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签
添加书签
移除书签第四节 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运用及走向" class="reference-link">第四节 民族主义群众运动的运用及走向
一 五卅运动中各种势力的利用" class="reference-link">一 五卅运动中各种势力的利用
正如丁应求所论：“五卅事件”并非外人在华所引起的第一次华人流血案，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但以其抵抗规模为最大，大部分的外国人不了解为何罢工发生于日英纱厂，而不是工作条件更为低劣的华人纱厂(312)。其实一个历史事件及群众运动的发生，并不是发动者宣称的理由真的非常充分，而主要是看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相关各方面对此是如何反应及利用的。“五卅事件”发生后，中外各方面的反应意义重大，盖它们从各个方面塑造了此后中国历史的面貌(313)。
（1）苏俄
“五卅事件”一发生，即有人指出此案与苏俄关系密切。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报告中提到，5月31日苏联驻沪领事馆曾召开会议，决定向莫斯科请求指示，并指示利用此事进行宣传，鼓励工人全面罢工(314)。6月10日，英大使馆参赞告诉中国外交部，该馆“已得确实报告，证明俄国驻京大使正从事煽动”，要求中国方面设法制止(315)。英国伦敦《每日新闻》甚至称，英国对华抗议暴动之照会，应直接交递莫斯科，不宜照会北京政府(316)。对运动背后苏俄势力的存在，英人似乎掌握了相当的证据(317)。中国国内亦有类似舆论，如江亢虎在事发之初，即直称“此事起因与内幕，全由俄共产党人向学界、工界煽动而起”(318)。
苏俄在中国的宣传，无疑是“五卅事件”发生的背景之一，特别是在日本纱厂罢工运动中，其角色异常重要。但是如果认为苏俄在上海刻意直接煽动而发生“五卅事件”，似还缺乏明证(319)。3月21日至4月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只是指出被压迫国家的共产党如果积极参加民族解放斗争，那么他们是有着“巨大可能性”的。然而正如郭恒钰认为的，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有着决定意义的(320)。“五卅事件”发生后，苏俄针对“五卅运动”拟订策划宣传纲领，在宣传上推波助澜；在军事上则加快对南北亲苏军事势力的援助，以达到改变中国政治现状之目的，则是不争的事实。故鲍罗廷说“我们未曾造成五卅惨案，而五卅惨案乃为我而造成”(321)。
苏联学者认为：“据现有文件判断，共产国际与‘五卅运动’爆发毫无关系，该运动对它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事件。”(322)但俄共与共产国际在了解已经形成的局面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于6月25日决定派维经斯基去中国，并采纳斯大林“务必推进，不要害怕加剧”的指示，以抵制、局部罢工和总罢工的形式进行中国革命运动。同时莫斯科建议中共提醒运动的所有参与者，不要采取可能引起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的行动，又命令所有在华苏联工作人员言行要格外小心谨慎，不要显出苏联参与中国事件的痕迹。指示中建议对“帝国主义者手中的主要工具”张作霖发动“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千方百计地分化瓦解他的军队并使之革命化”。同时要求对执政府从各方面施加压力，直至把它“驱散”，并且建立“有国民党人参加、依靠冯玉祥部队和国民党军队的新政府”(323)。
“五卅”罢工的结束，更直接与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命令相连。7月底，在接获中共关于运动衰退情形的报告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作出决定，认为：“无论如何要把罢工斗争与召开中国社会团体全国会议联系在一起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有在近期即8月初召开全国会议的情况下，才能把罢工拖延到会议召开前结束。”同时，该委员会根据来自中国的报告及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既然“运动正在走向低潮”，那么“必须采取措施，保证有组织地脱离罢工斗争，最大限度地巩固业已取得的成果”，并“要提出据以可能有利地结束罢工的具体要求”(324)。
因此，尽管维经斯基与加拉罕等人认为，在当时“前景可观”的情形下，“想把上海的罢工运动尽可能地拖下去，以期出现进一步扩大和高涨的局面”(325)。但是在接到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后，他们即制订了一个将上海与香港的罢工运动“刹车”的行动纲领，要求中共放弃全国性口号，转而采用地方性与经济性口号，为与外国企业主的谈判和缩小罢工规模创造条件。他们当时的主要目的，是想保存已经发展起来的上海工会组织，亦即在运动的低潮时期如何组织退却，否则可能会走入一条死胡同(326)。同时鲍罗廷亦在1925年9月22日的广东政治与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出中止省港罢工运动(327)。
（2）中共
1925年的上海，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对民众运动的竞争，后者显然已占据优势地位。国民党除马超俊在上海建立的“孙文主义学会”有些活动外，其重心系在广州(328)。但当时的共产国际对中共重视程度并不够。维经斯基在4月22给加拉罕的信中，曾抱怨鲍罗廷最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的通报，对在中国解放运动中起着十分重要作用的共产党几乎未曾注意到(329)。然而，“五卅事件”为共产党人提升自己的地位，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330)。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就是陈独秀撇开国共党内合作而独立领导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使中国共产党由一个小团体发展为在全国有政治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331)。
事件发生后，中共从多方面开始其宣传运动，争取运动的领导权。筹备中的“国民通信社”及“热血日报”被提前成立(332)。许多学生被派到全国各地去进行宣传活动，中共与青年团组织都在酝酿扩大。中国共产党人亦从莫斯科赶来上海参加领导工作(333)。在苏联学习了许多工运经验的何今亮则从海参崴赶到上海，主持上海总工会的工作(334)。
运动一开始，中共强调“五卅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在6月5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中，认为这次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因为这次事变是起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民族运动的主力军——工人阶级——进攻，而成于英国帝国主义对援助工人的民族运动的铁血镇压政策。”(335)到了运动后期，如在8月18日的宣言中，中共则直接了当地将运动与中共的领导联系起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最觉悟的工人所组织者，永久领导着工人奋斗，不论是成功是失败。工人们！赶快加入共产党罢！共产党能领导你们的斗争达到最后的胜利。”宣言还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公开宣告于世人：“各国革命的工人联合——共产国际，指导着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大家赶快加入中国共产党，增加他的力量，就此可以保证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的胜利。”(336)
不过，中共中央在南京路事件发生后，对民众运动的突然高涨亦有点感觉意外。张国焘回忆说，当时的中共中央认为，既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唯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但又认为，如果口号提得太激进，对普通民众而言，则可能适得其反。所以直到6月5日，中共才发表告民众书，但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景。张认为这个文件清楚地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局限性(337)。
（3）国民党
“五卅事件”发生后，国民党的反应常被人忽视，然而在一些地方的群众运动中，其角色实不容忽视，而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利用亦有相当之成果(338)。
如论者所注意到的，国、共两党在上海虽有摩擦，但“对外反帝则目标一致”(339)。6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五卅事件”发表宣言，称：“国民党愿助全中国之爱国爱平等自由之民众，对此惨无人道之行为及其所代表之武力侵略政策，以全力奋斗，伸张主义，恢复国威。”(340)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议，要求惩罚暴行巡捕，抚恤死伤，表示谢罪，保证此后永无此等至无人道之行为”。并呼吁“凡我党员应一致援助国民，以与英帝国主义相搏”(341)。4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发表第二次沪案宣言，吁请国民根据公理要求赔偿，惩凶以及取消与英、日缔结之一切不平等条约；未达目的之前，举国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以示我国民主张之坚决(342)。7日，又有胡汉民以“大本营总参议代行大元帅职权广东省长”的名义代表南方政府发表宣言，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并攻击张作霖之“倚赖帝国主义”，亦为“造成此次暴行之原因”(343)。
据当时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邵华之回忆，当时学联的活动亦主要是受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之指导。尽管中共在“暗中操纵”，但“公开号召，都是用国民党名义”(344)。在上海三罢运动进行之初，广州方面似亦派人到沪活动。京师警察厅情报称，蒋介石曾派军官学堂秘书刘翔恕来沪，携有款项，有鼓动学潮之性质(345)。在北京6月10日的雪耻大会上，国民党重要人物李石曾、于右任、顾孟馀、朱家骅等人均担任主席台主席，对民气尽力鼓动(346)。“五卅运动”之形成，与国民党之关系实为深远。
6月4日，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在广州对国民党军发动战事。到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讨平刘、杨之乱”。次日，国民党中央举行全体会议，议决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将建国军及党军改组为国民革命军。23日，“沙基事件”发生，国民党发起反英、法帝国主义之运动(347)。26日，蒋介石在致加伦函中称：“在沙面开炮射击事件尚未发生以前，余即曾拟具计划书。刻下与英国人奋斗一节实为必要之举。余于计划书中关于军事建筑所提各节据现在大局观之亟应即日实行……政府方面亦应于三个月至六个月内将一切军事预备妥协，以便与英国人为武力上之奋斗。”(348)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9月，国民政府派林森、邹鲁、徐谦、陈友仁等人为北上宣传代表，组织各界代表三十余人赴北方宣传，一路反响甚大(349)。
国民党“右翼”的活动也值得关注。戴季陶在“五卅事件”发生后，便试图将此作为实践其“纯粹三民主义”的机会。7月，戴便发表《孙文主义哲学基础》及《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希望能够对“国民革命运动起指导作用”(350)。而林森、邹鲁、谢持、叶楚伧等人在赞同反帝口号的同时，更以此机会加快其党内反共势力之联合(351)。
除共产党与国民党外，“五卅”案发生后，中国青年党等其他党派亦趁机发展组织、公开活动。武汉则有国家主义团体“国铎社”四出活动，公开揭出“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口号。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湖北团部亦宣告成立，以吸收信奉国家主义学说之青年加入(352)。
（4）国内各军事派系
“五卅事件”爆发后，国内各军事派系要人对此多不能无动于衷，或者通电声援，或者在强调秩序至上的名义下，对趋于激烈之群众运动进行镇压。对当时运动有重要影响力的主要是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孙传芳等人。
如前所述，张作霖在5月28日通电入关，宣布检阅京奉沿线奉军，其背后则是为“金佛郎案”，要求改造执政府。张刚抵天津，上海便发生南京路枪杀案，张在事发时曾有电报抗议南京路的枪击，并有1万元捐助给罢工工人(353)。但是如论者所指出的，这是显示他支持运动的唯一证据。他事后曾对外国顾问表示，在此时他不能置之事外，而把展现民族大义的机会全让给他人(354)。
由于当时苏、沪皆在奉军的势力范围之下，故张作霖对上海的秩序非常关注。接获消息后，张派江苏省长郑谦赴沪“严重交涉”，11日复派其子张学良率东北陆军教导团，以“卫国卫民，和平处世”为名，赶赴上海“帮同郑省长办理”交涉(355)。在上海交涉破裂后，张作霖更调奉军第一旅到淞沪实施戒严。6月29日，晨报有消息称奉军前后增兵，使上海的驻军人数达到2万余人。奉系此举，起初虽有为上海交涉压阵的意味，但更深层的动机，似乎也在藉机加强其对上海的控制，并威胁浙江孙传芳(356)。
奉张也在利用“五卅”一事来和列强拉近关系。张作霖曾经派兵保护北京的使馆区，又在上海六国委员中止沪案谈判时，派兵送他们返回北京。奉张派兵上海得到旅沪外人的热烈欢迎(357)。张曾反复向英国表示，冯玉祥正在幕后操纵运动，请求英国支持他(358)。有消息称，张实际上已从香港与上海的外国银行获得了大量的贷款。邢士廉奉命到沪后，对民众运动的控制渐渐加强。7月23日，淞沪戒严司令部查封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海员工会、洋务工会等三团体。此举无疑得到了张作霖的命令，且与英人之要求有关(359)。几乎同时，张宗昌在青岛镇压工潮，封闭青沪惨案后援会，枪决《公民报》主笔胡信之及工会领袖李慰农(360)。不过，张作霖对苏俄乘机扩展势力亦极感不安，其压抑民众运动与此有相当关系。而民众在反英的同时，渐趋反奉，并且声势愈来愈大，在此情势下，张曾经流露出非常悲观的情绪(361)。
在各派系中，冯玉祥无疑表现最为激烈。“五卅事件”发生后，他即发表对沪案宣言，称：“卫国保民，责无旁贷，……与其忍气吞声受强权之宰割，何若同心戮力，为最后之奋争，……惟有枕戈待命，剑及履及，为政府作后盾，为国民平积愤，肝脑涂地在所不辞。”(362)冯并且在其军队中多次作反英演讲，并指示部下排演有关“五卅惨案”的戏剧，向士兵宣传英帝国主义的残暴(363)。运动中，冯曾在俄国人的帮助下，在绥远创办了一所军校，并招收了六百至一千余名学生，其中有近三分之一倾向于国民党(364)。在运动高潮时，冯玉祥还没收了英国商人的2．7万头羊(365)。冯的激进态度不但引起国人之瞩目，亦为英人高度关注(366)。“五卅”以后，冯玉祥虽然表达了对外国人强烈的敌意，但是正如其传记作者谢里登指出的，冯的这种敌意是有选择性的。冯在5月初正面临奉张的威胁，当时张作霖宣布要驱逐国民军，保卫首都(367)。为巩固势力，他正在一面争取苏俄的援助，一面向日本示好(368)。
冯的反英表现既为他赢得了民众的好感，更重要的是让苏俄方面增强了对他的信任，加快了对冯大规模援助的计划。4月中旬，俄共中央政治局已在考虑向冯提供军火援助的方案(369)。29日，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决定在冯玉祥、岳维峻及广东三方设军事小组，并准备将大量军火运送到冯手中(370)。6月5日，中国委员会又决定在蒙古境内组建一支国际部队以便支援冯玉祥(371)。“五卅运动”期间，正是苏联答应给冯玉祥的援助大量兑现的时候，而冯玉祥在运动中的一些表示，可能亦受到苏俄指令的影响(372)。
相似地，8月初，吴佩孚在汉口亦趁机向英国提出，如果英国政府不向他援助400万元，那么他将乐意看着中苏联盟的实现，而一个反英政策亦将随之而来(373)。孙传芳的表现，显示出其对群众运动的政治性运用。孙在6月2日致电段祺瑞表示。参加群众爱国运动乃民众应尽之天职(374)。5日，孙又向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捐款1000元，表示支持态度(375)。10月，孙传芳在发动驱奉战争时，更以奉系在沪镇压民众爱国运动为出兵的理由(376)，但孙氏到沪后，也立即对高涨的民众运动采取高压手段(377)。
其他各省军人对运动的态度多类似，都知道既不得罪“民意”，又要极力维持自己势力范围内的统治秩序。对他们而言，“有意识地运用民族主义于政治之中”(378)，似已是一种政治运作的常识。湖北的萧耀南一面打电报表示支持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亦镇压罢工运动以向英国政府示好(379)。湖南的赵恒锡一面严厉镇压群众示威运动，一面宣称自己是真正的爱国者(380)。运动之初，张宗昌通电表示声援，并着奉军上海司令部及淞沪警察厅垫款2000元交总商会救济罢工工人(381)；但张氏在青岛对本地日本纱厂罢工工人的镇压则严厉异常。
二 民气可恃：国民外交的巅峰" class="reference-link">二 民气可恃：国民外交的巅峰
中国外交在1920年前后开始有重大变化。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官向与会列强提出归还租界、撤消治外法权、关税自主及取消其他外国特权等要求。论者提出：“五四”前后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不能以“软弱外交”名之，无论是对无约国人民在华必须遵守中国法令的命令，还是中德平等条约的签订、废止中日军事同盟、反对英日同盟续约等等，均显示中国外交领域出现的新趋向(382)。这种变化的另一个方面便是政府开始在对外交涉中有意识地利用“民气”，所谓“国民外交”亦勃然兴起。“五卅运动”时期，这种趋向似乎达到一个高峰。
5月10日，临时执政段祺瑞曾为前一天北京学生冲击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一事，下令斥责学生，并责成教育部严申告诫，嗣后学生务应专心向学，勿得旁涉他务(383)。然而，“五卅事件”爆发后，执政府在开始阶段（尤其是上海谈判破裂前）对学生运动却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据说教育部甚至“给予学生乘车免票，四出鼓动”(384)，以致英国政府坚信，执政府与排外运动的煽动有密切关系。他们认为，与中国政府谈判关税及法权问题，是华盛顿会议上各国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只是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相关会议未能及早举行，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列强的诚意；中国方面有意造成有组织的排外运动，以逼迫列强无条件地放弃在中国的权利与利益；如果中国国内正在蔓延的危及外人生命财产安全的煽动性运动还在继续，双方的合作便不能尽快实现(385)。
6月16日，段祺瑞在接见英国驻北京公使白慕德时，曾表示列强在同中国政府谈判时，以前多没有将中国全体民众考虑在内，但是现在情形不同了，公众舆论是中国任何一个政府都不能忽略的(386)。交涉开始后，北京政府并未提出具体条件，只是“把群众的话承转到敌人”罢了(387)。20日，外交部长沈瑞麟在回答北京各校沪案后援会代表时称：“十三条件，为上海工商联合会所提，换言之，即上海各界之全体意思，亦即与我国有重大关系之条项，政府当然据理力争，无论如何，非与国民一致坚持到底，非达到目的不止，使团方面，如果秉公承认，政府当有关于主权之办法，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划。”(388)有研究认为，交涉初期，北京政府之外交受到民众运动的影响，甚至“以民意为依归”(389)。汤尔和则称：“头脑最不冷静的，就是政府。自从沪案发生到现在，没有看见他们有一定的步伐，只看见他们顺着群众‘打民话’（不是打官话）。很好的机会，睁眼错过，跟着潮流，漂到那里是那里。”(390)但这种“无步伐”的背后却深藏着“以外交生政治”，策略性运用民众运动的一面。
“五卅事件”后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势，多有人强调其“国民外交”的一面。对此，外人无法不面对，但未必有妥实的办法来应付。刘大钧将6月17日上海谈判前的中国外交称为“国民外交的时期”，并指出此种“国民外交”已取得三个胜利：中国国内民气“激昂万分”、“举国一致”，迫使一些重要的英政府官员考虑对华政策及手段的变化；国际上亦出现了同情中国民众，甚至表示声援的舆论浪潮；北京的外交使团与日本政府的态度亦有所缓和(391)。林语堂强调：“这回运动的中心应在国民群众而不应在官僚与绅士。……要达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办法，及其他外交问题须在国民群众中解决，不在外交官解决。在于唤醒民众作独立的有团结的战争，不是靠外交官的交换公文。”(392)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亦表示：“此次中国各地所起之运动，与从来之暴动，性质迥异。其真因乃在中国一般国民之觉醒，可称为巨大之国民运动。”(393)美国法官约翰逊在“沪案重查”报告中称：“近十年来华人对于公民常识颇有进步，并对于政治原则及个人权利均有较明了之理解，若与一百年前相比，大相悬殊。……旅华外人对于该辈自己输入外国并充满中国全土之自由与独立原则未曾重视。”(394)外人这种反应在此前似乎并不多见。
按照华盛顿会议所签订之关于中国关税税则条约第二条，关税特别会议应于该条约实行后三个月内，由中国政府指定日期、地点、在中国开会。1925年8月8日，美国预先通告执政府，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将在下个月的5日被该国政府签署，要求中国政府确定一个日期，以便开始关税会议的谈判(395)。18日，北京政府即照会各国，请其派员参加定于10月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396)。26日，英代使告中方，奉其政府令赞同中国政府邀请参加关税会议。意、荷、比各使亦向外交总长口头表示赞成。30日，日使亦表赞成。于是关税会议的召开终于将演成事实。8月21日，公使团告中国外交部，拟先议上海会审公廨与工部局加入华董两项。9月17日，公使团决定再次召开上海谈判，就“十三条”分为两部分解决：对与司法无关者，先行开议；至于具有司法性质之各项内容，则俟调查完成后再协商解决。
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是中国外交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是中国力图摆脱不平等条约，而迈向独立自主的重要里程碑(397)。虽然北京临时政府并未能因外交上的局部胜利而稳固其政权，反而因“五卅事件”而招致了北方军阀的大混战(398)，执政府亦因此而宣告结束。但是“五卅事件”带来的外交遗产并未因此而消失。10月26日，关税会议举行。11月19日，与会各国公开宣布，承认中国自1929年1月1日起可以享受关税自主(399)。1926年8月31日，江苏省代表与驻沪领事团签订《收回会审公廨暂行章程》，基本收回了久为国人诟病的租界会审公廨的主权。1926年1月，召开法权调查委员会。藉此，“废除不平等条约，已开始露出端倪”(400)。
“五卅事件”后，中外条约体制开始发生变化。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无疑标志着条约口岸时代纪元结束的开始”(401)。列强突然发现，它们正处于守势，而不是处于攻势(402)。英国由于“五卅事件”的刺激而被迫考虑修改其对华政策(403)。8月底，上海英国商会及英国中国会社支部会员联席会议，议决赞助实行华盛顿会议议决案，工部局加入华董和中国收回会审公廨案等，并主张向中国表示友善，获得英国政府之默许。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等呼吁逐渐放弃对上海的控制权(404)。1926年12月，英国政府公布《英国变更对华政策建议案》十六条，向中国示好(405)。
“五卅运动”期间的国民外交运动，对于国人而言，无疑亦是精神上与心理上的一次重要胜利(406)。此后全国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得益于“五卅运动”及其交涉的力量不少(407)。继之兴起的所谓“革命外交”亦能因此而大行其道，并且获得一定的成功，与“五卅”时期北京政府的外交策略实有某种贯通性(408)。
三 革命与“反赤”：群众运动的影响" class="reference-link">三 革命与“反赤”：群众运动的影响
“五卅事件”及其所引发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无疑带来了许多历史后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其重要意义(409)。当然，不同的人物对此会有不同的观感。江亢虎在“五卅事件”发后曾对段祺瑞说，“天下将从此益多事矣”(410)。胡愈之则敏锐地指出，“五卅事件”是“近年政治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是和中华民族命运最有关联的事件”。5月30日这一天，是“中国民族独立运动开始的日期(411)。在上海英国总领事巴尔敦的眼里，“五卅事件”发生时，公共租界是“文明”对抗“野蛮”的一个前哨站(412)。但比较起来，“五卅事件”最为重要的一面则在于其对中国革命的意义。
国民革命及其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自20年代中期广泛流行。但正如张国焘所指出的：“五卅运动”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由一般的宣传走到了实际行动的边缘(413)。唐心石（译音）在运动一开始，即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信》上撰文，将其视为“中国民族革命开始的信号”(414)。1925年6月17日，瞿秋白在《向导》第119期上发表《帝国主义之五卅屠杀与中国国民革命》一文，指出：“五月卅日，这确是中国国民革命开始的一天！”(415)1926年，苏联中山劳动大学副校长米夫曾著有《上海事件的教训》，强调“五卅运动”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开端(416)。潘公展认为“五卅事件”最能代表近世中国民族运动的伟大精神，是“近世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开端”，亦是中国民族运动与世界反帝国主义大潮流结合的发端(417)。
据郑超麟回忆，当时共产国际即有人认为世界各国革命史上配得上称为“大革命”的，只有1789年的法国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以及现在的中国革命(418)。瑞典学者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曾在他的书中引用一位英国外交官的话表述此种意思：“就如欧洲史上的巴士底监狱事件般，1925年5月30日是远东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之一。”尤氏认为：“五卅运动开启1925至1927年的狂飙阶段”，“使中国革命由原本无序的不满情绪发泄，转变为有目标、有组织的行动”(419)。
“五卅运动”中，共产国际方面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精神评价尤高，认为：“在此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占领导地位，且开东方各国革命史中一种空前的发展之动力”，并预言：中国工人阶级“能够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中国整个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力量、指挥者和领导者”(420)。维经斯基当时即提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几天里进入了这个广大国家解放运动的新阶段，一个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向帝国主义发动新决战的阶段(421)。共产国际主席季维也诺夫认为，这个事件使得中国工人认识了中国经济和国际政治、血腥帝国主义政治的关系。“现在，中国工人成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国事件会对东方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对其他殖民地国际和依靠英帝国主义的国际产生巨大的革命作用”(422)。斯大林亦因此认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423)。
“五卅运动”使共产国际把注意力转向中国，共产国际对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大大”增加了，共产国际相信，中国工人阶级在有利的条件下将成为“整个中国伟大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者”(424)。即使在8月底运动进入低潮后，共产国际亦没有降低它的积极评价，并不认为运动已经失败(425)。1926年2月，在共产国际第六次全会上，季维也诺夫高度评价了中共所取得的胜利：“我们到一九二五年才第一次发现中国有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干部队伍，可以说这是始料所不及的。现在我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进攻力量正在加强，一个震撼整个中国的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运动正在成熟”；“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思想对于中国事态的发展无疑产生了极其强大的影响。” (426)有学者认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次全会对“中国问题”不仅表示了很大的关注，而且还作出了《中国问题的决议》，这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其原因当然是中国共产党人在1925年取得了巨大的、出乎共产国际意料的胜利(427)。
正如苏联学者所分析的，中国1925年的事件加剧了苏联对中国事务的干预，特别是在“五卅运动”之后(428)。而这种改变对20年代的中国来说，实具关键性影响。因为，“国民革命”亦不再仅仅是党人的口号，而真正具有颠覆既有政权及武装势力的能量了。“五卅”后，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言称：“北京政府依附帝国主义以生存，本党已与绝交，嗣后唯有根据大元帅遗训挞伐军阀以竟全功。”(429)国民党与北京政府间已无联合的可能，而与其他“军阀”联合亦不再出现。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在苏联的援助下，苏俄大量军援与经援的输入壮大了国民党的实力，而能不再依赖与“军阀”的联盟。而 “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实际就是五卅运动进一步发展的结果”(430)。
对中共而言，“五卅”后的时局，极有利于其发展。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当时“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四个月来革命潮流的膨胀，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431)也有学者认为，“五卅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得以公开打出自己的政治旗帜，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中共“四大”之后，中共在组织上迅速发展。从中共“三大”至“四大”期间，历时一年零七个月，党员由423人只增加到900人，不过一倍稍多。而从中共“四大”至1925年10月召开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时，不过九个月的时间，党员的人数就增加近两倍，达到了2428人(432)。如张国焘所说，在运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共逐渐走出了小团体的狭隘范围，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433)。
革命运动取得的胜利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分子的地位(434)。但是，与中共的壮大相伴而来的更直接问题，则是国共两党的矛盾趋于尖锐化与公开化。“五卅运动”爆发前夕，共产国际远东部已认为“国民党看来在走向正式分裂”(435)。上海二月日本纱厂罢工时，国民党“右派”便以“护党同志会”、“反对共产同盟”等名义散发传单，鼓吹劳资谅解，攻击共产党煽动工人罢工(436)。“五卅运动”发动之后，国民党内防范和遏止中共的倾向更趋明显。1925年 7月底，戴季陶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强调信奉一个主义的团体应该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统一性和支配性”，“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437)。他对“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CP或CY的组织，并且尽力的使非CP非CY的党员，失却训练上的余地”之现象深表不满(438)。戴氏的言论引起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弹，陈独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企图加强自己力量，以便控制无产阶级，转向反动的标志(439)。
“五卅”运动后中共的迅速发展亦伏下国民党清党之机(440)。居正曾称：“我党本主张为号召，以主义为依归，往者不追，来者不拒，从未有以清党闻。有之自民国十四年冬始。”(441)他所指是1925年11月23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十一名委员公开其反共态度，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第一届第四次中央全会”，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党籍，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决议案。虽然“西山会议派”的行动在当时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谴责，但实际上是1927年国民党大规模“清共”、“分共”的先声。
在社会上，由于苏俄势力渗入中国政治已成为公开的事实，尤其是以实力援助南方的国民党政府及北方的国民军势力，在一些人眼里是干涉中国内政。因此，“五卅运动”后期，在“联俄”舆论盛行的同时，“反赤”亦成为知识界保守一派中的一股潮流(442)。1925年10月，陈启修便称当时“各新闻上反俄反共产的宣传，多于反帝国主义的宣传者数倍”(443)。“反赤”论者如章太炎，发表通电主张讨伐“与俄通款”的冯玉祥，提出“吾人不爱身家则已，若爱身家则非灭绝赤化不可”(444)。
此后，“反赤”不但是在知识界流动的某种思潮，而且成为军阀们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口号。由于“五卅运动”中冯玉祥等人倚苏俄力量而壮大，故反冯者便以讨赤名义与其作战。孙传芳、张作霖等人亦大揭反赤旗帜。虽然后来随着国民党北伐的推进，一些反对赤化的军阀势力纷纷崩塌，但是北伐还未结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则公开其反共政策，放弃“联俄”方针，其实与“反赤”潮流合二为一了。
————————————————————
(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8页。
(2) 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之报告，1924年5-6月份工农部主要工作是为工人党员开设特别班，教授政治经济常识、劳动常识、工会组织法、合作浅说等课程，以及平民学校之教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馆馆藏档案，一般类，439．2/1；参见俞昌时：《五卅运动与恽代英同志》，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1985年编者印行，第135页。
(3) 《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2页。
(4) 《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4年5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192页。
(5) 沈以行、姜沛南、郑庆声主编：《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罢工委员会之组织参见《杨之华同志关于上海大学师生参加二月罢工的片断回忆》，《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64页；《五卅运动中的中共上海地（区）委》，《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96页；又参见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81-182页；黄美真、石源华、张云编：《上海大学史料》，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156页。有消息称该举得到苏俄方面3000元之救济金，以维持罢工工人生活。《上海纱厂罢工之内幕》，《顺天时报》1925年2月22日；季啸风、沈友益主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中文部分第68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6) 《共青团上海地委关于小纱渡杨树清日商纱厂工人总同盟罢工经过情形的报告》，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7)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20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7页；上海市档案馆编：《五卅运动》，第3辑第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187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8) 其中内外棉工厂罢工宣言中所提者，共有七条：以后不准打人；按照每人原有工钱加给十分之一，并无故不得克扣；恢复第八厂被开除之工友，并立即释放被拘押之工友；以后两星期发工钱—次，不得迁延期；以前所有储蓄金，扫数发还工友，储蓄赏算为工钱，按期发给；以后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罢工期间以内的工钱，厂里须照常发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04-318页。
(9)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02-303页。
(10) 关于工人以暴力“打厂”促使罢工实现，可参见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3页；《五卅运动》第1辑第3页，第2辑第2-3页、10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3页。当时在内外棉工厂做工的工人陈良元也于回忆中称“摇班（即罢工）的时候，东洋人进来就用筒管打，不过不能让日本人看见，工人都是躲在车弄内砸他们。”《陈良元同志回忆之工厂史记录》，1959年7月1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11) 《五卅运动》第2辑，第510页。
(12) 据外交部上海特派员陈世光报告，2月15日的丰田纱厂骚乱中，日人有八人受伤。实际上当时受伤者七人，其中重伤三人，一名叫原田的日人则因伤势过重，不久死亡。执政府对此非常注意，唯恐日方藉机提出要求，但当时日外务省似无表示。（《收上海陈特派员（世光）电》，1925年2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中华民国八年至十五年），第410、415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3年版；《五卅运动》第2辑，第550-551页）。关于此事，亦可参考《时事新报》与《字林西报》的报道，见《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10-312页。1925年8月6日工部局公报上关于五卅事件的警务报告亦对此事有详细记载，认为这次是日纱厂工潮冲突中“第一次流血”。（《五卅运动》第3辑第34页）该案在上海日商及日本国内均引起了重大反响，可参见《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54页、357页；《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辑，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1925年版，第25―26、73-74页。
(13) 如《字林西报》（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1925年2月18日社论《布尔什维主义在纱厂》称：“罢工的整个过程证明，罢工是煽动分子和狂热分子制造出来的，而且，虽然可能并没有俄国的直接影响在起作用，但是根据我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含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那肯定是有的。”《大陆报》（The China Press）1925年2月27日社论《纱厂罢工的教训》称：“在一天之内，不下于二万七千名的纱厂工人参加罢工的景象，如果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侵入中国，那是决不会在实际政治领域里出现的。”上海《泰晤士报》（The Shanghai Times）1925年2月12日社论《纱厂罢工的重要意义》称：“工人是煽动经分子煽动起来的，这些煽动分子一部分据了解是从广州来的具有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中国人，一部分是那个布尔什维克主义温床-所谓上海大学-的学生。”（《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79-386页）据外人观察，五卅前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待遇，其实比华商纱厂工人的待遇要好。而像童工问题，日商纱厂主多主张坚决取缔，华商则多持反对态度。参见Rigby，Richard W．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Canberra：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80），pp．9-10；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5．），pp．13-14．
(14) 《收日本使馆节略》，《收部长会晤日本太田参赞问答》，1925年2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0-411页。
(15)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41-343页。
(16) 《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公布〈上海纱厂罢工之内幕〉》，《顺天时报》1925年2月22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8册，第87页。
(17)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44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351-352页。
(18)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9页。
(19) 《发上海交涉员（陈世光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2页。
(20)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30-32页。
(21)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页。
(22) 《五卅运动》第2辑，第23-26页。
(23) 即：一、工人一律照常优待，如有虐待情形，准可禀告厂主秉公办理；二、工人能回安分工作者照旧工作；三、储蓄奖金满五年发还，未满五年而被开除者，如平时在厂有成绩亦可发还；四、工资每两星期发一次。另有不列入条件之要求“被捕工人均可释放”则由总商会设法。（《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5-416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29页）
(2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6页。
(25) 当时直接领导罢工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事后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汇报中则表示：“罢工是一种无组织的造反，由于这次工人没有取得胜利，他们还不很信任工会。”是故，加入中共的罢工工人亦仅五十余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591-592页）邓中夏也表示二月罢工的最后解决条件对工人来说是“完全失败”。（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62页）
(26) 《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197-199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35-36页。
(27) 《五卅运动》第2辑，第55、57-58、61页。
(28) 《五卅运动》第2辑，第59页。刘华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沪西工友俱乐部委员会宣传委员及教员，实际上担任俱乐部日常负责工作，其对外公开身份是上海大学学生。《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290页。
(29) 《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201页。出席广州劳动大会的上海工运领袖主要是邓中夏、刘贯之、孙良惠、陶静轩、张佐臣等人。
(30) 《五卅运动》第2辑，第73页。
(31) 据工部局警务日报记载，5月8日上午有三名日本人遭到工人袭击，而同时刘华亦在沪西俱乐部报告有几名工人遭到日本人殴打。（《五卅运动》第2辑第71页）
(32) 《五卅运动》第1辑，第12页。
(33) 《五卅运动》第2辑，第64-71页。
(34)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17-118页。
(35)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21-122页。
(36) 《五卅运动》第2辑第511页。据说这七人可能是工会代表。参见《内外纱厂工潮酿成血案》，《申报》1925年5月16日。
(37) 事发后，外交部特派江苏交涉员陈世光急电北京：“十五日晚，租界内日商纱厂工匠与日人冲突，被枪伤工人一名，刀棍伤六名，内重伤三名，已送医院，光派员赴院查明，并知照警厅对于华界各日厂特别注意，以免风潮扩张，谨先电陈。”（《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19页；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513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60页）
(38) 据称，时年二十岁的顾正红是江苏阜宁人，1921年入内外棉七厂夜间部做工，是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积极分子，在二月纱厂罢工风潮中曾参加工人纠察队，是“把口子”、“打厂子”行动的骨干成员，并在工潮结束后加入了中共。（《中共党史人物传》第9卷，第109-111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一说顾正红之中共党员身份是其死后追认的。参见王宗华主编《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39) 《五卅运动》第1辑，第13页。
(40) 《纱厂工潮昨讯》，《民国日报》1925年5月20日；陈企荫：《“会审公堂”上的斗争》，《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45页。
(41) 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42) 《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4页。
(43)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96-198页。
(44) 《五卅运动》第1辑，第16页。
(45) 《五卅运动》第1辑，第13页。
(46) 5月19日，在中共中央的33号通告中，规定“此项演讲并应设法令民校各区分部校友和我们合作”。（《中央通告第三十三号》，《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4页，民校即指国民党）同日，中共上海地委宣传联合会议决议，应“运动国民党应努力宣传，指导作种种援助运动”；“运动国民党宣传队及各团体露天演讲”。（《五卅运动》第1辑，第14-15页）
(47) 杨之华也在5月20日的工人集会上向工人宣布，学生不久将为工人进行宣传和募捐。（《五卅运动》第2辑，第83页）为维持罢工工人的生计，5月19日开始，沪西工友俱乐部开始向工人分发罢工维持费领取证，但是换取现金的时间似乎要到一周以后。（《五卅运动》第2辑，第80、84页）28日，刘华承诺“沪西工会已搞到足够款项，将于六月五日向罢工工人发还”。（《五卅运动》第2辑，第94页）
(48)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32页。
(49) 《追悼顾正红纪》，《申报》1925年5月25日。
(50) 《国民党对沪日纱厂工潮表示》，《民国日报》1925年5月28日。
(51) 《五卅运动》第2辑，第83-84、86页。
(52) 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85页。
(53) 《五卅运动》第2辑，第76、78、80页。
(54) 恽代英：《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页。这个时间与当时中共对商界的估计有关。
(55) 《五卅运动》第2辑，第93页；萧楚女：《民族革命运动史大纲》，第56-57页，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633页。
(56)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16页。
(57)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19页。
(58)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17-523页。
(59)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24-525页。
(60)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99-200页。据李立三1935年的回忆，30日的反帝示威是由蔡和森提出的，蔡并主张同时反对四提案与支援沪西工人罢工。（李立三：《纪念蔡和森同志》，《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0页）但是据参加会议的黄旭初回忆，陈独秀认为上海党团员不足二百人，宣传应与反对四提案结合起来，才能广泛发动各阶层参加。（联文：《访五卅前夕一次重要会议的参加者》，《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7页。）
(61) 《五卅运动》第2辑，第89、91页。
(62) 胡愈之：《五卅事件记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6页；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5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86年版。
(63) 如报上的下列报道：《内外棉纱厂风潮扩大》，《民国日报》1925年5月17日；《内外棉纱厂风潮扩大（二）》，《民国日报》1925年5月18日；《追悼顾正红大会》，《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内外纱厂工潮酿成血案》，《申报》1925年5月16日；《内外纱厂工潮之昨讯》，《申报》1925年5月17日；《内外纱厂工潮三志》，《申报》1925年5月18日；《工人顾正红伤毙之检验》，《申报》1925年5月19日；《追悼顾正红纪》，《申报》1925年5月25日。
(64) 如《民国日报》的下列报道：《各团体反对华界卖土》（5月20日），《反对中之华界卖土》（5月21日），《各界反对华界卖土》（5月22日），《各界反对卖土渐弛缓》（5月24日），《反对中之华界卖烟》（5有26日），《又有军人公然劫土》（5月27日），且有连续数天为本埠消息之头条新闻。
(65) 联文：《访五卅前夕一次重要会议的参加者》，《上海工运史料》1986年第3期，第28页。
(66) 自江浙战争结束后，1925年1月，北京政府宣布裁撤淞沪护军使一职；将上海兵工厂改成商业工厂，由总商会接管；上海永远不得驻兵及设置何种军事机关。（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0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当时背景亦可参考冯筱才《江浙商人与1924年的“齐卢之战”》，《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3期，2000年6月。
(67) Hung-Ting Ku，Urban mass movement：the May Thirtieth movement on Shanghai，Modern Asian studies，Vol．13，No．2，1979．p．211．
(68)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23页。
(69) 黄美真等编：《上海大学史料》，第138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00页。当时上海民众称当时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为“新衙门”。
(70) 《各团体抗议工部局三案》，《民国日报》1925年5月30日；《各团体力争工部局三要案》，《申报》1925年5月30日；《商总联会致交涉署函》，《申报》1925年5月30日。又见上海31个商业团体反对四提案之广告。（《申报》1925年6月2日）日人分析总商会其实亦在利用学生会的势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11页）
(71) 《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631-632页、653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07页。当时在《向导》工作的郑超麟在其回忆中便称：“这次惨案发生得很巧，恰好触发了积聚下来的火药。并非惨案能爆发革命，比此次更惨的案，历史上还多呢，但并未爆发革命，革命能借1925年5月30日的上海屠杀而爆发，一者因为此时上海资产阶级对租界当局赌气，资产阶级成了反对派，提出种种要求。”（《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一般著述均写成是抗议“四提案”，但查阅当时史料，笔者发现“取缔童工案”多不在抗议的范围之内，因为该案吻合人道主义原则，不好加以反对，虽然工部局是将“四提案”一并提交纳税外人会审查。
(72) 《发山东督办、胶澳督办公署电》，《收山东张督办电》，《收胶澳温督办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29-430页；《特约路透电》，《申报》1925年5月30日。
(7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65-171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7页。
(74) 中国劳工福利社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工运动史》，第378页，引自丁应求《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运动的研究——以中日关系为主》，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第92页。
(75) 以上海大学为例，中共支部的人数为120人，占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一，但是国民党支部人数在300人以上，占四分之三弱。（《共青团上海地委学生部关于五卅期间上海学生运动情况的报告》，1925年10月，《五卅运动》第1辑第96页）
(76) 《上海大学史料》，第136页。
(77) 《昨日学生演讲之大风潮》，《申报》1925年5月31日。
(78) 《费信惇的证词》，1925年10月25日，《五卅运动》第3辑，第58-59页。恽代英亦称“租界上是不许游行演讲的”。（恽代英：《五卅运动》，《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页；另参见《郑超麟回忆录》，第102页）
(79) 分发传单与旗帜似有专人负责。（姜维新：《从二月罢工到“五卅”运动》，《二十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86页）当时参加指挥的上海大学学生黄旭初称：“指挥部设在望志路（兴业路）永吉里三十四号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由恽代英、侯绍裘负责指挥。高尔柏则坐镇在环龙路上海执行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有三十个学生用自行车担任交通，传达命令与传递消息。”（《上海大学史料》，第139页）
(80) 对此，李立三曾有具体回忆：“五卅指挥部（秘密的）设在二马路一个旅馆里。三十日工部局一抓人，我们就号召跟上去，一下子把老闸捕房围起来了，要求释放被捕者，巡捕房用自来水枪也冲不散，就开枪，这样就造成了五卅惨案。”《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页。
(81)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41，174；《南京路发生惨案后之昨日形势》，《申报》1925年6月1日；《五卅运动》第2辑，第98页。据上海学生联合会调查，先后死11人。死难者姓名职业如下：陈虞钦（南洋附中学生）、尹景伊（同济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何秉彝（上海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唐良生（电话局接线生）、王纪福（裁缝）、姚顺庆（漆工，一作“姚福庆”）、谈金福（食品店伙计）、陈兆富（厨役）、邬金华（新世界员工）、石松盛（电器行商人）。（国际问题研究会编：《五卅事件》，第21页，国际问题研究会1927年版；《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720-721页）又据《申报》事后披露，5月30日因枪击而致死者尚有陈兴发（包车行车匠）与徐落逢（洋货业商人）等二人。《五卅运动史料》第1册，第721页。
(82) 《五卅运动》第2辑，第110页。
(83) 《五卅运动》第2辑，第110-111、118-119、122-123页；《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324-344页。
(84) 《内外时评——临时政府的延长问题》，《东方杂志》第22卷第7号，第1页；颂皋：《奉张入关与北京政局》，《东方杂志》第22卷第13号，第3页；《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42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编·大事记》第11辑，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6页。
(85) 陈电云：本日下午二时余，南洋、法政、同济、复旦、上海等大学学生因工人受伤、学生被捕两事，在公共租界散布传单，被捕四十余名，人数愈聚愈多，捕房开枪击毙五名，伤八名（据续电登毙命者四名，又赴医院查明受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十七名，已死三名）。（《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26页。）
(86)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1页。蔡廷幹当时是财政部税务处督办，曾宗鉴则是外交部次长，两人均被认为是亲英派。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Ⅱ，Vol．29（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175；The May 30 movement：Events and Themes，p．86．
(87) 《临时执政令》，《政府公报》第3299号，第1页。
(88)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段曾对翟使说：“上海罢工已派虞洽卿赴沪，大致无妨。”（《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9页）
(89) 《公共租界罢市之第二日》，《申报》1925年6月3日；《临时执政令》，《政府公报》第3299号，第2页。
(90) 《刘秘书（锡昌）赴义馆会晤义翟使问答》，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4页；《总长会晤法使问答》，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5页；《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
(91)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
(92)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稿》第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60页。
(93) 《朱兆莘为沪案与安格联辩论电》，1925年7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4页。
(94) 《朱兆莘关于英外相谈论中国现状电》，1925年7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81页。
(95) Woodhead，H．G．W．，ed．，China Year book，1926-1927（Tientsin：Tientsin Press），p．1001．工部局警务处已有情报来源称北京政府的存在要靠目前的排外运动长期持续下去，运动已形成反对内讧的强烈舆论，而没有领袖觉得有足够的力量向此种情绪挑战。（《五卅运动》第2辑，第362页。
(96) 里格比认为执政府是处在学生、冯玉祥、张作霖以及列强等势力之间调停的位置上。（The May 30 movement，pp．86-87．）
(97) The May 30 movement，p．87．
(98) The May 30 movement，p．85．
(99) 《东方杂志》，第22卷第13号第15页；The May 30 movement，p．85．
(100) The May 30 movement，pp．150-151．
(101) 《政府公报》，第3294号第1-2页。许在此前似乎已担任该职务较久时间。（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39．）
(102) 孔另境：《五卅外交史》，第17-18页，永祥印书馆1946年版；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5．由于31日是星期日，各国驻京公使馆休息，故第一次照会上虽书“六月一日”，但送出该照会已是第二天。（《五卅事件》第51页）
(103) 《五卅外交史》，第19页；《五卅事件》，第51页。
(104)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7页。
(105) 《总长会晤英白代使问答》，1925年6月8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54页。
(106) “十七条”包括四项先决条件及十三项正式条件，内容如下：先决条件四项：一、立即取消戒严令；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三、所有被捕华人一律送回；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正式条件13项，主要内容如下：一、惩凶；二、赔偿；三、道歉；四、撤换工部局书记鲁和；五、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绝对自由；六、优待工人；七、分配高级巡捕；八、撤消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九、制止越界筑路；十、收回会审公廨；十一、工部局投票权案；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其各条之下多有细目说明。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20-22页。
(107) 《新闻报》1925年6月8日，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79-280页；《收上海交涉员（沅）电》，6月12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0页。
(108)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6页。
(109) 《总长会晤法玛使问答》，1925年6月10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4页。
(110) 《总长会晤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12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3页。
(111) 该照会指出：“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之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取消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五卅外交史》，第23-24页。
(112) 所谓不完整即指中方照会中“仅言英捕击伤若干华人，并未提及日本人为华人掷于沟中，及新世界枪伤美商团之事。”《刘秘书（锡昌）赴义馆会晤义翟使问答》，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4页。
(113) 该调查委员团由法国驻华公使馆参议祁毕业（S．Trebier）、英国头等参赞魏礼克（G．G．M．Vereecur）、美国头等参赞顾尔霖（E．Grewy Graene）、日本头等参赞重光葵、比利时二等参赞于兰斯（J．Ullens de Schootun）、意大利参赞斯嘉图（G．Seaduto Mendola）组成，以祁毕业为主席委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版，第236页；《五卅外交史》第21页，《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75-76页。
(114) 《发上海曾次长（宗鉴）函》，《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3页。
(115) 《发上海许交涉员（沅）电》（一）、（二）、（三），1925年6月13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5页-476页。
(116)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一开始中方准备由特派交涉员与上海领事团商办解决此案，而工部局亦在6月5日向上海总商会提议各派代表协议善后办法。蔡廷幹、虞洽卿等人曾拟定初步交涉条件为：惩办开枪巡捕、工部局道歉、 抚恤死伤者、取消印刷附律、取消码头捐等，与工部局交涉，要求工部局先道歉并开除开枪西捕，即开市上工，再商议其他问题。但是工部局主张以先开市上工为谈判之前提。结果双方辩论后无果而散。晨报编辑处、清华学生会编：《五卅痛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69-70页；《五卅外交史》，第26页。
(117) 《执政接见义翟使问答》，《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0页；《发上海许特派员（沅）电》，1925年6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1页。
(118) 对执政府来说，最开始派蔡廷幹、曾宗鉴二人到沪，其使命限于慰问和调查。后来忽然令其在上海就地交涉，据胡愈之分析可能出于奉方的主张。（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19页）此处提醒我们要注意奉张与段政府间差别，而不能将政府决策完全视为执政府自主制订的产物。然据笔者对外交部来往文电的分析发现，政府态度改变，主要还是与使团之决策变化有关。参见《发上海许特派员（沅）电》，1925年6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1页。
(119) 虞洽卿以总商会会长职务关系，后来未就交涉代表。《五卅外交史》，第28页。
(120) 《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检呈使团派沪调查委员与中央特派员交涉会议记录致外交部函》，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57页。
(121)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6．
(122) 《特派江苏交涉员许沅检呈使团派沪调查委员与中央特派员交涉会议记录致外交部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64-265页；《京师警察厅关于交涉中断外委返京密报》，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63页。
(123)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Part Ⅱ，Vol．29（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p．131-132．
(124) The May 30 movement，p．89．
(125) 《顺天时报》1925年6月28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6页。
(126) “治标者，系就沪案而言，似即执政钧令内指明之交涉事宜，外交部所提出之办法十三条是也。治本者，系就修正条约而言，可以息嗣后一切纷纭之变，似即钧令内指明之善后事宜，外交部所提出之修正条约是也。” 《颜王蔡何故为变相之辞职？》，《晨报》1925年7月3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79页。
(127)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2页。
(128) 如《五卅外交史》第34-35页；《五卅事件》第34-35页；方椒伯：《回忆“五卅”罢市》，《20世纪上海文史资料文库》第1辑，第192页。
(129) 丁应求：前引文，第136-138页。丁在此指出谈判失败的原因有三点：上海特派员的步调与外交部不一致；外人坚持华官应负维持治安之责；上海中外人民对交涉员所施加的压力。英国官方认为上海谈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能抗拒民众的压力，而将一些与公共租界地位有关及其他额外的条件放在谈判桌上。（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7．） 实际如丁应求指出，六国委员团亦受到上海外人舆论的包围，而感受到重重压力，其态度的突然变化与此关系甚大。
(130) 《曾宗鉴致沈瑞麟电》，1925年6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65-266页。
(131) 参见上海总商会五卅委员会1925年6月12日第三次会议记录。《五卅运动》，第3辑，第439页。
(132)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37-438页。从某种角度来看，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甚至比中共更加激进，工商学联合会亦未必完全受中共的指挥。《革命文献》第18辑，第3289-3292页。如瞿秋白在6月8日第5期《热血日报》上发表《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对该会提出的要求条件表示不能满意；12日他又发表《警告工商学联合委员会》。
(133) 《收上海许交涉员（沅）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0页。
(134)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4页。
(135) 《晨报》1925年7月1日，引自《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74-75页。
(136) 《收黄增生函》，1925年月14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32页。
(137)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p．142-143．
(138) 九国公约第二条曾有规定：不得彼此单独或联合任何一国或多国，订立条约协议、谅解，足以妨害第一条所称之各项原则（实业机会均等）。但是中国先与日本协议解决日本工厂罢工问题。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92页。
(139) 丁应求认为“币原外交”所宣称的主要内容是：中日共存共荣、不干涉中国内政，尊重中国合理的立场；对中国国民之努力，以同情、忍耐与希望的态度观望之，中国若要求友好协助，则尽量提供之；根据机会均等主义，图谋日中的经济提携。丁应求：前引文，第64-65页。
(140) 《五卅痛史》，第89页。
(141) 丁应求：前引文，第142-143页。
(142) 《总长会晤法玛使问答》，1925年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5-437页。当时的外交总长沈瑞麟是留法出身，似乎与法使间关系更加密切。
(143) 《五卅痛史》第89页。
(144)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9，39．
(145)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p．39-40．
(146)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6．
(147) 《五卅外交史》，第38-39页。
(148)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6．
(149) 《黄秘书宗法接见英馆台参赞谈话记录》，《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5页。
(150) 该照会称：“此次上海各校学生因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实施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既非越轨举动，且未携带武器，乃捕房总巡Everson氏遽行发令开枪，伤毙华人多名，至再至三，贵国在公共租界既处特别地位，而首先发令开枪又为捕房总巡，此案现定在上海就地商议办法，相应照请贵代理公使查照，电饬在沪贵国官吏，对于华官所提各条务以公允态度容纳，俾得早日商结，是所至盼。”《发英白代使照会》，1925年6月13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8页。
(151) 关于汉口事件及沙基事件，参见本章第三节。
(152)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61-662页。
(153) 事发之初，一些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即提出缩小范围的主张。如6月3日，江亢虎代表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发表宣言，反对全体罢市罢工罢课，而主张“对外人尤其英人所设立之学校公司银行工厂，一律停止交通”。（《本埠各团体之函电》，《申报》1925年6月4日）6月8日，邵飘萍在《京报》提出“与英国单独交涉”。（《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54页）北京大学校方似乎并不赞成学生发起反日运动。（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5．）戴季陶亦公布其单独对英的主张，呼吁“大家要彻底认识英帝国主义是中国一百年来的国仇，抗英是中国的国是，才是承继中华民国创造者意思的真正爱国者，也才不是暴虎冯河的盲汉。”他希望日本人民“回东方来”。（戴季陶：《中国独立运动的基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1925年版，第2-3页、6-7页、插页；《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21页）冯玉祥则是单独对英提倡最力者。6月28日，冯玉祥的代表在总商会会议上要求与会者把仇恨集中于英国人身上。（《五卅运动》第2辑，第253页；《冯玉祥主张专抵制英国》，《顺天时报》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67页）冯此种主张，可能既与其当时对日联盟的政策有关，亦与正在向其提供军事及经济援助的苏联的态度有关。据韦慕庭的观点，苏联当时恐英日联合以对付其本国以及中国革命，所以最好的策略便是分化帝国主义阵营，孤立英国而暂时放过日本。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pp．154-155，290；Martin C．Wilb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1923-192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45-47；参见刘珍编著：《国耻史纲》，台北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200页。）
(154) 《发江苏省长（郑谦）电》，1925年7月7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07页。
(155) 瞿秋白：《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中国革命史上的1925年》，《新青年》第3号，1926年3月，第10页。
(156) 《总长会晤芳泽公使问答纪略》，1925年6月6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42页。
(157) 《发日本芳泽公使照会》，1925年6月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9-440页。
(158) 《虞洽卿在6月7日上海总商会临时会董会议上的发言》，《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078页。亦可见虞氏给日本上海总领事的信。（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16．）
(159) 《总长会晤太田参赞问答之附件》，《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37页。
(160) 中村隆英：《五·三〇事件と在华纺》，《近代中国研究》第6辑，引自丁应求：前引文，第179 页。6月20日，内外棉纱厂将一万元请日驻沪领事转交中方交涉员许沅。丁文中称抚恤费是“美金一万元”，似有误。确数应是中国大洋一万元。参见《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37、556-557、560、562页。
(161) 《日纱厂案将先解决之倾向》，《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30页；《上海事件筹备续开谈判》，《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
(162) 《收江苏省长（郑谦）代电》，1925年8月14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59页。
(163) 《五卅外交史》第87-96页；丁应求：前引文，第180-181页。条件共包括正式条件6条，附议3条，全文如下：一、工厂俟治安维持确定后，得承认遵照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二、罢工期内之工资不便发给，惟对于良善工人因长期失职所受困苦，各厂表示怜惜同情，当予以相当之帮助；三、各人之工资除依照技术进步之程度，当然予以增加外，其余应斟酌工人生活情形，与中国纱厂协议办理；四、工资向以大洋计算，惟其零数照习惯以小洋交付，以后将零数滚入下期，一律付以大洋，赏金登记工摺者亦付大洋；五、工厂日人平日入厂当然不带武器；六、工厂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并留意优待工人。（附则：各厂自有电机者，一律先行开工，其余复工须在工部局送电开始以后。）又正式条件外三项：一、内外棉纱厂抚恤伤亡洋一万元，由日本总领事署送交江苏交涉公署收转，交由上海总商会支配给发；二、内外棉纱厂职员元木等二人由该厂自行撤换，将办理情形禀由矢田总领事转函许特派交涉员备查；三、罢工期内各厂应给工人补助金，其总数约洋十万元左右，至如何分配发给，手续另商。（《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61-562页）
(164) 一谔：《含羞忍辱之中国外交》，《国闻周报》第2卷，第30期。
(165)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4745页。
(166)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64页。
(167) 《五卅外交史》，第55-56页。
(168) 司法调查团由日、美、英三国选派法官组成，日本为须贺喜三郎、英国为戈兰（Henry Gollan）、美国为约翰逊（E．Finley Johnson）。此前租界工部局总巡麦高文已应日美两国的要求先行辞职。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21．
(169)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97-606页；《五卅外交史》，第69-70页；《五卅事件》，第66-68页。
(170) 《五卅外交史》，第70-71页。
(171) 《五卅事件》，第70页。
(172) 1928年底，上海总商会又致电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等人，重提五卅惨案交涉，要求政府与有关系各国从速交涉，达十三条要求全部履行之目的；并有“五卅惨案烈士家属会”等团体呈文呼吁；国民政府外交部覆函承认此案“已为中英间悬案之一，本部对于该案正在积极整理，以备严重交涉”。但当时仅留于空文，而发起者的目的也似在向政府申请抚恤款项，最后财政部为此特拨款5万元。（台北“国史馆”馆藏档案，0620．01/1044．01-01，“五卅惨案”，第2、5、7、12-13页；《五卅惨案烈士家属会代表胡长生等代电》，1929年10月1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204页）1930年2月，工部局将抚恤金增加一倍，五卅惨案烈士家属会认为“前总商会所提五卅惨案十三条要求，大部已履行，如收回会审公廨，增设华董等，英人态度，似已改善。现为表示合作，该项恤金，当予受领”。由此观之，该案似乎最后经由民间途径不了了之。（《五卅惨案代价以十五万元了事》，《大公报》1930年2月6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02页）
(173) 陈叔谅称：“五卅运动系指全中国民族援助五卅事件（包括各处惨杀事件）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运动，决不是一部分人的一时的反抗行为。”陈叔谅编：《五卅事件》，国际问题研究会1927年版，第4页。
(174)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4-25页；姚守中、马光仁、耿易编著：《瞿秋白年谱长编》，第16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傅道慧：《五卅运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1页；《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175) 《五卅运动》第2辑，第99页。
(176) 俞昌时：《五卅运动与恽代英同志》，《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38页。
(177) 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编，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4年9月，第170页；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8页。不过当时国民党之工会运动者，似乎正在倾其全力于港粤大罢工之发动及支持，中共在上海方面则趁势占据主动地位。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108页。
(178) 《五卅运动》第2辑，第120页。
(179) 《新闻报》1925年5月31日，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29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98、112页。
(180) 《五卅运动史料》第2册，第112-115页；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2册，中国劳工运动编纂委员会编印，第344页。转引自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73年6月，第376页。
(181) 《郑超麟回忆录》，第103页。上海总工会是5月2日由中共影响下的24个行业工会开始筹备的，在向地方当局呈请立案文中宣称已于18日成立。参见《上海工人运动史》上卷第225页。不过，按照李立三1960年的回忆，上海总工会是在5月24日左右成立的。（《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页。在5月1日-7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通过的《上海问题决议案》对成立“上海工会之总联合机关”曾予以特别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职工运动史研究室编：《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页）。
(182)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5页。
(183) 《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355-364页。马超俊：《中国劳工运动史》，第106页；《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61-65页。
(184)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70页。
(185) 《五卅运动》第1辑，第21页。
(186)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16-117页；《五卅事件》，第30页。
(187) 《五卅运动》第2辑，第98-99页。
(188) 刘珍编著：《国耻史纲》，第200页。
(189)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15页。
(190) 《南京路惨案开始交涉》，《申报》1925年6月17日。
(191)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18页。
(192) 阮渊澄：《五卅惨案》，大成出版社1948年版，第16页。
(193) 《圣约翰大学暨附属中学学生声明脱离宣言》，《申报》1925年6月4日。
(194) 《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195) 八路包括：津浦京奉线、长江线、杭甬线、闽广线、沪宁线、沪杭甬线、京汉线，另一路似是西北线。或者将南洋线包括在内。《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157、166-169页。
(196) 《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197) 关于31日晚总商会集会人数，说法不一，此据6月1日公共租界《警务日报》，《五卅运动》第2辑，第101-105页；又参考《执政府秘书厅为上海巡捕枪杀学生情形致内务部函》，6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20页；《南京路发生惨案后之昨日形势》，《申报》1925年6月1日；《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33页。
(198)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746-747页。
(199) 方椒伯：《回忆五卅惨案》，《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9-20页。
(200) 各马路商联会用总商会名义发布传单号召罢市。《五卅运动》第2辑，第105、107页。
(201) 《五卅运动》第2辑，第105页。
(202) Nicholas R．Clifford，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Western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Hanoven，New England University Press，1991），p．21．
(203) The Consul General at Shanghai（Cunningham）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3，1925．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25，Volume I（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0），pp．648-649；又《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第753页。
(204)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03-204页。
(205)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200页。
(206) 《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26页。
(207) 《五卅运动》第2辑，第113页。小商店此种营业方式似乎持续到6月26日开市。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225页。
(208) 《五卅运动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97-201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47、150、158、166页。
(209)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在其研究中强调帮会在“五卅运动”中起到重要作用。她指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裴氏因此认为“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为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的产物可能更为贴切。（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116-117页，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关于李立三等中共干部依靠青帮发展上海工运之记载，可参见朱学范：《上海工人运动与帮会二三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帮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页；《李立三同志对二月罢工和五卅运动的回忆（访问记录）》，《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4页；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58页。亦可参见《顺天时报》8月14日新闻：“上海三日路透电云，据报告称，以犯罪人阶级为主所组成之两处秘密结社，已与华界之罢工煽惑者提携合作，华工方面凡著名之罢工首领，悉皆加入，据闻其目的系在胁吓华商之贩卖洋货者，与洋人之雇佣华人者。”（《上海秘密机关》，《顺天时报》192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291页）当时的公共租界警务处对此亦似有情报。警务处的报告称：“‘青帮’、‘红帮’这两个秘密组织现已与闸北工人煽动分子沆瀣一气，并向臭名昭著的工人领袖李立三效忠。现有理由担心，这两帮人的意图是，向经营英、日货店铺、商行以及为这两国侨民工人而挣大钱的华人进行绑架勒索。众所周知，‘青红帮’大部分会员是犯罪分子。”《五卅运动》第2辑，第369页。
(210) “铁血团”曾经向各洋行买办寄恐吓信，并在虞洽卿寓所制造了一起爆炸事件。（《五卅运动》第2辑，第146、148页）
(211) 《五卅运动》第2辑，第173页。
(212) 《五卅运动史料》第2册，第112-115页。
(213) 不过，5月30日下午，上海华界地方当道对罢市将发生之传言表示担忧，曾致函总商会及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请劝导商界。《张寿镛等致上海总商会及上海各路商总联合会函》，《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277页。
(214) 《朱兆莘致外交部电》，1925年6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3页。
(215) 《爱国募金团成立大会纪》，《时报》1925年10月11日；《国庆日爱国募金大会成立纪》，《申报》1925年10月11日。
(216) 《讨论爱国募金之大会》，《申报》1925年9月28日。
(217) China Year Book，1926-1927，p．1005．
(218) 《上海总商会经收五卅捐款收支报告册》，《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875页。
(219)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68页。
(220) 刘少奇于1925年9月10日在英国工厂代表会议上曾承认，“罢工就得有救济费，无救济费就难实现罢工，就是很明了的”。（参见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人民出版社1967年印本，第71页）当时纱厂老工人也回忆道：“不是党的领导，罢工是罢不起来的。工人都穷得厉害，一天不做工就是一小荒，两天不做工就是一大荒。党、刘华向各方面去募捐。我们那时罢工期间，开始每月发六元，后来发三元，最后钱没有了，把中国厂里的黑布白布发给我们。”《周高升在退休老工人座谈会上的发言》，1960年2月2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1) 《访刘龙标有关五卅运动》，1960年2月21日，王光荣整理；《卞小妹在退休老工人座谈会上的发言》；《上海国棉二厂部分退休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0日；《正红里老工人座谈会》，1960年3月2日，王克礼回忆；《访问老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2日；均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又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174-175、184-186、189页。
(222) 纠察每天可拿到16个铜板（1角钱可换30个铜板）。（《访问杨阿巧同志记录》）一说1角钱可以换11个铜板。（《徐书林谈五卅前后情况》，1960年2月15日）工会代表每天可领到120个铜板。（《正红里老工人座谈会》，1960年3月2日，万阿珍回忆）
(223) 《老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1日，《大革命时期情况》（9），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4) 《老工人座谈会记录》，1960年2月29日，陈翠珍发言。
(225) 《访问杨阿巧同志记录》，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6) 《徐书林谈五卅前后情况》，1960年2月15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
(227) 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1编劳动状况，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年版，第43页。
(2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54页。
(229) 李立三曾说：“虞洽卿的捐款我们随时要，他随时拿。”《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第147页。
(230) 《执政接见领衔义翟使问答》，1925年6月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38页。
(231) 《虞和德来电》，1925年8月10日，引自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63页。
(232) The May 30 movement，p．145．
(233) 《五卅运动》第2辑，第153页。
(234) 《五卅运动》第2辑，第195页。
(23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2页。6月20日，南洋公司送6万元到总工会，盖后者正因当天无法发放维持费而将发放日期推迟一天。《五卅运动》第2辑，第222、225-226页。
(236) 《五卅运动》第2辑，第260-261页。
(237) 《五卅运动》，第264、268-269页。但此案由于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反对似乎并未能实现。《五卅运动》第2辑，第326-327、362页。
(238) The North China Herald，Aug．1，p．135．
(239) Nicholas R．Clifford，op．cit．，p．58．
(240)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58页。
(241) 《五卅运动》第2辑，第306页。
(242) 《五卅运动》第2辑，第361页。
(243) 《朱兆莘致外交部电》，1925年6月2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1页。
(244) 《英国使馆关于交通部电政司所属人员募款接济上海罢工工人事致外交部照会》，1925年10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外交，第278页。
(24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546页。不过从4月到10月，苏联向中国冯玉祥及国民党等势力提供武器的经费是460万卢布。
(24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32页。关于以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名义的汇款，亦参见北京《晨报》6月12日及6月14日电。（《五卅痛史》，第121页）
(247)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35页。沪西工友俱乐部6月22日曾在向9000名工人发放罢工维持费（每人1元）时，同时分发标题为“俄国工人对中国同事们的慰问”的传单，似乎证明该款与全俄工会有关。（《五卅运动》第2辑，第232页）
(24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8页。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曾在6月5日对五卅事件有声援性质的宣言发表。参见《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201-202页。
(249) 《五卅痛史》，第121页。不过，在7月16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感谢俄商会捐款时，数额只有62944．6元。《五卅运动》，第318页。
(250) The May 30 movement，p．77．《五卅运动》第2辑，第198、253页。冯玉祥前后送过2万元，但同时他得到苏俄大量的军费援助。（《五卅运动》第2辑，第367、383页）
(251)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58页。
(252)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45-151页。
(253)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304-305页。
(254) 《五卅事件》，第39-40页。
(255)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1页。
(256) 《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第2编劳动运动，第448页。
(257)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68页。
(258) 禤倩红：《国共两党与省港罢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58页。
(259) 《五卅运动》第1辑，第25-29页。
(260) 江浙一带的支部直属于上海地委（后改为区委）的指挥，如杭州、嘉兴、宁波、温州、南京、苏州等地。《中共上海区委关于地委改组为区委及中央指派区委委员的通告》，1925年8月22日，《五卅运动》第1辑，第55页。
(261)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29页；《邦人紡績罷業事件と五卅事件及各地の動搖》，第697-698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103页；《外交部为汉口惨案向英公使单独提出之抗议》，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54-655页。
(262) 禤倩红：《国共两党与省港罢工》，《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258页。
(263) 1925年5月19日，本来参加广东政府之刘震寰桂军及杨希闵滇军乘党军东征之机，在广州对政府发动军事进攻，并占领电报局与火车站等要地。战事一直继续到6月12日，回师的东征部队方将刘杨部队击溃。广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第1-2页。
(264)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5-257页。
(265)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6页。
(266) 《省港大罢工资料》，第133-135页。
(267) 据《五卅外交史》一书，当时调查统计死亡者有44人，受伤者51人，具体名单见该书第44-45页。一说死52人，重伤170余人。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58-259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116页。
(268) 《五卅惨史》，第41-42页。
(269) 《五卅事件》，第27-29页。
(270) 《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9-20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42页。
(27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36页。
(272) 《五卅惨史》，第15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241．
(273) 方椒伯1964年曾在回忆中表示“当时我是竭诚希望罢市成功的，因为如果罢市不成，首先暴露出商界不能团结一致，贻笑外人，对交涉前景不利，这是中国商人对外交涉的第一炮，不能不打响”。方椒伯：《回忆五卅惨案》，《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20页。
(274) 当时，马寅初即认为上海不宜继续罢市，他表示“虽然罢市可暂而不可久，况上海为全国金融之中心，商业之枢纽，一旦罢市，不啻全国罢市，影响于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至深且大。马寅初：《上海不宜继续罢市》，《晨报》1925年6月24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58页。
(27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1页。
(276)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0页。因为25日即是端午节，按惯例商家须于此前结清账务。
(277)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5页。学生联合会与沪西工会曾向商家寄恐吓信，反对21日开市，据称天津路某钱庄便收到47封恐吓信。《五卅运动》第2辑，第241页。
(278) 《五卅运动》第2辑，第229-230页。该委员会似有国民党右翼支持之背景，且与广东商人以及南洋公司有关。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189-190、197、204、209-210、254页。
(279) 《五卅运动》第2辑，第235页。李立三及林钧等人均出席该次会议，他们的让步似是在得到上海总商会每天给总工会拨款3万元救济罢工工人的承诺后。《五卅运动》第2辑，第244页。
(280)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8页。
(281) 《五卅运动》第2辑，第215页。
(282) 《驻沪奉军镇压罢工团》，《顺天时报》1925年7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06页。
(283) 松涛：《五卅事件的北京交涉》，《东方杂志》第22卷第14号，第1页。
(284) 《五卅运动》第2辑，第335-336页。
(285) 《五卅运动》第2辑，第350-353页；沈移元：《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经济·社会》，1997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8期。
(286) 《五卅运动》第2辑，第248-249页。
(287) 《五卅运动》第2辑，第248、第250页。
(288) 《五卅运动》第2辑，第251页。
(289) 《戒严司令部解散总工会布告》，《申报》1925年9月19日。
(290)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32-233页。
(291) 《五卅运动》第2辑，第233-234、283-284页。
(292) 恽代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一书中指出：“一般学生会检查仇货很勇敢、很热心，但是亦有些毛病，有些人是乱七八糟的，比方扣留水果，他们自己拿来吃了，不能久贮的货物，他们任其腐败，有些货物亦不管是否确系英货，随意扣留。并且学生会无专人办事，商人有事要接头，感觉非常麻烦，自然很不高兴。有些学生会的职员，喜欢坐汽车，吃西餐，尤其是爱与女学生讲交际，更引起一般无聊腐败的人的评议。加之学生内部又常常发生问题，如查帐，争位置等，以后学生会力量亦成有限了。”引自《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14页。
(293) 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233页。
(294) 《五卅运动》第2辑，第313-314页。
(295) 《五卅运动》第2辑，第283页。6月份已发40万元。
(296)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426-428页。
(297) 《五卅运动》第2辑，第362页。当时商会向会董强制捐款未能兑现，而招商局与南洋公司每月5万元的捐款，亦只收到一个月，故是次会议有准备向华界房客强制收取半数房租的计划。
(298) 《五卅运动》第2辑，第381页。
(299) 《五卅运动》第2辑，第380、385页。虽然英日商公司的码头、货栈的罢工在8月10日实现，然而在两天后，由于罢工维持费的发放可能出现阻滞，上千名码头工人开始冲击上海总工会与总商会，并在南市等地区抢劫商店。（《五卅运动》第2辑，第397-400页；《上海罢工团之激烈行动》，《顺天时报》1925年8月14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93页）8月15日，临时济安会发表《告码头工人》，表示已无钱可发。
(300) 《五卅运动》第2辑，第438页。
(301) 如李立三在7月31日的上海各工会代表会议上称，工商学联合会驻北京代表已建议政府开办彩票，每月可得百万元；另外将江南制造局房屋抵押中国银行，可得300万元。而且俄国的劳工领袖已到沪，表示将尽力援助罢工工人；英国工党亦将给予其协助，等等。《五卅运动》第2辑，第364-365页、391页。
(30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45页。
(303) 《收江苏交涉员（许沅）代电》，1925年8月11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57页。
(304) 《向导》第125期。
(305) 《总工会最近之宣言》，《民国日报》1925年8月12日。
(306) 英国海员罢工由于广东当局控制了海员工会，亦由于虞洽卿个人能从罢工中获得利益而继续支持，得以维持更久的时间。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30．
(307) 《收上海朱锡麟等函》，1925年7月11日到，《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21页。孙、朱等人曾试图调解顾正红案，但最后失败。参见《五卅运动》第2辑，第299页。
(308) 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第259页。
(309)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54页。
(310) 《五卅运动》第2辑，第481-482页。
(311) 《五卅运动史料》第1辑，第122-123页。
(312) 丁应求：前引文，第135页。刘少奇曾说“华商纱厂对于我们工人差不多比帝国主义者还要厉害”，参见刘少奇《在上海召集各厂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25年8月29日，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批判资料》，第69页。
(313) 执政府对五卅事件的运用及在运动中的角色，前节及下节均有述及，本节主要讨论其他势力对运动的利用及效果。
(314) 《五卅运动》第2辑，第109-110页。
(315) 《黄秘书宗法接见英馆台参赞谈话记录》，《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6页。
(316) 《五卅痛史》，第104页。
(317) 《收驻英朱代办电》，《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77页。
(318) 《江亢虎污蔑五卅爱国运动函》，1925年6月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319) 曾有传言称30日学生包围老闸巡捕房是28日由在上海的苏联顾问安排的计划，该计划是冯玉祥与莫斯科及国民党为打击张作霖与北京政府，激起外国干涉，以使北京转为“三头统治”的整个大谋略的一部分。（The May 30 movement，p．76．）
(320) ［德］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李逵六译，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05页。
(321)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51页。
(322)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550页。
(323) 参见《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66号、67号、68号记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32-637页。
(32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3页。
(32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5页。
(32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46-647 、653页；М．С．贾比才：《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张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版，第79页。据说，李立三等人在运动发展绝望的情形下，曾欲鼓动工人发动武装起义，而被维经斯基等人制止。（《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79页）
(327) 《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二日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政治类，京师警察厅编译会编：《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摄影，京师警察厅编译会1927年版，第18页。
(328) 丁应求：前引文，第81页。
(32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一辑，第607页。
(330) 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第113页。
(331) 姚金果：《“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332) 《郑超麟回忆录》，第105页。
(333) 叶人龙：《浦东CY组织在斗争中成长》，《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第143页。
(334) 《郑超麟回忆录》，第106页。
(335)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51页。
(336) 《全国被压迫阶级在中国共产党旗帜底下联合起来呵！》，1925年8月1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8月，第445-446页。
(33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9-40页。
(338) 在当时一些地方的国民党党部中，实际上是由共产党控制。所以一些活动虽是挂“国民党”招牌，但实际却是共产党在起主导作用。不过，我们仍需注意所谓“国民党右翼”的表现。
(339) 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第383页。
(340)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0页。
(34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279页。
(34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1辑，第95页。
(343) 《广州革命政府宣言》，《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288页。
(344) 王章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史论》，第383页。
(345) 《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第15页。
(346)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宣传》，第28-29页。
(347) 《革命文献》第18辑，总第3359页。
(348) 《苏联阴谋文证汇编》广东事项类，第7-8页。有趣的是，据租界之《警务日报》，在此前一天，李立三在沪西工会对工人发表演讲时，告诉大家“广州的学生军和工人军已在沙面同外国人开仗，后者败北投降，并同意和广州当局进行谈判。广州军政府已将上述情况电告沪西工会，并说他们将于一周内派工人军和学生军前来上海支援此间工人。”《五卅运动》第2辑，第243-244页。
(349)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宣传》，第41页；邹鲁：《回顾录》，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170-175页。林森等人北上亦有廖仲恺被刺案后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及鲍罗廷驱除“右派”策略之背景。然却促成国民党反共派的加速联合及西山会议的举行。参见邹鲁《回顾录》，第169-172、176-179页。
(350) 罗苏文：《“五卅”期间的戴季陶主义》，《党史资料丛刊》1985年第1期第37页。
(351) 邹鲁《回顾录》，第171页。
(352) 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上卷增订本，香港明报月刊社1979年版，第188页。
(353) 《五卅运动》第2辑，第198页。
(354) The May 30 movement，p．78．
(355) 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密稿》第2册第160页；《五卅运动》第2辑，第187页；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2页。
(356) 《上海开市与奉军调沪》，《晨报》1925年6月2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65页。
(357) The May 30 movement，p．79．
(358) The May 30 movement，p．79．
(359) Nicholas R．Clifford，op．cit．，p．63．
(360) 参见山东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青岛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青岛惨案史料》，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250页。
(361)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4页。
(362) 《五卅惨史》，第70-71页。
(363)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p．172-173．
(364)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p．168．不过这所学校因学生思想激进，几个月后便被关闭。
(365)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157．
(366) 《收驻英朱代办（兆莘）电》，1925年6月11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69页；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77．英国舆论认为中国“现政府在冯势力范围下，而冯与学界联合，且与俄过激党通”。《收驻英朱代办（莘）电》，1925年6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483页。
(367) 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179．
(368) 冯在1925年7月，表示欢迎日本人来帮助他开发西北。并表示要派10000名中国学生到日本去学习。James E．Sheridan，Chinese Warlord：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p．154-155，290．
(369)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02-604页。
(370)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23-627页。
(37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30-631页。
(372) 如9月24日，联共政治局便授权加拉罕（Karakhan，Lev Mikhailovich）采取措施，让冯玉祥公开表示支持上海工会。〔《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682页〕当时在开封的岳维峻也有通电主张“收回英国租界及领事裁判权，并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惩办肇事外人，以绝祸根。”为又一较激烈者。不过，岳的国民军第二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正接受苏俄之军火及军费援助，在其军中且有苏联顾问小组，可见其态度实际上仍是反映苏俄的观点。《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624页。
(373) The May 30 movement，p．82．
(374) 《五卅惨史》，第65页。
(375) 《五卅运动史料》第2卷，第922-923页。
(376) 《东方杂志》第22卷，第22号时事日志，1925年10月11日。
(377) 《五卅运动史料》，第723-724页。
(378) 关于此点，参见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379) The May 30 movement，p．82．
(380) The May 30 movement，pp．83-84．赵曾通电对“在沪学生再遭惨劫”表示悲愤。《五卅惨史》，第66页。
(381) 《五卅惨史》，第68页。
(382) 参见丁应求：前引文，第31-32页。
(383)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17页。
(384) 《朱兆莘关于英外相谈论中国现状电》，1925年7月23日，《中华民国史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第181页。
(385)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94，240．1925年7月7日，Mr．Chilton 在给 Mr．Grew 的信中，便直接表达了英国政府的意见，即除非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将排外运动平息下去，否则关税会议等均无从谈起。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186．
(386) British Documents of Foreign Affairs，p．240．
(387) 梁启超：《答北京大学教职员——谁说沪案单是一个法律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42，引自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1页。
(388) 《外陆两长对学界之表示》，《顺天时报》1925年6月21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13页。
(389)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2页。
(390) 汤尔和：《不善导的忠告》，《晨报》1925年 6月27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25页。
(391) 刘大钧：《经济战争和武力战争的比较》，《晨报》1925年6月29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8页。
(392) 林语堂：《丁在君的高调》，1924年6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34页。
(393) 《日田中总裁之中国运动观》，《顺天时报》1925年6月25日，《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第69册，第43页。
(394) 《收美日英三国委员调查沪案报告》，《中日关系史料——排日问题》，第598、601页。
(395) The May 30 movement，p．94．
(396) 孙曜编：《中华民国史料》，第681-682页；《颜惠庆自传》，第143页。
(397) 丁应求：前引书，第188页。
(398)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第551页。
(399) 丁应求：前引文，第144页。
(400)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94-195页。
(401) N．R．Clifford，op．cit．，p．71．
(402) 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5-1928，p．1．引自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7页。
(403) Harumi Goto-Shibata，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1925-1931，pp．33-34．
(404)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5页。
(405) 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213页。
(406) The May 30 movement，pp．168-170．
(407) 《五卅事件》，第87页。
(408) 按周鲠生的提法，革命外交的特点首先是“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即不必太考虑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以及条约的束缚，其次便是利用民众势力。周认为近世外交已由宫廷外交，政府外交，进于国民外交，而不是全靠外交家折冲工夫。拿民众运动做对外的武器。周鲠生：《革命的外交》，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第2-6页。
(409) 李健民将五卅后反英运动对政治的影响归结为：一、协助广东统一；二、引起军阀大混战；三、赞助国民革命成功；四、伏下国民党清党之机。（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71-181页）
(410) 《江亢虎污蔑五卅爱国运动函》，1925年6月3日，《五卅运动与省港罢工》第10页。
(411) 胡愈之：《五卅事件纪实》，《东方杂志》第22卷《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第1-2页。
(412) Nicholas R．Clifford，op．cit．，p．6．
(41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5页。
(414)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4页。
(415) 《瞿秋白年谱长编》，第169页。
(416) 《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第86-87、91-92页。
(417) 国际问题研究会编：《五卅事件》“序”。
(418) 《郑超麟回忆录》，第165页。
(419) 尤尔根·奥斯特哈梅尔（Jürgen Osterhammel）：《中国革命：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朱章才译，台北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第2页。“狂飙”一说在华冈的《中国大革命史》及邓中夏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著作中均有采用。
(420)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25—1927），第50、55、106、107、108、110、139、138、274、278页。
(421) 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4页。
(422) 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5页。
(423) 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5-116页。
(424) 语出季维也诺夫，此观点亦见唐心石：《中国工人是中国解放斗争的领导者》，《国际新闻通讯》第124期，引自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6-117页
(425)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17-118页。
(426)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55页。
(427) 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第156页。
(42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第545页。
(429) 李振华辑：《近代中国国内外大事记》（民国十三年至十六年），第4720页。
(430) 阮渊澄：《五卅惨案》，第28页。
(431) 《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文件》，1925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96页。
(432)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43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2页。
(434) A．B．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纪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9页。
(435)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第548页。
(436) 《中共中央与青年团中央通告第三十号》，1925年5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333页。
(437)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编，季陶办事处1925年印本，第3-4页。
(438)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编，第50-51页。
(439)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192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册，1985年版。
(440) 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李健民：《五卅惨案后的反英运动》，第180页。
(44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清党实录》，江南晚报社1928年版，第1页。
(442)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84页。
(443) 陈启修：《中国对苏联政策应当如何？》，章进编：《联俄与仇俄问题讨论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第137页。
(444)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290-2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