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北洋军阀以奉系为中心的“联合”

一　杜锡珪、顾维钧内阁的交替" class="reference-link">一　杜锡珪、顾维钧内阁的交替

北洋政府内阁生存的关键是必须得到军阀实力派的支持。随着吴佩孚军事上屡屡败北，势力日衰，替他支撑政局的杜锡珪内阁日益凋零，难以继续。实力雄厚的奉系虽有谋求北洋盟主宝座的意愿，但认为直接出面问鼎中央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这种青黄不接的局面促成了顾维钧内阁的产生。

8月中旬，国民革命军渡过汨罗江，进逼湖北。21日，吴佩孚从长辛店匆匆启程回鄂。他命齐燮元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北方军事；命田维勤等部扫数南下。同日，刚上任两个月的国务总理杜锡珪通电辞职。8月底，北伐军勇克汀泗桥、贺胜桥，吴军溃退武昌，从此一蹶不振。9月4日深夜，张宗昌突然颁布北京戒严令，吴佩孚委派的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被迫出走，卫戍军被缴械。张作霖指派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为卫戍司令，直系完全失去控制北京的权力。接着，吴军搜括军饷的重要地区保定、大名也落入直鲁联军手中。张作霖早已垂涎于吴军控制的保定、大名地区。17日，张作霖密令张宗昌、褚玉璞：“时机已至，亟应依照原定计划，相机前进。”⁽¹²³⁾25日，张、褚以援鄂为名，令直鲁军分六路向保定、石家庄一线出兵。吴佩孚派人前往交涉，仅得到维持现状，暂缓增兵的允诺。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吴军败退河南。三日之后，褚玉璞指挥约四个师兵马开抵保定。保、大地区的行政权、税收权全部转落褚氏囊中。

吴佩孚军事上的惨败加重了杜锡珪内阁的信誉危机。以借债度日的内阁几乎告贷无门。为应付中秋节关，财政总长顾维钧四处奔走，筹措经费。当时，“民九内债”行将期满。海关偿付该项内债的年例为1100万元。北京内阁计划以此款为担保，发行“十五年公债”2500万元。这一计划立刻遭到列强的反对。8月24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J．V．A．MacMurray）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声明“民九内债”还清后的款项，应用以偿还积欠已久的美债，中国政权“无权”利用此款作新内债的担保⁽¹²⁴⁾。数日之后，英、法、日公使相继表示抗议。北京内阁无奈，决定缩小公债的金额及用途，改名为“秋节库券”。为此，顾维钧专门宴请银行界巨头，进行推销，但众人因总税务司安格联（Sir F．A．Aglen）不允担保，不肯承募。9月16日，财政部硬着头皮宣布，发行“十五年秋节库券”300万元。该库券一反惯例，没有总税务司提供的保管基金，不经银行承销，而作为现款支付中秋节军政费。历来节关，财政部至少要筹到三四百万现款。但这次除难以兑现的库券外，仅仅筹到现款一百余万。怎样应付各方的索薪索饷，度过节关，成为杜锡珪内阁焦虑的中心。

之后，果然发生了军警闹饷的风波。9月18日，国务院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中秋节军政费分配方案。顾维钧提出，由于所筹现金有限，各机关薪饷只能发现金四至七成不等，不足之额，以国库券凑数。正在磋商之际，京畿宪兵司令王琦率领大批军警到会索饷。他声称，节关已届，京师军警须开饷80万，并坚请财长面洽。持枪荷弹的军警们把国务院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大吵大闹，要支全薪。交通总长张志谭、内务总长张国淦自愿出面斡旋。二张往返周折，巧言相劝，但军警们一口咬定只要现金，不要国库券。僵持到夜深，全体阁员“被困于内阁会议室，饮食俱无”⁽¹²⁵⁾。顾维钧踌躇再三，勉强应允筹足警饷，阁员们才得以脱身出院。

虎视眈眈的军警们紧随顾维钧回寓，守候财长签发支票。顾维钧请杜锡珪出面疏通，恳求周转时间，但武夫们仍不肯通融，扰攘不休。20日，杜锡珪搬动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交通银行副总理卢学溥出面解围，决定由中、交两行开库兑现，当场签发支票75万元、国库券25万元，军警们才悻悻而去。

财政部罗掘到的现款一多半被京师军警强行索去，余额扣除必须支付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三处协饷若干万元，所剩无几。以此分配各行政机关政费，仅敷一二成。连京官的度日费用都难以支付，北洋内阁的财政确已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

这场军警索饷的劫难，使早萌退意的杜锡珪决定立即辞职。他几次三番劝说顾维钧出面收拾残局。顾维钧先派人赴沈阳探问奉系意图。奉系主要谋士杨宇霆、郑谦主张对中央不取虚名，专收实权；对各省得寸进尺。张作霖采纳此议，表示对中央政治仍守盟约，不便过问。顾维钧又派人与吴佩孚商量。吴佩孚正当兵败之余，听说接替人选是与直系素有渊源的顾维钧，自然没有意见。

10月1日，北京政府再次改组，国务院以摄行大总统令特任顾维钧代国务总理。顾维钧对原内阁进行了局部更动，外交部：原总长蔡廷幹“对南方局势的进展甚为敏感”，以入院就医表示决绝⁽¹²⁶⁾，顾维钧兼任外长。财政部：特任张宗昌保举的潘复署总长，潘复未到任前，派财政次长夏仁虎暂行代理部务⁽¹²⁷⁾。顾维钧对人说，以潘应付直鲁联军，以夏交涉奉系，“如两无办法，政府亦可告无罪”⁽¹²⁸⁾。内务部：总长张国淦因节关发薪，大受部员纠缠，坚辞不干，任命顾维钧的密友汤尔和署总长。其余人选未动。当时的北京内阁，各方都视为无足轻重的摆设。只因它维持外交，对内藉以筹饷，所以一息尚存。

顾维钧决定出马接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修约交涉已进入关键时刻，不容政府中断。顾维钧在就职演说中说：“现在外交格外困难，既有要案当前”，“不得不勉为支撑一时”⁽¹²⁹⁾。当时，清政府同比利时、日本、西班牙等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先后满期。北京内阁的外交官们试图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解除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束缚。

在期满各约中，《中比通商条约》首当其冲。该约签署于1865年，规定每十年可修改一次。到1926年10月27日，时届第六次十年期满。当年4月，北洋政府外交部曾照会比利时政府，声明旧约到期失效，要求缔结平等新约，但交涉一直进行得很不顺利。顾维钧主阁后，于10月17日召开国务会议，研究对策。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提出废约，可能引起列强“重大反感”，促使它们联合干涉。因此，政府应“重在将来新约结果消除一切不平等之内容”；修约期间可以实行“临时办法”，同时限期订立新约，以免殖民特权无限期延长⁽¹³⁰⁾。北京政府随即照会比利时政府，要求6个月内订立新约，但比利时政府立即拒绝，声称“临时办法”的有效期必须延至新约实行之日。比方声色俱厉地威吓道：如遇不测，比国将以《辛丑条约》及华盛顿会议签字国资格，对华“继续维持旧状”⁽¹³¹⁾。10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最后修正案，比方迟迟不予答复，双方交涉告危。其焦点最后集中于是否限期订立新约。比方企图延宕新约订立，继续维持其殖民特权；中方力求限期订立新约，废除比方在华特权。

在北京政府的外交家们苦心竭虑，从事秘密外交的同时，民众的废约运动日益激昂喧腾。率先奋起抗争的是以比利时华侨为首的海外同胞。10月20日，旅居德、荷、奥、比等国的侨民代表53人集会比京，决议组织旅欧华侨废除中比条约代表团，召开旅欧华人废约代表大会。代表团呼吁全国同胞“于比约期满之日，即实行示威、抵货，并督促政府执行国定税则，收回法权”⁽¹³²⁾。27日，中比条约期满，代表团及旅比侨胞在布鲁塞尔举行游行示威。比利时当局派出大队武警，拳棍交加，横加拘捕，但侨胞们前仆后继，英勇抗争。

比京爱国侨胞游行的同一日，全国学生总会发表《废除中比商约宣言》，号召全国朝野上下，敌忾同仇，以不妥协之态度，宣告条约无效⁽¹³³⁾。30日，全国商会联合会议决“旧约须完全作废”，“新约草案须彻底公开”，“反对临时协定”⁽¹³⁴⁾。31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声明“北京政府与比公使秘密交涉，希图延长”，“誓不承认”⁽¹³⁵⁾。一时间，各界民众团体函电交驰，群情激愤。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大量报道、评论民众废约运动，同时抨击北京政府外交方针“一味秘密”⁽¹³⁶⁾，“软弱无能”⁽¹³⁷⁾，“丧权媚外”⁽¹³⁸⁾，“欺骗国民”⁽¹³⁹⁾。就连以稳重著称的《晨报》也要求北京政府“采取强硬态度”，否则“将为国家之罪人”⁽¹⁴⁰⁾。

在形势逼迫下，北京外交官们的态度渐趋强硬。10月30日，外交部训令驻比公使，对比利时当局镇压侨胞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同时针对比方久不置复的延宕策略，议决作最后催促。11月4日，照会经阁议通过，当日送达比使馆。外交部秘书奉命声明：“如一日之内无答复，或答复不能满意，中国当自行宣布条约失效”⁽¹⁴¹⁾。翌日，比利时公使特访外长顾维钧，面递拒绝修约的备忘录，宣告“中止”谈判，将争议提交海牙法庭⁽¹⁴²⁾。这样，北京政府就被逼上了梁山。

外交部接到比方备忘录后，立即紧急行动，草拟废约文件。外长顾维钧等通宵达旦，彻夜未眠。6日上午，内阁开会，经长时间讨论，决定以摄行大总统令宣布中比条约“失效”⁽¹⁴³⁾，并将中比交涉案一系列主要文件公布于众。随后，北京内阁陆续颁布了一批法令，废除比利时在华特权。但是，这些措施基本上是纸上谈兵，摇摇欲坠的北京内阁已无力付诸实施。

废止中比条约成为轰动一时的要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官方第一次不顾另一缔约国的危言恫吓，毅然决定废止一项旧的不平等条约，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路透社发自北京的专电报道说：“外交界视取消中比条约为中国多年来最重要之事。”⁽¹⁴⁴⁾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焦虑不安，主张干涉。他认为，北京政府“实际上开始撕毁条约”，条约所规定的领事裁判权将“如同废纸”。他建议，国务卿以个人身分对中国政府施加影响，“制止”废约运动⁽¹⁴⁵⁾。马慕瑞的态度在列强驻华使节中很有代表性，反映了殖民统治者对即将丧失侵略特权的恐惧和恼怒。英国官方则公开表示不满。外交次长蓝普森（M．W．Lampson）在众议院发表演说，声称根据中比条约，“中国政府无提议修改该约之法律上权力”⁽¹⁴⁶⁾。日本外相币原虽然拒绝对中国提出强硬的联合抗议，但仍然希望国际联盟能发挥制裁作用⁽¹⁴⁷⁾。可见，顾维钧废约之举确实触及了列强的痛处。

中比《通商条约》虽然废除了，但是，修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的谈判却毫无成效。该约签署于1896年，至当年10月19日期满。当月16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拜访顾维钧，探询中方意向。19日，北京政府举行国务会议，讨论谈判原则。与会者认为：旧约的关税法则、领事裁判权、航权等项条款，未能互惠平等，应于期满失效。双方应依据邦交平等原则，即日商定新约。会议原则通过外交部拟定的废除期满旧约的照会。翌日，外交部官员一再润色文稿，力求措辞委婉。

20日，北京政府外交部照会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提议“根本改订”两国商约，在六个月修约期内，“如新约不能如期成立，中国政府保留对于旧约表态之应有权利”⁽¹⁴⁸⁾。对此，已经取得在华重大经济权益的日本当然不肯轻易让步。29日，芳泽夜访顾维钧，提出质询。11月上旬，北京政府宣布“终止中比条约”，并设立以顾维钧为会长的外交部条约研究会，专门研究修改不平等条约。10日，芳泽照会外交部，声明日本政府同意开始修约谈判，商议改订税率及某些通商条款，但拒绝对条约进行根本修正，否认中国政府的保留权。次日，北京政府将中日双方照会公布于报端，以期唤起公众舆论的声援。

然而，日本政府已将谈判眼光转向南方。11月底，日本内阁派外务省条约局长、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的代表佐分利出京南行。12月1日，佐分利在上海邀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江苏省党部、中国学生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及各青年团体代表，征询政见。

面对强国日本的冷遇，北京内阁束手无策，中日修约谈判被搁置一旁。与此同时，中国与西班牙、法国等国的修约交涉均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废除中比条约和修约外交是复杂的历史因素交叉影响与相互制约的产物。顾维钧等人不赞成反对帝国主义，不赞成以革命手段废除不平等条约，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外交的孱弱地位。从这一点看，他们与国民革命倡导的废约运动有区别。但是，他们的修约活动毕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愿望。在北洋政府残破不堪的困境下，他们折冲樽俎，努力从列强手中收回失去的民族权益。应该承认，这是爱国主义的行为。

二　天津会议与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class="reference-link">二　天津会议与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的力量迅速扩张，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后，奉系觉得有机可乘，一面暗中和广州国民政府联络，希望假手北伐军打击吴佩孚和孙传芳，一面以“反赤”为名，作出援助姿态，力图抢夺吴、孙二人的地盘。

1926年7月，奉方向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的李石曾等人提出：“粤中宜采远交近攻之法，与奉联合。”⁽¹⁴⁹⁾同时，谭延闿也派杨丙赴奉联络。1922年至1924年期间，孙中山曾和张作霖、段祺瑞等缔结反直同盟，杨丙到奉后重提旧事，希望建立新的联盟，声称“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吴一人”⁽¹⁵⁰⁾。8月17日，蒋介石又派蒋作宾赴奉谈判。奉方表示：“绝不援吴”，“绝不援孙”，“无论如何，不使孙全部力量对北伐军作战”⁽¹⁵¹⁾。9月下旬，蒋作宾南归，杨宇霆、张作霖分别致函张静江、蒋介石、谭延闿等人，追述奉粤合作历史，声称“时事益棘，非得海内二三豪杰出而合力挽救，不足以奠国本”⁽¹⁵²⁾。一时间，奉系与国民党的关系似乎再次热络起来。

奉系联络广州国民政府的话说得虽很甜美，但提出的条件却很苛刻：一、南北将领联合拥戴张作霖为总统，取消国民政府；二、粤、贵、川、黔、湘、鄂、闽、赣、浙、滇十省归粤，苏、皖归奉；三、川、滇由蒋介石自由解决，冯玉祥、吴佩孚由奉方自由解决⁽¹⁵³⁾。这些条件中，取消国民政府，听任奉系解决冯玉祥都是广州国民政府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共中央也认为该条件“十分奸险”，主张一面拖延时间，一面增兵入赣，迅速解决孙传芳之后再与奉系谈判；后来又建议：1．在奉系势力之下，各地一切政治设施，奉张均可自由为之，即张要做总统也不反对；2．奉方如不进攻国民军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也不反奉。3．江苏、安徽地盘归属问题，视哪方面的军队先取为断。如奉方先取，可以属于奉方⁽¹⁵⁴⁾。谈判久拖不决，双方都虚与委蛇，希望争取时间，实现各自的计划。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吴佩孚已一蹶不振。11月初，孙传芳又在江西大败，狼狈逃回南京。在吴、孙都遭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张作霖于11月11日入关，抵达天津，邀请北洋各派代表聚会津门，商讨对策。13日，张宗昌应召到津，谒见张作霖，提出“援孙”、“援吴”应当双管齐下。14日，张宗昌、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吴俊陞、汤玉麟等奉鲁系将领及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等人的代表出席，到会者二百余人。张作霖主持会议，声称“北赤虽灭，南赤未除”，我辈“仔肩尚未能尽卸”⁽¹⁵⁵⁾。15日，奉鲁要人二十余人在蔡园举行秘密会议。会议决定：南方军事，直鲁联军援孙，奉军援吴，但出兵之前应征得吴、孙同意；西北军事，协同阎锡山，箝制冯玉祥军队在甘、陕的活动；中央政局，仍采取不干涉主义。会议表明，奉系对待时局的方针仍是先军事，后政治，而其军事重心，自国民军从华北败退后，已转向南方。虽然张宗昌等人对南下扩张地盘早已跃跃欲试，可是张作霖感到，北伐军气势逼人，奉鲁军不宜与吴、孙残部硬撞，自伤元气。他采纳杨宇霆等人的建议，以联合抗敌为号召，兼并北洋各派。因此，天津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是争取吴、孙对奉鲁军南下的赞同。

吴佩孚在天津的代表有三四人之多，但张作霖觉得他们不足以决定大事，于是，一面致电吴佩孚，要求迅速派全权代表来津，一面集中主要精力，规劝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杨文恺携有孙传芳的亲笔信，经过济南时首先拜会张宗昌，表示“请效帅同心合力，加以援助”⁽¹⁵⁶⁾。到津后，立即拜见张作霖，说明孙传芳实力尚存，“目下所需，首在饷械，不在兵力”；倘若反攻无效，再请予以实力援助⁽¹⁵⁷⁾。可见，杨文恺的使命是借饷不借兵。天津会议开始后，奉鲁系将领气焰嚣张，杨文恺见此，知道奉鲁军南下已如箭在弦上，不敢再拦，便以讨论南下手续为题进行商谈，同时，密电孙传芳，请速择高策。

18日晚，孙传芳轻车简从，微服抵津，立召杨文恺同赴蔡园，拜见张作霖。当时，张宗昌等人也在座。张作霖与孙素未谋面，张宗昌与孙虽曾互换兰谱，也始终没有见过。孙传芳的突然到来，一座皆惊。一年前，孙传芳曾在江南发动反奉战争，对此，孙传芳首先表示歉意，向张作霖深鞠一躬，表示“对不起大帅”⁽¹⁵⁸⁾。接着陈述说：“党军势日猖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此次北上，一方面系当面负荆，自承贻误大局有负诸公之罪；一方面请诸公彻底解决，尽力对南。”他表示，愿督率士卒，与党军决一死战⁽¹⁵⁹⁾。在讨论军事部署计划时，孙传芳婉言提出：苏、浙、闽、皖尚有大兵二十余万，希望奉鲁在饷械上予以充分接济，以便反攻⁽¹⁶⁰⁾。孙的意见遭到张宗昌的强烈反对，张称：“敌已升堂，若待其入室，则事不可为。鲁军因合作关系，义难坐视，应出兵援助，戡定长江。”⁽¹⁶¹⁾孙传芳见势难再挡，退步答道：“如果鲁军决定仗义南下，本人当率所部，暂退回浙，庶鲁军可以事权统一。”⁽¹⁶²⁾这时，张作霖转圜说：“鲁军南下，系善意之援助”，“只能担任后方应援，不能为苏军担任前线。否则鲁军宁可不动，以免误会。”⁽¹⁶³⁾孙传芳解释说：“本人对于鲁军南下十分谅解。惟因军权上指挥统一起见，故请鲁军到苏独当一面，本人率部在浙江独当一面，以收协攻之效。”⁽¹⁶⁴⁾此议正中张宗昌下怀，他提议就此表决。但张作霖不愿当场拍板。拦阻说：“效坤勿性急！大举动员，尚应从长商议。鲁军南下，地理不熟，只能担任二线，第一线仍请苏军任之。”⁽¹⁶⁵⁾最后，张作霖劝孙立即返回南京，迅速布置，奉鲁大军将随之南下。孙传芳告辞后，奉鲁首领连夜开会，商议出兵办法。张作霖电召杨宇霆来津，参与最后决策。

20日，再次在蔡家花园召开军事会议。孙传芳又一次当众引咎自责，声称本人决不回任，将浙江委托陈仪，江苏委托卢香亭，安徽委托陈调元，“此后东南大计，悉听雨、效两帅主持。”⁽¹⁶⁶⁾张作霖假惺惺地拍案起立说：“吾辈同心讨赤，系道义结合，岂肯利人之危，图得地盘！”⁽¹⁶⁷⁾张宗昌也随声附和。接着，孙传芳提议，“联合讨赤”不能群龙无首，应推举张作霖为北洋首领。张作霖故作谦虚，但众将领一致拥护。会议决定，公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联合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决议先派人征求吴、阎的意见，再发通电。关于奉鲁军南下问题，会议决定：津浦线，由张宗昌、褚玉璞担任，张宗昌率队行先南下，赴宁坐镇，布置作战上一切计划，鲁军一二日内即行发动；京汉线，请吴军从速向前反攻，奉军由韩麟春统率，陆续南下援助；海路方面，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当同时出动，将来须封锁海口，断绝国民革命军外援⁽¹⁶⁸⁾。

至此，天津会议暂告段落，张宗昌于22日回济南调兵南下，孙传芳借口养病，留滞津门。此次，他亲自北上乞援，拥奉为主，被奉鲁将领夸为“能屈能伸，识时务之俊杰。”⁽¹⁶⁹⁾其实，他也有难言的苦衷。孙传芳败回南京后，曾邀请段祺瑞、吴佩孚的代表到南京聚会，企图策动“段、吴、孙三角联合，共同抵御国民革命军”⁽¹⁷⁰⁾。会议上，段、吴代表相互攻讦，结果不欢而散。这样，他才不得已掉转头来乞怜于奉系。

正当张宗昌得意洋洋调兵遣将之际，杨宇霆应召到津。他认为，南下出兵必须十分审慎。其理由：第一，仅由津浦路出兵，孤军深入皖、赣，侧翼有被袭之虞，非同时由京汉路进兵不可。然而，吴佩孚对奉军假道京汉线尚无赞同表示。吴系大将靳云鹗、田维勤等态度更为暧昧。如果强行由京汉线南下，恐怕引起意外。第二，即使能由京汉线进兵，京汉、津浦两路相距太远，战线过长，以现在奉鲁军的兵力、财力，难敷分配。因此，以休养兵力、相机进取为上策。第三，奉鲁军进取过急，东南联军将领为自身利害计，可能有意外变化。第四，阎锡山骑墙已是众人皆知，奉方应有相当的防备⁽¹⁷¹⁾。25日、26日，各方接连在蔡园会商。张作霖、孙传芳一致同意杨宇霆意见，决定鲁军负责保守安徽及长江北岸，孙传芳克日回宁，严守苏、浙两省。深夜，张作霖急电张宗昌，南下鲁军以浦口为止，切勿渡江，并命他迅速来津，指授方略。27日，鲁军前锋渡江，开到南京下关。28日，又遵命撤回浦口。这样，孙传芳不仅保全了苏、浙两省，而且暂时保全了皖南，为说服皖军南撤，留下了缓冲余地。奉系主要谋士杨宇霆的参与，重新调整了孙传芳与奉鲁军的关系。孙传芳对联合作战的积极性顿时高涨。他决定积极进行捧张作霖为北洋盟主的效忠活动，以换取奉系对自己的真心援助。

29日，张宗昌返回天津后，蔡园会议继续召开。关于联军名称问题，杨宇霆认为，“讨赤”二字，范围太狭，建议改称“安国”⁽¹⁷²⁾。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都表示赞同。于是，由孙传芳草拟推戴电稿，分电各省。奉鲁将领及孙传芳的部将纷纷复电赞成，但是，吴佩孚及部下各将领，除寇英杰派代表星夜赴津签名外，均置之不理。张作霖见此，有些犹豫。孙传芳、张宗昌二人交口劝进，张作霖便点头应允。30日晚，孙传芳领衔通电，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该电声称：“赤逆披猖”，“邪说横行”，“仗义讨贼”，“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挈领之效”云云⁽¹⁷³⁾。电报上列名的还有：吴俊陞、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刘镇华共16人。被列名的将领并非全是竭诚的推戴者。以投机善变著称的阎锡山，正在盘算押宝的方位。商震、陈调元、陈仪等人也都各有打算。

12月1日，张作霖在蔡园举行就职仪式。他身穿礼服，向天跪祷，由郑谦宣读“告天文”，随即启用印信，任命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司令。并于当日发表就职通电称：“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人共诛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夙志”⁽¹⁷⁴⁾。通篇没有“讨赤”字样，显然采纳了杨宇霆的建议。但是，张宗昌、孙传芳并不把杨宇霆的主张奉为神明，张宗昌返回济南后，在就职通电中就说，“当克日兴师，协力讨赤”⁽¹⁷⁵⁾。孙传芳也在南京就职演说中发誓：“虽有一兵一卒，亦当讨赤到底！”⁽¹⁷⁶⁾数日之后，张作霖也感到自己的就职通电语义含糊，便于6日发表宣言，声称：“吾人不爱国则已，若爱国则非崇信圣道不可；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¹⁷⁷⁾。一时成为军阀们的“名言”。

安国军是军事联盟，可张作霖却摆出了一副问鼎政府元首宝座的架势。12月10日，安国军总部发表总司令部组织机构和人事名单，杨宇霆为总参谋长，下设三厅八处。这个庞大的机构，俨然像是只待挂出招牌的军政府。

张作霖认为，若要再高升一步，应当争取列强的支持。于是派出代表与英、法、美等国驻华使节频频接触。16日、17日，安国军总司令部的外交处长吴晋接连访问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吴表示：张作霖不赞成民族主义者撕毁条约的企图。“他认为，根据现实条件不应该完全废弃外国人在华特权”，仅须作某些修改。张作霖希望“列强以公道、诚恳的精神对待他”⁽¹⁷⁸⁾。然而，尽管这位安国军总司令极力向帝国主义邀宠，但是，列强对其统治能力却越来越表示怀疑。就连一向支持奉系的日本也认为，“奉天派卤莽无谋，只知扩张势力”，财政穷窘，政治腐败，危机四伏⁽¹⁷⁹⁾。因此，列强公使团仅对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表示了有限的善意。

张作霖在争取列强垂青的同时，尽力拉拢圆滑世故的阎锡山和高自标榜的吴佩孚，以便真正造成北洋各派“共戴一尊”的局面。12月8日，张作霖宣布特任阎锡山为安国军副司令⁽¹⁸⁰⁾，阎锡山表面上声称愿追随张作霖，复电表示：“俟令文奉到后，即行就职。”⁽¹⁸¹⁾实际上，自此即无下文。

对于吴佩孚，张作霖没敢贸然请他屈就副司令，而是特派张景惠为专使，前往郑州商谈。奉方提出三种方案，请吴佩孚择一而行：一、统兵反攻武汉；二、出兵援助陕甘；三、赴京主持中央政局。吴佩孚表示：反攻武汉，自己任前敌总司令，请张作霖担任后方总司令；援陕军事应责成阎锡山出兵；北京政局听凭奉系主持⁽¹⁸²⁾。但是，吴佩孚仍然拒绝奉军染指河南。12月9日，他致电张作霖，祝贺他荣升，表示自当竭力之所及始终合作，丝毫没有归顺安国军麾下之意⁽¹⁸³⁾。张作霖无奈，只好暂时听任吴佩孚独扛“讨贼联军”的旗帜。

其实，吴佩孚“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头衔早已徒有虚名。与天津蔡园会议同时，吴佩孚也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除嫡系将领王为蔚和主张联奉的寇英杰等人外，盘踞河南的主要实力派靳云鹗、魏益三等人均借故不肯出席。当时，河南境内已四分五裂，各派拥兵割据，心怀异志。头号实力派靳云鹗与魏益三串通一气，早在九十月间就与北伐军秘密联络。11月间，武汉方面两次派代表到信阳谈判，因靳云鹗坚持以索取有利地盘为归顺条件，未能达成协议。其后，靳云鹗又与陈调元暗通声气，企图组织第三势力，相约“取同一步调”，“对付南北双方”，共同抗拒奉鲁军南下⁽¹⁸⁴⁾。当时，靳云鹗想进一步占据河南全省。但是，在没有与国民革命军达成正式协议并取得饷械援助之前，他不敢过早地行动。所以在表面上，仍与吴佩孚、张作霖虚与委蛇。整个河南，战云越来越密，终将导致硝烟再起。

通过天津会议，北洋将领在“安国军”旗号下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张作霖登上盟主宝座，向着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一“联合”并不巩固，由于内外的各种矛盾和困难，张作霖升任大总统的“好梦”一时还难以实现。

三　奉鲁军南下与吴佩孚集团的分化" class="reference-link">三　奉鲁军南下与吴佩孚集团的分化

天津会议使北洋军阀中两个主要实力派——奉鲁军与孙传芳联军实现了联合。从此，北洋军阀纠集在安国军的旗帜下，开始了覆灭前的最后挣扎。

为实施天津会议的南下方针，筹措军费成为北京政府的首要政务。秉承张作霖、张宗昌的旨意，北京政府财政部先后决定印发奉天军票、直鲁军票各1000万⁽¹⁸⁵⁾。以贪婪残暴著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趁机在直隶、山东两省横征暴敛。在直隶：一、发行善后公债1000万元，其中长期600万元，由各县摊派，短期400万元，由各银行、公司、盐商分担；二、举办第六次公债600万元，向各县派销；三、预征明年钱粮400万元；四、按亩抽“讨赤”特捐400万元；五、令开滦公司代筹军费100万元。以上五项，共达2500万元⁽¹⁸⁶⁾。在山东更是征税机关，林立如麻；催租之吏，不绝于途。仅在丁、漕两项中就附征“讨赤特捐”1600余万元⁽¹⁸⁷⁾。同时，强行向各县摊派盐税国库善后公债2000万元⁽¹⁸⁸⁾。这样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财，在北洋诸军阀中也不多见。

按照天津会议议定的军事部署，奉鲁军兵分两路。东沿津浦，西顺京汉，向中原、江南扩展。津浦一线，在天津会议期间已经出动的直鲁联军，暂以浦口为限，继续南下。由于孙传芳的合作，直鲁联军主力约六万余人顺利开抵皖北。

直鲁军南下，引起了江南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抗议。当天津会议中有关消息刚一传出，江浙各团体便纷纷集会、通电反对。孙传芳于一片抗议声中返回南京，宣布就职后，立即召集苏、浙军政要人会议，再三强调与奉鲁军合作的必要性，下令浙、皖、苏三省各筹款50万，资助奉鲁军。他并且颁布军令十三条，规定凡阻止奉鲁军南下者，以“赤党”论罪⁽¹⁸⁹⁾。

最令孙传芳感到焦虑不安的是安徽总司令陈调元。陈惯于看风转舵，素以倒戈将军著称。奉鲁军南下，安徽首当其冲；北伐军东进，安徽也是必争之地。面对南北大军压境的局势，他不得不力谋自保。11月23日，陈调元致电张宗昌，表示“听候驱策，一致对敌”⁽¹⁹⁰⁾。同时，又派参议唐养吾携带亲笔信赴九江向北伐军输诚⁽¹⁹¹⁾。孙传芳为控制皖军，电召陈调元到南京参与军事会议。陈不敢不来，但绝口否认正在与北伐军联络，声称愿与北洋派合作，并命蚌埠皖军向芜湖撤退，以示欢迎奉鲁军诚意。

就在孙传芳千方百计牢笼陈调元之时，浙江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发动在即。孙传芳感到江南时局日趋紧迫，自己顾此失彼，力难从心，便邀请张宗昌速至南京，商议对策。12月18日，张宗昌抵宁，与孙传芳共同召集军事会议。陈调元、卢香亭、许琨等将领出席。经过数日磋商，决定陈调元部开往皖南，截断北伐军在赣、浙两省的联络线；直鲁军由皖北进驻芜湖、安庆；孙传芳军以全力对付浙江。张宗昌还贪心不足地要索沪宁路，被孙传芳拒绝⁽¹⁹²⁾。尽管张宗昌口头上天天叫嚷进攻北伐军，实际上只等孙传芳失败，乘机抢占江浙，坐收渔人之利⁽¹⁹³⁾。

在津浦线上，直鲁军南下一帆风顺。而在京汉线上，奉军主力的进展却遭到阻碍。

战争时期风云多变，天津会议接近尾声时，西北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军胜利解围西安，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溃退。12月3日，国民军越过潼关，进入豫西。国民军向中原挺进的消息使奉系首领大为震惊。6日，再次在蔡园举行军事会议。奉军将领一致认为，时局严重，万难坐视，决定将驻守保、大地区的褚玉璞军全部调往徐州，在北京一带的奉军即行南下，相机入豫⁽¹⁹⁴⁾。南下奉军以荣臻部为先锋，以于珍部为续进，任命韩麟春为总指挥。自8日起，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奉军精锐第三、第四军团相继开拔，源源不断地沿京汉线南下。

吴佩孚仍然拒绝奉军入豫。12月6日，他致电奉方说：“奉军入豫增援，将领主张尚不一致，当再事疏通，借图圆满。前敌虽紧迫，尚堪支持，勿劳过虑”⁽¹⁹⁵⁾。张作霖为尽量避免与吴军冲突，决定奉军暂缓入豫，改派于珍任总指挥，将重兵集结于直隶、河南交界的磁州。至此，直隶全境都被奉军占领。

吴佩孚退守河南后，四面受敌，特别是豫西，警报频传。豫西安危关系中州全局，吴佩孚不得不在郑州召集会议，与寇英杰、齐燮元、王为蔚、田维勤等商议援陕问题。12月14日，吴佩孚下令，派田维勤为援陕总司令，命他率领王维城、王为蔚等部火速西援；同时责成靳云鹗、魏益三等防守豫南⁽¹⁹⁶⁾。命令发布后，各军皆置若罔闻。当月6日，靳云鹗公开发表《上吴佩孚书》，大谈“饥军不能应战”的种种内幕⁽¹⁹⁷⁾。此时，连吴佩孚的嫡系王维城、王为蔚两部也声称，必须发放军饷才能开拔。一向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整顿军纪。25日，他在郑州总部再次召集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将领密议，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派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率部，星夜驰赴信阳明港一带，包围靳部，迫其缴械⁽¹⁹⁸⁾。28日，吴佩孚宣布其罪名是：“使总前敌，时将两月，进取无闻”，“故鸣穷困，诉诸途人，足懈军心”⁽¹⁹⁹⁾。但是，最令吴佩孚愤怒难容的还是靳云鹗与北伐军关系日密，正谋划归顺南方。24日，吴佩孚致电齐燮元说：“豫南靳军甘图附逆”⁽²⁰⁰⁾，这才是吴佩孚下决心解决靳部的真正原因。

早在11月中旬，靳云鹗就对左右说：“消极而言保存，积极而谋发展，皆有与党方携手之必要。”⁽²⁰¹⁾此后，他一面优礼唐生智派来的代表，一面派代表去汉口，磋商条件，准备在适当时候抗奉反吴。12月5日，李大钊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²⁰²⁾李大钊建议，中共中央去函汉口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然而，靳云鹗此时还不愿意以本人的名义公开反对吴佩孚。他接到免职通电后，于12月29日复电称，愿遵令交卸，归省老母，“从此优游事外”⁽²⁰³⁾。但是，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背地里，靳云鹗指令心腹猛将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等人密谋反抗。30日，高部第二十七旅旅长刘培绪率先发难，通电河南全省，号召“共举义旗”，驱除吴佩孚、寇英杰⁽²⁰⁴⁾。其后，第十师任应岐所部第十九旅发动突然袭击，一度攻占郾城。面对反叛四起的局势，与寇英杰同赴豫南，执行缴械任务的田维勤中途告辞，表示中立。企图借机扩充军权的寇英杰反倒陷入困境，被迫退避襄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1月14日，与靳云鹗相从甚密的魏益三致电吴佩孚，要求与北伐军“暂为议和”⁽²⁰⁵⁾。吴佩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令王维城部南下，协助田维勤等部，解决魏益三。魏益三则公然调兵遣将，站在靳云鹗一边，与吴军相抗。

吴佩孚对靳云鹗、魏益三大动干戈，加速了靳、魏向北伐军的靠拢。靳云鹗通电卸职后，便秘密潜往武汉，要求“接济饷械”，以便联合魏益三，“肃清吴佩孚”，“直捣幽燕”⁽²⁰⁶⁾。随后又赶赴南昌，与蒋介石密谈驱吴反奉计划。北伐开始后，蒋介石一直对策反北洋将领十分热衷，曾任命靳云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兼豫鄂边防督办，任命魏益三为第三十军军长。靳云鹗志在取得河南，不愿困守豫鄂边境，因此只受命，不任职。吴、靳冲突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靳部师长任应岐于1月10日正式通电，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公开标榜愿“追随蒋总司令”“讨灭国贼”⁽²⁰⁷⁾。靳云鹗返回豫南后，加紧同魏益三、任应岐、高汝桐等人密谋策划。不过，表面上仍只是声讨寇英杰，并无一字攻讦吴佩孚。

这时，整个河南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各找出路，官吏幕僚纷纷准备逃亡。吴佩孚的高级幕僚杨云史有感时诗云：“西风摇落日，吹角闭孤城。举国催筹饷，诸侯但拥兵。乱山围客梦，残月带鸡声。道路皆归计，萧萧我北征。”⁽²⁰⁸⁾确实，赫赫一时的吴佩孚的势力已经分崩离析，离末日不远了。

四　顾维钧内阁的改组" class="reference-link">四　顾维钧内阁的改组

顾维钧内阁是以杜锡珪内阁代理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没有取得北洋军阀主要实力派奉系的切实承认之前，它难以安居其位。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仅一个月，便于11月9日致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等，表示难以支撑，愿即引退，请各方“共发宏谟，早戡国是”⁽²⁰⁹⁾。11月28日，顾维钧内阁全体阁员联名通电总辞职。19天之后，再次通电辞职⁽²¹⁰⁾，这一时期，北洋政权更形衰败，连装饰门面的内阁会议都难以凑集。

由于吴佩孚已明确表示，中央政权听凭奉方主持，因此，张作霖认为，组建新内阁责无旁贷。12月22日，蔡园会议决定，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任命靳云鹏为内阁总理，内阁成员以奉鲁系为主干。张作霖之所以选中“儿女亲家”靳云鹏，除了靳与奉系素有渊源外，主要是想利用他拉拢其弟靳云鹗。靳云鹏提出，以北方各将领联电公推的形式产生内阁，而不由安国军总司令直接任命。张作霖对此也不反对，因此，靳云鹏兴致勃勃地拟定就职宣言，列举《施政大纲》十六条⁽²¹¹⁾。他声称：“苟能出山，则当彻底的发挥国家主义。”⁽²¹²⁾

不料平地起波澜。12月27日，张作霖由天津抵达北京时，得知靳云鹗已被吴佩孚免职，利用靳氏兄弟牵制吴佩孚的计划成为泡影。他一时“心乱如麻”，电召杨宇霆入京，讨论改组内阁问题⁽²¹³⁾。杨认为，目前时局的关键仍在军事而不在政治，主张“继续维持顾内阁”，“以表巩固与吴佩孚方面提携之意”⁽²¹⁴⁾。张作霖的想法与杨宇霆不同，他属意于梁士诒，希望由梁出任内阁总理。然而，梁始终不肯出任。他向张作霖献策说：“若事机未臻纯熟，袖手且处旁观，亦未尝非制胜之道。”⁽²¹⁵⁾最后，奉系决定采纳杨宇霆的建议。1月7日，张作霖通电表示维持顾维钧内阁，并且劝顾：“缺席阁员，补充足额，积欠政费，设法通筹”⁽²¹⁶⁾。8日，吴佩孚致电赞成。这样，顾维钧内阁得以蝉联。

奄奄待毙的内阁出现了一丝生机。顾维钧经杨宇霆再三劝驾，开始张罗改组。他认为，北洋各实力派均应派代表入阁，以便协调政局。他首先请奉方推荐阁员，奉方表示无此必要，请他自行接洽。此时，署理陆军总长蒋雁行来电辞职，顾维钧认为，陆军总长本为奉系代表张景惠，决定请张复职。最令人头痛的是财政总长一席。张宗昌的赌友潘复觉得筹款实在艰难，要求转任交通总长。顾维钧只好另觅财长。他先同罗文幹商议。罗文幹认为“筹款毫无把握，且年关在即，尤觉不易”，因此坚决不干⁽²¹⁷⁾。顾维钧再向其密友汤尔和求援，经再三敦劝，汤勉强应允。汤尔和调任后，内务总长出缺，顾维钧请阎锡山的代表田应璜补缺。不料，田以年老体弱为辞，坚决拒绝。顾维钧知道不可强求，便改派胡维德。其余五席原封不动，即：外交总长顾维钧、海军总长杜锡珪、司法总长罗文幹、教育总长任可澄、农商总长杨文恺。七拼八凑，新内阁班子总算凑齐。

1月12日，停顿了一个月之久的内阁终于重新开议。顾维钧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一连发布了五道命令：“准免”颜惠庆内阁阁员职；“准免”杜锡珪、顾维钧两届代阁阁员职；“特任”顾维钧新内阁阁员职；“准免”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职；“特任”顾维钧“兼署国务总理”⁽²¹⁸⁾。从法律上讲，原顾内阁系代理杜内阁，杜内阁又系代理颜内阁，而颜内阁是依据曹锟时期的宪法复职的。对曾副署过讨伐奉系命令的颜内阁，张作霖一直心怀芥蒂。顾维钧改组内阁时，罗文幹主张彻底撇开颜内阁法统，奉系自然乐从。毁阁、造阁的命令同时发表，可见阁员们期望建造一个新壁垒，能得到奉系的真心支持，使此届内阁长寿。

其实，在奉系首脑心目中，支持顾维钧内阁改组只是权宜之计，一旦时机成熟，便自己登台执政。为培植奉系的政治势力，杨宇霆提出：“新旧交通系及银行界宜为一致团结，标榜主义，共助安国，其余不妨多延陪客，以示宽大。因南方有主义，得多助，北方亦应站在拥护国权与资本线上，俾使资产界助我”⁽²¹⁹⁾。这一意见深受张作霖称许。1月20日，张作霖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函国务院：表示为“礼罗耆硕，集思广益”，“赞助政府挈领提纲”，特设立外交、财政、政治三个讨论会，聘孙宝琦、陆宗舆为外交讨论会正副会长，曹汝霖、叶恭绰为财政讨论会正副会长，梁士诒、曾毓隽为政治讨论会正副会长⁽²²⁰⁾。三会共聘委员65人，“由杨宇霆、赵欣伯等多次商议，开列名单，请张作霖圈定”⁽²²¹⁾。所罗致的人员，以新旧交通系、安福系为骨干，其他分子从金融老板、外交名流到民党右派，五光十色，莫不齐全。多数人愿意为奉系捧场，少数委员，如：京津银行巨子张嘉璈、外交名流王宠惠等人，事先并未与闻，事后也不到会。三个讨论会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拉拢各方”，并不切实议事⁽²²²⁾。

实际上，为奉系办理外交和筹措军饷的政府机关还是顾维钧内阁。内阁改组的当天，便以大总统令的名义宣布：自1927年2月1日起，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即普通进口货“按值百抽二点五”，奢侈品“按值百抽五”⁽²²³⁾。北京内阁不再等待遥遥无期的关税会议的批准，独自决定开征附加税，此事引起了列强的争议。当时，美国正在酝酿赞同英国的建议，提议由列强驻华公使联合声明：“立即无条件允许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²²⁴⁾。但是，日本政府强烈反对此议。1月24日，它警告美国政府：“此声明将意味着华盛顿条约的废弃”。“日本政府反对未经华盛顿条约规定的谈判，便同意中国实施附加税的提议”⁽²²⁵⁾。

1月31日，就在列强为协调政策，勾心斗角之际，北京内阁宣布将总税司安格联免职，改派易纨士（A．H．F．Edwards）代理⁽²²⁶⁾。这道突如其来的罢免令，是由于安格联拒绝通过海关，为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所引起的。南方国民政府成功地征收新关税后，北京政府便开始筹划在其控制区内，征收华盛顿条约附加税。他们认为，“时机已至”，既然英、美愿后退一步，日本也未必肯孤军抵抗⁽²²⁷⁾。至于征收办法，顾维钧内阁认为，如果设立专职机构，容易被地方各省控制，不如通过外国人管理的海关统一征收⁽²²⁸⁾。但是，一向专横的安格联坚持认为，“海关不能征收未经条约列强批准的外贸税”⁽²²⁹⁾。他向财政总长再三声明，除非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列强一致批准，否则，“无论政府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海关都必须独立孤行”⁽²³⁰⁾。　其后，他竟离京南下，与武汉政府频频接洽。当他在汉口收到北京内阁征收附加税的指令后，立即回电表示“不能从命”⁽²³¹⁾。对于安格联这种倨傲固执的态度，顾维钧内阁“极为愤慨”。他们认为，作为中国政府的雇员，安格联“无权使自己处于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地位上”⁽²³²⁾，当时，张作霖急于用附加税增补庞大的军费开支，赞同顾维钧内阁采取强硬手段。他对日本公使芳泽解释说，征收附加税是“为讨伐南方”，因财政困难而采取的“万不得已之手段”⁽²³³⁾，在政治讨论会开幕式上，他并当众表示：“安格联为中国官吏，不服从命令，故我赞成将安免职”⁽²³⁴⁾。就这样，赫赫有名的总税务司安格联被革职了。

安格联免职令的发表扳倒了一位操纵金融、左右财政的洋巨人，是总税务司任用外国人以来的头一次。《晨报》评述说：“安格联向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既握海关全权，又负保管内外债之责，操纵金融，左右财政，历来当局，无不仰其鼻息。而安格联之允诺，可以生死内阁；安格联之言动，又可以高低公债。虽安之滥用职权有以致此，而官僚、财阀迷信外人，实为主因。举国人心之愤慨，已非一日。此次当局毅然罢免，无不痛快！”⁽²³⁵⁾

罢免安格联的命令使列强驻华公使大为震惊。英国公使蓝普森闻讯后，四处奔波，先后拜访顾维钧、张作霖和税务处新任督办罗文幹，极力迫使北京内阁收回成命，但毫无成效。于是，他便转而怂恿列强公使联合行动。

2月4日，列强公使与匆忙赶回北京的安格联一起商议对策。安格联再次重申不能奉命的理由，同时强调说，1月21日，他在汉口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已经收到北京政府征收附加税的严令，后者当即警告说：如果海关遵命征收，那么国民政府“将视其为战争法案，并将竭尽全力摧毁海关机构”⁽²³⁶⁾。与会公使一致认为，“海关机构的完整濒于危险”⁽²³⁷⁾。根据英国公使的建议，会议决定向北京内阁递交联合抗议照会。7日，荷兰公使欧登科（W．J．Oudendijk）以领袖公使身份与英、美、日、法、意使节联袂拜访顾维钧。照会称：未经所有列强的一致批准，命令总税务司执行征收附加税，“将对海关机构的存在和职能构成威胁，从而影响所有外国商业贸易，并损害中国契约债务的担保”⁽²³⁸⁾。起初，顾维钧态度强硬，答复说：“中央政府能处理这种行政琐事，不必大惊小怪。”但他得知安格联所称国民党人的态度后表示说，北京政府极愿维持必不可少的海关，内阁将重新考虑全部问题⁽²³⁹⁾。

在英国公使策动列强联合干预的同时，英籍总税务司把持下的海关继续抗命。易纨士不仅迟迟不肯出马接管新职，而且以总税务司主任秘书的名义，威胁财政窘困的北京政府。他致函税务处宣称：“如果南方口岸停止向中央金库付款，在北方控制下的口岸将拖欠外债达550多万海关两。”⁽²⁴⁰⁾

迫使北京内阁重新考虑的另一个巨大压力来自国内金融界。罢免安格联的命令公布后，各项公债暴跌，靠经营公债发财的银行家们如坐针毡。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等立即拜访顾维钧，声称这个“前所未闻的行动，在全国金融市场，特别在上海，孕育着严重的后果”。他警告顾维钧：“中国银行界的意见是，如果政府不准备有效地应付局势，最好是辞职。”⁽²⁴¹⁾同时，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也致电北京，要求内阁“收回成命”⁽²⁴²⁾。

在内外交加的强力压迫下，北京内阁意识到，为了自身的生存，必须从速解决这场危机。顾维钧与罗文幹商议后，决定请王宠惠出面斡旋。2月8日，王宠惠以政府调停人身份拜访英国公使，表示：“虽然内阁确实不能撤回罢免安格联的命令，但是它渴望找到办法，摆脱它造成的使海关难以继续其职能的困境。”⁽²⁴³⁾英国公使欣然接受调停。因为他一直担心，持续不决的僵局可能会激怒北京内阁，导致它任命一个非英籍的总税务司。在蓝普森的安排下，安格联直接参与谈判。经过一番讨价还价，2月9日，双方达成协议：“政府不强迫海关执行征收附加税的命令。”⁽²⁴⁴⁾同时，以税务处名义致函安格联，嘉奖其任职期内的“劳绩”，准假回国，一年内仍予以总税务司待遇⁽²⁴⁵⁾。于是，安格联向易纨士移交工作。在第二天召开的关税会议上，顾维钧报告说：“目下外交、内政因此事转多纠纷，不得不变通办理。”⁽²⁴⁶⁾会议决定另立征收附加税处，附设于海关内，由海关与财政部会同办理⁽²⁴⁷⁾。

2月11日，安格联正式将海关总税务司职权转交易纨士。一场来势汹汹的危机，轻描淡写地结束。

维护现存海关制度是双方根本利益所在。对于列强，海关是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关键之一，进可操纵财政金融，干预政治，退可确保条约赔款，强索各项债务。对于北京政府，关余是其苟延残喘的主要财源之一。双方都不希望破坏海关的现状。北京内阁在颁布罢免令的时候，就特别声明：“所有以关税作抵之借款、赔款，应各依原条约合同照旧履行”，各项“国债券还本付息事宜”，“继续原案，妥慎负责办理”⁽²⁴⁸⁾。这一训令意在向中外宣告，此次人事变动决不伤害现存海关制度。当它发现这场海关危机有可能成为南方革命势力摧毁现存海关制度的导火索时，便动手掐灭了自己点燃的火头。

五　奉吴河南战争" class="reference-link">五　奉吴河南战争

1927年初，酝酿已久的奉吴河南战争终于爆发。

以南下抗击北伐军为名夺取河南，是奉系的既定方针。1月26日，张作霖在北京召集奉鲁军高级将领密议，决定分兵两路南进，一路派褚玉璞由陇海线进攻开封，一路派张学良、韩麟春为“援鄂军”总、副司令，沿京汉线渡河，攻打郑州。命令下达后，奉鲁军相继开拔。5日，鲁军先锋孙殿英率第三十五师开进河南东部的归德（今商丘）。6日，奉军前锋荣臻率第十七军进占河南北部的彰德。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

奉军主力兵进河南，企图实现三个战略目的。第一，与沿津浦路南下的张宗昌部队互相策应。第二，牵制国民革命军东进，减轻东南战场上孙传芳部队的压力。第三，避免河南落入国民军手中。2月8日，在奉鲁军两路进入河南后，张作霖通告称：吴佩孚自任反攻之责，但时过半年，豫军尚未进展一步，以致北伐军势焰日张，他不能坐视这种情况，已命部队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云云⁽²⁴⁹⁾。同时，他又致电河南主要将领寇英杰、米振标、田维勤、靳云鹗等人，声明此行“专为讨赤”，所有河南将士，只要宗旨相同，就一视同仁，“从前地位军号，一仍其旧，并望协同动作”⁽²⁵⁰⁾。

张作霖又打又拉的策略加速了吴佩孚军队的分化。一向亲奉的寇英杰率先归顺，为沿陇海线西进的直鲁联军敞开了豫东大门。2月初，寇英杰以迎母回鲁扫墓为名，轻车简从，抵达徐州，先后会见褚玉璞、张学良，表示欢迎奉鲁军入豫，愿率师前驱⁽²⁵¹⁾。其后，又转途入京，拜会张作霖，恭维奉军入豫，帮助吴佩孚“讨赤”，“实属大义昭然”⁽²⁵²⁾。在寇英杰的影响下，驻军归德的豫东镇守使郭振才，占据开封的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先后通电宣布与奉方“合作”。张作霖随即任命米振标为第十八军军长、郭振才为暂编第一师师长。2月14日，鲁军先锋部队未经一战，抵达开封。

正当鲁军在侧翼战场顺利伸展之时，正面战场上的奉军主力也已将战线推至黄河北岸。奉军入豫后，在彰德收编了齐燮元的部队，又在新乡缴了王为蔚军的械。2月13日，奉军完全占领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14日，齐燮元在郑州通电下野，宣布自行开除讨贼联军副司令职责，“决不复问国政”⁽²⁵³⁾。

为了捍卫自己的地盘，靳云鹗等被迫抉择，以武力抗拒奉军的兼并。2月12日，魏益三领衔通电，公推靳云鹗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统帅各军反奉⁽²⁵⁴⁾。在推戴电上列名的有：骑墙观望的田维勤、吴氏嫡系王维城、靳军猛将高汝桐等九人。靳云鹗自己也陆续通电，指责奉军“此次出动京汉，名曰合作讨赤，实则野心勃勃”。他声称：“河南为联军根据之地”，“岂得被他人攫占”！⁽²⁵⁵⁾

靳云鹗的抗奉得到了北伐军的支持。蒋介石任命靳为河南方面北伐军总指挥⁽²⁵⁶⁾。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号召河南各界人民支持豫军的反奉战争，先后拨款数十万元⁽²⁵⁷⁾。

靳云鹗在积极运动豫军将领联合抗奉的同时，极力疏通自己与吴佩孚之间的僵局。他密电吴佩孚，表示愿继续拥戴，建议吴与国民军捐弃前嫌，和北伐军订立两不相犯的条约，同时联合晋阎、皖陈，开创新局面，中兴直系⁽²⁵⁸⁾。此时，吴佩孚虽坐镇郑州，但手下可用之兵已不多。他要求张作霖速令奉军停止前进，警告说：奉军入豫，若“以威力行之”，恐“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逞，绝友先见”⁽²⁵⁹⁾。张作霖自然不听这一套。吴佩孚于无可如何之中，不得不听任靳云鹗出面，组织抗奉的“新局面”。

2月15日，靳云鹗就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19日，通电谴责张作霖“破坏统一，蔑视中枢，谋复帝制，密约卖国，蹂躏民权，摧残同胞”等六大罪状，正式向奉军宣战⁽²⁶⁰⁾。列名的有：河南保卫军副司令米振标、田维勤、魏益三，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建国军总司令樊钟秀，军长王为蔚、庞炳勋、陈文钊、梁寿恺、王维城、于学忠、任应岐、贺国光、陈德麟、贾万兴、张治公、柴云陞、王振等26名将领。除铁杆降将寇英杰等人外，河南各路首领均列名其间。就连宣布接受奉方委任的米振标也榜上有名。张牙舞爪的奉军使河南将领人人自危，靳云鹗反奉既得到吴佩孚的首肯，又得到北伐军的支持，因此，能在短短数日之内，将一向矛盾重重、号令难一的河南将领连为一体。

正当靳云鹗树起河南保卫军旗帜之际，北伐军利用军阀内讧，长驱直入，开进杭州。2月20日，张作霖召集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等人密议，决定奉军专负解决河南之责，直鲁军集中津浦线，全力南下，援助宁沪⁽²⁶¹⁾。会后，奉军武汉卿旅进驻开封，接管陇海线战事，鲁军孙殿英部奉命由汴赴徐南下。2月27日，奉系首脑再次聚会，商议入豫军事部署。与会将领一致主张迅速进军，由京汉、陇海两路双管齐下。同时，调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入关策应⁽²⁶²⁾。

为了抗御奉军渡河，深入河南腹地，靳云鹗率师北上，将嫡系高汝桐、任应岐等部布防于荥泽、郑州、新郑一带，意在与奉军相拼⁽²⁶³⁾。他公开表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²⁶⁴⁾

正是这种危亡感推动吴佩孚与靳云鹗站在一起。2月25日，吴佩孚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靳云鹗任北路，守京汉线，巩固黄河；田维勤任东路，由陇海路进展；王为蔚任后方，策应两路；魏益三任南路，维持信、郑间交通；张治公任西路，严守陕洛⁽²⁶⁵⁾。3月1日深夜，靳云鹗微服抵郑，在吴佩孚面前声泪俱下，慷慨陈词，表示“愿以一死报大帅”，但他声称“行军在统一指挥，目下我军兵械既弱，若再不能团结，前途实鲜乐观”⁽²⁶⁶⁾。在吴佩孚的准许下，靳云鹗改编河南直系各军为16个军，自己仍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以魏益三为副司令，王为蔚、田维勤、张治公等分任各军军长。这样，就形成了吴佩孚全军与奉军决战的态势。

奉军在军事行动之前，首先以电报展开政治攻势。2月17日，张学良率先领衔声讨靳云鹗“负恩叛上，纵敌误国”⁽²⁶⁷⁾。20日，褚玉璞接着指责靳云鹗“阴结赤党”，“盘踞中州，翻令赤贼猖炽，屠毒长江”⁽²⁶⁸⁾。3月3日，奉系老将张景惠、张作相、吴俊陞联名警告吴佩孚，“勿袒靳云鹗，以妨合作”⁽²⁶⁹⁾。6日，张宗昌又单独电劝靳云鹗“悬崖勒马”⁽²⁷⁰⁾。一时间，电报满天飞，大有先礼后兵之势。其实，奉军迟迟末动，主要是想争取阎锡山协同作战。为此，前敌主将韩麟春亲赴太原游说，但阎已看准方向，准备择机易帜。因此，韩麟春游说无效。3月5日，他复电张作霖说：“冯玉祥、蒋介石、靳云鹗、阎锡山共同一气。奉军此时若入豫，晋军将由娘子关冲出，断我归路。必须分前队一部守石家庄，以防晋军。”⁽²⁷¹⁾韩麟春使命的失败，标志着奉、吴、阎“三角讨赤联盟”的完全崩溃。

争取盟军的计划落空后，奉军只好单独作战。3月5日，张学良奉命抵达卫辉，召集前线军事会议，研究渡河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三路：东路为荣臻第十七军，自阳武渡河，进攻阳桥、惠济桥一带；西路为赵恩臻第十一军，自修武渡河，进攻虎牢关；中路为于珍第十军，在黄河铁桥北岸集结，相机渡河，直扑郑州⁽²⁷²⁾。7日，下达总攻令，张学良亲临前敌指挥。东路因米振标的合作，进展顺利，中路、西路均遭到吴军的抗击。中路战事尤为激烈。战斗打响之前，驻守黄河铁桥的吴氏嫡系王为蔚军，奉命将铁桥拆毁，并在南岸构筑工事，严阵以待。7日，于珍指挥中路大军搭浮桥抢渡，被吴军的猛烈炮火击退。张学良立即调上重炮部队，狂轰吴军阵地。两天过去了，只闻奉军炮声隆隆，不闻吴军回击枪响。张学良推测吴军已后撤，下令于10日晚乘夜色偷渡。奉军渡至中流时，突然南岸枪炮齐鸣。在探照灯扫射下，居高临下的吴军炮无虚发，打得奉军舟洞人溺，损兵折将达3000人。11日晚，天色突变，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而来。张学良再次下令冲锋渡河。军至半渡，吴军故伎重演，奉军再次溃败，死伤又达3000人⁽²⁷³⁾。

败报传回北京，张作霖等人决定，中路暂缓急进，集中兵力向东路发展⁽²⁷⁴⁾。于珍以前敌总指挥身份，率军驰往东路。3月11日，东路奉军自阳武渡河，冒雪挺进，13日攻占中牟，威胁郑州。黄河铁桥北岸的吴军担心后路被断，弃阵撤退。14日，中路奉军在张学良、韩麟春的指挥下，乘势渡河，向郑州追击⁽²⁷⁵⁾。16日，西路顺利渡河。在三路大军合围的形势下，郑州无险可守，吴军只能弃城出走。17日，荣臻第十七军占领郑州。吴佩孚逃往巩县，靳云鹗率部退往新郑。

正当奉军摆酒庆功之际，靳云鹗开始集结队伍反攻。

3月16日，正当奉军围攻郑州之际，已经投降奉军的米振标所部突然由前方自行撤退。张学良急令驻开封的三个混成旅火速赴前线应敌。奉军当即与靳军主力高汝桐、任应岐两师接火，激战约6个小时，靳军诈败。奉军穷追不舍，至白沙车站附近，误入靳军所设的地雷阵。奉军二名旅长、三名团长当场阵亡，士兵损失达两千余人。靳军乘机回戈反攻。奉军纷纷溃退，行至开封车站，侦探报称，魏益三军绕道由朱仙镇攻来。正在此际，米振标的毅军又在中牟响应河南保卫军。在靳军、魏军、毅军的合围进攻下，奉军残部沿陇海线退往归德。战斗中，于珍负伤。17日，靳军完全占领开封⁽²⁷⁶⁾。

东路反攻获胜后，靳云鹗力主乘势反攻郑州，魏益三则坚持不能孤军行动，必须配合北伐军，共同作战⁽²⁷⁷⁾。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靳云鹗决定独自率军反攻。他下令以高汝桐为前敌第一路指挥，任应岐为第二路指挥，全军连夜出发，于20日开始总攻。

郑州反攻战前后持续五天。双方在郑州以南小李庄车站东西一带激战。靳军数次突破，逼近郑州，都被奉军拼力击退，双方均伤亡惨重。24日拂晓，靳军再次发动凌厉攻势。前敌总指挥高汝桐亲率敢死队，乘装甲车三辆，从正面冲锋，同时命步兵自两翼出击。奉军亦以铁甲车出战。因车行太猛，无意之中车前挂钩将靳军铁车挂上，一时无法拆开。双方都开足马力猛曳。奉方急中生智，对靳军铁车开炮，平射贯入，洞穿三车，靳军机车被毁。奉军将车拉回。靳军中锋失利，两翼接连败退⁽²⁷⁸⁾。事后，奉军开车检查，方知高汝桐亲自在车内指挥，已中弹身亡，参谋长沈其昌等人奄奄待毙。张学良对此十分感慨，特地为高召开追悼会，致挽联云：“陷胸断脰是男儿，死非其所，痛矣；沐雨栉风先士卒，事不得人，惜哉！”⁽²⁷⁹⁾

高汝桐是靳云鹗所倚重的心腹勇将。高阵亡后，靳军群龙无首，全线溃退。奉军乘胜追击，连克重镇。其后，靳云鹗又组织过几次反攻，但都没打出声色。奉军渐次控制河南干线。3月26日，于珍部在直鲁军的配合下，复克开封，打通陇海线。31日，荣臻部占领许昌。4月中旬，南下奉军抵达漯河，与入豫的北伐军对峙。

奉吴河南战争是北洋军阀史上最后一次较具规模的混战。战争的挑动者奉系打着“讨赤”的旗帜，兼并异己，争夺地盘；战争的另一方，河南直系将领的状况虽较复杂，但仍未能脱出军阀的窠臼。保卫军主将靳云鹗基本上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旧式军阀，对于北伐军委任的军职，只肯暗中受命，不肯公开就职。直到最后被迫与奉军决战时，为争取国民政府的援助，才宣称“彻底改革，厉行民治”，“以三民主义为信条”⁽²⁸⁰⁾。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靳云鹗从未实施过任何改革，依然横征暴敛，欺压民众。这也是河南保卫军不可能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

河南战争加速了北洋军阀的崩溃。吴佩孚的直系残余自此土崩瓦解，从军阀的行列中消亡；奉系虽然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和利用吴军裂隙，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受到了重创。战争的结局使奉、吴、阎“三角讨赤联盟”解体，奉系成了孤家寡人，同时使南北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奉系必须与北伐军刀枪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