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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三节 东北的战火" class="reference-link">第三节 东北的战火
一 东北军调的失败" class="reference-link">一 东北军调的失败
日本投降以后，东北虽是国共争夺的重点之一，但在一段时间里，东北问题并没有端上国共双方的谈判桌。在国民党方面，是根本不愿提，而将其定位为接收国家主权问题，目的是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以独占东北。在中共方面，是有意不提，以尽量争取在东北的有利地位，从实力出发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而在苏军未撤的情况下，国民党按兵不动，中共则致力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双方暂时还能做到相安无事，与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华北的冲突比较，东北还不算国共冲突的热点地区。随着苏军逐步撤离东北，原先隔离国共武装不使之发生直接冲突的缓冲力量不复存在，东北国共冲突的可能性骤然上升，而国民党内政治情势的变化，使这一冲突很快便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以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内强硬派和主战军人集团结合，不满于政协决议对国民党一党独大地位的限制，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以检讨战后政策得失为名，在国共关系、中苏关系、东北问题上发难，对宋子文、王世杰、熊式辉等人发动了猛烈攻击，并导致国民党战后政策走向的重大改变。国民党内政治动向的这一变化，得到了蒋介石的默许、纵容与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温和派不敢或不便再作主张，从而使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失去了应有的弹性，动武大气候已成。而苏军的撤离，更使国民党不再有过去的担心，东北问题的焦点开始从国民党与苏联的矛盾向国共矛盾转化。
蒋介石决定对东北的政策时，从未真正放弃过收复东北的想法，但他一方面顾虑苏联的反应，所谓投鼠忌器也，另一方面当时国民党军队力量不足，因此他迟迟未下令军队进入东北。随着苏军从东北撤离的最后期限的到来，虽然苏军还在找借口拖延，但蒋判断苏军撤离不过是迟早问题，而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协助下正源源不断开入东北，蒋对东北接收的态度逐渐趋于积极。1946年1月19日，蒋要求熊式辉和杜聿明：“凡我军已入东北部队，无论其兵力大小，亦无论行军驻宿，皆须随时完成作战之准备，千万勿忽。”2月13日，再次下令，要点有苏军者力予交涉接收，要点无苏军者可能占领则占领之，以防东北成为“第二华北”(185)。这表明一向迷信武力的蒋介石已准备军事解决东北问题。与此同时，全副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和云南系统的六十军、九十三军等部由美国军舰陆续运抵东北，使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总数将近25万人，军事实力大大增强。1月发布的停战令，由于国民党的坚持，规定“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186)。这一条规定虽只涉及军队调动问题，但含义并不明确，何谓“恢复主权”，范围如何确定，军队如何调动，国共双方各有不同解释。实际上，国民党如此坚持这条规定，已透露出其改变东北政策的信息。停战令生效前后的国共营口争夺战，凸显了东北问题的严重性(187)，在全国局势的相对平静中，东北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政协会议之后，中共也开始关注如何解决东北问题。随着停战令的颁布，政协会议的召开，整军协议的签订，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而东北局势的不确定，蕴含着发生冲突的极大可能。随着苏军的即将撤离，中共势将直接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如果能在此时，为东北问题确立一个解决框架，无疑对巩固中共的地位，完成中共预定的战略任务，是非常有利的。何况，经过半年来的积极行动，中共已经基本完成了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并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地位较之过去已不可同日而语，中共自信可以在政协决议的框架下，与国民党讨论解决东北问题，争取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驻重庆代表团，“我们现在似须主动提出东北问题与国方谈判，要向他声明如不先谈好，在东北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并必然影响全国的和平”。谈判的方针为：1．改组东北行营，容纳各党各派参加；2．承认中共军队在东北的地位；3．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已存在的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4．国民党军进入东北须有数量限制(188)。
由于东北在中共战略中的特殊地位，东北局彭真、林彪等负责人对国内形势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国民党可利用停战稳定关内，同时自关内调兵出关，与中共争夺东北，这样对中共不利，因此他们建议应以各种手段“逼蒋迅速与我谈判东北问题，承认我在东北之地位”(189)。此时中共中央对国内和平前景的估计较为乐观，认为“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因此中共“对东北的方针，应该是力求和平解决，力求国民党承认我党在东北一定合法地位的条件下与国民党合作”。为此，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指示中提出：“企图独占东北，拒绝与国民党合作的思想，是不正确的，行不通的，必须在党内加以肃清。”“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有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指示东北局，军事上避免与国民党军冲突，退出长春路及沿线若干大城市，在军事上采取完全防御的姿态，对国民党接收人员表示合作协助的诚意(190)。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了力求和平解决，力求与国民党在东北合作的基本方针。次日，中共关于东北问题的主张，以中共中央发言人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式公诸于世。与此同时，周恩来在重庆整军谈判中向张治中不断提出东北问题，表示“东北问题长此拖延下去，恐不是办法”(191)。整军协议签订当天，周恩来会见马歇尔，提出停战和整军应将东北包括在内，“因这是一严重问题。在上次的停战协议中，此点规定得尚不够明确，致你的提议未能在东北实现。现在整军和停战的协议都有了，以后就要赶紧把冲突停止”(192)。但中共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并未能得到国民党的应有回应。国民党坚持东北接收是关系国家主权的问题，而且有条约依据，不能受任何限制，同时不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中共公布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后，国民党舆论群起而攻之，东北问题解决的关键显然在于国民党的态度。
在苏联即将从东北撤军之时，东北问题纠葛中的另一位主角美国登场，从后台走到了前台。马歇尔使华的最主要目的之一，便是解决东北问题，维护美国的利益。他来华不过两个月，就在停战与整军两事上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功，但东北问题的悬而未决，不仅存在着发生军事冲突的极大可能，而且必然影响全国和平，使马的成功付之东流。如同马歇尔给杜鲁门的电报中所说：“过去一个月在中国已经成就的一切能否持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及早处理满洲正在恶化的局势。”(193)马氏深知其中利害，因此在停战与整军问题上达成协议后，便着手解决东北问题。
还在1月24日，马歇尔便提议派出军调小组前往营口，并建议以后遇有同样事件时照此行事。这实际是将军事调处的范围扩大到东北，但这个建议遭到了国民党的拒绝。2月20日，马歇尔重提向东北派遣军调小组的建议，又为国民党拒绝。这使马氏认识到，“国民政府似乎决心不使它在满洲的行动自由受到任何限制，并且倾向于以军事完全占领满洲全境，如遇到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阻挠，则消灭中共军队”。马氏的观察是正确的，但他同时也认为国民党此时在东北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有把握消灭中共，相反，轻率动武的结果，可能反而对国民党不利(194)。问题在于，马歇尔对国民党在东北行动的后果估计不足，因此他当时尚无意压国民党让步。而美国帮助国民党大规模运送军队到东北，并发表对于中苏经济合作谈判的反对意见的声明，使国民党寄希望于在未来的东北冲突中得到美国的支持，马氏的建议便更可能被国民党理解成一种姿态，而非强力。这反映了美国在东北问题上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它既要伸展美国在东北的势力，对抗苏联的利益企图，就不能不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从而也就不能不导致国共军事冲突，而东北冲突的结果，必然影响关内，促发全国内战，最终使马歇尔调停失败，并损害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
蒋介石对马歇尔解决东北问题的建议置之不理，反映了国民党此时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态度，即不承认中共的地位，要求由国民党独占东北。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的大环境下，这个态度很难再有松动的可能。3月9日，蒋介石对马歇尔表示同意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但提出五项条件，即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小组随政府军行动；小组有权去双方冲突的一切地点；政府军有权接收中长路及两侧30公里内的全部地区；中共军撤出矿区和铁路；凡国民党军队接收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当马氏将此转达给周恩来时，周反问他，如此岂不等于中共军队将从全东北撤退？因此当然为中共所拒绝(195)。在马歇尔回国前，周恩来与他连续会谈，解释中共对东北的要求是先停战，再谈其他；外交与内政分开，内政要协商；军事与政治问题同时解决，国民党在东北只保留五个军，实行政治民主，地方自治。周恳切地对马氏转达了延安的表示：你能否把东北问题解决了再走，这样对中国人民有极大好处，而且改组政府事也可决定了，全国的局面就都安定了，这对你回美后要解决各种问题也可有极大便利。由于马氏前一阶段大体公平的调处，使中共对他压迫国民党解决东北问题寄予希望，然而马氏在东北问题上代表美国利益，显与中共立场有较大距离，他更希望看到的是由国民党接收东北，以排除苏联插手，确保美国战略利益。针对马氏“对中共与苏联在东北的关系还未释然”，周恩来特意解释说，“中共和苏联在思想意识上有其共同点，但两者绝然是两个国家”；“至于外交方面，现正由政府和苏联直接办理，我们并未参加意见。因此在解决东北的问题上，我们力避接触到外交问题，而在东北的内政问题上，我们欢迎美国来帮助解决”(196)。但3月11日马歇尔离华当天，根据蒋介石的五点意见拟出的东北军调命令草案，因在铁路沿线接收问题上国共意见不一而无法达成妥协，这也表明马氏此时尚不急于解决东北问题，或许他还想观察一下形势的发展。马歇尔没有想到的是，等他一个月后回到中国时，东北已经战火纷飞，并且最终牵动整个大局，使他辛辛苦苦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全部成了废纸，他本人的公正性和由此而来的声名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事实证明，马歇尔在东北调处问题上的大意或是故意，是美国人调处中国内战的工作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东北问题未得合理解决引发的战火，则是全面内战最终爆发的导火线和时局由和而战转换的关键因素之一。
本来，中共从国内外大势出发，准备在东北与国民党达成妥协。但是东北与关内的不同之处在于，关内是现地停战，中共并不损失实际利益，而东北停战后势必要让出中共已占领的若干地方给国民党接收，因此东北的中共领导人对此有不同意见。中共中央认为“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并且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最难说服同志，而可能造成党内纠纷”。正因为如此，中共一方面准备对国民党作出一定让步，另一方面认为“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即中共前所提之四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共需要东北方面“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作为逼蒋谈判的筹码。因此，中共中央最初要求东北方面退出长春路沿线城市，其后又同意了东北局意见，“在沈阳以南我军留驻长春路沿线，不自动撤退，作为与国民党谈判条件”。同时中共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也会提出一些或高或低的条件。无论是作为实际要价，还是谈判策略，作为对抗的一方，中共这样做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直到3月中旬，中共“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是要让给国民党的”(197)。问题在于，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缓和主张，以及中共心中“最难”的让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应有的回应，东北的军事形势日渐紧张，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更有对共强硬的表示。国共双方长期的对立与斗争，使双方内心的互相猜忌与疑虑很难一下子消失，国民党的举动，使中共不能不怀疑对方的真实企图，从而相应改变自己的政策。
3月13日，苏军撤出沈阳，国民党政府军立即进驻，随即以沈阳为中心，向外围作扇形攻势，先后占领辽阳、抚顺、铁岭等地，并有北上长春的意图。与此同时，关于东北军调的谈判在美国调停下正在紧张进行。中共认为，在此情况下，“必须打几个胜仗，弄得蒋军在东北处于困难的情况下，蒋军才会在我们所能接受的条件下和我妥协”(198)。3月16日，中共中央两电周恩来，东北“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如国民党“不愿如此作，则内战责任在彼方，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对不屈服”(199)。表明中共决定在东北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3月17日，中共中央电告东北局，“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200)。同日，东北民主联军攻下四平。24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为此须：1．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决不让国民党军向长春前进；2．南满主力就现地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国民党军，牵制其不得北进；3．如国民党军北进时，南满主力应转移至四平街地区，为保卫北满而战。随后，又在25日、27日连电东北局和林彪、彭真等领导人，强调“尽一切可能不惜重大牺牲”，“必须使用主要力量，并须迅赴事机”，据此“部置力量，指导工作”(201)。这表明中共对东北方针的重大变化，即由和为主、承认国民党的接收权转为先战后和、在可能时最大限度地占领东北实地，以在未来的谈判中可以照关内现地停战的先例，从实力地位出发和国民党讨价还价。在此前后，由于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恶化，因此苏联对国民党态度也转为强硬，支持中共接收东北各大城市与交通干线，并一再询问中共：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允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放手大打，并希望大打，而长春以北如哈尔滨等地，则应坚决控制，不应让出(202)。中共力争东北的方针因得到苏联的支持更增强了把握。
马歇尔回国述职后，东北停战谈判仍在进行，周恩来和张治中以及马氏代表吉伦进行了反复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国民党要求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而中共认为如此则含义模糊，使国民党“可指任何一苏军到过的地方都是撤退区，都要进驻，毫无限制，将使我陷于彻底被动。彼方即不承认我军驻地，甚至连维持现状的话都不愿规定，我方当然不能承认彼方此种无限制的要求”(203)。因此，中共坚持接收只能限于苏军现时撤退的地区，同时国民党应承认停战，解决东北驻军配置及政治问题。3月16日，张治中同意接受中共要求，国方只接收苏军现时撤退地区，而如进驻中共军队驻地应经过商定，结果遭到蒋介石的否决。直到27日，国共美三方才就向东北派出军调小组一事达成协议，规定：1．小组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2．小组应在政府军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避免进入苏军驻留之地区；3．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作公平之调处。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政治问题另行商谈(204)。这个协议抹去了国共分歧的关键点，即国民党的接收要求和中共的政治要求，因而没能解决东北的实际问题，实际上更鼓动了交战双方抢占实地，使执行小组成了观战小组。根据协议，东北成立四个执行小组，其中第二十七小组驻沈阳，为中心小组。3月29日，美方白鲁德飞抵沈阳，与熊式辉讨论派出小组问题，遭到熊的强硬拒绝。因为熊有蒋介石的指示：“凡我军工作有妨碍之处，如执行组有前往视察之要求，亦可暂为婉谢。”因此熊有恃无恐。尽管白鲁德向熊表白：小组作用“可使国军顺利接收”，“可暴露苏、共勾结情形于世界”，但熊并不领情，回以“不便与小组会议”(205)。4月2日，参加军调小组的中共代表在飞抵沈阳机场时被扣留了三个小时，导致原定派出的执行小组大多未能到达战地，说明东北军调根本无法进行，东北和平的前景日渐黯淡(206)。
4月1日，军政部部长陈诚接替去新疆的张治中出任三人小组国方代表。陈诚是主战派，他甫上任便对美方代表吉伦说：中共与英美等国的政党不同，它是有国际背景的集团。他们一贯不守信义，只知不断争取利益。因此他主张中共必须严格执行军队整编统编事项，不然用不着再谈。他还表示，尽管他个人与周恩来关系尚好，但主义不同，友谊关系不可靠(207)。陈与张对国共关系的不同看法，使谈判更不可能有进展。对于整军和东北局势，陈诚在召集部下讨论后决定谈判方针为：东北按停战协定调军不受限制，以此向美方说明并再运一二个军去东北；所谓东北国方的五个军为整编后之数字；中共规定在东北只驻一个军，然而现在超出远甚，希望停止秘密运兵并速整编；只要迅速按基本方案规定国共双方部队驻地，并且中共不在东北接收苏军退出之城镇，冲突自可停止；全国问题须整个解决，不可因东北局部情况而陷整军于停顿，希中共速按整编方案整军并规定驻地(208)。由于陈诚缺乏解决东北问题的诚意，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多次讨论东北问题而无结果。4月8日，蒋介石致函美方代表转马歇尔：对于国军接收苏军撤退地带一事，事关恢复我国主权，必须办到。今共军非法占领沿铁路线各据点，造成冲突，中共应负其责。因此，余要求中共军队立即沿铁路线各点撤开，俾国军可以通过，达成上项任务。至于中共对于东北军事有何其他意见，尽可提出，由三人会议讨论，以谋合理解决(209)。同日，在三人小组会议上，陈诚指责“发生冲突之根本原因是中共阻止政府军接收主权，或攻击已接收之地区，故必须明确规定中共让政府军接收苏军撤退的地区，并限制中共军队不准攻击政府接收人员，只能如此，方能避免两方冲突”。美方代表吉伦附合陈的意见，他提出中共军队不得再事调动，撤出铁路两侧一日行程。周恩来则坚持，“必须先将冲突停止下来，再定如何接防。现在政府推翻原协议而不执行，即或再得协议，也可能被推翻，这样，谈来谈去有何作用？”(210)会谈不欢而散，陈诚于会后干脆借口去上海治病，不再出席三人小组会议，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从此无形中断，表明国民党决心在东北武力接收。
由于中共军队攻占四平，切断了中长路，整个北满实际已在中共控制下。3月30日，周恩来会见张嘉璈，表示中共“闻国军大量北上，不能不为防卫之策，因此北上之国军已受阻于铁岭，恐再受阻于四平，目前解决之道唯有迅速在政治军事方面同时谋解决”，明确地将信息传给了国民党(211)。然而两天之后，和平解决的希望便破灭了。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四届二次会议上演讲，坚持“东北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外交问题”，“东北九省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问题可言”，对中共军队和政权“决不能承认”，“军事冲突的调处，只有在不影响政府接收主权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之下进行”(212)。这无异于宣战声明。13日，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回应了蒋的演讲，他表示：如果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则中共也将不停止抵抗，假如国民党有权从那里进攻，则中共也有权在那里自卫，假如国民党用武力进攻，则中共也将用武力反击(213)。难怪张嘉璈感叹，东北问题“除国共两方武力决斗之外，别无解决之道”(214)。
二 空前激烈的四平战役" class="reference-link">二 空前激烈的四平战役
东北军事调处的努力失败后，国共双方尽遣精锐，在四平、本溪一北一南两条战线作实力较量，双方一攻一守，战斗的规模与激烈程度，在全面内战爆发前的国共军事较量中可称空前。战斗的结局，不仅影响东北，而且及于全国；不仅影响军事，更及于政治，以及国共关系和国内形势的全局。四平战役可称为战后中国政治军事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自上年攻占锦州后暂时停止，但国民党军队自进入东北后，虽和中共军队交过几次手，然并未真正吃过苦头，前线将领多持主战态度。杜聿明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力主“一面接防，一面肃清，在共军根基未固之前，一举铲除”(215)。1945年12月下旬，东北国民党军以锦州、锦西为出发地，开始在北宁路锦州、沈阳段西侧发起进攻，先后攻占北镇、黑山、义县，12月30日，进占阜新。1946年1月上旬，又对热河发起进攻，先后占领了北票、朝阳、叶柏寿、建平、凌源等地，因停战令发布而停止于赤峰、承德近郊。中旬，沿北宁路推进至沈阳近郊的新民和市内铁西区待命。2月上中旬，杜聿明又以二个师发动了对北宁路锦沈段两侧的扫荡战，先后占领了路南的辽中、盘山和路北的法库，其间在法库南之秀水河子和盘山东之沙岭子与东北民主联军发生激战，结果一失一得，打成平手。
2月底，杜聿明因病离职赴北平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其职务。3月4日，熊式辉奉蒋介石令，“着坐镇锦州，直接指挥军事”。他随即下令开始在辽南进攻，并与前线将领商定“一致拒绝三人小组干与东北接防事”，并在三人小组到东北前，尽可能抢占实地，控制铁路沿线及重要城市，造成既成事实，以便日后谈判。29日，他致电蒋介石，认为“苏军将撤，共军自危”，建议“对苏对共，应取强硬态度”，“中央对东北军事，似无重订新协定之必要”。其后，他又向蒋提出，“此后青纱帐起，继以雨期，故此时间性之重要，甚为明显”(216)。这些主张对蒋的决策无疑是有重要影响的，尤其是在蒋本人也倾向于动武的情况下，前方将领的态度，使蒋更可以之压服党内不同意见。
3月13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15日即发出进攻命令。此时正值中共军队调整部署，准备大战，而不求保守城市，因此国民党军的攻势取得了较大进展。在南线，3月21日，占领辽阳、抚顺，4月2日，又占领了鞍山、海城和营口三城。在北线，沿中长路北进，3月23日，占领铁岭，30日，占领开原，4月4日，占领昌图，复经过激烈战斗，中旬进至四平外围。
4月6日，蒋介石指示熊式辉，“如我军决心向北挺进，则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目前共军主力全在沈北，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股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217)。13日，又严令熊式辉于20日前攻下四平。由此表明蒋决心在东北动武，预示着更大规模的战斗即将展开。
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分为南北两条战线。北线进攻由孙立人的新一军和陈明仁的七十一军担任，从重要性而言，国民党更看重北线，因为东北未接收地区集中在北满，何况长春是东北首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线进攻由廖耀湘的新六军和赵公武的五十二军担任，由于南线对其后方威胁较大，而且“化冰后，辽南平原河川横梗，进军不易”，因此熊式辉对南线较为重视。由于杜聿明此时因病离职住院，北线由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南线由东北行营熊式辉直接指挥。从兵力部署而言，国民党军摆出了一个平分兵力、齐头并进的阵势。
在国民党军即将发起大规模进攻之时，中共东北部队也在进行着部署的调整。在上年底中共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下达后，中共东北部队分散进行整顿、剿匪、发动群众与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现在根据中共中央“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的指示，3月26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报告了新的作战部署，认为完成中共中央指示的关键，“在于集中全东北一切可能调用之兵力，在沈阳与长春之间铁路沿线上进行反复的争夺战，大量消灭敌人，力争阻止敌人于四平以南地区”，为此要求“各军区应不顾惜暂时可能失掉某些地区（例如被匪占据）。将守备兵力减到必要限度，而抽最大限度的兵力参加此次有关东北全局的大会战”(218)。东北局决定由西满部队承担四平作战任务，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南满部队承担本溪作战任务，掩护东北局机关转移并牵制国民党北进部队；东满部队承担攻击长春任务；北满部队承担攻击哈尔滨的任务。此后，西满与南满部队开始分别向四平和本溪集中，对其他各城未作坚决防守的部署。而在北满，中共集中二万余部队，自4月14日苏军撤退当天开始进攻长春，18日占领长春；24日，占领齐齐哈尔；28日，未经战斗进驻哈尔滨。至此，全部北满落入中共手中。
东北战事爆发后，4月上旬，国民党军首先在进攻本溪的作战中遭到挫折。防守本溪的是东北民主联军萧华、程世才指挥的南满军区第三、第四纵队，由于国民党军在辽南占据了若干城市，需要分兵把守，而且前一阶段进攻的顺利，使它有些轻敌，因此最初进攻本溪的部队只有五十二军第二十五师和新六军第十四师。4月2日，国民党军的第一次进攻受挫。7日，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率部再度发起攻击，由于兵力不集中，被萧华部反击，损失了一个团，于10日被迫退回出发地。
四平方面，国民党军队从4月17日开始发起全面攻势。由新一军担任正面主攻，分为左路新三十八师、中路新三十师、右路第五十师，以四平南中长路上之虻牛哨为基地，向四平三路同时进攻。另以七十一军两个师由四平西面之大洼、八面城向四平作大迂回进攻。东北民主联军以两个团守四平城，另以陆续调来之十四个师（旅）在四平正面构成蜿蜒百里的防线，林彪率前线指挥部在四平西北的梨树坐镇指挥，并要求“每一个前线指挥员必须有战斗到最后一人的决心，有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皆无权离开岗位”(219)。从17日到27日，新一军对四平连续发起猛烈攻势，并出动空军和装甲部队助战，双方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双方均伤亡惨重。由于是阵地战，便于国民党军队发挥优势火力装备的作用，但中共部队在劣势装备下，完全凭高昂的士气与精神，抵挡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使对手在十天时间中不能越防线一步。国民党军虽一度攻入城内，但未及立足即被迫退出，而七十一军由于在15日的大洼作战中遭受严重损失，心有余悸，迂回作战不很有力，直到25日方攻下八面城。
因为攻势顿挫，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熊式辉和杜聿明虽都主张动武，但两人也都认为东北兵力不足，杜提出东北应有十个军，而熊更要求东北部署十二至十五个军。四平作战时，国民党在东北已有七个军，但实际可用于前线的不过四个军，就军力而言，装备优于中共部队，而人数并不占多少优势，但中共军队抵抗之顽强，大大出乎国民党的预料。熊式辉先前的主战态度有了变化，主张只有等待援军开到，才能继续进攻，尤其是北线，不可过于深入。国民党统帅部方面，何应钦主张“后防不可少忽，主要兵力不宜远出”(220)。军令部方面则一直主张，东北不宜孤军深入。4月21日，蒋介石召集军事幕僚讨论东北战局，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认为，“国军既受运输限制（无问军队，粮弹尤然），更防苏联破脸的助共，我孤军深入，今已为甚，奈何开进。……既进入矣，以为政治尽可前进，军事力量只能以锦州为主，沈阳左近为最大限……今日诚不可再进一步矣”(221)。他们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兵力的增加之外，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地位与半年前相比并无明显改观，而中共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根基大为稳固，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东北军事行动的最佳时机。
尽管东北作战不利，但一则此时国民党内的政治气氛有利于主战派；二则收复东北是国民党公之于众的抗战基本目标之一，事关其政治地位与公众形象；三则4月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随后又占领哈尔滨的行动，使国民党感到大丢脸面，主战的喧嚣掩盖了作战的不利。蒋介石于恼怒中确立了必须拿下长春再及其他的决心。21日，蒋指示熊式辉，“四平街会战，国军应彻底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之主力”。23日，又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指示作战方略，要求：彻底使用空军助战，设法抽调新六军活用，坚定各军官兵信心，并答应增调援军(222)。由于蒋的作战决心，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可能停止。
中共方面对四平作战的得失也不是没有异议的。东北局和林彪最初主张乘苏军撤退之机，尽可能控制东北广大地盘，以实力与国民党讨价还价，他们的想法影响到中共中央的决策，并与中共中央夺取中长路沿线大城市的命令相合拍。但随着国民党军队大举北进，一贯作战谨慎的林彪审时度势，反对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军队对抗，而主张作长期打算，以运动战为主。4月11日，他致电中共中央，认为：根据目前东北形势及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迅速实现东北和平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消灭敌人的结果。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取主动进攻，对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建议我军以便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223)。他的主导思想是“且战且退”，延缓对手的进攻，以争取时间。东北其他中共领导人陈云、高岗、黄克诚等也都认为，在优势兵力的国民党军进攻下，不宜采取固守城市的战略。
中共中央的考虑与林彪等人的建议显然不同。尽管毛泽东也曾同意林彪意见，“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224)，但就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四平战役前后的大量指示而言，其主导面是指示东北方面，“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要求“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例如六个旅或更多）；必须作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军事准备”，从一开始就表示了打大战的决心(225)。这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东北战事开始前，中共“估计在东北的内战不可能长期继续，在我党采取明确和平方针下，国民党终将被迫和我谈判停战”；“蒋方对东北问题大吹大擂，高声恐吓，其实是想达不战而得大部地方之目的。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战事开始后，中共认为国内舆论和民主党派都在要求停战，而美国也不会听任东北战火蔓延影响全局，只要能够坚守四平，便可在停战时“确保以长、哈为中心的北满全部在我手中”，这样，“一方面坚决作战，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另方面是我对外谈判人员应强调停战与争取停战”(226)。四平作战期间，中共中央给东北方面的有关指示，多是围绕停战问题而部署工作。战事开始前，4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拟电致林彪：“马（歇尔）到华后东北可能停战，国方必于数日内尽力攻夺四平、本溪。望注意在可能条件下击退其进攻，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长春、哈尔滨先后被中共部队攻下后，守住四平，便意味着北满可能掌握在中共手中，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四平坚守的决心更为坚定。26日，毛泽东再电林彪：“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5月1日，毛泽东三电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尽，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电文并告林：“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你不应分散。”(227)他还不断指示四平前线的兵力部署与战略战术，总之，守住四平，以利谈判(228)。
在此期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和美国以及国民党交涉的结果对中共在东北的作战决心和部署有着重要影响。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根据谈判的情况，数次建议，不能消极防御和等待，应“打得顽痛，以利谈判”；“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若如此，非打不足以杀其锋”；并建议“抢先开兵入长”，对国民党军“在四平街及其东西翼宜给以重击”。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视东北为检验国民党军战力的战场，只有痛加打击，“如东北冲突能停，和平有望，则关内问题有法解决，否则很难孤立解决”。当马歇尔调停暂时中断后，周恩来又建议：“请东北以最大之力守住四平、公主岭，大举破路，夺取铁路一二城市，以保长春，而促停战成功。”(229)中共中央坚守四平的决策很大程度上是根据重庆代表团对于形势的判断。
正是由于这诸多原因，中共中央强调集中兵力，打大战，打硬战，“化四平街为马德里”，视四平战斗为国内和平能否实现的关键一战。四平作战，一反中共传统的运动战战法，以阵地战与国民党军对抗，主要反映了中共中央的政治意图。从战争的过程看，中共对国民党作战的决心和美国调停作用的估计不无失当之处，而且即便守住四平可以促成和平，但中共部队在东北当时尚不具备与国民党军进行全面阵地战的能力。这样，中共的政治目标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之间不协调，是导致中共四平作战未达预期目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东北作战由于国共双方各有企图，不仅没有在全国舆论的停战呼吁中歇手，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从某种意义上说，双方都有了决战的心理准备和相应部署。国民党方面，如蒋介石所言：“此次东北作战如果一地略遭挫失，则全局皆危，国脉将断。”中共方面，如东北局在动员令中所言：“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望空前动员全党全军以最大的决心，不惜任何牺牲，争取这次作战的决定胜利。”(230)战争机器一旦开动，轻易不会停止运转。
4月中旬，杜聿明出院回到沈阳，接过东北军事指挥权。他在国民党将领中属于较为有胆有识而且长于实干者，事前蒋介石有电给他：“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有厚望也。”(231)因为前一阶段的作战他未参加，他对东北打成这个局面很不以为然，认为这是重在争城夺地的失误，应该集中兵力消灭对手的主力和有生力量，才能改变战局。他经过研究，认为四平和本溪两条战线中，在四平的中共军队实力强于本溪，而且是中共的作战重点；而国民党方面，四平战线兵力不足，损失较大，本溪战线的两个军只动用了两个师，且对本溪成包围态势，攻击较易，如能先解决本溪方面，既可确保沈阳安全，还可抽出兵力增援四平，因此他决定“以集中主力，各个击灭共匪之目的，决先将本溪之匪包围而歼灭之”，得手后再图四平(232)。他的主张得到本溪方面新六军军长廖耀湘和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的支持，廖而且夸口，发起攻击后，四天之内拿下本溪。但杜的方案不符合蒋介石先解决四平的意图，也与熊式辉四平与本溪并重的意见相左。不过杜自信他的部署符合实际，一旦进攻有了进展，蒋介石与熊式辉都不会再说什么。在部署上，杜将到东北不久的六十军接替鞍山、抚顺等城的防务，以新六军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为右兵团，沿太子河两岸向北进击；五十二军为左兵团，抑留当面中共部队，待右兵团取得进展后，向南压迫，最后两路会合攻占本溪。杜要求部队在强大火力掩护下，迅猛行动，不使对手有各个击破之机。
4月29日，新六军及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三路并列攻击本溪，位于中央的新二十二师于次日逼近本溪城下，五十二军则进展稍缓。此时，中共在本溪地区的部队，三纵二个旅已调往四平助战，本溪只有四个旅的兵力，攻守之势悬殊。萧华等认为，本溪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守卫，但中共中央要求“死守不退”。经过数日激战，5月2日晚，五十二军首先突破防线，攻入城内。次日，中共部队在寡不敌众的形势下，撤离本溪。
国民党军队攻下本溪后，杜聿明认为对手遭此打击，短期内战力不易恢复，遂大胆转用兵力于四平方面。5月10日，他下令以新六军附七十一军八十八师为右路，自开原向四平东攻击，继以公主岭、梅河口、长春、永吉为目标；以新一军为中路，自现地向四平正面攻击，继以德惠、农安及松花江北之双城子为目标；以七十一军为左路，自现地向四平西攻击，继以三江口、郑家屯为目标；三路中以右路为攻击重点，取大弧形包围态势，“同时发动攻势，吸引匪于新四平街附近，包围而歼灭之”，并规定了四平中共部队固守或撤退时的作战预案(233)。
5月14日，沉寂了近二十天的四平战线战火重燃，战况之激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国民党军队的炮火以每分钟二十发以上的密度，连续二小时以上的时间，炮击守军阵地，为内战、抗战多年所仅见，空军连日助战，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由于中共部队的顽强阻击，中路与左路国民党军队的进展仍然甚为缓慢，而右翼指挥官廖耀湘由于本溪一战的成功，颇为自负，行动较为迅速。他将部队分为二个纵队，以宽正面跃进方式行动，这样既可互相掩护，使对手顾此失彼；又可避免对手的纠缠，确保行动的迅速。14日，新二十二师在威远堡门与担任阻击的中共南满军区三纵遭遇，三纵于抵抗后因实力不足主动撤退，廖耀湘判断，对手兵力不足而且实力有限，遂下令各部迅速向各自目标迈进，遇有抵抗应断然攻击。廖部利用其机械化优势，行动甚速，18日已进到四平外围，并占领了四平防守的要地塔子山。林彪事后也说：“我们对全部美械装备的敌人还是估计不足，三纵的防线被新六军迅速突破，影响保卫战的全局，这是最大的教训。”(234)
塔子山扼四平东南之要冲，国民党军队占领之后，不仅可以据此威胁四平城，而且可以从此迂回，截断四平守军之退路，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此时，中共在四平的部队，外有大军压境，内部伤亡、减员较大，处于非常困难的处境。林彪审时度势，认为不能再守下去，否则“就完全处于被动，且有被歼之危险”(235)。18日夜，林彪决定撤出四平，次日，中共中央电告林：“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的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236)因为情况紧急，此时林彪所部已在撤出四平的途中。
5月19日，国民党军进入四平。恰在此时，蒋介石因四平久攻不下，特派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飞东北视察，于17日到达沈阳。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案时，杜聿明和蒋、白之间发生了分歧。杜主张继续向长春进军，白则向杜转达了蒋的意见，如果长春再打成四平式的胶着，不如适可而止。白的看法与蒋一致，他对杜说，四平打下，国民党已有了面子，不如暂停整理，再行大举进攻。但杜不同意，他认为：1．攻击四平的目的就是为了长春、永吉，如不乘胜追击，必将前功尽弃；2．共军整补比国军迅速，这有去年打下锦州后暂停前进的先例可证；3．命令已下，中途改变部署困难，反有为对手所乘之危险；4．长春为东北首府，永吉之小丰满电站为东北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政治经济意义重大。对于蒋、白能否顺利拿下长春的怀疑，杜保证绝对有把握，坚持不拿下长春不停止前进。最后，白崇禧同意了杜聿明的计划，回南京向蒋介石汇报(237)。
根据杜聿明的命令，国民党军按原方案仍分左中右三路向长春、永吉攻击。杜聿明得报攻击途中未遇中共部队大的抵抗，又从已向七十一军投降的林彪总部作战科长王继芳处得知，中共部队减员过半，遂判断中共部队已无力作决战性防御，命令所部“应不失时机，编组机动纵队，实施猛烈果敢之超越追击，寻求匪之主力而歼灭之”(238)。
四平撤守后，中共中央本来要求林彪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守，则坚守长春，继续以实力换和平的战略，以在谈判中交换有利条件。但国民党军队行动甚速，而林彪所部经四平苦战，已极度疲劳，在仓促后撤中来不及调整部署及防线，而且四平以北铁路沿线地势平坦，无险可守，只能于21日撤出公主岭。随后，林彪、彭真、罗荣桓等东北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经过讨论，决定放弃长春作战计划，命令部队向松花江北撤退(239)。
由于中共军队主动撤退，新六军于23日占领长春，28日占领永吉，新一军于29日占领德惠，进至松花江南岸，与中共军队隔江对峙(240)。在此前后，中共南满部队乘国民党军队在辽南部署分散之机发动进攻，5月25日占领鞍山，30日驻海城的云南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宣布起义，迫使杜聿明自四平前线调新一军南援。6月7日停战令发布后，历时两个月、规模与激烈程度均属空前的四平战役暂告一段落。
四平战役，国共双方均动员了东北战场的大半精锐。国民党方面为在东北的七个军二十一个师中的十个师，且全为美国装备的机械化部队；中共方面为东北主力三十九个团中的二十个团。双方伤亡情况大体相当，都在近万人左右，但中共部队转移过程中减员不少。就此战的纯军事意义而言，国共各有得失。中共因四平阻击国民党军队北上而得以夺得北满哈尔滨等重要城市，对以后东北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具有重要意义，但因为战线过长，防御纵深过浅，更主要的是因为实力的差距，未能达成战前预期的目的，因此毛泽东在战后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各战略区的指示电中说：“东北四平街之所以能久守，主要是因敌未料我军有防线，故逐次增兵，便于为我各个击破，使敌遭受我军重大打击。故四平防御战为一时特殊条件所致，不能成为我一般的作战方针。”(241)
国民党军在四平战役前后虽然占领了包括长春在内的东北十几座城市，表面很是风光，但相对于东北的辽阔地区而言，仍然局限于点线，尤其是采取广正面推进战术，并未达到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企图。国民党以后对此的检讨是：中共部队“对任何战略要点，判断已无力继续据守，类皆能相机及时撤离，虽有时不免招致损失，但决不至遭受全歼”。而己方“只要求各部队应占领某城某地，并继续加以确保，而且特别提示，应向长春急进，……此种只重视接收空间目标——城镇，忽略对敌有生力量之击灭，乃国军最普遍最常见之错误”。具体就四平战役而言，国民党方面认为其失误在于：四平未下前，兵力分配平均，未能形成绝对的优势；作战正面过广，不能发挥突击功效；进攻目标不明，不能紧密配合；没有对四平形成包围圈；四平既下后，行广正面追击，不能收歼灭对手有生力量之效(242)。
然而，四平战役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军事的，实际上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这一点并没有随着战事的结束而结束，它还不断在谈判桌上，在全国的其他战场表现出来。
三 东北的停战" class="reference-link">三 东北的停战
与四平激战同时，国、共、美三方在谈判桌上就东北以及全国政治军事问题也在进行着反复的讨价还价，其中谈得最多的当然是东北停战问题。
中共在东北作战的目的，还是为了迫使国民党坐下来谈判，一揽子解决东北问题，但国民党根本无意商谈，美国方面在马歇尔走后实际也处于观望之中。周恩来在4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东北情况在张治中走后便是拖，陈诚故意不积极，沈阳小组派不出，白鲁德颇有困难，说接收不在渝商定三人去沈无益。吉伦亦改口强调国方接收被破坏，只好打进长、哈，扫清南满。”(243)实际上，各方都在等候东北作战的结果，谈判暂时无法取得进展。
自东北战事发生后，中共比较期望美国能够压国民党让步，解决东北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在前一阶段的调处中保持着较为公正的形象，也在停止内战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中共估计美国可能和苏联有默契，保持双方在中国的中立立场。然而，在东北问题上国民党的态度极为顽固，因为国民党的态度，美国权衡利弊，调处的天平开始向国民党方面倾斜。马歇尔离华回美之后，美国的态度更为明显地偏向国民党方面。3月27日东北停战协议达成，但即将派往东北的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接到密令，小组应通知政府军有权执行：1．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2．政府军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上、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设备两侧三十公里之地区；3．政府军得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244)。这实际是由美方出面保证国民党的顺利接收，无奈国民党自信其军事实力，对美国人的好意不领情，小组未能派出。4月8日，三人小组就东北问题开会，吉伦提出美方方案，要求中共军队不得再有调动，并从长春路和苏军占领城市中撤出，由国民党军队接收，而闭口不谈中共关心的政治军事问题，周恩来当即表态说：“这是承认政府无条件接收，中共纵然被打也得撤。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这个办法不能停止冲突。这是二十天来我方不能接受的方案。”(245)中共认为这是美国企图助蒋的表现，但此时中共还希望马歇尔回来后，能在东北问题上有所作为，因此还未放弃努力。
马歇尔回美国后，一直关注着中国局势尤其是东北局势的发展。然而他离开中国时间不长，战争却急剧升级，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4月6日，罗伯逊急电马歇尔，告以“形势极为严重，而且还在迅速恶化，为防止你的使命遭到严重危害，务请立即返回中国”(246)。18日，中共军队攻占长春的当天，马歇尔匆匆回到中国，而此时中国的局势与他离开时的情况已是今非昔比。马氏对东北战火的蔓延极为不安，认为如此打下去，势必影响关内，导致整个和平局面的破裂，而且他担心政府军战线过长，军事上未必有利。但他对中共军队攻占长春也很不以为然，无论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还是从国民党的需要出发，他都不能拒绝国民党接收长春的要求(247)。这种在东北和战问题上的两难自始即困扰着马歇尔，不偏不倚是马氏可以做但不能做的，他采取的立场是交替压国共双方让步，在他看来这仍是不偏不倚，然而在对立双方心目中，他的做法是吃力不讨好，最终没有成功。
马歇尔返华后，国共双方都在争取他的支持。4月19日，蒋介石接见马氏，“直告以非先改变其对共党之态度与方针，决不能达成调解之目的；唯有美国坚持积极协助我政府之政策，方能达成其消极容共之目的。若采取过去对共党怀柔与妥协之方法，则将贻误大计，必根本失败而后已”(248)。中共中央则指示周恩来，“不要准备对国美两方同时弄僵”，要他与马歇尔“尽可能保持友好关系，使国民党无隙可乘”，以利谈判的进行(249)。22日，周恩来与马氏会见，周介绍了马氏离华期间的情况，强调国民党既要进攻，“我们便要抵抗，于是战争一直在继续。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是愿意停战的”。周表示：“我对你此次重来中国抱了很大的期待”，“我相信公正的办法是自可找出的”(250)。马氏对双方的回答是在23日搞出了一个调停方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停战，根据整军协议确定双方军队的位置，国民党政府军对东北的接收根据军调部的指令进行，政治问题暂时维持现状。蒋介石对马的方案很不满意，认为“在在予我政府以多方面之限制，且有承认共党伪地方政权之无理拟议”，并指责“美方协助我对东北之海运不力，且自下月起将减少运输舰至十四艘，使我后方联络线有随时断绝之虑，因之我东北军心不安，士气低落”(251)。结果马氏同意为国民党运足九个军到东北，而他的这种作法只能鼓励国民党继续打下去。果然，蒋介石在第二天拿出了他自己的方案，内容为：在东北实行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东北军队调动根据整军方案规定，长春路两侧30公里内之地区由政府军接收中共不得阻挠，中共军队所驻地区之政治事宜由国共协议解决。蒋之所以重提1月停战协定，伏笔是坚持国民党对东北的接收权，而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则认为，“现在的环境造成了新的问题，这是现况所造成的，是四个月来因为不停战造成的结果……现在局势既已如此，而苏军又走了，便已无接收的问题，那么便应该先停下来再说”(252)。马氏也知道蒋的要求中共不可能同意，因此他迟迟未将其转达给中共。
4月28日，马歇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了五个小时的会谈，蒋在会谈中对马氏“说明美国以往对共党之调处政策，虽采取消极与怀柔方法，因当时共党尚在华北，未与俄国打成一片，故美国尚可以声威制之。今后共党在东北已与俄国联成一气，对美国既无所顾忌，亦无所企求。若美国不改变已往之消极政策，积极支助我国政府，则必不能贯彻其协助我收复东北主权与和平统一之政策，而且美国在东亚之声望，亦将因此丧失殆尽，无法挽回”。蒋在会谈中除了重提他的要求之外，强硬地表示：“必须俟军事上收复长春，然后有和平之可言，届时政府始可考虑接受中共所提之其他若干要求。”(253)马歇尔对蒋的态度虽有不满，但他同样不满中共占据长春，因此他在29日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将蒋介石24日的方案和关于长春的要求转达给周，表示他已尽其所能，筋疲力尽，但他看不出在目前的调解中还能做什么，他的立场因中共在满洲的行动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只能退出调停，由国共直接商谈。周恩来强调苏军已从东北撤退，因此不再有接收问题，如果蒋坚持打下长春再谈，如同赌博，很危险。马氏与周的会谈历三小时，言谈之间，周感到“马情绪不高，数月来第一次看到他这样颓丧”(254)。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表示只说对了一半，他的“颓丧”是发自内心的，因为东北的战火将使他几个月的辛劳付诸东流，但他说已尽其所能则又未必如此。他手中还有牌而且是可以使国民党让步的王牌。这张牌不仅他知道，周恩来也明告他了。5月3日，周恩来给马歇尔发去备忘录说：“你今天手边实尚有其他的资本，可使得你对政府所说的话增加许多分量。因为今天政府之能在东北发动这样大的武装冲突，如果没有美国海空军对其军队所给予的运输便利，几是不可想象的。就这方面而言，美海空军在运输上的协助对目前东北的严重局势实起决定作用。为此，延安要我正式地向你做这样适时的建议，即美国海空军应立即停止帮助政府军运兵及军火去东北。”(255)问题在于，马歇尔不愿轻易动用这张牌，这和他当初得到的授权有关系，也和他本人的想法有关，他此时也希望国民党军队能够拿下长春，压一压中共。如周恩来所说：“美马对苏联及中共却具大疑惧，其本身亦急欲插足东北，故对蒋之接收长春主权虽不公开主张，但亦不反对，而且助其运兵。”(256)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战争的机器并不是任由某个人调遣的，马歇尔不久便明白了这一点，这张牌他最终还是打了出来，不过到那时，国共双方都不再领他的情了。
5月10日，马歇尔应国民党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分析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地位和弱点，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这份备忘录指出：政府军在东北的部署应根据中共未来行动之不可预测和苏联可能的反应，以及后勤和运输状况而定，因此他建议政府军应集中于东北南部尤其是沈阳附近；而在未来的谈判中将中共军队置于哈尔滨以西至满洲里之间，在长春设立军调部前方指挥所，至于东北的政治问题也与中共军队的分布相关，中共可能在北部诸省占据一定位置。他提醒蒋介石，政府军如从长春北进，不仅将妨碍谈判，而且也无力消灭中共军队，反将使自身遭受打击。他的结论是，国民党在东北军事上有严重的弱点，中共则占据着战略上的优势，而且时间对中共有利，因此国民党必须迅速作某种妥协，否则将陷于军事、财政和经济上的混乱状况(257)。马氏已经认识到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他为国民党设计的方案是军事上确保南满，政治上力争北满，这与美国当初的立场比是一种双重后退。它既承认了国民党控制南满的事实，在中共看来是从美国自诩公正立场的后退；它也承认了国民党不可能完全控制东北，是从美国力图通过国民党控制全东北立场的后退。但在马氏看来，这总比陷入未来深不可测的战争泥潭好得多。
由于马歇尔对东北战事暂时袖手旁观，并且美国向东北运输国民党军队的行动照常进行，无疑鼓励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军事行动。马氏在长春设立军调部指挥所以换取中共撤出长春的建议没有得到国民党的积极响应。5月13日，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见，重申除非中共撤出长春，他无法再向蒋介石进言，并指责中共过分重视武力，使军调小组美方代表无法工作。周恩来在会见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认为，“在东北问题上，马蒋之距离已不相远，而关内问题，美我关系亦日趋对立，尤小组中为甚。因此，很难希望马既认识苏在东北助我而他仍会去要蒋无条件停战。故我方利用美马的可能性已日益狭窄，而欲麻痹之则更难”(258)。而毛泽东仍认为：“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259)因此，毛此时还有让出长春、有条件妥协的意图。5月22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周恩来电，提出“在目前条件下我应决心让出长春，请你根据此项决心负责进行谈判”，电文提出让出长春的三个方案，力争双方不驻兵、由中间派任市长的方案(260)。
但是，形势的变化使各方调停终未成功。国民党政府军于5月18日攻下四平，23日进入中外瞩目的长春，以长春作筹码的种种调停方案失去了意义。不过由于国民党已经实现了它事先声称的目标，马歇尔的调停活动再度趋于积极。他极力向蒋介石兜售他的设想，即确保南满，再图北满。23日，马氏与蒋会谈，提出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发布停战令，军调部派人进驻长春。然而蒋氏夫妇当天飞赴东北视察，并且由于国民党军队攻下了长春，使蒋颇为自负，故提高了他的要价。24日，宋美龄给马歇尔连发了二封信，开出了蒋的要价：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不得阻碍政府修复铁路，履行停战、整军与恢复交通协议，并在国共对执行以上协议有分歧时，赋予美方代表最后决定权。信中还提出整编后之中共军队在东北只能驻在新黑龙江省或合江省，东北政治问题留待军事问题解决后再谈。蒋介石亦同时有函给宋子文，要他向马歇尔解释，这样做是因为中共“故意刁难，无论大小问题皆未能解决一件，徒使政局动摇，人心不安，以致国家危殆”；“故此时不得不提最低限度之办法，并对共党作最后之试验也”，如果中共不提要求，马氏可以暂不与中共谈判(261)。
蒋介石的态度引起了马歇尔的极大不满。他之所以放任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是因为他原本相信蒋的解决长春问题便可停战的诺言，但蒋现在不愿罢手，使马氏处境尴尬，“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周恩来在和马歇尔的会谈中几次明确表示，如果按照蒋的要求去办，“仗便会从东北打到关内，全面破裂，一切推翻”(262)。马歇尔最担心的就是战事扩大到华北，他不能不重视周恩来的警告，因此也不得不从原先袒护国民党的立场后退，对国民党施以压力。26日，他给蒋回函，要求立即停止军事进攻，并由军调小组进驻长春。29日，马氏要求宋子文转达蒋介石：由于政府军在东北不断向前推进，使他的调停工作遭遇极大困难，如此他将退出调停。马氏并频频与国民党要员接触，告诫他们中共军队主力并未被击垮，国民党军队如再向前进，后方将受威胁，不如适可而止，在有利条件下寻求解决办法。马歇尔的态度和蒋介石的要价甚至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温和派的不安。宋子文和王世杰均认为蒋的要求过于“硬性”，“并以军事再进之转多可虑”，向蒋建议，不妨同意马氏要求，因为马氏对国民党军队开入东北“出力不少，我方似应顾虑马受共党在美国攻击，而助长东北战事”(263)。蒋仍未改变其态度，28日他提出东北苏军撤退地区应由国民党接收，赋予美方以修复铁路恢复交通问题的决定权，整军协定先在东北实行，如作到了这些，则可停止军事行动，军调小组人员可进驻长春(264)。
马歇尔在压国民党让步的同时，也在寻求中共可能的让步，由于对停战、恢复交通和整军问题中共原则上均不反对，因此马氏对美方决定权的问题很感兴趣，觉得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周恩来5月30日明告马氏，不同意美方决定权，理由是美方“在调处冲突上，不能完满地公正地照顾政府与中共双方面的意见，客观上对政府方面有所袒护”。而且周恩来在和马氏的谈话中，虽然还对马氏的处境表示理解，但也坦率地批评美国“在中国采取积极帮助国民党的政策”，“这样，美国的政策即变成二重的了，使中国的内战很难真正制止”。这是中共对马歇尔和美国态度变化的预兆(265)。处于两难之中的马氏，面对蒋介石的顽固和中共的坚决，只好使出最后一招，先逼国民党让步再说。6月3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次日与马歇尔会见，马氏表示，在东北停战问题解决之前，美方不再安排为国民党运输军队和补给到东北，以此迫使蒋接受自己的计划。
蒋介石对东北问题的态度经常处于矛盾之中。在国民党的全盘战略中，东北处于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当抗战胜利之初，蒋企图借苏美之力收复东北的计划失败后，他将注意力转移于关内，尤其是华北。停战协定签订后，由于关内不便大打，蒋又重新关注于东北，导致东北战火的扩大。长春打下后，蒋再次面临抉择，是继续北进还是另作考虑。他在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当天飞赴东北，不无就此实地考察之意。最初，他受国民党军事胜利的影响，有意北进，认为：“东北共军主力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至于调处执行部自以不来东北对我为有利，以免共军借其掩护，获得喘息之机会。”在当时，这一计划军事上并无问题，中共已有了退出哈尔滨的计划。但是，北进不仅仅是纯军事问题，蒋介石对美苏的反应都不能无动于衷，因此他同时考虑：“东北与对美对俄外交，皆有微妙之关系，稍一不慎，将受重大影响，故当马歇尔未谅解以前，不能不委屈以求和平解决也。”(266)马歇尔果然没有“谅解”，蒋也因而不得不改变他的原订方案。
6月4日，蒋介石和马歇尔会谈，在马氏的压力下，蒋表示可考虑停战半个月。马歇尔则不容蒋犹豫，次日再次见蒋，终于使蒋同意东北停战。6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余刻已对我东北各军下令，自六月七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十五日。此举在使中共再获得一机会，使能确实履行其以前所签订之协定，政府采取此一措施，绝不影响其根据中苏条约有恢复东北主权之权利。”(267)打了将近半年的东北战场总算暂时平静了下来。
东北停战的实现，对国共双方各有利弊。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东北停战，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还有他自己的考虑。一则是他已准备关内作战，东北不宜牵制过多兵力；二则是东北国民党军队自四平战后急速冒进，战线太长，兵力不足，需要巩固后方。但如此一来，国民党军队在没有消灭中共军队主力的情况下停止进攻，又分兵把守各个城市，反而暴露了其后防弱点，并且丧失了再向松花江北进军的唯一机会。过后，蒋介石为他的这一决定后悔不已，认为是“东北最后失败之惟一关键”，“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亦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匪既不能在北满立足，而其苏俄亦无法对共匪补充，则东北问题自可根本解决，共匪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268)。但问题在于，即使蒋下决心北进，他能对苏联可能的反应无动于衷吗？他能不考虑美国的态度吗？问题又回到它的起点，东北问题首先需要苏联的合作，需要美国的支持，这又需要国民党付出代价，这于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两难抉择。
中共需要停战作为休整之机。经过四平一战，中共部队“打得相当苦，有的甚至丧失了元气”，“从长春撤退到哈尔滨时思想很混乱，全军无所措手足”。据黄克诚反映，“有些部队元气受到损伤，不经整训已难作战”；“有些战士撤退时走不动，干部因长期支持作战亦极倦怠”；“干部中一般情绪不高，特别是营以下干部一般有很大怨战情绪……这些现象是抗战八年所未有”(269)。因此中共部队亟须休整，以利再战。6月3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目前军队应争取休整，恢复疲劳，提高士气”(270)。16日，东北局与东北民主联军领导班子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了调整，由林彪任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任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271)。在休整期间，东北局动员了1.2万名干部下乡，野战军抽出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分散剿匪，其余部队迅速进行了整顿补充。到东北再度开战之时，东北民主联军下辖东满、西满、南满三个军区，五个野战纵队，及一批地方部队和二线兵团，总兵力达到36万人。
东北停战实现后，军调部在长春设立分部，并增设四个执行小组（6月17日派出），原有小组的任务也作了调整。军调部长春分部国民党代表为蔡宗濂（后为邓为仁），中共代表饶漱石（后为伍修权），美国代表白鲁德（后为田博门）。不过，这些停战小组的作用与关内一样，没有战争时用不着他们，有了战争时他们也管不了。
东北停战并不意味着国共双方就此罢战言和。四平一役对国共双方的战略部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并不随着战事的暂停而停止发生作用，相反，国共双方都在利用这个机会调整部署，准备下一轮大战的来临。和平的空气已经越来越稀薄了。
四 国共战略的调整" class="reference-link">四 国共战略的调整
东北的停战，被马歇尔认为是自己努力的成功，他认识到整个形势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如果不能借此机会使国共双方达成妥协，他的使命也就彻底失败了，因此他在休战期内使出了浑身解数，企图达成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然而，四平战后的国共关系与战前有了根本的不同。因为四平战役，国共双方都在重新估计自己的战略战术。四平未下前，国民党党内对东北以至全国作战的前景都不乐观，据长期在蒋身边的唐纵所记：“此次东北问题，是我们对于情况判断的错误。当初以为东北之共军不堪一击，故不接受调处。现因苏军援助共军之故，共军实力增强，欲调处而不可得，政府感觉苦闷万状。”(272)四平作战胶着之时，国民党高级官员观察到蒋介石的心境是，“忧心如捣”，“焦虑万分”(273)。然而四平为国民党军队攻下后，国民党内的气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国民党上下都迷信“军事之影响有决定性之作用”，不仅主战派兴高采烈，即便是温和派，也开始动摇不定，蒋介石更是得意洋洋(274)。5月20日，蒋介石召集党政最高小组会议，“决定对中共采取严厉态度”(275)。5月23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当天，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飞抵沈阳视察。在他25日给宋子文的信中写道：“此地实际情势，与吾人在南京所想像者，完全不同……只要东北之共军主力溃败，则关内之军事必易处理，不必顾虑共方之刁难与叛乱也。……只要东北共军之主力消灭，则关内关外之事，皆易为力，已作慎密之处置，请勿过虑。”宋子文在与马歇尔的谈话中也大谈“共军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276)。军令部长徐永昌则向蒋建议，“如其胜任，应即向共逐渐进攻”。“今日不办，仅就断交通扼我经济一事，即倒政府而有余”(277)。因为国民党的这种认识，必然导致其战略向战争方面倾斜，也因此而使停战令下达后的全国局势仍然处于紧张之中。
中共方面，对四平战役的结果同样有自己的估计。长春失守的次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中共代表团电，指出：“退出长春后，无论政治上、军事上我方已获自由，并非不利。”(278)这里所说的“自由”，实际是指四平之战解除了中共原先在和与战问题上的某些顾虑和约束。中共对于东北问题的态度是：“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279)更重要的是，四平战役直接导致中共对全国形势估计的变化。直到四平失守前，中共一直认为国民党“对我军实力、国际舆论及国内人心有所顾虑，故尚不敢立即发动全国内战”，但四平战后，国民党趾高气扬，使中共认为“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恐难有挽救可能”，并因此而布置作战准备工作(280)。从根本上说，国共双方在抗战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互相信任是非常脆弱与不稳固的，国民党二中全会前后，这种互信已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四平之战则使这种互信荡然无存。周恩来就对马歇尔说，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双方没有互信，在一切问题上彼此的信心都破坏了”(281)。很难想象这种互信会在半个月的停战期内再次建立起来。
实际上，四平战斗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已通报在重庆的周恩来，“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282)。这种“报复”即是将战争引向关内，以减轻东北的压力。中共中央指示陈毅在山东攻击津浦路上泰安、兖州地区的吴化文部、德州王继祥部和胶济路上张店、周村地区的张景月部，理由是：“一则时局发展是逐渐的，不是突然的，我宜从小的打起显得有理，不宜从大的打起，显得无理；二则消灭上述三部后看顽方如何动作，然后决定我主力使用方向，方不陷于被动；三则……我可于运动中消灭增援之敌。”(283)6月7日开始，中共山东部队以讨逆自卫作战名义发起进攻，历时1周，攻占德州、张店、周村和枣庄等地，几乎占领了山东全境。中共的行动使蒋介石感到华东地区中共部队的威胁，更加强了他准备在关内动武的决心，他在6月停战谈判中重点强调苏北和胶济路问题，实际上已是在为不可避免的战争准备借口。
尽管国共双方都在准备战争，但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停战谈判仍在继续进行，三人小组会议也在东北停战后恢复举行，国民党代表换成了原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蒋介石在停战声明中提出，在十五天停战期中，应商定停止东北冲突、恢复国内交通及实施整军协议之办法。蒋原本并不感兴趣的整军协议现在成了他强调的重点，因为他急于通过对军队的整编框住中共的手脚，同时通过解决交通问题，使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可以运用自如。因此蒋指示“对以上三事之协定，必须同时签字，不可再有先后之分，以免共党继续拖延也”(284)。6月停战期的谈判，在恢复交通、军调部工作和停止东北冲突等问题上，国共双方较快达成了协议，这就是6月24日国共美三方草签的《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线指令》、《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及长春军调分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和《终止东北冲突之训令》。关于交通的协议规定：华北华中一切交通线立即恢复，铁路修复立即进行，拆除碉堡时，铁路沿线重要车站、隧道、桥梁一千米以内之碉堡可以不拆，郑州以西以南之碉堡不拆，陇海路徐郑段缓拆（中共原要求一律限期拆除）；中共区域铁路员工由交通小组考核决定任用（中共原要求一律任用）；各路均限定修复期限，最短者同蒲路仅三十天，最长者津浦路也只九十天（原交通协议无限期规定）。关于军调的协议规定：当小组内意见不能一致时，美方代表可直接向上单独提出报告，请求指示，决定何时何处进行调查，命令停战及实行隔离部队；当执行部内意见不能一致时，美方代表可单独提出报告，请求指示，指导命令或指示之执行；此项规定是中共在“最后决定权”问题上作出的一定让步，在调处中酌量增加了美方代表之职权。关于东北的协议规定：在东北完全停战，15日内交出部队清册，中共因此而承认了1月停战令以后国方军队进入东北的事实(285)。从这三个协议的条文看，中共均作了重要让步，显示出谈和的诚意，应该说，如果能够将这些协议真正付诸实施，和平还有某种希望。但国民党代表徐永昌因为蒋介石的指示，坚持只有在修订后的整军方案达成协议后，才能在这些协议上正式签字。换句话说，如果中共不同意国民党的整军方案，这些协议则无异废纸。而军队整编方案的修订，尤其是军队驻地的划定，由于国民党的过高要求而非常困难，何况蒋要求在半个月的时间里解决半年都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就使他的要求具有了类似最后通牒的性质，不排除蒋的内心正是用这种方法或逼中共就范或由中共承担战争责任。
中共对国民党的要求并未正面回绝，但周恩来表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先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做起，中共的目的是“竭力争和平，哪怕短时期也好”；“既要避免破裂，又要不大让步”(286)。国民党却无意于此，在谈判中采取了步步紧逼，以求彻底解决的方针。6月17日，蒋介石提出东北中共驻军方案，中共军队三个师分驻于兴安、黑龙江和嫩江省，或驻兴安、黑龙江和延吉地区，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沿线由中央护路宪警进驻，如中共同意该方案，其军队必须撤出热河、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烟台和威海卫两地，双方在山东恢复6月7日的军事位置(287)。在18日徐永昌、俞大维和周恩来的会谈中，国民党又提出，中共军队在关内的五个军应集中在陕北、山西上党、河北大名、山东临沂、察北五个地区，这意味着中共还应退出苏北。这是一个极其苛刻的方案，不仅中共在东北的军队被限制于北满狭小偏僻的地区，而且中共在华北的地位还将受到重大削弱，军队将被挤出城市和铁路沿线，而被分割部署在若干偏僻孤立、互不联系的地区。周恩来在见到这个方案的当天致电中共中央，称蒋的方案“混蛋之至，战意已大明……蒋有可能将东北问题再拖数日，而先在苏北、山东开刀并及热河”。他建议“中央令各地，尤其是苏北、山东、东北、热河速作各种准备，迎接蒋方进攻”(288)。在和马歇尔的谈判中，周恩来表示，蒋的方案“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感到愤慨”，政府“是在出难题，使问题不能解决”。他明确告诉马氏，中共要求东北驻军增加为五个师，驻安东、牡丹江、齐齐哈尔、洮安、哈尔滨；关内军队驻地应另行商谈，且应规定双方驻地；至于退出所占城镇，原则上双方应退出1月13日后所占之地(289)。周恩来坦白地对马歇尔说，蒋介石就是要“先把此事弄成合乎他的愿望。如一切都照他的希望实现，他放心了，而我们就不能放心了，因为一切都无保证了”(290)。当时谈判的实情如此，一方放心，另一方必然不放心，而这又是因为东北开战之后一系列冲突造成的连锁反应。
作为调停一方的美国，关键的要求是国共双方停战。司徒雷登告诉马歇尔，“主要是使蒋停战，然后才好续谈。中共愿和，愿解决问题，但必须双方让步，不能单要一方屈服”(291)。但马歇尔以为，他已经压蒋介石同意停战，现在该中共作出必要的让步了。因此他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一方面企图说服蒋介石不要要价太高，另一方面又企图让中共让步，尤其是在华北问题上，马氏主张中共接受蒋的条件。马歇尔的处境仍然处于两难之中，他既要保证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又要限制国民党的行动在不引发全面内战的范围之内，这本身就是矛盾的。由于东北战事的发生，马氏在中共眼中已经失去了他一度有过的公正形象，而他在停战谈判期内的表现，更使中共确信，美国已经站在了国民党一边，对马氏的调停不再抱什么希望。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马歇尔“在第一时期对停战、政协、恢复交通、复员、整军的意见和办法是公正的。第二时期对东北问题就偏了，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蒋介石在“第一时期还听马建议，但不愿其成功，放纵和指使部下违约反对。到第二时期便准备大打，借口主权、交通使内战全面化”(292)。国民党则因为马歇尔的态度受到鼓舞，美国国内因为冷战而逐渐升高的反共声浪更使马歇尔失去了回旋余地。由于马氏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所限，他只能偏向于国民党一方。
6月16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成立纪念日演讲，次日又在国府纪念周演讲，声称：共产党过去在日本掩护下，得以发展割据一方，今日人投降，共产党再无幸存之理。本党对中共如此让步，欲以政治方法，给中共以合法存在之机会。有人以为中共问题军事不足以解决，此乃大谬不然，过去军事不能解决的原因，由于日本掩护中共捣乱，今日人已经投降，军事解决为极容易之事；又有人以为中央经济困难，不能用兵，殊不知中央财政之准备，足以维持二年有余。出席听讲者都认为蒋的讲话“充满剿匪意味，并坚定大家之信心”，可见蒋已无意再言和(293)。但是为了进一步拉住马歇尔，20日蒋介石同意延长停战期至月底，但同时又提出中共军队必须在此期间撤出胶济路两侧30公里之外。蒋明知中共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而他还如此提出，主要是为了争取马歇尔和舆论的支持，把战争责任推到中共头上，为动武作准备。中共对此已有清醒的认识。6月25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林彪的电报中明确谈及中共的方针是：“（一）国民党一切布置是打，暂时无和平希望。（二）谈判破裂，全国大打，不限于东北。（三）全靠自力更生。（四）半年至一年内如我打胜，和平有望。（五）友邦在将来可能在外交上给以援助。（六）我党在南京谈判中，当尽最后努力，付出最大让步，以求妥协。但你们不要幻想。”(294)中共确实不能抱什么幻想。26日，蒋介石决定全盘战略方针为：“此时对东北军事应暂取守势，不可亟求进展，因原定政策本以收复长春及其以南之南满与北宁二铁路干线为军事目标，其他地区则用政治方法以求解决，一则使俄国不致正面出而干涉，一则使我兵力运用容易，不致过于分散而为俄共所乘也。故关内共军未戡定以前，对东北之军事决心维持现有形势为要旨，此不能不慎重出之也。”(295)于此表明蒋的战略重心转向关内，就在这一天，中原战事爆发，全面内战已经无可避免。
马歇尔还在做着徒劳无用的努力。从停战开始，马歇尔搞出了一个又一个方案，但没有一个行得通，问题的焦点是国民党的要价一次比一次高，条件一次比一次苛刻，而中共又决不可能屈服于国民党的压力。以至马歇尔也认为：“在休战期的谈判中，很清楚的是中共更愿达成停止冲突的协议，而政府方面如此苛刻的条件使共产党不可能接受。同样清楚的是，部分国民党文武领袖以其力量和权威倾向于武力解决，他们的信念是，全面战争比目前伴随着经济和政治停滞的不战不和状态更好。”(296)28日，蒋介石向马歇尔又提出新的条件，即国共军队的总比例不变，军队驻地问题应整个解决，进入防区的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达成协议后十天内，中共军队在山东、山西6月7日后攻占地区及胶济路、临（城）枣（庄）支路和临（城）徐（州）路沿线撤出，三十天内从承德、古北口和苏北撤出。29日，周恩来在和马歇尔会谈时愤愤地说：“蒋介石是要绞死我们。我用一切力量让，而我让一步他即迫一步！”(297)即便如此，为了争取时间，获得政治上的主动，中共同意可有条件让步，东北的松江省和哈尔滨可由政府派军驻扎，但行政机构改组为联合政府；中共军队撤出国民党所要求的若干地区，如苏北淮安以南、皖东北、胶济路沿线、承德和张家口以南地区，条件是“政府军队决不开入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队仍应当于原地维持治安，实施行政”。结果国民党仍坚持中共应交出地方政权(298)。中共对此绝不能接受，因为“与其不战而失如此广大地方，将来不能收复，不如战而失地，将来还可收复。况且战的结果，除若干城市要道还可能失去外，我亦有粉碎蒋军进攻收回许多失地之极大可能”(299)。此时的谈判对双方都不再有实质性意义，而成了一种准备战争和动员舆论的手段。
6月28日和29日，蒋介石连续召集部下开会，商讨对共战略。主战呼声占了上风，只有王世杰等少数人仍主张“成立协定，即令协定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亦可避免局势之恶化”，但他们的主张得不到蒋的支持。不过格于政治环境，蒋亦不能公开宣战，因此决定方针是，在军事“进剿”同时，宣布“和平之门不闭，唯待共党之回头”(300)。30日，停战令到期之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彭学沛发表声明，声称：“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其军事进攻与破坏交通之行动，以证明其诚意，并开诚切商整军实施方案与指定驻军地区之协定，限期成立，则政府仍当曲予容忍。……今停战命令虽已期满，政府对于和平统一之方针决不变更，除非共党进攻国军……则国军不仅为自卫计，且为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和维持地方安定秩序，职责所在，不能不加以抵抗和驱除。此外中央军队不对中共军队采取军事行动，以静候各项未决问题之解决。”(301)周恩来亦在当天举行记者招待会，称国民党的声明“不能算有期限的休战，更不算是长期停战”。对于国民党的停战条件，周恩来指出：“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该撤退，实在毫无道理。因为整编统编之后，大家都是国家军队，不能说谁威胁谁。反过来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了，这样的提法并不是从国家观点出发的。政府要求虽然如此不合理，但我们还是让了步，答应在某些地区不驻兵。然而政府还不满足，一定要这些地方的党、政、军、民众团体一律撤出，实在太不合理了，而且超出整军的范围，是我们不能接受也不能考虑的。”(302)
6月30日，蒋介石会见马歇尔，马氏告以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提案，蒋询问如国民党暂不提承德问题，中共能否同意，马氏认为仍无此可能，因为交出地方政权为最大困难。马氏坦诚告蒋：政府的条件颇为苛刻，中央有人将国军武力估计过高，如果酿成全面内战，甚不值得，并批评国民党官员经常发表非武力不能解决的言论，影响谈判。蒋也似乎推心置腹地对马氏说：本党党员皆有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论不会左右自己的意见。他举圣经为例，称其中有言饶恕罪人应饶恕七十个七次，而余所受已达过此限，惟余系为国家忍受一切。在蒋问马歇尔是否要为以后的谈判规定一个期限时，马答以不定期为好，可见马氏也对自己的使命能否完成产生了怀疑(303)。
7月2日，蒋介石几个月以来首次会见周恩来。周提出，在全面停战的同时，一面谈判军事问题，一面恢复政协综合小组会，谈判政治问题。蒋则根本对此不感兴趣，而仍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前所要求之各地，否则，“政治问题实无法商谈”。蒋强调如中共占据苏北，“政府实已无安全可言”，而“政府如要保卫北平，则必须保有热河”。“此为政府与中共和平谈判之基础，倘此点不能实现，则一切无法再谈”(304)。这次会谈没有解决任何问题，而这也是国共双方最高层次之间最后一次实质性会谈了。
从7月2日到10日，国民党代表陈诚、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进行了四轮会谈，继续讨论未决问题，双方的立场始终无法接近。国民党代表反复要求中共退出蒋所提出的几个地区，表示只要退出了其他就好办了，希望中共了解政府的困难。他们承认在地方政权问题上他们改变了政协的程序，但理由是政府已在东北问题上对中共作了让步，承认了中共在黑龙江、兴安和嫩江省的地位。周恩来只同意可考虑苏北减少驻军，但坚持不交出地方行政是中共的基本立场。他对国民党态度的判断是，如我方同意他们的要求，便不放弃谈判；如我方不同意或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军事动作便会扩大(305)。就在谈判期间，国民政府4日宣布将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用周恩来的话说是，“这等于政府又投下一颗炸弹”。蒋介石的目的是以此显示改革和民主，拉住美国（马歇尔听到这个消息确也表示“感动”），但国大问题一直是国共谈判中双方争执的一个重点，中共坚决反对国民党单方面宣布召开国大，表示此事“完全违反协商精神，敝方坚决反对”，“关于国大诸问题，在未得协议以前，敝方不受贵方任何片面决定之拘束”(306)。这一插曲使双方会谈气氛更为恶化。在10日的最后一次会谈中，国民党代表提出在国方进入中共撤出地区时，对中共党部给以照顾，周恩来表示，“那些地方可考虑少驻兵，但非撤退，不是行政权就不要了”。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在当天的会谈结束时感慨地说：即使行政问题达不成协议，照6月30日那样也可以签字了，如果我不是国民党，我一定签字了(307)。然而他个人的感慨终究代替不了国民党决策层的决定，此次会谈之后，国共高层代表接触暂告终止。
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宣言回顾了战后中国政治的发展过程，批判国民党“公开号召全国的内战，而禁止人民反对内战，公开要求夺取解放区更多的地方，并要求推翻整军方案，以便扩大内战和保存军阀制度”。宣言引人注目地公开谴责“美国反动派的军事干涉”，提出“没有美国反动派的所谓‘援华’，我们就早已得到民主，而内战也根本不可能发生与继续”。中共中央对下属解释发表这个宣言的目的是，“美国和中国反动派均利用人民对他们的丑恶行为认识模糊，欺压人民，从中取利，我们应当尖锐揭穿，方能使彼辈在人民面前孤立起来，方能打退其进攻”(308)。这个宣言无疑表明中共战后政策的改变已经公开化，基本放弃了战后一度采取的中立美国的政策，而将美国视为国民党的支持者，以反美、即民族独立的口号作为动员群众的手段。中共的这种政策转变，一方面向外界表明了坚决抵抗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决心，另一方面也预示着美国调处的接近收场。中共此时的策略是：“对马歇尔不要公开说他好，也不要公开说他不好，在谈判中仍须经过他来缓和局面；对各地美军，仍应避免冲突；对国民党军队，则看彼方态度，彼打我亦打，彼停我亦停；对谈判，我党已有所让步，但国民党贪得无厌，提出很多无理要求，应予拒绝。”(309)
国民党方面已经作好了战争准备。7月11日，蒋介石会见马歇尔，“劝其暂作静观态度，并告以三十年来处事之经验，凡事至无能为力时，只有暂时搁置，听其自然，但终有解决之一日，非至时机成熟，则徒劳无益也。至于政府现所采取有限度之军事自卫行动，实有助于彼之调解工作，而决无任何妨碍”(310)。蒋介石的态度已经预示着谈判这一幕就要收场了，一切只能通过战争来解决。7月14日，蒋氏夫妇以避暑为名赴庐山，就在前一日，苏北战火点燃，全面内战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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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武生主编：《从延安到北京——解放战争重大战役军事文献和研究文章专题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2) 《熊式辉日记》1945年6月5日。
(3) 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74页。孙科也提出：苏联必在东方参战，东北将为苏军力所及，如我内政上无良好措施，如苏联兵力所及，可能将政治交与中共，中共将于其间大扩张武力，黄河以北全入掌握之后，大局可以推想而知（《黄炎培日记》1944年5月17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第49页）。
(4) 《熊式辉日记》1945年8月23日。
(5) 《国民政府公报》1945年9月4日；参谢国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划东北为九省述评》，《民国档案》1990年第4期。
(6)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41页。
(7)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
(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28页。
(9)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32、834页。
(10) 因为苏联在中苏条约谈判中承诺所有援助只给予国民政府，使国民党作出了苏联将支持国民党接收东北的错误判断。实际上，苏联对东北有其自己的考虑，其对中共的支持也没有违背条约承诺。美国情报机关向国务院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苏联在条约中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承诺，将中共排除在满洲之外（Manchurian Prognosis，Fall 1945，Levine，Steven I．Anvil of Victory——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1945-1948，p．30．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7）。
(11) 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19日。
(12) 《傅秉常大使致外交部告苏联反对我军在大连登陆电》（1945年10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19页。
(13) 《外交部长王世杰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关于中国政府派兵由大连登陆至东北谈话纪要》（1945年10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1页。
(14) 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前言。
(15)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到长春后与苏方代表谈话经过之情形》，1945年10月12日（原文如此，应为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1—122页。
(16) 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3日）；《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呈蒋委员长告今日会谈最可注意事项函》（1945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2—123页。
(17)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与苏方交涉国军登陆与出关之经过电》（1945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34页。
(18)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339页。
(19) 《主席接见苏联大使彼得洛夫谈话纪要》（1945年10月23日），《日本投降与我国对日态度及对俄交涉》，第132页。
(20)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5—6页。
(21) 《蒋介石致熊式辉、张嘉璈函》（1945年10月16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当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去东北的特派员齐世英发表反苏言论，遭到苏方抗议，蒋即令熊世辉约束东北党部活动，以免刺激苏方（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85页）。
(22)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告苏方态度急激变化电》（1945年10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6—127页；《熊式辉日记》1945年10月28日。
(23)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共军占据营口葫芦岛苏方藉口内政问题不予干涉电》、《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38、141—142页。
(24) Feis，Herbert．The China Tangle-American Effort in China from Pearl Harbor to the Marshall Mission，p．388．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New Jersey，1953．
(25) 《熊式辉主任呈蒋委员长报告五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详情函》（1945年11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3页。
(26) 《熊式辉日记》1945年11月1日；蒋经国：《五百零四小时》，《蒋经国自述》第161、156页。
(27) 《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告苏联不容强力政权存在并扶植中共立足关外函》（1945年11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61—562页。
(28)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4日。
(29) 《徐永昌日记》1945年11月19日。
(3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1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7页。
(31) 因为种种原因，直到次年3月，国民党在东北只有十三、五十二两个军的兵力。
(32) 《王世杰日记》1945年11月27日。
(33) 《蒋介石致熊式辉等函》（1945年10月16、25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34)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告决心在秦皇岛天津登陆出关接防函》（1945年10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30页。
(3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2页。
(3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8页。
(37)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6页。
(38) 《外交部为迁移东北行营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7页。
(39) 《山东根据地实为战略转移的枢纽》（1942年7月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81页。
(40)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年5月31日）、《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0—411、426页。
(41) 据师哲回忆：“在苏军进入我国东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苏军的动向，不管是苏联方面，还是在苏军中工作的我方人员——如刘亚楼、周保中等同志，都没有向我们透露过任何消息。”（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305页）然而据参加中苏条约谈判的外交部次长胡世泽所记，斯大林告诉宋子文、孙科将莫斯科谈判的内容传给了延安，并称这是“非常糟”的事，必须停止（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胡世泽文件，1945年7月12日谈判记录，引自Westad，Odd Arne．Cold War &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P．4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3）。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中共知道苏联动向的可能性不大，毛泽东在8月23日中共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对中苏条约的内容尚是推测，因而胡的说法未必可信，而且不排除斯大林以此故意向国民党示好，以促进谈判的顺利进行。
(42)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1945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页。
(43)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5页。
(44) 《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257—258页。
(45) 《中央关于调四个师去东北开辟工作给山东分局的指示》（194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4页。
(46) 苏方曾对进入沈阳的曾克林建议，由于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中共军队对外最好不叫八路军，改叫东北人民自治军，我们就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曾接受了苏方建议后，苏方下令凡佩戴自治军符号的部队，可在东北各地活动，不加阻拦限制（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18页）。刘少奇也建议彭真，出关部队既要有正式名称，又要避免外交纠纷，“请考虑是否可用东北人民自治军”（《刘少奇年谱》上卷，第499页）。
(47) 《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电》，1945年9月15日。
(48) 《中共中央致山东分局电》，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9月20、24日。
(49) 据载，罗荣桓在渡海途中，遇到苏军巡逻艇，苏军官登艇后表示，我们不阻止八路军的行动，船队可在旅顺、大连之外的任何港口登陆（《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388页）。
(50) 《中央通报》（1945年9月16日）；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46页。此种扩军素质不高，中共亦有察觉。据林彪的报告，“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分，亦被带坏”（《林彪致中央电》，1945年12月14日）。据萧劲光回忆，“后来，当国民党部队一进攻，这些部队整团整营的反水，杀害我们的干部，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据不完全统计，当年底到次年初，东北收编部队叛变的有近四万人（丁晓春、戈福禄、王世英编著：《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因此，中共在东北后期的扩军作法有了改变，并对新编部队进行了大规模整顿。
(51)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3卷，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552页。
(52) 《军委关于争夺东北的战略方针与具体部署的指示》（1945年9月28日）、《中央关于东北战略方针与部署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00、309页。
(53) 《东北局关于建军方针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45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第4页。
(54)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42页。
(55)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8页。杜聿明是当时国民党内主张在东北动武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对前景较为乐观。他曾对人说，“如今我们拥有几百万装备精良的军队，再加上美国朋友的全力支持，整个形势都将对我们有利，只要认真、慎重地指挥作战，打败共军不是不可能的”（《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399页）。
(56)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坚决阻蒋登陆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袁伟主编：《山海关之战》，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页。
(57) 苏方与中共当时在拒绝国民党政府军登陆一事上似有默契。根据现在公布的材料，国民党军队准备在东北登陆前，苏方即已通告中共，并促“派兵阻击”。毛泽东要彭真告苏方，对国民党在东北各港登陆的试探，“请告辰、马诸兄（苏方代号——作者注）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关于坚决拒蒋登陆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袁伟主编：《山海关之战》，第189页）。苏方随后建议中共部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以阻止国民党军队登陆，而中共对苏方的态度“甚为欣慰”（《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页）。
(58) 《中央关于阻止国民党军队入东北问题给彭真、陈云等的指示》（1945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51页。
(59) 《中央关于集中主力拒止蒋军登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页。
(60) 《中央关于全力控制东北拒止蒋军登陆着陆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
(61) 《东北解放战争的头九个月》，《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4页。
(62)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
(6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474页。
(64) 《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机密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册，第2011—2012页。
(65)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79页。
(66) 《中央关于发动群众创造战场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19页。
(67) 《从内线作战着眼分批歼灭国民党三个军》（1945年11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43—144页。
(68)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辽沈决战》编审小组编：《辽沈决战》下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96页。
(69)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3日。
(70) 《林彪致军委等电》，1945年11月21日。
(71)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页。
(72) 《第五十二军赵公武部机密作战日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下），第2024页。
(73)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页。
(74)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23页。
(7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1页。
(76) 《坚决作战控制东西北满》（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17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0月27日。
(77) 《中央关于撤出大城市和主要铁路线后东北的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47页。
(78) 杜聿明根据自己的经验，认为中共部队的发展比国民党迅速，当时以两个军可以打到锦州，半年后以七个军却胶着于四平一个多月，可见国民党军队缓进东北对中共有利。
(79)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9日。
(80)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29日。
(81) 《王世杰部长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谈话纪录》（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25页。
(82) 《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在重庆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交涉接收东北报告》（1945年11月2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14页。
(8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4、876、880页。
(84) 《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违反条约东北行营移至山海关已危及中国主权完整电》（1945年11月17日）、《蒋主席致杜鲁门总统告苏联扶植中共阻挠接收遣俘工作并请拨船舰增运兵力往华北函》（1945年11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9、565页。
(85) 《魏道明大使呈蒋委员长告与杜鲁门总统谈话要点电》（1945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6页。
(86) 《魏道明大使呈蒋委员长告与杜鲁门总统谈话要点电》（1945年11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6页。魏德迈认为，由于苏联和中共的行动，此时国民党无法控制东北，建议国民党首先确保华北，而将东北提交国际讨论，由美英苏三国托管，直到国民政府强大到足以完全控制该地区为止（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132）。
(87) 曾克林部初到沈阳，苏军不让入城，经过三天交涉才予同意（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12—218页）。
(88) 《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分局等的指示》，1945年8月29日。
(89) 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59页。
(90) 陈云：《对编写〈辽沈决战〉一书的意见》（1983年8月9日），见《辽沈决战》（上），第2页。周恩来当时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在可能条件与许可情况之下，它（指苏联）没有不愿意援助中国人民和支持中共谈判的。只是这种援助必然是不公开的，这种支持必然是暗示式的，远方朋友（指苏联）曾为此向我们做过多次解释。”（《关于国共谈判》，1945年12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6页）
(91) 曾克林：《戎马生涯的回忆》，第223页。
(92) 《黄克诚回忆录》，第333页。
(93) 孟宪章、杨玉林、张宗海主编：《苏联出兵东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3页。
(94) 《陈云和高岗给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抗战胜利三个月来的局势和今后若干工作方针》（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4页。
(9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97页。1952年，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上称苏联在东北交给中共枪30万支，炮2700门。1975年，苏联出版的著作称交给中共枪为70万支，炮4200门（《蒋廷黻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引自刘馥：《中国现代军事史》，梅寅生译，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57页；阿坚科等著：《苏联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所给予的军援》，引自台湾“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编：《两次大战与中国前途》，台北1985年版，第65页）。这些统计显然大大夸大了实情，只能认为是政治考量的产物。
(96) 张潜华：《政学系在东北接收问题上的如意算盘》，《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188—189页。
(97) 《外交部为另订接收办法与延期撤兵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5年11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3页。
(98) 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侵据东北折冲纪要》（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65册，第43页）；张嘉璈《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3日。
(99) 《中国政府接收东北诸省办法要点》（1945年11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覆外交部部长王世杰照会译文》（1945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4、155页。
(10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7页。
(10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11日。
(102) 《蒋委员长致蒋经国特派员指示解决东北问题途径函》（1945年11月1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46页。张嘉璈主张蒋经国访苏时将这几条面告斯大林，但未实现。熊式辉也曾向蒋提出东北政治“可以商量限度，一、只要不私拥武装，各级政府用人可不论党派；二、省县政府职权在开国民大会以前应依照中央法令规定，不能擅自改变；三、一切选举不许有暴力威胁；四、不私有武装之任何政党可以公开活动”。蒋“许可照办”，但未见下文（《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1日）。
(10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日。
(1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876—877页；《五百零四小时》，《蒋经国自述》，第165页。
(105) 《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1945年11月16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第1787页。
(106)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8页。
(107) 《董必武年谱》，第232页。
(108) 《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告促锦州共军通告移撤日期电》（1945年12月6日）、《蒋委员长致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指示对苏交涉要领电》（1945年12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67、167页；《熊式辉日记》1945年12月7日。
(109)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中共党史资料》第61辑，第193—219页。此会谈记录存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1996年由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公布。据蒋经国自己回忆，斯大林在会谈中不客气地告诉他：“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我的经济顾问最近会到长春去的，我要他和你见面，我并且告诉他，只要国民政府能保证今后美国不在东北得到利益，我们苏联一定可以作必要的让步（蒋经国：《访苏交涉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12页）。
(110) 《王世杰日记》1945年10月11日。
(111) 《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页。实际上，还在10月底中共中央便已要求苏联延迟撤退时间至次年1月或2月。
(112)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5（下），第901页。
(113) 刘翰东：《本省接收一年来之回顾与前瞻》，《四战四平》，第365页。
(114)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18日。
(115)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3日；《张嘉璈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谈纪要》（1946年1月3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16) 《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页。
(117) 11月13日，中共中央已告东北局：友人方针已定，恐难改变，我们应服从总的利益，立即重新部署力量，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3日）。
(118) 《刘少奇年谱》，第531页；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62页。
(119) 《中央关于东北的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页。
(120) 《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长春铁路线后开展东满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的指示》、《中央关于东北撤出大城市后的中心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31、434页。
(121) 《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0日。
(122) 《中央关于再开谈判之门给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1945年12月1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3页。
(123) 《东北局关于撤出大城市后工作任务的指示》（194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35—436页。
(124) 《陈云、高岗给东北局及中央的报告》（1945年11月29日）；《李富春等给彭真等的报告》（1945年12月11日）；《黄克诚回忆录》，第334页；《林彪致东北局及中央电》，1945年12月11日。
(125) 《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与任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页；《任弼时年谱》，第503页。
(126) 《东北局关于当前东北形势与准备作战的指示》（1945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重要档案汇编》，第14页。
(127) 《以主要力量建立东、北、西满根据地》（1945年12月24日的电报），《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74页。
(128)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75—1076页。
(129) 此语最早出自11月22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所拟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针对苏联要中共力量撤出东北各大城市的举动，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服从彼方决定，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刘少奇年谱》上卷，第531页）。
(130) 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第220页。
(131) 《蒋委员长致宋子文院长令与苏方切商东北工矿应归我所有电摘要》（1945年8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41页。
(132) 《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主席报告苏方视东北工业设备为战利品函》（1945年10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71—372页。
(133) 《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5年10月25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34)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27日。
(135)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3日。
(136)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7日。
(137)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3日。
(138)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15日。
(139)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0日。
(140)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8日。
(14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1月28日、12月1日。
(142) 《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报告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会谈情形电》（1945年12月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58页。
(143) 《张嘉璈主任委员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关于东北工矿合作问题谈话纪录》（1945年12月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87—394页。
(144) 《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呈蒋委员长告与苏军经济顾问斯拉特科夫斯基商谈经济问题电》（1945年12月8日）、《张嘉璈主任委员蒋经国特派员为经济合作原则事呈蒋委员长请示电》（1945年12月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394—396页。
(145) 苏联要求合办的企业有：本溪、阜新等煤矿，鞍山、本溪钢铁厂，主要的有色金属矿山，鞍山、本溪的化学工业，沈阳的机器制造业，丰满电厂等（《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2月11、13日）。
(146)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2月19日。
(147) 《指示张主任委员对苏谈话要点》（1946年1月16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48) 《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6年1月16日），Chang Kia-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49) 《张嘉璈致翁文灏电》（1946年1月19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
(150)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26日。
(15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35页。
(152)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1月18日。
(15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4日。
(154) 《王世杰日记》1946年1月29日、2月8日。
(155) 《美国驻华大使馆参事施麦斯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有关美国对东北经济合作态度之照会》（1946年2月1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453—454页。美国此意见在2月9日转达给苏联。3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不承认‘战利品’之解释为包括工业或其组织要素，如东北之日本工业与设备等在内”。5日，美国国务院再次致文予苏联政府，重申：美国不同意战利品之说法，日本资产应由各战胜国共同处理，中苏如成立协定美国不能承认（同前，第247—248页）。英国政府亦表示反对苏联的作法，但苏联坚持己见。
(156)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4、11日。
(157)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20日。
(158) 中苏谈判中断之后，苏联仍未放弃达成协议的努力，并提出了新的方案，作了若干让步，不过国民党坚持苏方不撤兵接收未完成则不谈判的态度。4月间，苏军自长春撤退前夕，张嘉璈“深以长春等地危险为虑”，蒋介石亦以“东北军事紧急……欲藉此消灭苏方之阻挠与操纵也”，准备重开经济合作谈判。但王世杰坚持“我决不可因军事上一时之需要”而予让步。4日，王世杰会见苏联大使，表示中方决定与苏方谈判，但仍需等苏军撤离及完全接收东北之后才能成立正式协定（《王世杰日记》1946年4月4、13日）。其后，随着长春为国民党军攻占，蒋介石态度再次变化，声称“哈尔滨收复以后，苏方外交可进行，此时尚无外交可谈也”（《蒋介石致张嘉璈函》，1947年6月17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再以后，东北成为国共交战的主要战场，经济问题事实无法提上日程，中苏关于东北经济合作的交涉最终不了了之。
(159) 《中共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6日。
(160) 伍修权：《往事沧桑》，第163页。
(161) 卢冬生被害日期诸说不一，有1945年11月15日、11月17日、12月14日等说法，但被害经过则大体相同。
(162) 《熊式辉主任张嘉璈主任委员呈蒋委员长报告长春当地金融交通经济情形函摘要》（1945年10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42页。
(16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5年10月14日。
(164) 张克良：《国民党接收鞍钢面面观》，《鞍山文史资料》第1辑，第158—159页。
(165) 1945年12月11日，中苏签订财政协定，规定苏军可在东北发行军用票，以供其支付开支所需，此票在苏军撤离后，由中国政府收回，并向日本提出偿还要求。此票发行数量，苏方从未通知中方，苏军撤离后，中央银行在东北收兑数即有六七亿元，实际发行数显大于此。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对日索赔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解决，此项损失实际是由中国承担了（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37、39页）。
(166) 《鲍莱调查东北工业报告》（1946年12月1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63—267页。
(167) 《苏军驻留期内东北工业损失调查报告书》（1947年2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74—275页。
(168) 《王首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69页。
(169) 根据苏联官方在1947年1月29日公布的数字，东北“战利品”总值只有9700万美元，这个统计其后没有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支持。如果这个统计是这些“战利品”在运到新地点重新安装后的价值，而这种新价值由于种种损耗和其他因素，大约只有原价值的10％至20％，则苏联的统计应增加五至十倍，才可能接近于事实（McLane，Charles．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31-1946，p．235．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58）。
(170) 郭克悌：《东北的盘据与劫掠》，《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263页。
(171)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2日、23日。
(172) Marshall to Truman，Feb.9，1946，FRUS，1946，Vol．IX，p．426．
(173) 《重庆党政小组临时谈话会会议记录》（1946年2月20、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639—642页。
(174)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陪都学生为东北问题酝酿活动事致各省市当局指示处理方针电》（1946年2月20日）、《吴铁城陈立夫等上蒋总裁报告沙坪坝学生酝酿游行出于自动势难劝阻正设法疏导电》（1946年2月2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638页、642—643页。
(17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各地学生爱国游行事致各省市党团部指示应注意事项电》（1946年2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644页。
(176) 《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关于中共军与苏军勾结情形之研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584页。
(177)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2月15日）；《王世杰日记》1946年2月19、21、22、24日。
(178) 《中央日报》（重庆）1946年2月26日。
(179) 《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二中全会决议案行政院办理情形报告表》，1946年印本，第19—20页，附件第74—75页。据张嘉璈所记，在全会讨论中，“对于中苏友好条约纷纷反对，有人主张应提交安全理事会，亦有谓应要求苏方修改”；“谷正纲谓应发动民众运动，萧铮谓应请求总裁罢免外交部长或劝告辞职”。宋子文“大受攻击，体无完肤，宋答复神态极窘”；“东北问题审查会决议指出，应撤换熊主任，取消政务、经济两委员会，停止地方交涉”（《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3月6日、8日、15日）。
(180) 《外交部为东北苏军逾期未撤退事致苏联驻华大使馆照会》（1946年3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87页。
(181) 《王世杰部长为先期通知我方撤军日期事致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照会》（1946年3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致外交部部长王世杰通知苏军于4月底撤退完毕照会译文》（1946年3月2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一册，第188—189页。由于苏军的突然撤退，不仅使国民党接收行动不及展开，而且使国民党已经派出的部分接收官员处境尴尬，熊式辉不得不部署紧急撤退计划，但为蒋介石所反对，而蒋固执的结果，不过使这些接收官员成为中共军队的俘虏而已。
(182) 《董彦平致张嘉璈电》（1946年3月27日、4月6日），Chang Kia-ngao Papers，Box 10，Hoover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California。董彦平：《苏俄据东北》，第180页。亲身经历这段过程的黄克诚这样评价：“国民党当局本来以为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会对他们有利，却未料到会由此促成我军得以进占大城市的局面（指中共占领长春、哈尔滨等城市——作者注）。我军进占大城市后，装备得到很大改善，给养也不成问题了，给了部队以非常有利的修整、补充时机。”（《黄克诚回忆录》，第344页）
(183) 撤入苏境的行政人员，于5月19日自海参崴回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则暂驻伯力，处理善后问题，6月15日启程回国。
(184) 苏军撤退后，国民政府在东北与苏联的外交接触主要是关于大连接收问题。此事苏联一度表示可以进行，并同意国民政府派出视察团在1947年年中去大连视察。但大连行政此时实际已在中共控制下，国民政府格于实际，无法接收，也不能动武。此后，随着国民党政府军在东北军事的失利，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了接收大连的企图。
(18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0—21页；《熊式辉日记》1946年2月13日。
(186) 《中央日报》1946年1月11日。
(187) 杜聿明为在东北占据一个海口城市以利以后作战，命五十二军于1月10日占领营口，随后又为接收沈阳，令其北上，在营口留置一个加强营守备，中共部队于13日对营口发起攻击，次晨占领之。
(188) 《中央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给中共驻重庆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1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5—56页。
(189) 《彭真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月14日；《林彪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月15日。
(190) 《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的方针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2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57—60页。其后中共中央还决定原拟调往东北的山东叶飞纵队、晋察冀杨得志纵队不再去东北，以免“给国民党以借口”，“结果不仅拖延东北战争局势于我不利，破坏停战协定责任人民一时也不易了解，反而给战争挑拨者以利用”（《中共中央致林彪等电》，1946年3月4日）。
(191) 张治中在向蒋介石的请示中认为：“揆其前后再三向职提及东北问题，其用意似希望政府与其商谈者然。但此问题关系甚大，职自未便作任何表示”，并建议蒋，“现在东北问题日趋复杂，政府似有郑重考虑决策之必要”（《三人会议政府代表张治中上蒋主席报告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情形函》，1946年2月1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78页）。
(192) 《停战和整军都应把东北包括在内》（1946年2月2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20页。
(193) Marshall to Truman，Feb.9 1946，FRUS，1946，Vol．IX，p．428．其实不仅是马歇尔，有关各方都认识到东北问题将是能否实现政协决议的关键因素之一。
(194) The China White Paper，Vol．1，p．146．Marshall's Misson To China，Vol．1，p．56．
(195) 《代表团关于东北问题的对策》（1946年3月1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32页。
(196) 《关于东北问题的说明》（1946年3月10日）、《东北问题必须军事与政治一道解决》（1946年3月1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25、135页。
(197)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14页；《辽沈决战》（下），第603页；《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89—90页。
(198) 《四战四平》，第3页。
(199)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62页；《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8页。
(200) 《辽沈决战》（下），第606页。
(201) 《中央关于控制长春、哈尔滨及中东路保卫北满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3月24日）、《中央关于东北停战前坚决保卫战略要地给林彪、彭真等的指示》（1946年3月25日）、《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工作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00—105页。
(202) 《失去的机会》，第253页。
(203) 《刘少奇年谱》下卷，第28页。
(204) 《中央日报》1946年3月28日。
(20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82、88页。
(206) 据原定去四平的第28小组中共代表耿飚回忆，他们到达铁岭之后，既不能向前进，又不能与北平联系，实属被软禁于驻地。及至四平被国民党军队攻占后，小组才到达该地，但已无事可作（《耿飚回忆录》，第390—391页）。
(207) 《郭汝瑰回忆录》，第200页。
(208) 《郭汝瑰日记》1946年4月6日；《郭汝瑰回忆录》，第201页。
(209) 《郭汝瑰日记》1946年4月8日。
(210) 《郭汝瑰回忆录》，第206页。
(211)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3月30日。
(212) 《中央日报》1946年4月4日。
(213) 《解放日报》1946年4月16日。
(214)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4月15日。
(21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4页。
(216) 《熊式辉日记》1946年3月4日；《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89—90、110页。
(21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00—101页。
(218) 《迅速占领长哈齐，确保北满于我手中》（1946年3月26日的电报），《彭真文选》第124—125页。
(219) 《四战四平》，第467页。
(220) 《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12日。
(221) 《徐永昌日记》1946年4月21日。
(222) 《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25日。
(22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4页。
(224) 《东北作战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1946年4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3页。
(225) 《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是当前关键》（1946年4月6日）、《对东北作战问题的补充指示》（1946年4月8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59、161页。
(226) 《中央关于在东北与国民党停战谈判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2月18日），《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82页；《中央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方针给东北局和中共赴渝谈判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3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1页；《四战四平》，第464页；《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2页。
(227) 《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1946年4月13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165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73页；《毛泽东关于东北前线指挥及在四平、本溪歼敌问题给林彪的指示》（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49页。
(228) 四平前线的中共将领多不知坚守四平是毛泽东的决定，当时极力反对守四平的黄克诚，直到1959年中共庐山会议时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决定，而此时毛也并不认为守四平是错了，只说“那就让历史和后人去评说吧”（《黄克诚回忆录》，第348页）。
(229) 《东北应以消灭顽军为主守城为次》（1946年4月2日）、《美企图助蒋接收长春路，非打不足以杀其锋》（1946年4月8日）、《对陈诚忽然改口赞成停战维持现状的分析和我们的对策》（1946年4月11日）、《马歇尔扬言停止调解要我接受蒋介石的意见》（1946年4月3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189、230、241、282页。
(23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01页；《迅速占领长哈齐，确保北满于我手中》（1946年3月26日），《彭真文选》，第126页。
(231)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第35页。
(23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28页。
(233)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70页。
(234) 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第228页。
(235) 陈沂：《四平保卫战》，《辽沈决战》（上），第227页。
(236) 《中央关于主动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给林彪的指示》，（194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6页。
(237) 杜聿明：《蒋介石破坏和平进攻东北始末》，《文史资料选集》第42辑，第47—48页。蒋不主张立即进长春，主要是顾虑苏联的反应。22日，蒋命令杜聿明：暂就原地停止候命，如共军已退出长春，则可派少数军队入城维持秩序（《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47页）。但据白崇禧回忆，蒋令杜停止追击，他要杜继续前进，并表示责任由他承担。白并向蒋面陈：“战胜则当进，或追出国境，或予以歼灭，盖匪已仓皇撤退，全无斗志矣！”蒋未置可否，直到杜军进入长春，蒋才因“前方军事进展顺利，极为愉快”（《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第458页）。可见蒋介石对进长春较为慎重当属事实，但白和杜两人谁坚主进入长春，两人说法不一，揆诸情理，白是代表蒋来督战，更应领受蒋的意旨，而杜作为战地指挥官，在军事胜利的形势下，主张进长春更为合理。
(238)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79页。
(239) 1947年5月8日，陈云在给高岗的信中曾经说：造成东北胜利形势的原因有两件事是必须提及并计算在内的，即一是锦州不决战，二是四平撤退的指挥是很成功的。如果在这两件事上当时有错误的话，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情况了（《辽沈决战》下册，第631页）。
(240) 新一军已以一部渡松花江，中共也已有了撤出哈尔滨的准备，旋因停战令下而各守原防，新一军只在江北保有唯一一个据点陶赖昭，驻有一个团。
(241) 《四平防御战不能成为一般作战方针》（1946年5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6页。
(242) 《国民革命军战役史第五部》第2册，第591—594页。
(243) 《东北问题切勿幻想国民党能让步》（1946年4月5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23—224页。
(244) 《军调部致东北执行小组美方代表密令》（1946年3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94页。
(245) 《三月二十七日协定不能推翻》（1946年4月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27页。
(246) Robertson to Marshall，April 6，1946，FRUS，1946，Vol．9，pp．735-736．
(247) 周恩来以后曾经对马歇尔说：“我们攻下长春以后，这是给你一个难题”，但强调这“是不得已的行动，是被迫的”（《美国的两重政策很难使中国内战停止》，1946年6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90页）。
(248)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1—112页。
(249) 《中央关于谈判重点及对国民党与美国的态度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36页。
(250) 《当前的政治情形和东北问题》（1946年4月22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61—264页。
(251) FRUS，1946，Vol．IX，pp．792-793；《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16页。
(252) FRUS，1946，Vol．IX，pp．795-796；《主要的环子是停战》（1946年4月2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70—273页。
(25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24页；丁晓春等：《东北解放战争大事记》，第54页。
(254)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p．106-107．《先打下长春再谈判的想法行不通》（1946年4月29日）、《马歇尔扬言停止调解要我接受蒋介石的意见》（1946年4月3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77—280、281—282页。
(255) 《美国海空军应立即停止运送政府军及军火去东北》（1946年5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288页。
(256) 《蒋介石的两面作法和我们的方针》（1946年5月1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23页。
(257) FRUS，1946，Vol．IX，pp．824-828。
(258) 《美蒋在东北问题上的距离已不相远》（1946年5月1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28页。
(259) 《美蒋对东北问题的态度及我方的对策》（1946年5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18页。
(260)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5页。双方不驻兵的方案最早由民盟在4月间提出，即国共军队均不进长春，由警察负责市内治安，另组东北政务委员会主持政务，人选由各方协商产生。中共表示可以考虑，但马氏其时对国民党军队进攻长春表示默认，未将这个方案转给蒋介石。5月22日，民盟向国共双方重提这一方案。
(261) 《蒋夫人致马歇尔特使申述蒋主席对于停止冲突与恢复和平统一之意见函》，《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指示面交蒋夫人函予马歇尔特使时相机补充说明要旨函》（1946年5月24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27—130页。
(262) 《政府军占领长春后是停战的时候了》（1946年5月3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2页。
(263) 《徐永昌日记》1946年5月29日；《宋子文院长呈蒋主席转述马歇尔备忘录电》（1946年5月29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40页。
(26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58—159页。
(265) 《美方代表调处不公正，不能有最后决定权》，1946年5月30日；《美国的二重政策很难使中国内战停止》（1946年6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377、386—387页。
(266)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51—152页。
(267) 《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6月7日。
(268)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第336页。
(269) 韩先楚：《东北战场与辽沈决战》，罗荣桓：《在四野高干会议上的讲话》，《辽沈决战》（上），第88、38页；《黄克诚回忆录》，第349—350页。
(270) 《中央关于同意放弃哈尔滨采取运动战、游击战方针给东北局及林彪的指示》（1946年6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85页。
(271) 据伍修权回忆：“林彪来到东北以后，一直极力贬低和排斥原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同志，因此在东北局内部发生了严重的不团结现象，中央只得调开了彭真同志，并派叶剑英同志来调查和处理此事，以求解决分歧，团结斗争。”（伍修权：《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181页）
(272)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08—609页。
(273) 《东北接收交涉日记》1946年4月14日；《熊式辉日记》1946年4月22日。
(274) 据邵力子告诉罗隆基，“主战派不止抬头，且特别抬头，时局极为严重”（《罗隆基日记》1946年6月5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6辑第100页）。据顾维钧回忆，邵力子告诉他，国民党内部几乎所有的军事将领都赞同摊牌，其中包括白崇禧、何应钦和陈诚。可是，大多数文职领袖都不赞同使用武力，因为在过去中共力量较小的情况下，都未能将其摧毁，现在就更难办到了。但是，委员长内心是赞同使用武力的。孙科也告诉顾维钧，除文官以外的所有军职人员，都主张使用武力。国民党内部大多数赞同武力解决，他们认为不这样做，国民党就会垮台。6月13日，蒋介石接见即将出任驻美大使的顾维钧，要他做好对美宣传工作，使美国人相信是中共不遵守协议，因此政府不能只采用政治手段（《顾维钧回忆录》第5分册，第708—709、725—726页）。
(275)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19页。
(276) 《蒋主席致宋子文院长嘱告马歇尔特使国军进入长春无碍于和平统一函》（1946年5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第三册，第129—131页。
(277) 《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12、19日。
(278)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85页。
(279) 《东北主力应不怕丧失地方准备长期斗争》（1946年5月27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34页。
(280) 《中央关于时局及对策的指示》（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161页；《周恩来关于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及我之方针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南京局》，第58页。
(281) 《国民党积极准备大打，希望马歇尔继续居间努力争取和平》（1946年6月1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09页。
(282) 《对顽军进攻取局部报复手段》（1946年5月19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28页。
(283) 《山东军区以首先消灭吴化文等部为有利》（1946年5月3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42页。黄克诚曾向中共中央建议：“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黄克诚回忆录》，第347页）山东则已于5月初作好内战一旦爆发时进攻枣庄等地的准备，故中共首先令山东施以报复行动。
(28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89页。
(285) 《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下卷，第1341—1347页。
(286) 《准备国民党不愿和平时能够进行有力作战》（1946年6月12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67页；《周恩来年谱》，第673页。
(287)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81页。
(288) 《蒋介石战意已大明》（1946年6月17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2—443页。实际上，即便是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徐永昌和俞大维也感觉蒋的要求过于苛刻，主张在东北将中东路以北让给中共，但为蒋否决。
(289) 《蒋介石的方案是无意解决问题》（1946年6月18日）、《对政府关于整军问题有关文件的意见》（1946年6月1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45、455—456页。据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共要求关内驻军地点为华北的绥德、集宁、张家口、承德、赤峰、闻喜、长治、邯郸、曹州、德州、青州、滕县，华中的宿迁、淮安、东台，此与国民党的提议距离甚大（《我方提出整军方案的原则和实施步骤》，1946年6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第137页）。
(290) 《中国现在又到了一个最严重的关头》（1946年6月2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66页。
(291) 《南京空气紧张》（1946年6月20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57页。
(292) 《周恩来年谱》，第669页。
(293)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623页。徐永昌当日日记亦有同样记载。在此前后，蒋介石在军队中作了一系列演讲，与政协前后要求大家“容忍”的态度完全不同，此时的蒋毫无妥协地表示，国民党与中共“势不两立”，国民党“最后的敌人是谁？大家都知道，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一次剿匪的成败，就是本党革命生死的关头”，实际是为战争进行动员（《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1946年6月7日）、《政工人员对于时局应有之认识与努力》（1946年8月8日），《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21，第323、385页；《如何消灭我们最后的敌人》，1946年7月16日，《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卷，第1831页）。
(294) 《暂无和平希望准备全国大打》（1946年6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295页。同日，中共中央致南京代表团电称：“我党方针是争取长期全面和平；如不可能则争取再延长休战时间；又不可能则请考虑恩来托故回延，准备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并带必要人员回来，而留董老及其他同志坚持代表团工作，以待时局之变化。”（《毛泽东年谱》下卷，第97页）
(29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91页。
(296) Marshall's Mission To China，Vol．1．p．176．
(297) 《力求和平，但不允许国民党武装接收》（1946年6月29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03页；《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99页。
(298) 《整军期间政府军不得开入中共部队退出的地区》（1946年6月28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492—493页。地方政权问题，政协曾有协议留待改组后的政府解决，因此中共的要求是有协议根据的。6月28日，第三方面代表在与国民党代表会商时，黄炎培建议，“中共在军事方面既多让步些，则政府在政治方面应多开放些，以此为交换条件”。但因国民党坚持中共交出地方政权，导致谈判最终破裂（《黄炎培日记》1946年6月28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第5辑）。
(299) 《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决议的修改意见》（1946年7月1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第333页。
(300) 《王世杰日记》1946年6月29日；《徐永昌日记》1946年6月29、30日。
(301) 《中央日报》1946年7月1日。
(302) 《中国巨大变化的一年》，第20—21页。
(303)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199—203页。
(304)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07—208页。据周恩来告马歇尔，蒋在会谈中反复强调“苏北太威胁京沪，你们的军队在这里，人家觉得你们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苏北你们要退（即退到陇海路以北），由政府接收”。而且说苏北地方小，中共让出不能算吃亏（《政府已在各地扩大军事动作》，1946年7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09—511页）。
(305) 《政府已在各地扩大军事动作》（1946年7月3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11页。
(306) 《中共代表为抗议国民党单独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致国民党代表函》（1946年7月7日），《中共中央南京局》，第97页。
(307) 《政府军应停止追击被迫突围的我中原部队》（1946年7月11日），《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43—544页。
(308) 《解放日报》1946年7月7日；《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1页。
(309) 《中央关于发表纪念“七七”宣言后对美国及国民党斗争问题的指示》（194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30页。
(310)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上），第2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