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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反帝制怒潮的高涨和帝制的取消"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反帝制怒潮的高涨和帝制的取消
一 中华革命党军事讨袁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中华革命党军事讨袁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与护国军分路出征的同时，中华革命党也展开了全面的军事讨袁活动。如第八章第二节所述，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后继续不屈不挠坚持反袁斗争的唯一政党。还在1915年夏秋之交，它已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军，进行武装讨袁。但由于经费、人员等条件的限制，云南首义前有重大影响的起义并不多，而且旋起旋败。真正富有成效的全面展开是云南首义以后的事(237)。
云南独立后，孙中山指出“既有首难，则袁之信用已破。此后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238)。当时，江苏、上海、江西、湖北等地的中华革命党人，均纷纷准备发动，但他认为“长江一带敌屯重兵，且有津浦、京汉两线运输之利”，困难较大，主张改变策略，首先“注全力于粤省，旁及福建”，以便“与云贵打成一片”，一旦“军械补足，即图大举北伐”(239)。为此，广东中华革命军在司令长官朱执信的领导下，于1916年二三月间先后发动了两次以攻取省城广州为目标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在2月上旬。当时，龙济光正奉命派兵西攻云南，广州相对空虚。朱执信及其同志们议定一个三路同扑省城的计划：一路由澳门出发沿增城、罗岗洞、龙眼洞前进，攻小北门；一路由广九路沿途登车，直扑东关；一路由谢细牛统率绿林武装，从城北七十里的番禺县石湖村出发，夺取石井兵工厂，然后分兵夹击西关和大北门，以援应东、北两军。部署停当后，朱于2月5日夜亲率中华革命党员数十人潜入石湖村，指挥谢细牛所部绿林数百人和其他民军千余人，解除了该乡福军和乡团的武装，占领三座当楼为炮台。次日晨，又制青竹毒签，广布村外要道，准备于9日与其他两路同时举事。不料事为龙济光探悉，8日晨即遭其所派亲军千人的疯狂围攻。石湖军民英勇抵抗一昼夜，击毙龙军团长、营长、排长各一人，重伤营长一人。相持至9日晨，龙军增援炮队赶到，朱执信见敌众我寡，硬拼不利，遂下令撤退。三路进攻广州的计划也临时取消。
3月上旬，朱执信再次对广州发动攻击。这次行动，计分两步：第—步是袭取袁世凯由沪派来黄埔的肇和舰，第二步以所获之肇和舰“驶进省河，谋攻观音山等处”(240)，进而夺取省城。行动之前，朱与李天德以及上海陈其美所派杨虎、李元箸、马伯麟、余建光、冯启民等人在澳门筹议多次，决定以一部分同志密登澳门开往广州的永固客轮，抵黄埔后，即迫其泊近肇和舰，利用该轮与肇和舰高度相等之便，越舷而过，向敌发起突然袭击，夺取该舰；以另一部分同志在永固轮发难的同时，向黄埔两岸各炮台发起猛攻，牵制陆上之敌。
6日晚9时，一批身怀炸弹和手枪等轻武器的中华革命党人，夹在搭客中登上永固轮由澳门启航，次日晨3时50分驶抵黄埔。他们唤醒酣睡的搭客，向他们宣布：“吾人欲借永固以袭肇和而讨袁贼，并非行劫，如有金钱财物，一概保护，请即齐下舱底安息，以免危险。”(241)接着，便纷起奔向各预定目标，迅速占领了舵房、车房、电灯房、火房以及船首船尾等要害部位，迫船主驶向肇和舰之侧。时值黎明，江面雾气弥漫，肇和舰尚以该轮误驶航线，鸣钟告警。永固轮却不顾水流湍急，多次向其靠拢，且有人企图登舰。这时肇和方知将发生事变，急起向永固轮开火。预伏在东浦墟一带的中华革命党人听见肇和枪声，知轮上同志已经发动，遂向鱼珠等炮台发起攻击。顿时，肇和内外，黄埔两岸，枪声、炸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战斗十分激烈。永固轮上的中华革命党人为夺取肇和舰，不怕牺牲，多次发起进攻，先后有两人为跃过肇和而堕水献出生命。但是，在肇和舰严密炮火的封锁下，永固轮的靠舰企图始终未能实现，而攻击陆上炮台的队伍又被击散，永固轮陷于腹背受敌之中。为了保存实力，中华革命党人不得不迫该轮驶向沙滩，凫水登岸，弃轮而退。
广东中华革命军两次起义虽告失败，但给龙济光的震惊却不小。正是中华革命军和其他民军的频繁起事，才使他有所顾忌，而不敢对云南护国军倾力相加。朱执信指出：“石湖一役，歼其团长，激战数日，俾以全力防北江、西江。继以决死之队攻袭肇和，虽其事不成，而龙济光益严于防守。”“龙氏在广东有兵五万人，仅以三千往滇者，中华革命军牵制之也。”(242)
与此同时，四川、湖南、湖北等省的中华革命党人也纷纷回籍招集旧部，运动军队，联络会党，组织武装起义，给袁世凯及其各省代理人以沉重的打击。
在四川，自云南护国军攻入后，各地“缙绅耆旧，游侠健儿，闻风群起，动辄千数”，其中不少是中华革命党人直接发动，或接受中华革命党领导的。2月16日，由上海返川的谢兆鸾集合各路民军千余人，快枪七百余支，铜驼十余尊在合州（今合川）首先倡义，宣布成立以他为司令官、黎握中为参谋的中华民国革命军四川第一支队，活动于合州、酆都、万县、云阳一带。3月初，分别由昆明随护国军入川的王维纲和由上海溯江西上的刘伯承等人，运动涪州警备队长杨光烈和哥老会众在涪州（今涪陵）新庙子起义，成立以王维纲为支队长、杨光烈为参谋、刘伯承负实际军事指挥责任的四川护国军第一支队，积极展开讨袁活动。12日，刘伯承率队进攻长寿，缴获水警快枪四十余支。14日，在石家沱与北军安庆轮开战，毙其军官一人。接着，王维纲一面命支队大部转扎临江庙，准备进攻酆都；一面分兵一连至马颈子截夺北军船只。其时，恰有名为商轮，实已成为北军兵船的大川号驶至，当即被击伤，搁浅江岸，俘获北军参谋一人，兵士二十余人，快枪三十余枝。16日夜，王维纲再接再厉，亲率全支队由临江庙出发，向有本县警备队和北军第八师第三十二团张福臣营分守各要隘的酆都进攻。次日拂晓，一举突破新城要隘，迅速攻入城内，将张福臣营全部逐出城外，并生擒与处决了为虎作伥的县知事许石生，歼敌八十余人，获快枪五十余枝。王支队除刘伯承右目受伤外，仅伤亡官兵九人。
紧接谢兆鸾、王维纲之后，龚天福、周晋敷、杨海清等人也在马尾坝宣布起义，组成以龚天福为支队长，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长官卢师谛为司令官的四川中华护国军第三支队，并于3月21日占领石砫。4月1日，以知事附义独立，和平进入忠县，“横断北军交通者十三日之久”(243)。其间，还有李善波等人于3月11日在酉阳龚滩宣布独立，自称共和革命军司令官，“声言三次革命”(244)，不及半月，便“陆续攻克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筹饷十万，战士盈千”(245)。颜德基等人则聚兵新宁（今开江），击毙县知事，拥兵五百余人，与北军周旋于云阳、万县间。
4月10日，这些名目纷杂、各自为战的讨袁军，正式联合组成以石青阳为司令官的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部，暂先编川东、南、北三支队。并于11日以石青阳名义誓告国人：“自今伊始，本军当贯彻唯一之主义：1．推翻专制政府；2．恢复完全民国；3．启发人民生业；4．巩固国家主权，以期大憝元凶殄而后已。扶持国体，生死同之。”(246)至于川西，则由卢师谛“指挥孙（泽沛）、吴（庆熙）、丁（厚堂）诸军，运动独立”(247)。至5月中旬，成都附廓各属，几非陈宧所有。
四川中华革命党人，在袁世凯进攻云南的主要通路川江航道上攻城略地，据山筑垒，劫其军船，歼其兵士，阻其交通，不但扰乱了敌人的后方，而且严重地威胁着泸州北军的安全。第八师师长李长泰对此说得很明白：“当兹逆匪充斥，形势变迁，交通益形梗阻，输送愈觉不灵。职师之新兵及军需物品、炮营驮马，均到万县多日，不能上驶。忠（州）既不守，万亦频惊，邀寄军储，万分危险。”(248)为了“保护输送，无碍进行”，他不得不于涪州留步兵一团、炮兵一连，酆都留步兵一营，并再次向袁提议“由万（县）稍加兵力两营”(249)，这样就大大分散了直接用于泸州的兵力。四川中华革命党人的这些军事行动，对蔡锷反攻泸州，无疑是最有力的支持。
湖南中华革命党人在军事讨袁中，先主“中心突破”，力图在长沙、衡阳、岳州等要冲地方策动军队，树立义旗，以广号召(250)。所以，他们发动的第一次进攻便是长沙暴动。这次行动酝酿于云南独立后不久。当时，杨王鹏、王道、谭蒙、邹永成等人纷纷由日本回国，在上海谋进行倒袁办法，决定：先派廖湘芸回湘，运动长沙三十九混成旅和汤芗铭的模范营为内应，彭泽鸿前往岳州，准备响应；谭蒙、殷之辂负责联络。至2月中，各方筹备已略有头绪，单等沪、汉两地赴湘参战同志全部集齐后即可发动。可是，少数急进分子为了“居功”，要“先期举发”(251)，加上汤芗铭搜捕日紧，潜伏同志，隐蔽不易，杨王鹏不得已于2月21日冒险发难。杨与廖湘芸、毛邦华等数十人，身怀炸弹，向汤芗铭将军署及其邻近之军械所、警察厅、高等审判厅等目标冲去，毙其卫兵五人，余皆纷纷逃散。据当时报载，汤芗铭与巡按使沈金鉴也由后门鼠窜而逃。不料，杨王鹏等刚抵辕门，因“先所运动之军队忽爽约，助汤抵御”(252)，旋即失败。杨王鹏、龚铁铮、李岳崧、毛邦华、湛文炳、杨诒庆、陈树生等二十七人惨遭杀害；李泰阶等七人被判徒刑；遭株连而不知姓名者达四十余人(253)。
经此挫败后，湖南中华革命党人暂时放弃了夺取省城的计划，而开始致力于各地的武装起义。其中比较成功的是湘西罗剑仇、萧英等人领导的起义。3月12日，罗剑仇联络地方保安队和乡团武装三百人，在永顺松柏场宣布起义，成立以他为司令官的中华革命军湖南湘西独立军，号召北伐讨袁。17日占领王村，19日攻克永顺。警备队长谢伯纲正“脱振振军服，着裈布单衫，由民房出走”，突为人所识，当即被独立军击毙。县知事车赓与人易服后侥幸保命，于当夜“潜至岳某家，偕其小星，泛艇而逃”(254)。攻克永顺同日，罗剑仇乘势分军为二：一由石雄指挥攻桑植，一由罗自率攻大庸。24日，桑植克复，知事潜逃。不日，大庸也宣布独立。萧英自称中华革命军湖南湘西讨袁军事筹备委员，所部数千人，不仅活动于大庸、永顺、古丈等地，而且远及辰（州）、常（德）一带，严重威胁北军后方(255)。北军师长范国璋向袁世凯诉苦说：“本师自出征以来，原以靖寇为目的，嗣奉兹令担任常、辰防剿事宜，乃将兵力分拨各处。现庸、桑、古丈、南县之匪虽稍敛迹，惟兵来则去，兵去复来，若遽将队伍撤回援助前线，不惟克复各县仍为匪有，且恐常、辰亦陷于危险地位。万一后方不保，前方作战更多掣肘。而在后方剿匪各队既难撤回，而前方又亟待援助。师长据此地位，万分焦灼，筹思至再，实难兼顾，究应如何办理，恳请迅示方针。”(256)这是罗、萧等部中华革命军在湘西牵制与打击北军的真实记录。
湖北中华革命党人主要于武昌南湖策动了一次马、炮队起义。自1915年冬以来，中华革命军湖北司令长官蔡济民与刘英、赵鹏飞等陆续回鄂组织军事讨袁，决定先由武昌发难，汉口、汉阳同时响应。经多方运动，他们先后在武昌南湖马队、炮队、城内守军以及汉阳兵工厂卫队播下了讨袁种子。但由于武汉为北军集中之地，且湖北将军王占元已有所闻，正采取措施严加防范，因此，多数同志认为不可操之过急，暂以缓发为宜。可是，蔡济民偏听刘英等人所言，误以为军队运动成熟，发难决操胜算，遂命南湖马队准于2月18日夜10时举义，汇合炮队进攻中和门，与城内军队里应外合，夺取武昌，并约定以放火为号。届期马队虽遵命发难，炮队也同时行动，但因王占元早有准备，旋遭镇压。城内军队则因是夜大雨如注，未见火光，迄未响应。此役固然“误于蔡（济民），幸无大损”(257)，且“实足以动鄂吏之心。自是以还，鄂兵只自保治安，不复为袁敌滇”(258)。
至于长江下游陈其美的讨袁活动，更未曾中止过。自1915年12月5日肇和起义失败后，上海虽未再举，但在陈的策动与部署下，江苏、安徽等省却发动过多次起义。江苏中华革命党人于次年4月16日攻袭江阴，一度进据吴江。安徽中华革命党人也于17日联络大通陆路警察，占领榷运局。为此，5月18日，陈其美终被袁世凯派人刺死。
此外，在山东还活跃着一支以居正为总司令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和以吴大洲为都督、薄子明为总司令的山东护国军。他们旗号虽各异，却同是中华革命党人组织的讨袁武装。1916年2月，孙中山亲自委任的中华革命军山东司令长官吴大洲与薄子明、邓天乙、吕子人等，先后返回青岛，准备组织讨袁军。接着，孙又以云贵护国军局限一隅，且胜败难测，认为要缩短战争期限，保全国家元气，事半而功倍，“非从袁氏根本地推翻不可”，因此“特派居正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统筹直隶、山东、山西军事进行事宜”(259)。3月，居正率朱霁青、陈中孚、刘廷汉等由大连至青岛，设立以许崇智为参谋长、萧汝霖为秘书长、日人萱野长知为顾问的东北军总司令部，编成以刘廷汉、朱霁青为司令的两个本队和以薄子明、马德龙、吕子人、杜仲三、赵中玉、尹锡五为司令的六个支队，积极准备起兵讨袁。
5月4日，东北军分两路展开行动：一路由薄子明率第一支队与吴大洲所部合袭长山县周村；一路由居正亲率朱霁青、刘廷汉、吕子人等部进攻潍县。5日晨，吴大洲、薄子明攻克周村，次日占领长山县城，随后将所部整编为五个梯团，改称山东护国军，连克邹平、淄川、博山等地。居正所部也于4日当夜进抵潍县火车站一带，次日开始围攻县城。为孤敌势，居正同时命吕子人、马德龙、刘廷汉等人分兵袭取高密、安丘、诸城、昌乐、临淄等地。15日，北军第五师长张树元被迫与东北军总司令居正签订退出潍县议和条件十五款。23日，东北军胜利进入潍县县城，并发表宣言说：“本军以袁世凯背誓叛国，违法殃民，认为国民公敌，特与西南各省护国军互相呼应，一致讨贼。”(260)其后，又遣敢死队百人，与吴大洲所部护国军组成周、潍联军，由邓天乙、陈中孚率领进攻济南。山东将军靳云鹏抵御无力，归降不能，只好弃职出走。
以上事实说明：在反对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中，中华革命军同样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在四川、湖南护国战场上与云贵护国军并肩作战，它的功绩将与护国军一样，永远彪炳于史册。
二 各阶层人民对反帝制战争的支援" class="reference-link">二 各阶层人民对反帝制战争的支援
护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赢得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其首要的表现是云南、贵州两省人民掀起了盛况空前的支前热潮。云南、贵州是护国军的大后方，讨袁战争的根据地，为争取胜利，两省人民除积极支持军政府创设团防组织，维持地方秩序，消除护国军后顾之忧外，还广泛开展了以下支前活动。
（一）踊跃从军。云南独立后，军政府的头一件事就是动员人民参军，先后在省城昆明和云南、楚雄、武定、大理、丽江、曲靖、蒙化、临江、开化等九府设立征兵机构，号召退伍官兵踊跃归队。不到十天，自动报到的“不下五六千人”(261)，退伍军官叶荃并致电唐继尧说：“拟就近于顺、云、缅召集义勇乡团一营，躬赴前敌，为国效死。”(262)其他各界人士，也“莫不忿恨袁世凯之帝制自为，均愿慷慨从军，稍尽义务”(263)。其中尤以青年学生最为踊跃。云南省立第一中学校十五个班的学生上书唐继尧，请组织“讨袁学生队”(264)。女子农业学校学生茅极珍、王桂莲等十五人呈请编练女子军北伐(265)。云南高等警察学校全体学生，也借口滇垣秩序整然，警员“实成疣赘”，请求“派随军队，或充他职”，以“效驱于战阵”(266)。而要求加入云南讲武学校志愿队的人，则为数更多。
起初，征兵事务所还依据征兵条例，坚持必须持有退伍执照，方可登记收录，但实际上许多报名者根本不是退伍兵士。为此，它不得不临时改申：“只须邀请妥实铺保填具保证书，即准投考分拨”，以“免阻其爱国热忱。”(267)然而，即使如此，由于招收名额有限，仍有不少报名者未能如愿。如宪兵队招收八十名，而报名人数多达数百，“其未考取者，皆深以不得从征为憾”(268)。在这股从军热潮中，随处可见新婚青年“绝裾而出”，与妻子送夫、母亲送儿的动人情景。退伍营长马灿文出发时，他的母亲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国家养汝辈，正为今日用力，其速理粮临敌，以快母心。”(269)
贵州情况，与云南大体相仿。据当时报载：“自宣布独立后，无人不愤恨袁氏无道。稍有血气者，均愿从戎北征，而青年学子，尤为有志。”(270)
（二）积极筹饷。云贵两省，地瘠民贫，平时财政即感支绌，何况战时。因此，竭力从财政上资助护国军政府，乃是两省人民的急务。在这方面率先作个人捐献的是护国第一军参谋总长罗佩金。他承继祖产十余万金，起义之后，即“尽以其田产之契券交与唐都督存储富滇银行，以充军费”，并说：“他日共和无恙，己身犹存，或可酌量领回瞻家之费。否则，将演亡国灭种之惨祸，何以家为？”(271)紧接着，绅商农工学各界也纷起效法。据当时报载：滇省由于“民贫地瘠，每届年底，完纳粮税，甚属迟延。近因军兴之故，省内外各县人民输纳粮税，异常踊跃”(272)。滇蜀铁路公司股东会议决随粮附加铁路股百余万元，“全数提充军饷”(273)。昆明群舞、云华两戏园经理、司事以及全体坤伶和男伶为此举办义演，他们具禀警察厅长唐继禹说：“滇省地处边僻，军饷甚绌。筹饷之源，端赖国民。毁家纾难，正斯时也。商民等亦系国民一分子，自当勉尽棉薄，为他人倡。拟由群舞、云华两园各演义务戏午夜三日，所售之款，涓滴归公，以助军饷。”(274)讨袁爱国的热情，跃然纸上。云南商务总会也慨助军饷二十余万元。
贵州人民的筹饷活动主要由征兵抚恤会主持。征兵抚恤会是个拥军优属性质的社会群众团体，为贵州绅、学、农、工、商、报各界所自动发起，正式成立于3月19日，以郭重光为正干事，张彭年、熊述之等为干事。该会劝捐对象初以个人为限，具体办法是：上等月捐一元，中等五角，次等二角，又次等一角，任凭自认，以战事结束之日为止。后贵阳县知事王具光“引身作则，共乐输将”，又议定将劝捐对象再扩至以县为单位，并定办法三等：一等县七十元，二等六十元，三等五十元。他一面将本县所捐七十元送交省城征兵抚恤会，一面相应通告各县知事“酌照所议，量予捐助”(275)。为动员更多群众踊跃认捐，征兵抚恤会于4月3日在贵阳公园举行公民大会，到会者万余人，肩摩踵接，几无隙地。场内并设有收捐处，由中国银行直接派员经手。大会首由郭重光演说征兵抚恤会成立缘起，他说：“袁逆谋叛，致起兵端，出征之军，异常辛苦，盖为保护共和，舍死忘身，吾民应尽抚恤之责，以致其功，是以有征兵抚恤会之设。”继由张彭年等人着重演说护国战争的正义性质，号召各界“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出力，俾得早日讨灭袁逆，还我共和”(276)。演说进行了四个钟头，直到散会时，“光复楼之下，收款处输捐者尚络绎不绝”(277)。
此外，地方各县还有各自助饷的。紫江县曾竹屏等“闻本省护国军兴，遂与绅、商、学、农各界商议将以前救国储金团改为护国筹饷团，该县人士照常捐输，以为义军后盾”(278)。修文县绅士颜香澄等以黔军讨袁，兵饷为要，发起“护国军饷捐”。“此议一出，乐从者甚众”。息烽僧人法瑞等以“袁氏帝制自为，割地售矿，大有害于人民”，“特召集缁流，发起护国捐金团，以补助军饷”(279)，等等。
（三）激发民气。云贵人民懂得：“大义以阐扬而益彰，民气以激发而尤奋。”(280)为此，他们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创办报纸，二是组织演说。在创办报纸方面，昆明的《中华民报》、《义声报》和贵阳的《铎报》都是为声援护国军而创办的。《中华民报》发起人陈禹平、邓质彬、罗养如等人说：“窃自我滇起义，声罪讨袁，同人等不自揣谅，奋其忠忱，欲借三寸毛颖，聊助北伐声威。是以集合同志，组织《中华民报》，用以鼓吹共和，扫除专制。”(281)在组织演说方面，早在1916年1月初，昆明法政、师范两校就曾挑选学生四百余人，组成一团，分往各县、市、乡巡回演说(282)。但值得特别一提的还是云南护国演说社的活动。
护国演说社是李增、由云龙、倪德隆、杨钟年等二十五人发起成立，并与护国战争相终始的一个社会群众组织，其简章规定：“本社以声明大义，发扬民气，辅助本省政府扫除帝制，拥护共和为宗旨。”(283)它发轫于省城昆明，推广至各府、县、市、埠，每星期三、六、日均派德望素著、通达事理的演说员前往各处演说，曾先后演说过《滇军举义讨袁，实为国民前途造大幸福》、《护国军之责任与身价》等十二讲，主要宣传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袁世凯是个抢掳中华民国的大贼，败国害民的祸根，只有并力将他除了，中国才能振兴，人民才能安乐；2．护国讨袁，“一方面是不容皇帝出现，一方面是要保全中国的土地，保全中国的人民，保全中国的主权”，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为全国四万万人造将来的大幸福”；3．护国军必胜，袁世凯必败；4．全国讨袁形势大好，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的日期不远了；5．“唐、蔡诸公既出死力救我们国家的覆亡，保我们种族的危急，我们百姓也应该出死力帮助，不可袖手旁观”，“或是直接的捐助些军饷，或是间接的补助些劳力”，而最重要的是要履行共和国民最荣耀的当兵义务(284)。护国演说社的演说不仅战斗性强，而且语言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甚至妇孺女子，亦有听而不倦者”(285)，在激发广大群众的讨袁爱国热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四）慰劳将士。为了鼓舞士气，两省人民一向十分重视劳军工作。军队出征，有分送手巾、手套各用品的，有置牛酒以饯行的。伤员回省，倍受优待。在贵州，凡负伤官兵到省，征兵抚恤会一律备置火腿、牛乳、川糖、蜜食、藕粉、手巾等物，前往殷勤慰问(286)。不仅如此，两省人民还多次推派代表，亲往各战地劳军。4月初，贵州征兵抚恤会就曾备置牛酒，派员赍往川南、湘西慰劳各出征将士，并致词说：“袁氏谋逆，志士投袂。图存宗邦，头颅拚碎。天鉴精神，连歼丑类。既固民国，兼保社会。社会中人，敢忘斯忠？无以酬功，扪心抱愧。远献牛酒，聊供一醉。”(287)同时前往川南劳军的还有遵义、桐梓各界代表王嘉春、杨崇、王长龄等。他们到达战地，适值大雨，官兵颇受感动。云南劳军代表由唐继尧委派前川军第五师旅长龙灼三等人充任。商务总会闻讯后，立即召集商界会议，提议各商量力捐金，购备物品，托其代赠前敌各将士。会后，又广布《启事》，劝谕各商，“一时认捐者异常踊跃，多者数十元，少者亦拾数元”(288)。当其所购慰劳品运抵战地之时，全军上下，莫不感奋，恨不能即除袁氏，以谢同胞。
全国各阶层人民支持护国战争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川南、湘西等战区人民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支援护国军、打击北军的斗争。关于护国军所受人民欢迎与支持的情况，蔡锷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他说：当他率部到达川南永宁时，“官绅商民悬旗结彩，夹道欢呼。附近各属亦派代表前来接洽，群称我军之神勇慈惠，情愿编入戎籍，共效前驱”(289)。随蔡入川的支队长朱德也说：“自滇以达蜀地，无不箪食而迎。”(290)有人还与辛亥以来的几次入川情况相比较，指出：“此次入川，对于人民感情，与前大异，每一战争，所有附近村民，箪食壶浆送入阵地者，不可胜数。”(291)驰骋湘西的东路司令王文华说：“我军所至，扶老携幼，壶浆箪食，馌彼前线。”(292)可见湘西人民对护国军的支持并不亚于川南人民。
川、湘人民也和云、贵人民一样，毁家纾难，踊跃从军。仅四川叙永县就“筹款至三十余万之多”，“乡团之遥为声援者至七千余人之众”(293)。他们还主动向护国军报告敌情，指带道路，甚至拿起武器，直接参战。据护国军营长金汉鼎说：1月31日叙州白沙场之战，就有驮子弹的马哥头，于战斗激烈之时，取“我阵亡之兵之枪，而各击敌人”(294)。支队长华封歌也说：黔军占领九盘子、赶水、东溪等要隘，“多得棒客之力”(295)。湘西民众每当护国军与北军“对垒之际，或至鏖战不休，妇女之属分为炊食以进，男子则持白刃尾随其后，所至成群，杀声雷动，昼为冲锋，夜为劫营，枪林弹雨之中，赤血横飞，犹各贾勇前驱，捐身不顾。因此，陨命者每战实复不少”(296)。可见，护国军的每一胜利，除其自身的英勇牺牲外，也是川湘人民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但是，与护国军相反，北军及其附庸却处处遭到川湘人民的反对。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家家闭户，人人远避。代理南川县知事颜孔铸说：“春初，北军至南，搜刮奸掠，民不堪命，城乡妇女，转徙流离，县城昼扃，各乡罢市。”(297)北军兵监监员关洵也供认：“沿途经过之地，居民旅店关闭居多，不惟日用物品极其昂贵，且求其有而不可得。”(298)欲求向导，更“无一应者”(299)。迫而为之，非“乘间而逸”，即“故引歧途，速其被歼”。3月，王维纲进攻酆都时，北军营长张福臣以土人余见龙为向导，欲西出新城，扼王来路，但余却骗他“左出大桥”。结果，王维纲取道大池已抵新城，而张还蒙在鼓里。17日拂晓，“张前队出新城，未戒备，猝与纲遇，枪不及弹，伤数十人，遂溃退不可收拾”(300)。几乎同时，川南松坎两营北军也因向导略施小计，被护国军打得死伤枕藉，狼狈不堪。其时，松坎北军欲抄袭护国军后路，迫旧时老乡约王思孝为向导。王虽年已七十有余，但“精明谙练，素恨袁兵”，“因略施诈术以陷之”。他先引北军多人自松坎经蛇皮滩至石壕，“逾沟越岭，绕东转西，其中相距四五十里，逐一指明，又插竹为标。”而真正可以用埋伏、行抄袭、权避让之处，却“秘而不宣”。北军于3月23日派兵两营，携机枪两挺，迫击炮六尊，依竹标所指，向石壕进发。岂知在他们未到石壕以前，护国军已衔枚急走，由小路先行暗抵石壕，对他们实行反包抄了。北军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争先沿原路退回。护国军“认标追逐”，直至蛇皮滩乃止。一路上，北军“死伤无算”，并损失机枪一挺、炮一尊(301)。
然而，这些还不是北军最感困难的问题，最难对付的是那些遍地蜂起的武装民众。
自护国战争爆发后，川湘人民即在护国军的鼓舞下，纷纷组织武装，加入护国讨袁行列。有的隶属于地方政权，有的直接投奔护国军，而更多的是散处各地独立从事游击战争。这后一种也就是北军所诬称的“匪”。这些民众武装虽多系山野村夫，武器也窳劣不良，仅有土枪土炮甚至棍棒刀矛之类，又没有什么军事训练，“凡奇正分合之法，条教号令之施，大抵懵然不解”，但本其果勇朴诚之气和熟悉地理、进退敏捷、以主待客、以逸待劳的便利条件，却常给教练有素、器精械利的北军以有力的打击。3月27日，企图进犯赤水的一营北军竟被六十余名乡兵击败，就是一例。这一天，听说北军将至，士民急议守城之策，“有勇者攘臂而前，扬言于众曰：‘北军炮巨且利，城不可恃也，不如相机击之，有胆识者能从我乎？’语毕，应之者六十余人。结队而往，散布于鲢鱼溪岸。北军既至，各自为战，殪其前锋十数人，后继者回头急返。时值阴雨霏霏，泥涂滑
，加以羊肠鸟道，不能星散而奔。于是窜入稻田，困于革履，将前复却，欲速反迟。乡兵四起乘之，刀枪并举，杀北军七十余人，夺获快枪一百七十余件。而乡兵不幸受伤者仅三人焉”(302)。
至于那星罗棋布、左仆右起的所谓“匪”，对北军的威胁就更大了。他们时而攻城池，劫器械；时而砍电线，断交通；时而击步哨，歼溃兵；时而预伏要道，俟北军经过，“啸起抢擒之”；时而伪装采樵妇，乘其不备，“戮其人而夺其枪”(303)。据蔡锷说，凡口操北音之人，“非十人以上不敢径行乡镇”(304)。他们时聚时散，出没无常，东奔西窜，飘忽不定，“遇兵力单则抵抗，遇大队则窜匿，追剿无踪，防不胜防，虽有兵力，亦无所施”(305)。在他们的打击之下，北军上下无不惊呼：“最可虑者，现当逆乱吃紧，而匪焰日炽。影响所及，于逆则利，于我则害。”“万一连为一气，演成草木皆兵之势，则祸患曷堪设想！”(306)
此外，在这期间，袁世凯统治区人民的反袁斗争也有新的发展。距离护国军发源地云贵两省较近的四川、湖南、广东、浙江等省固不必说，即使素为袁世凯严密控制的北方各省也不例外。云南起义爆发后，袁世凯为了镇压护国军，除进一步向帝国主义列强乞求借款外，又加紧在国内推行地亩清查，以增加财政收入。因此，反对清丈地亩就成了北方各省人民反袁斗争的主要内容。3月22日，山东肥城县长清农民为此举行暴动，焚毁县署及四乡丈量局。随后，又波及平阴、东平、东阿、新泰等邻近各县，数千农民“袭县衙官署、学校及官绅之住宅而火烧之，势极猛烈”(307)，旋为当地驻军所镇压。4月，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农民也掀起大规模的反抗风潮。海龙县乡民三千余人将县署团团围住，要求停止清丈。西安县（今吉林省辽源市）乡民二千余人意欲捣毁清丈局，声势汹汹，延袤百余里。东丰县乡民散发传单，揭露地方当局和官吏借端搜刮，苛捐杂税，日增一日，相约5月13日入城夺回已丈的土地大照，要求缓丈。绥中县斗争尤烈，抗丈群众千余人，夺取保卫团枪械，围攻县城，要求驱逐县知事，实行自治。阿城、盖平、岫岩、兴京（今新宾）等县农民也展开了规模大小不等的抗丈斗争。至5月间，反抗清丈风潮，几无县无之，三省当局被迫停止清丈。与此同时，河北易县爆发了山北社千余人为抗阻清丈地亩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武装起义，并蔓延冀中十数县，后以兵力不敌，被军警击散。
最后还要特别指出，在这次反袁爱国斗争中，国内各兄弟民族和海外华侨也是一支重要力量。在川南和湘西，各兄弟民族与汉族人民一道，一面积极欢迎和支持护国军北伐，一面自动组织武装抗击北军的进攻。李长泰不止一次向统率办事处报告说：“赤水又来苗匪千余人，携明火枪，并有抬炮。”(308)这说明苗族人民不仅建立了讨袁武装，而且是一支人数不少的队伍，其武器装备虽不甚精良，但却给李长泰以莫大的威胁。在四川宁远，“猓猓人（彝族）蜂起与官吏为难”(309)。在贵州铜仁、松桃等苗族聚居区，组成一支三千余人的苗民义勇队，准备“即行出师北讨”(310)。在黑龙江，鄂伦春青年学生阿兰布及拉札立等十余人，因对袁世凯“僭窃神器大抱不平，年假归家，对其父兄演说此事，全族中闻而大愤，遂约期起义”(311)。在吉林，爆发了赫哲族反对袁世凯盐务缉私马队的起义。活动于吉林宝清、密山、富锦、虎林等县的盐务缉私马队本是袁世凯的一支武装军警，由于它常假“缉私”之名，栽赃以倾良善，人民深受其害。赫哲族愤激而约齐全族，挑选精锐五百人，高树讨袁大旗，于1916年2月17日直扑该队驻地。该队方在梦中，衣不及着，即被“杀得落花流水，全营五百人，生逃者不过三十人”(312)。
海外广大华侨的爱国讨袁热情，也很令人钦佩。这主要表现在踊跃输财和组织敢死队直接回国参加讨袁斗争等两个方面。云南起义后，南洋华侨认捐巨款者，大不乏人，连留法学生爪哇华侨吴伟康也捐了四千元(313)。云南起义后，百余万的捐款很快汇到昆明。美洲、澳洲华侨认捐更多，“闻数在二百万左右”。直接回国参加武装讨袁斗争的华侨则以北美加拿大为多。1916年1月初，国民党加拿大支部颁布《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规则及章程》，号召广大爱国华侨踊跃参加敢死先锋队回国效力，反对袁世凯称帝。没多久，报名参加者便达到五百人，经中华革命党东京总部正式命名为“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并召它赴日候命。2月，三百多名加拿大敢死先锋队员分三批抵达日本横滨。接着，又加入一批侨居日本的新队员，队伍扩大到五百余人。5月初，在孙中山所派代表夏重民带领下，进入山东潍县，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受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先后参加过袭击济南等一系列战斗。广大爱国华侨在推翻“洪宪”帝制中的业绩，诚如孙中山所说：“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踵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314)
以上事实说明，护国战争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意志与愿望的。因此，它得到了包括广大爱国华侨在内的各阶层人民和各兄弟民族的积极拥护与支持，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护国战争也是一次得人心的战争。而这正是滇黔护国军在“兵力本不甚厚，且子弹缺乏，粮饷不足”(315)的劣势下，得以战胜兵多械利饷足的北军的根本原因。对此，王文华在复贵州征兵抚恤会的信中曾明白说过：“自维入湘以来，以直壮之众，当曲老之师，前后数月，大小十余战，攻城夺地，逐北追奔，近赖将士忠勇争先，远承各界激扬鼓励，幸不辱命，非华之力所能致此。”(316)戴戡也在致该会的复信中表示：“特是胜之以武者，固贵军人之先声，持之以坚者，尤赖众心为后劲。倘非邦人君子，道合志同，必致良将劲卒，瞻前虑后，是则收今日之效，集异时之功，未始非诸先生之所赐，而戡则乘便多多矣。”(317)
三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class="reference-link">三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表面气势汹汹，其实色厉内荏，深“疑帝制之难安”。早在云南宣布独立之时，他就在国务紧急会议上抱怨过：“云南自称政府，照会英、法领事，脱离中央。此事（指“洪宪”帝制）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318)极力为自己的丑行开脱。12月31日，他虽硬着头皮，申令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由于害怕引起更大的“变乱”和所谓“匪徒蠢动”(319)，毕竟没有勇气依原计划于1916年元旦举行登极大典。至2月23日，他更公开下达延缓登极令说：“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办理，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均不许呈递。”(320)28日，又申令早已被他遗弃的“立法院”提前于5月1日召集，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复选当选人，企图以此缓和全国人民的反抗。
然而，时局的发展并不以袁世凯的意志为转移。不仅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讨袁斗争仍在猛烈发展，与此相联系，袁政府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困难也急遽发展起来，从而更加速了他的失败。
首先是财政陷入破产。云南独立前，袁世凯为推行帝制，耗资约六千万元，财政本已极其困难。云南独立后，为了镇压护国军，各项费用更加浩繁。光张敬尧督队南下，曹锟布置司令部及设兵站、安粮台等种种开支，便用去五百余万元。结果，连大典筹备处呈领二十万元登极费，也未获“照数全支”，仅领得“十二万元”(321)，可见其财政已拮据到何等程度。
为了渡过这一难关，袁世凯先令各省将中央直接收入之款认真整理，按月督解，不得有丝毫挪欠及截留情事；继则设立洪宪元年中央专款，按直隶、山东、江苏、浙江四省月各二十万元，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四省月各十五万元，四川、福建、安徽、江西四省月各十万元，山西、陕西、奉天、吉林四省月各五万元之数摊派筹解。他并一面于2月底命警厅暗禁商民前往中国、交通银行提款兑现，5月12日更公开发布停兑令，以维持此两大纸币发行银行在金融界的信用；一面命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二千万元，胁迫全国官民认购。此外，他还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不止一次地试图以各种税收和利权作抵，换取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支持。
但是，这一切都不过是竹篮打水，完全落空。不管袁世凯怎样三令五申，催促各省速解“应解中央之款”，甚至专门设立了一个解款综核处作为专办各省解款机关，然而事实却是：置诸不复者有之；答以“云贵事起，为保卫本省安宁，费用骤加，无款可解者”有之；借口地方危急，反向袁世凯请款者有之。财政总长周学熙束手无策，惟“转陈袁氏，徒唤奈何而已”(322)。对洪宪元年中央专款，除奉天段芝贵先后汇解三十万元，鲁、豫、苏、赣等省总计解交百万元外，“各省或解未足额，或因军务倥偬，呈请截留”，实际解款者寥寥无几(323)。中国、交通银行“经袁下令维持，商会演说劝导，警厅暗中严禁后，商民提款兑现者”不但没有减少，反日有增加，“形势愈觉不稳”(324)。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也未给他带来什么转机。人民膏血早已榨干，加上灾荒频仍，哪有余力认购公债？何况他卖国称帝，久已失信于民，即有余力，也无人受骗。无怪乎不少地方官吏在电复袁世凯询问能应募公债若干时，或答以“现在情形与年前不同，前定募额能否足数，殊无把握，或以该处人心未定，募债实多困难等语”(325)搪塞。由于全国商民拒绝认购，原定二千万元的公债额实际仅得七百万元。至于对外借款，在护国军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之下，更是一无所得。“初向日本某银行借款二百万，而某银行拒绝之。继以水电公司担保向美国借款四百万，而美国拒绝之”(326)。其他各国自1914年卷入世界大战后，自顾不暇，又怎能救袁之急？所以，英国麦加利银行董事一见梁士诒欲启齿借款，便“立刻拒绝”(327)。不仅如此，连袁政府赖以苟延残喘的盐税余款也为各国所扣留(328)。在此内部罗掘已尽，对外告贷无门的窘境中，袁世凯的财政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破产的深渊。
其次，北洋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更加公开化了。前陆军总长段祺瑞虽然迫不得已，于9月21日以管理将军府事务名义列名“劝进”(329)，但背地里却满腹牢骚，另有打算。护国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请他出任征滇总司令，他拒不遵命。帝制派投寄匿名信恐吓他，他坦然表示：“武人不怕死。”(330)1916年2月底，他甚至不顾袁世凯的面子，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以解决时局(331)。
与段祺瑞采取同一态度的还有江苏将军冯国璋。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实力的增强，他已不满足于做一省之主，而野心勃勃地想要接袁世凯的班，过一过总统瘾了。这是他反袁称帝的根本原因(332)。1915年12月18日，袁特任他为参谋总长，并表示可先依昔年黎元洪在武昌“遥领”先例，暂不遽卸南京军署责任。冯国璋懂得这是对他拥兵在外不放心，借口“政躬违和”，一推了之，连南京军署事务也交其参谋长师景云和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代拆代行。至于云南起义后，袁世凯屡次要他代替段祺瑞兼理征滇总司令一席，就更无意承担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袁世凯虽曾先后以“调查防务”等名义，派蒋雁行、阮忠枢等心腹干将前往南京对冯国璋阴加监视，又以“赐药”、“诊病”为名，派去大批所谓“医官”，直接“驻署诊视”(333)，使他“半失自由”(334)，但终究未能阻止他与上海各派反袁势力和西南护国军的暗中联系。1915年11月中旬，冯国璋派人至沪，通过清朝遗老郑孝胥密约欧事研究会李根源等赴宁共商大计。只因临事发生变故，李未能成行。12月18日，梁启超刚刚潜抵上海，就有冯国璋的代表登门求见，告知冯被袁世凯任为参谋总长后，“自危甚至”，极盼云南“速举”。据梁启超事后回忆说，早在“滇师初起时”，冯就曾与他“密布腹心”，表示“已有迫袁退位之决心”(335)。此外，冯国璋还与中华革命党陈其美以及当时同在上海从事反袁联络活动的原进步党党务部副部长孙洪伊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云南唐继尧所派联络代表李宗黄，他不仅拒不执行袁世凯“严拿究办”之令，反于1916年二三月间待以连续两次接见的殊礼。头一次，他向李表示：“至低限度，我这边的队伍是决不会开去跟护国军打仗的。这一点，你请唐督【将】军尽管放心。”(336)第二次，他答应三事：1．立即复电唐继尧，表示赞同推翻帝制，恢复共和；2．由他负责维持长江中下游各部北军的绝对中立，尤将拒绝增援川、湘北军的命令；3．必要时，他将联络长江各督发表通电，请袁取消帝制，并宣布调停时局办法(337)。果然，3月10日，他宣布“政躬渐就平复，自即日起消假视事”。接着他乘广西宣布独立之机，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338)等联名致电袁世凯，请速行取消帝制。这就是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将军密电”。冯等五人都是袁世凯亲手提拔的门生故旧，而且是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他们的挑战，对袁精神上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据当时报载，袁阅电后，惊恐得半晌也说不出话来(339)。
然而，冯国璋尚非北洋军阀集团中唯一与护国阵营暗通声气的人。据梁启超说，东南诸镇大多如此。孙洪伊也说，淞沪护军副使卢永祥曾通过他与上海商会秘密接洽过上海独立事宜。海军与革命党人张继、柏文蔚、耿毅、何成濬等也“颇有联络”(340)。至于像段祺瑞那样消极抵制帝制的，就更不乏其人了。1916年2月，袁世凯以川、湘战事屡败，拟征调各省军队组织征滇第二军增援前线，但各省将军大多以防范本省为词，不肯受命。奉天将军张作霖初借口“防地紧要”，表示“未便将得力军队分出”，后又借口饷械问题，与袁讨价还价，最后在袁世凯满足其全部要求的条件下，才勉强答应以半师兵力开赴湘边(341)。山东将军靳云鹏以“鲁省近日民党举事风传甚急”为由，电请袁世凯许其募够新军十营后，“再拨第十旅南下”(342)。其实，即使奉命出发之师，也并不真愿为袁卖命。曹锟受命为征滇第一、二两路军总司令后，滞留岳州迟迟不发，甚至密电所亲，求代为打通关节，以免此行。张敬尧索饷要挟，节节观望。李长泰停驻合江，按兵不动。冯玉祥虽一度拼力攻占叙州，然而城下之后，却止戈不进。范国璋、唐天喜非留“后方”，即保“路线”，所驻均非前方战线重要部位(343)。连汤芗铭也从自身利益出发，拒不接济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其内部矛盾之深，意见之分歧，由此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对袁世凯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前面说过，袁世凯酝酿帝制之初，无论是东方霸主日本，还是西方列强英国与德国，都曾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表示过不加干涉之意。这是袁世凯敢于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而决心称帝的根本原因。然而，他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命驻日公使陆宗舆将筹备帝制的“真实内容”密告日本政府，以示亲密之际，日本政府却在贪婪的侵华野心的驱使下，突然改变了主意。1915年10月11日，大隈重信致电驻华临时公使小幡酉吉说：“无论从那一方面言，日本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而特殊，由日本自身利害加以衡量，日本毕竟无法容忍事态（指袁世凯称帝）之自然发展。”(344)并命令他质问袁政府，能否保证不因称帝而酿成事端。15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决议，拟邀约英、俄、法、美等国共同向袁提出警告。当时除美国外，其余三国均忙于对德战争，无力兼顾远东，即有异议，也不能不顾及盟国之谊而力为迁就。于是，日、英、俄三国遂以变更国体或将“惹起意外之扰乱”，直接间接影响日本及各国在华商务利益为由，命令他们的驻华公使于28日向袁政府提出了第一次劝告。小幡口述日政府训令说：帝国政府“以友谊劝告大总统善顾大局，延缓其变更国体之计划，以防祸未然”(345)。英、俄二使也作了同样劝告。法国虽因时值内阁更迭，未及参与，但仍于30日令其驻华公使康悌与日采取一致行动。只有美国觉得追随日本捞不到多少好处，而以“不干涉别国内政”为词，拒绝参加。
对这突如其来的警告，袁世凯因先有大隈和朱尔典“不加干涉”的暗中许诺，初本不在意，以为不过是日本为攫取更大权益所作的表面文章。因此，他在11月1日分别答复日、英、俄三国公使时，除了声明“实行改革，断不致发生事端”外，只字未提是否延缓帝制的问题(346)，实际上就是拒绝劝告。岂料这时的日本却是动真格的了。据陆宗舆3日自日本报告：日“海军已有二舰南行，外务省已预备第二警告，为借口出兵保护之准备”；又说：他刚刚会晤过石井外相，石井对袁政府的答复“殊深遗憾”，并表示日政府将“另作计议”。6日，石井再次接见陆，声称如中国数月内仍改帝制，将被认为是对日本的“欺侮”，态度极为强硬(347)。至此，袁世凯才感到事态严重，为缓和日本及其他各国的反对，不得不于9日非正式声明本年内不实行改制(348)。11日，又邀请日、英、俄、法四国公使至外交部面谈，密告“国民解决国体之后，应行各事，头绪纷繁，必须筹办，择一合宜时间，方可举行大典，同有不得不稍缓之势”(349)。他以为这样总可以堵住各国的悠悠之口了。可是第二天，意大利代理公使请缓办帝制的照会又送到外交部，三国劝告扩大为五国劝告，袁世凯这次答复，同样未能阻止各国对帝制的干涉。此后，日、英、俄、法虽曾一度为中国参加欧战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英、俄、法三国为了拉拢袁世凯对德宣战，甚至打算以承认帝制为交换条件，但却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在日本的活动下，12月15日，五国驻华公使向袁政府提出第二次警告，声称“五国政府对于将来形势如何转移，仍旧持其静观厥后之态度”(350)。
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世凯迟早必败，将对帝制的外交干涉政策，开始转变为倒袁政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16年1月15日，它以俄国大使将至东京，不便迎接中国特使和避免两国间各种误解为借口，突然宣布不接待原来准备以亲王殊礼接待的袁政府贺礼赠勋特使周自齐。紧接着，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又命在袁政府充当军事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将日本将采取强硬态度之意转告袁世凯。19日，日内阁会议果然通过一项要袁政府不得忽视“南方”动乱而实行帝制的决议。21日，石井正式通知陆宗舆：日政府希望袁政府切实延缓帝制，否则它将认云南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并宣告袁政府妨害东亚和平，派兵“自由”进驻中国各要地(351)。与此同时，日本还采取制造混乱的策略，极力鼓动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反袁。无论中华革命党，还是西南护国军，甚至以复辟清朝统治为宗旨的宗社党，都或多或少得到过它的暗中支持。这已为各派政治势力的代表所承认。梁启超就坦率地承认他赴桂之行，曾得到日人“全力相助”，“殊为可感”(352)。袁政府也非一无所闻，其军事咨议吴金声即说过：云南起事“缘因庞杂，渺渺东瀛，实据主动地步”(353)。
3月而后，随着护国战争的胜利发展，日本政府的倒袁政策也进入一个以一定的实力支持各派反袁势力的新阶段。7日，日本内阁正式作出决议：1．等待一适当的时机，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2．（日本）国内民间有志者对于为反袁目的从事各种活动之中国人寄以同情，并接济其资金者，（日）政府虽不公然予以奖励，但可予默认(354)。虽然承认“南军”为“交战团体”一事，由于没有得到英国的响应和时机尚不成熟而终未兑现，但在默认“民间有志者”资助各派反袁势力方面却不乏其例。自3月以来，先后与中国各派反袁势力达成借款协议的有大仓喜八郎、竹内维彦和久原房之助等人。大仓贷与前清肃亲王宗社党头目善耆一百万元；久原接济孙中山六十万元，黄兴、陈其美各十万元；而竹内则与云南军政府代表岑春煊、张耀曾签订了一百万元的借款契约(355)。对此，袁世凯政府也有所闻，淞沪镇守使杨善德就说过：“日政府确有愿以大宗军火及巨款接济党人之说，闻此语即出于日人青木之口。在沪各逆，欲借此接济为扰乱长江之用。”(356)此外，日本还不断派员对各派反袁势力进行具体协助。在西南，它加派崛之和太田分任驻滇、驻肇庆领事，嘉悦大佐和今井嘉幸分任护国军军事、法律顾问。在山东，它派萱野长知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顾问，并以驻鲁日军为其后盾。在东北，它派土井市之进为总指挥，策应川岛浪速和宗社党人的所谓“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总之，日本除未直接出兵外，其他倒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袁世凯在这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势下，不得不采纳前述冯国璋等五将军和政治顾问莫理循的建议，“立刻取消帝制”(357)，以应危急。他先令天津造币厂所铸帝国纪念新币暂缓启用；接着批准停发大典筹备处经费，悄悄摘下了臭名远扬的大典筹备处招牌。与此同时，他一面召见因反对帝制而被他免去了机要局长的张一麐，要他参照现任机要局长王式通所草原稿，重新起草一份取消帝制令，说：“予昏愦不能听汝之言，以至于此。今日之令，非汝作不可。”“吾意宜径令取消，并将推戴书焚毁。”(358)一面召见老朋友徐世昌，因徐曾劝他取消帝制，特问他“变更宗旨，能否相助？”并恳求他务必敦促段祺瑞出而共任时艰(359)。为了统一思想，3月21日，袁世凯在怀仁堂召集各方联席会议，自国务卿陆徵祥以下至各部总长一律参加，徐世昌、段祺瑞以及新由安徽到京的倪嗣冲也应召出席，总计三十余人。首由袁世凯说明帝制无法坚持，决用明令取消，其态度虽似“从容、镇定，但声音颤震，显有内受激刺，外示镇静之象”。接着便将张一麐起草的命令文稿“交诸人传观”(360)。其间，虽有一个不识时务的倪嗣冲跳出来反对，但多数以为舍此已无他法。会议最后同意取消帝制，其手续是先由袁世凯将推戴书却还参政院，然后再由参政院议请袁世凯取消，借此表示与承认帝制一样，也是循“民意”所请。同日，袁世凯命开去陆徵祥国务卿，专任外交总长，“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即日视事”(361)。22日，正式发表由徐副署的申令：“着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消，由政事堂将各省区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362)次日，特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并告令“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363)。稍后，又公开焚毁帝制公文八百四十余件，以期达到笼络人心和销赃灭迹双重目的。
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已宣告破灭。这是护国军、中华革命军和全国人民共同斗争的结果，是护国战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从袁世凯1916年元旦洪宪改元起，到3月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止，总共不过八十三天。即使从1915年12月11日承认帝制算起，至1916年3月22日明令取消帝制，也只有一百零三天。洪宪王朝垮得如此之迅速，这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然而却是历史的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力量也无法改变的。尽管袁世凯握有全国政权和优势兵力，处在镇压二次革命后的鼎盛时期，但是，当他一旦走上公开背叛共和，恢复帝制，开历史倒车的道路以后，这一切都如盛暑冰山，顷刻消融，到头来，不管他多么不愿意，仍不能不在严正的历史审判官面前低头认输。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袁世凯虽然取消了帝制，但并不意味着他已放下屠刀，取消帝制令本身就是证明。在这通颠倒是非的令文里，他先以很长的篇幅叙述癸丑以来所谓“忧国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而他却“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自“上年时异势殊”，又有多数人“文电纷陈，迫切呼吁”，他又一再宣言以原有之地位维持国体。可是，参政院又议定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结果，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他还是“以骤跻大位，背弃誓词，道德信义，无以自解，掬诚辞让”。然而该院仍“坚谓元首誓词，根于地位，当随民意为从违”。在这般“责备弥严，已至无可诿避”的情况下，他“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即便如此，也“并未实行”(364)。这样说来，袁世凯对帝制是没有责任的，完全是代人受过。这说明他根本没有悔罪之意。他尽管曾私下对人说什么恢复帝制“是自己不好，不能咎人”(365)，其实也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更有甚者，他还在命令中杀气腾腾地警告反对帝制者：“今承认之案业已撤消，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366)这表明袁世凯下令取消帝制，首先是为了缓和和限制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在他看来，帝制既已取消，就不得再“扰乱地方”了。其次，也是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保全总统地位。正如蔡锷所指出：“袁逆之撤消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乃迫而出此；一因独立省份逐渐加多，护国军势力继续增高，无力抗御，姑借此下台，以和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势力，仍盘踞现位，以为卷土重来之地。”(367)事实证明：和历史上一切反动派一样，袁世凯也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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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松坡集》，第548页。
(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6页。
(3)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19—20页。
(4) 《蔡松坡集》，第768页。
(5) 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1页。
(6) 《参政院建议书》，《申报》，1914年11月24日。
(7) 《蔡松坡集》，第1278页。
(8)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72页。
(9) 《八号政治会议之茶话会》，《时报》，1914年1月13日。
(10)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72页。
(11)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6页。
(12) 《蔡松坡集》，第797页。
(13)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88页。
(14) 《参政院代行立法院会议速记录》第17册，1914年。
(15) 《经界局有派人消息》，北京《群强报》，1915年1月12日。
(16) 《蔡督办辞职与经界之前途》，《时报》，1915年6月8日。
(17) 《经界局经过情形之报告》，《时报》，1915年4月14日。
(18) 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7月28日。
(19) 《无声无臭之经界局》，北京《群强报》，1915年5月4日。
(20) 梁启超致何擎一函（1915年3月8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1) 《蔡松坡集》，第882页。
(2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
(23) 《梁启超选集》，第677页。
(24)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
(25) 《蔡松坡集》，第717页。
(2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9页。
(27)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1915年9月1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2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0—721页。
(29) 《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十二）》，《神州日报》，1915年9月5日。
(30)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31) 梁启超致袁世凯函（1915年9月1日），中华书局藏抄件。
(32)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3页。
(33) 北京通信：《筹安会最近之写真》，《神州日报》，1915年9月9日。
(3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21页。
(3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影印件。
(36) 蒋雁行等呈袁世凯文（191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7) 《是是非非之变更国体谈（二十七）》，《神州日报》，1915年9月20日。
(38) 《蔡松坡集》，第864页。
(39) 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9月1日。
(40)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92页。
(41) 《蔡松坡集》，第821页。
(42) 《蔡松坡集》，第810页。
(43)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44) 《蔡松坡集》，第814、816、829、832页。
(45) 刘显世致陈国祥函（1915年9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46) 恽宝惠致冯国璋函（1915年9月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47) 《公民请愿之审查》，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9月13日。
(48) 《蔡松坡集》，第829页。
(49) 《蔡松坡集》，第1084页。
(50) 《蔡松坡集》，第850页。
(51) 《记袁厅长所述蔡公遗事》，《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
(52)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第4辑，第92页。
(53)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5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92页。
(55) 《北京新发现之大劫案详记》，《时报》，1915年10月25日。
(56)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57) 《志各界欢迎王伯群先生》，《贵州公报》，1916年6月7—10日。
(58) 《志各界欢迎王伯群先生》，《贵州公报》，1916年6月7—10日。
(59)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4页。
(60) 唐继尧致蔡锷电（1914年4月1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61) 《唐继尧祭蔡锷词》，刘达武编：《蔡松坡先生遗集·祭词》，1943年版，第17页。
(62) 唐继尧致沈汪度等电（1914年4月29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63) 唐继尧、任可澄致顾鳌电（1915年11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4) 张鸣岐、龙济光致政事堂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6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4页。
(66) 《异哉封禁报馆之奇闻》，《觉报》，1915年12月16日。
(67) 《驳筹安会》，《觉报》，1915年10月2日。
(68) 《驳君宪救国论》，《觉报》，1915年10月11日。
(69) 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当时为我国领土的一部分。
(70) 《驳筹安会》，《觉报》，1915年10月2日。
(71) 《为国体问题事誓告同胞书》，《觉报》，1915年10月9日。
(72) 《对于筹安会之商榷》，《觉报》，1915年9月28日。
(73) 《辟筹安会所谓势力说之谬》，《觉报》，1915年10月19日。
(74) 《觉报》，1915年12月11日。
(75) 《觉报》，1915年11月4日。
(76) 《赞成，赞成》，《觉报》，1915年12月8日。
(77) 介唐：《呜乎议员，呜乎国民代表》，《觉报》，1915年12月8日。
(78) 《驳筹安会》，《觉报》，1915年10月2日。
(79) 《觉报》，1915年12月13日。
(80) 大觉：《慨言》，《觉报》，1915年11月6日。
(8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7页。
(8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26页。
(83) 《蔡松坡集》，第879页。
(8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38页。
(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5页。
(8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5页。
(8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7页。
(88)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页。
(89)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26页。
(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97页。
(91)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49页。
(92)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0页。
(93) 刘显世致陈国祥、戴戡函（1915年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94)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60页。
(95)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14页。
(9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5页。
(97)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13页。
(98) 唐继尧、任可澄致统率办事处等电（1915年1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99)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59页。
(100) 《云南将军行署饬第一号》，《觉报》，1915年11月23日。
(10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9页。
(102) 唐继尧致参谋部电（1915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03) 任可澄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04) 《水利与经界两局之现状》，《时报》，1915年11月25日。
(105) 近人多云蔡锷是在筱凤仙的帮助下离京的，其实不过是哈汉章等人为掩饰他们与蔡锷的关系而虚构的故事（见《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
(106) 《蔡灵到埠后之续闻》，《晨钟报》，1916年12月12日。
(107)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08) 《滇人反对帝制之蛛丝马迹》，《神州日报》，1915年12月29日。
(109)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10) 《记袁厅长所述蔡公遗事》，《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关于蔡锷离津日期，无一致说法，笔者认为这一天比较可靠。
(111) 蒋雁行致冯国璋函（1915年11月27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112) 《蔡松坡先生之略史》，《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5日。
(113) 《蔡松坡临去之辞呈》，《时报》，1915年12月7日。
(114) 《蔡将军东游之近讯》，《香港时报》，1915年12月18日。
(115) 《蔡松坡变服出京之秘幕》，《香港时报》，1915年12月8日。
(116) 《蔡将军东游之近讯》，《香港时报》，1915年12月18日。
(117) 《蔡松坡变服出京之秘幕》，《香港时报》，1915年12月8日。
(118) 《蔡松坡集》，第851页。
(11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10页。
(120) 唐继尧致唐在礼电（1915年12月20日），北京《爱国白话报》，1915年12月29日。
(121) 《蔡松坡集》，第879页。
(12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37页。
(123) 《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4页。
(124) 唐继尧复李宗黄函，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125) 墨江庾恩旸著：《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9页。
(126)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92页。
(12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07页。
(128)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上册，第19页。
(129)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9页。
(130) 《蔡松坡集》，第880页。
(131) 云南、贵州两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护国文献》，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132) 《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133) 《蔡松坡集》，第851页。
(134) 《护国文献》，第74页。
(135) 有些论著说同时列名的还有李烈钧，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原件没有李名，见《护国运动期间唐继尧等文电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13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33页。
(137) 《蔡松坡集》，第866页。
(138) 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战史》，《护国军纪事》第5期，1916年12月。
(139) 《蔡松坡集》，第866页。
(140) 《蔡松坡集》，第901页。
(14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51—153页。
(14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77页。
(14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176页。
(144) 《蔡松坡集》，第176页。
(145) 《刘云峰占领叙州之详报》，《中华新报》，1916年2月25日。
(146) 《董鸿铨入蜀讨袁日记》，《中华新报》，1916年5月6日。
(14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43页。
(14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44页。
(149) 《蔡松坡集》，第880页。
(150) 徐进：《贵州独立记》，第1页；《蔡松坡集》，第847页。
(151) 《贵州独立记》，第1—2页。
(152) 《贵州独立记》，第1—2页。
(153) 《蔡松坡集》，第880页。
(154) 云南特别通讯：《黔中之反对帝制声》，《中华新报》，1915年11月27日。
(155) 《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124页。
(1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1页。
(15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9页。
(158) 《贵州独立记》，第4页。
(159) 《贵州独立记》，第4页。
(160) 刘显世致陈国祥函（1915年4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61) 刘显世致陈国祥戴戡函（1915年11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62) 《蔡松坡集》，第880页。
(16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6页。
(16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9页。
(16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7页。
(16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2页。
(16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7—338页。
(16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1—342页。
(16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7—338页。
(17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0页。
(17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43、345页。
(17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19页。
(173) 曹锟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6) 袁世凯原电未见，转引自朱瑞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7) 段芝贵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8) 倪嗣冲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79) 靳云鹏等致袁世凯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80) 曹锟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电（1915年12月2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81) 《政府公报》，1915年12月30日。
(182) 袁世凯原令未见，转引自曹锟致参政院代行立法院等电（1916年1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183) 《政府公报》，1916年1月6日。
(18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46页。
(18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4页。
(18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6页。
(18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5页。
(18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6页。
(18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59页。
(1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0页。
(19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1页。
(19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1页。
(19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0页。
(19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2页。
(19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3页。
(19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3页。
(19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1页。
(19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4页。
(19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3页。
(20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6页。
(20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70页。
(20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69页。
(20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89页。
(20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01页。
(20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03页。
(20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3页。
(20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6页。
(20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9页。
(209) 《麻阳战事之实况》，上海《民意报》，1916年3月25日。
(21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5页。
(211) 王文华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2月25日），《民意报》，1916年3月18日。
(212)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2页。
(21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66页。
(21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0页。
(2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58页。
(216) 《云南快信》，《中华新报》，1916年3月9日。
(217) 《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21页。
(218) 《广西独立记》，《护国军纪事》第3期，1916年6月。
(219) 陆荣廷、王祖同致统率办事处及各省电（1915年11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0) 《蔡松坡集》，第848页。
(221) 陆荣廷、王祖同致各省通电（1915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2) 陆荣廷、王祖同致统率办事处电（1915年1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3) 陆荣廷致政事堂等电（1915年12月3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4) 陆荣廷、王祖同致政事堂等电（1916年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225) 陆荣廷、王祖同致政事堂等电（1916年1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26) 《蔡松坡集》，第912页。
(22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6页。
(22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6、378—379页。
(22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80页。
(230) 《政府公报》，1916年3月8日。
(23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76页。
(232) 陈炳焜等致陆荣廷等电（1916年3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3月23日。
(233) 陆荣廷致各省通电（1916年3月15日），《中华新报》，1916年3月29日。
(23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32页。
(235) 陈宧致王士珍电（1916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36) 沈金鉴致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电（1916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原件。
(237) 王玮琦著：《中华革命党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103页。
(238)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20页。
(23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37页。
(240) 《肇和之在粤失败》，《民国日报》，1916年3月17日。
(241) 《肇和之在粤失败》，《民国日报》，1916年3月17日；李天德述、邓慕韩记：《黄埔谋袭肇和兵舰记》，《革命文献》第47辑，第390页。
(242)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辑，第77页。
(243) 《桓桓赫赫之蜀中民军》，《民国日报》，1916年5月30日。
(244)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7页。
(245) 李善波致唐继尧刘显世电（1916年3月24日），贵阳《铎报》，1916年3月30日。
(246) 《中华革命军四川司令石青阳通电》，《民国日报》，1916年6月28日。
(247) 《熊克武军在川之活动》，《中华新报》，1916年6月17日。
(24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43—444页。
(249)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44页。
(250) 《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18页。
(251) 王健：《杨王鹏烈士事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500页。
(252) 《癸丑失败后湘中革命党史概略》，《革命文献》第47辑，第480页。
(253) 《汤芗铭祸湘录》，《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
(254) 张孔修总纂：《永顺县志》卷26，长沙吟章纸局1930年版，第10页。
(255) 萧英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3月27日），贵阳《铎报》，1916年3月29日。
(2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67页。
(257) 廖仲恺致居正函（1916年3月10日），《革命文献》第48辑，第81页。
(258) 朱执信：《论中华革命党起义之经过》，《革命文献》第5辑，第78页。
(25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247页。
(260) 《东北军宣言》（1916年5月25日），《革命文献》第46辑，第285页。
(261) 从军记者无伪：《云南倡义纪闻》，《护国军纪事》第1期，1916年4月。
(262) 叶荃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1月6日），《时事新报》，1916年2月26日。
(263) 《民国日报》，1916年3月4日。
(264) 《云南学生界之请愿从戎》，《中华新报》，1916年1月25日。
(265) 昆明《共和滇报》，1916年2月1日。
(266) 《云南学生界之请愿从戎》，《中华新报》，1916年1月25日。
(267) 《昆明政闻录》，《中华新报》，1916年2月14日。
(268) 《关于云南起义之杂述》，《护国军纪事》第1期，1916年4月。
(269) 《滇池一片敌忾声》，《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270) 曲斋：《贵筑近事记》，《民国日报》，1916年4月30日。
(271) 《滇中人物小志》，《时事新报》，1916年3月27日。
(272) 《滇池一片敌忾声》，《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273) 《财政纪事》，《护国军纪事》第2期，1916年4月。
(274) 《护国文献》，第125页。
(275) 《贵州通信》，《民国日报》，1916年6月30日。
(276) 《征兵抚恤会开公民大会纪实》，贵阳《铎报》，1916年4月5—7日。
(277) 《征兵抚恤会开公民大会纪实》，贵阳《铎报》，1916年4月5—7日。
(278) 《紫江发起筹饷团》，《贵州公报》，1916年2月19日。
(279) 曲斋：《贵州军事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5月10日。
(280) 唐继禹呈唐继尧文（1916年2月7日），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8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12页。
(282) 《云南共和军纪实》，《护国军纪事》第1期，1916年4月。
(283) 《护国演说社简章》，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84) 云南护国演说社讲演稿，云南省档案馆藏原件。
(285) 《滇池一片敌忾声》，《民国日报》，1916年3月5日。
(286) 曲斋：《贵州军事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6月12日。
(287) 曲斋：《贵州军事快信》，《民国日报》，1916年6月12日。
(288) 《昆明小录》，《民国日报》，1916年4月21日。
(289) 《蔡松坡集》，第904页。
(290)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10页。
(291)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33页。
(292) 王文华复贵州征兵抚恤会函（1916年4月），《贵州公报》，1916年5月6日。
(293) 岑炯昌主修、宋曙总纂：《叙永县志》卷5，重庆肇明铅石印刷公司1933年版，第5页。
(294) 金汉鼎致王诘修函，昆明《义声报》，1916年3月9日。
(295) 华封歌致华封祝函（1916年3月11日），昆明《义声报》，1916年5月18日。
(296) 《湘西人民之助战》，《中华新报》，1916年7月4日。
(297)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3页。
(29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65页。
(299) 《两军在湘之片片录》，贵阳《铎报》，1916年3月1日。
(300) 《重修酆都县志》卷14，第2—3页，参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236页。
(301) 《乡民之助顺》，《护国军纪事》第4期，1916年10月。
(302) 《赤水县乡兵之捷》，贵阳《铎报》，1916年4月10—11日。
(30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6页。
(304) 蔡锷致唐继尧等电（1916年3月24日），贵阳《铎报》，1916年3月27日。
(30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31页。
(30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31页。
(307) 《山东农民亦起》，《民国日报》，1916年4月6日。
(308)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16页。
(309) 《民军助义记》，《护国军纪事》第3期，1916年6月。
(310) 《苗族义勇队之组织》，《中华新报》，1916年5月16日。
(311) 《鄂伦春也要讨袁》，《中华新报》，1916年2月7日。
(312) 《赫哲族愤起讨袁》，《民国日报》，1916年3月1日。
(313) 李烈钧致唐继尧电（1916年3月1日），《义声报》，1916年3月9日。
(314)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99页。
(31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451页。
(316) 《贵州公报》，1916年5月6日。
(317) 《贵州公报》，1916年5月6日。
(318) 刘成禺、张伯驹著：《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319) 杨善德、卢永祥致袁世凯电（1916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20) 《政府公报》，1916年2月24日。
(321) 《登极费仅发十二万》，《中华新报》，1916年1月23日。
(322) 《财政部急催欠款》，《中华新报》，1916年1月25日。
(323) 《北京财政之窘状》，《中华新报》，1916年2月23日。
(324) 梦公：《为维持中交两银行者进一言》，《中华新报》，1916年3月1日。
(325) 《各省对于发行公债之意见》，《中华新报》，1916年3月1日。
(326) 梦公：《敬告外国资本家》，《中华新报》，1916年3月2日。
(327) 《袁政府财政纷乱之实况》，《中华新报》，1916年3月26日。
(32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47页。
(329) 王士珍、段祺瑞等呈袁世凯文（1915年9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件。
(330) 彬彬：《中央公园之起义纪念会》，《时报》，1916年12月29日。
(331) 《段氏意见之西讯》，《时报》，1916年3月7日。
(33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55页。
(333) 《南京快信》，《时报》，1916年2月23日。
(33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53页。
(335)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509页。
(336)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中》，《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1969年3月。
(337) 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中》，《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1969年3月。
(338) 一说没有张勋，而是湖南将军汤芗铭。
(339) 《专电》，《时报》，1916年3月24日。
(340) 孙洪伊致冯国璋函（1916年6月1日），《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41) 《奉军调赴湘边》，《时报》，1916年3月1日。
(342) 《山东兵调不动》，《中华新报》，1916年3月14日。
(343)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368页。
(344) 日本外务省文书，大隈外相致小幡代理公使函（大正4年10月11日），转引自《中国现代史论集》第4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25页。
(34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7页。
(34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8—9页。
(34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1—12、14页。
(34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4年第2册，第127—8页。
(349)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6页。
(35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19页。
(35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页。
(352)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63页。
(353) 吴金声呈冯国璋文（1916年），《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5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2册，第46页。
(355) 《岑春煊借日款之契约书》，《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4期。
(356) 《护国运动资料选编》，第206页。
(357) 《莫里循致袁世凯便笺》（1916年3月21日），《莫理循通信集》（The Correspondence of G．E．Morrison）第2册，剑桥大学1976年版，第496页。
(358) 《洪宪纪事诗三种》，第89页。
(359) 《专电》，《时报》，1916年3月26日。
(360) 《取消帝制与南方大局》，《申报》，1916年3月27日。
(361)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2)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3)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4日。
(364)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5) 《洪宪纪事诗三种》，第89页。
(366) 《政府公报》，1916年3月23日。
(367) 《蔡松坡集》第10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