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国民党统治的危机

一　国民政府的改组" class="reference-link">一　国民政府的改组

自上年制宪国大之后，国民党便酝酿改组政府，改变一党独裁形象。1947年初对中共的和平攻势失败后，国共关系全面破裂，制造全国和平统一的表象已不可能，国民党尤其需要在军事进攻的同时，摆出民主的姿态，争取舆论与民心，也对美国的“关心”予以回应⁽¹²⁰⁾。在改组政府之前，1947年3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立法院增加委员50人，监察院增加委员25人，国民参政会增加参政员44人，其中均包括了青年党、民社党和社会贤达代表。3月15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开幕，讨论结束训政促进行宪问题，蒋介石在开幕词中称：“本届全会对于行宪准备时期本党的地位和职责，应该特别有一个详尽的检讨和明确的决议……现在宪法既经颁布，在建国程序上，我们就要进入宪政时期，在政治形态上，就要由一党负责的时期过渡到各党派和全民共同负责的时期。”⁽¹²¹⁾23日，三中全会通过《宪政实施准备案》，表示“本党之政治设施，应以从速扩大政府基础，准备实施宪法为中心”；“国民政府扩大基础后，在三民主义原则指导下，依据宪法基本精神所为之各项设施，本党应予以全面之支持”；“本党与国内其他和平合法之政党，应切实合作，共同完成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¹²²⁾。3月31日，国民政府公布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组织法。至此，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改组政府一事进入国民党的议事日程。

在讨论改组政府问题时，国民党与民社、青年两党的争执所在，表面是施政纲领应如何决定的问题，实际是权力如何再分配的问题。施政纲领是政府施政的指导方针，民、青两党既自诩入阁参政，自然要显出其与国民党的不同之处，尤其是不能如国民党那样以老大自居，在许多问题上更愿打出民主旗号；而国民党既要走改组政府这步棋，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对民、青两党曲予优容，总要在表面上像那么回事。3月5日，蒋介石召见民社党张君劢、徐傅霖和青年党左舜生、余家菊，讨论改组政府问题。18日张君劢致函蒋介石，提出：“同人以为和平建国纲领，本为各党共同参加政府时代之决议，此纲领就年来之国内局势与主席最近之演说观之，已有出入，新政府之施政方针何在？令人有惘惘若失之感。兹特列举各点为商讨之资（另纸列陈），此项和平建国纲领依旧保存，此外加以补充。窃愿本此精神先行商讨，俾各党有一共守之信条，此后实行之际倘有背驰之处，则各党有进退之自由。”⁽¹²³⁾民社党和青年党各提出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草案，民社党案强调以政协的《和平建国纲领》为准绳，试行行政院负责制，并提出仍以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青年党案除与民社党案相近处外，强调开放地方议会和政权，使各党派平等参加。政协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其实在一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已经精神全失，但国民党还可以此作为搪塞外界指责的工具，因此对民、青两党的提案，国民党除了在中共问题上有所争执外，其余未表反对⁽¹²⁴⁾。实际上，关于施政纲领问题，国民党与民、青两党间都不过是为了敷衍外界而已，在改组政府时表面热闹，改组过后即置之度外，实际上的讨价还价集中在政府阁员的分配问题上。

在政府的改组过程中，国民党极力想拉进著名的党外人士，以装点民主的门面。然而民盟与国民党本非同道，自然不可能入阁，余下的所谓党外人士只有青年和民社两党。可是民社党自参加制宪国大以后，党内对未来政治走向看法不一，张东荪等已有退党之意，副主席伍宪子一派对张君劢在制宪、入阁等问题上自作主张很不满意，要求由中常会决定党内大政。对于入阁与否，民社党内有主张全面参加者（蒋匀田、戢翼翘等），有反对参加者（张东荪、叶笃义等），双方争执不下。民社党的核心人物张君劢虽然赞成改组政府，但明确表示暂不入阁。他在写给魏德迈的信中，谈到不入阁的原因是，最近几个月里，在中国迈向民主的道路上还没有什么有希望的征兆，国民党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变化，国民党采取的许多行动并无平等和公平竞争精神⁽¹²⁵⁾。虽然如此，张君劢却不能不考虑党内要求入阁的呼声⁽¹²⁶⁾。最后由张君劢以主席身份决定参加并提出了民社党方面的名单，但只出任国府委员和行政院政务委员⁽¹²⁷⁾。不过民社党因为张君劢不入阁，对部长的争夺似还收敛一些，青年党则将改组政府看作捞取实惠的好机会，对国府和行政院成员均要求比民社党多一席，完全是赤裸裸地伸手要官，令有识者为之齿冷⁽¹²⁸⁾。青年党不仅要求参加中央政府，而且力争参加地方政权，要求四川一厅长一省委，湖北、湖南、江苏、福建、广东一厅长，江西、河北、安徽、辽宁一省委，因为这样“不但足以掩护党务活动，而且可以藉政权在手，吸引下层群众，争取乡镇保甲长，以为竞选之准备”⁽¹²⁹⁾。

4月16日，蒋介石与民社党张君劢，青年党曾琦，社会贤达代表莫德惠、王云五等共同签署《共同施政纲领》。“纲领”共有十二条，基本内容是：1．改组后之国民政府，以和平建国纲领为施政准绳，由参加之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同负责完成宪法实施之准备程序；2．以政治民主化及军队国家化原则，为各党派合作之基础，在此共同认识之下，力谋政治上之进步与国家之安定；3．外交政策，应对各友邦一律平等亲善，无所偏倚；4．中共问题仍以政治解决为基本方针，只须中共愿意和平，铁路交通完全恢复，政府即以政治方法谋取国内之和平统一；5．提前试行行政院负责制，行政院依国府委员会之决策，负执行全责；6．行宪前之行政院院长人选，国民政府主席在提出任用时，应征求各党派之同意；7．对各省行政，本军民分治与因地制宜原则，作彻底之检讨与改革；8．凡因训政需要而设立之法制与机关，应予废止或裁撤；9．彻底整理税制及财政，减轻人民负担；10．严格保障人民各项自由，严禁非法逮捕与干涉，其因维持社会秩序避免紧急危难而必须予以限制者，其法律应由国府委员会通过；11．今后所举办之外债，应专为稳定并改善人民生活及生产建设之用；12．各省市县参议会及地方政府，应尽量使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共同参加⁽¹³⁰⁾。同日，国民党中常会决定，各级政府、机关、团体、学校，在政府改组后停止举行总理纪念周，不再悬挂党旗，不再诵读国父遗嘱，但各级党部照旧举行纪念周。

4月17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修改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推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副主席，张群为行政院院长，孙科为立法院院长，居正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¹³¹⁾，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同时选派2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陈立夫为秘书长，作为全国政治的指导机构。18日，《国民政府组织法》正式公布，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新任国民政府委员二十八人，其中国民党十七人，除五院院长外，还包括党政重要负责人张继、邹鲁、宋子文、翁文灏、王宠惠、章嘉呼图克图、邵力子、王世杰、蒋梦麟、钮永建、吴忠信、陈布雷；青年党四人，为曾琦、陈启天、何鲁之、余家菊；民社党三人，为伍宪子、胡海门、戢翼翘⁽¹³²⁾；社会贤达四人，为莫德惠、陈光甫、王云五、包尔汉。当日，蒋介石对报界发表谈话，称政府改组为“自训政进入宪政之重要步骤”，“我国之政府权力，以往属于国民党负责，此次改组以后，将由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及社会贤达所共同行使。国民政府委员会将在此过渡时期行使其职权，执行国民大会之决议，而完成本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始行宪之准备工作”。为了与《共同施政纲领》和平解决中共问题的精神一致，蒋介石声称：“倘中共放弃其以武力夺取政权之行动，能为国家之团结统一而合作，则该党仍有参加政府，从事建国工作之机会。”⁽¹³³⁾

4月23日，国民政府发表行政院组成人员名单，其中国民党十六席，包括院长（张群）、内政（张厉生）、外交（王世杰）、国防（白崇禧）、财政（俞鸿钧）等关键部门；青年党三席，为经济部长李璜、农林部长左舜生及政务委员常乃惪⁽¹³⁴⁾；民社党二席，为政务委员李大明、蒋匀田⁽¹³⁵⁾；社会贤达四席，为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交通部长俞大维、卫生部长周诒春和政务委员缪云台；同日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至此，国民政府改组完成。5月1日，张群首次向立法院报告新内阁的施政纲领，称其基本方针为：1．多方努力迅速结束军事，早日实现政治解决国内纠纷，恢复统一；2．力求收支平衡，努力整理通货；3．遵守宪法精神，保障人民自由，严惩贪污；并称“立法院与行政院系并立而非对立，希望立法院体谅事实困难，信赖行政院之经验及能力，两方面切实保持联系”⁽¹³⁶⁾。

虽然国民党声称“国民政府改组完成之日，即为训政开始结束之时”，然而，修改后的国民政府组织法仍以训政时期约法为根据，而国民党则称“实行主义保卫民国之责任，则义应积极继承而决不有丝毫之诿卸”⁽¹³⁷⁾。不仅中共对政府改组不屑一顾，斥为“不过是继承袁世凯旧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诸特点，将无一而不相像”；民盟认为其“实与民主和平团结统一的途径背道而驰”；一般社会舆论也认为，“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纵然是多党政府，而实质仍是一党负责”⁽¹³⁸⁾。即便国民党的合作伙伴青年党也不能不承认，除了在中央当花瓶之外，国民党“在各地之地方政府及民意机关，甚至各地选举事务所，竟拒绝青年党党员报名竞选，由此可见国民党仍欲把持地方政权，操纵选举，尚缺乏合作诚意，故要求开放地方政权，实为急切需要”⁽¹³⁹⁾。

而在极力主张改组政府的美国人眼中，青年党与民社党的追随者之少，使将他们拉入政府努力的重要性仅仅在于具有名义上结束一党统治的象征意义。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认为，现在估计政府改组的意义还为时过早，因为以往历次政府改组都只具有对外的意义，而在中国国内很少发生有影响的变化。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政府的实际权力没有真正的改变，它们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国民党手中⁽¹⁴⁰⁾。可见，政府改组在美国人眼中并没有国民党预想的效果⁽¹⁴¹⁾。实际上，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目的，除了表面文章之外，是拉各党为“剿共”内战共同负责。结果不出三月，所谓各党派联合政府便通过了“戡乱动员”案，为国民党的内战政策抹上了一层“民意”色彩。

二　反战运动的高涨" class="reference-link">二　反战运动的高涨

国民党在战场上失利的同时，其后方爆发了一场来势甚猛的反战运动，此次运动以大学生为主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使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大为动摇。

学生运动最初起因于经济危机。自2月间经济紧急措施实施之后，物价在强力管制下略为稳定了两个月。4月下旬以后，物价再度开始急速上涨，上海5月的物价指数比4月上涨了70％，米价上涨更为惊人，4月为15万元1担，5月急涨为31万元，翻了一番以上，较之上年下半年6万的均价上涨了四倍以上⁽¹⁴²⁾。不止一座大城市爆发抢米风潮，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呼声高涨。5月5日成都的抢米风潮，导致两人被打死，全市戒严，整个社会呈现不安与动荡之势。如《大公报》社评所言：“因物价腾昂，生活不安，人心浮动，几乎处处都在闹事，事事都有风波，一种阴霾恐慌的气象遍布各地。”⁽¹⁴³⁾

大学生本为社会上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抗战以后，由于公费制度的实行，大学生不需要为生计而操心，即使是在日益高涨的通货膨胀之中，大学生的基本生活仍然得以维持。然而，战后通货膨胀的日趋恶性化，使定额公费远远追不上物价的上涨，严重影响了学生的生活。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伙食“看不见一滴油，吃不到一片肉，连一天两顿干饭一顿稀饭的伙食都不能维持了”；北京大学“由于最近物价暴涨，自本月（指5月——作者注）五日起改食丝糕，白开水一碗，青菜一碟，完全素食”；即使在素有贵族学校之称的燕京大学，也开始供应玉米面、黄豆面和小米。以至校园里出现了这样的打油诗：“内战声高，公费日少。今日丝糕，明日啃草！”⁽¹⁴⁴⁾舆论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政府“除以军事为重外，似对其他建设较为淡漠，尤其是对教育的视线，几乎是视若无睹，遑论教育建设，各校经费拮据，直接原因当归于此”⁽¹⁴⁵⁾。对于抗战时期的困难学生尚可忍受，而战后反不如战时，这对敏感的大学生们的思想是一个极大的刺激。进入5月以后，各大学校方和教职员率先要求提高待遇⁽¹⁴⁶⁾，对于学生的行动也是一个鼓舞。

5月起始，各大学校园都处于动荡之中，而最先酿成风潮的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大学生们。5月13日，中央大学学生第一次向政府发起请愿，要求副食费增加一倍，但行政院秘书长甘乃光接见请愿学生时一派官腔，不仅对学生没有安抚，居然说出什么：中国穷，物资缺乏，所以物价亦涨，你们吃不饱，是实在的情形，可是，全国人民都吃不饱，我也吃不饱，我的儿女也吃不饱。甘的一番言词更激怒了学生，中大学生立即决定联合全国大学采取一致行动，导致学运迅速兴起，很快便到了国民党难以控制的程度⁽¹⁴⁷⁾。

5月15日开始，南京学生连续举行反饥饿请愿游行。政府官员不是温语劝慰，而是一副官僚架势，不能缓和学生的情绪。教育部部长朱家骅表示，学生要求“为绝对办不到的事”；学生问“钱哪里去了？”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回答，“头可断亦无力答复”；学生复追问“为什么军费可以增加？”“为什么打内战？”⁽¹⁴⁸⁾因为请愿未达目的，中大学生决定，如果政府不同意学生要求，将举行无限期罢课。南京学生的行动，很快得到各地学生的支持。上海复旦、同济、交大和杭州浙大等大学派出学生代表赴南京，参加向政府的联合请愿。北平学生从17日起先后罢课，18日走上街头，向市民宣传反对内战，受到青年军士兵的围攻，学生多人受伤，进一步刺激了学生的激烈情绪。北平学运自始即喊出了“立即停止内战，反对武力统一”、“恢复政协路线，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口号，表现了此次学运强烈的政治性⁽¹⁴⁹⁾。

学生运动之起，来势迅猛，多少出乎国民党意外。国民党官僚机构事先既无防范，事起则一片慌乱，除了沿用一贯的高压手段外，别无他法。5月16日，行政院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学潮，教育部长朱家骅“主张采严厉办法”，但王世杰认为，学潮“一因经济的压迫遍及各校员生，一因内战之结束无期，人心苦闷”，“学潮之解决，究非警察所能为力也”⁽¹⁵⁰⁾。但此时军事与经济形势对国民党均极为不利，它不能容忍学潮再动摇其后方统治。18日，国府委员会匆匆通过《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称：“京沪等地，竟有若干学校学生，及一部分工商界职工，相率集众请愿，迭提过当要求，出以越轨行动，妨害公务，阻碍交通，显系有意鼓动风潮，扰乱社会秩序，破坏行政措施……实亦政府所难坐视。”“办法”规定不得越级请愿；请愿代表以十人为限；如有学生罢课、民众罢业、罢工，及游行示威等情事，各地行政主管机关应采取必要措施，或予以解散；凡不遵守以上规定者，当地政府应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止。当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责学运受“共产党直接间接之策动”，“以达成其夺取政权，推翻中华民国之企图”，因此“决非政府所能许可，亦决不能有所姑息”。在这个谈话中，蒋声色俱厉地质问，“国家何贵有如此之学校，亦何惜于如此恣肆暴戾之青年”，“将不能不采取断然之处置”，完全没有了一国元首的气度⁽¹⁵¹⁾。教育部据此通令各大学，“近来学生之罢课游行，请愿要挟，荒废学业，扰乱治安，逾越教育范围行为，殊应予以纠正”；下令“已罢课者，即日复课，并查明滋事分子，分别主从，从严惩处，为首者一律开除学籍”⁽¹⁵²⁾。由此可见，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离社会的脉搏相距甚远，他们已经完全被自身的既得利益蒙蔽了眼光。

国民党的处置并未能压抑学生运动，反而激起了学生反抗的高潮。5月19日，京、沪、苏、杭区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在南京中央大学集会，决定次日举行联合请愿游行，会议通过的宣言疾呼：“我们不要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要饭吃，要图书，要仪器，要教授，要安定的生活”；要求全国教育经费提高到总预算的15％；学生副食费增至10万元，以后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一律享受公费待遇；提高教职员工待遇，并按物价指数逐月调整；请政府拨付充分外汇，交学校定购图书仪器及科学器材。会议通过的游行口号包括“反对内战”、“遵循政协路线”、“反对征兵征粮”等内容⁽¹⁵³⁾。

5月20日这一天，南京、北平、天津等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在南京，游行历时自晨至晚，学生与奉命阻拦的军警宪兵发生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学生数十人受伤、被捕，是为“五二〇惨案”。在北平，游行最富于政治性。学生们明确地将反饥饿与反内战联系起来，在宣言中声明：“老百姓要团结，和平建国，而这反动腐败的一群却要实现武力统一，征兵征粮，一切为内战，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在这紧急关头，为着千百万老百姓要活命，为着我们自己要活命，我们忍痛暂时牺牲学业，放下书本，进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其后又在递交北平行营的请愿书中，明确提出：“我们追根求源，知道目前中国社会一切混乱不安的局面，都是因为政治上不民主及打内战的关系，所以我们更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内战，恢复政协路线，实行民主政治。”⁽¹⁵⁴⁾这些要求将这次学潮定位在反内战的政治层面，呼应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使此次学运发展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运动，这是与中共的领导和动员分不开的。

自上年底反美学生运动发生之后，中共对国统区组织发出指示，认为“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正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要求“必须注意纠正对群众运动与民主来潮估计不足的右倾观点”，加强对学校学生组织的领导、发展和巩固⁽¹⁵⁵⁾。还在此次学运发生前，中共已确定了国统区工作战略策略是，“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去，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有了经济斗争的广大基础，也易于联系到反特务反内战的斗争上去”⁽¹⁵⁶⁾。学运兴起之后，中共认为“蒋管区要饭吃、要和平、反对借外债打内战的任何一种斗争，不管其主观想法如何，其客观意义都在搞垮蒋介石统治，甚至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乃至相互埋怨，美帝国主义对蒋借债的犹疑，都可看作搞垮蒋介石统治的间接帮助。所以我们尽管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借款的斗争，向蒋政权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¹⁵⁷⁾。与反美学潮的突发性不同，此次学运基本上是在中共预先有计划地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中共以“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工作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行动策略为基础，从一般群众可以接受的反饥饿、求生存口号入手，继之以反内战的政治性口号，目的是利用国民党政策的不得人心，造成国民党后方的不稳，从而配合战场作战⁽¹⁵⁸⁾。

学生运动既起，如同时论所言，“反内战，反饥饿，是人民一致要求，无论何人，登高一呼，自会万众响应，群起支援”⁽¹⁵⁹⁾。社会各界对学运多持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态度，因为饥饿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学生，也关系到社会各阶层。著名学者马寅初在中央大学演讲，愤愤地说：“请愿就是承认政府，与革命不承认政府完全不同，而政府不准，不知其用心何在。”他将一切问题归之于“内战造成的恶果”，“内战不停不得了，内战一天不停，风潮一天不息”⁽¹⁶⁰⁾。北大和清华教授一百余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提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郁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治本之道，在求实现其正当合理之要求；治标之法，亦惟有疏导，以缓和其情绪。此乃政府起码的责任，亦当局应有的措施”。对于时局，平、津各大学教员在宣言中声明：“一切纷扰现象，根源胥起于经济危机，则又为长期内战之恶果。一切学潮工潮，均为当前时势下必然之产物。默察当前情势，无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俱已临于崩溃之边缘，危机迫于眉睫。政府如仍长此敷衍支吾，不迅采釜底抽薪之有效办法，最后势必同归于尽而后已！继续战争，决不能解决困难，而只有引起更大之困难。党政军各方面欲图自救救民，唯有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办理善后，此外别无他途。”上海各大学教授几十人亦发表《对学生运动之意见》，表示学生主张“不可厚非，倘能一一贯彻，实可挽回国家民族的危运于无形”⁽¹⁶¹⁾。即使是亲国民党的北大校长胡适，虽碍于身份未公开支持学运，但对学运也未大加谴责。他一方面呼吁学生“以理智抑制住感情之冲动”，一方面表示希望当局与校方合作，“保护青年安全”。更有意思的是，他在蒋介石声色俱厉的讲话的次日发表谈话称，“所谓学生受共党煽惑，此说不甚公平，应当说是青年在困难无路中的烦闷较为合适，一个国家政治未上轨道，政治不满人意……学生必然要干涉政治”，话中透露出对学生的同情⁽¹⁶²⁾。北平“五二〇”游行未发生大的冲突，与胡适事前向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疏通有一定关系。

此次学运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舆论态度。原本立场左倾的上海《文汇报》自不待言，它与《联合晚报》和《新民晚报》因被国民党当局认为“连续登载妨害军事之消息，及意图颠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论与新闻”，被淞沪警备司令部下令于25日起停刊。素称中国社会舆论喉舌、政治立场较为中立的《大公报》，其天津版此次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据时人统计，《大公报》天津版在学运期中，发表社论11篇，专论三篇，特写三篇，以及大量的通讯报道，正面反映学运情况，主旨是停止内战，实现和平。上海版总编辑王芸生5月中旬恰在北平、天津公干，他在北平和天津各大学演讲，“简直与学生论调一致”，他对津版编辑部面授机宜，对于学运态度“居中而偏左”。事后他又撰文，表示反内战反饥饿不单是青年学生的要求，实是全国善良人民的共同呼声，并大声疾呼：赶快停战！快快和平！这是全国人民的要求，更是北方人民的生路。因此有人论为：“北方学潮之风起云涌，《大公报》不为无力。另外一点是，除该报的文字号召外，王芸生的口头宣传，得力尤大。”⁽¹⁶³⁾无论此种说法的真实性究竟如何，对于一年前因《可耻的长春之战》社评，反对中共攻占长春，而遭中共尖锐批评的《大公报》，此时此刻的言论，表示出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政权的离心倾向。北平市政府在致蒋介石报告学潮的电文中承认，“综观此次学潮，社会人士明知学生系受奸匪煽动，但生活不安，人同此感，仍不免寄予同情。客观情势如此，强制消弭，似难奏效”⁽¹⁶⁴⁾。

“五二〇”大规模游行发生之后，国民政府一方面于23日的国务会议通过《调整文武职人员待遇》和《追加公费学生膳费》案，给学生与公职人员适当安抚；另一方面下令对各地学运加强防范与镇压。淞沪警备司令部、平津警备司令部等军警机关，均发出严禁游行示威的命令，学运在严酷环境下渐趋回落⁽¹⁶⁵⁾。

国民党指责学生运动为中共“利用之工具”，就前述中共对学运的领导而言，学运当然与中共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国民党并未追问何以学运是中共的工具而不能成为国民党的工具，根本原因还是国民党战后的一系列政策失去了民心。就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承认，中国学生较之其他国家的学生更能反映民心所向，他们是社会中最为敏感的分子；他们日渐同情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而非他们中绝大部分人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反动政府⁽¹⁶⁶⁾。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一篇评论，题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对国统区学生运动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过去五四运动时期和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¹⁶⁷⁾

与学生运动发生的同时，国民党操纵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内部也在酝酿着和平运动。自抗战胜利后，参政会便甚少开会，制宪国大召开之后，参政会本已失去其作用，但因为民盟拒不参加国大，同时又未退出参政会，国民党还想利用这个机构为自己的政策抹上更多的民意色彩，遂有参政会开会一举。不料，聪明反被聪明误，民盟正好利用参政会这个合法机构和场合，发起反战和平运动，使国民党一时狼狈不堪。

5月20日，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在学运高潮中开幕，若干参政员发起的和平运动引人注目。民盟参政员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韩兆鹗联署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提出“吾人主张，既求政治解决，只有政治解决，凡国内一切政治问题所构成的党派纠纷，必须在和谐融洽之空气中，用协商方式，本着相忍相谅之精神，以寻得结果”。建议：1．依据政协路线，重开和平会议；2．恢复国共联系，商讨停战方案；3．政府停止征兵征粮征实；4．尊重人权，保障自由，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恐怖行为⁽¹⁶⁸⁾。26日，大会通过临时动议，要求讨论和平方案，并邀请中共参政员来京出席。邵从恩、褚辅成、张难先等也提出和平方案，要求“政府重申和平意愿，恢复和平谈判，邀请中共速派代表进行商谈，并由参政会组织一特种委员会促进和平”。许德珩、钱端升、周炳琳等亦有《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提出⁽¹⁶⁹⁾。参政员的行动实际反映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呼声，《大公报》为此连续发表了多篇社评，认为“国共纷争骑虎难下，仇恨越搞越深，如不猛然回头，速化干戈为玉帛，则兵连祸结，尚无止期”，希望参政会“尽其最大最善之努力，争取和平，务求迅速实现”⁽¹⁷⁰⁾。

对于学生运动，国民党可取高压手段，但对于合法的参政会，国民党有点无可奈何。5月28日，蒋介石亲自出马在参政会演讲，声称“当前国家最大之隐患，在于是非观念之混淆，与利害认识之不明，以致丧失共同之目标”。何为“是非”与“利害”，蒋责以“在共产党迫使政府不得不以武力遏止破坏统一之武装行动时，而若干社会舆论，只以战争责任加之政府，反对征兵征粮，全不思此种痛苦之原因，系何方所造成”。晚间蒋宴请全体参政员时，更是声色俱厉地说：现政治、经济、军事皆临极危，但最要在明是非。中共区人民还要苦，何以不向他们诉苦，而责我征兵征粮。军警制止学潮，是奉令，不能以昆明事件比。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等殉职，是光荣。中共虽暂胜，必为我灭⁽¹⁷¹⁾。在当时情况下，蒋的这番讲话，多少给人以色厉内荏之感。在蒋的授意下，国民党参政员在会上大肆鼓吹“唯有派大军剿共，方有和平，政府是戡乱，不是进行内战”；“与共产党谈和，等于向日本人投降，与土匪妥协，请政府明令讨伐”⁽¹⁷²⁾。结果，会议通过《共军扰乱情势日迫请政府速派大军分路应援以挽危局而救民命案》等“讨共”案，而和谈案则决议交驻会委员会“本此次大会之精神，于最短期间促成和平之实现”⁽¹⁷³⁾。实际上，无论战与和均非国民参政会这样的“民意机关”所能决定，这也是参政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国民党很快就不需要这个工具了。

尽管国民参政会通过了若干“和平”议案，但此时已非一年之前，形势的发展已经使中共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对与其谈和根本不屑一顾⁽¹⁷⁴⁾。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新华社社论，将此次国民参政会会议称为“不但是一辆破车，并且已经抛锚了。以CC系、复兴系为中心的一切反动派，在这次参政会上结合起来，要帮蒋介石推动破车。但是，蒋介石失败的命运，决非他们所能挽救，也决非任何人所能挽救”⁽¹⁷⁵⁾。

学生运动的猛烈兴起，社会各界的反战呼声，加上经济危机的日甚一日，使国民党疲于应付，统治基础大为动摇。从蒋介石当时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其忧心之虑：“上月间经济、物价、学潮与政治、军事，可谓险象毕呈，尤以参政会开会期间为甚，而奸党之造谣滋事，其势亦几至不可遏止，幸我当机立断，始告平服，现国内部分舆论，虽仍持异议，惟鉴于治乱世用重典之义，此亦良非得已，固未遑葸葸顾虑也。”⁽¹⁷⁶⁾蒋心中的“乱世重典”即不久之后出台的“戡乱动员令”。

三　国共对前途的不同估计" class="reference-link">三　国共对前途的不同估计

1947年年中，全面内战已经打了一年，国民党未能达成预期目的。政治上，制宪国大及其通过的宪法未能整合社会力量于一个共同目标，反而加剧了社会的分裂；经济上，以黄金潮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以及随后而起的学潮，极大地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外交上，不仅对苏外交一筹莫展，对美外交也无重大突破，美国援助未能如国民党原先之预期；最重要的是在军事上，经过一年的战争，国民党承认“以优势之装备及兵力，未能一举击破匪军主力，且于各战场屡遭局部重大之失败”。他们认为原因是，“在精神方面国军于抗战胜利后不无和平苟安轻视匪患之观念，缺乏旺盛坚勇积极战斗之意志，稍受挫折，又存惧匪之心理，或有观望不前，消极避战之行动，在指挥方面国军由于江西剿匪及八年抗战习惯过度保守及被动，一般指挥官缺乏独断专行与密切协同之精神，每每行动迟缓，各自为战，频失战机，不但不能制匪，反为匪所制，多因战略上之分离，及战术上之突出，予匪以可乘之机，致遭重大损失，始而失之骄，继而失之惧，遂致因惧而处处被动，由指挥过失所招致之失败，益影响战斗精神及士气之低落”⁽¹⁷⁷⁾。

由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的种种失利，国民党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自信，党内弥漫着一种悲观气氛。一般人不论，即便当初主战最力的人，现在也感到情形之不容乐观。阎锡山致蒋介石函中认为，“依现在情况，三个月后局面恐有大变化，病如到了不可救药时再治，那就徒劳了”；傅作义“谓以如此政治如此军队剿共，直不知何年才能告一段落”；陈立夫感叹，“不想军事已到如此地步”；白崇禧“讲到剿共军事屡摇头，表示无把握”；胡宗南电告蒋，“当前战场我军几均处于劣势，危机之深，甚于抗战”⁽¹⁷⁸⁾。蒋介石的头号大将陈诚一方面辩称“自己不能负责，因为命令多不由彼决定或发出”，向人抱怨蒋“几次之不当罚彼经过，直使其不能做下去”；另一方面又大叹“军队根本不够，况尚多不好用者”，“颇露消极之意，谓俟局势稍好转即将引退”，全没有了上年“三五个月解决中共”的“豪气”⁽¹⁷⁹⁾。作为一个军事行动的旁观者，陈光甫在6月6日的国府会议上听了陈诚的军事报告后写道：我得到了确定无疑的印象，陈诚将军正面临着困难，战争在继续，而他的战线正越来越虚弱，他的报告充满了踌躇和不定，没有任何最后胜利或何时能得到这样的胜利的保证。这与我一年前得到的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在一次蒋介石为欢送何应钦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任职的聚会上，陈诚和高级军事将领全体出席，大家充满了希望与自信，认为政府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胜利可以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来到，并以共产党的失败而告终⁽¹⁸⁰⁾。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多份报告中，认为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由于经济和军事状况而加速恶化，不安与失望日见增长，共产党的威望因为华北和满洲的军事胜利而大大加强。他甚至已经预见到国民党内开明派上台或中央政府瓦解的可能性⁽¹⁸¹⁾。

不仅是国民党军方对前途不乐观，政界人物也感到了形势的严重。6月18日，国民党中政会讨论时局，张继认为，“现在真是江河日下，今日并非不信总裁，不过派往东北军队都是精华，这种精华消耗到不精华将如何。我们不能尽恃命运，到北方不保恐南方亦难保，到那时又将如何”。邹鲁谈及，“我每谈共匪必须打，旁边即有劝我，留点余地吧，可证人心之已死”。原先主张对共缓和的孙科在会上发言：“剿共最少必有两个把握之一，即美国援助吾人剿共，苏联不助共匪扰乱，今可明确的认识，美国不助我内战，而苏联确切的助共叛国，如此我们剿共决无把握。”可见国民党内高层对形势估计极其严重，但如何解救这样严重的形势，众人全无良方。王世杰的印象是，“大多数人均有重大恐惧心”。不少人主张退出东北，相当多数人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将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彭学沛感叹：“美军部甚悉苏联野心，惜美国政事必听舆论以为准绳，今如有能转移美国舆论之论说在美发表，是最需要最有力的一法。”梁寒操甚至建议在东北实行张治中在新疆所用和苏一法，起用张学良，真给人以方寸尽失，病急乱投医之感⁽¹⁸²⁾。陈光甫在进入国府委员会后，经过几次会议的讨论，总的印象是：目前的困局找不到出路。军事上，进展不令人鼓舞；经济上，形势是危险的；除非美国大规模经济援助的介入，我看不出目前的形势如何收拾。政府处于无望之中，他们不知该做什么，既没有明确的政策也没有有效的方法解决问题⁽¹⁸³⁾。

面对国民党的颓势，蒋介石只能决定动员全部力量，作殊死之搏。国民党军事屡屡失利之后，蒋对军队将领的演讲和训诫明显增加，在鲁南失败之后，蒋更直接走上军事指挥的前台，决定由自己亲自指挥作战。他在高级将领军事研讨会上抱怨说：“我亲口说的话，亲手订的计划，告诉前方将领，不仅没有人遵照实行，而且嫌我麻烦觉得讨厌！以为委员长年纪老了，过了时代，好像家庭里面的一个老头子，唠唠叨叨，什么都管，尽可不必重视他。”他认为“这就是你们一切失败的总因”。他告诫军队将领：“对于前方后方的情形，我所知道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清楚，我所想到的比你们任何人都要周密，只要你们照我的指示，实实在在的做到，我就可以保证你们成功。”⁽¹⁸⁴⁾这倒真像一个大家长在苦口婆心地训斥一群不懂事的孩子，而且确实如蒋自己所言，是有点老年人的唠叨了，无奈孩子们不争气，令家长也徒唤奈何。从此，国民党军的行动“必受到蒋先生亲署命令方生作用”，更进一步养成了将领们的谨慎心理和依赖心理，更不利于作战积极主动性的发挥。何况，蒋介石的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尤其远隔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即便亲令，也是“一曝十寒，无甚效果”。蒋此举在国民党内被认为是“愈独裁愈不近人才，同时愈不放心人愈非私不用”⁽¹⁸⁵⁾。蒋亲自指挥的结果，并未能改变国民党军事每况愈下的不利局面。

蒋介石挽救危局的另一重要措施是实行全国总动员。由他手批的《剿匪战事之检讨》提出：“剿匪军事，不仅为一单纯的军事问题，且有其政治性与经济性，不仅为中国国内问题，且有其国际性与世界性，故剿匪军事实为一可大可小，具体而微之战争，举凡与战争有关诸条件，如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均含于剿匪问题之中。如仅以军事力量作战，而其他力量不发生作用，就战争之立场言，则为战力分散，乃军事上之孤军深入，即为被匪各个击破之态势。……故剿匪军事，非局部之戡乱，乃一可大可小，具体而微之世界战争，即在政治经济外交上，均非动员不可。”⁽¹⁸⁶⁾在3月间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由张继领衔提出“请对共产党问题重行决定态度案”，全会宣言并宣称，对中共“军事叛乱自不能不采取坚决迅速之措置，而予以遏止”，实际即预示全国总动员的即将实行⁽¹⁸⁷⁾。其后山东和东北战场的接连失利、经济紧急措施的失败、学运造成的政治震撼、社会上的谈和呼声，使蒋介石只有使出加强控制，进行全国总动员这一招，以挽救国民党统治的危机。5月24日蒋自记：“时局逆转，人心动荡，军、政、经、社，均濒危殆，奸党为遂行其推翻政府夺取政权之意图，其在前方则广泛展开武力斗争，攻城略地，着着进逼，而在后方各大都市，则鼓动风潮，扰乱社会，更无所不用其极，而此次参政会中，亦既为只求和平不顾利害之空气所笼罩，而本党同志又大都苟且自全，随声附和，革命志业，委以尸解，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若不早下决心，用斩钉截铁手段，拨乱反正，则因循延误，更难挽救，故决定先肃清后方，安定社会，再图军事之进展也。”⁽¹⁸⁸⁾东北战事紧张之时，蒋介石又记：“东北与华北战局紧张，人心动荡特甚，党内同志多失信心，顿呈忧惶之象，且有主张放弃东北，撤守关内者，余则主张应先决定明令讨共问题，一面全体动员，改革内政与币制，以一民志；一面仍进行宪政，如期召开国民大会。”⁽¹⁸⁹⁾国民党的政治路向又走到了一个转折关头，“戡乱动员”呼之欲出（有关情况请参第十二卷）。

与国民党的悲观沮丧相反，中共内部却洋溢着一派乐观气氛。还在学运兴起之时，毛泽东便兴奋地写道：“一切事变都证明我们估计的正确。”“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军的胜利，一方面是蒋管区人民斗争的前进，其速度都是很快的。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民主的、独立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应当迅速地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¹⁹⁰⁾6月14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工委刘少奇和朱德去电，谈及“我们身体均好，我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敌人内部互相埋怨日见增多，士气日渐下降，对前途悲观。我们则信心甚高，士气甚壮”；“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¹⁹¹⁾。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等人的电报中，对一年的战事作了总结：

（一）第一年作战，除山东外，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在一切区域均已停止，其在陕北虽尚有进攻能力，但已变为游击性的，我军将逐步转入攻势。

（二）第一年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连同非正规部队，共112万人。

（三）经一年作战，国民党军士气已衰，厌战情绪高涨，民心尤为厌战，蒋政权已陷孤立。

（四）我第二年作战应争取歼敌100个正规旅，使敌由数量优势变为劣势。

（五）我已有112个旅90万人，此外还有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

（六）第二年作战任务：山东、太行两区力求占领长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领甘、宁大部，北线力求占领中长、北宁、平承、平石、平绥、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领沈阳则更好⁽¹⁹²⁾。

根据中共公布的战报，自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一年间，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97个旅，78万人，非正规军被歼灭34万人，两者共计112万人，其中被俘68万人。中共部队损失36万人。国民党军净占中共解放区面积19万平方公里，人口1800万人，城市84座。但从1947年3月开始，在国民党最为看重的城市方面，中共所得已超过所失。到6月为止，国民党军一线攻击部队只有15个师40个旅，占其总兵力的不到五分之一，表明其攻击力已接近枯竭。更重要的是，中共在一年战争中，俘毙国民党军将级军官202人，其中上将1人，中将9人，“战争的这个令人惊异的特点，最是表现双方士气的悬殊”。所以陕北军事观察家自信地宣称：“根据这些客观事实，一方愈战愈强大，一方愈战愈弱小，前途胜败如何，人们不难作出科学的判断。”⁽¹⁹³⁾

还有一件事可作为中共自信心的重要象征。在中共部队的作战方法中，破路一直是重点，抗战刚刚结束时，破路甚至是中共部队最重要的行动。但在1947年6月，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的指示中，已经明确提出：“现在我军作战业已全部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反攻，过去需要破坏的铁路，现在一般地已无此种需要，相反，如果现在还不停止破坏铁路，我们就将做出错误。因此，从现在起，除作战时因为战术上的某些需要，仍可予以局部性的战术性的破坏外，一切大规模破坏铁路的行为应予停止。……此外，对于一切普通公私建筑物、道路、桥梁、矿山、工厂、机器、军用或民用物资，均照上项原则，除战术上必要者外，一律重申禁令，不得破坏，即使暂时可被敌利用，亦不要破坏。”⁽¹⁹⁴⁾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的时间来解决，从过去这一年的成绩来看是有可能的”⁽¹⁹⁵⁾。这表明中国形势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转折关头。展望未来，摆在国民党和中共前面的是两种不同的估计，不同的发展前景，而根据一年来的形势发展，中共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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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鲁南的整二十六师为中央系，整五十九、七十七师为原西北军，整五十一师为原东北军，彼此互有矛盾，打一部他部不会全力增援。

(2) 《鲁南首战以歼敌二十六师为宜》（1946年12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91页。

(3) 《马励武致友人信》、《马励武日记》，枣庄市出版办公室编：《鲁南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153页。

(4) 《马励武日记》，《鲁南战役资料选》，第152页。

(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54页。

(6) 《郑州绥署鲁豫边区作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8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62页。

(7) 陈诚：《告剿匪各部队官兵书》，转引自《大众日报》1947年3月10日。

(8) 国民党政府军的指挥每逢重要战役必定层次重叠，即以鲁南作战为例，南线的指挥层次为：蒋介石——陈诚——薛岳——欧震——各军师长，很难想象在这样重叠的指挥系统下，各部队能有多少主动性的发挥。兼之上级对下级干涉过多，不仅影响下级的独立自主能力，而且上级的指挥也无法适应战场情况的瞬息万变。这与中共强调在统一指挥下充分发挥下属主观能动性的作战指导方针恰成鲜明对比。

(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380页。

(10) 《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1947年1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03—604页。

(11)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第71页。

(12) 国民党鲁南会战计划于1月30日下午5时由国防部作战会报讨论，5时半即已为中共通过秘密渠道得知。

(13) 《宜在鲁南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1947年1月3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649页。

(14) 《第三野战军征战日志》，第118页。

(15) 《华东野战军莱芜战役命令》（1947年2月10日），中共莱芜县委宣传部编：《莱芜战役资料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73页。

(16) 中共部队当时还缺乏机械化能力，完全靠徒步行军，为了保密只能昼伏夜行，能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转进几百里山路，行动是相当迅捷的。

(17) 谢声溢：《徐州绥靖概要》，第85页。

(18) 蒋介石：《剿匪战役之检讨与我军今后之改进》（1947年2月19日），军事图书馆藏档；《对于最近社会经济军事情势之分析》（1947年2月17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21页。国民党军事将领对攻占临沂亦极为乐观。陈诚称“中共之损失极大，现正向鲁西溃退”；“中共此次集合号称二三十万人之众，败后残余渡河者当不过十万人”。空军司令周至柔报告，临沂一战，共军因空军轰炸伤亡七八千人，毁汽车千余辆，陈毅主力被迫向泗水方向退却（《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17、20日；《郭汝瑰日记》1947年2月15日）。实则中共部队是主动转移，而当时中共部队还很少有汽车，所谓千余辆汽车明显是夸大其辞。这种虚报战果的情况，在很多情况下影响到国民党的作战决策。以至蒋介石其后训诫部下，“过去我们的作战计划往往凭借空军的侦察报告而下判断来决定的，但照这次莱芜战役的经验，空军的侦察并不能作为唯一可靠的根据，以后还是要你们靠陆军本身在前方实地的侦察来决定，前方将领在必要时，就可以依照你们自己所得的实际情况，决定计划，独断专行，向敌人进攻”（《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蒋总统集》第2册，第1578页）。

(19)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14页。王耀武自始即对李部南下计划态度消极，认为南进孤军深入，补给困难，且使胶济线兵力空虚。李仙洲南进后亦电告王：鲁南未有决战征候，鲁中为中共根据地，共军决不会轻易放弃。但陈诚认为共军是已败之师，无足顾虑，要王耀武在事关国共存败之时具有决心，顾全大局（《莱芜战役前后敌情综合介绍》，军事图书馆藏档）。

(20) 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1页。

(21)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山东省政协、莱芜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莱芜战役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国民党方面战后总结则认为，“第二绥区未能恪遵本部迭次指示，使新泰莱芜我军坚守待援，反饬令其退却，致于半途遭优势匪军截击，蒙受重大损失”（《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39页）。

(22) 周士观：《回忆我所参加的军事策反工作》，《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1辑，第28—29页。韩后来以突围而出的身份回到南京，蒋介石不明底里，居然大夸其“从莱芜带了一百余人，在敌人的后方横行五六百里，历时十余日，最后安抵青岛，……如果共匪真的厉害，韩师长又何能以这样薄弱的兵力横行于这样广大的匪区？”（《国军剿匪必胜的原因与剿匪战术的改进》，1947年4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64页）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国民党最高统帅尚且如此不知彼不知己，何论其下属。其后，蒋一度安排韩为侍从室武官。一年后，由于其与中共的关系暴露，张治中将正在西北任职的韩送往上海，后潜赴香港。

(23) 据王耀武回忆，在他下令撤退前，曾派人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认为：敌前撤退不利，既已下令北撤，应特别注意后尾及两侧的安全。而李仙洲在撤退时将此完全置之不顾，使蒋事后大为恼怒（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4—125页）。

(24) 李仙洲：《莱芜战役蒋军被歼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第91—94页；刘贯一：《关于争取国民党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的工作情况报告》（1948年1月3日），《莱芜战役纪实》，第104页。

(25) 粟裕在战后总结中认为，进占临沂的国民党军离华野预定在北线发起攻击的时间（最早为18日）不过四天距离，如其继续前进，“则在我打响第二天即可赶上与北线之敌会师”（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军事文集》，第298页）。国民党方面在战后总结中也认为，徐州绥署未能“使欧震兵团适时迅速放胆跟踪追击，进出蒙阴新泰，致匪得以充裕时间，集中全部兵力，围攻我新泰莱芜。至廿四日，徐州绥署始转用十一师六十四师由临城北进，已不及挽救战局”（《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39页）。

(2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2页。

(27) 谢声溢编：《徐州绥靖概要》，第94页。国民党自己也承认，“我方情报每欠确实，易受匪方宣传所惑，且传递迟缓，多失时效，致影响上级指挥官之判断”。这其中原因很多，但国民党军脱离群众当为重要原因之一。国防部甚至在作战总结中提出，“我部初至一地时应避免人民之一切招待，并与人民断绝往来为原则，盖匪常假装民众，乘机暴动，使我措手不及”（《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第39、43页）。

(28) 《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莱芜战役纪实》，第287页。

(29)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18页。

(30) 《陈诚对鲁南战役的检讨》，军事图书馆藏档；《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莱芜战斗详报》，韩浚：《国民党第七十三军和整编第四十六师莱芜就歼纪实》，《莱芜战役纪实》，第287、162页。

(31)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5—396页。

(3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94页；王耀武：《莱芜蒋军被歼记》，《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29页。

(33)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27、30日。某次，郭汝瑰至徐州总部与顾研讨作战计划，当要写下来时，顾“噜苏半天，于大处全得不着要领”，可见其在一般军事将领心目中的印象（《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28日）。

(34) 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军事文集》，第304页。

(35) 《徐永昌日记》1946年12月3日。

(36) 《熊式辉日记》1946年11月18、19日。

(37) 国防部第三厅第二处：《绥靖作战检讨》（二），第75—78页，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3页。

(38) 《军官训练团第二期第一次战术小组讨论一般战法综合汇编》，《第二期军事小组讨论结论汇集》。

(39) 蒋介石：《对匪军战斗手册之研究及对策》，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第262页。

(40) 《匪情之分析与剿匪作战纲要》（1947年5月15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14、117页。

(4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334—335页。据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所谓重点进攻计划并未发现己方的原始资料，而系根据中共方面之资料判断其存在（同前，第335页）。但据时任国防部三厅厅长、主管作战的郭汝瑰的回忆，国民党军攻占延安之后，蒋介石即令国防部三厅研究陕北战事结束后的兵力转用计划，三厅提出的方案是：1．局部各个击破案，即以主力监视中共主力，然后选择局部目标，集四五倍于敌的兵力加以歼灭；2．主力决战案，可选三个主攻方向，山东、豫北或陕北。结果蒋选择了山东。郭认为“这便是以后山东重点进攻的由来”。“进攻山东，是他主观以为进攻延安后，就可抽调主力在山东寻求决战，是进攻延安后的临时决策而不是预定计划”。“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蓄谋已久。他之所以选定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是想为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撑持门面，借此以证明解放军不能‘负隅’，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很有把握罢了。但他不懂得开辟新战场，实际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形成的道理。蒋介石本人在战略上就根本还未着眼到重点进攻，更未想到钳形攻势。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初意也只是想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便转用兵力，但兵力转用何处也并无定见。至于重点进攻山东，那是以后才决定的。即使到那时，他也未着眼到钳形攻势。同时，陕北和山东相去甚远，也不可能发挥钳形攻势的作用。由此可见，蒋介石配合协调各战区的本领很差，很不高明”（《郭汝瑰回忆录》，第243—244、420—421页）。如据郭的说法，则所谓重点进攻更可能是蒋介石本人根据战场情况的适时决策，而非事前精心计划的结果。

(42) 《陆总徐州司令部鲁中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7册；《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250页。

(43) 《郭汝瑰日记》1947年4月18日。

(44) 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1947年5月20日），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临沂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孟良崮战役》，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2页。

(45) 《放弃歼敌十一师的计划拟一部南下鲁南华中》（1947年5月3日陈粟给军委的报告），《孟良崮战役》，第31页。

(46) 《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1947年5月4日）、《不性急不分兵诱敌深入相机歼击》（1947年5月6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52、59页。

(47) 据战后国民党军战俘云，顾祝同认为当面情况不明朗，北进有风险，但陈诚以整七十四师战斗力强，可以造成有利战术形势为辞，力主即行北进（《孟良崮战役》，第249页）。

(48) 蒋介石曾令汤恩伯“先发制人”，“惟第一步行动，必须快速，最好改变我军向来重装迟钝、日行夜防之旧习，而转为轻装远探、夜行晓击之新作风”（《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25页）。但前线指挥官的普遍心态是避免决战，企图以其兵力优势压迫中共部队北撤，或等中共部队疲惫后再行出击，可以自保兼邀功。此一战略上的速决和战术上的犹豫不决构成了很大的矛盾，为中共创造了作战机会。

(49)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18页。国民党通过情报得知坦埠为华野指挥部所在地，企图一举摧毁华野指挥中心，但华野指挥部此时已移至坦埠东北的西王庄。

(50) 《须不失时机歼击一路好打之敌》（1947年5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70页。

(51) 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孟良崮战役》，第213页。

(52) 粟裕：《孟良崮战役总结》，《孟良崮战役》，第216页。

(53)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14日。

(5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9页。

(55) 第十九旅一个团撤至张部附近，后奉令掩护张部右翼，于战中被歼。

(56) 《战俘供述：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孟良崮战役》，第252页。

(57) 《战俘供述：对孟良崮战役的检讨》，《孟良崮战役》，第251—253页。

(58)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32—433页。关于这一点，粟裕在莱芜战后总结中已有精辟的说明：“敌人在指挥上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怕分散为我各个歼灭，随时将兵力集中。加上部队素质差，因此抓得更紧，靠得更拢，四五万人挤在东西六七里、南北仅三四里的狭小区域内，无法展开，在我炮火杀伤后迅速为我歼灭。这从反面说明了兵不在多，而在于谁能首先展开兵力火力，并高度发挥其作用，谁就能胜利。”（粟裕：《莱芜战役初步总结》，1947年3月8日，《粟裕军事文集》，第308页）孟良崮战役的结果再次证明了这一看法的正确。

(59)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1页。

(60)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3页。

(61)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7页。

(6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46页。

(63) 国民党方面一直称张灵甫等为自杀，此处据陈毅、粟裕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据最后调查证实，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确于16日下午2时解决战斗时，被我六纵特（务）团副团长何凤山当场所击毙。”（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64) 《国民党一兵团孟良崮战役战斗详报》，《孟良崮战役》，第428—429页。

(6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56页。

(6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7页。

(6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2—463页。此役李天霞的整八十三师和黄百韬的整二十五师离张灵甫最近，但两部先则后退，致整七十四师被围，后又未积极救援。蒋介石严令李天霞17日到达孟良崮，但李部直至19日才到。李天霞打仗惯于保存实力，自诩为打巧仗，不打硬仗。上年苏北作战已受过撤职留任处分，此次战后李天霞被撤职查办，但最后仍不了了之，1948年复出担任徐州“剿总”下辖的第一绥靖区副司令。黄百韬则受到告诫处分，因他非黄埔出身，自感后台不硬，此后作战较为积极。汤恩伯也于战后被撤职，由范汉杰接任。

(68) 《郭汝瑰日记》1947年5月17、1日。

(6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1页。

(70) 《主席对孟良崮战役之讲评》，《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55—57页

(71) 《军委关于歼灭第七十四师的意义及下一步行动方针给陈毅等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52页。

(72) 於凭远、罗冷梅等编：《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77页。

(7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08页。

(74)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86页。

(75) 《西安绥署延安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9册。国民党政府军进攻延安的全部部署当时就由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传给了延安。熊自1939年起即在胡身边工作，国民党1943年6月进攻延安的计划，1946年5月进攻中原的计划，都是由熊传给中共。此次进攻延安情报的传递堪称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一次成功的情报杰作（参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76) 《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战局形势的通报》（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26页。

(77)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关于保卫延安的命令》（1947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23页。

(78)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0页；《郭汝瑰日记》1947年3月21、22日。但国民党内也有不少人认为，“延安为一空城，攻延安无非关闭和谈之门，且可使世界知政府有力攻占延安而已，军事上无何价值可言也”（《郭汝瑰日记》1947年3月14日）。

(79) 《瓦窑堡会战经过概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9册。

(8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78页。中央工委后进驻河北平山县西柏坡。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暂时留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同前，第181页）。

(81) 《毛泽东军事年谱》，第563—564页。中共中央留在陕北，恰恰印证了国民党内对占领延安不以为然者的担心。徐永昌认为，延安被占后，“陕北共党若折回扰胡宗南之后，则可征其有力，如被迫仅至扰晋，则无能为矣（吾将以此测中共前途）”（《徐永昌日记》1947年4月11日）。事实证明了徐之担心。胡乔木认为，“毛主席力排众议，坚持要把党中央留在陕北，确是一个伟大的战略部署，也是他在书写自己一生历史的辉煌篇章中的‘得意之笔’”（《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481页）。

(82) 《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1947年4月9日的通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17页。

(83) 《关于陕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九个电报》（1947年4月2日给中央军委的电报），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彭德怀军事文选》，第220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

(84)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确切行动去向，国民党始终未能真正搞清。6月8日，胡军刘戡部曾进至离毛泽东等在靖边县王家湾的驻处只隔一个山头处，当晚，中共中央紧急转移，次日脱险。以中共中央机关几百人的队伍，和国民党十余万大军周旋一年而安然无恙，亦可谓战争奇观。

(85) 胡宗南年谱称：“我则全待后方补给，车运艰难，虽有延咸、榆延、延洛、清绥诸公路，时遭阻截，以至前方士兵，既须裹粮而战。部队则须易地取粮。溯自延安作战之前，联勤总部仅补给干粮十五万份，以后即无补充，陕西省府军粮支应，尤乏热忱，后勤如此，每致影响战机，如四月三日我整一、整九十师会克瓦窑堡，次日即以粮尽，回至永平；十六日整一军再克瓦窑堡李家岔，十八日须南下补充；五月七日整二十九军到林家畔高家河，整一军到刘子坊坪，皆以粮尽空投补给。”（《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207页）

(86) 《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1947年4月15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18—1119页。据熊向晖回忆，胡宗南进入延安后，仔细看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住宅，在枣园毛泽东住处，发现一张纸条，上写：“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熊向晖：《地下十二年与周恩来》，第80页）胡军在陕北的行动恰成此写照。

(87)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782页。胡军在陕北作战期间，基本没有实地情报，只靠空军侦察和电台测向，所知极为有限。加以陕北人烟稀少，地处荒凉，后勤供应大成问题。整一师师长罗列向胡宗南报告：“竟日行军，每于拂晓出发，黄昏入暮始克到达。夜则露营，构工戒备，毫无休息。是以人则疲劳，马则困顿。伤落倒毙日渐增多，战力消耗极剧。人马时致枵腹，故不特军纪日衰，且士气已远非昔比。临履实境，时切心痛。”（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88) 《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6页。

(89) 《贺龙年谱》，第440页。

(90)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3册，第783页。

(91) 《志大才疏阴险虚伪的胡宗南》（1947年5月9日），《新华社评论集》（1945—1950），第155—158页。

(92) 东北国民党将领对停战多不以为然，认为“军事不宜久停，若再拖延半载，则匪势坐大，不堪收拾”（《熊式辉日记》1946年8月22日）。

(93)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页。杜此一计划9月间已拟好，因国民党正集中注意力于张家口战役而暂缓进行。

(94)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621页。宋子文因担心进攻安东可能引起马歇尔的不满，曾面请蒋停止进攻，但为蒋所拒。

(95) 《林彪彭真陈云致萧华等电》（1946年10月20日），陈廉：《决战的历程》，第273页。

(96) 《辽沈决战》（下），第623页。

(97) 《南满集中主力歼敌拖延敌对北满进攻》（1946年12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577页。

(98) 《熊式辉致蒋介石函》，1946年11月21日，Hsiung Shih-hui Collection，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99) 国民党在东北（包括热河）当时有7个军（21个师）约20万人，特种部队5万人，地方部队15万人，总共40万人。还在东北大规模战斗爆发之前，林彪便分析了国民党的弱点：“顽在东北的最大困难，为彼如兵力集中，则广大地区落在我手，且无法寻求我决战；彼如分散，则被我各个击破。其进攻时，如兵力在一师以下，则有被我消灭的最大可能；若分兵守碉，则一营以下即有被我消灭的危险。”（《林彪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23日）

(100)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446页。

(101)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1册，第341页。

(102) 陈廉：《决战的历程》，第396页；《萧劲光回忆录》，第363页。

(103) 《东北局关于东北目前形势和任务的决议》（1947年5月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藏中央档案馆，第77页。

(104) 《钳制关内敌军配合东北作战》（1947年5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第66页。

(1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57页。

(10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4—467页。

(107)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阵中日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7页。

(108) 郑洞国认为，当时如果中共部队立即向四平攻击，四平可能守不住，但因为中共部队在四平外围“忙于分兵略地”，使陈明仁“得到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整顿部队，安定人心，加强防御工事。解放军因而失去了一个重大胜利的机会”（《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457页）。其他国民党战场指挥官也有同样看法。

(109) 陈明仁：《四平之战》，《四战四平》，第349页。

(1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65页。

(111) 据亲历守城战的七十一军八十七师师长熊新民回忆，守卫铁西的八十八师师长彭锷打到最后，只身逃到铁东，陈指示下属不准放过来，“后来还是下面私自放他过来的”。而已经当过一次俘虏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建议陈明仁突围，陈板面告之：如再有胆敢言突围者，以扰乱军心论处，立即枪毙！（熊新民：《一九四七年四平战役回忆》，《四战四平》，第355—356页）

(112) 《四平兵团防守计划》，《四战四平》，第433—438页。

(113) 陈明仁认为八年抗战都未遇到如此猛烈的炮火，熊新民则称“战斗之残酷，真是不堪回忆”，“是我生平打街巷战斗中最残酷的一次”（《四战四平》，第350、354—355页）。

(114) 《阵中日记》上册，第292页。

(11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9页。

(116) 参李天佑：《四平攻坚战总结》，《四战四平》，第143—156页。

(117) 《阵中日记》上册，第287页。即便在晚间，守军也使用照明弹或柴油照明，协助防守。

(118) 据国民党资料统计，其空军在四平作战过程中各型飞机出动2000架次以上（《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716页），蒋介石称其为“第一首功”。

(119) 《东北一年》，《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第52页。

(120) 杜鲁门在其声明中曾声称美国援助将给予改组后的民主政府，这也是国民党改组政府的目的之一。政府改组后，经济部长陈启天即以非国民党籍部长身份，向美国要求二三十亿美元的大规模援助，并称，美国不能待和平及政治改善后，援助中国，倘是项援助无望，则中国只有面临经济崩溃之途，而美国亦不免受其后果（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34页）。而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即将举行，也是国民党改组政府的动因之一。

(121)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6页，1947年印本。

(122) 《宪政实施准备案》（1947年3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54页。

(123) 《民社党张君劢上蒋主席告各党参加政府之意见函》（1947年3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5页。

(124) 《陈布雷副秘书长上蒋总裁报告讨论国府改组后之施政方针案情形呈》（1947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5—797页。

(125) Chang Chun-mai to Wedemeyer，July 26，1947，Chang Kia-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26) 据张君劢对董必武所言：为安插追随其个人数十年之党员及维持其生活起见，故参加政府之立、监两院及参政会与宪政实施促进会四机构，希望中共予以谅解（《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民社党活动情况的报告》，《中国民主社会党》，第370页）。

(127) 因为入阁一事，民社党内意见不一，1947年5月，民社党中常委孙宝刚等因不满张君劢作为，成立革新委员会，8月，副主席伍宪子等人亦参加革新委员会，在《告全国同仁书》中，指责张君劢“自食其言的参加了国大，接着又忸忸怩怩的参加了所谓四民意机构，又支离破碎的参加了国府。……张氏受少数人的把持，竟一意孤行，前后翻覆，置大多数同仁意见于不顾”（《中国民主社会党》，第414页）。结果造成双方均自开代表大会，自称代表民主社会党的情况出现，民主社会党最终分裂。

(128) 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青年党则因党中闲人甚众，亟思借参加政府而多获位置，对中央及地方政府均思取得甚多之位置，对今后政治之改进，似无任何真正理想或信仰（《王世杰日记》1947年3月3日）。

(129) 《陶希圣函陈民社党青年党方面之希望》（1947年3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4页；《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青年党》，第307页。青年党首领曾琦曾经坦率地告诉蒋介石：行政院必须改组，吾辈无所谓，吾辈部下就希望分得几部做官吃饭（《黄炎培日记》1946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25页）。陈启天出任经济部长后，党内某老至其家，边哭边说：“不给我做次长，我便死在这里不走。”（陈启天：《寄园回忆录》，第227页）

(130) 中央训练团编：《宪政实施参考资料》，第266—268页，1947年印本。

(131) 蒋介石曾想提胡适为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他亲自敦请胡出任此职，并请王世杰和傅斯年促胡接受，但胡表示不入政府则能为政府之一助力，终未接受（《王世杰日记》1947年2月9日）。

(132) 民社党原提4人，由于徐傅霖坚辞（表示不愿干空头委员），临时未任命，直到6月6日，徐才被任为国府委员。伍宪子表示在党内纠纷未决前，暂不就职，8月15日，国务会议免去其委员职务。

(133) 《蒋主席为国府改组成立发表谈话》（1947年4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二册，第798—799页。

(134) 李璜被任命后一直未上任，原因是“经济部职权太小，吃力不讨好，党徒欲进经济部者太多，难以完全容纳，次长人选争夺剧烈，深恐开罪一方；又加以其川康干部多不主张就任，李璜因鉴于种种困难，为保持其干部信仰及领导地位，故坚决不就经济部长”（《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李璜坚辞经济部长内幕及青年党要求参加地方政权目的的专报》，1947年5月31日，《中国青年党》，第306—307页）。青年党改推陈启天任经济部长，常乃惪任国府委员，郑振文、杨永浚任政务委员，5月18日由国民政府公布。

(135) 李大明当时滞留美国未归，不久后又参加民社党革新派，8月15日，国务会议免其委员职务。

(136)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97页。张群对于政府的前途并不乐观，他坦率地对黄炎培说：我是没有办法才上台的，国民党关系四十年，蒋关系四十年（《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24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2页）。

(137) 《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1947年3月24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0页。

(138) 《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1947年4月22日），《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第8页；《中国民主同盟对时局宣言》（1947年4月25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21页；《国民政府宣布改组》，《大公报》（上海）1947年4月19日。

(139) 《国民党中央联秘处关于中国青年党第十一届全代会经过的专报》，1947年9月15日，《中国青年党》，第312页。在青年党十一大上，决议向国民党交涉开放地方政权，解除各地方党政军对青年党之压迫歧视，如无圆满结果，则考虑退出政府（《中国党派》，第108页）。

(140)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234；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19，27，1947，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p．90，99．

(141) 司徒雷登直率地对急于得到美国援助的蒋介石说，他尚未得到任何指示，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政府已经做出了决定。美国政府首先关心的是，任何可能采取的财政援助应该真正有利于全中国人民，而不是任何派别或集团，这样的援助不应使内战延长，也不应使内战中的一方得益。短期内，政府应尽快结束主动的军事行动，同时向共产党敞开大门。目前的政府改组，应使未来进一步的改革成为可能。这是华盛顿的中国友人和所有热心公益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5，1947，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99）。

(142) 《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第121、169页。

(143) 《须要替老百姓找生路》，《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13日。

(144) 《向炮口要饭吃》，1947年印本，第46页；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在第二条战线上》，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145) 《严重的教育问题》，《益世报》（北平）1947年2月23日。

(146) 上海复旦等4所国立大学校长致电教育部称，“教职员生活困苦已达山穷水尽之境，非空言所能慰藉，务恳迅予提高待遇”；北大教授180余人透支4亿元，其中最多者为600余万元，校方称，如此下去，教授即将无法教书；清华大学教职员要求，“迅照现实物价指数，调整公教人员生活待遇，俾能略具薪水之资”；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批评“教育经费太少，故教师待遇很低”，决议要求提高待遇，否则“当考虑适当步骤以求上列决议案的有效实施”（《文汇报》1947年5月3日；《大公报》（天津）1947年5月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页；《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13日）。

(147) 《文汇报》1947年5月14日。国民党对于学生要求自有说不出的苦衷。全国享受公费待遇的大学生有36万，每月每人需供米2.3斗，副食费为学校所在地公教人员生活补助费的七分之一，以5月的市价计，在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城市中，两者合计每人每月共需十万余元，即国库每月需支出360亿元左右。如按学生要求的副食费增加一倍，则每月又需多支出200亿元（《学风与学潮》，华北日报社1947年印本，第24页）。这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国民党迟迟不能作出决断，也就无法扼止学潮的发生。

(148) 《文汇报》1947年5月16、17日。

(149) 《北京大学学生罢课宣言》（1947年5月18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第134页。

(150) 《王世杰日记》1947年5月16、18日。

(151) 《中央日报》（南京）1947年5月19日。5月28日，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在蒋介石邀宴时，述特警凶暴殴学生状，蒋居然不顾以往惯用的礼贤下士的风度，愤愤地说，是我叫他们打的，他们奉我命令打的，他们是自卫，否则学生打他们了（《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3页）。在著名教育家、且为女士的吴贻芳面前，蒋如此失态，可见其面对国民党政权危机时的真实心态。司徒雷登认为，蒋委员长和他周围的负责官员将学潮归之于中共和民盟的煽动，他们不能理解民众的诉求，倾向于武力镇压，反而对共产党有利。他们高估了共产党的影响力，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既非共产党也非国民党，而只是中国人，关心自己的生存状况，即便学生与知识分子的激进行动，首先也是由于物质的痛苦和精神的幻灭。把这些归于共产党的阴谋，并企图以残暴的武力消灭之，只能加剧已有的不满（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4，1947，The Forgotten Ambassador，p．114）。

(152) 《教育部饬令所属执行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代电》（1947年5月18日），《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241页。

(153) 《京沪苏杭区专科以上十六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宣言》，《京沪苏浙各大专学校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口号》（1947年5月20日），《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246—247页。

(154) 《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请愿书》（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资料汇编》，第160页。

(155) 《中央关于加强对蒋管区学生运动的组织与领导的指示》（1947年1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383—385页。

(156) 《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两个文件》（1947年2月28日），《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69页。

(157) 《中央关于蒋管区群众斗争方针的指示》（194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55页。

(158) 中共对学运的领导，由各地地下组织通过学委进行，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参《在第二条战线上》一书。

(159) 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观察》第2卷第17期。

(160) 中大《公报》1947年5月23、25日，引自《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391—392页。

(161) 《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30日、6月3日；《益世报》（天津）1947年5月29日。

(162) 《最近学潮之起源及其演变》第4辑，时代出版社1947年版，第62页；北京市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160页。

(163) 王芸生：《我看学潮》，《大公报》（上海）1947年5月25日；王水：《北方学运的源源本本》，《观察》第2卷第17期。《大公报》上海版因处于国民党统治中心区，态度没有天津版激烈，对政府和学生两面都予敷衍。

(164) 《国民政府文官处抄送北平市政府有关学潮密电》（1947年6月6日），《五二〇运动资料》第1辑，第345页。

(165) 此次学运的悲剧一幕发生在5月31日晚，武汉军警包围武汉大学，进行搜查，次日凌晨，军警枪击企图解救被捕同学的学生，结果打死三人，打伤十余人，武汉警备司令彭善因此而被撤职查办。

(166) Stuart，Fifty Years in China，pp．188—189．也有美国学者认为，学生运动的目的本来并非是要推翻国民党统治，而只不过是因为对它的腐化无能不满而要限制它的权力而已，他们中的多数人显然并不赞成共产党统治全国的想法，但国民党的种种作为，使学生日渐疏远政府，使自己的群众支持减少到了最低点，同时扩大了其政治对手的群众支持（Pepper，Civil War in China，pp．43，69，93）。

(167)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0—1121页。

(168) 《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停止内战恢复和平案》（1947年5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33—334页。此次会议开幕前，民盟中常会认为参政会与国大及宪法毫不相干，决定民盟参政员出席此次参政会，以“反映人民意见”，“代表人民呼吁”，同时要求“本盟各地组织应立即就近与民主团体联合，策动——争取和平阵容与当前之和平运动相配合”（《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对于五参政员出席参政会之决定》，1947年5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28页）。

(169) 彭静中：《“和平老人”邵从恩》，《文史资料选辑》第101辑，第182页。

(170) 《读收复区视察报告》，《国民参政会大会开幕》，《大公报》（上海）1947年4月16日、5月20日。

(171) 《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31—132页；《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2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3页。

(172)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112页。

(173)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70册，第117页。

(174) 此时国民党与中共唯一的联系渠道是解放区救济总会驻上海办事处，但试探的结果，救总称与解放区很难联系，对国民党的试探置之不理。

(175) 《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第30页。

(17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第472页。

(177) 《一年来剿匪重要战役之检讨》，第51页。

(178) 《徐永昌日记》1946年2月25日、5月20、28、29日；《民国胡上将宗南年谱》，第199页。

(179) 《王世杰日记》1947年5月31日；《徐永昌日记》1947年6月8日。

(180) Chen Kuang-pu Memo．，June 7，1947，Chen Kuang-pu Collections，Box 7，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81)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p．238-241．

(182) 《徐永昌日记》1947年6月18日；《王世杰日记》1947年6月18日。国民党寄予希望的美国，对于国民党政权的失败颇为失望，自无再全力相助之心。据司徒雷登在南京告诉黄炎培：蒋无能，且战败，美决不助蒋，美愿调国共（《黄炎培日记》1947年5月31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143页）。

(183) Chen Kuang-pu Memo．，May 24，1947，Chen Kuang-pu Collection，Box 7，Rare Books and Manuscript Library，Columbia University，New York．

(184) 《高级将领精神心理之改变与剿匪战略之研究》（1947年2月26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30页。

(185) 《徐永昌日记》1947年5月29日、7月30日、9月28日、11月22日。

(186) 《剿匪战事之检讨》，第1—2页。

(187) 《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记录》，第111页。

(18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下），第459页。

(18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6卷（下），第479页。

(190)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123页。

(191) 《致朱德刘少奇》（194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页。

(192) 《一年作战总结及今后计划》（1947年7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0—262页。

(193)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第一年战绩公报及陕北军事观察家的评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册，第540—550页。蒋介石亦承认，“自从去年七月开始剿匪以来，我们前方有若干师旅团部高级指挥干部为匪所袭击，指挥官且被匪所俘，这不仅影响一部分的士气，而且使整个战局都受到顿挫”（《剿匪必胜的事实》，1947年5月12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2，第105页）。

(194) 《中央关于停止破路的指示》（1947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460页。在中共第一个反攻地区东北，毛泽东在4月26日即致电林彪，“我们感觉似不宜再破路”，“不久将来即可全为我用，若再破坏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85页）。

(195) 《在小河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47年7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