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class="reference-link">第七节　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如前所述，新文化运动以五四运动为界标，分为两个阶段。“五四”前是启蒙运动的性质；“五四”后，这一性质虽仍然存在，但是，它已增加了新的因素，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综合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情况来看，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说他在1918年的几篇论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还只是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若干观点的话，那么，他在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开始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了。李大钊这时已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展为马克思主义者。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即由李大钊主编的“马克思研究号”⁽²⁸⁴⁾。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并指出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从“马克思研究号”出版以后，《新青年》曾连续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中国工人状况的文章。

著名的国民社出版的《国民》杂志，在“五四”前并没有发表过专门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在“五四”后，这类文章增多了。例如第2卷第1号（1919年11月）登载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和《鲍尔锡维克主义底研究》的译文；第2卷第2、第3号连载有《马克思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的译文；第2卷第4号载有《苏维埃俄国底经济组织》、《苏维埃俄国底新农制度》等。

除《新青年》、《国民》外，许多报纸的副刊也从不同的角度大量登载介绍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晨报》副刊是在1919年2月7日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实现改组的。改组的第一天，就登载了李的论文：《战后之世界潮流——有血的社会革命和无血的社会革命》。论文指出：“在这回世界大战的烈焰中间，突然由俄国冲出了一派滚滚的潮流……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虽然发轫于德、俄，蔓延于中欧，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

1919年5月1日，《晨报》副刊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这是中国报纸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开始。李大钊在这个专号上发表了《五一节杂感》，预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他说：“听说俄京莫斯科的去年今日，格外热闹，格外欢喜。因为那日正是马克思的纪念碑除幕的日子。我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还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同了，或者大不同了。”

在马克思诞生一百零一周年纪念日（1919年5月5日）的时候，李大钊不但在《新青年》上编了一个“马克思研究号”，而且也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了五篇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克思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

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章。1919年8月7日至11日，副刊以《新共产党宣言》为题发表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后有一个猛烈的发展，宣传新文化的刊物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1919年内）达数百种之多。在这些新刊物中，不断出现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等方面的言论。

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同时，实用主义也在中国流传开来。由于杜威亲自来华宣讲⁽²⁸⁵⁾和胡适的鼓吹，实用主义成为一种很时髦的思潮，不仅被引进到学术领域，也被引进到政治领域。

胡适为了阻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第31号提出了他的政论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其中以教训的口吻说道：“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文中说的“这种主义”、“那种主义”，主要是指的马克思主义。

胡适的挑战引起了李大钊的反击。李在《每周评论》第35号（8月17日出版）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指出“问题”和“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公开申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并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不可一味听信人家为他们造的谣言，就拿凶暴残忍的话抹煞他们的一切。”

在“五四”当年（1919），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还有一些国民党人，如胡汉民、戴季陶等。但是，他们都是三民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社会可以避免阶级斗争，中国革命可以举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因此，他们虽研究和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学说，却只是徘徊在门口而未登堂入室。而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时，他们不仅却步不前，而且站到它的反面去了。

在“五四”当年，真正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只是李大钊等少数几个人，在青年学生中则几乎没有⁽²⁸⁶⁾。

不可否认，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社会主义在当时已成了时髦的名词。在1919年出现的不少刊物上，差不多每期都有一篇或数篇专门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多数青年学生都还没有科学的了解，也没有一定的标准。当时除科学社会主义外，以下各种学说都是被当作社会主义流派介绍到中国的：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各种无政府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议会主义；等等。

学说流派，五花八门，使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眼花缭乱，莫知所向。这种情况，正如瞿秋白所说，“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²⁸⁷⁾

在各种新思潮中，对青年学生影响最大的是互助论、工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等。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祈，把以上各种思潮加以综合提炼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主义”⁽²⁸⁸⁾。这种主义，我们可以名之为中国的空想社会主义。

王光祈最初的设想，是想仿照日本的新村，在北京郊区建设“菜园”，企图通过一种美妙的没有剥削的菜园子生活来达到改造中国的目的。

但是，知识分子既无土地，也不熟悉农村生活，“菜园”的空想无法实现。王光祈不得不把这种“新生活”移植到城市中来。1919年12月4日，王光祈在北京《晨报》上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并把这种城市“新生活”的小组织定名为工读互助团。这个倡议，受到思想、教育界的广泛支持，列名为募款发起人的有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等。

这样，在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中，于1920年上半年，就出现了一场工读互助运动。北京的互助团建立有四个组，此外，武昌、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扬州等也先后成立或筹备成立工读互助团。

工读互助团实行公有制，“打破私产制度，实行共产”。它的理想社会是：人人做工，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们称工读互助团是“新社会的胎儿”，“用工读互助团去改造社会，改造社会的结果，就是一个顶大的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的社会”⁽²⁸⁹⁾。

工读互助团的理想是很美好的，但却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一群血气方刚的激进青年，脱离家庭，脱离婚姻，脱离学校，都躲进工读互助团这个美妙的“世外桃源”过着共产生活，这能够行得通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不科学的理论或措施，不论它是怎样用激情，即使是带有群众性的激情伴随着；不论它是怎样地受到鼓吹和赞扬，甚至是由衷的歌颂，都不可能逃避失败的命运。工读互助团运动由于它的空想，仅仅几个月就暴露出经济危机、人心涣散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并导致它的失败。中间，这种激情表现的最高昂、步子迈得最猛的，它矛盾也就暴露得最早、最严重，失败的也就最早。北京互助团第一组就是这样。第一组解散后，第二组也跟着解散。大概第三、四组还继续了几个月，但没有多久，也就销声匿迹了。至于其他各地的工读互助团，到1920年下半年也都进入尾声，有的则还在筹备期间便无下文了。

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思想界，特别是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追求，即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从而形成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并以他们为桥梁，使马克思主义开始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所以在这样的时间形成这样的一种热潮，其因素是：

一、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破产，教育了人们必须追求科学。

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实践的胜利。俄国在1917年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个政权还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叛乱的困扰，那时还不能说这个政权是巩固的，因此中国人所听到的俄国革命的消息也是纷乱的。1919年下半年，盘踞在远东的高尔察克军被消灭，局势稳定下来了。到1920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已经在全俄巩固了。这就使中国人民不仅产生了希望，也看到了榜样。

三、和上面一个因素相联系的情况是：苏维埃俄国在1919年7月25日就正式对中国发布了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但由于俄国当时被封锁，这个宣言直到1920年3月才传到中国。这给了中国人民以很大鼓舞。三四月间，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都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谢电。

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六三运动中的表现和所起的作用，各界人民对工人阶级非常重视，“劳工神圣”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也在日益加强。1920年5月1日，中国工人和学生比较广泛地纪念“五一”劳动节，上海和北京的纪念规模都是相当大的。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隆重地纪念“五一”劳动节。《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蔡元培、孙中山都为该号题了字。蔡元培的题字是“劳工神圣”，孙中山的题字是“天下为公”。除名人题字外，还约了十三位工人题字。该号还发表了各国劳工运动情况的介绍及国内北京、天津、南京、唐山、山西、江苏、长沙、芜湖、无锡等地工人劳动状况的调查。许多调查报告是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写成的。这反映了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已经开始结合，因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深入工人群众，这些调查报告是写不出来的。

五、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包括列宁的一些著作，在这时也开始流行。

六、中国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引起了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1919年3月成立）的重视，因此在中俄交通已经打开的时候（1920），便急速派代表到中国了解情况并帮助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展。

基于以上各种因素，这样，到1920年下半年，在新文化运动著名领导人陈独秀及李大钊等的发起下，上海、北京等地便出现了一些共产主义组织，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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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新青年》第5卷第6号。

(2) 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

(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4) 《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5) 《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6)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7) 《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

(8)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9) 《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0) 《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1) 《通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

(12)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3) 《新青年》第5卷第6号。

(14) 《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15) 《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

(16)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2卷第6号。

(17)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

(18) 《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9) 《〈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1918年11月），《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1页。

(20) 《关于陈独秀的一封信》，《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3期。

(21) 1918年3月，《新青年》导演了一场著名的双簧戏，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发表通信，以封建文人的口气抨击新文化运动，同时发表刘半农作的一篇近万言的文章，逐一驳斥了“王敬轩”的论点。

(22) 《新青年》第6卷第1号。

(23) 《李大钊文集》上，第661、662页。

(24) 《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

(25) 《访问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谈话报道》，《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3页。

(26) 《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民报》第2、3号。

(27) 《孙先生之社会主义讲演录》，《民立报》，1912年10月15、18日。

(28) 《新的！旧的！》，《李大钊文集》上，第539、540页。

(29) 《答国际文学社问》，《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卷第18页。

(30) 《李大钊文集》上，第573、575页。

(31) 《李大钊文集》上，第594、599、600、603页。

(32) 《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1918年11月2日。

(33) 《参议院公报》，1918年11月5日。

(34) 《秘笈录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0页。

(35) 《众议院速记录》，1918年11月2日。

(36) 《政府公报》，1918年11月17日。

(37) 《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1918年11月2日。

(38) 《政府公报》，1918年11月23日。

(39) 北洋政府内务部礼俗司档案。

(40) 《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1月27日。

(41) 以上均见《众议院速记录》，第二届第一期常会。

(42) 《政府公报》，1919年2月8日。

(43) 《宪法研究会之梁任公饯别会》，《晨报》，1918年12月21日。

(4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4页。

(45) 《总统在外交委员会之演说》，《晨报》，1918年12月20日。

(46) 《国际联盟同志会缘起》，《晨报》，1919年2月7日。

(47)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会纪事》，《晨报》，1919年2月17日。

(48)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6页。

(49)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62、63页。

(50) 均见顾维钧1917年4月9日致政府密电，《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184、185页。

(51) 《叶遐庵年谱》，第68页。

(52)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74页。

(53)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75页。

(54) 《革命文献》第49辑，第259页。

(55) 《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8页。

(5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2—164页。

(57) 以上均见《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三次会议。

(58) 《顾维钧回记录》第1分册，第183页。

(59)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附录。

(60) 陆徵祥1月27日致政府密电。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3页。

(61)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四次会议附录。

(62) 《日本对华外交之宣言》，《晨报》，1919年1月23日。

(63)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4页。

(64) 以上所述1月28日的辩论，均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4—267页。

(65)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68、269页。

(66) 《外交当局对于中日问题之声明》，《晨报》，1919年2月10日。

(67) 《—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29页。

(68)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24页。

(69)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总51号，第158页。

(70) 《—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159页。

(71) 朱启钤存稿，这是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致朱启钤的密电。

(72)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十八次会议。

(73)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第十八次会议。

(74) 吉田茂是牧野伸显的女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任日本总理大臣。

(75) 《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附录。

(76)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25页。

(77) 《对德奥提出之要求条件》，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78) 《秘笈录存》，第196页。

(79)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

(80) 北洋政府司法部档案。

(81) 《秘笈录存》，第117页。

(82)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289页。

(83) 陆徵祥4月18日致北京政府的密电，见《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5页。

(8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06页。

(85) 《秘笈录存》，第136、137页。

(86) 三条款全文如下：

第一五六条：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条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名义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为尤要，放弃以与日本。

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其中包含支路、连同无论何种附属财产、车站、工场、铁路设备及车辆、矿产、开矿所用之设备及材料，并一切附属之权利及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

自青岛至上海及自青岛至烟台之德国国有海底电线，连同一切附属之权利、特权及所有权，亦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七条：在胶州领土内之德国国有动产及不动产，并关于该领土德国因直接或间接负担费用，实施工程或改良而得以要求之一切权利，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各项负担概行免除。

第一五八条：德国应将关于胶州领土内之民政、军政、财政、司法或其他各项档案、登记册、地图、地契及各种文件，无论存放何处，自本条约实行起三个月内移交日本。

在同样期间内，德国应将关于以上两条内所指各项权利，所有权名义或特权之一切条约、协议或契约通告日本。

以上均见《国际条约集》（1917—1923），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37页。

(87)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

(88)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册，第39、40页。

(89) 《秘笈录存》，第146页。

(90) 《秘笈录存》，第152页。

(91) 《秘笈录存》，第204页。

(92) 《梁任公在巴黎时报之言论》，《晨报》，1919年3月30日。

(93) 《梁任公之重要来电》，《晨报》，1919年3月22日。

(94) 《国民外交协会之来往电》，《晨报》，1919年3月25日。

(95) 《每周评论》第18号。

(96) 《七团体和平决议》，《民国日报》，1919年4月18日。

(97) 《上陆顾王三专使电》，《晨报》，1919年4月27日。

(98) 《山东竟如是断送耶》，《晨报》，1919年5月2日。

(99) 《晨报》，1919年5月2日。

(100) 《昨日之众议院》，《公言报》，1919年5月3日。

(101) 《山东问题》，《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02) 曹瞒指曹操，历史上认为是奸臣，这里是指曹汝霖。章惇，《宋史》将其列入《奸臣传》，这里是指章宗祥。

(103) 《山东问题》，《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04) 《学生团上美公使说帖》，《晨报》，1919年5月6日。

(10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3页。据京师地方检察厅5月5日的调查报告，曹汝霖当时躲在浴室。另据该检察厅对曹宅佣工的调查，章宗祥当时躲在地窨。

(106) 《每周评论》第20号。

(107) 《图穷而匕首见》，《申报》，1919年5月9日。

(108) 《国民外交协会宣言》，《晨报》，1919年5月7日。

(109) 《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每周评论》第22号。

(110) 《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每周评论》第22号。

(111) 《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1126年，金兵初围汴京，宋钦宗罢免李纲，对金求和。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痛斥投降派，要求复用李纲。高宗即位后，李纲再度被罢，陈东与进士欧阳澈再次上书，文词激昂，结果被杀。

(112) 《公言报》，1919年5月5日。

(113) 转引自《每周评论》第22号。

(114) 《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10日。

(115)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6日。

(116) 《昨日安福俱乐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5月17日。

(117) 《北京学生联合会全体学生上大总统书》，《晨报》，1919年5月20日。

(118) 《张謇最近之主张》，《晨报》，1919年5月27日。

(119)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7页。

(12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5页。

(121)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5页。

(122)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123)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36页。

(124)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1日。

(125) 《曹汝霖氏声明受害被诬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5月11日。

(126)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29页。

(12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0页。

(128)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79—81页。

(129) 章宗祥：《东京之三年》，《近代史资料》总38号，第52、53页。

(130) 金问泗编：《顾维钧外交文牍选存》，第23页。

(131)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46页。

(132)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0日。

(133) 《政府公报》，1919年5月15日。

(134) 《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35) 《政府公报》，1919年5月7日。

(136) 《每周评论》第21号，1919年5月11日。

(137) 《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熊希龄1914年曾任煤油督办。

(138) 《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

(139) 叶景莘：《巴黎和会期间我国拒签和约运动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40) 陆徵祥夫人为比利时人。

(141) 《公言报》，1919年5月10日。

(142) 《公言报》，1919年5月11日。

(143) 《公言报》，1919年5月13日。

(144)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0、321页。

(145)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2页。

(146) 《张督军复国务院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8日。

(147) 《陈光远力争青岛电》，《申报》，1919年5月27日。

(148) 《王占元来电内容》，《晨报》，1919年5月16日。

(149) 《昨日安福俱乐部之议员会》，《公言报》，1919年5月17日。

(150) 《晨报》，1919年5月21日。

(151)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201、202页。

(152) 《晨报》，1919年5月27日。

(153) 《政府公报》，1919年5月26日。

(154) 《公言报》，1919年6月8日。李盛铎、王揖唐私下是赞成签约的，但在公开场所又表示反对。政府这一密电声称，签约的决定得到两院议长的同意，然而李、王二人后来均公开予以否认。私下一套，公开一套，这是政客惯用的手段。

(155) 《公言报》，1919年5月28日。

(156) 《公言报》，1919年6月2日。

(157)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23页。

(158) 《公言报》，1919午6月9日。

(159) 《晨报》，1919年6月12日。

(160) 《护军使、道尹请免曹、陆、章电》，《申报》，1919年6月10日。

(161)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1页。该辞呈未署日期，据《公言报》6月5日消息，系6月4日提出的。

(162) 《曹汝霖再辞与政府》，《公言报》，1919年6月9日。

(163) 《政府公报》，1919年6月11日。

(164)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6页。

(165)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第156页。

(166)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陈孝威序。

(167) 《晨报》，1919年6月12日。

(168) 《晨报》，1919年6月12日。

(169) 《安福系某君关于政局之谈话》，《公言报》，1919年6月12日。

(170) 《政府公报》，1919年6月14日。

(171) 《龚兼总理就职后之通电》，《公言报》，1919年6月17日。

(172) 《昨日安福部之议员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

(173) 《安福部某议员对于内阁问题之谈话》，《公言报》，1919年7月8日。

(174)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57、258页。

(175)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75页。

(176)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5页。

(177)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7页。

(178)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86页。

(179) 5月31日，武汉学联决定6月1日举行总罢课，声援北京、上海的总罢课。王占元立即宣布全城戒严，阻止学生上街游行。6月1日，各校学生不顾警方阻拦，冲出校门，军警用刺刀、枪柄对学生大打出手，数十名学士被刺伤和逮捕，这就是震动全国的六一惨案。

(180)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1、352页。

(181) 《吴佩孚反对签字要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7月2日。

(182) 《广东参众两院通电》，长沙《大公报》，1919年5月18日。

(183) 《请释讨贼学生之要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8日。

(184) 《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第336、337页。

(185) 《五四爱国运动资料》，《近代史资料》总24号，第220页。

(186) 《孙洪伊请北洋诸将讨贼救亡电》，《民国日报》，1919年5月19日。

(187) 《唐少川与无锡代表之谈话》，《申报》，1919年5月17日。

(188)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第51号，第147、148页。

(189) 《吴景濂函电存稿》，《近代史资料》第42号，第129页。

(190) 《广东公报》，1919年6月。

(191) 《广东公报》，1919年6月。

(192) 《广东公报》，1919年6月。

(193) 《唐绍仪发电稿》，《近代史资料》第51号，第150页。

(194)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8页。

(195) 《秘笈录存》，第221页。

(196) 《秘笈录存》，第212页。

(197) 《秘笈录存》，第212、213页。

(198) 《秘笈录存》，第213页。

(199) 以上均见《我国讲和专使团会议记录》。

(200)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37页。

(201) 《秘笈录存》，第219页。

(202) 《昨日安福部之特别大会》，《公言报》，1919年6月10日。

(203) 《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356页。

(204) 《龚代阁与西报记者谈话》，《申报》，1919年6月26日。

(205) 《请看山东代表之热烈行动》，《晨报》，1919年6月21日。

(206) 《山东代表谒见总理情形》，《晨报》，1919年6月22日。

(207) 《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见总理详情》，《晨报》，1919年6月27日。

(208) 《鲁请愿团谒见总统详情》，《晨报》，1919年6月24日。

(209) 《政府对鲁代表呈文之批词》，《晨报》，1919年6月28日。

(210) 《昨日各界代表请愿详情》，《晨报》，1919年6月29日。

(211) 《公言报》，1919年6月29日。数日后，由北京学联贷款，屈武等离京赴沪，参加了全国学联的工作。

(212)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6页。

(213) 《秘笈录存》，第219—221页。

(214) 《秘笈录存》，第221、222页。

(215) 《秘笈录存》，第222、223页。

(216)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6页。

(217)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第352页。

(218) 《陆专使等参与欧和会报告》。

(219) 《秘笈录存》，第223页。

(220)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09页。

(221) 《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第210页。

(222) 《秘笈录存》，第215页。

(223) 《秘笈录存》，第224、225页。

(224) 《东方杂志》第16卷第8号，第222页。

(225) 《政府公报》，1919年7月11日。

(226) 《公言报》，1919年7月27日。

(227) 《政府公报》，1919年9月16日。

(228) 《东方杂志》第16卷第8号。

(22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1月—12月，第323页。

(230) 《政府公报》，1919年9月19日。

(231) 《政府公报》，1919年7月21日。

(232) 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167、168、169页。

(233) 《北大欢迎蔡校长之盛况》，《晨报》，1919年9月21日。

(234) 《晨报》，1919年9月22日。

(235) 《梁启超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

(236) 《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蒋贵麟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22卷。

(237) 《拒绝签字》，《星期评论》第5号，1919年7月6日。

(238) 《美使芮恩施君的临别赠言》，《晨报》，1919年9月14日。

(239) 《美公使与学生代表之谈活》，《晨报》，1919年9月11日。

(240) 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第294页。

(241) 《秘笈录存》，第226页。

(242) 《秘笈录存》，第226页。

(243) 《秘笈录存》，第230页。

(244) 《秘笈录存》，第237页。

(245) 《秘笈录存》，第239页。

(246) 《秘笈录存》，第280页。

(247)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248) 北洋政府内务部档案。

(249) 《牧野之中日关系谈》，《晨报》，1919年9月13日。

(250) 《秘笈录存》，第240页。

(251) 《秘笈录存》，第243页。

(252) 《秘笈录存》，第245页。

(253) 《民国日报》，1919年5月7日。

(254) 《张继、何天炯、戴传贤告日本国民书》，《民国日报》，1919年5月9日。

(255) 《和议争点之第五条》，《民国日报》，1919年5月16日。

(256) 《民国日报》，1919年6月9日。

(257) 《致广东军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4页。

(258) 《答日本〈朝日新闻〉记者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73、74页。

(259) 以上谈话均见《星期评论》第3号。

(260)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共党史革命史论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261) 《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民国日报》，1916年7月28日。

(262) 《致全国各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77页。

(263) 《复宋元恺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6页。

(264) 《复郭标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82页。

(265) 《通告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函》，《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401页。

(266) 《革命文献》第49辑，第5页。

(267)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编，第412页。

(268) 《通告海外革命党人书》，《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499、500页。

(269) 《批赖□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0、101页。

(270) 《吾人对于民国七年之希望》，《民国日报》，1918年1月1日。

(271) 《致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0页。

(272) 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六编“韬养时期”。

(273) 《复阮伦函》，《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505页。

(274) 《复廖凤书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03页。

(275) 《复蔡冰若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66页。

(276) 《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09、210页。

(277) 《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40页。

(27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19年7月—12月，第215页。

(279) 《批居正呈文》，《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6页。

(280)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

(281) 《邹鲁全集》第3卷，台北三民书局1976年版，第303页。

(282) 《复宋渊源函》，《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36页。

(283)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62、263页。

(284) 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期，实际出版日期晚于5月（在9月），但有些文章的写成却早于5月。

(285) 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到上海，在中国逗留两年零两个月，到过十一个省。《杜威五大讲演》，在他未离开中国以前，就已出了十版。

(286) 根据目前查到的资料，只有当时在南京河海工程学校学习的十九岁的张闻天在1919年8月19日—21日出版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上发表的《社会问题》一文，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观察人类历史的发展和中国社会问题。文章的最后，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十条纲领”。这是在十月革命后继《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之后第二次公开介绍《宣言》的十条纲领。

(287) 《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3—24页。

(288) 王光祈说：“这种主张如果没有适当的词，就叫他为中国式……主义。”见《王光祈致君左》，《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报告》第4期。

(289) 存统：《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星期评论·劳动纪念号》第7张，1920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