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二次直奉战争

第一节　曹锟“当选”后的困窘之局"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曹锟“当选”后的困窘之局

一　各方因应" class="reference-link">一　各方因应

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大总统，但他在“就职宣言”中称自己“初无政治经验”倒是大实话，就曹锟起家的个人经历而言，他不过是一介武夫，而且还是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武夫，在北洋派系中的资历与辈分也不算很高，对于北京政治的复杂关系以及所须解决的种种难题，曹锟并无多少准备，也没有能力处理，在这方面，他甚至不如其北洋前辈段祺瑞和徐世昌。银行家卞白眉曾经在怀仁堂见过曹锟，他对曹锟近距离观察的印象是：“彼招众人坐，谈其发表对于财政等意见。东拼西凑，似是而非，然彼较介弟曹四（曹锐）先生似较真朴，比之张雨庭（张作霖）则逊其机警，可与为善，可与为恶，全在左右之待人否耳。”⁽¹⁾另据时人所论，“曹膺选后，对其左右谈话，固喜不可言，但及其大政设施，则自觉全无准备，不知总统应如何做法，大有手足无措之象。幸某方代表告以现为内阁制，一切由内阁负责，总统但择任总理，即可端居无事，曹始放心”⁽²⁾。“某次长对曹条陈时事，曹不纳，某言大帅连庸医多不请，如何医病”⁽³⁾。言外之意，对曹锟的政治能力表示严重的怀疑，这些都与卞白眉的观察大同小异。故此，当曹锟坐上总统之位后，尚不及体验个人的虚荣，却需要面对内外种种令其焦头烂额、穷于应付的难题。

以民国年间中国在对外关系中所处之弱势地位，得到列强的承认是历任北京当政者上任前后不能不看重的重要环节，曹锟同样如此。他在到北京上任前，就考虑到外国驻京公使团是否在他就职时前来觐贺的问题，因为此事关系到列强对他的态度，如果列强不予承认，他的总统地位也不会稳固。当时，正值“临城劫车案”的交涉期间，列强即以此为由表示是否觐贺须视该案如何处理，给了曹锟一个下马威。在曹锟“忍辱负重”，对列强作出诸多让步之后，列强总算是没有再为难曹锟。10月15日，外国驻京公使集体前往总统府怀仁堂，正式觐贺曹锟“当选”总统（详见本卷第五章第一节）。

有关临城劫车案的对外交涉刚刚了结，“金佛郎案”之交涉又起（佛郎是法国货币法郎当时的译法）。“金佛郎案”的由来与“庚子赔款”有关，1917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协约国成员，因此对协约国的“庚子赔款”延期五年支付。1922年，“庚子赔款”恢复支付，但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其时佛郎已经严重贬值，其实际价值仅及其纸面含金量的三分之一（佛郎当时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因此如何赔付这笔款项即大有文章可作，关键在如何规定中法两国货币的兑换率。以当时的市场纸面价，中国货币1元可兑换8佛郎左右，而如果以其含金量换算则只能兑换2佛郎70生丁左右。因此，如果照其纸面价赔付，自于中国有利，而如照其所谓含金量赔付，则中国将吃大亏⁽⁴⁾。1922年6月，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谈到庚子赔款之各项账目和应付款项时，第一次出现“金佛郎实与纸佛郎有别”之语，从而埋下了其后中法双方争执的起因⁽⁵⁾。7月9日，中法订立协定，法方允将其应得之庚子赔款未付部分退还中国，用于办理教育事业、清偿中国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股金及作为中法实业银行远东存户存款五厘金券基金。但是，该项协定中提及佛郎时均写为“金佛郎”，显见法方有意为此埋下“伏笔”，而中方对此注意不够，未有明确回应。12日，法国公使傅乐猷向北京政府外交部递送照会，正式提出中国向法国交付的庚子赔款“仍以金佛朗计算”，并称这“不过纯系履行辛丑条约而已”⁽⁶⁾。如照法方的提议，则中法协定中的各项数字均自庚款而来，自应以金佛郎计算，中方估计损失将高达6500万元，这不仅是将佛郎贬值的损失无理转嫁给中国，而且如果中国同意此案，则不仅所谓退款全成虚数，反要平白无故为此付出巨款，“似此增加中国经济上巨额之负担，实可骇异也”⁽⁷⁾。北京政府财政部经研究认为，法国的要求，“本诸辛丑条约精神，似亦不能谓为毫无理由，惟如果准予照办，则不但以佛朗计算之各国部分赔款，均须一律办理，即中政府所欠佛朗债款，亦难保不援例，要求以金佛朗交付，一出一入之间，关系国家利益颇巨”。为此，财政部将皮球踢给了国务院，表示“究竟如何核定办法之处，本部未敢擅决，理合呈候总理批示只遵”。国务会议讨论后，考虑到如果接受法方要求中国将受的巨大损失和各方的强烈反对意见，在12月15日议决，“以纸佛郎计算”⁽⁸⁾。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照会法国驻华公使，据理驳回法国方面关于“金佛郎”的各项要求。

但是，法方并不因中国的拒绝而退让，而是节节进逼，毫不放松。1923年2月，法方以其控制的东方汇理银行扣留盐余和拒绝参加关税会议相威胁，限北京政府于10日午前答复法方提议。中方部分官员尤其是与中法实业银行有密切利害关系的王克敏等人，主张接受法方要求，实则是以此谋中法实业银行早日复业（该行于1921年6月倒闭），图谋个人私利。在法方的压迫和内部妥协的态度之下，2月9日张绍曾内阁会议，认为如果不同意法方要求，则法国庚款不能退还，中法协定势必推翻，中法银行存户受损，缓付五年之款必须在五年内分期摊还（原定可以延期之1945年），故“斟酌各项情形”，决定同意法方要求，以金佛郎定案，经大总统黎元洪批“可”，并在法方限定的时限前照会法国公使⁽⁹⁾。消息传出，引起舆论大哗，在习见之爱国与“卖国”的舆论交战之外，“金佛郎案”也被直系津保派用以为倒张阁的重磅炮弹。3月间，比利时等国亦援法国前例，要求他们所得的庚子赔款改以“金佛郎”计算，中国如接受，损失更大，更凸显北京政府同意法国要求之轻率。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金佛郎案”在国会搁浅，北京政府也不敢再轻易应承法方，中法间的“金佛郎案”又成悬案。

1923年6月黎元洪被逐，7月曹锟任用王克敏为财政总长，希望通过王这样的“财神爷”筹措总统选举经费。王克敏随即鼓动曹锟承认“金佛郎案”，如此则中法实业银行立可复业，他即可“报效”大选经费200万元，加之“东方汇理银行扣存三个月盐余约百余万元，可以放还”，大选自不成问题⁽¹⁰⁾。但在外界反对下，王克敏未能就职，“金佛郎案”仍然拖延不决。

曹锟“当选”总统后，法国以承认“金佛郎”为退还庚款及参加关税会议的先决条件，继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并且联合英、美、日、意等国，多次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催促解决“金佛郎案”。10月3日，国会众议院以绝对多数通过决议，反对“金佛朗案”。11月，财政总长张弧因对此案消极而被免职，王克敏接任财政总长，他因为在中法实业银行的投资而与法国有密切关系，一直主张接受法方的要求。据舆论揭露，他上任后与法国公使就此谈判，双方达成默契，由政府绕过国会，秘密接受法国要求，为此，“法人所扣盐余，即陆续放还”⁽¹¹⁾。其时正值吴景濂与高凌霨争夺阁揆，吴得知王克敏正与法方秘密交涉“金佛郎案”并将接受法方的要求，立即以此为借口，在国会对高阁发起猛烈攻击，责其“违约坏法，卖国营私”⁽¹²⁾。事情闹大后，全国舆论和反直派起而责北京政府及曹锟“卖国”，迫使政府不敢再有动作。12月28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向法、英、美、日等国公使递交照会，再次拒绝“金佛郎案”。1924年2月11日，法、英、美、日诸国公使再向北京政府递交照会，施加压力，但慑于社会各界及舆论的强大反对声浪及压力，北京政府对“金佛郎案”始终未敢承认。直到曹锟因第二次直奉战争下台，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李思浩担任财政总长，再与法国谈判，法方仍以解决此案为落实华盛顿会议对华各项决议的先决条件。在法方的压力下，1925年4月，中法签订协定，规定法国退还庚款时以金佛朗折合为美元，再以美元折合中国货币计算，总数约为7556万美元⁽¹³⁾。中国实际上还是变相承认了法国早先提出的要求，以中国之财，让法国之利，又一次说明了面对强势列强的中国外交之弱势和无奈。

曹锟当政期间唯一的外交“亮点”，或可谓“中苏协定”的签订及中苏邦交的恢复。1917年苏俄爆发十月革命，苏维埃新政权成立后即不断表示愿意放弃过去帝俄在华享有的各项特权，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但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中苏双方的交涉一波三折，迟迟未能达成结果。曹锟当政后，经过中苏双方的艰难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俄关于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有关文件，规定废止中国与帝俄所订之条约协定，归还帝俄在中国的租界，放弃帝俄之庚子赔款，取消帝俄之治外法权，等等（详见第五卷第五章第二节）。“中苏协定”签订后，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邦交恢复，并升格为大使级。7月31日，苏俄首任驻华大使加拉罕向曹锟递交国书，这也是近代以来外国派驻中国的首位大使。“中苏协定”的签订，是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外交取得的重要成果。尽管“中苏协定”在实际上对中国国家利益仍有维护不及之处，如默认了苏俄对外蒙和中东路的实际占有⁽¹⁴⁾，但“中苏协定”毕竟是中国与其他大国达成的完全平等的条约，较那些近代以来中国被列强所逼迫达成的不平等条约自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此前在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也是中外之间订立的平等条约，但因为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而德国是战败国，《中德协约》的签订有其特殊性。“中苏协定”则是两个主权国家出于自主自愿原则而订立的平等条约，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更具示范意义，是中国在近代以来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打开的又一重要缺口，也是“五四”以后中国国家主权地位缓慢回升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外交交涉因其专业性而有职业外交官群体应付，且在程序方面相对规范，尚无须曹锟亲力亲为，与之相比，内政方面更是问题多多，尤其是如何对拥戴他上台的亲信左右论“功”行赏，安排位置，实在是困扰着当政后的曹锟，使他不能不细加考量，躬亲过问，疲于应付。曹锟曾经自嘲说：“至北京后，一事未作，只终日下命令，某也将军，某也将军耳。”⁽¹⁵⁾人事位置的变动实牵一发而动全身，必然牵涉到各个派系集团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利益关系，其重新洗牌的过程，就是各个派系集团为此你争我夺、明争暗斗的过程。直系内部的津、保、洛三派，原先是津保派合流，力推曹锟上台，位于舞台的中心，但曹锟上任后，津、保两派即互相争功，争夺位置，势成水火，洛派自居重要地位，形成津、保、洛三派鼎立、混战不已的局面。一时间，北京政坛闹得风生水起，争得不可开交。

10月15日，曹锟宣布封荫昌、刘冠雄、张怀芝、田中玉、马联甲为上将军，晋升令刚刚发布，便招来外交团对田中玉受封的质问，逼得曹锟只能劝说田中玉主动请辞，以敷衍外交团，好不狼狈。好在上将军不过是虚衔，并非实职，真正令曹锟费思量的是如何安排那些手下的实权派。

曹锟出任大总统后，他所任的直鲁豫巡阅使不能再由自己兼，循例应由副使吴佩孚递升，但是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却很微妙。一方面，吴佩孚是曹锟的头号大将，也是直系打天下的头号功臣，曹锟不能不倚重；但也正因为如此，吴佩孚对曹锟又难免功高震主之势，而且吴关心政事，干预人事，有其主见，给人飞扬跋扈、目中无人之感，洛阳巡阅使署久有“第二政府”之讥，又使曹锟不无疑虑。曹锟曾经对人说：“吴佩孚干政过勤。如中俄交涉方有端绪，彼竟通电反对，甚至海军亦问，萧珩珊（萧耀南）亦问。库伦则拟保都护使，西蒙则拟保屯垦专使，京畿卫戍总司令方欲更动，渠即来电保奖张子衡（张福来）、王孝伯（王承斌）、萧珩珊之遗缺。”⁽¹⁶⁾加以吴佩孚自视甚高，为人自傲，比较清廉，在直系内部并不受待见，甚而有被同僚孤立之势，津保派对吴明面上敬而远之，内心里实图限制其发展，并不断在曹锟耳边说些吴的闲话，以引起曹的反感。第一次直奉战后，吴佩孚主张亲浙疏奉，准备未来对奉作战，津保派的多数则主张亲奉疏浙，目的是希望将吴的势力以对付皖系为名引向南方，减少其在北方说话的地位。因此，津保派不希望吴佩孚接任曹锟的直鲁豫巡阅使，而提议任他为粤桂滇黔川湘鄂经略使，移驻汉口，专事对南。不过，吴佩孚毕竟是直系当政的“功臣”和支柱，也是未来直系可能与敌对各方交手时曹锟赖以为依靠的股肱之臣，曹锟不能不考虑疏远吴可能引致的后果，反复思虑，还是在11月11日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同日又任命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王承斌为直鲁豫巡阅副使。14日又晋升王怀庆、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萧耀南、阎锡山为上将军。虽然曹锟煞费苦心，在晋升吴佩孚的同时，也安置了齐燮元、王承斌等人，但王承斌等并不满意。王承斌自认对于曹锟“当选”立有殊功，而曹锟确实也不想亏待他，本来内定由他接田中玉任山东督军，但由于山东将领的反对而未成。过后，王承斌虽出任直鲁豫巡阅副使，却是吴佩孚的直接下属，吴对他抱有戒心，吴的亲信左右也都听命于吴，不拿他当回事，使王承斌对吴佩孚心生怨言。在直系内部，冯玉祥本因河南督军问题与吴佩孚不睦，埋怨曹锟“不知礼贤下士，老者以为老而无能，少者以为缺乏学问经验，致使谗谀之辈，乘隙幸进，遮蔽聪明”⁽¹⁷⁾。齐燮元地处南方，自成势力，有意自立门户。王承斌、冯玉祥、齐燮元都对吴佩孚不满，在此基础上结成了直系内部的“三角同盟”，他们的结合影响到直系团体的稳固，成为直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重要远因。

武人的安排之外，文官的位置也令曹锟终日不得安生。北京政府国务总理的位置，是各派系集团争夺的焦点。自张绍曾内阁垮台、黎元洪被逐后，北京政府总理位置一直空缺，而以“摄政内阁”的名义处理政务。曹锟上任后，“摄政内阁”于法理已不合，决定辞职，但前总理张绍曾又在其中搅局。因为张绍曾从未辞去其总理头衔，此时尚有复职的幻想，因此不愿在辞呈上署名，理由是“此回是摄政内阁辞职，不是张阁辞职，焉有我署名之理？实际上张阁于六月十三日即已中断，六月十三日以后之事，非我所得闻，我未就摄阁职，亦不用辞。否则我若列名辞职，是我已认曾遥领摄阁，而六月十三日以来，摄阁所干之勾当，均将由我负责，我岂有如此笨法？且我于三爷（曹锟）交情，并未丧失，我上辞呈，三爷必一度挽留，届时我不回来，对不住三爷，我若回来，又不成话说，所以我只有不署一法”⁽¹⁸⁾。如此江湖语言，倒也表明张绍曾的“实在”。不过，张绍曾此时已是闲人，高凌霨等自奉曹锟亲信，哪里还有兴致陪他玩，所以干脆不理张绍曾，而在10月10日曹锟就任的当天径递摄阁辞呈，“摄政内阁”从此终止。

二　阁潮纷争" class="reference-link">二　阁潮纷争

“摄政内阁”结束后，总理位置再不能空缺，但由谁出任总理却成了曹锟的头号难题，并由此引发了一波又一波剧烈的拥阁与倒阁潮。

国会众院议长吴景濂“自恢复法统后，即以包办曹锟大选为己任，……日与直系要人蝇营狗苟，以徼私利”⁽¹⁹⁾。他为的就是总理职位，而曹锟也曾表示，“如大选成功，余必借重阁下，秉政中枢”。再加有津派的全力支持，吴景濂因此而踌躇满志，内定阁员人选，筹措组阁经费，对总理职位势在必得，每每与人言：“恐怕免不了出来牺牲一下。”⁽²⁰⁾但是，“摄政内阁”存立期间一直由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高自认对曹锟“当选”总统及处理国务有“大功”，对出任阁揆自然当仁不让。高凌霨不似吴景濂那般高调，而是暗中与亲近曹锟的保派要员勾连，采用迂回之法，向曹锟建议，“正式内阁，须容纳南北人才，以示无把持政权之野心。且于国会闭会期间，组织正式内阁，似有不尊重国会之意”⁽²¹⁾。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先由高凌霨暂代总理，阻止吴景濂上台，再伺机扶正。

直系津、保两派在总统选举问题上态度一致，共同对外，但对于总统“选”出后如何组织新政府，却为了各自派系的利益而产生尖锐的矛盾，津派支持吴景濂，保派支持高凌霨，两派互不相让，使曹锟难以取舍。吴佩孚及洛派对津保派在总统选举一事上的操切之举向有不满，吴佩孚曾经拍案大骂王承斌、吴景濂等“陷大帅于不法，此一般非法劝进之徒，非严惩不足以谢天下”⁽²²⁾。因此，吴佩孚“极为反对”吴景濂组阁，甚而批示云：如改吴姓（吴景濂）则不过问⁽²³⁾，以示其决绝态度，以此给曹锟施加压力。吴佩孚还联合齐燮元、冯玉祥等实力派，提议由职业外交家、政治态度比较中立的颜惠庆组阁，以解决外交、内政种种难题。

面对此等矛盾重重的派系纠葛，曹锟亦觉无奈，又难下决断，只能采取回避矛盾、维持现状的办法，在上任后于1923年10月12日令高凌霨暂代总理，作为新阁成立前的过渡。

吴景濂企望出任总理而未成，颇为不满。吴的左右认为，“非取得内阁大权直可谓之根本失败，前功尽弃而已。……苏洛两方对兄均无善念，而某派人运动反对为自取计者则尤力也”⁽²⁴⁾。其实，所谓旁观者清，早有人告诫吴景濂，“曹家成功，兄未必能见容于直派，观高（凌霨）、吴（毓麟）、熊（炳琦）、王（承斌）之内讧，即可以测将来，兄势成骑虎”。⁽²⁵⁾但吴景濂并不甘心如此，为达组阁目的，他利用自己控制的国会左右开弓，一方面散布如提名颜惠庆组阁国会决不通过的舆论，另一方面又利用“金佛郎案”等猛力攻击高凌霨。吴的做法引来高凌霨的反弹，他在保派支持下，“吸收反吴派诸议员，停止各小政团津贴，俾令窘迫来归”，并成立宪政党，由王毓芝任理事长，高凌霨等任理事，以入党者每人每月津贴200元的代价，诱惑议员参加，“主要目的，则在推倒吴景濂，使并议长而不可得，丧失国会之地盘”⁽²⁶⁾。为了推倒吴景濂，保派议员还提出议长三年任期已满，应予改选，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吴景濂则依据新宪法提出，总统应在国会正式开会后七日内提出新任总理人选，逼曹锟表态。

津、保两派争斗愈演愈烈，令曹锟实在头疼。吴景濂已成众矢之的，仅仅是吴佩孚的反对，就难以起用；高凌霨和颜惠庆有吴景濂把持的国会作梗，也难通过。曹锟最后只能决定并弃吴、高而不用，在颜惠庆的推荐下，改请技术官僚、曾在袁世凯时代担任过外交和财政总长及代总理、时任税务督办的孙宝琦出任阁揆。孙与贿选及派系相争无关，长期浸淫政坛，资格老到，为人温厚，关系圆滑，对他的提名比较便于通过。10月30日，曹锟将孙宝琦组阁案提交国会，津、保两派争斗的战场又因此而转到国会。

11月5日，众议院开会讨论孙宝琦组阁案。保派的意图是，拖延国会对内阁案的表决，尽量延长高凌霨的代理任期，再作打算。“因国会自身在众议院议长改选问题未解决以前，不能讨论总理同意案。故此案至于最后之可否决定，尚须经过相当时日，而曹、高亦并不切望孙宝琦之通过，即正式内阁成立愈迟，则高凌霨代理之局愈可继续维持现状也”⁽²⁷⁾。吴景濂自然洞悉高凌霨的用心，便反其道而行之，令己派议员猛烈攻击高凌霨的劣迹，并同意孙宝琦组阁，俟搞垮高凌霨之后，再见机行事。当天开会时，吴景濂提议投票表决孙宝琦组阁案，但反吴议员提出吴景濂的议长任期已满，要求先行改选议长。结果，反吴与拥吴议员均言辞激烈，直至演出全武行，吴景濂亲率院警参与殴击反吴议员，致会议无法正常进行。8日，“吴景濂求见曹锟，诉说其帮助大选之苦及始终拥护总统之诚，请曹设法清弭院内推翻议长之风潮，曹以院内事‘无权干涉’答之，吴悻悻退出”⁽²⁸⁾。

此后，众议院多次开会讨论孙宝琦组阁案，但皆以拥吴与反吴议员的激烈对峙而流会。12月18日，众议院再度开会，拥吴议员借“金佛郎案”猛攻高凌霨并提议通过孙宝琦组阁案，而反吴议员则认为吴景濂已失议长资格要求他退出主席位置，双方最后大打出手，吴景濂被投掷的墨盒击伤头部，反吴议员多人被院警拘禁并殴打。随后，反吴议员向京师地方检察厅起诉吴景濂，并要求高凌霨保护议员安全。还有人煞有介事地提出，“院内屡次飞掷墨盒，意气用事，人人自危。请将议席所有墨盒尽行撤去，易以铅笔、硬纸，遇投同意票时，用点喝法令议员就国务委员席上写票，可以免去危险不少”⁽²⁹⁾。19日，高凌霨下令撤换原派院警，另行派员接替⁽³⁰⁾。吴景濂及其同党认为：“政府既下如此强辣手段，我方非谋最后办法，则同人已无在京立足之余地。”⁽³¹⁾遂于21日离开北京到天津，并通电声明“对于本院职务既不能行使，个人行动亦复失其自由，爰于本日往津调养，惟自出京以后，众院一切行为皆属非法”⁽³²⁾。经过此番争斗，本已因“贿选”而声名狼藉的国会形象更是江河日下，而吴景濂与高凌霨双方互相攻击，大揭老底，也可谓两败俱伤，形象与做派较为“超然”的孙宝琦得到多数国会议员的认可，1924年1月9日孙宝琦组阁案在众议院被通过，阁揆争夺在曹锟上任并历经三个月的激烈政潮之后总算暂告一段落。

孙宝琦上台后，在曹锟的授意下，组成以保派人物为中坚的内阁，并发表其政见为：一、以宪法统一中国，着手内政之清明；二、增加二五关税，以从事内债之整理；三、收回领事裁判权，以增加国际之地位。但孙宝琦发起召开的“和平会议”，未得孙中山、张作霖、卢永祥等反对派领袖的回应，所谓“宪法统一”自无可能；增加关税与收回领事裁判权均需列强点头，诚非短时可办，3月12日驻京公使团开会讨论中国财政问题，决议要求中国速行整理无担保及担保不确实之外债，迅速偿还逾期外债本息，在中国未整理外债以前不给予财政援助⁽³³⁾。列强的态度对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孙宝琦提出的三项政见实成空文。

孙宝琦内阁面临的最大问题还是财政困难。北京政府的财政从来就是一笔糊涂账，无时不在困窘中度日，而直系当政时期的财政困难尤甚，借债无方，加税无术，只能靠临时借支和滥发钞票维持一时。曹锟上台后，“原欲军警及机关满发一个月薪饷作面子，讵筹划多日，今日支配军警十成，机关只二三成，大失所望，财源之竭，可见一斑”⁽³⁴⁾。孙阁上任时恰逢1924年年关，官吏欠薪“无术支配发放”；军警饷项“现已积欠六个整月之久”；“他如各军来京索饷代表，仍困居旅馆，因川资告罄，均有不能出京之势也。猪仔两院议员岁费，经秘书厅及行政委员会推出索薪之代表，向中央屡次交涉，均归无着”⁽³⁵⁾。就连一向筹款有方、号称“财神爷”、被曹锟寄以厚望的财政总长王克敏，对此等困境也无可奈何。他就任后，几项筹款计划均因内外反对而搁浅，财政只能靠借支和发钞解决。王克敏又与孙宝琦不甚睦，“连日孙请王发院费十万元，王无以应，孙不得已，拟自向银行暂借十万，以盐余作抵，王亦不允，孙恐不能维持”⁽³⁶⁾。结果，“因院中经费无着，诸事停顿，无法进行”⁽³⁷⁾。双方的矛盾为阁潮重起埋下了根子。

王克敏缓解财政危机的招数是解决德发债票案。虽然孙宝琦慑于外界舆论反应，担心又有“卖国”的嫌疑，对此持有异议，而王克敏担心受孙宝琦和国会的掣肘，不能自主行事，固示辞职，又向曹锟“对于财政上尚有切实陈说，并虑及疆吏对彼之态度，及国会间感情之恶劣”。曹锟则担心财政问题不能解决，政府即不能维持，对王克敏表示支持，一方面派人向孙宝琦疏通，一方面对王克敏“慰藉之者甚至”，使王可以放手去作⁽³⁸⁾。

德发债票是德国持有的湖广铁路、津浦铁路、续津浦铁路和善后大借款德国债票的总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败国德国拟将湖广、津浦、续津浦债票等作价赔偿战胜国中国，双方自《中德协约》签订后，即为此续有交涉，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因为“中国要求德国赔款甚巨，德国所承认者甚少，因相差甚巨，当局者不肯负责交涉，致令久悬不决”⁽³⁹⁾。王克敏就任后，希望通过承认德国的条件得到这笔款项，缓解财政困难，但国内舆论认为，此案“一为便宜德国，二为徒供军阀内争之用”⁽⁴⁰⁾，表示异议。而且王克敏行事隐秘，对外不公开，对国会不报告，更引起国人过度的警惕，担心其间别有条件，又将使中国吃亏。国会不少议员以德发债票案“牺牲太大”，承办此案的德华银行代表菲格与王克敏关系暧昧为由，强烈反对此案，多次提出质问，认为“赔偿问题为我国对德取得债权，收回债票问题，为我国对德免去债务，皆为参战应享之权利。今政府交涉结果，所谓取得债权，既如彼所谓免去债务。又如此处置失当，万口莫辞。政府办理此事，类皆严守秘密，故无论损失至如何程度，人民无从得知。即有起而质问者，事非亲历，言之必不能详，政府即可拾一二与事实不尽相符之点，加以否认，以为搪塞之计。此种情形，皆政府对于国会无诚意之表现。事关国家前途甚巨，议员等为维持民国利益起见，难安沉默，特提质问，希将所列各点，迅予答复，或将全案披露，以释群疑”⁽⁴¹⁾。眼见此案在国会难以通过，王克敏准备绕过国会，直接由政府签约。得知王此议后，国会于5月16日通过决议案：德发债票应依法先交由国会核议，政府不得擅与德国缔结关于本案之任何协约⁽⁴²⁾。

正值围绕德发债票案的争执趋于激烈时，王克敏与孙宝琦的关系也在恶化。王克敏自恃有曹锟作后台，一手包办德发债票案，从来不向孙宝琦通报；及至出席国会时，王克敏又避而不往，结果使孙在国会大受责难。孙不肯替人受过，力主将德发债票案提交国会通过后再由政府签约，却遭到阁员的反对，但孙宝琦“主张坚定，不少迁就，且谓予主张坚定，不少迁就，且谓予已暮年，不能作政治上之牺牲”。又称“此事与叔鲁（王克敏）无伤，不妨试演一番，以敷衍国会”。孙宝琦希望借此打压王克敏的气势，但却遭到阁中保派成员的反对，内务总长程克认为，“此例一开，则国会议员，将寻常事故，以生风浪，不但我辈危险，即总理亦时有受查办之虞”。因为孙宝琦与王克敏的矛盾，致曹锟对孙宝琦也日渐冷淡，乃至孙“入府晤曹，每不获见，白有要公，则答以且候电话，而候电话之结果，亦仅能会晤王毓芝，请其将事转达而止。孙以为一责任内阁总理，常请命于一府秘书长，一怏怏不快”⁽⁴³⁾。一怒之下，5月29日和6月2日孙宝琦两上辞呈，对曹锟和阁员施加压力。曹甚不满，“谓其无能”⁽⁴⁴⁾。但孙宝琦同时却又出席众议院，担保将德发债票案交国会核议。阁员们对他这种举动大为不满，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由顾维钧领头，以“现在国务总理业经辞职，一切枢要无人主持”为由，跟随孙宝琦同时提出“共同引退，免误大政”。惟孙宝琦和阁员均非真心辞职，而在争德发债票案之责任。经过斡旋，6月3日内阁会议议决，将德发债票案向国会报告而不交议，由阁员出席说明政府办理经过，“希望国会与政府共同合作，俾得立时解决，以免被人破坏”⁽⁴⁵⁾。并以事成后补发国会两个月岁费为钓饵，疏通议员勿再反对此案。

1924年6月7日，中德两国订立《解决中德战争赔偿及债务问题换文》（即“德发债票案”）及《结束放发中国扣留之德侨私人财产换文》、《解决德华银行事务换文》等文件⁽⁴⁶⁾。据此，中国获得德国赔款4400万元，再加清理德侨财产及德商债务由德国政府代为清还，赔款总数约为8400万元，但实际所获多为债票、息票，现金赔款有限⁽⁴⁷⁾。此事以中德双方各自让步而告最终解决，中国毕竟通过德国的赔款而获得了一定的补偿，也为北京政府提供了一定的财政经费，所谓“参战而后，未发一兵，未遣一夫，得此巨数赔偿，不可谓非意外。”⁽⁴⁸⁾

王克敏以解决德发债票案提供财政经费见好于曹锟，却使孙宝琦以内阁总理名义承受国会议员的责难，两人关系因此而极度恶化，无法共事，致政潮再起。孙宝琦称病避居京郊私宅，王克敏也不到部视事，但两人都照常批阅公文，可见他们都希望赶走对方，而并无自己下台之意。内阁停摆，政务停滞，曹锟既对之不满，又颇感无奈，既不能偏王压孙，让好不容易组成的内阁垮台；又不能偏孙压王，放弃已经到手的金钱实惠，只能左右支应，撮合双方。在曹锟的授意下，内阁成员外交总长顾维钧、农商总长颜惠庆、交通总长吴毓麟、教育总长张国淦于6月13日往孙宅见孙宝琦，调停孙、王之争。张国淦告孙宝琦：“主座慰留，实系诚意，某等奉喻前来，特请总理回京。府方对于叔鲁之所为，已大不满，但为大局起见，殊不便更易生手，仍望大家合作。叔鲁经各方之责备，亦已悔过，以后当到部负责办事，并随时出席阁议，某等担保，必可听总理指挥。”他们代表曹锟来此并有此言，也算是给足了孙宝琦面子。但孙宝琦却不买账，大发牢骚说：王克敏“决难共事”，因其“不到院不到部，实际上议员攻击责任内阁，而予为之作箭靶矣。最近如德发债票，若何重大，彼乃一手办理，事前毫不通知予等，及出席国会，彼反不往，令予一人负责。此种行为，施之友朋私交，尚属不可，而况阁员对于总理。予忝居揆席，以责任内阁言之，事事须负责，而叔鲁对于内阁，则适自视为局外之人。今后财政上之措施，一言蔽之，功在彼而过在我，我老矣，岂能永作叔鲁之牺牲品乎”。因此，他强硬地表示：“非免我职，即免叔鲁职，斩钉截铁，言尽于此，此外若有所言，即画蛇添足矣。”⁽⁴⁹⁾四位阁员闻此，颇觉尴尬，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什么好，但也因此对孙有了反感，其实不利于孙宝琦在与王克敏的争斗中争取盟友。不过，在他们的极力说和下，孙宝琦总算是同意回城，却又坚持以王克敏到部视事及出席内阁会议作为双方和解的先决条件。16日，王克敏在城中设宴，邀集孙宝琦及阁员参加，意在缓和关系，但孙宝琦却未出席。王克敏以退为进，干脆在次日向曹锟提出辞呈，孙宝琦不甘示弱，也在21日向曹锟告假。

在孙、王相争中，吴佩孚认为，孙宝琦“比较的总算忠厚老成，确曾隐示拥护，王克敏则素非洛吴所喜”。当曹锟向他征求意见时，吴谓“主座于此若不秉公主持，殊无以白于天下”；并有电致孙，“语多称誉，仍劝即速回京视事”，表示推重⁽⁵⁰⁾。吴佩孚的态度本对孙宝琦有利，但孙宝琦似乎不及王克敏的身段柔软。26日，孙宝琦面见曹锟，曹锟劝慰他，“担保王克敏到部视事，出席阁议，并奉承总理，在现在无适当继任人时，务请维持其一两月。且王筹款不无辛劳，德款甫决，似不便即挥之而去”。还说：“王当亲谒总理，说明一切，以后当无隔阂，我因此事近日颇为焦急，望以国事为重。”孙宝琦却不知进退之道，不仅没有答应曹锟所请，反而请曹锟准许他出洋，游说列强同意召开关税会议，增添了曹锟对他的反感⁽⁵¹⁾。同日，吴毓麟宴请孙宝琦、王克敏及内阁成员，调解孙、王矛盾，王克敏向孙宝琦当面致歉，孙则称“我对君个人并无恶感”，但这种表面的敷衍远不足以消除双方内心的芥蒂。事后，孙宝琦仍请总统府秘书长王毓芝转告曹锟，“如借重王克敏，请免予职，否则请准予假”⁽⁵²⁾。其实，“府曹之对孙殷勤，本非诚意，徒以孙既不能走，又不能免，长此相持，财王反受其影响，……是以亟拉孙归，冀以化除财王之困难也”。孙宝琦则以为，“我看他人既必须叔鲁，叔鲁又恋恋不舍，则我亦何必过为已甚，贻世人以热中之诮。”⁽⁵³⁾他这种执拗的态度使曹锟及其左右大为不悦，曹嘱人告孙：“请勿赶王克敏走，王走我亦走。”⁽⁵⁴⁾至此，孙宝琦知道自己这个总理实在干不下去了，遂于7月1日向曹锟提出辞呈。曹锟本拟照例慰留，其左右却乘机进言说，孙宝琦辞呈中“头晕目眩，肝胃不和，即明指元首不明左右蒙蔽，致内阁不和，曹一听大恼，遂曰王叔鲁非留不可！孙非免不可！不问其他”⁽⁵⁵⁾。“府派早有去孙决心，难得其自行呈辞，即立准所请也”⁽⁵⁶⁾。7月2日，曹锟准免孙宝琦职，特任外交总长顾维钧暂行兼代国务总理。时年方三十六岁的外交家顾维钧由此而第一次出任总理要职。

顾维钧代理总理，本为暂时性质，曹锟属意于由颜惠庆出组新阁，因为颜系老资格外交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过去曾两次组阁，具有行政经验，与保、洛两派关系良好，且颜与孙宝琦有亲戚关系，可以借他平息拥孙派议员的反对。但国会中的反对派议员仍然借此发难，声称“国务总理既经免职，其国务员之资格，当然因连带关系同时消灭”；何况“今孙已免职，既无总理，所代为谁？”“宪法未推行于全国，而先破坏于北京，同人本护宪之主旨，难安缄默”；要求曹锟“迅将违宪代阁撤销，并将所有孙阁阁员一律免职”⁽⁵⁷⁾。他们还声称“非收回顾代阁令，不议颜阁同意案”⁽⁵⁸⁾，结果形成政治僵局，顾维钧这一代就是两月有余。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经过各方疏通，国会才作出妥协，于9月12日通过了颜惠庆组阁案，顾维钧卸下总理职务，仍然担任外交总长⁽⁵⁹⁾。

直奉战后的北京阁潮，反映了北京政府时期政治的典型生态之一——派系纷争。这种派系纷争，有派系间的，亦有派系内的，时急时缓，时疏时紧，有时到了恶质化的程度，但基本上是党同伐异，而又你中有我，其间并无严格的政治分野，没有政治理念或基本政策的差别，而主要是出于派系集团自身利益的考量。自袁世凯败亡之后，北洋军系没有了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以地域、出身、教育背景等等为结合的派系崛起，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争夺中央和地方权力，阁潮就是这种争夺的突出表现之一。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的职位，其实际职权究有多大是一回事，但其名义却关乎政治合法性的诉求，是各派系集团都很看重的。再加上国会制度的设计，国会议员对内阁的同意权，成了看上去似乎在政治上无所事事的国会最具实效的权力之一，议员们自认为可以摆布阁员，在组阁问题上屡屡翻云覆雨，议员的态度也是与各政治派系集团结合的产物。然而，由阁潮所代表的国会政治，只是派系政治的结果，却与民众生活少有交集。当议员们在国会里慷慨激昂地论辩，甚而演成全武行时，民众对此却冷漠旁观，难有感动。不久之后，这个在民众眼中失去政治信用、在军阀眼中失去利用价值的国会就成了历史的过客与陈迹。

外交交涉或许是20年代北京政治中比较特殊的领域。派系集团的政治纷争与不稳定的北京政局，构成了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中国职业外交家的活动舞台与政治背景。如顾维钧所言，在外交政策与实践方面，这一代职业外交家经常看法一致，即坚持维护中国主权，愿意尽最大努力使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上处于平等地位；有关主权问题，中国不应该屈从外国⁽⁶⁰⁾。但是在不稳定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的理想与努力经常受制于派系纷争，“金佛郎案”和德发债票案都可为其中例证。受过西方政治文化熏陶的顾维钧等，对此深感不满而又无可如何。顾维钧坚持，“我一向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感到兴趣，我的夙愿是实现修订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而无意于卷入政治活动和政治竞争”⁽⁶¹⁾。然而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与现实政治作必要的妥协，仍是顾维钧等无法避免的选择。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顾及另一方面的事实，即在北京政治最为纷乱的20年代前后，是民国年间中国职业外交家比较能发挥所长、从而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历史时期。他们在中国的弱势地位下，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运用自己的外交谋略，挽回了一些过往失去的权益。之所以能够如此，与当时北京政治的运作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北京政治的后台老板——军阀派系，更关心于他们生死攸关的派系间或派系内的争斗，而将外交事务留给了职业外交家们，从而使他们有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曹锟曾对其亲信之一吴毓麟这样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工作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要出来干预？”何况在当时情况下，自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以来，中国外交家已经建立了相当声誉，任何派别当政，都不会忽视利用这样的政治资源。吴毓麟曾对顾维钧说：“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⁶²⁾正因为如此，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可以比较放手地处理外交事务，他们也真正懂得如何在时代环境下办理外交。同时，顾维钧等职业外交家的聪明之处也在于，他们抱定这样的宗旨：把非职业之外的事情“留给政客们去干，我们决不插手，以免被外界误解为我们属于任何军事集团或政治派系”；我们“一直努力保持我们的独立地位，我们自己没有分外之想。也正因为外界认为我们超然于政争之外，不依附任何政治派系和任何军事集团，所以他们都愿意接纳我们”⁽⁶³⁾。虽然顾维钧等无法完全避免卷入国内政治斗争，但是他们基本上做到了超然于政治纷争之外，从而保证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和活动空间。所有这些，发生于动荡不已的北京政治生态环境下，不能不令后人深长思量。

三　内外矛盾" class="reference-link">三　内外矛盾

与其他北洋军系相比较，直系的内部关系有其自身特色。在北洋三大军系中，奉系以张作霖为绝对领袖，说一不二；段祺瑞在皖系亦比较强势，基本可以控制下属；而直系在其形成期的领袖冯国璋即比较弱势又早逝，及至曹锟兴起，虽然被奉为直系领袖，但其能力和控制力又有限，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吴佩孚为其打天下，因此，直系的内部关系相对比较松散，形成了曹锟—吴佩孚的双核中心体系。曹锟有名义，吴佩孚有实权，又各有拥戴者，形成所谓保派（包括津派）和洛派之别。随着南方齐燮元力量的不断坐大，在直系中又隐然有新中心形成的趋势。因此，在曹锟出任总统之后，围绕各种权力与利益之争，直系不仅与外部同时也在内部形成复杂的矛盾关系，曹锟面对的困窘之局很大程度上系出于此，并较其皖、奉对手更复杂难解。

曹锟到北京就任总统之职，吴佩孚则以直鲁豫巡阅使的头衔驻节洛阳。吴佩孚对于曹锟始终保持着下对上之礼，有相当之尊敬，并无取而代之的想法和行动，这也是曹锟对吴佩孚比较放心，和吴佩孚之间维持着大体说得过去的关系的主要原因之一，何况吴佩孚也确实对于维持直系地位和实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并不说明吴佩孚对曹锟完全毕恭毕敬，相反，他倒是常常对曹锟的决策表示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在政治决策方面。曹锟曾经在和冯玉祥谈话时发牢骚说：“入京以来一事办不动，洛吴事事干涉，我派四弟曹钧赴洛，告诫子玉，四弟回京，谓子玉说生平对总统唯一忠诚，苟有献替，动关大局与元首人格，始终处于长子的地位，不认干政为错。”⁽⁶⁴⁾曹锟此语倒是反映出吴佩孚的某种真实心态和做派，即他自认对曹无二心，所以自居“长子”，“不认干政为错”。但是，对曹锟而言，吴佩孚的做派毕竟使他不能自如地行使权力，感觉不舒服，甚而觉得自己处在有职无权的尴尬地位，再加上其左右时时播弄是非，恃骄争宠，曹锟不胜其烦。“吴屡为曹氏立大功，羽翼丰满，功名已驾曹之上，历来不世之功，震主之威，为一姓之主人所大忌，况复骄慢士大夫，屏绝政客，于是奔竞左右及失意不逞之徒，不得不另谋结合。闻有人献策直派组织新联合，虽未即明言防制洛吴，而此种新联合成功之日，则旧有之直派势力自必受一种甚大之打击，是则自然之理之势，不能幸免”⁽⁶⁵⁾。因此，对于这个好不容易靠贿选得来的总统职位，曹锟其实当得并不十分愉快。据外人观察，当北京阁潮频发，“内阁摇动”，曹锟“忧闷，患滞食症”。曹锟与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署的经费问题“发生意见，曹派李彦青赴洛疏通，闻不得要领。又陆锈山（陆锦）与王兰亭（王毓芝）互相倾轧，不易疏解，曹忧闷不乐”⁽⁶⁶⁾。

既然吴佩孚自居“长子”，“不认干政为错”，对北京政府和各地长官动辄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干预他们的事务，从而常常引发与他们的矛盾，北京阁潮的剧烈，与吴佩孚的干政也不无关系。何况作为在现实政治中活动的人物，吴佩孚对自身的地位也很敏感，对于他人的上升内心深处也不无嫉视，“吴派亦言吴常发牢骚，部下一当督理省长，即要胡为，奈何”⁽⁶⁷⁾。

为了“统一军权”，更便于控制部队，吴佩孚曾经提议将直军各师改由陆军部直接统辖，各巡阅使、各省督理等一律不兼任师长⁽⁶⁸⁾。曹锟出任总统后，北京政府先后下令免去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兼任的第二十五师师长，以陈嘉谟继任；免去直鲁豫巡阅副使、直隶军务督理王承斌兼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以王维城继任；免去陆军总长陆锦兼任的第九师师长，以董政国继任；免去河南军务督理张福来兼任的第二十四师师长，以杨清臣继任；免去安徽军务督理马联甲兼任的安徽第一混成旅旅长，以张克瑶继任；免去山东军务督理郑士琦兼任的第五师师长，以孙宗先继任。上述接任的师旅长多由本部下级长官升任，以防被接任者抗拒不交，乘机煽惑闹事。然而，军队和地盘是那个年代维持权力最重要的基础，自然也就是大多数掌权者都不愿意交出的，上述不再兼任师长者，多为吴佩孚可以直接控制的人。当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被要求辞去兼任师长时，都遭到他们的坚决拒绝，北京政府自然也没有实力强迫他们辞职。即便是吴佩孚自己，也没有辞去兼任的第三师师长职。

吴佩孚的骄横做派，在直系内部引起很大的反弹，尤其是那些与吴佩孚本就在资历和地位方面不相上下之人，更是对吴佩孚打击别人而扩张自身势力的做法心怀怨恨并保持警惕。齐燮元和冯玉祥曾经联络发起“疆吏会议”，意在促成各派联合，打击吴佩孚的独断专行，结果因吴的坚决反对而作罢。接着，齐燮元与吴佩孚因“海军风潮”而矛盾再起，一度更发展为激烈的冲突。

海军因为其技术方面的特殊性，向为闽、粤、鲁等省籍人所把持，尤以闽系势力最大，而各派系间的矛盾甚深。海军总司令杜锡珪为闽系，因其时驻留南京，又与苏督齐燮元关系不错。原广东政府海军司令温树德在广东孙中山与陈炯明的矛盾中不安于位，经吴佩孚派人运动，率舰六艘北归附直，1924年1月到达青岛驻留。因温树德与吴佩孚是山东同乡，吴佩孚对其多方拉拢，提供经费，觅取驻地，并允诺将其部编为渤海舰队，独立于海军部而直属北京政府，实则企图建立自己在海军的势力范围，“以打破闽人独占海军之局面”。温树德及其部属多为鲁籍，在海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中比较受强势的闽粤籍人士排挤，如今虽然加盟北洋阵营，但也不愿受闽籍的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统辖，而且有吴佩孚的支持，自然也没有将杜锡珪太当回事。2月13日，温部海军陆战队二百余人携械强占烟台海军基地，杜锡珪闻讯极为恼怒，致电北京政府称：“查温树德此次率舰北归，是否自承归顺，似此行动，目无法纪，岂归顺者所应为？”要求政府“整饬纪纲”，“申斥制止”，并坚决反对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⁶⁹⁾。杜锡珪的背后有齐燮元的支持，温树德又自恃有吴佩孚撑腰，事情便由海军内部之争演化为直系内部两大实力派吴佩孚与齐燮元的矛盾。

温树德与杜锡珪的矛盾初起，海军部为息事宁人，拟改任温树德为渤海防御使，既敷衍了杜锡珪的要求，又使温树德实际上仍可自主，“管制上仍受总司令节制，而事实上则归洛吴支配，使双方面子上皆可以过得去”⁽⁷⁰⁾。但是，杜锡珪不愿就此收手，又致电国务院称：“该舰队粤居多年，毫无法纪，背叛是其习惯，野心难驯，罪无可逭，请严惩以遏乱萌”⁽⁷¹⁾。海军部不敢得罪双方背后各自的后台老板，对此也感棘手，不能轻易决断。

曹锟对海军内部原先的派系矛盾心知肚明，虽然他对吴佩孚运动温树德率舰北归表示满意，但也提醒吴，“须先与海军各方面接洽妥协，方可进行无阻。否则，粤舰北来，北舰又生枝节，反多不便”⁽⁷²⁾。果如曹所担心，温树德率舰北归后，不仅横生“枝节”，而且激化了直系内部的矛盾。曹锟深知温树德与杜锡珪之争的背后实为吴佩孚与齐燮元之争，吴、齐都是他手下的大将，轻易也不能为左右袒，遂派交通总长吴毓麟南下，前往吴佩孚所在的洛阳和齐燮元所在的南京调解。吴佩孚极力袒护温树德，主张“杜防东南，温守北洋，划明界限，不相侵越。特为顾全杜之名义起见，于舰队调动，可呈报总司令处备案，或遇重大战事，允听杜之调遣”。他还保荐亲信高恩洪为胶澳督办，以为温树德部筹谋饷需，并强硬表示：“政府绝不可心存瞻徇，必须照此办理。”齐燮元明面上表示他本人对此并无成见，却又支持杜锡珪提出：“海军系统编制不可破坏，使温自为统属，将来必影响海军军事前途。故温必须归本人节制。”同时提出“军饷分配，亦贵得平”，如温树德部得胶济路收入接济饷源，北京政府原允从盐余项下每月拨给杜部的40万元，“亦须按月付清，不得时有间断”，否则“本人不负维持之责”⁽⁷³⁾。其后杜锡珪又两次致电北京政府，声称“如彼方不顾大局，锡珪对于所属舰队之行动，实不能负责”⁽⁷⁴⁾。杜锡珪之举得到齐燮元和闽系海军人士的支持，齐燮元强提两淮盐余为杜部经费，海军练习舰队司令杨树庄推出代表到北京请愿，向政府施加压力。

虽然杜锡珪在齐燮元的支持下，对温树德表示了强硬态度，但是吴佩孚却毫不退让，坚持己见，逼使曹锟在吴、齐之争中作选择，而曹锟权衡利弊，还是不能不迁就吴佩孚。3月18日，北京政府任命高恩洪为胶澳督办，22日任命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吴佩孚大获全胜，齐燮元则大失面子，由此而加深了直系内部的裂痕。曹锟为此感叹说：“我为子玉，既得罪杜锡珪，又得罪齐燮元。”⁽⁷⁵⁾

海军风潮刚刚平息，王承斌、冯玉祥的辞职风波又起。冯玉祥在驱黎、王承斌在贿选中都可谓有“大功”于曹锟，满心希望在曹锟上台后以“功”请赏。但是，吴佩孚对王、冯却一直心怀戒心，认为王承斌与奉系关系暧昧，“王籍隶奉天，为对奉主和中坚人物之一”；认为冯玉祥不可靠；故电请北京政府免去王承斌兼任的第二十三师师长职，使王失去了直接的武力支撑，即便王亲自出面要求将第二十三师仍归其节制，也被吴所阻止；而冯玉祥在担任河南督理后不久即被排挤，失去地盘，到北京当了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检阅使。王承斌和冯玉祥对吴佩孚满腹牢骚，认为曹锟“为人毫无定见”，“事事惟洛吴之马首是瞻”。曹锟上台后，他们不仅未得回报，还屡屡遇到经费欠缺，部队催饷的难题，更是心怀不满。王承斌在贿选时为曹锟筹得经费甚多，曹锟上台后却不提返还之事，“王氏一再催促，政府方面简直无人理会，如何补偿更提不到”⁽⁷⁶⁾。王承斌一怒之下，于4月底和5月初两次请辞。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向曹锟请辞，理由是“军饷积欠十七个月，个人私产及外边拉拢，已垫二十余万”⁽⁷⁷⁾。王承斌和冯玉祥在直系内部都是有影响的大将，他们的请辞震动甚大，齐燮元亦提出辞职表示声援，甚而吴佩孚亦以“德不足服人，才不足任事”云云提出辞职，以退为进。为此，曹锟心烦恼怒，对亲信左右发牢骚说：“不如大家一齐辞职，我也不干。”⁽⁷⁸⁾话虽如此，曹锟还是不得不亲自出马，先是致电王承斌表示慰留，又允诺将王的亏欠之款如数归还；同时在总统府接见冯玉祥，表示“我不愿闻你辞职的事，你要走同我一同走”；“我之难处，你当谅解，况财政竭蹶，不限一隅，所望共勉，你饷当饬财部筹拨，不愿闻你辞字”⁽⁷⁹⁾。当然，武人请辞不过是撒娇或者负气，谁都不会当真，最后还是不了了之，不过，这场风波以及此前此后发生的直系内部各种矛盾却反映出直系内部的政治生态。吴佩孚虽然坐拥大权，却也成为直系内部的众矢之的，吴佩孚对他人的颐指气使，成为直系内部离心倾向的催化剂。此等矛盾的发展激化，大不利于直系与其对手随后而至的决斗，“直系内部之不和，关系大局甚大”⁽⁸⁰⁾。曹锟亦知此，所以他虽然对吴佩孚不满，但又不时替“吴佩孚排解”，甚而对部下言吴的所为是“子玉饮酒过量所致”⁽⁸¹⁾。但曹锟的排解和解释显有矫情不实之处，如舆论所言：“吴佩孚近年来囊括中原，声势煊赫，早为一般人所共知，然自海军北归，滇军投降，实力既重，嫉者甚多，且吴自信太深，每予人以可乘之隙，于是逐渐入四面楚歌之境矣。”⁽⁸²⁾

在外部矛盾方面，直系需要因应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与孙、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关系。

自第一次直奉战后孙、皖、奉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其内部关系比较松散，同盟各方对于国内政治的看法及其应对未必一致，甚而是同床异梦，但面对直系“武力统一”的压迫，三方还是维持了大体合作的关系。进入1923年，先有京汉路工潮流血惨案，继之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接着是曹锟贿选，直系被各方舆论所指责，政治上陷于孤立，为“三角同盟”创造了联手反直的良机，三方互动也因此而渐趋活跃。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东建立大元帅府，重新有了实力地盘，其后，粤、奉间互通信息，信使往还不断。4月12日，孙中山致电张作霖，希望张“本爱护共和之初衷，进而为解决大局之盛举”⁽⁸³⁾。张作霖回复建议粤方派兵实行北伐，和奉军形成对直系的南北夹击之势。5月3日，孙中山派汪精卫持其亲笔信赴奉，表示张的主张“乃与鄙意不谋而同，所以迟迟，徒以财政过拙，不能因应咸宜”⁽⁸⁴⁾，希望张作霖援助军费70万元。张作霖慨然应允，除了钱款之外，还拨出部分枪械，经海路运至广东。交通系要角叶恭绰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专为孙中山筹措饷费，而他与奉系渊源甚深，他在大元帅府任职，表明孙中山有意借重其人脉关系，与张作霖联络。与此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吴光新也在同年7月入粤，充当孙段间的联络人，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曾毓隽、曲同丰、陈文运等和卢永祥的代表范毓灵、邓汉祥等都在频频活动，希望“三角同盟”在政治上更进一步。

与“三角同盟”内部的密切互动相对应的是，直系也在对“三角同盟”各方采取分化拉拢之策，其中主要又是对皖、奉两系的拉拢。因为直、皖、奉均源出北洋军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勾连一体，虽然屡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那也不过是利益之争，而无关政治理念，实际仍有许多共同之处，未必是那样你死我活。为了摆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被孙、皖、奉三方包围的不利处境，直系在无损本派利益的大前提下，对皖、奉两系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分化拉拢手法，其中曹锟主“和奉”，吴佩孚则主“和皖”。

曹锟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双方本就有亲缘关系，尽管在第一次直奉之战中翻了脸，但曹锟还是希望能够重修旧好，缓和矛盾，减轻直系面临的压力。从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奉系是“三角同盟”中最具实力的一方，对直系造成的压力最大，离北京的距离也最近，如果能够与奉系缓和关系，无疑对直系在北京当政是最有利的，所以，曹锟坚持“和奉”比较而言在当时对直系应该是上策。

1923年夏，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曾任吉林督军和陆军总长、时正赋闲的鲍贵卿，受曹锟之托两度赴奉，向张作霖转达曹锟的和解之意。曹锟表示可以恢复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原职，今后组阁可征求张的同意，甚至在必要时奉军还可入关驻屯等等，并表示“我能为力者，无不尽力”。不过，这些在曹锟看来已经是委曲求全的条件，却被张作霖拒绝。贿选告成后，鲍贵卿与天津镇守使赵玉珂衔曹锟之命再度赴奉见张作霖，赵对张说：“我奉曹三爷（曹锟）之命，来奉请大帅帮忙，谋以后之统一。”张答：“前者他等调和，是为大选之事叫我帮忙。今大选已经告成，我不反对即是帮忙。今后调停系直奉之事，曹三爷已为全国之元首，以后对于直奉之争，当然与曹三爷无关。”张作霖实际婉拒了曹锟的和意。赵玉珂又通过吉林督军孙烈臣向张作霖表示，如果直奉和解，热河和山东长官可以由奉系的张景惠和鲍贵卿任职，企图以地盘利益诱使张作霖入榖，但张仍不理会。曹锟让步的底线是由张作霖出任副总统，因此，在未得张作霖应有回应的情况下，赵又告张：“曹三爷情愿大帅为副座（副总统）。”张的回应是：“全国有名望有才干者甚多，况副座乃出自民意，亦不是他给我的，亦不是我要的。”并明言：“直系能人甚多，此是先礼而后兵也。”⁽⁸⁵⁾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前，曹锟也没有完全放弃“和奉”的想法，但张作霖却始终不予回应，而是表示“纵然恢复官职，在予并不感谢”；“奉直和议，无何等考虑，纵或直隶派向予提示如何有利条件，予断袍决心，不与之应。实际上予亦认为无有与以接应之必要”⁽⁸⁶⁾。作为武人首领，张作霖当然希望有地盘有地位，但是副总统这样的虚职，却未必能满足其完全掌控北京政治的“抱负”，在直系因为贿选而大失民心的情况下，张作霖已经看到了他重返北京当政的希望，不会轻易对直系让步，而且因为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关系，他对直系也不敢轻易信任，何况他与吴佩孚结怨甚深，知道吴佩孚在直系中的分量，担心即便是曹锟有意言和，也未必能得吴佩孚的首肯，因此，曹锟的“和奉”主张在张作霖不软不硬的态度前碰了壁，本来对直系是有利的“上策”却在复杂的派系政治博弈中未能成为现实。

“和奉”既不成，吴佩孚力主“和皖”。吴佩孚本就看不起张作霖，认为张是“胡匪”出身，上不了台面，而段祺瑞出身北洋正统，资历深厚，在北洋军人中比较有威望，再者皖系此时只控制着浙江，实力有限，而且与直系控制的核心地区距离较远，所谓远交近攻，结交皖系对直系当政的风险比较小。吴佩孚在曹锟“当选”后特意致电，请其对段表示尊崇，电称：“我公就职，政尚宽大，段合肥虽与我不合，然究为北洋耆宿，功高望重，不可掩没，应请特加优崇，并将其应得年俸，议定数目，从速支发，以示国家尊重贤劳之意。”⁽⁸⁷⁾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又转而“和皖”，向避居天津的段祺瑞发出和解信号。贿选告成后，曹锟在11月派人赴天津见段祺瑞，向段转达曹意：“曹仲三（曹锟）对于时局无正当之方法，惟有仰望督办（段祺瑞）出山，尚可维持大局”；“曹仲三、卢永祥皆为督办旧属，仲三欲以副座予之（卢永祥），因未得督办同意，故不敢擅专，对于外交之办法，亦惟督办之命是从”。但是，段祺瑞不接招，答称：“我现在为一平民，所有政治，无过问之必要。”给曹锟吃了个软钉子⁽⁸⁸⁾。其实，曹锟对段祺瑞并不感冒。贿选结束后，曹党曾密查反直“三角同盟”的活动，向曹锟建议：“段氏非黎氏（黎元洪）可比，亟以严行监视。当请保定迅饬杨以德严密监视，因杨有地方之责也。”⁽⁸⁹⁾只是因为吴佩孚的坚持，曹锟不能不免允其请，而段祺瑞的拒绝，又使曹锟对吴佩孚有所不满，认其“和皖”主张为失算不智之举。曹锟曾经对人说：吴佩孚“尊段”“此不过子玉一种策略耳，如属真诚，不但子玉对不起我，就是子玉自计，亦大失算。况我已告知子玉，如表面上有太过分处，我亦不能答应，不然，就请他先取消我的总统云云”⁽⁹⁰⁾。

自1920年直皖之战段祺瑞下台后，已经离开政治舞台中心有年，手头可以依靠的力量不多，在以实力说话的年代，段祺瑞也知道自己对政治的发言权实际有限，与其从直系所请蹚浑水，用自己的“名望”为直系创造北洋和解的表象，不如静观待变，谋求将来更好的机会，所以他断然拒绝了直系的拉拢。但是，吴佩孚却并不死心，联段不成，他又主张尊段联卢（永祥），力推卢永祥为副总统，企图在皖系仅存的实力派大将身上打开缺口。他屡屡对人称：对于副总统，“惟有段合肥、卢子嘉（卢永祥字）二人足膺是选，但合肥资望过深，似不能屈就副座，以年龄资格才具论之，惟有卢子嘉合式耳。”⁽⁹¹⁾

吴佩孚的“联卢”之举，除了以“和皖”因应反直“三角同盟”的挑战之外，还兼有“制齐”之意。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坐拥江南地盘，颇具实力，为直系内部可与吴佩孚争胜的大将。为了拉升自己的人气和地位，齐燮元亦也有心谋副总统职。为了压缩齐燮元的上升空间，吴佩孚以卢压齐，声称副总统“与其属于新进，招各方之不平，毋宁畀诸老成人物，尚可以老面子维系局面”。并主张卢如任副总统，可以卢的亲信何丰林督浙，而何所遗之淞沪护军使职，“以不偏于齐、卢两方者继任”⁽⁹²⁾。在吴佩孚的推举下，曹锟也不便表示反对，只是说：“子玉既有此项主张，我甚赞成，但此事由国会办理，如何选举，选举何人，以我之地位，不便发言。诸君依法办理可耳。”吴佩孚遂派人在1924年1月下旬去天津，向段祺瑞疏通，段声称：“我素不闻政事，今在病中，尤不愿多言，请与我左右商之。”而段之左右的答复甚妙：“合肥决不愿就副席，若对卢子嘉，此间亦未便代作具体之答复。然以意思想像得之，官不打送礼的。”⁽⁹³⁾随后，吴佩孚的代表在1月底到杭州，向卢永祥转达吴佩孚的推重之意，但卢亦表示拒绝，同时致函吴佩孚，表示“迩日盛传尊意，过为推重，以私谊言，固自可感，而以此为解决大局枢纽，则不但与素志相违，恐即以人格言，亦为高明所不取矣。”⁽⁹⁴⁾直系的“和皖”之策由此而告失败。

至于“三角同盟”中的孙中山一方，在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政变、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之际，直系曹锟、吴佩孚曾经与孙有所联络。8月29日，曹锟、吴佩孚致电孙中山，对孙中山15日的宣言表示“敬领宏旨”，“倘承不弃，时惠教言。则谋国有老成，匪独一二人之幸也”。31日，孙中山在答“东方社”记者问时说：“北方武人与余之主张接近，确为事实，但余非知其诚意如何，决不与之联络。苟有诚意，不论为张作霖，为吴佩孚，均可引为同志，国会问题，余主张恢复民八国会，至对陈炯明，余必按宣言膺惩之。”9月3日，孙中山电复曹锟、吴佩孚，重申“化兵为工之策，为今时救国不二法门”，对曹吴“至冀守正不阿，一切依法解决，不为少数政客私见伪行所蔽。法统成立，纠纷自解，而国乃有可为”⁽⁹⁵⁾。孙中山曾经希望在曹锟和吴佩孚之间打入楔子，予以分化，派人争取过吴佩孚，但吴佩孚认为孙中山太过理想，政策难以实行，尤其不满孙中山与俄国的关系，不愿与孙合作。吴佩孚曾经对孙中山的使者徐绍桢说：“吾观孙先生过去之经历，虽可认为一伟大人物，然彼之知识与言论，与其谓为中国之固有，无宁称为祖述泰西之为愈。……甚至联络日本，因无结果乃转而欲利用俄国，不图反为俄国所利用。然其所标榜于外者，则仍为救治中国数千年之痼疾也。彼不求传统之药方而强用辛辣强烈之俄国猛剂，其失亦甚。”⁽⁹⁶⁾直系与孙中山不仅有政治理念和历史渊源的重大差异，而且在实际上支持广东陈炯明和福建李厚基与孙中山对立，双方很难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

曹锟“当选”为大总统之后，内外纠葛不断，基本无所作为，而在种种内外矛盾之中，对直系当政前途最具影响和杀伤力的还是直系内部的矛盾。在直系内部，津、保、洛三派各据地盘，在政治上互争短长，以派系利益为至上，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直系最主要的军事领袖吴佩孚，在曹锟出任总统后，继任其直鲁豫巡阅使职，开府洛阳，主张武力统一，干涉北京政治，颇为人所侧目。直系其他各派，如以王承斌为代表的津派，高凌霨为代表的保派，地方的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两湖巡阅使萧耀南等，对吴均有戒心，他们或极力发展自己的派系力量，或令人在曹锟身边播弄是非，离间曹、吴关系，使吴在直系处孤立之境。吴佩孚本人心高气傲，对本派内部关系的处理不甚注意，尤其是夺去河南督军冯玉祥的地盘，使冯对吴衔恨甚深，实为吴的失策，也种下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背直联奉，致直系失败下台的远因。总而言之，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直系力量发展到其巅峰时期，独占北京政府，然而其后直系种种作为，不仅不能“一统天下”，反使其“声望”大跌，尤其是总统“贿选”丑闻，更成为直系发展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再加其内部矛盾纷繁复杂，各派争斗不已，又大大削弱了直系的力量。不等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直系已是外强中干，其独霸北京政治的地位已然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