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伐战争发动前列强对华政策的调整" class="reference-link">第二节　北伐战争发动前列强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　“五卅”惨案后列强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class="reference-link">一　“五卅”惨案后列强对华政策的新动向

英、日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激发了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斗争纲领。在中国革命日益高涨的形势下，英、日、美等国纷纷调整其对华政策，以图缓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情绪，迎合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民族要求，稳定北洋军阀“中央政府”的统治秩序，从而维护其在华利益。

在政策调整过程中，列强目标相同，但手法各异。

美国政府于1925年7月抢先提出“准许中国完全关税自主”、“逐步放弃治外法权”两项主张，吁请各国响应北京政府的要求，速派代表召开拖延已久的中国关税特别会议，同时组织考察治外法权问题委员会。除兑现华盛顿条约的诺言，批准中国对进口货征收2．5％的关税附加税以外，还应制定允许中国关税自主的方案，提出逐步废除治外法权的建议⁽¹³⁾。美国国务卿凯洛格（Frank B．Kellogg）称：“我相信这类行动会比任何事情都更能有效地缓和中国人的仇外情绪。”“当然，我不打算说立即宣布无条件放弃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对于我们是明智之举。但是，我们各强国若不愿作出适当让步，就会处于被迫让步的境地。”⁽¹⁴⁾列强对此心领神会，两会遂于1925年10月26日及1926年1月12日先后在北京举行。

日本在“五卅”惨案后采取了回避锋芒、甩开英国、争先脱身的方针，诱使北京政府同日本单独解决上海事件。6月20日，日方先赔偿伤亡工人1万美元。7月25日，又付给日厂罢工工人每人10美元补偿损失，解雇了两名民愤很大的日本职员，允许以后按照北京政府颁布的条例，在日本人开办的工厂里建立工会等⁽¹⁵⁾。于是，日本纱厂的罢工宣告解决，中国人民的斗争矛头集中到英国身上。英国对日本此举深感不满，但也无可奈何。

接着，日本又在关税问题上争取主动。关税特别会议刚一开幕，日本代表团就按照币原外相精心策划的方案，率先声明，对中国关税自主问题愿马上予以“友好的考虑”⁽¹⁶⁾。币原本人透露，日本担心的是：中国青年一代目前普遍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此次会议若不能打开解决这一问题的通道，段祺瑞政府将遭到国内舆论反对，迅速垮台，文武官员无人能继其后，中国必将陷于无政府状态。这对中国和各国都有害，“故目前以中国政局的安定最为紧要”⁽¹⁷⁾。基于上述考虑，关税会议终于在11月19日作出决议：“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1929年1月1日发生效力。”⁽¹⁸⁾

英国由于制造了一系列侵华暴行而成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斗争对象，尤其是以省港大罢工为核心的华南排货运动，严重打击了英国利益，迫使英政府不得不考虑新对策。1925年8月，英国外交部驳回了伦敦“中国协会”⁽¹⁹⁾关于武装封锁广州的建议，指出此举将促使整个中国一致反英，排货将进一步扩大⁽²⁰⁾。英国政府还向上海公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促其交还会审公廨，允许华人董事加入工部局。公共租界当局接受了这一建议。1926年一二月间，英外交部围绕对中国革命的政策问题组织了一次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反共军阀、向苏俄施加压力、怀柔等五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而且难于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三种方案的困难是：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四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切实可行并富于“建设性”⁽²¹⁾。英国对华政策的主要设计者，远东司高级官员蓝普森和外交副大臣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极力赞成怀柔政策。韦尔斯利宣称：“我们应做之事就是用同情来俘虏国民运动，努力将其引上正路。”⁽²²⁾英国驻华公使麻克类也反对一切拟议中的行动，支持对广州继续忍耐，等待反共情绪发展和国民党“温和派”得势。于是，英国外交部就倾向于采取软化、分化政策，待机观变的方针了⁽²³⁾。

这一时期，英国在关税会议上的态度也有所改变，它主张承认北京政权已无力统治全国的现实，同意中国立即征收二五附加税和“关余地方化”（即由各口岸海关征税后将关余直接交给控制该口岸的地方当局支配），企图以此保全由英人操纵的海关机构，促使各地裁撤不利于英国贸易的厘金和地方税，换取广州政府解决省港罢工。1925年12月31日，英外交部将这一新立场通知其关税会议代表⁽²⁴⁾。次年5月28日，又照会美国政府，说明“英国最关心的是关税会议的某些行动应给中国公众留下良好印象，使反外情绪及由此派生的现存反英情绪不再增长”。因此，“应立即准予征收附加税”，否则，“可能造成非常危险的形势”⁽²⁵⁾。

列强在试图软化中国革命的同时，并未放弃以武力保护基本权益的原则。例如日本对于在东北、华北的既得权益，始终采取强硬手段加以保护。1926年春，冯玉祥国民军封锁大沽口，以抵抗奉鲁军进攻，日本军舰带头挑衅，日、英、美、法、意等八国公使一同提出以武力为后盾的最后通牒。在华南，英、美军舰到处游弋，不时威胁和干涉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

帝国主义的这些手段并不能瓦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也不能巩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垮台，张作霖、吴佩孚明争暗斗，互相倾轧，一时无法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时，南方国民革命势力却日渐强盛，广州国民政府的权威在不断增强。在这种形势下，列强，尤其是在华南有较大利益的英、美两国，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越来越感兴趣，并企图加以利用。

二　对南方国民革命阵营的窥测" class="reference-link">二　对南方国民革命阵营的窥测

国共合作以后，列强根据国民党人对反帝和联共的不同态度，将他们大致划分为左、右两派，通常称前者为“激进派”或“极端派”，后者为“温和派”或“稳健派”。列强认为，国共合作的基础是民族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国民党与苏俄结盟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联姻，因而国民革命阵营存在着裂痕⁽²⁶⁾。

日本在广东的利益相对少些，因此对这里的政局不多插手。它一面标榜“绝对不干涉”甚至“同情”国民革命，一面抓住广东民众排斥英货之机，大量倾销日货，挤占英国市场。但是，它也对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予以一定关注。1926年2月，日本外务省已看出国民党“温和派”将来有可能支配全中国，特意告诫陆军省，约束土肥原等人勾结北洋军阀的活动：“帝国军人无论如何不可有同我对华不干涉政策背道而驰的举动。”⁽²⁷⁾在此之前，陆军省已派佐佐木到一常驻广州，窥探军政情况。佐佐木很快就同蒋介石建立了个人联系。他在北伐战争期间，力主日本政府支持蒋介石集团，并著书宣扬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和蒋介石的真面目⁽²⁸⁾。

英国对华南革命阵线内部的动态一向十分关心。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英国外交部即认为其权力结构呈三元制衡状态，即以汪精卫为首的政府，蒋介石为首的军事当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²⁹⁾。1925年11月，西山会议派出现，公开要求蒋介石反共。这种情况给了英国政府以希望，开始考虑蒋介石成为“温和力量”的可能性，期望他能恢复广东全省的秩序，严厉对付省港罢工委员会，甚至“清除俄国势力”⁽³⁰⁾。

1926年初，英国外交部在研讨对付中国革命的政策时，曾有过同蒋介石谈判解决省港罢工的设想。为此，特意询问驻北京公使麻克类，有无可能通过谈判或京沪国民党右派的影响，使蒋介石同共产党人分裂；又询问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ames William Jamieson），是否仍然存在蒋介石镇压罢工委员会和共产派的机会。英国外交部所得答复都不乐观。不过，杰弥逊还是提到：“蒋可能不久就会出于自己的意志同布尔什维克争吵。”⁽³¹⁾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夕，英国情报机关便已侦悉，广州不久可能发生军事政变⁽³²⁾。事变发生后，英、美政府很快判明这场政变的反共性质，深感欢欣鼓舞。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公开宣称：蒋介石已采取反措施，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政变将促使排货告终⁽³³⁾。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认为：“蒋不再要俄国顾问了”，“政府中的温和派看来支持蒋，他们似乎期望采取更保守的政策”⁽³⁴⁾。

然而，广州的形势并未如列强想象的那样急转直下。蒋介石出于种种考虑，没有立即同苏俄、中国共产党决裂，也没有抛弃国民革命的旗帜。他先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利用左派的妥协来抑制右派。帝国主义虽难免有些失望，但通过这次事变，对国共统一战线中的深刻裂痕和蒋介石的特性，毕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中山舰事件至北伐前夕，美国当局对蒋介石的基本立场和两面策略，判断大体准确，情报比较灵通。而英国当局则感到对革命营垒的情况若明若暗，蒋介石的真正面目时隐时显。

美国总领事詹金斯4月7日向国务院报告：“现已证明，政府中的保守派尚未强大到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足以轻而易举地处置俄国人和共产党人的地步”，“蒋介石已发觉，自己的部队出乎意料地倾向于过激，蒋将军不得不首先处置军内，然后才能支持政府再次发动反俄国人的政变”。这位多情的外交官甚至担心蒋介石再次行动的准备时间过长，使共产党人得以重新组织自己的力量⁽³⁵⁾。4月14日，他在致马慕瑞公使的公函中再度表示了这种忧虑，同时又满怀希望地宣称：“从美国人的观点看来，如果国民党内的温和派一旦获得完全统治，整个形势将大为改善。”⁽³⁶⁾

詹金斯对国民党“温和派”和蒋介石寄以厚望是有根据的。当时，蒋介石等正在谋划进一步排斥共产党人的方案，同美国官方有密切联系的“记者”索柯尔斯基（George Ephraim Sokolsky）⁽³⁷⁾来到广州，企图拜会蒋介石。蒋连忙托人秘密点拨这位冒失的记者：蒋本人目前不宜接见外国记者，因为这会造成他“正在同帝国主义勾结”的印象。不过，两个月内他将平定本地局势，届时一定“很高兴地请索柯尔斯基来会见他”⁽³⁸⁾这份宝贵情报立即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案头同时飞向北京美国公使馆和大洋彼岸的白宫。美国官方还探悉：国民党将于5月份召集特别会议，“那时将提出从国民党中驱逐共产派的问题”⁽³⁹⁾。直至6月初传出吴铁城被拘，伍朝枢离粤的消息后，美国官员仍认为：“蒋中正就是广州的政府，他既不能容忍温和派，也不能容忍激进派的干涉和反对”；“目前蒋中正与共产派和俄国人携手共事，但可以相信，这仅仅是因为他需要俄国人提供的军火和金钱”⁽⁴⁰⁾。美国还注意到“温和分子”张静江的崛起，获悉他出任国民党领袖是由于蒋介石的影响，蒋希望张静江采取同自己的计划和思想一致的政策⁽⁴¹⁾。

这一时期美国最为关注的是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会议开幕前两天，为蒋介石和温和派效力的美国人柯亨（Morris Cohen）⁽⁴²⁾向詹金斯交底：“有一切理由希望，温和派在即将来临的同共产派和极端激进派的斗争中获胜。”⁽⁴³⁾5月15日，全会刚一召开，美国海军当局便将当日情况逐级报往华盛顿。电文强调：“温和派得到蒋介石和军队将领的支持，已通过严斥党内共产派的议案。虽然将有人事变动，但政府现行政策不会改变。”⁽⁴⁴⁾詹金斯随后将蒋介石的《整理党务案》逐款报知美国政府，兴高采烈地欢呼“蒋中正将军似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共产党人表面上似有妥协，因而未遭驱逐。但是，如果国民党切实贯彻蒋将军议决案中的具体条件，两党便简直不能继续和睦共事”⁽⁴⁵⁾。5月下旬，詹金斯建议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和温和派“稍加鼓励”，“伴以多少慷慨一点的财政和军火援助”，使其同共产党人彻底决裂⁽⁴⁶⁾。

当年春，广东部分地区出现过群众自发占据美国教会机构情况。詹金斯曾于4月向美国政府提议，若想有效地干预，就应尖锐警告，必要时甚至以武力胁迫国民政府，出面反对共产派和激进分子所“煽动”的此类行为⁽⁴⁷⁾。马慕瑞公使对此颇感踌躇，他觉得难以判断的是，靠强化炮舰政策能不能使广州派“醒悟过来”？会不会反而激怒广大民众，致使美国武力保护伞外的侨民受到危害？因此他没有力主使用武力，而是建议派公使馆参赞麦耶（Ferdinand L．Mayer）前往广州考察，一面与当地美国官员磋商，为美国政府提供参考意见，一面相机劝告广州政府的官员们改善对美国人的态度⁽⁴⁸⁾。国务卿凯洛格批准麦耶立即南下，并叮嘱：“如果难题仅涉及外国人开办的医院或学校，则应从更广阔的角度考虑在此类问题上使用武力所可能引起的后果。”⁽⁴⁹⁾这表明美国决策者对实行武装干涉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担心此举会影响复杂微妙的中国政局，不利于美国。

麦耶于6月11日到达广州，很快探知，蒋介石等只是“在同供给他们武器弹药和经费的那些人做游戏”，因而十分愿意同蒋一晤，但经试探后，马上意识到这种要求“未必合适”，遂放弃同蒋直接联系的打算，转而同国民政府各要员广泛接触。谈话中，他时而追述“美国对中国从未间断过的同情态度”，时而倾诉传教团体的慈善动机，又将话锋一转，指向两广人民“袭击”美国教会机构的事件，表示“难以理解广州政权为什么会容许这种事态的存在”。詹金斯则称：“最重要的是广东当局与美国官方之间的气氛应该是最友好性质的。”当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表示希望和解后，麦耶指责广州政府被罢工工人“操纵”，别有用心地询问：究竟是广州当局控制罢工工人还是相反？陈友仁希望美国暂持忍耐态度。麦耶不失时机地示意：“忍耐是有明确限度的。”美公使称赞麦耶的这些活动，“其价值在于给广州政权造成印象，必须或至少更愿意考虑美国的权益”⁽⁵⁰⁾。

6月17日，麦耶取道香港北返，五天后出现于小城汕头。驻扎当地的何应钦立即倩人求见。麦耶听说他是“蒋介石将军的亲密战友和朋友”，欣然赴约。何应钦向麦耶表白：“国民党不是‘赤党'，没有同苏俄人牢不可破地连在一起”，“虽然共产主义可能是政治家们的玩物，但它在军队中的势力小得很”。他并举蒋介石清除黄埔军校留下的121名共产党员为证。麦耶则表示，尽管非常乐于倾听何将军及广州各位官员表示的对美友好感情，“但坦率地说，我们想要的是具体成果，是这些感情的实际运用”⁽⁵¹⁾。

麦耶在汕头还了解到，国民党所说的废除条约并不意味着立即全部废约，而只是要求列强方面采取步骤，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完成对华条约关系的调整，尤其希望美国能带头。麦耶表示，美国目前正与其他列强一道，按实际情况部分地调整条约关系，要待中国出现一个“负责任的中央政府”以后，才能作根本性调整。他又针对国民党接受苏俄援助一事警告说：“玩火是危险的！”麦耶由于发现可以同何应钦“相当坦率地谈话并产生良好的效果”，遂介绍何同美国驻汕头副领事张伯伦（Culver Bryant Chamberlain）建立了“私人关系”⁽⁵²⁾。

麦耶离开汕头之后到了上海，由索柯尔斯基牵线，会见王正廷和伍朝枢。伍向美国乞援，麦耶含蓄地答道：“我们政策的既定部分是不站在任何政党或派系一边，但是当然另有一些援助中国人民的合法办法。”⁽⁵³⁾

美国决策当局显然不愿意操之过急，揠苗助长。他们继续观察革命营垒的内部矛盾以至整个中国政局的发展，要待“尘埃落定”之后，再对确能统治全国的政权承担明确的义务。美国对蒋介石和温和派的政策是，既不号召他们放弃反帝、反军阀的旗帜，也不公开表示对其反共事业的支持与期望，而试图通过各种迂回的途径同他们联系，不露声色地推动他们反共。北伐前夕，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称：“蒋介石将军几乎使自己成为那里的独裁者，并当上激进集团的领袖”，“尽管苏维埃政府及其政治原则不可爱也不可信，倒也不难诱使蒋将军和国民军首领接受其援助，因为那个政府乐于施舍。受益者当然自信能在自己所希望的任何时候摆脱苏维埃的桎梏”⁽⁵⁴⁾。

相比之下，英国表现出较多的困惑和反复。

英国外交部在中山舰事件后期望蒋介石彻底反共，但并不相信蒋的实际意图是驱逐共产党人。3月底，关于蒋介石政变真相及其意义的情报和传闻纷纭而至，各执一说，外交部只能认为广州的形势仍像以往一样模糊不清⁽⁵⁵⁾。4月中旬，外交部承认，“广州形势仍很混沌，不像我们最近估计的那么乐观”，“据信广州共产派与温和派势力的冲突近在眉睫”⁽⁵⁶⁾。5月间，英国新任驻广州代总领事白利安（J．F．Brenan）、香港总督金文泰（C．Clementi）先后多次向国内报告广州情况，但英国政府只能判断“蒋介石将军打算当广州的铁腕人物”，其他均不甚了了⁽⁵⁷⁾。

7月初，为了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解决省港罢工和排货问题的正式谈判，英国外交部全面分析了广州阵营内“温和派”和“极左——共产派”的情况，认为在对外，特别是对英关系方面，两派都是强硬的民族主义者，都严厉谴责帝国主义和不平等条约，但温和派私下里或许准备接受“公道的、渐进的让步措施”。英国外交部认定：“在变幻不定的政治局势中，蒋介石的影响是最有力、最卓绝的因素。”“我们如果希望他们打发俄国人走路，也许不得不准备为广州办点事。”“例如，过去当广州有所请求时，我们曾拒绝由香港向广州提供帮助。但将来如果广州派要求技术性借款，我们应重新考虑我们的态度”⁽⁵⁸⁾。

大量事实表明，北伐战争前夕，列强虽然在认识的深浅程度上有差异，但是都已知悉国民革命阵营内客观存在的深刻裂痕，并注意到蒋介石集团的崛起及其政治立场。如何利用温和派与激进派的斗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已成为列强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