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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财政与金融"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北京政府的财政与金融
一 北京政府中后期的财政状况" class="reference-link">一 北京政府中后期的财政状况
袁世凯时代的北京政府财政，虽也相当紧张，但勉强可以维持。袁死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为削弱，群雄割据，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地方的中央财政收入大受影响，而支出尤其是军费支出不见稍减，北京政府的财政可谓捉襟见肘，度日如年。
北京政府的财政收支向来是一本糊涂账。1917年—1927年间，只有1919年编过正式的财政预算，并经国会议决，公布施行。“其余各年度，或以法定手续未能完备，或因时局影响造报未齐，均未成立”(110)。以1919年预算为例，经常岁入40,984万元，临时岁入8058万元，合计49,042万元，其中岁入最多的三项为（经常与临时合计，下同），盐税9882万元（占总岁入的20％，下同），关税9396万元（19％），田赋9055万元（18％）；经常岁出27,129万元，临时岁出22,447万元，合计49,576万元，其中岁出最多的三项为，陆军经费20,783万元（占总岁出的42％，下同），债款支出12,796万元（26％），内务经费4817万元（10％）(111)。根据这个预算，赤字不过534万元，占预算总岁出的1％略强，但所谓债款支出实际即为赤字，赤字占预算总支出的比例已为27％，而这也不过是纸面上的数字，其间缺漏甚多，实际亏空无疑大大超过预算数字。还以1919年为例，因为“财源枯涸，入少出多，每月支款不敷已达千万元以上。外债既无可借，但恃国内华商各行号设法筹挪，还期之促，利率之高，所指抵押品之严重，实为历来所未有”(112)。因此，当年财政部计划发行国债2亿元，结果招致南方政府的抗议，英、法、日等国公使也反对以盐税为该项借款之担保。最后，北京政府决定改以田赋为该项借款之担保。
在所有政府支出中，军费高居首位。北京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军费开支平均为预算数的39％，“实支之额，犹远过于预算之数”(113)。1918年中央财政每月支出约1195万余元，其中普通军费570余万元，特别军费302万余元，边防及协款16万余元，合共888万余元，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三左右。即便如此，仍欠军费940万元，其中仅欠曹锟所部的军费即高达241万元(114)。这只是中央政府的支出，至于各地军阀的军费开支就更难于计数了。北京政府时期，兵连祸结，战争连年皆有，大小军阀们的军队需要成千上万的金钱去养着，财政部实际成了军阀们的后勤部。
与庞大的支出相对应的，是北京政府有限的收入。作为农业大国，田赋是稳定而又最为重要的收入，但此时这笔收入基本为各地军阀所把持，曾为中央专款的田赋附加自袁世凯逝后即“解者甚属寥寥”，不能不改列本省预算。清末以来多遭诟病的恶税厘金，数额不小，1920年—1922年，各省区实收厘金税捐13,410万元，年均4470万元(115)，但同样到不了中央手中。各省对中央的解款以及袁世凯时代曾颇为兴盛的中央专款（即各省代收但专归中央使用的税款，如烟酒税、契税、印花税、牙税等），年收曾达三千余万元，自袁死后，随着地方离心倾向的增强，解送中央的税款一天少于一天，至20年代初期，两项合计预算数额不过一千万元左右，实际解送数额则几近于无。这两项收入已是徒有虚名，不复存在(116)。实际上，北京政府能够掌握的收入主要是关、盐两税。关、盐两税民初即已落入列强的控制下，税款存入外国银行，征收、管理及支配权掌握在总税务司和盐务稽核所手中，大多用于各种内外债的担保，中国政府只能得到还债后的余款，即关余与盐余。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因为列强的插手，使得各地军阀不敢轻易截留这两种税款，才使北京政府可以仰列强之鼻息，得到一笔稳定而可靠的收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关税税额逐年增加，从1917年的4935万关平两，增至1925年的8974万关平两，增长82％。同期关余每年均在数百万关平两左右，其中最多的1924年为1752万关平两，约占当年关税总收入的22％。1917年—1926年，关税总收入为66,503万关平两，关余总数7225万关平两，约占总收入的11％(117)。盐税收入较为稳定，大抵在年收入八九千万元左右，最多的1922年为9680万元，1925年以后则有明显下降。盐税抵押借款较关税为少，因此盐余也较关余为多，最多的1918年为5280万元，占当年盐税收入的59％。1918年—1926年，盐税总收入为77,430万元，北京政府得到的盐余为30,920万元，约占盐税总收入的40％(118)，可算是一笔大宗收入了，但仍无补于浩大的支出。
在军阀们的压迫下，北京政府的财政毫无章法可言，为了满足军阀的需索，财政不是量入为出，而是量出为入，但收入如此之少，支出又如此之多，如1918年，北京政府每月收入为422万元，只有支出的35.3％(119)。北京政府借以填补财政亏空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债，从外债借到内债，从发行短期国库券到向银行借款，可谓窘相百出。如时人所论，“民国三年以前，恃长短期外债；民国五年以前，恃内国公债；民国六年以前，恃日本债，历史昭然。迨八年以后，则各债之路俱穷，于是内国各商业银行之借款如云而起”(120)。
袁世凯统治时期曾经大借外债，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欧美各国由于战争因素及战后重建的原因，对华借款减少，而且北京政府缺少权威，财政收入有限，欧美各国亦不愿轻易借款，只有日本出于政治目的，在1917年—1918年间大量借款给段祺瑞政府。1917年—1924年，北京政府实借外债46,409万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用于偿还旧债本息，对于缓和其财政困难于事无补(121)。
外债既无法弥补财政赤字，北京政府的日常开支实际主要依靠内债及银行借款解决，“几乎无一用款，不仰给借贷”(122)。内债自袁世凯时代开始发行，起初发行数量并不大。1917年以后，在收支差距日渐增加的情况下，北京政府把发行内债视为挽救财政危机的唯一办法，内债越发越多，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18年—1922年，发行公债48,827万元，占北京政府时期公债发行总数的五分之四，其中有三年的发行额超过了1亿元(123)。公债的滥发，最终造成债信大跌，偿还困难，不得不进行整理。1922年以后，长期公债已无人问津，发行额剧降为几百万元，北京政府只能靠发行各种短期借款，如国库券、盐余借款等维持。这些短期借款名目繁多，多不过一二百万元，少则几十万元，乃至几万元。为了应付急需，北京政府还不惜饮鸩止渴，向银行高利借款，或由银行短期垫款。“财政部每逢付息还本，即向银行商量借款，然往往不能如约清还，致银行拒绝再借。此种竭蹶情形，传播遐迩，政府信用日堕”(124)。这类借款条件苛刻，月息高达2分，借垫数在10万元以下的占这类借款总数的三分之一，最少的垫款只有千把元，可见北京政府的财政已困窘到山穷水尽，过一天算一天的地步了。所谓“短期借款，利重期迫，转瞬即须归还，军事各费，短欠既多，又须设法给付，左支右绌，周章万状”(125)。1922年10月，十八家银行共向北京政府垫款3144万元，其中中国银行为2795万元（占总数的89％）。1925年10月，二十家银行共向北京政府垫款3033万元，其中中国银行为2373万元（占总数的78％）(126)。中国银行已经成了北京政府的提款机。到1925年底，北京政府共欠国库券5911万元，盐余借款4411万元，银行短期借款3890万元，垫款3033万元，共17,246万元(127)，积少成多，总数仍然相当可观，等于北京政府时期公债总数的28％。此外，北京政府还借有大量无确实担保的内外债，至1923年，此类债务总数达39,300余万元，“借款户数竟有数百起，债权者之国籍，除本国外，亦有七国之多。至其债额，有达数千万元者，有仅数万元者。其债款之担保，或以税收，或以产业，或用证券，或用期票，虽各不同，而不确实则一。所以到期本息无款可付，或临时罗掘，酌还一部；或另立合同，作为新借。以至债务愈积愈多，头绪愈变愈繁”(128)。北京政府为此多次提出整理内外债，但旧欠未还，新欠又至，在当时出大于入的情况下，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不能根本解决债务问题，最多也就是借新债还旧债而已。
在这样的财政状况下，北京政府的日常行政开支都难于维持，更不用说扶持工商，发展文教了。据统计，从1912年—1926年，北京政府所借外债总数为133,700万元，其中用于发放军饷、购买军械的费用占22.8％（1918年最高为近40％），而用于航运、电信、工矿等用途的费用只占7.8％(129)。为了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北京政府也曾筹备成立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和财政整理会，提出各种整理财政案，以讨论中央财政方针，整理全国财政计划，审核并研究整理内外债的办法，实行量入为出的财政预算(130)。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北京政府既无统治权威，也就没有整理财政与编制并严格实行中央财政预算的能力，所有整理财政的计划与方案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
二 新式银行业的兴起" class="reference-link">二 新式银行业的兴起
中国新式银行业的发展迟至清末方才开始。民国建立后，随着近代工商业的不断发展，新式银行业也日渐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国内工商业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剩余资金与对资金的需求都急剧增长，银行业亦随之得到空前发展，其后北京政府的公债政策又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业的兴盛。1919年—1923年，每年新设银行数均超过二十家，1922年达到创纪录的36家。到1925年，全国共有银行一百五十八家，实收资本16,914万元，比1912年增长了五倍还多(131)。虽然这其中不乏旋起旋散的投机银行，但一批声誉卓著、资力雄厚的大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北四行”（盐业、金城、大陆、中南银行）、“南三行”（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开始崛起，它们当中既有民国以前成立的银行，也有民国年间成立的银行。中、交两行经几次增资，股本已超过1000万元。1925年，前十家大银行纸币发行量超过2亿元，其中中国银行12,709万元，交通银行4834万元，开始在关内金融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它们的存放款业务也有较大增长(132)。可以说，中国近代新式银行业已经在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银行业的发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办银行的发展超过了官办银行。本来，中国的银行一直以官办或官商合办为主，1912年底，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共二十四家，实收资本1966万元，占全国银行总资本的70％左右。袁世凯死后，政局多变，以政府为后台的官办银行不能不受影响，加上官办银行人员冗杂，经营不善，因此除中国、交通两行外，官办银行的发展趋于停滞，在全国银行业中的地位也有较大下降。1925年底，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共有二十八家，占全国华资银行总数的17.7％，实收资本7605万元，占全国华资银行总资本的45％(133)。与此相反，由于民族工商业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展，资本赢利率急剧增加，多余的资金急需寻求出路，工商业的发展又带来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同时由于大战和抵制洋货运动的影响，外资银行的压力有所减轻，这些都大大刺激了商办银行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1925年新开业的商办银行达到87家，而同期新开业的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只有五家(134)。1925年，全国商办银行总数已达到一百三十家，实收资本9309万元，比1912年增长十一倍还多，超过了全国华资银行实收资本总额的半数，而同期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资本资本总额只增长了不到三倍(135)。著名的“北四行”都是在1915年—1921年间成立的，而发展最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从1915年—1926年，资本增长二十四倍，存款增长五十五倍，位居商办银行存款前列，工商业放款超过了放款总额的四分之三。在商办银行中，工商业与金融界投资的比例在上升，即使在军阀官僚买办投资为主的银行里，工商业者的投资比重也在增加。以金城银行为例，1917年开办时，军阀官僚的投资占90％，到1927年已下降到50％。一部分投资银行的军阀官僚下台后，亦逐步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家。以北京政府为后台的官办银行的实力下降，商办银行尤其是江浙系商办银行的发展，不仅影响到银行业自身的势力格局，对未来中国的政治格局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时期银行业发展的第二个特点是参与公债投机。1918年以后，北京政府为缓和财政困难，大发公债，短短几年即以数亿元计。这些公债利率少者二三分，高者达五分，加上各种折扣，“直接间接所获之利益固较任何放款为优也”。加之公债还可充作发行准备及借款担保，偿还有总税务司保管的内债基金，因而成为各银行竞相追逐的对象。20年代初银行业的繁荣与公债买卖的投机有很大关系。1921年—1925年，仅北京就有十七家银行开业(136)。作为政治中心而非经济中心的北京，集中了如此多的银行，至少表明银行业的发展有着经济以外的因素在起作用。当时有的银行完全不事经营，专事公债投机，即使是历史较长、资力较为雄厚的中国、交通两行，也不能置身于公债投机买卖之外。银行的大量资金集中于金融投机，势必影响它们对工业以及其他事业的放款。不过，以往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对此可能不无夸大之处。实际上，承购北京政府发行的公债获利虽大，但由于军阀连年混战，政局不稳，购买公债的风险也大，“往往基金流用，本息无着”，百元公债的市价最低时尚不足原价的四分之一，因此公债买卖被时人认为是“纸上富贵”。因此除一些企图乘机捞一把、旋起旋落的投机银行外，一般大银行对购买公债仍较为慎重。据已知二十八家银行的统计，有价证券的投资只占它们资产总额的6％—7％左右，不到放款总额的10％。即使是官僚投资较多的金城银行，对政府的财政放款和投资占其放款总额的比重，也从1919年的55％下降到1923年的22.3％，而1923年其工商业放款已占放款总额的38％。私人工商业者投资为主的浙江兴业银行，对政府的财政放款则只占其放款总额的4.7％(137)。
总之，1918年以后的中国现代银行业有了较大发展，而且这一发展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同步的，对工商业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据估计，1925年二十五家主要银行的放款数已达到76,000万元(138)，如果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工商业放款，一年也可为工商业提供25,000万元的资金。但是，与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一样，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发展同样存在着先天不足。大多数银行的资本薄弱，存款来源和放款规模都很有限。1921年—1925年新开业的商办银行中，实收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小银行为五十八家，占同期新开业商办银行总数的67％(139)。1925年，实收资本在50万元以下的小银行有九十四家，占银行总数的近60％，但只占资本总额的14％。1926年，二十四家主要银行的存款总数为91,767万元，而英资汇丰银行的存款即为61,607万元。正因为资本小，对市场风险的承受力也很低，倒闭率很高。1921年—1925年，倒闭银行占到新开银行总数的55.6％(140)。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外资银行与旧式钱庄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1925年，在华外资银行有六十三家，中外合资银行十七家，资本总额大大超过华资银行。以英国汇丰银行为代表的外资银行，除了办理银行的一般业务外，还承办借贷，管理关税，进行投资，垄断国际汇兑，控制对外贸易，在中国金融业中处于优势地位。钱庄经营方式虽然陈旧，但熟悉行情，信用好，周转快，为中小工商业者所欢迎，以至“商家不与银行往来者甚多，而不与钱庄往来者绝少”(141)。1912年—1924年，上海钱庄从二十八家增至八十九家，资本从149万元增至1926年的1876万元(142)。当时有人认为：“钱庄倘使全体停了业，的确可使上海的商界完全停顿，而银行停了业，恐怕倒没有多大影响。”(143)1925年，在国内银行业实收资本与公积金总额中，外资与中外合资银行占44.2％，华资银行占37.5％，钱庄占18.3％。如果除去中、交两行及各省地方官办银行，则全国商业银行的资力与钱庄不相上下。商办银行本身资力有限，对工商业放款虽呈上升趋势，但比重始终不大，这就注定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对本国工商业的支持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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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节所称近代工业系指所有中国资本投资的工业，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工业。有关两者间的关系及其具体发展情况，请参阅本书第二卷有关章节。
(2) 中国进口棉纺织机械的价值，1920年为690万两，1921年猛增为2670万两。《税务司呈拟1921年华洋贸易总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4页。
(3)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5—56页。陈著关于资本总额的估计可能偏低。据吴承明估计，1920年中国产业资本总额已经达到七亿余元。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7页。
(4)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5页。
(5)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85—186页。
(6)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8页。
(7) 吴承洛：《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下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05—106页。
(8) 工商部编：《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1928年版。出口量包括外资企业所产纱。
(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第56页。
(10) 工商部编：《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1928年印本。
(11)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92页。
(12)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13)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史料组编：《中国民族火柴工业》，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0页。
(14)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02—104、141页。
(15)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16)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02—104页。
(17)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18)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02—104页。上述钢铁和煤炭业的统计均包括外资企业。
(19)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9页。
(20) 上海市机器工业史料组编：《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303页。
(21)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江南造船厂厂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111页。
(22) 周开庆：《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下册，台北京华书局1967年版，第7页。
(23) 陈灿：《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171页。
(24)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227页。
(25)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119—120页。
(26)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4、265—266页。
(27)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1920年和1921年外贸入超的猛增，原因之一是战时对外订货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得以入口，而这又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增长，因此对此种贸易逆差的影响尚需全面评估。
(28) 《税务司呈拟1921年华洋贸易总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第1276页。
(29)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332页。
(3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77—178页。
(3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4页。
(32)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846—847页。
(33)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41、127页。
(34)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页。
(35)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421页。
(36)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77页。
(37) 李炳郁：《论日人在中国棉业之势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5卷第4期。
(38) 汪树磐：《华商纱厂与日厂之比较》，《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第3卷第1期。
(39) 汉冶萍公司因为几次向日本借款，实际已沦为日本钢铁业廉价原材料的供应基地，自1912年到1927年，共运往日本铁矿石426万吨，生铁78万吨，而且价格被压得远低于一般水平，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武汉大学经济系编：《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2—1123页。
(4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32页。
(41) 《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8页。
(42)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24、127、129页；《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971页。发电装机为1923年的统计，机械开采铁矿为1924年的统计。所谓由外资控制，包括外资直接投资和提供贷款，因为外资一旦提供贷款给某企业，则其对该企业的生产运营就拥有了发言权。如1922年的机械产铁业总资本中，外资直接投资占29.2％，贷款占70.8％，故其100％控制在外资手中。1924年这两者的比例已成为78％和22％，这种外资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说明外资介入中国重工业程度之深。《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27、129页。
(43)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90页。
(44) 除了在金融、工矿、运输、贸易等方面的直接投资外，外国在华还有大量的间接投资—借款。这些借款很多名为实业借款，实际上是政治借款，是帝国主义操纵军阀政治的手段之一。详见本书各卷有关章节的叙述，本节不再详述。
(45) 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0页。
(46)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57页。
(47)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
(48) 穆湘玥：《藕初五十自述》，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14页。
(49)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刊）。
(50) 《论上海丝厂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之办法》，《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51) 《颜惠庆闭幕词稿》（1924年9月15日），《全国实业会议筹备处呈》，1924年9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工矿业》，第172—174页。
(52) 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最近之五十年》；《论上海丝厂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之办法》，《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53) 曹鸿儒：《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三民学社1930年版，第180—181页。
(54) 《重庆总商会陈述全川兵祸请筹善后电》，《四川军阀史料》第3辑，第161页。
(55) 《全国实业代表会议审查报告稿》（1924年9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第888页。
(56) 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中华书局1929年版，第84页。
(57) 《筹设商会统计案》，《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58)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3—64页。
(59) 《中国工商业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方法》，《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6号。
(60) 《华商纱厂联合会宣言》，《国闻周报》第4卷第19期。
(6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99页。
(62) 《欲恢复信用宜组织债务专律论》，《民国经世文编》第37册实业三。
(63) 《为实业致吴季诚函》，《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八。
(64)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7—188页。
(6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5页。
(66)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
(67)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6页。
(68) 《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第304页。
(69)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108—109页。
(70) 龚骏：《中国新工业发展史大纲》，第120—121页。
(71)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88页。
(7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73)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5年版。
(74)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67、171页。
(75)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73、266、181页。
(76)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254—255、220页。
(77)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第146页。
(78)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127页，《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72—73页。据另外的估计，1920年近代生产总值占全部生产总值的6.21％，近代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19.8％。（王玉茹：《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目前尚缺乏1925年前后的统计数字，但有理由相信，其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较之1920年前后又有所增长。
(79)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30页。
(80) 《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第328页。据另外的估计，1920年农村的商品经济比例大致为38％左右。（徐新吾：《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这个估计包括粮食，如果不计粮食，则商品化程度为一半的估计大体可信。
(8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99页。
(82) 《商品陈列所撰中国棉业之状况调查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60页。
(83) 《商品陈列所撰中国棉业之状况调查报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一），第360页；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页。由于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及进出口比价的原因，棉花在出口的同时，也有大量进口。1921年进口棉花达168万担。《税务司呈拟1921年华洋贸易总册》，《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农商》（二），第1296页。
(84)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81页。
(85)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86) 阿瓦林（苏联）：《帝国主义在满洲》，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09页。
(87)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96、198页。
(88)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1册，第12页。
(89)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90) 《中国输出贸易指数表》。
(9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11—215页。
(92) 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339页。
(93)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
(94)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89页。
(95)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85页。
(96) 《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50—153页。
(97) 《中国输入贸易指数表》。
(98) 《我国工业原料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20号。
(99) 吉迪：《北洋军阀政客资产记闻》，《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
(100) 《1912—1918年各省区田赋情形汇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252页。
(101)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577页。
(10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103) 《简鹤年等呈》（1920年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9页。
(104) 《山东省议会等通电》（1920年8月7日），《直皖战争》，第274页。
(105) 《京兆战后损失统计表》，《直皖战争》，第284—288页。
(106) 《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611页。
(107)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277页。
(108) 《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1921年8月23日，第326页。
(109) 曹鸿儒：《中国农业经济之发展》，第86—87页。
(110) 《财政整理会暂编1925年度国家预算表》（1925年12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786页。
(111) 《1919年度国家预算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598—606页。
(112) 《国务院等通电》（1919年5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07页。
(113) 《民国财政史》，第13页。
(114) 《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78—192页。
(115) 《1920—1922年各省区厘税比额及实收数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486—1491页。此表1920年实收数1586万元系统计错误，实应为4583万元，此处据后数。
(116) 《民国财政史》，第10—12页。1918年中央财政除盐税以外的全部收入每月仅约72万元，每年不到1000万元，而1919年财政预算仅烟酒公卖、烟酒税、烟酒牌照税三种税收就列入3662万元。《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1919年度国家岁入岁出预算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78、600页。
(117) 《1912—1927年海常各关税收总数收支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338、1358页。据吴兆莘的研究，1917年—1926年，关税收入从6192万元增至11,927万元；同期关税收入总计为88,431万元，关余为5296万元，占收入总数的约6％；关余最多的1919年为2175万元，占收入总数的近30％。见吴兆莘：《中国税制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04—205页。杨荫溥所用数据与吴著相同，但他认为，由于北京政府发行内债时，“关余几尽数作抵”，“所以从1921年起，北洋政府事实上就没有什么关余可收”（《民国财政史》，第7页）。这不过是统计方法的不同而已，因为北京政府发行的内债，实际就是当年北京政府的收入。
(118)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8页。据盐务稽核总所的统计，盐税收入呈稳步增长趋势，1918年—1926年间，盐税总收入为95,680万元；其中除1918、1920两年外，其余年份的收入均超过1亿元，最多的1926年已达12,276万元。《1912—1930年盐税收入统计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419—1425页。
(119) 《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80页。
(120) 《卢学溥致大总统等电》（1922年3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48页。
(121)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40页。
(122) 《银行月刊》第一号，国内财经消息栏。
(123)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页。
(124) 《中国银行二十四年发展史》，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第544页。
(125) 《财政部意见书》（1919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88页。
(126) 《李景铭报告》（1923年3月9日），《内国各银行垫款欠数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989、998—1000页。
(127)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11页。
(128) 《财政部整理内外债提案》（1923年7月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二），第1189页。
(129)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第240—242页。
(130) 《全国财政讨论委员会章程》（1922年7月7日），《财政部财政整理会章程》（1923年8月10日），《临时执政交议整理财政案》（1925年2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财政》（一），第19—269页。
(131)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2) 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台北1986年版，第173页；《中国银行历年发行数额表》，《交通银行编历年兑换券流通额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2—555页。
(133)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4)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银行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6—589页。
(135)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6)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银行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6—589页。
(137)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38) 《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第1册，第114页。
(139) 《北洋政府时期全国银行一览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二），第556—589页。
(140) 唐传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4）。
(141) 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66—67页。
(142)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88、191页。
(143) 章乃器：《金融业之惩前毖后》，《银行周报》第16卷19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