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各阶层人民自发反抗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一节　城乡人民的广泛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第一节　城乡人民的广泛斗争

伴随着同盟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广大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普遍高涨起来，达到了空前广泛的程度。在这期间，群众斗争的次数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103次，1906年199次，1907年188次，1908年112次，1909年149次，到1910年则上升为266次。斗争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抗捐抗税和抢米骚动遍及全国各地，许多地方甚至掀起了武装暴动；罢工、罢市层出不穷；反教会压迫的斗争也时有发生。这些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预示着民主革命的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的重视程度，与同盟会成立之前比较，有一定的提高。他们不仅曾利用群众斗争造成的有利时机，发动过几次武装起义：如萍浏醴起义、钦廉防起义以及饶平黄冈起义等，而且一些革命党人还多次试图将群众的自发斗争引入民主革命的轨道。但是，一般说来，他们对群众斗争的重要性仍然认识不足，尤其漠视同农民结成联盟的重大意义。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他们中间蕴藏着深厚巨大的革命潜力，他们一直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力军。而革命党人过多地注意了农民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落后性，因而忽视了在农民群众中展开长期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当然更谈不到从组织上进行强有力的领导。由于上述原因，这个时期的群众斗争仍然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呈现出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历史证明，农民群众的自发斗争，只有在先进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克服自身的弱点，发展到较高的水平。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担负不起这个艰巨的历史任务，因此，尽管自发的群众斗争和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交错迭出，互相激荡，造成了浩大的声势；但是，两股力量始终未能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冲锋陷阵。这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力量无力战胜强大反革命势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抗捐抗税和莱阳民变" class="reference-link">一　抗捐抗税和莱阳民变

清末的最后几年，民族灾难日趋深重，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整个社会陷于动荡不安的局面。腐败的清政府为了偿还外债和举办“新政”，不断增加捐税，大大地加重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经济负担。除了正常的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茶、烟、酒、糖等税和中央施行的八省土膏统捐、印花税等外，各省举办的新税、附加税的名目之多，不胜枚举。以江苏苏州牙厘局为例，单是它所经办的各种捐税名目就有：百货捐、茶业捐、茧捐、丝经捐、用丝捐、黄丝捐、米粮捐、花布捐、烟酒捐、皮毛捐、牲畜捐、竹木捐、磁货捐、药材捐、厂纱捐、加抽二成茶糖捐、加抽二成烟酒捐、烟酒坐贾捐、续加二成烟酒捐、续加烟酒坐贾捐、烧酒灶捐、新加烟酒坐贾捐、船捐、随丝带抽塘工捐、随丝带抽工帐捐、随丝带抽饷捐、茧行分庄印照捐、机捐，计达二十八种⁽¹⁾。其中单是烟酒捐就有六种之多，可见诛求何等苛酷。这里主要涉及的是工商业者。至于对农民更是不能放过。在正常的地丁粮税、盐斤、田房契税项下，多次加抽附加税，而附加税总是没有限制的。例如盐斤一项，清政府规定盐斤加价不过两次，每次加价四文，这个负担已经不轻。但各省在盐斤项下，另外又有许多加征和复征。如直隶就有豫引加价二文，本省加价一文，抵补药税加价四文，新增加价四文，津浦路加价四文等名目。粮捐也是这样，各省都可随意征收铁路粮捐加价，自治经费粮捐加价，学务、警务粮捐加价等，超过明文规定不知多少倍。

统治者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横征暴敛，其大小官吏也就借机贪污中饱，充实宦囊，所以捐税名目便越来越多，越来越奇，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制度可言。如广西梧州实行“遇物加抽”，江苏甚至鸡鸭鱼虾猪肉茶栈，“几乎无物不捐”。赵尔巽在东北巧立名目，有斗秤捐、厘捐、河口粮税、河防税、营口八厘捐，东边粮货、山货各税，各边门门捐，沿铁路火车税，等等。总之，在清末几年中，人民的负担空前加重，造成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经常面临破产的威胁，因而不断激起他们的反抗。抗捐抗税斗争几乎无地不有，无时不有，成为群众自发斗争最普遍的形式。斗争的次数与日俱增，规模也有越来越大的趋势，卷入斗争的群众极为广泛，社会成分也相当复杂。基本群众是负担捐税最重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正是这些阶层的生活状况显著恶化，表现出非常积极的反抗情绪。一些中小地主由于苛捐杂税严重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也参加到斗争中来。在某些地区，斗争是在受地主绅士控制的联庄会之类的合法组织领导下进行的。这种情况，深刻地反映出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已经相当薄弱了。

在清政府统治比较严密的北方各省，由于滥征捐税，人民普遍郁积着对政府的不满情绪。1906年，山东省“细民无以口，思乱者十室而九”⁽²⁾。山西省各地流传着一首民谣说：“三月四月旱，五月六月乱，七月八月烂（时事糜烂），九月十月换（换朝代也）。”⁽³⁾民谣的内容明显地反映出广大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就在这一年，直隶省元氏县会党散发揭贴，号召抗税暴动。同时，东北三省各地也不时发生抗缴捐税的斗争。奉天岫岩县农民反对加征盐税，聚众打死督销委员。营口附近农民要求减捐，“沿河七十八屯村民往往自缚请命，如是者约有半年之久”⁽⁴⁾。虽然这是一种和平请愿，但反映出当地农民对苛捐杂税的深恶痛绝。凤凰厅、安东一带，官吏借清查地亩敲诈勒索，农民先是聚众向官府恳求，后来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参加者达数千人。吉林酒商全体“歇业”，抗议烟酒税加征。

同年，在南方各省也掀起一系列的抗捐斗争。江西瑞昌县乡民聚众数千人将厘税分卡捣毁，当知县领兵前往弹压时，乡民揭竿而起，与兵勇格斗。安义县农民抗议地方官征收钱粮附加税，千余人将县署拆毁。贵州都匀府苗民结伙闯入府衙门，抗议征收杂税。浙江武义县会党率领乡民反对加税，进城大闹县署，将兵勇和差役赶走，并释放了囚犯。后被清军镇压。

浙江余姚县北乡农民于1907年拆毁捐局。同年，萧山、嘉兴一带农民抗缴丝捐，殴巡丁，砸厘卡。定海厅农民反对加征捐税，四千余人冲进城内，毁官署、学堂及教堂。黄岩县农民将土捐局夷为平地。平湖县商人罢市，反对加征茶捐。淳安县农民抗学捐，围县署。海宁州官吏借漕折勒索农民，激成民变，万余人进城捣毁厘卡、警局，并抢店铺及富绅住宅。附近桐乡农民闻风而起，二千余人闯入县城，将县署捣毁。奉天辽阳地方由于课税过重，“人民愤激，聚众三万余人，起而反抗”⁽⁵⁾。全省因之震动。1908年，福建建阳县农民在五谷会（又称神农会）的领导下，聚集二千人，要求蠲免各项苛捐，“袭近城郊”，被守城清军击退⁽⁶⁾。

为了创办巡警，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各省大都开办了警捐。直隶省办巡警比较有“成效”，警捐十分繁重。因而反对征收警捐的斗争也非常激烈。1907年，先是蔚县巡警传习所被群众捣毁。接着，平山、灵寿等县农民抗缴警捐，痛殴下乡催捐的差役。有些州县地主控制的联庄会也卷入斗争，如冀州联庄会拒绝纳捐，掀起轩然大波。这次抗警捐风潮，此伏彼起，延续数年之久，直到1910年，青县、遵化等地还屡有发生，其中遵化县农民万余人一度包围县城，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这一连串的反抗斗争，充分表明广大人民对清政府创办巡警、强化统治机构的深刻不满和仇恨。

同时，由于清政府搞立宪骗局，各省相继举办所谓“地方自治”，借调查户口、钉门牌等，按户敛钱，骚扰群众。因此激起普遍反抗。据不完全统计，仅1909年至1910年就有三十余起。主要发生在江苏、福建、广东、广西、安徽、浙江、江西等省。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苏吴县各村镇农民反对调查户口，将自治分局及办事员房屋捣毁，殴伤调查员。如皋县乡民聚众数千人索取调查户口册，拆毁调查员房屋。该县县丞前往弹压，官轿被砸烂，县丞仅以身免。安徽南陵县警察局被群众捣毁，被迫停办户口调查。因反对钉门牌和查户口，广西归顺、镇边、天保各县农民“骚动”，“扰及城厢”。广东连州乡民在李观海的领导下，聚众数千人，与清军对抗。江西丰城商人罢市，抵制调查户口。直隶迁安自治局董事借调查户口为名，向乡民勒索规费不遂，无理拘押乡民，因而激起民愤，数千乡民围城“滋闹”。这一系列的斗争说明，清政府所搞的“预备立宪”和“地方自治”在人民的心目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遭到了普遍的反对。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注意到这一斗争，曾计划乘机发动起义。1910年，他由日本抵新加坡后，致邓泽如函中说：“近日内地因钉门牌，收梁税，各处人心不服，皆思反抗，机局大有可为，吾党不可不乘时图大举。”⁽⁷⁾

这个时期，各地砸学堂的事件也屡有发生，浙江、江苏、直隶等省尤为严重。如1910年，浙江上虞县农民反对征收学捐，聚集两千余人将城内学堂、劝学所、教育会等机构全部捣毁，办学绅董房屋亦被焚。江苏盐城县劝学所及附设小学堂多所均被群众拆毁。直隶易州农民四五千人冲进县城，将自治局、中学堂付之一炬，并提出“归还义仓积谷，不再敛派钱文”等八项条件，迫使知州应允。此外，发生捣毁学堂的地方还有：浙江会稽、奉化、慈溪、处州，江苏太仓、宜兴、扬州等州县。清末创办新式学堂，客观上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民族文化的提高起了积极作用，本来是应得民心的好事。但是清政府官吏和劣绅往往借口办学，抽收学捐，徇私枉法，因而激起群众的不满。群众反抗苛捐杂税完全是正义的，但捣毁学堂的做法，则反映了群众斗争中的自发性和落后性。

各省人民的抗捐抗税越来越激烈，至1910年达到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仅这一年较大规模的斗争就有109起，其中以山东莱阳人民的斗争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久。

自清政府推行新政以来，莱阳地区除缴纳正赋之外，还附加地亩捐，农民种麻一亩，缴大钱五千文，花生一亩缴四千文，瓜芋蔬果之地均加税有差。此外，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学捐、戏捐、警捐、户口税、油坊捐、染房捐、牲口捐、修庙捐等等，不胜枚举。在新政筹办前，全县正杂各款不过数万，自新政实施后，人民负担“骤增至数十倍”⁽⁸⁾。加上1910年春又遇荒歉，农民“缺食者十之八九”⁽⁹⁾。更为严重的是县令朱槐之与该县号称“四魔”的大劣绅王圻、王景岳、于赞扬、张相谟等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借兴办“新政”，派差役巡警赴四乡催缴捐税，敲诈勒索，额外多收，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求生不得。各乡农民议提历年积谷救急。这些积谷摊自农民，各村社自行存储，以备荒歉时取用。但发现积谷已为劣绅王圻等贪污盗卖，亏损甚多，于是乡民哗然。这件事便成为抗捐风潮的直接导火线。

这次斗争是在联庄会领导下展开的。这年春天，城北柏林庄社长曲士文首先组织联庄会抗捐。曲土文曾当过塾师，是一个素负众望的人物。他对劣绅王圻等人早已不满，便挺身而出，联合城北永庄社长于祝三等，在唐家庵地方聚众五十余人，拜盟立会，宣布反对“新政”，抗不交捐，形成了这次斗争的领导核心。村民闻风响应。5月21日，五六千人在城西关帝庙集会，群情激忿，纷纷要求清算积谷，追回各项捐款。群众集会后，便在曲士文的率领下，冲进县城，将县署团团围住，提出悉免杂捐，清查积谷，征收钱粮铜元不折扣，革除劣绅及不许巡警出城鱼肉乡里等项要求。朱槐之见众怒难犯，吓得藏匿起来，不敢露面，派一名绅士代表他答应了农民提出的各项要求。农民各自散去。但是，这只是朱槐之的缓兵之计，暗中他却“飞禀请兵”⁽¹⁰⁾。乡民闻讯，怒不可遏，万余人于6月12日又冲进城内，包围县署。朱槐之见农民的声势浩大，便将过去的一切扰民苛政都推到劣绅身上。于是，农民一齐拥到巡警局董王景岳的家中，将其住宅付之一炬。

不久，朱槐之因“弹压不力”被革职。继任知县奎保到任后，将朱槐之答应农民的各项要求一律取消，下令照收各项捐税。同时出示缉拿曲士文等，并致电山东巡抚孙宝琦，说“莱民抗拒新政倡乱，勾结匪党滋事”。孙宝琦立即派候补道杨耀琳督率巡防军两营和常备军两营到莱阳镇压。巡防营分驻各村庄，奸淫抢掠，大肆骚扰。各乡农民在联庄会的领导下，“执耰锄以为抵御”，城北十三社乡民“闻兵至，益愤”，曾聚众围城⁽¹¹⁾。此后，为防清军报复，乡民数万人自带食物，聚于九里河一带。6月初，杨耀琳率清军血洗九里河、柏林庄、马山埠等村，屠杀乡民千余人，焚毁房屋八百余间，将抗捐斗争镇压下去。侥幸生存的农民“露宿风餐，靡所栖止”，“老幼男女，嗷嗷如鸿，饿殍蔽野”。清军的残暴达到了极点。

曲士文被迫逃离家乡，长期流亡在外，直到辛亥革命后1914年日本军队占领胶东半岛，他才潜回莱阳，准备聚众抗日，不幸被捕遇难。

清军血洗莱阳人民的暴行，使全国各阶层震动。山东省谘议局为此开会讨论，议员王志勋、丁世峄、周树标、张介礼、尚庆翰等五人，以同情莱阳人民，被议长指为“曲党”，愤而辞议员职。山东旅京官绅柯劭忞等也联名递公呈给都察院，指出莱阳“酿成祸乱，当归咎于贪官劣绅”，并要求将有关官吏“分别撤职严办”⁽¹²⁾。孙宝琦被迫自请罢黜，清政府未予批准。但是，清政府不得不于11月7日颁发上谕，承认“官绅办理不善”，“激成变端”，将候补道杨耀琳、知县奎保等“即行革职”，以平息各方的愤怒。

封建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了莱阳人民的抗捐斗争，却无法扑灭全国各地的抗捐烈火。正如当时报纸所论述的：“二十二省之中，乱机遍伏，是以半岁以来，变乱四起，长沙之事，举国震动。乃者，莱阳民变之事又见告矣。夫区区一县之乱，何损于天下之大势？顾不能不懔懔过虑者，盖察事变所由起，验今日之民心，近征之道光之末年，远鉴之秦、隋之季世，则土崩之势，今已见端。月晕知风，础润知雨，窃恐踵莱阳而起者，祸变相寻而未有已也。”⁽¹³⁾就在莱阳民变期间，与莱阳连界的海阳县农民因不堪贪官“私行加赋，纵役骚扰”，同时掀起了反抗斗争。起事农民七百余人自乳山口登岸，“潜入莱阳，分赴各村，自愿相助曲士文起事”⁽¹⁴⁾。荣城农民骚动，与莱阳“连成一气，互相援助消息”⁽¹⁵⁾。福山、潍县一带贫民四出抢地主囤粮。曹州府濮阳县城东王家店一带农民千余人“骚动”，声称“为曲士文等复仇”⁽¹⁶⁾。与此同时，直隶易州，云南昭通，广东香山、连州，河南永宁、密县、长葛，广西南宁府，湖北汉阳，浙江武康、嵊县、黄岩，以及江苏北部各州县，到处燃起熊熊的抗捐烈火。如火如荼的抗捐抗税斗争，与遍及全国各地的饥民“抢米骚动”互相激荡，有力地震撼着清政府的统治基础。

二　抢米骚动和长沙饥民暴动" class="reference-link">二　抢米骚动和长沙饥民暴动

在抗捐抗税风起云涌的同时，饥民抢米骚动又席卷了全国。

自1905年以后，全国许多地区灾荒频仍，如1906年春夏间，长江中下游淫雨连绵。湖南各地堤岸溃决，洪水横流，仅衡州、永州、长沙、常德四府死者三四万人，被灾者三四十万人。由于灾荒破产的农民流离失所，变为所谓“饥民”、“游民”，成群结队，流入城镇，以乞讨为生。同时，城镇米价暴涨，贫民求生无路。岌岌不可终日的景象弥漫于社会各个角落。饥民人数的迅猛增加，是清末政治腐败、经济破产的突出反映。各地饥民，为了从绝路中谋求生存，聚众抢米和吃大户的事件迅速蔓延开来，遍及全国各地。斗争的规模小则数百人，大至数千人或数万人不等，而且次数也愈来愈多。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至1909年每年不过十余起，至1910年骤然增至五十余起。其中尤以灾荒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各省最为激烈。在这些省里，引起“骚动”的直接原因往往是地主粮商囤积居奇或外运粮食。

1906年5月间，杭州城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抢砸米店风潮。5月22日，数以千计的贫民徘徊于杭州街头，等待购米为炊。米商为抬高物价，拒绝售米。贫民忍无可忍，遂以搜查为名，抢砸米店，全城立即陷入混乱，并波及到萧山县临浦镇等地。后来，官吏被迫出示平价，禁止米商囤积，抢风才平息下来。6月初，安徽米商赴江北采购漕米三十船，在靖江六圩港被抢。南陵县饥民聚众拦抢运粮船，当官吏镇压时，群起捣毁衙署。江西奉新县饥民强行阻止米谷外运，并抢富户及当铺。江苏宝应县富绅囤米居奇，贫民恨之入骨，于7月间聚众捣毁其住宅，又围攻县署，痛殴官吏。8月，震泽县（今吴江县震泽镇）饥民捣毁平粜局，抢米店。在这一年里，扬州、苏州、无锡、金坛等地普遍出现粮荒和“饥民骚动”。

此外，佃农的抗租斗争也时有发生。据报载：苏北丰、沛及砀山等县，佃农“聚众滋闹”，拒不纳租⁽¹⁷⁾。长州知县贴出告示，命令佃农按时交租，并威胁说：“如敢聚众造谣，定必访拿严办。”但广大佃农“借口荒歉”，仍然恃众“抗不完租”⁽¹⁸⁾。昭文县也发生所谓“愚佃抗租”事件⁽¹⁹⁾。松江县佃农联合起来，拟定抗租章程，约定粒米不交，如有违章者，“众必碎其舟，火其庐”⁽²⁰⁾。类似的抗租斗争，在此后数年间全国各地农村屡有发生，其中尤以江、浙两省为激烈。这表明在广大农村中（特别是地租剥削最重的江浙地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

1907年春，江苏、安徽及浙江的灾情更趋严重。苏北淮海一带，因上年秋季颗粒无收，灾民以树叶和草根充饥，甚至发生“食婴之惨闻”⁽²¹⁾。饥民求生不得，四处流动。3月初，饥民万余人哄抢高邮大地主杨某家所藏粮米，捣毁其宅院。扬州、南通一带饥民结伙吃大户成风。上海及其附近各县饥民成群结队，抢富户，拦截米船。在号称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的芜湖，饥民张贴匿名揭帖说：“年岁饥荒，米价高昂，官富无状，贫苦难当，约期已定，砻坊供粮，若有阻隔，拚命抵偿。”⁽²²⁾

此外，在1907年至1909年间，发生抢米风潮的地方还有：浙江余杭、绍兴、萧山、奉化、长兴、仁和、富阳，江苏江阴、阜宁、丹徒、丹阳、镇江，安徽霍山、六安、寿州、繁昌、当涂，以及广东东莞等地。其中有的地方由抢米发展成为暴动。如1909年丹阳灾民数千人冲进县城，捣毁县署，焚烧盐栈和豪绅房屋，后来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

1910年夏秋之际，南北各省又遭水灾，灾区广袤达数百州县，灾情极其严重。东三省水灾遍地，黑龙江省被淹地共三十余万垧，难民达十五万余人。奉天省安东、宽甸、凤凰厅、庄河厅一带灾民流离失所，饥寒煎逼，纷纷铤而走险，四出抢粮。官府弹压无效，只好“任贫民盘查照分，一般粮户只有忍气吞声以听之而已”⁽²³⁾。长江中下游各省淫雨连绵，河水陡涨，漫堤决口，致成巨灾。因此灾民数量猛增，抢米抢粮风潮不断扩大。在江苏省，这一年最突出的是苏北一带饥民抢面粉公司的事件。

由于灾荒和投机商人的操纵，苏北各地粮价暴涨。小麦每石光绪初年售钱两千数百文，而今涨至八千余文。加以传言面粉公司将粮食“尽行运往外洋”⁽²⁴⁾，各地饥民遂蠭起围抢面粉公司。首先，海州、安东、沭阳等地饥民四万余人流入海州城内，将海丰面粉公司包围，“求食滋闹”。厂勇开枪打死饥民九人，伤二十余人。饥民怒不可遏，截夺该公司运麻袋车，放火焚毁，并将赣丰饼油公司豆船八艘，“爬抢净尽”⁽²⁵⁾，全城秩序大乱。海州知州一面急忙请求调拨马步营队弹压；一面广设粥厂，分批资遣饥民出境。与此同时，清江浦附近饥民万余人流入城内，向大丰面粉厂索麦，遭厂方拒绝后，遂冲入工厂抢夺，并将厂房机器捣毁。江北提督王士珍一面派兵驱逐饥民，保护工厂；一面命令该厂将存麦制成粗面，尽数平粜，事始平息。接着，宿迁城内贫民和附近饥民万余人聚集永丰面粉厂门前，要求借麦，厂方不允，饥民遂纵火焚毁厂房机器，抢取存麦。护厂巡兵见饥民来势汹汹，均不敢放枪弹压。地方官亲往现场劝谕，“饬令该厂司事将存麦交县平粜，群情始服”⁽²⁶⁾。

与江苏比邻的安徽更是“饥民遍野”。皖北一带往往数十里炊烟断绝，饿死者不计其数，而官绅竟不闻不问。因此，和州、当涂、铜陵、南陵等地抢米、吃大户成风。在皖北还发生大规模的饥民暴动，饥民首领李大志于1910年9月在蒙城起事，开始“仅百余人，逾二日，聚众数千”⁽²⁷⁾。同时，涡阳、怀远、凤阳及宿州等地饥民纷纷响应。他们分路抢粮，劫富济贫。安徽巡抚急忙咨调河南常备军防堵。各地饥民英勇抗击清军。至10月，李大志不幸被团练捕杀，饥民星散。

长江下游的抢米风潮，很快波及中游两湖地区。在这里出现了更为激烈的群众斗争场面。

1909年，湖北省洪水泛滥，灾区广达三十余县，灾民近三百万。各地灾民流入城镇，踯躅街头，以乞讨为生，靠赈济过活。仅流落汉口的饥民就有二十万，“均栖息于沿途墙屋之下，遇风雪日，多遭冻毙”⁽²⁸⁾。清政府害怕饥民与革命党人结合，急忙在各属设立粥厂，进行赈济。但所施放的赈米，又多被贪官污吏“浮冒侵蚀”。因此，饥民抢米夺食事件层出不穷。如：枣阳饥民群起“抢劫富户”，三四千人聚集县署门前要求赈济。天门、潜江一带饥民约三千人流入沔阳新堤镇，向商店“勒索米粮，恶讨盘费”⁽²⁹⁾。湖广总督瑞澂派新军分驻各州县弹压，仍然不能制止抢风。有些参加革命党的新军士兵，便趁机联络饥民，播下了革命火种。如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于1911年春被派赴沔阳州，该标所属士兵即往潜江一带，“日与饥民联络，鼓吹革命”⁽³⁰⁾。1910年初至1911年春，先后发生饥民抢米索食的地方有：汉阳、石首、京山、潜江、天门、武穴、广济、光化、随州等州县。

湖南省的灾情虽然不如湖北严重，但受灾面积也有二十多县。长沙、宝庆、衡阳等地闹旱灾，常德、岳州、澧州一带遭水灾。全省饥民十余万人，冻饿疾疫而死者，指不胜数。官吏借赈济之名，加紧搜括，更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如安乡县令赵延泰以救济为名，将五千石平粜粮全部按高利贷放出，每石收息二斗。湖南巡抚岑春蓂利用职权，支持其亲信朱祖荫、冯锡嘉等挪用公款，搜购各乡米谷，勾结帝国主义洋行运往外地，以牟暴利。藩司庄赓良和岑春蓂有权力之争，遂利用本地绅商的不满情绪，迫使岑春蓂下令禁止米谷出境。但洋行、米商又哄抬米价，平时每石米一二千文，至1910年4月涨至八九千文。不必说饥民无力购买，一般城镇居民都有断炊之虞。因此常德、宝庆、岳州、湘潭、安化、宁乡、益阳、祁县、武陵、澧州、安福、郴州、湘阴、巴陵、芷江、武冈、新化、永顺、桑植、晃州等数十州县都不时发生吃大户或抢米事件。有些地方饥民与会党结合，聚众起事，“竖旗倡乱”。其中规模最大的是4月间长沙发生的抢米暴动。

1910年4月上旬，长沙米价一日数涨，“各粮店皆悬‘早晚市价不同’”的牌子，惹起人心惶惶，社会更加动荡。4月12日，长沙南城鳌山庙附近贫民聚集在本地巡警分局门前，要求开粜场，减价售米救命。岑春蓂闻讯，认为是“痞徒闹事”，立即派消防所长龚培林带巡勇前往缉拿。次日，把木匠刘永福逮捕，押往内城巡警厅。这件事激起群众的极大义愤。于是，泥木匠工人立刻联络铁路工人与饥民千余人奔赴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释放刘木匠和降低米价。群众越聚越多，有农民、手工业者及被裁营勇等数千人，“势甚汹汹”。长沙协统杨明远、善化县令郭中广、长沙县令余屏垣及巡警道赖承裕等相继赶至，威胁群众说：“如不解散，即照乱民严惩！”并指令差役殴打，企图将群众驱散。群众遂与之搏斗，秩序大乱。各官吏见势不妙，急忙逃走。群众乘势追赶进城。当时长沙城里两湖饥民甚多，均以乞讨为生。群众进城后，便与饥民和城市贫民汇合，为数在一万以上，声势迅速扩大。他们聚集巡抚衙门周围，要求释放被捕诸人和减价粜米。面对这一意外的情况，岑春蓂十分惊恐，遂采取欺骗手段，先出牌示五日内开仓平粜，价六十文一升。群众不答应。于是又改牌示明日平粜，五十文一升，当即被群众将牌示砸毁。群众见要求得不到满足，乃“拥入头门，并打辕门，毁照壁，锯桅杆，捣石狮”。岑春蓂见欺骗无效，便公然调派常备军镇压，打死数十人，伤者甚多。

军队镇压的枪声，立即变为群众暴动的信号。当晚，愤怒的群众揭竿而起，捣毁城厢碓房、米店一百余家，“警兵站岗之木棚，打毁净尽，并分别派人至各街道鸣锣，勒令各铺户每家悬灯门首，以便往来，次日不准开市……”⁽³¹⁾。14日，全城果然罢市。起事群众又放火焚烧巡抚衙门。岑春蓂被迫逃往臬司衙门躲避。同时，群众到处搜查囤积米谷，将教堂、洋行、学堂以及洋货商店等都捣毁或付之一炬。一些大官僚和富绅的住宅也被抢一空。各国传教士、洋商都逃上轮船，或避住武汉。

岑春蓂见风潮扩大，束手无策，被迫自请免职。布政使庄赓良署理巡抚后，立即派出巡防队四出巡逻，对所谓“放火拆屋者”，“格杀勿论”。同时，湖广总督瑞澂调遣湖北巡防营两营于十七日来长沙，镇压群众；另外又续调新军第八镇二十九标及炮队两队，在次日赶来相助。长江水师营也调来军舰二十余只，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炮示威。英、美、法、日、德各国纷纷从汉口、上海调来军舰十余艘，协助镇压。在中外反动军队的武力攻击之下，起事群众被杀害或被拘捕者不下数百人。缺乏组织领导的群众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长沙饥民暴动由要求减价平粜米谷开始，逐步扩大深化，最后发展到烧抚署、洋行、教堂等等，它充分地表现了人民对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恨与坚决反抗的决心。这次暴动给了清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使其不得不对人民作出一些让步。4月26日，清政府被迫发上谕说：沿江各省米价腾贵，人心浮动，命张人骏、瑞澂等采办米粮，设局平粜。同时，将“肇衅酿患”的地方官吏作了惩处：岑春蓂、庄赓良革职，有关道府县官吏及劣绅也都分别给予处分，或降级调用，或革去功名。继任署理湖南巡抚杨文鼎接印后，一面奉令“严拿倡乱之徒，尽法惩治”⁽³²⁾；一面为了缓和群众的反抗情绪，成立善后总局，赶办平粜，凑集银约百万两，从外地采购粮食数十万石，会同长沙总商会设平粜坊八处，平价发售，定价每升四十文，仅准贫民按日携带执照购买。平价米谷，终于在人民英勇斗争流血牺牲下得到了。

这次暴动规模比较大，影响比较广。当饥民焚烧抚署时，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二营统带陈强、三排排长陈作新奉命到省城担任警戒，二陈均为同盟会会员。陈作新曾要求陈强乘机起义，但陈强对当时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担心起事不成功，累及身家，不但不表赞成，反借故将陈作新革职。当时，焦达峰等也准备趁机发动起义，并约湖北革命党人同时发动。因群众暴动迅速被镇压下去，未能实现。各地立宪派官绅控制的报刊，也屡次以长沙事件警告清政府，要求尽快实现立宪政治。同时长沙饥民的斗争也影响到国外。如伦敦社会党机关报社论，对长沙人民深表同情，曾说：“黑铁已伤中国黄汉之心，赤血将洒神州白日之下。”⁽³³⁾说明人们已注意到长沙的饥民暴动，预示着中国将有更大的风暴来临。

三　工人的罢工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三　工人的罢工斗争

在这一时期，群众的自发斗争仍以农民为主力军。可是，城市各阶层人民也日益增多地参加进来，积极地展开活动，除资产阶级的活动之外，产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也日渐频繁。

中国产业工人诞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最早出现在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开设的工厂里。六十年代以后，在洋务派创办的企业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里，产生了另一批产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而且，由于近代工人的前身主要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所以工人与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二十世纪初年，随着中国各大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逐渐成长壮大。到1912年，现代产业工人已有五六十万，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和长江沿岸各城市，特别是江苏、上海一带。工人的劳动条件极其恶劣，工资水平很低，工作时间长，一般每日工作时间长达十二至十六小时，而且在雇佣剥削里，保持着浓厚的封建残余，所受压迫极其沉重。

由于工人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受的切身痛苦，所以他们从出现之日起就不断地展开斗争。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之后，他们积极地参加了资产阶级倡导的爱国运动和武装起义。如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工人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1906年萍浏醴起义时安源煤矿工人也曾参加战斗。同时，他们为自己的生存不得不经常展开罢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规模较大的罢工次数：1905年9次，1906年11次，1907年6次，1908年3次，1909年9次，1910年5次，1911年12次。在这七年间共爆发55次，主要集中在上海。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散漫的，斗争往往失败，无所得或所得甚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1905年，上海杨树浦集成纱厂四千余工人罢工，反抗工头的压迫和剥削，并要求发足工资。厂方拒绝开除工头。在“骚动”过程中，工人捣毁了机器，用一些原始的行动来泄忿。厂方叫来大批巡捕镇压，将为首的两个工人拘捕，斗争被镇压下去。同时，上海华新纱厂工人为反对盛宣怀将该厂卖给日本资本家，发动罢工，遭到虹口捕房的镇压。汉口铜货业三千多手工业工人联合罢工，反对资本家减发工资。1906年，上海虹口德商开办的瑞纶丝厂无理扣发工人工资，全厂女工近千人举行罢工，终于迫使厂方照付工资。1907年山东坊子煤矿发生爆炸，一百一十名工人死亡，引起工人罢工，坚持数星期之久。上海元丰、长纶、新大、协祥、勤昌、裕慎、瑞纶各丝厂工人于1909年先后都发生罢工，要求清偿积欠工资或反对增加工时。1911年8月，上海晋昌、长锦、伦华、协和等四厂共两千余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与厂方发生冲突，被巡警镇压。

综观上述，由于工人数量的增多和生活苦难的加重，罢工斗争日趋频繁。不过，这时的工人群众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或者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追随者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或者仅仅是为了改善难于忍受的待遇，进行一些自发的斗争而已。但是，随着工人阶级的逐渐成长壮大，它必然要觉悟起来，组织起来，变为一个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担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

四　反教会压迫的斗争" class="reference-link">四　反教会压迫的斗争

这个时期，反教会斗争仍然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人民，所以反教会斗争和反清起义常常交织在一起。许多地方从反教会斗争开始，很快就发展到攻打州县衙门，把斗争的矛头同时指向媚外的清朝官吏。

1906年2月，福建漳浦县天主教堂借故拘留农民，引起公愤。四乡农民聚众拆毁教堂，知县前往弹压。“乡民乃迁怒县令，挟之入城，并破县狱，囚犯走散一空，城内之耶稣教堂亦被攻毁”⁽³⁴⁾，全城大乱。闽浙总督崇善急忙派兵前往镇压，捕杀乡民十五人，赔教堂款三万两。同月，河南淮宁县“仁义会”首领吴太山率领群众反抗教会压迫，捕杀仗势欺人的教民多人。“仁义会”又称“大刀会”，是淮宁、西平、遂平、泌阳等地的民间秘密结社。参加的成员以农民为主，另外还有贫苦知识分子和小商贩等。据《西平县志》记载，“仁义会”“以扫清灭洋为帜”。吴太山是山东人，曾参加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逃到河南，创立“仁义会”。当河南巡抚派兵前往淮宁镇压“仁义会”时，吴太山等见寡不敌众，乃避往西平县，后又投奔遂平县“仁义会”首领苗金声。苗金声是遂平八里铺人，家有七八亩地，当过兵，拉过戏班。他和吴太山决定于3月29日在西平县金刚寺起义，部众“千余人，马七八十匹”。后来，转移到遂平县嵖岈山，凭据石寨，抗击清军，并推举张廷得为“开国大元帅”，苗金声为副元帅。不久，南阳总兵率领清军进攻嵖岈山。义军在苗金声指挥下，奋勇迎战。最后因寡不敌众，不幸失败。苗金声逃至鹿邑，被清军捕杀。与此同时，湖北罗田人张正金聚众焚毁安徽霍山教堂。当清军前往镇压时，群众高擎“官逼民变”、“辅清灭洋”旗帜，英勇抵抗，曾一度围攻县城。安徽巡抚咨调河南、湖北两省军队“会剿”，才将群众镇压下去。

这一年，在江西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南昌教案”。南昌县知县江召棠因办理荏港民教械斗一案赴教堂交涉，法籍传教士王安之逼迫江在他事先拟好的条款上签字，由于江严词拒绝，被王刺伤，因流血过多致死。血案发生后，激起南昌各界人民的愤慨，前往痛哭吊祭者达数万人。一幅哀挽写道：“会垣重地而敢戕官，目中尚有人哉！吁！同僚之耻也，同宗之慼也，同乡之疚也，同种之忧也。”⁽³⁵⁾学界代表散发传单，揭露惨案真相，号召各界人民于2月25日在百花洲沈公祠召开特别大会，讨论对策。南昌革命团体易知社人士积极宣传鼓动，投身斗争。在爱国心的驱使下，各界群众络绎不绝，前往沈公祠。一时百花洲畔人山人海，所谓“下流社会”的劳动群众占了绝大多数。主持会议的绅士害怕引起暴乱，临时宣布改期集会。江西巡抚胡廷幹又派兵监视会场，不准伸张正义，深恐得罪洋人。这样，已经到会的各界群众便更加愤怒。于是，群众一哄而起，捣毁了沈公祠。随后，便举火烧教堂，城内外英法四所教堂一日之间尽成废墟。杀人凶手王安之被击毙。英法传教士及其家属八人亦被杀。

此案发生后，法国公使大肆咆哮，说中国人排外。英、法军舰驶入鄱阳湖示威。清政府急忙宣布将胡廷幹撤职，派津海关道梁敦彦偕同法国使馆人员往江西查办。经过近三个月的磋商，签订了《南昌教案合同》，清政府被迫把江召棠的被害说是“情急自刎”，竟杀害六名中国人抵命，将地方官吏多人撤职，赔偿教堂银二十五万两。这个消息传到日本后，中国留日学生非常愤慨。同盟会员宋教仁从日本报纸上翻译了《痛诋法人之无道》的论文一篇，名《南昌事件概论》，寄回国内“报馆登之，以壮国人之气”⁽³⁶⁾。

1906年以后的三四年间，“焚教堂，戕教士”的案件仍然时有发生。1907年5月，浙江象山县乡民捣毁教堂，掀起反教会压迫斗争。6月，四川开县谭汝霖率众“打教堂”，将城内教堂、学堂及教民房屋拆毁。知县率兵镇压，被群众击退。群众很快转向抗捐斗争，将酒捐肉厘各局一概捣毁。9月，江西南康天主教民因勒买攘抢耕牛起衅。农民黄太盛等为了报仇，设坛学习神拳，并将教堂付之一炬，杀死法籍传教士一人，教民数十人。反教会斗争很快波及赣州、崇义等地。清军前往镇压，群众被捕杀十余人。于是，各乡习神拳群众迅速结成队伍，“黄衣执祯”，围攻赣州城。不久，被清军残酷镇压下去。1908年，安徽英山县乡民烧毁教堂。此外，先后发生反教会压迫斗争的地方还有：湖北随州、蕲春，山西左云等州县。

综上所述，1906年以后，全国反教会斗争的次数有逐渐减少的趋势，社会影响也不如以前显著。这一方面是由于南昌教案发生后，清政府颁发上谕，再次严命各省文武官吏，切实保护外国人财产及教堂，又命张之洞会同外务部“妥筹民教相安之法”，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另一方面，同一时期内各省收回利权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广大劳动人民纷纷卷入了新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这表明，随着国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农民自发的反教会斗争，已开始让位于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