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南军阀的纷起

第一节　滇系军阀"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滇系军阀

一　川滇黔军之战" class="reference-link">一　川滇黔军之战

四川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及其追随者黔系军阀刘显世对外扩张的主要争夺对象。1916年11月蔡锷病逝后，滇系唐继尧的对外扩张遇到了川系的反抗。原来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军队互相残杀，发生了1917年以四川省会成都为战场的川、滇、黔战争，即“刘罗”、“刘戴”之战。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

先从“刘罗”之战说起。

护国战争结束后，段祺瑞为了“强干弱枝”，削弱异己力量，下令“收束军队”，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出省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护国战事发生以来新扩充的军队。段祺瑞拟就一套裁兵计划，全国陆军规定为四十师，每师一万人，另编二十个独立旅，每旅五千人，合共五十万人。此外，各省可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二百营，每营五百人，合共十万人。北京政府的裁兵计划，实际上只是要裁减南方军队。南方军队当然听命于北京政府。这个裁兵计划却直接导致了川滇军阀之间发生的1917年“刘罗”之战。

蔡锷离川后，滇军将领罗佩金⁽¹⁾、黔军将领戴戡⁽²⁾分别担任了四川督军和省长。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发表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³⁾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领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那时，川军已编为五个正规师。罗佩金所率进入川省的滇军编为两个师，戴戡所率进入川省的黔军编为一个混成旅。护国战争后，在川的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滇军在川已编为顾品珍⁽⁴⁾、赵又新⁽⁵⁾两师，还以贾紫绶为四川督署卫队团长，增设兵工厂卫厂营、造币厂卫厂队等，又在滇招募徒手士兵七千人来川。这样使入川的滇军总数达三万人左右⁽⁶⁾。此外，护国军银行迁往成都，以云南大资本家李临阳为总经理，大量发出富滇银行钞票，吸收市场的银元、黄金；又握川南盐税，先后提取数百万元。大批滇人出任各级地方官吏。例如，罗佩金对军署、省署的人事作了引人注目的更动：委韩凤楼为四川讲武学堂校长，以修承浩代尹昌龄为民政厅长，以杨宝民代邹宪章为财政厅长，以雷飙代嵇祖祐为全省警务处长，委赵又新兼永宁道尹。川军刘存厚部曾参加护国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护国战争后，川省大权落入滇、黔外籍人士手中，因而刘存厚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

北京政府要各省“收束军队”，甚至有“将蜀军队遣七留三”⁽⁷⁾的安排。而川省财力有限，仅1916年四川各项军费开支达一千三百万元，比“核定预算，已超越一倍有余”⁽⁸⁾。川省财力很难继续供养这么多的驻川部队。于是罗佩金决定裁军，然而他的裁军计划是要把段祺瑞的“强干弱枝”改为“强滇弱川”。这是适应唐继尧向四川扩张的需要而拟订的。1917年1月，罗佩金与由北京派来四川的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辖，军费由中央负担。随后，北京政府核准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师一旅，在川的黔军改编为一混成旅一独立团。这样，不仅滇、黔军队编为中央军，取得了驻川的合法地位，而且饷银亦优于川军，滇军每师饷银为一百二十万元，川军每师才八十万元。

段祺瑞表面上支持罗佩金的裁军计划，实际上却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手法。罗佩金以为有了北京政府的支持，乃于1917年4月召开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罗佩金在会上宣布，北京同意将滇军编为一师一旅，黔军编为一旅一团，番号是国军，饷械由中央负担，享有国军的同等待遇。川军则编为地方军，三个师一个旅，番号是四川陆军暂编第某师或某旅，没有与国军的同等待遇。川军现有五师，先自缩编，做裁并的准备，去特科，只留步兵。

罗佩金早已担心刘存厚会反对这个裁军办法，因此在会前他就密电请段祺瑞政府将刘存厚调往北京，另行安排职务，而保荐滇军梯团长（旅长）刘云峰继刘存厚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职务。段祺瑞回电予以核准，但调职的命令却迟迟不发，段还以参陆办事处的名义把罗佩金的秘密计划密告刘存厚，煽动刘进行反抗。密电甚至还说，罗佩金要求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企图借此进一步煽动全体川军将领进行反抗⁽⁹⁾。

罗佩金为了杀鸡吓猴，先从实力较弱的川军第四师开刀。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滇军系统，但自调任川军师长以来，就渐渐靠拢了川军将领，与罗的关系日益疏远。罗乃下令将该师缩编为一个混成旅。陈泽霈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及一个团，并要求发清欠饷，这实际上是拒绝执行缩编命令。罗佩金乃于1917年4月初第二次下达命令：“照得川省军队过多，亟应收束，前经本督统筹规划，分别办理，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命令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将所部一师裁为步兵一旅，并按照改订四川陆军暂行编制，将所有兵额分别裁汰，统限于三月十号以前一律办竣，所有退伍给奖证书、奖章、奖状以及该师恩正各饷，均经先后核发承领在案。乃逾限日久，该师裁编事宜仍未办理完竣，实属延玩已极。裁兵关系要政，万难任令迁延，应将该师长立予撤任。该师所辖部队及一切经手事件，即日交由第七旅旅长卢师谛接管。此令。”⁽¹⁰⁾

罗佩金下令以卢师谛接管第四师的同时，于4月15日将该师在省城部队集合在成都市区皇城内，全部缴械，并扣押了师长陈泽霈、师参谋长周绍芝等人。该师在省城外的部队，亦被包围缴械，勒令解散。罗的做法引起了川军的不满，川军一、二、三、四、五师师长联名，以刘存厚领衔发出通电，指责罗佩金“强滇弱川，编遣不公”⁽¹¹⁾。双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4月18日，滇军一部由德阳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步枪一千余支、子弹十余万发来省，至成都北门外，刘存厚下令开枪射击，将人械一并扣留。当场滇军死十余人，余均被禁闭⁽¹²⁾。滇军另一部从灌县返回成都，经过成都通惠门，刘存厚又下令开枪射击。这样就引起了在成都的川、滇军开炮互击，而双方都指责对方首起衅端。罗佩金指责刘存厚“派兵围攻军署，弹如雨下，全城震惊”；继又通电说，刘存厚部进攻军署，“纵火烧及商民数百家，全境蹂躏，川局糜烂”⁽¹³⁾。刘存厚则反唇相讥，指责罗佩金迫使川军第四师缴械，“更生擒千数百人，杀于新东门等处以示威，累累陈尸，万目共睹。穷凶极恶，万古无传。川军闻之，发指皆裂。而罗氏犹以为未足，更欲斩草除根，于本月十八夜，分兵三路，一路由武备街袭击本军司令部，一向羊市街，一绕通惠门，夹击二师炮团。又有先期藏匿少城滇籍军官家内之便衣士兵，同时突起，八面围攻”⁽¹⁴⁾。这天，成都巷战发生，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罗”成都巷战正式爆发。这是护国战争之后西南军阀之间的第一次混战。

这次战争的双方都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使人民群众遭到巨大的灾难。4月19日，滇军顾品珍师王秉钧旅派兵焚烧皇城周围民房（贡院街、三街北街、皮房街、东西皇城边街、东西御河沿街、永靖街等处），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皇城上滇军还发射烧夷弹，机枪步枪交织扫射，禁阻警察前往救火。一时黑烟蔽天，红焰照地，人民奔窜，哭声载道，数百家房屋顿成灰烬。刘存厚部为诿罪滇军，亦派士兵数百人伪装滇军，戴上红边军帽，伙同流氓地痞分头放火，抢劫财物。火势一直延烧到4月22日。滇军赵又新师第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后来回忆说：“王秉钧在督署被围时，不预先通知人民迁移，就放火焚烧皇城边的民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其营长李正芳任意捕人，将善良男女老少也带上城墙，用武力戮死，推倒城下，真是民怨沸腾，哭声震天。”⁽¹⁵⁾有人还称这“可谓三百年来未有之惨剧也”⁽¹⁶⁾。滇军两旅分路猛扑刘存厚军的防线，企图占领北较场刘的军部。川军拼命阻击，白刃肉搏，双方都有严重伤亡。滇军未能按预订计划占领北较场，只得退回原地。

其时，川、滇两省议会亦互相指责。川省议会通电说，此次战役，“经红会调查，人民惨被焚杀、击毙、受伤者，约千余人。飞灾奇祸，实数百年来所罕见。窃此次肇衅之由，原因复杂。推原祸始，罗督实为厉阶。川军固当裁汰，但能开诚布公，宁有阻力？”滇省议会则通电声明，刘存厚叛攻川督，“称兵犯上，侮蔑中央，弁髦法令，恣意捣乱，妨害国家，罪恶贯盈，令人发指”⁽¹⁷⁾。入川的黔军则保持“中立”。

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经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调停，双方停战一日。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当日，北京政府电令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去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改任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饬令停止战斗，来京供职；令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

4月21日，罗佩金将督军印信送交戴戡，表示愿意交卸。22日，在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的调停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当晚双方又发生了战斗，互相指责对方违背条约。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张习来川查办，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黎元洪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佩金愿意遵令卸职，但川军仍攻督署。黎元洪乃下令罢免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听候查办。命令说：“兹据戴兼督电称，刘存厚于中央停止争斗之令，置若罔闻，仍攻督署等语。崇威将军刘存厚着即免职，听候查办。所有在省川、滇各军，责成该兼督严饬各该管官长即日开拔出城，分别驻扎，懔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¹⁸⁾

其时，滇军赵又新部金汉鼎团在简阳、资阳间被川军所阻，无法西进支援罗佩金。罗佩金乃于4月24日率领滇军由东门退出，次日刘存厚率川军由西门退出。其后川、滇军继续互相指责，但两军在成都已脱离接触；在省城外两军虽有接触，但规模不大。总的说来，“刘罗”之战已停顿下来。罗佩金率领滇军一直退到自流井、富顺一带。

这次“刘罗”之战，百姓伤亡在三千人以上，财产损失达四十七万余元，房屋烧毁七百八十户，被抢劫的达一千一百九十四户。北京政府财政部曾拨款十万元、总统捐款二万元，以为救灾之用。有的记载说，这次战争，“计焚烧民舍三千余家，人民死者六千余人，财产损失达亿万以外”⁽¹⁹⁾。

“刘罗”之战刚结束，“刘戴”之战又起。

戴戡控制了四川大权，黔系军阀刘显世十分得意。刘显世（1870—1927），字如周，贵州兴义人，辛亥革命前为乡兵管带，贵州辛亥起义后投机革命，任新军标统、贵州军务处长、国民军总司令、护军使等职，却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及贵州自治学社社员。后为大势所趋，响应护国起义，宣布贵州独立，自任都督。护国战争结束后，又任贵州督军兼省长，追随唐继尧向四川扩张。戴戡所率黔军在川，得到了刘显世的全力支持。

还在“刘罗”战争之际，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待罗佩金下台后即将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但罗佩金出走后，戴戡手握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无意让出会办。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戴却以刘尚在查办期间，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有意推卸。刘甚为不满，且知黔军兵力弱于滇军，仅有熊其勋旅九营和省署组织的警卫队二团，不过七千余人，而警卫队又是临时从各县抽调来的川人，不会为戴卖命。于是，刘存厚将自己的司令部迁到成都近郊，对戴戡施加压力，并杀害戴的军需课长。戴不能忍受，决定进行报复⁽²⁰⁾。

1917年7月1日张勋扶持溥仪复辟时，曾以伪谕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既未拒绝，亦未接受。戴戡即于7月2日发出声讨张勋的通电，同时准备使用武力对付刘存厚。为此，他急电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说：“惟刘存厚得任四川巡抚，态度虽尚未明，然其乱谋久蓄，或思一逞。若果甘心附乱，亦惟有合滇军力，先予痛剿，免碍进行。”⁽²¹⁾7月3日，戴戡在督署召集军事会议，请刘存厚出席，并要他对北京伪谕表明态度。刘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会议，要求先撤去电局的检查员，然后表态。戴即以刘存厚态度暧昧为名，决定对刘用兵。

7月5日晚，“刘戴”战争爆发。当晚，熊其勋旅派团长袁光辉、胡忠相、熊其斌等，率队分路猛扑北较场的刘军军部及西较场文殊院等地。刘存厚早有准备，并于战争爆发前一天，即7月4日，发出讨伐张勋、拥护共和的电报，在舆论上使戴戡的“讨伐叛逆”失去目标。刘存厚还就这一问题致电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希望一致行动。电报说：“诸公民国元勋，素所钦佩，艰难共济，谅有同心，况属辅车，岂忘袍泽，尚祈酌示办法，以期一致进行。”⁽²²⁾实际上，刘已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当黔军向刘存厚川军发动进攻时，刘军立即进行了反攻。黔军力弱，被迫后退，并沿锣锅巷、玉带桥、白丝街、线香街、西顺城街一带纵火焚烧民房，直烧至古中市街、大坝巷口，以图阻止川军的追击。“黔军暴行，过于滇军，杀戮焚劫，人民转徙逃避。伤亡损失，比刘罗巷战尤巨”⁽²³⁾。

“刘戴”之战几乎是“刘罗”之战的翻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戴戡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存厚则说黔军首先开炮攻击城外川军；戴说刘接受巡抚伪职，刘则宣称绝无其事。双方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以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川军周道刚、熊克武等部采取“中立”态度，准备联合川滇将领发起武装调停。退守川南的罗佩金所率滇军，按兵不动，静观势态，举棋不定。贵州督军刘显世拟派三个梯团进入四川，援助戴戡。云南督军唐继尧企图重新恢复滇军对四川的控制，组织“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准备“亲督三军，誓除叛逆”，宣称“思惟北征，宜先靖蜀”⁽²⁴⁾。为此，云南方面从昭通运往叙州的军火源源不断，其数量超过了讨袁战争时期。尽管如此，退守皇城的黔军，坚持了十余日，却始终没有见到援军，伤亡颇重，粮弹匮乏，无法继续再坚持了。于是在省议会和英、法领事的调停下，戴戡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颗印信给省议会，表示愿意退出成都。7月13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但黔军惧川军有埋伏，在掠夺了南门粮食后，又退回皇城。7月17日，戴戡率黔军由南门突围而出，向华阳、仁寿方向分路退走。7月21日，戴戡所率黔军行至仁寿县秦皇寺遭遇刘军腰击，熊其勋为川军所俘，后被斩首，黔军逃散。戴戡亦同时被川军杀害⁽²⁵⁾。“刘戴”之战以刘存厚胜利而结束。此次川黔成都巷战，仅据红十字医院收容统计，兵士战死者三百六十四人，伤者六百六十一人；市民死者一百一十人，伤者三百一十人。

战争虽然是刘存厚取得了胜利，然而北京政府却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并派北洋系的长江上游巡阅使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领北军入川；同时命令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军队交周道刚接收统率。到了此时，人们才看清楚，原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是有意利用南方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斗，借以把四川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

与成都两次巷战差不多同时及其稍后，又发生了川、滇两军在川南地区的两次战斗。这是“刘罗”、“刘戴”战争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次战斗，是由于刘存厚企图乘胜直追，把滇、黔军全部赶出川境，以及唐继尧、刘显世不甘失败，要继续控制四川而引起的。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残民以逞。

1917年7月中旬，滇军罗佩金奉唐继尧之命，向刘存厚部反击。罗派韩凤楼、刘云峰、赵钟奇为第一、二、三路军司令，分兵三路，向成都挺进，口称援助戴戡，但故意迟滞行动，实际上是企图恢复失去的“四川督军”的宝座。刘存厚部陈洪范、舒云衢旅与滇军相遇于青神、眉山一带。一时之间，大军云集，川、滇两军，阵地交错，城内城外，炮声震天。刘存厚部倾全力向滇军反扑，激战数日，双方死亡惨重。滇军后因赵钟奇部内部不稳，主动撤出战场，退回资中。进攻眉山的滇军闻讯，军心动摇，加上滇军后路乐山为川军占领，滇军大为震恐，狼狈逃走。刘存厚军跟踪追击，连续占领了青神、仁寿、乐山、犍为、井研、荣县等地。滇军北上成都的计划遂成泡影。罗佩金也因多次战斗失利，乃由宜宾返回云南，此后在川滇军就由顾品珍指挥。这是川滇军在川南的“青眉攻防战”。

到1917年8月底，又发生了“资内争夺战”。其时，唐继尧已派大批滇军入川，邓泰中、李友勋两旅与赵又新部合驻自贡，黄毓成、叶荃两军与赵又新另一部共驻泸州，顾品珍军据守简阳、资中、内江、隆昌一带。刘显世亦派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率兵屯集川黔边境，伺机出击。川军方面，第一师周道刚部驻重庆，第二师刘存厚部沿岷江上游布防，第三师钟体道部在沱江东岸和涪江下游沿线布防。川军的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打黔军。8月底，川军第二、三师进攻简阳、资阳，与滇军发生激战。顾品珍腹背受敌，先后放弃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等地，分队退往富顺、自贡。9月12日，顾品珍命金汉鼎旅三日内收复内江，滇军乃向内江急进，川军阻击，战斗相当激烈，内江的争夺几反几复，死亡枕藉。9月22日，滇军撤出内江，一路经自贡向宜宾撤退，一路经富顺向泸州撤退。资内争夺战以川军获胜而暂告结束。

此后，滇军在川南取守势。稍后，顾品珍率滇军李友勋、耿金锡两旅与入川黔军王文华部配合，分路奇袭重庆，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川军不得不从川南撤退⁽²⁶⁾。

1917年川、滇、黔两次成都巷战，从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战争所采取的手段及其客观效果等几个方面来看，是一场典型的军阀混战。

首先，关于战争的目的。发动和参与战争的三方，都是在护国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头目，他们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扩张地盘而互相混战。以唐继尧为代表的滇军要向四川扩张，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川军则希望独揽川政，再向外发展。正是在这种相互要求扩张以至独霸四川或西南的动机指使下，川、滇、黔三省军队的矛盾集中于四川省会成都，从而爆发了“刘罗”、“刘戴”两次成都巷战。尽管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参与或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战争对于川、滇、黔三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违背民心的。“刘罗”、“刘戴”间的非正义之战，正是西南军事领袖们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这样就决定了不管是战争本身，还是各派军队，都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例如，护国战争以后，滇军在川就遭到了川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唐继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滇军此时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²⁷⁾。四川人民“一致仇视滇军，坚壁清野”，使之“粮秣无从筹备”，连“井水亦无所得食”，造成“军心散漫，毫无斗志”⁽²⁸⁾。稍后任唐继尧秘书长的周钟岳也说，“此次战争，（川人）绝我粮秣，断我交通，行军之难，数倍往日。”⁽²⁹⁾这些话已把滇军在川的处境刻画了出来。这与不久前的护国战争期间，滇军出师川境，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川、滇、黔三方在战争过程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焚烧抢掠，无所不为，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成都巷战过程中，烧杀抢掠，触目惊心。随后川南战役的结果，更造成纵横千里，哀鸿遍野，四境萧条，村市丘墟的景象。据《古宋县志》记载，川、滇、黔军阀的争夺，“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团民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损失财产达数十万。劫后遗黎，已不聊生。迨大军清乡，又筹军饷、供伕役，宋人益罢敝。清乡后，疫疠大作，传染遍数区，死亡者又三千余人，全家绝灭者二百余户。益以流亡转徙，宋人殆减少大半。由是田园荒芜，荆棘丛生，人行绝迹，蓬蒿掩路。长林丰草间，时睹野兽出没噬人，死于虎豹者，又不知凡几也。遂致四境萧条，凄凉满目。”⁽³⁰⁾古宋乃川、滇、黔间一边远小县，非争夺中心，犹且如此，他地情况，可想而知。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这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对于战争的三方来说，都不具有正义性。第二，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辛亥革命以后，省与省之间，省与中央政权之间，以至于各省内部，都发生过一些战争，然而不管是辛亥起义，北伐出师，援川援黔援藏，二次革命，以至护国战争等，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战争都具有某种合理性或正义性，至少不是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只是到了1917年西南各省之间的战乱，才出现了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第三，可以把1917年川、滇、黔成都巷战视为西南各省军事头目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西南军阀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李根源在评价1917年川、滇、黔战争时曾说：“川事结果如是，西南局面破矣。”⁽³¹⁾所谓“破”，就是指“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分裂、割据的形成和混战局面的出现，这正是西南军阀形成的基本特征之一。

二　滇系军阀的扩张" class="reference-link">二　滇系军阀的扩张

从护国战争结束，滇系军阀形成，到1920年的几年间，是滇系军阀的扩张时期，也是它的极盛时期。虽然在1917年的川滇、川黔成都巷战中，滇系军阀暂时受到挫折，但它随后就又以“靖国”之名，进一步向四川扩张⁽³²⁾。

张勋复辟时，唐继尧于1917年7月3日发出讨逆通电⁽³³⁾。他甚至表示，为了讨逆，“愿负弩矢，以为前驱”⁽³⁴⁾。然而，当孙中山决心反对假共和，维护真共和，准备开展护法运动时，唐继尧却采取了对孙中山“暂虚与委蛇，以敷衍中央”⁽³⁵⁾的态度。当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³⁶⁾7月14日在广州公开发表拥护护法通电时，唐继尧就很不以为然，在收到张开儒的通电后批道：“该师通电，言太激烈，有损无益。”⁽³⁷⁾这时，唐继尧不仅控制了滇、黔，而且其势力已达到川、粤。他自恃实力强大，既以“西南领袖”、“东大陆主人”自居，又把眼睛盯着总统宝座⁽³⁸⁾，哪里还愿意屈居于孙中山领导下进行护法战争呢！

然而，形势逼人。一方面，两广在1917年6月20日通电暂行“自主”，孙中山又于7月17日抵达广州，宣传护法宗旨，准备进行护法斗争；另一方面，唐继尧也想利用护法时机，进一步向四川扩张，以称霸西南。就在孙中山到达广州的同一日（7月17日），唐继尧首先发出通电，不承认段祺瑞内阁的合法地位，随后又多次发出通电，反对段祺瑞内阁，声明：“决心自主，不认非法内阁之命令。”“谨奉告全国，自复辟事起以后，合法内阁未成立以前，所有非法内阁一切命令，概视为无效。”⁽³⁹⁾8月11日，唐继尧连发两电，正式宣布“护法”。他宣称护法的四点纲领是：“一、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当然由副总统代行职权。惟故障既去，总统仍应复职。否则应向国会辞职，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一项办理。二、国会非法解散，不能认为有效，应即召集开会。三、国务员非经提交国会同意，由总统正式任命，不能认为适法。四、称兵抗命之祸首，应照内乱罪按律科办，以彰国纪。凡此四义，一以约法为依归，不能意为出入。”⁽⁴⁰⁾

不过，唐继尧的“护法”，却采取了自立门户、别树一帜的办法，打出了“靖国”的旗号。孙中山领导的是“护法战争”，而唐继尧参与的却是“靖国战争”。所谓“靖国”，乃是“涵有别种在外滇军之意，非仅因护法之故”⁽⁴¹⁾。关于这一点，唐继尧1917年10月8日在致梁启超的一份密电中，曾加以说明：“真日之宣言，实欲维正义……非与激烈分子为和声。”⁽⁴²⁾他所谓的“激烈分子”，显然是指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人而言的。因此，打着“靖国”旗号的“护法”，虽然壮大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的声势，却掩饰不了唐继尧利用“护法”之名进行扩张的实质。后来唐继尧拒绝就任以孙中山为大元帅的广州军政府的元帅职，正是这种实质的反映。唐继尧对此也作了绝妙的解释：“中山举动本嫌唐突，惟既已发表，似勿庸积极反对。有彼在，亦有一种助力，将来取消，亦得一番交换利益。”⁽⁴³⁾

为了“靖国”，唐继尧将滇军改组为“靖国军”，自任总司令，下属六个军，分别以顾品珍、赵又新、庾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为靖国第一、二、三、四、五、六军总司令，准备大举入川。稍后，他又将四川汉军张熙部改编为第七军，新编叶荃第八军，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个营，总兵力约四万人，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自封为“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决定“全力定川，川局既定，再图第二步之发展”⁽⁴⁴⁾。为此，他在给孙中山并各界的函件中声明：“尧是决心亲督三军，长驱北上。第川事于中作梗，不先戡定，终难免内顾之忧。”⁽⁴⁵⁾11月14日，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并将联军总司令部驻扎于贵州毕节，指挥滇黔军向川军刘存厚等部发动进攻。

在这次战争中，滇军最初失利，不仅丧失了川中盆地，川南也未能保住，直退到川滇、川黔边境的盐津、镇雄、叙永等地。11月以后，战事起了变化。滇军顾品珍部由泸州东下，联合黔军王文华部成功地突袭了重庆，北洋派的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和四川督军周道刚于12月3日撤出重庆。吴光新部一直退到湘、鄂，周道刚败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联军进入重庆，旋即向川南进击，并于14日占领泸州。

12月8日，北京政府发表刘存厚为四川督军，张澜为四川省长。刘存厚受任督军后，在成都号令川军第一、二、三师重新部署，以对付滇黔联军的进攻。

12月21日，川军熊克武通电加入靖国联军，推唐继尧为“川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这样，军事形势又进一步发生变化。虽然在川东南的战斗（东路）互有进退，呈胶着状态，但川中和川西（中路与北路）的联军却取得了比较迅速的进展。1918年2月16日，刘存厚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宣言与西南各省一致护法，以图缓和局势。但是，这时刘存厚在政治上十分孤立，军事上处于劣势，内部又不稳，所部纷纷脱离其控制，因而不得已于2月19日与省长张澜、川军钟体道师、田颂尧旅、赖心辉旅等部撤出成都，一直败退到陕南汉中地区。到2月20日，“川滇黔靖国联军”所属的纵队司令吕超、黔军司令袁祖铭及四川靖国军萧德明等部先后进入成都。至此，唐继尧以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就基本上结束了。

唐继尧控制了川、滇、黔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2月25日，他不经广州军政府同意，以“联军总司令”名义以电报直接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并促其速赴成都就职（4月，孙中山才补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三四月间，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此外，他还安插王文华为重庆镇守使，赵又新为四川军务会办，顾品珍为叙泸镇守使，叶荃为夔万镇守使等。

唐继尧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并进一步向陕西、湖北扩张，便以商讨北伐为名，决定于1918年9月在重庆召开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并就任“五省联军总司令”职。出席会议的有：四川的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以及黄复生、石青阳、颜德基、卢师谛各司令，云南方面的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贵州方面的黔军总司令王文华，湖北方面的鄂军总司令黎天才⁽⁴⁶⁾，河南方面的豫军总司令王天纵⁽⁴⁷⁾等。

唐继尧于9月10日从贵州毕节到达重庆南面的綦江，逗留一周之久，一方面故意冷落与会的各军将领，以显示“联帅”的威风，另一方面趁此时机联络各方，分化收买川军，直到9月17日，他才在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到达重庆。这一天，重庆全城戒严，所有各码头的渡船均勒令停靠对岸海棠溪。自太平门到学院衙门行辕，沿途断绝交通，每一铺户站一武装哨兵。沿街商铺及楼上窗户，一律勒令关闭。唐抵海棠溪，鸣礼炮二十一响。乘坐借来的美军摩托艇渡江，经太平门入城，仪仗甚盛，前列为护卫骑兵，次为御用的“佽飞军”（警卫军），头戴钢盔，身背十响枪，手持方天画戟，俨然是帝王出巡的仪仗；再次为掌旗官，乘高头骏马，手掌杏黄滚金丝穗帅旗上绣斗大的一个“唐”字。后面接着才是唐乘坐的八抬绿呢大轿，轿内放着绣龙金黄褥靠垫，轿后为唐的坐骑黄骠马，紫金鞍。殿后是其护卫大队长龙云率领的护卫大队。他入城后，即乘其黄骠座马，足登金镫，浩浩荡荡，威风凛凛，进入行辕。他到达重庆后，竟然宣称“今日省界二字，本不值识者一笑”，意思就是要打破省界来兼并四川。而这时已排斥了孙中山的广州军政府也对唐吹捧备至，居然说是“西南半壁，付托得人”⁽⁴⁸⁾。

在重庆联军会议上，唐继尧抛出了早先7月在贵州毕节草拟的以“准备北伐案”为题的所谓《川滇黔三省同盟计划书》。他和贵州督军刘显世已在这个同盟书上签了字，现在就等四川督军熊克武签字，同盟即告成立。这个同盟书的内容大体上可归纳为五点。第一，四川兵工厂作北伐军械弹补充，归联军管辖支配，实即全归滇、黔军所有。第二，造币厂亦归联军管辖支配。第三，四川全省的厘税，包括盐税、关税、酒税等，作北伐军军饷的补充，实即是作滇、黔军军饷。第四，资中、资阳、简阳、叙府、泸州、重庆、万县及自流井、荣县、威远和会理、宁远、酉阳、秀山各属，凡川东南财富之区，悉作滇、黔军防地，仅以面积计算，已占当时全省的三分之二。第五，上述各项由联帅总部在重庆特设机构主持办理。唐继尧拿出同盟书，逼迫熊克武签字。熊深感事情重大，一签字就等于正式承认把四川划入云南的势力范围，因而表示无权处理，拒绝签字，并说：“北伐我完全赞同，出兵出款，四川应该尽力所及，兵工厂也应该尽量供给械弹，但全省厘税和兵工厂归总部直接掌管，这样重大事件要经省议会通过，我做不了主，即使我个人同意也没有用。”⁽⁴⁹⁾

唐继尧从9月17日到重庆，至10月8日离开重庆的二十天内，翻来覆去地就同盟书条款进行谈判。根据同盟书，滇军提出每月需四川协济32万元，黔军提出每月需28万元，这样一年共需720万元。熊克武以四川无力负担如此巨款而要求重议，滇军方面坚持不能少，黔军方面则减为每月23万元。熊仍认为数额太大，断然拒绝。因此，会议未能取得预期的结果⁽⁵⁰⁾。唐继尧于10月2日发布援鄂援陕命令后，匆匆收场，于10月8日离开重庆，经泸州返回昆明。

与此同时，陕西、湖南、福建等省部分军事首脑，亦以“靖国”相号召。这样，唐继尧俨然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命⁽⁵¹⁾。这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声威达到顶峰的时期。唐继尧正是利用孙中山护法这块招牌，打着靖国的旗号，经营其扩张地盘的军阀事业。

还在护法战争进行之际，当1918年三四月吴佩孚先后占领长沙、衡阳等地时，南北双方的情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系军阀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立即得到了以滇系军阀唐继尧、桂系军阀陆荣廷为代表的西南军阀的响应。6月，吴佩孚与南方湘系代表签订了湖南停战协定，这样湘系就成了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勾结的中介人。1919年2月南北和议开始以后，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就进一步加紧了。随后双方共同签订了《救国同盟条约草约》（军事密约，详第八章第一节）。

唐继尧与北洋直系军阀的勾结，使他与孙中山的距离愈来愈远。1919年，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党人龚师曾劝说唐继尧加入国民党时，唐却正颜厉色地表示拒绝，甚至和龚争论得拍桌子。他最后说：“我就是穷得讨饭，也不会加入国民党。”⁽⁵²⁾其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时他正在做着“川滇黔巡阅使”的梦⁽⁵³⁾。

为了实现其“川滇黔巡阅使”的野心，唐继尧视四川为滇军的征服地，不仅恣意奴役搜括，而且进一步蓄谋“倒熊”，对川军进行分化，挑动杨庶堪、吕超等部川军反对熊克武。1920年3月，唐继尧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国军总司令职，5月又任命吕超、刘湘为四川靖国军正、副总司令，这就又一次“点燃了川滇黔战争的导火线”⁽⁵⁴⁾。5月下旬，新的川、滇、黔战争正式爆发。

这时，滇军在川有顾品珍、赵又新两个军。唐继尧命令顾、赵两军联合黔军王文华部攻击熊克武。虽然在6月10日把熊部赶出成都，转往川北保宁（今阆中），但滇军伤亡五千余人⁽⁵⁵⁾，可见战况是比较激烈的。熊克武退出后，吕超进入成都，于7月18日就任川军总司令。然而，滇黔军凌驾于吕超之上，并设立了三省联军总部，以唐继尧为统帅，要把川省军、民、财各政统归联军总部管理，川省中央税收及地方财政收入与四川兵工、造币两厂，全归联军总部支配。这是过去唐继尧强令熊克武接受遭到熊拒绝的条件，他又企图强令吕超接受。吕超深感事关重大，“以民政应归省长管理，军人不得干政为理由，迁延未决”⁽⁵⁶⁾。

是年秋，熊克武以驱逐客军相号召，联合川军务部，分路向成、渝两地及川南进攻。9月5日，吕超逃离成都，滇军败退。川军乘胜直追，驻川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于10月8日被打死于泸州城外学士山。于是，滇黔军全线溃退，滇军直退到贵州毕节，驻川的客军全部被逐出了四川。唐继尧向四川的扩张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驻川的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原来就不满唐继尧强驱滇军混战，这时又得到熊克武的鼓励，遂以“士兵厌战”为由，准备班师回滇，驱逐唐继尧。唐派周钟岳前往毕节，以慰问为名，观察动静，刺探虚实。周钟岳到毕节后，向驻扎毕节的顾品珍提出四个问题：一、此次我军退却之真因？二、我军经此次损失后，现在实力如何？三、现在军队如何分布？四、现在粮糈情况如何？顾品珍回答说：滇军在川计有两军，原有三万人，现只剩一万，枪械只余七千余支，辎重行李则荡然无存。然后反问周钟岳：“唐帅既促开和会，何必出兵以争四川？既废除督军之名，何必创树联军之帜？”周钟岳为唐辩解说：“联帅意将敌焰稍为压服，仍趋重于调和，并非有争川之心，始终不过欲排除护法阻碍而已。”“废督之后，军队无人统率，则裁兵计划无从执行，地方治安无人保卫，故暂设联军总司令部，以为收束军队之机关。”⁽⁵⁷⁾周钟岳回昆后，向唐继尧汇报顾品珍的言行“殊属可疑”。唐为了稳定顾品珍，任命顾为云南东防督办。顾一方面宣誓就职，一方面又率师向昆明进发。驻省的叶荃第八军与顾品珍的行动配合，倒戈反唐。

在顾品珍大军压境，叶荃倒戈，内部分裂，军心动摇的情况下，唐继尧被迫通电辞职，于1921年2月8日率亲信卫队百余人离开昆明，乘滇越铁路火车向南出走，流落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