¹⁰⁷⁾9日，黄兴致函袁世凯，建议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朝食。黄兴保证，只要袁做到了这一点，南北各省人民都将“拱手听命”⁽¹⁰⁸⁾。11日，刘承恩、蔡廷幹携袁世凯手书到武昌谈判，黎元洪在军政府召开全体大会讨论。刘、蔡声言，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与会诸人拒绝了这一意见。胡瑞霖称：“吾辈之主张者在民主国体，今除民主国体不议，则此次实无可议之余地。”他表示如袁能承认民主国体，有什么“请求”的话，可以“酌量情形允准”⁽¹⁰⁹⁾。宋教仁则建议袁世凯“转戈北征，驱逐建虏”，说是：“我辈当敬之、爱之，将来自可被举为大统领。”会上，有人特别提醒袁世凯，不要当了内阁总理就得意洋洋，忘了数年之前“足疾去官”时的滋味⁽¹¹⁰⁾。

袁世凯和以载沣为首的清朝贵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利用矛盾动员袁世凯“反戈”并不错，但是，以“举为大统领”作条件就错了。黄兴、宋教仁等居然忘了戊戌变法的历史教训，想把一个反复无常的封建军阀捧为共和国元首，他们未免太天真，也太幼稚了。12日，黎元洪又复书袁世凯，要他“当仁不让，见义勇为”。关于政体问题，信中说：“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取何等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¹¹¹⁾这就是说，只要满清皇帝下台，君主立宪也未尝不可讨论。这封信原件现存，据笔迹判断，可能出于汤化龙之手。它反映了汉口失陷之后黎、汤等人的动摇态度⁽¹¹²⁾。

刘承恩、蔡廷幹的武昌之行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是，他们却摸清了革命党人方面的全部底牌。袁世凯已于12日离开湖北前线进京。13日，蔡廷幹就带着黎元洪的复信火急进京，向袁世凯报告。

四　汉阳失陷" class="reference-link">四　汉阳失陷

武昌带给袁世凯的消息无疑是相当悦耳的。在清朝的内阁总理和民国的“大统领”之间，他当然愿意选择后者。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懂得，为了使革命党人就范，他还要给予更厉害一点的打击。因此，他在进京之后，迅速布置冯国璋拿下汉阳。

当时袁世凯投入武汉的兵力有第四镇全部，第二镇和第六镇各一个混成协，总共有三万多人。在人数、武器和训练上都还占着优势。但是在各地纷纷独立，清王朝处于土崩瓦解的形势下，清军的士气很低。由于革命军已有了补充，又控制了江面，一切渡江船只都在武昌、汉阳方面，清军要继续进攻，也存在不少困难。汉口虽然失守，武汉保卫战的胜败未定。由于汉阳地势最高，龟山的炮火可以控制整个武汉，因此汉阳的得失是胜败的一个关键。冯国璋在召集清军将领开会时说：“今日之战，则重在汉阳。汉阳之大别（即龟山）诸山，俯瞰武汉，如釜底一丸，下掷则全城瓦碎，不待攻而自破矣。为今之计，唯有先取汉阳，为攻心之上策。”⁽¹¹³⁾会后，他命令六镇统制李纯将所部分为两队，从侧面进攻。甲队由吴金彪率领，由孝感出发，自新沟渡过襄河；乙队由马继增率领，由汉口大智门出发，自舵落口渡河。同时命王遇甲率队由汉口直渡，从正面进攻。

在军事上势均力敌，各有优劣的情况下，要夺取战争的胜利，就取决于集中统一的指挥和正确的战略战术。而这在当时却成了革命军方面的致命的弱点。黄兴虽然当了战时总司令，但是既然是黎元洪委任的，就得听命于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孙武的军务部和吴兆麟的参谋部，与黄兴的汉阳司令部是平行的机构，意见不一致，就互相牵制。在部队中，又有主军与客军的分歧。主军很大部分是当地刚招募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纪律也较差。客军有“湘军善战”的名声，月饷却比湖北军低（后者已增为十元，前者是七元）。在客军中也存在着矛盾。先到的第一协王隆中主张立即进攻汉口，后到的第二协甘兴典不同意，并且说：“王部先期到鄂已经休息多日，第二协刚到，须有充分休息，从容准备。”王说：“你是巡防军，只能守城，不能打仗。”甘说：“你我在打仗的时候再见高低”，双方争论得很激烈⁽¹¹⁴⁾。

当时最主要的分歧依旧是在进攻还是防守这个战略问题上。孙武、吴兆麟、杨玺章等人认为，部队中新兵太多、炮队缺乏，不利于发动进攻，主张坚守汉阳。他们认为，兵力不应集中于汉阳一个地方，而应把大部分兵力放在汉阳北面六十里的蔡甸，因为那里是敌人从侧面进攻汉阳的必经之路。黄兴则认为，敌人的主力已移向蔡甸方面，汉口兵力较单薄，正是出其不意、反攻汉口的大好时机，因此反对分散兵力，而要全力发动进攻。在矛盾未解决、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黄兴贸然决定反攻汉口。

11月16日夜十时，在凤凰山、大别山炮队的掩护下，革命军在襄河的琴断口架浮桥三座，以湖南第一协王隆中部为右翼进攻队，湖南第二协甘兴典部为左翼进攻队，以湖北第五协熊秉坤部等为预备队，相继渡河向汉口玉带门一带进攻。同时，派四协张廷辅部和六协杨载雄部在南岸咀一带渡河，进攻龙王庙，作为配合；派一支部队由武昌青山潜渡刘家庙，袭击清军后路。最先渡河的湖南军斗志昂扬，进攻勇猛。那天夜里，阴雨寒冷，清兵都躲在屋里烤火，到革命军进入清军防线才仓皇迎战。革命军乘胜推进，到第二天，前线已推进到居仁门歆生路一带。但是，在左翼，后继的湖北军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一听到清军猛烈的机枪声，就慌忙后退。黄兴亲自督战，也无法阻挡。这就立即牵动了全局。湖南第二协甘兴典部首先溃奔。士兵们争渡琴断口，许多人堕河溺死。而原来准备在南岸咀渡江的部队，终因清军机枪封锁没有渡成。潜渡刘家庙下游，抄袭敌后的计划也告失败。到17日下午，左翼已无一人。黄兴看到左翼已溃，就下令右翼的王隆中部撤退。“然湖南兵愤恨湖北兵之无用，皆不肯轻退，直至午后，犹独挡官军，入夜，始渐用船渡过汉水，退回汉阳”⁽¹¹⁵⁾。18日，汉口既济水电公司总经理宋炜臣给武昌军政府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作战的情况：“清军于昨日见民军进攻极为勇敢，惶恐异常，业已预备火车，施行退却，忽民军自乱，向汉阳撤退，清军亦不敢前进追击，诚恐民军行诱敌之法，后见民军渡桥拥挤，并浮水而过，仍莫名其妙，于是逐渐前进，复占硚口、玉带门一带。”⁽¹¹⁶⁾

渡河反攻失败，挫伤了士气，又增加了总司令部与军务部、参谋部和两湖部队之间的矛盾，革命军方面的不利条件增多了。但是，这一期间，由于海军起义并回驶武汉，革命军方面的力量也有了部分增强。

在全国高涨的革命形势影响下，进攻武汉的清舰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早就倾向革命。海筹号、海容号和海琛号的正电官何渭生、金琢章、张怿伯三人，编订了英文密码十二种，互通消息，准备待机发动。长江水位在夏历八月以后，下降很快，三个海字号大兵舰不能在武汉久停。11月4日，上海宣布独立。海军的重要物资都在上海。因此海军提督萨镇冰就决定秘密率舰队东下，以便海军集中一隅，不使力量分散。途中，海琛号的见习士官阳明，把悬挂的龙旗撕下投入江中，而把秘密准备好的白旗挂了上去。这是事先得到舰长黄钟英默许的。其他军舰也都纷纷挂起了白旗。在舰上负责监视的满人吓得不敢出面，海容号满人帮带吉升投江自杀。11日上午舰队到达九江，萨镇冰离舰去上海。舰队迅速与湖北军政府取得联系并分为两队。由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率领第二舰队援鄂，其余组成第一舰队，准备下攻南京。第二舰队于19日驶回武汉，参加对清军作战，使革命军完全掌握了对江面的控制，给了武汉军民很大的鼓舞。

艰苦激烈的汉阳保卫战从21日开始。

11月17日，冯国璋向李纯部下达了进攻命令。次日，清军甲支队吴金彪部进至新沟，陆续渡河。19日，抵达蔡甸。20日，清军乙支队马继增部占领舵落口。两个支队先后完成了从侧面向汉阳发动进攻的准备。

21日，吴金彪部由蔡甸进抵三眼桥。这是通汉阳的门户，由湖南第二协防守。黄兴命新近组成的混成徒步一标祁国钧部增援，同时派去了以金兆龙等为首的敢死队和南京学生军，布设了地雷，隔桥与清军对峙。当日夜，为接应乙支队马继增部渡河，吴金彪部分兵一营进攻襄河南岸的下黄金口。革命军不支退却，清军取得了一块桥头阵地。

22日，清军继续猛攻三眼桥，被驻守桥侧汤家山的革命军炮火击退。同日，清军甲乙两支队在襄河南北两岸的上黄金口和余牙墩之间造桥，准备强渡。当日夜，蔡济民与革命军敢死队方兴等在海军起义舰队护卫下，从武昌青山偷渡，企图突袭清军后方，被发觉，半渡而返。

23日，清军屡日攻三眼桥不下，就将进攻重点转移到乙支队方面。马继增部乘夜色渡过黄金口浮桥，于黎明时进攻美娘山（四平山第一山头）。革命军和清军之间展开了反复的争夺战。祁国钧率领壮士七十多名，冒着清军机枪扫射，奋勇反攻，夺得清军机枪两挺，标旗一面⁽¹¹⁷⁾。祁国钧两腿受十一处伤，坚持不退。湘军四十九标二营管带杨万桂，率所部二十四人，冲上山顶，一度将占领山头的清军全部消灭，但因寡不敌众，美娘山终于失去，革命军退守仙女山。

24日，吴金彪部继续列阵于三眼桥，牵制汤家山革命军，借以掩护乙支队进攻。张敬尧率军攻占仙女山，革命军退往锅底山固守。下午，革命军反攻失败，锅底山、扁担山先后失守。

军政府为了挽回汉阳的颓势，决定派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步兵两标和山炮一营，由海容、海琛两军舰掩护，在23日午夜由武昌青山渡江，在江北五通口登陆。24日九时乘雾进攻谌家矶附近的三道桥。这个计划如果成功，可以割断清军的交通线，对清军后方造成严重威胁。汤芗铭所率海军炮火向清军猛轰，毁火车五辆，美孚油栈起火，使清军造成很大的混乱。冯国璋为此惊呼求救：“兵力渐薄，被匪抄我后路，虽分兵抵御，如无援军速来，万难久持。”⁽¹¹⁸⁾但是成炳荣徒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的资格取得协统的职务，实际上是个昏庸的酒徒。当晚他又喝醉了酒，没有同部队一道过江。部队到达三道桥，受清军炮火压迫，前线指挥无人，又折回青山。二十五日，军政府决定二次进攻。革命军进到三道桥时，周围水势虽退，但泥淖仍深，沿桥长达一里的沙滩，徒涉十分艰难。桥头上清军早有准备，加强了机枪和山炮火力，革命军几次进攻，都遭到很大伤亡。三百多壮士奋勇攀桥梁以渡，还是被清军机枪所阻，退到桥畔的苇丛中，相持了三个多小时。清军以火车架机枪扫射，三百壮土全部壮烈牺牲。二次进攻也失败了。

汉阳形势危急，军政府各机关人员都非常激愤，纷纷要求上前线杀敌。11月25日，参谋部副长杨玺章、稽查部长蔡汉卿、军务部副长张振武率领学生军数百人渡江助战。从汉口转移到武昌出版的《大汉报》主笔胡石庵也亲到阵地探访。参谋甘绩熙带病上阵，他披挂着书有“临时督阵指挥官”七字的白色布带，选壮士一百零八人，夜袭磨子山，一举冲上山顶，歼灭了全部守敌⁽¹¹⁹⁾。26日晨，又在湘军统领刘玉堂等的支援下，攻占扁担山。在前线探访的胡石庵作《甘侯行》一首，歌颂其事。诗中写道：“墨云压天黑风吼，百八健儿衔枚走。雄师一奋万怪逃，笑把芙蓉握两手。”“人生百年一弹指，仗有浩气亘山河。”

清军用重炮轰击磨子山、扁担山，坚持在山顶的刘玉堂壮烈牺牲，两山得而复失。进攻锅底山的张振武也被清军击伤，失足掉在水里，被救起后退往十里铺。

同日，清军甲支队突破三眼桥防线，夺取汤家山，并与乙支队会合，进攻十里铺。四镇王遇甲部也渡过襄河，占领黑山。革命军全线溃退。湖南第一协退至武昌，第二协退至鹦鹉洲。革命军参谋部副长杨玺章阵亡。当夜，黄兴悲愤地说：“汉阳失守，吾何颜见人，唯一死耳！”⁽¹²⁰⁾想以死殉职，在同志的力劝下退回武昌。

27日拂晓，清军攻占梅子山。随即分兵三路，一队攻龟山，两队攻汉阳。上午十一点，占领龟山。当时，革命军的精干已伤亡殆尽，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纷纷后退。从远道前来的保定入伍生和留日学生高冠英等许多人组织敢死队，投入战斗。留日士官生萧钟英看到汉阳将要陷落，组织敢死队渡江在汉阳铁厂码头登岸，持枪杀敌，遭清军猛烈扫射，全部英勇牺牲。下午，汉阳终告陷落。

据综合战报，汉阳之战，革命军前后共伤亡了三千三百多人。

在革命军和汉阳人民乘船向武昌撤退时，清军又向江中开炮。据当时报纸记载：“武昌城外，由江中捞出之死尸陈列堤上，不计其数。内有未死而呻吟者，有妇人抱子，母死而子苏，啜泣索乳者。血溅江边，死者相枕藉。”⁽¹²¹⁾形成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画面。

黄兴撤离汉阳回到武昌，军政府在27日召开紧急会议。黄兴当时悲愤万分，深以汉阳失守为愧，建议放弃武昌，顺流而下进攻南京。黎元洪赞同黄兴的意见。但多数革命党人都强烈反对。范腾霄、张振武等慷慨陈词，表示武昌是首义之地，决心要与城共存亡。张振武拔刀起立，大声说：“敢言放弃武昌者斩！”⁽¹²²⁾，全体掌声如雷，一致决议坚守武昌。革命党人虽败不馁的精神，终于赢得了后来的胜利。

当晚，黄兴乘轮离鄂。

汉阳战争形势图

五　停战议和" class="reference-link">五　停战议和

武汉广大军民对保卫汉阳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汉阳失陷，革命党人无不悲痛欲绝。“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对泣”⁽¹²³⁾。当时，武昌城内谣言繁兴，人心惶惶，居民纷纷逃避，秩序相当混乱。孙武、张振武、刘公等人派出稽查队，沿街巡逻，遇有造谣惑众者，即行拿获正法。革命党人不仅要用很大的力量维持秩序，更为重要的是布置坚守武昌。

黄兴既去，黎元洪便下令以万廷献继任战时总司令。万廷献曾任南京陆军中学堂总办，思想守旧，因此遭到革命党人的反对。万未敢就职。同时，杨开甲也辞去总参谋长职。11月28日，黎元洪在军政府召集会议，讨论坚守武昌和总司令人选问题，孙武、蒋翊武、吴兆麟、蔡济民、刘公、范腾霄等均出席。当场决定：战时总司令一职由蒋翊武护理，吴兆麟为总参谋长，姚金镛为副总参谋长；司令部设于洪山宝通寺；将沿江划分为三个防区，以窦秉钧、何锡蕃、张廷辅分任司令；海军在阳逻附近游弋，掩护武昌。与此同时，黎元洪于11月27日、28日分电独立各省都督，说明武昌危在旦夕，要求各都督“迅拔老练之兵，携带枪弹”，“星夜来鄂援助”⁽¹²⁴⁾。各省回电均表示希望“坚守待援”，并纷纷派出援军。此后，湖南、江西、广西、江苏、上海的援军相继到达，特别是赵恒惕率领的桂军和李烈钧率领的赣军的到来，有力地加强了武昌的防御力量。但是，当各军到来时，双方业已签订停战协定，开始南北议和。

冯国璋攻陷汉阳后，清廷传谕嘉奖，赏给他二等男爵，本希望他继续进攻，占领武昌。然而，当时全国已有十四省宣布独立，张勋又从南京败退，逃往徐州。北方近畿一带，也是险象环生。而清军兵力却全被吸引在京汉铁路一线，根本无法应付全国的革命形势。袁世凯有见于此，他就继续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对武昌方面又打又拉，重点放在拉的方面。

一方面，袁世凯让清军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继续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早有弃城出逃的打算，因被范腾霄、张振武、甘绩熙等阻止，第一次没有走成。12月1日正午，都督府正厅中弹起火，黎元洪就仓惶出城，逃往武昌下游九十里的葛店。那是一个小镇，能停泊小型兵舰。黎元洪准备效法瑞澂，如果武昌失守，就携带六十万两银子登舰逃走。逃往葛店的途中，黎元洪在王家店还给英、俄领事和袁世凯发信，要范腾霄“幸即送到，以解决局势之倒悬”。事实上是告诉对方，他在等待招抚。

另一方面，袁世凯又通过帝国主义使团加紧进行停战议和的活动。帝国主义看到清王朝难以支撑，就积极扶植袁世凯，把他作为新的代理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北京各国使团，出面斡旋停战，为袁世凯绞杀革命创造条件。11月30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告诉他英国出面调停，令新任汉口兵备道黄开文同汉口英国领事商办。

就在黎元洪出逃的当天，英领事派英人盘恩由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到武昌晤黎元洪，商谈停战。盘恩带来了停战条件，说武昌成日受炮火威胁，百姓恐慌，领事馆已同清军商议，建议停战三日。只要同意停战条件，在协定上盖章，双方就可停战。停战条件规定：从12月2日上午八时起至12月5日上午八时止停战三日；在停战期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各守现据界限，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¹²⁵⁾；双方均由各国领事监视。这时黎元洪已经离城，都督印也被他带走。于是就由吴兆麟、孙武接待，照样刻了一个印盖在协定上，停战就这样生效了。从这次停战三日开始，就导致了以后的议和。

停战议和本来是袁世凯为瓦解革命力量、窃取政权而设下的一个圈套。这一点，革命党人在当时也是有所警觉的。11月间，军政府以黎元洪名义给袁世凯的一封复信中就曾揭露他：“佯持中立，于汉满两面，若皆无所为”，实际上是“欲收渔人之利”；“屡出甘言，思以诈术，懈我军心”⁽¹²⁶⁾。但是结果还是钻进了这个圈套。这是因为，汉阳失陷后革命党人已呈涣散状态，他们感到自己软弱无力；同时，由于缺乏一个彻底的革命纲领，使许多人对袁世凯抱着很大的幻想，认为只要袁世凯能够接受民国的旗号，革命就能大功告成。这样，他们就从要求袁世凯“反戈”，到接受袁世凯的停战条件，进而谈判议和，一步步迈向妥协的道路。

黎元洪在出逃途中，听到已签订了停战协定，喜出望外，第二天就从王家店动身回到武昌。总监察刘公和军务部副长张振武，因黎元洪事先不同革命同志商量，擅自弃城出走，造成混乱局面，主张通电弹劾他的失职行为，但被其他人所劝阻。通电没有发出，黎元洪对革命党人却怀恨在心。

停战原定到12月5日期满，期满那天，仍由英领事从中斡旋，继续停战三日。到9日，英领事又转来清军关于停战十五天的条件。黎元洪把停战条件提交当时正在汉口英租界开会的各省代表讨论，议决停战从12月9日起到12月24日止，停战范围除秦、晋、蜀三省另议外，扩大到全国各省，由独立各省派代表与袁世凯派的代表进行谈判。若于十五日谈判不决，再延长十五日。同时，黎元洪将停战条件分别电告各省都督，一律遵守。

枪炮声静寂了，湖北军政府内部的斗争却愈演愈烈。在汉阳失守后，武昌遭到炮击期间，四散逃走的一些反动势力，又纷纷回到武昌，结集在黎元洪的周围，用明枪暗箭、挑拨离间、造谣诽谤等种种阴谋手段，向革命力量发动进攻，全面地篡夺权力。

这时，经各省代表决议，湖北军政府已被认为是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通过与袁世凯停战议和，黎元洪又从中捞到了资本，他俨然以各省民军的首领、未来中央政府的领袖自居，湖北革命党人已完全不在他的眼下了。黎元洪积极培植他的亲信势力。都督府的秘书室，在革命党人任主任的时候，只是盖盖章、收收公文而已。在黎元洪任大都督后，就扩大秘书室组织，任命自己的心腹饶汉祥为秘书主任。规定“主任秘书承都督之命，参赞中央军政府一切政务”，权力大得惊人。秘书室成为黎元洪控制一切的特殊机构。

接着，黎元洪就开始一系列排挤打击革命党人的阴谋活动。被首先开刀的就是护理总司令、文学社首领蒋翊武。黎元洪利用革命党人之间的矛盾，首先鼓动一些人举谭人凤为“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并各省援军”⁽¹²⁷⁾。而撤销战时总司令一职，调蒋翊武为都督府高等顾问。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闲差。谭人凤是老革命，又是蒋翊武的湖南同乡，蒋翊武心里虽有意见，也不便反对。谭人凤志大才疏，又不懂军事，遭到许多人反对。于是，黎元洪又改派谭人凤为赴沪参加各省代表会的代表，并下令恢复总司令一职，调他的亲信吴兆麟担任。吴就职后，改组司令部，以吴元泽为参谋长，周定原为副官长，李明为秘书主任，陶俊为军法处长。

在黎元洪等人的操纵和离间之下，革命党人内部的派别矛盾迅速尖锐起来。有的党人如孙武之流更是恃功自傲、权迷心窍，积极投靠黎元洪。于是，黎元洪利用孙武来约束党人，孙武借黎元洪的权势压制党人。黎元洪派蒋翊武任江汉招抚使，给了他一笔钱作为招抚之用。孙武就诬告说，蒋翊武把钱都用作购买枪械，扩充私人武力。黎元洪就派稽查队，半夜三更到蒋翊武家进行查抄。共进会与文学社的矛盾也就表面化了。

黎元洪、孙武一帮人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文学社社员的不满，也激起了共进会下层群众的不满。许多人就酝酿“二次革命”。到1912年2月28日，终于爆发了“群英会暴动”。暴动的组织者是共进会会员黄申芗和以前合并于共进会的小团体群英会首领向海潜等人。他们得到文学社社员的支持，就以群英会为号召，联合了武昌教导团、毕血会、将校补充团、义勇团、学生军和武昌城内的驻军共几千人。由向海潜首先开枪，包围都督府、军务部和孙武住宅。暴动者的内部意见很分歧，有的主张推倒黎元洪和军政府，有的主张推倒军务、内务和理财三部，有的主张只推倒孙武。黎元洪对酝酿暴动早有所闻。他与孙武虽然互相利用，但他对孙武的跋扈，也感到似背上芒刺。因此他就借此机会竭力把矛头引向孙武，放出空气说：“我这个都督是给尧卿（即孙武）做的。”意思是他只是个傀儡而已。结果暴动就成了倒孙武的活动。挂“群英会”、“毕血会”布条的士兵控制了全城，孙武、邓玉麟等人逃奔汉口。

暴动成了革命党内部的斗争，黎元洪就从中渔利。他一面表示接受暴动者的要求，将孙武撤职，并借名整理机构，改部为司，将所有和孙武接近的部长如苏成章、牟鸿勋、周之翰等全部撤免。另一方面又把暴动诿罪于文学社，斩杀数十人，暴尸示众，进行血腥镇压。

黎元洪两面三刀的战术，大大削弱了革命党人的力量。自群英会暴动失败后，湖北军政府就完全控制在以黎元洪为首的反动势力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